看《潜伏》话“军统”<zt>

zhangyl

看《潜伏》谈“军统” (四十一）



其实，陈恭澍这一年多的折腾，纯粹是自己吓唬自己，他真是没有读懂他的这位戴老板。

第一，戴笠是最“护犊子“的。我的人，我整治可以，轮不到别人来欺负。莫说陈恭澍罪不至死，就是真犯了死罪，他也会想尽种种办法予以维护，王天木不就是例子？

戴笠唯一“栽面儿”的，是张超被陈仪枪毙。戴笠托人都托到了蒋介石那儿，因为蒋介石考虑陈仪的背景实在特殊，没有答允，戴笠已经尽力了。

至于赵理君，那是他自速其死，别人帮不了他。

第二，对自己的部属，戴笠从不会较真儿，翁光辉背着他给老头子送情报，戴笠都照样用他，何况陈恭澍不过是在工作中因经验不足造成的失误。

按：凡事都有例外，戴笠是个好面子的人，不论是谁，如果是给军统局丢了人，戴笠下手毫不容情。

1938年10月，蒋介石接受我党的建议，提出“游击战重于正规战”的方针，双方合作开办“军事委员会军训部南岳游击干部训练班”，以培训游击战骨干、开辟敌后战场。戴笠感觉很有用，也派了几个人前去学习，其中有一个是他军校六期的同学、临澧特训班副大队长、教官王百刚。

没想到王百刚心思不但没用在学习上，反而利用特工手段偷了培训班的班费，被当场抓获，把军统的人都给丢尽了。当时正是国共合作时期，也不便于处理他，只好做退学处理，正好借此机会“寒搀”军统。

王百刚“臊眉搭脸”地回到临澧，戴笠一听气得七窍生烟，叫你去学习，你跑去偷钱。好比晁盖骂时迁：“这两个把梁山泊好汉的名目去偷鸡，因此连累我等受辱！”结果，为了这点事，居然把王百刚给枪毙了。

第三，戴笠最喜欢少年英才，在军统当中，颇有些人，戴笠是很“宠”着的，这当中，一方面是爱才使然，另一方面，也是有一份感情在驱使。

当年，戴笠一见沈醉，觉得这孩子跟他儿子年龄相仿，还这么能干，一下就喜欢的不得了，下大力气着力栽培，十年之间，居然把一个辍学的中学生培养成军统少将！

对陈恭澍也是如此。要说陈恭澍这辈子，真是没少给戴笠捅漏子、找麻烦。但戴笠从没一句重话给他，充其量关关禁闭，坐几天冷板凳，然后一次一次地畀以重任。抗战胜利以后，如果不是戴笠出事，陈恭澍还不至于被当作汉奸，蹲了一年多大牢。

陈恭澍回到北平，找他原来的老关系，结果，因他脱离岗位一年多，谁也找不到了。

这可怎么办？

陈恭澍心一横，居然违反特务处的厉禁——直接给鸡鹅巷53号戴笠写了一封信，说我要回去，但有个要求，必须让连谋来接我。

放眼军统，敢跟戴老板提要求，讲价钱的，恐怕也就是这个陈恭澍了！

“连”这个姓，一听就是福建人。不错，连谋就是军校学生中为数极少的福建人。

大家知道，黄埔学生以南方人为主，尤其是广东、湖南、江苏、浙江、四川、湖北几省人最多，但不知为何，紧挨着广东的福建人却很少。比较出名的有一个罗列，福建长汀人，也是四期的，最后做到国民党陆军总司令，上将。再就是大家都很熟悉的吴石了，福建闽侯人，中央军校高等教育班的，也可以算是黄埔生。

陈恭澍是北平生人，但祖籍却是福建，因此与福建人连谋成了好朋友，连谋就是通过陈恭澍的介绍加入军统的。

按：连谋，福建泉州人，1907年生，军校四期步科第二团第二连，与另一个军统特务廖宗泽是一个连的。连谋的小名叫良顺，所以也有的史书称其为连良顺。

连谋曾被派往台湾受降，并于1945年11月8日到1946年7月任台湾高雄市第一任市长。

据说，上世纪30年代初，连谋曾陪同连战的祖父连横先生一同前往福建省仙游县前连村的连氏宗祠拜祖寻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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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潜伏》谈“军统” (四十二）

戴笠做事，往往出人意表。不几天，连谋真的到北平，按约定的暗号找到了陈恭澍，说戴老板派我接你回南京。

在忐忑不安中，陈恭澍见到了戴笠。

此刻，我估计他害怕倒不一定有多害怕，不过恐怕真是有一种“愧对江东父老”的感觉。

没有预料中的大发雷霆，戴笠只是很平静地说，“团体”有“团体”的纪律，不处分你是不行的。你去找刘乙光报到吧。

这么大的事，这就完了？估计陈恭澍肯定悔得想抽自己大嘴巴。

出了门，迎面遇见的，正是“洪公祠”的同学刘乙光。

毕业三年多了，各忙各的，刘乙光现在已经是特务处本部的特务队长了，主要职司，除了警卫值勤外，还有一项就是负责监管犯了纪律的“同志”，也就是看守“甲”地和“乙”地。

老同学在这样一个场合下重逢，彼此都是百感交集。很显然地，谁都不知道说什么好。事实上也无须多说什么。

刘乙光陪着陈恭澍来到一个叫“羊皮巷”的地方，陈恭澍知道，这就是传说中的“乙”地了，站在门口迎接他的，居然是侯子川！

侯子川是陈恭澍刚到北平时，发展的第一个情报员，后因暴露，陈推荐他到南京特务处本部工作，如今，侯子川已经是“乙”地的看守长了。

侯子川在这样一个情况下见到老上司，都不知道说什么好了。刘乙光告诉侯子川，要尽可能地关照“恭澍兄”。其实何待他言，侯子川早就给陈恭澍安排好了一个单间，并跑前跑后地帮他照料一切。

实际上，陈恭澍是搞惯了行动的人，最怕寂寞，还不如多安排几个人聊聊天，像这样一个人住单间，反而如坐苦刑。

正在闲得无聊至极，当班的看守进来了，一个身材高大、皮肤黝黑的小伙子，把一包东西放在桌上，冲陈恭澍笑笑，什么也没说就走了。

陈恭澍挺纳闷，打开一看，是茶叶、糕点等食物，还有一个条子——“旧属陈国瑞恭送”。

居然是陈国瑞！当年，这个楞小伙一脚踹开吉鸿昌的房门，也踹开了自己加入“团体”的大门。事后，陈恭澍保送他到南京学习，如今就在刘乙光手下当看守。

当年的熟人怎么全跑到南京当看守来了！

陈恭澍虽然微感尴尬，但在禁闭中的日子可是过得着实滋润，一有机会，侯子川就把他请到办公室，摆酒款待他，并告诉陈恭澍一个他最想知道的消息——陈恭澍的太太，已经被接到南京，就安排在“甲”地暂住。

陈恭澍问侯子川能不能给太太送个信儿，让他放心，侯子川说这事好办，你找陈国瑞就行了。

就这样，陈恭澍在“呼风唤雨”中度过了自己关禁闭的日子。

按特务处的惯例，关禁闭是没有期限的，戴笠不说，别人自然也不敢问，换句话说，从理论上讲，有可能关你一辈子。在特务处，没有国法可言，戴老板就是天！

当然了，也有可能很快就放了你，全凭戴老板一句话。

在毫无征兆的情况下，陈恭澍结束了自己的禁闭，此时已是1936年夏天。

代表戴笠与陈恭澍谈话的，是特务处书记长张毅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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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潜伏》谈“军统” (四十三）

张毅夫，更多的人习惯叫他做张严佛。湖南人，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曾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南昌行营调查科副科长，转入特务处后任特务处书记长。

在这里必须要专门介绍一下南昌行营调查科。

南昌行营调查科是早期国民党中央特务系统的三大派别之一，另两个派别即CC系把持的中央党部调查科和戴笠任处长的复兴社特务处。

南昌，在上世纪20年代末到30年代中期是个很重要的地方，其原因，大家都清楚了，是出于与我党作战的需要，南昌成为了军事要冲。

1928年10月，蒋介石结束了与阎锡山、冯玉祥、李宗仁等的“中原大战”，便亲临南昌策划指挥“围剿”工农红军。并在这里成立了“海陆空军总司令南昌行营”，地点就在南昌名闻遐迩的风景区“百花洲”。

第一任南昌行营主任是鲁涤平。他指挥了第一次“围剿”。其结果，大家都清楚——“前头捉了张辉瓒”。

第二任南昌行营主任是何应钦。他以“步步为营”的战略战术开展第二次“围剿”。其结果，大家也很清楚——“为营步步嗟何及”。

南昌行营调查科就是在何应钦任南昌行营主任期间成立的，时间是在1931年3月，晚于中央党部调查科，但比特务处的成立早一年。

南昌行营调查科的任务，自不待言是搜集情报。第一任科长是何应钦的亲信郑仲坚，但他只干了很短的一段时间。

1931年6月26日, 成立“陆海空军总司令南昌行营党政委员会”，蒋介石兼任委员长，并由蒋的侍从参谋邓文仪接任南昌行营调查科科长。

邓文仪，湖南醴陵人。军校第一期第一队，这个队也出了不少人，复兴社的“十三太保”，光这个队就占了仨，除了邓文仪之外，还有贺衷寒与曾扩情，另外还有宋希濂、罗奇。我们这边的，有徐向前元帅（当年他还叫徐象谦）、还有“黄埔骄子”蒋先云。

邓文仪也是个少年得志的人，1906出生的他却是军校一期生，比六期的戴笠小十来岁，闹不好是一期生中最小的。

邓文仪曾参加过东征，但没有参加过北伐，因为他早在1925年10月就派往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是邓小平同志的同学。1927年3月，邓文仪在“4.12”之前回国，1928年起任蒋介石侍从秘书。并积极参与了复兴社的组织与成立。

1931年3月，年仅25岁的邓文仪主持南昌行营的情报工作，副手就是张毅夫。

1934年6月，南昌机场着了一把大火，烧毁了10多架空军刚从意大利买的新式轰炸机，显然地，调查此事的责任肯定会落到邓文仪身上。

邓文仪很快查清了事实真相，但因涉及国民党高层和派系斗争的缘故，令邓文仪感到非常难办，许久不能把调查结果上报给蒋介石，拖了一两个月都没有回音。蒋介石极为愤怒，因此事影响很大，老蒋也受到多方的责难。结果蒋暴怒之下，不但免去邓文仪“本兼各职”（居然有14个之多），连南昌行营调查科这个单位都给弄了个“销号”处理——取消编制，除邓文仪外，全部人员并入特务处。

大家不要小看这个“调查科”，与现在的“二人科”、“三人处”相比，戴笠的特务处有近700人，已经够惊人的了。那么你知道南昌行营调查科有多少人？

你想都想不出来！好家伙，这个科居然有1700多人！

所以这次的合并，戴笠是以小吃大，因此戴处理得极为慎重，为表示尊重，特地派军校三期的学长柯建安代表他去办理接收手续。当张严佛率南昌行营调查科的100 多名中层以上干部到南京特务处报到的当天，戴笠组织全体人员到大门外列队欢迎，并发表讲话，表示今后一定会一碗水端平，让大家不要有畛域之分，大家和衷共济，为“党国”效力。

南昌行营调查科的并入，对于特务处来讲是一件划时代的大事，一方面减少了一个强劲的竞争对手；另一方面，一大批才俊之士进入戴笠“毂”中，如张毅夫、王新衡；更重要的，其中有大批的原GCD员，象前面提到的“训练专家”谢力公，就是这次转入特务处的，戴笠最头痛的反共工作，从此也扎下了根基，可以与中央党部调查科叫板了。

另外还有许多知名人士，在转过来之前被陈诚挖走，把戴笠气得要死，提起来就在背后痛骂。

再说邓文仪，被蒋免去 “本兼各职”以后不久又恢复了工作，但转入了军队政治系统，各种各样的“政治部主任”都干遍了。但终因受此挫折太大，直到逃台，最高也没有超过“部”一级，估计是所有一期生中最“惨”的。

最“小”的闹了个最“惨”的。可见，有时候提拔太早了也没什么好处。

1990年，邓文仪曾返回大陆，并受到莫斯科中山大学老同学邓小平同志的热情接待。

邓文仪于1998年辞世，享年92岁。

再说张毅夫，为了安抚南昌行营调查科的“转入”人员，同时也是确实欣赏张毅夫的才干。两家合并的同时，戴笠便任命张为特务处书记长。

这个任命很不寻常。

当时特务处副处长郑介民正以“军事考察团”名义前往欧洲考察，回国以后任参谋本部第二厅第五处少将处长，虽仍兼特务处副处长，但不大管事。张毅夫便成为了特务处事实上的“二把手”（民国时期习惯上叫“副首长”）。

张毅夫也是个传奇人物，以后在“宣侠父案”、西安事变和湖南起义中，都会谈到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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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潜伏》谈“军统” (四十四）


以后的事以后再说，先把陈恭澍的事说完。

张毅夫找到陈恭澍，告诉他，戴先生出差了，走之前委托我找你谈话，让你去当天津站站长。至于工作，以后自然会与你联系，并将与戴通话的密码交给了陈恭澍。

至此，从1934年底逃亡，到1936年结束禁闭，经过一年半的蹉跎，陈恭澍官复原职，只是从北平换到了天津，好象是有意让他“在哪儿摔倒就在哪儿爬起来”。

却说这一年半，平、津两站的变化都很大。

北平方面，继陈恭澍担任站长的是李果湛，李果湛就是从南昌行营调查科转过来的，毕业于日本士官学校，原GCD员。北平站书记则是毛人凤的弟弟、陈恭澍的挚友毛万里。

天津方面，王子襄死后，陈恭澍等于是没有名义的天津站站长，陈恭澍逃亡以后，特务处派吴庚恕担任站长，在后面的上海特工血战中，吴庚恕会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这里暂且不题。天津站书记就是前面提到过的烈士曾澈了。

复职天津站之后，陈恭澍首先想起来的自然是他的两位爱将，通过与北平站协商，要回了白世维；又找戴老板要王文，王此时还在“丙”地监禁，戴老板一句话——“放人”。

至于那个坑了王文的刘兆南——您就踏踏实实地在老虎桥的监号里数那2000元钱吧。

目前。面临的第一项任务就是配合“制裁”殷汝耕。

3.4 殷汝耕案

殷汝耕，生于1885年，浙江平阳人，日本早稻田大学毕业，殷汝耕的哥哥殷汝骊，是近代著名的实业家。

殷汝耕也是“老革命家”了，在日本读大学预科的时候就加入了同盟会，参加过辛亥革命，也参加过北伐。

殷汝耕娶了一个日本太太，平时总是穿着一身和服，以日本人自居，并与当时的殷同（曾任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建设督办）、袁良（曾任北平市长）、程克（曾任天津市长）并称四大“日本通”。

按：殷同，其名不著，也属于“非著名”汉奸。其人与著名画家蒋兆和的著名画作《流民图》有莫大的干系。具体怎么回事，由于离题万里，笔者就不说了，大家自己到网上去搜吧。

殷汝耕自1919年回国进入政界之后，一直站在亲日的“第一线”上，1932年，中日签订《淞沪停战协定》签字，殷汝耕代表蒋介石签字；1933年，中日签定《塘沽协定》，代表国民党政府签字的，又有殷汝耕。

1933年9月，殷汝耕被委任为河北冀东非军事区的蓟（县）密（云）区行政公署督察专员，为殷汝耕此后的叛国搭建了一个平台。

1933年11月25日，殷汝耕在专员公署召开“冀东防共自治委员会”成立大会，自任“委员长”，殷汝耕任政务长，公开声称“自本日起，脱离中央，宣布自治，树立联省之先声，谋冀东之和平”。至此，殷汝耕从一个亲日分子彻底沦为汉奸。

殷汝耕的哥哥殷汝骊极讨厌他这个弟弟，早就曾经说过：殷汝耕这个人品质非常坏，为了一己的利益他可以卖友求荣，甚至出卖国家民族他也在所不惜。果真被他言中。

“冀东防共自治委员会”是中国出现的第二个汉奸傀儡政权。

第一个自然是伪“满洲国”，“成立于”1932年3月1日，辖１４个省和两个特别市：安东省；奉天省；锦州省；吉林省；热河省；间岛省；黑河省；三江省；龙江省；滨江省；兴安东省；兴安西省；兴安南省；兴安北省；新京特别市（即长春）；哈尔滨特别市。

１９３９年改为１９省、一特别市：安东省；奉天省；锦州省；吉林省；热河省；间岛省；黑河省；三江省；龙江省；滨江省；兴安东省；兴安西省；兴安南省；兴安北省；牡丹江省；通化省；东安省；北安省；四平省；新京特别市。

“冀东防共自治委员会”不久后改名为“冀东防共自治政府”。“治所”设在蓟密区行政公署，即通县的孔庙，后迁往唐山。

虽然名头叫“政府”，其实所辖区域非常有限，除原冀东地区的蓟密、滦榆两个行政督察专员公署下辖的通县、三河、密云、蓟县、遵化、玉田、平谷、顺义、兴隆、临榆、迁安、滦县、昌黎、扶宁、卢龙、丰润、乐亭等县以外,还包括昌平、宝坻、宁河和察哈尔的延庆、龙门、赤城三县。再加上后来的塘沽和大沽。

1933年11月26日，南京国民政府宣布撤消蓟密、滦榆两个行政督察专员公署，并发表声明表示不承认“冀东防共自治委员会”。11月28日，宣布通缉殷汝耕，特务处随即电令北平站，对殷汝耕“予以严厉制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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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潜伏》谈“军统” (四十五）

“殷汝耕案”延续的时间很长，涉及的特务处外勤单位也很多。总其事的，是北平站。

按说，行动工作这么重要的事情，应由站长李果湛负责，但因李从南昌行营调查科转过来不久，对行动工作、对环境都不熟悉，因此将此项工作委托给了他的搭档、北平站书记毛万里。

前面说了，“书记”只是一个幕僚长，相当于主任秘书，虽然是“二把手”，但一般来讲，是不管业务工作的。这个分工，不仅是能力的问题，还有权力之争，试问，你书记全管了，还要我这个站长干什么？

但北平站和天津站的这两个“书记”特殊，都直接管业务。

为什么，那就是人际关系上的事了。

先说天津站的书记曾澈。曾澈是陈恭澍离职以后才调过来的，原本并不认识，但他特别佩服陈恭澍，因此与陈的关系相处得极为融洽，平常总是“二哥长”、“二哥短”（陈恭澍在家里排行老二）；另外，曾澈的能力也很强，曾在天津站的下边组织了一个特务处的外围组织“抗日杀奸团”(也叫“抗日锄奸团”，简称“抗团”)，工作开展得有声有色。因此陈恭澍把工作交给他，既不虞大权旁落，同时也很放心。

再说毛万里，乖乖那就更不得了，戴老板的秘书——谁敢惹！还不要说他还有一个替戴老板看家的亲哥哥毛人凤！李果湛没事招他干什么，弄个你好我好大家好就得了。

另外，毛万里介入“殷汝耕案”，有一个别人不具备的先决条件——毛万里跟陈恭澍是铁哥们。

1932年，陈恭澍刚到北平当站长的时候，戴笠曾到北方视察过一次，当时随侍的只有两个人，一个是跟了戴笠一辈子、最后帮戴笠收尸的副官贾金南；另一个就是机要秘书毛万里。

也奇了，可能这就叫投缘吧.素不相识的毛万里、陈恭澍两人居然一见如故，没事就在一旁嘀嘀咕咕，一直到送戴笠上火车，陈恭澍把戴笠撂在一边，反倒是跟毛万里好象有说不完的话。戴笠注意到这一点，也很高兴，于是特别叮嘱二人，要互相学习、互相帮助等等。

因此，戴笠把毛万里派到北平来，焉知不是因为他有这么个专搞行动的铁哥们在天津？

当办理“吉鸿昌案”和“石友三案”的时候，由于天津站没有行动组，因此，由当时的北平站站长陈恭澍综理两案。到了办理“殷汝耕案”，由于白世维、王文等都被陈恭澍弄到了天津，北平站一下又没人了，因此，毛万里以私人的名义，邀请陈恭澍到北平协理此案。

于公于私，陈恭澍都必须得帮这个忙。于是，陈将工作交代给曾澈，带着王文——杀奔北平。

由于陈恭澍已经脱离工作一年多，种种情况都不甚明了，因此，最清楚“殷汝耕案”的，反倒是初来乍到的毛万里。

毛万里介绍说，从1933年11月殷汝耕成立“冀东防共自治委员会”到现在已经三年了，之所以“殷汝耕案”进展这么慢，主要是北平所处的地理位置比较敏感，日本人渗透得非常厉害，情况异常复杂。另外，不管“冀东防共自治委员会”是不是一个合法的政府，他总归是一个组织，也就是说，殷汝耕作为 这个组织的首脑，有着严密的护卫，轻易下不去手，这一点，与吉鸿昌、石友三两案的情况，有着根本的区别。

因此，根据戴笠的安排，“殷汝耕案”分为两条线在做工作：一是通过特务处河南站的一条线索，在设法争取“冀东防共自治委员会”所属的伪军冀东保安一大队队长张庆余，如果张能联合其他几个大队一同反正，对“冀东防共自治委员会”来说，不啻为釜底抽薪，到时候要整治殷汝耕这个老小子，岂不是手到擒来？

但这项工作比较复杂，急切不得。因此，还是要设法接近殷汝耕，以便直接下手“制裁”。于是，戴笠另外派来了一个神秘的尚小姐，交给毛万里运用，并告诉毛，一切事情由尚小姐自行决定，北平站只需要进行必要的配合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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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潜伏》谈“军统” (四十六）

毛万里对陈恭澍说：尚小姐非常神秘，不知道是什么来路，只是听戴老板讲，殷汝耕与尚小姐有师生之谊，不知道是哪一门子的师生。另外，这位尚小姐气质非凡，一看就不是一般人。

对行动工作，毛万里是一窍不通的，因此要求陈恭澍，最好与这位尚小姐见一面，再决定今后的行止。

按：秘密工作讲究的就是一个保密，即便是自己的“同志”。如果与本案无关，也是不得与闻的，毛万里把戴笠交给他单线联系的联络人介绍给陈恭澍，严重违反了秘密工作的原则，如果换了别人，是绝对不会也不敢这么做的。

但毛万里不怕，一是他自己和陈恭澍两个人，与戴笠的关系都不一般；二是毛万里心里有个小算盘，认为戴老板之所以让他这个外行来搞行动，明摆着就是要他借重陈恭澍的；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一点，这俩人之间的友谊，已经超越了特务工作的任何纪律，彼此之间有这个信任，相信对方能为自己豁出命去。换做陈恭澍，也照样如此。

后来陈恭澍倒霉的时候，毛万里居然用潜伏的秘密电台给陈恭澍办私事！抛开政治立场不谈，人这一辈子，能交这么一、两个朋友，也算值了。

陈恭澍当然没有意见，他需要判断一下尚小姐的情况，才能做出决定。

于是两个人一起去见尚小姐，到了饭店，毛万里让陈恭澍在楼下等一等，他先去跟尚小姐打个招呼。

等了老半天，毛万里才下来，挺不好意思的，说咱们先走吧。路上再说。

不用他说，陈恭澍已经明了，必是尚小姐不同意见面。

果不其然，当时毛万里一说情况，尚小姐认为没有必要多见一个人——你毛万里不讲原则是你的事；我要讲，这既是对工作负责，也是对自己的安全负责。

对此，陈恭澍不以为意——人家做得本来就是对的嘛。但是与尚小姐互相配合的算盘，自然就不必再打了。于是，他带着王文，到通县做了一次实地考察。

考察过后，王文与陈恭澍得出了完全不同的结论。

在吉鸿昌、石友三两案中，王文接连受挫，不但自己坐牢，还连累了上级，对此，陈恭澍当然不会去抱怨他，但王自己窝了一肚子的火，早就想大干他一场，好好出一出这口鸟气。

于是，王文一回来就制订了一个“拔据点”式的强攻计划，最吸引人的，是这个计划惠而不费——只需要陈恭澍掏钱买几辆“二手”自行车。

陈恭澍很欣赏王文的工作热情，但有了上次的教训，当然不会再任由他胡来。为了不影响王文的积极性，陈恭澍给他提了几个问题，王登时瞠目不知所以，陈随即鼓励他不要着急，慢慢来，机会总是有的。

看来陈恭澍这五个月禁闭还是没有白蹲，思虑已经非常缜密，也学会了怎样当长官，不要忘记此时的陈恭澍也只有29岁而已！

机会还真就来了，戴笠一纸电报——给陈恭澍介绍了一个好朋友，并明确告诉陈恭澍，有什么事情都可以找他商量。

天知道，戴笠有多少“好朋友”！

戴笠好交朋友，而且他的“好朋友”们极有特点：

一是层出不穷，三山五岳的好汉、业界的菁英，什么人都有，每到关键时刻或是军统的某项工作遇到什么难事，戴笠准能弄过一个“好朋友”来；

二是神通广大，不论什么事，是在国内还是国外，弄过来准能派上用场；

三是仗义疏财，只管帮忙、不计报酬，从来没人会问，我为什么要干这些事，你给我多少钱？

四是古道热肠，这些人都不是军统分子，换句话说，并非戴笠的下级，有些甚至连国家公职人员都不是。但奇就奇在这些人一个个好象都是甘为军统“两肋插刀”的那种劲头，卖力、搭钱不算、连这条命都可以交给你们！

也是戴笠的本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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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潜伏》谈“军统” (四十七）


此时，忽然传来消息，尚小姐出事了。具体的情况怎么样不清楚，但尚小姐已被殷汝耕监禁。

戴老板交代过来的人，居然在自己手里失陷于敌，毛万里急得不行，到处想办法，可又能有什么办法？

正在没奈何处，尚小姐居然自行脱困，凭着一己之力逃离虎口。其中，颇有不足为外人所道的曲折，但拿“有勇有谋”这四个字放在尚小姐身上，当是恰如其分。

这位尚小姐究竟何许人也，正史不载，但经多数人判断，此人应该就是向友新。

向友新，原名赵渝，原是胡逸民的姨太太。

胡逸民，1890年生，浙江永康人。胡逸民是老资格的同盟会会员，中山先生病逝后，胡逸民与李大钊、林伯渠等同为第一组守灵人。在北伐中，胡逸民任国民革命军军法官、总司令部军法处执法科长兼监狱科长，由于专事审判、羁押，外号人称“北伐军中刽子手”。

胡逸民的一生，先后督建过南京中央军人监狱、徐州军人监狱、汉口军人监狱等三座大牢；可笑的是，他自己又曾经四次坐牢，因此以“三次建狱，四次坐牢”而著称。

1935年11月，胡逸民第二次坐牢出来，被派到西北做杨虎城的工作，当时红军已到陕北，杨虎城的十七路军和张学良的东北军也驻扎在西北，因此这里成了特务处的情报工作重点。

通过了解，戴笠的目光集中在了胡逸民的姨太太向友新身上，他通过自己的朋友、汉口市警察局长蔡孟坚结识了胡逸民两口子。

按：蔡孟坚，生于1905年，江西萍乡人。1931年，年仅26岁的蔡孟坚在武汉抓获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特科负责人顾顺章。用他自己的话说，“如果不是顾顺章留了一手，中共的历史恐怕需要改写。”

蔡孟坚的公开身份是汉口警察局局长，同时是中央党部调查科驻武汉特派员，也就是说，蔡孟坚是中统分子。很奇怪的是，他和军统头子戴笠却是好朋友。

通过一番工作，戴笠成功地把向友新拉了过来，并介绍她秘密加入了特务处，成为一名“直属情报员”，与其保持单线联系的，正是时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武汉行营办公厅第三科第一股少校股长的毛人凤。

胡逸民哪里知道后院已经起火，通过他这个“中介”，十七路军的情报源源不断地进入特务处囊中。

杨虎城不是胡逸民，很快就发现内部出了问题，马上把所有渠道统统掐断，胡逸民还在莫名其妙，整天查身边的人，看是谁出了问题。

为了保护向友新，戴笠将计就计，给胡逸民安上了一个擅自搜集情报、破坏“中央”与十七路军关系的罪名，把这个盖监狱的专家第三次送进了监狱。

这时，适逢“殷汝耕案”，因向友新与殷汝耕相识，戴笠遂将其派到北平交给毛万里“运用”，没想到画虎不成。但向友新能在万般危险中逃出生天，也不是一般人。

逃回重庆之后，向友新改名为向影心。1938年，向影心嫁给了她当年的联系人毛人凤。

估计毛万里做梦也不会想到，当年的“尚小姐”，几年之后居然摇身一变，成了他的“五嫂”（毛人凤在家中排行第五，毛万里是其六弟）。

如果光是这点事，胡逸民和向友新这两个人，不过是历史上的匆匆过客，但这两口子还做过一件事，足以使他们写进现代史。

1935年1月29日，时任红十军团军政委员会主席的方志敏同志，在江西怀玉山区被捕，关押在南昌国民党驻赣绥靖公署军法处看守所。

当时胡逸民也在这里坐牢，因他身份特殊，有相当的自由度，连带着经常来探监的向友新，都结识了方志敏，一来二去，彼此就很熟了。慢慢地，胡逸民为方志敏的革命意志所打动，一个老国民党、一个坚强的GCD人，在特定的环境下，竟成了无话不谈的朋友。

为了尽朋友之道，胡逸民曾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安排方志敏越狱，但可惜未能成功。

1935年8月6日，方志敏同志被秘密处决。临刑前，方志敏将自己在狱中全部16万字的文稿，包括致党中央的一封信交给胡逸民，请他带到上海，交宋庆龄、鲁迅等人转交党中央。并对胡逸民说：“请你记住你对我的诺言，无论如何，你要将我的文稿送去。大丈夫做事，应有最大的决心，见义勇为，见威不惧，要引导人走上光明之路，不要被人拖入黑暗之潭！”

1935年11月，胡逸民出狱后，通过几条渠道送出了文稿。其中一批，经向友新之手辗转交给了章乃器的夫人胡子婴女士，胡子婴通过宋庆龄交给上海地下党负责人潘汉年同志。在这批文稿中就有为我们所熟知的《清贫》和《可爱的中国》。

胡逸民的义举，为我们留下了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

zhangyl

看《潜伏》谈“军统” (四十八）

回过头来再说戴笠的“好朋友”。

陈恭澍亲自去车站接的，这回来的好朋友叫胡永荃，其实叫什么并不重要，反正都是化名，符号而已。

胡永荃大高个，器宇轩昂，两口子来到天津。

胡永荃的做派象极了王天木——也不见他上班、也不见他有什么正经的营生，花起钱来可是毫不含糊，大手大脚，一来就先租了一套大房子，没事就请陈恭澍过去坐坐，请吃饭。

没过几天，胡永荃又买了一辆汽车，请陈恭澍去兜风，并且说，我这车没啥用，要用车尽管开走，把陈恭澍听得啧啧称奇——这戴老板交的朋友都什么路数！

一来二去，陈恭澍与胡永荃已经很熟了。在聊天中，陈恭澍得知，胡永荃带来的其实是个姨太太，他的亲姐姐，居然就是殷汝耕的姨太太。

——原来如彼，这才是戴老板的用意！

于是陈恭澍试探着问胡永荃，可不可以让“嫂夫人”跑一趟通县，去看看姐姐，包括那位素未谋面的汉奸“姐夫”殷汝耕。

没想到胡永荃一口答应：“没问题，让她跑一趟，你们想让她看什么，你自己直接交代给她吧，省得我转述说不清楚。”

哈，胡永荃“门儿清”。

戴笠的朋友，都跟戴是一个类型的，脑子极为好用——你们想干什么事，我全明白，但决不会去点破。你让我办的事，能办的我全办。不该问的，我一句都不会多问。

于是陈恭澍对胡夫人进行了一次“速成”式的情报侦察培训，包括从进了大门到离开，都需要观察哪些事物、谈话中旁敲侧击地，应该了解哪些内容，等等。

胡夫人也是个脑子十分清楚的人，一趟通县跑下来，不但回答了陈恭澍的所有问题，而且对陈的打算也了然于心。

陈恭澍的意思是——拉出来，或者打进去。

所谓“拉出来”，就是从殷汝耕的身边发展一个工作对象，纵不能直接制裁汉奸，也可起到里应外合的作用。

对此，胡夫人直截了当地告诉陈恭澍——没戏，首先，她姐姐肯定不是这块料，别再把她给吓死了。其次，她身边的人，可能性也不大，因为连他姐姐，都不是想见殷汝耕就能见到的，遑论他人。你发展一个干粗活的，有什么实际意义？而且万一泄了密、掉了底，岂非适得其反？

再就是“打进去”，派一个人到殷汝耕身边卧底。

这条路，胡夫人认为，要想往殷汝耕身边派人，那是想都别想，因为甄别很严，日本人都要插手，不是殷汝耕自己所能决定的。

如果是往她姐姐身边派个人，胡夫人倒认为靠谱，因为进个女佣的事情，她姐姐是可以做主的，但不能让她知道真相。

这个意外的线索让陈恭澍很兴奋，但问题跟着就来了。

——天津、北平两站，都没有女特工。到哪里去物色这个“女佣”？

陈恭澍自然又想起了当年的杨玉珊。

前面说了，杨玉珊已经嫁给郑恩普，并且离职回家，当起了全职太太。

按：在特务处的早期，规矩还没有那么大。一般的工作人员，结婚、离职，都不太管，即便是陈恭澍，结婚也没有打报告，后来戴老板知道了，不太高兴，但也没有太说他。

到抗战一开始，也就是军统成立以后就不行了。首先是抗战期间，一律不准结婚；第二，所有干部，无论有没有家，下班后一律住单身宿舍，不准回家；第三，任何人不准离职，“站着进来，躺着出去”！

不过，话是这么说，也不是绝对的，分人——毛人凤不是结婚了？毛森不是结婚了？沈醉不是结婚了？都是在抗战期间的事。

所以啊，所谓规定，都是规而不定，看你在单位混得怎么样了。

陈恭澍约见杨玉珊，杨慨然应允，如果需要我做什么事，义不容辞。

但新的问题又来了——杨玉珊是近视眼，而且是不戴眼镜不行的那种，这可就有问题了，哪有戴眼镜的女佣？

现在的保姆、阿姨，戴眼镜的都极少，何况是70年前，这太令人起疑了，不行。

一计不成，陈恭澍又生一计，他问胡夫人，有没有可能请殷汝耕到天津来做客，就便下手。

对此，胡夫人觉得不是完全没有可能，但人家殷汝耕现在是一个“政府首脑”了，架子很大，不是随便能请得动的。即便是他自己万般想来，也得看日本人同意不同意，那是一件遥遥无期的事情，可遇而不可恃。如果干等着他来，那得把人急死。

这也不行，那也不行，这可怎么办？

zhangyl

看《潜伏》谈“军统” (四十九）

这个时候，特务处的另一条线起了作用，这事说来话长，得从头说起。

前面说了，特务处一直在策反“冀东防共自治委员会”所属的伪军部队冀东保安一大队，冀望把“冀东防共自治委员会”来个“连锅端”！

我们现在通称的“伪军”，在抗战期间是有个正式名称的，叫做“皇协军”。什么含义，笔者没有考证过，从字面上看，因日本鬼子自称“皇军”，那么“皇协军”估计就是协助“皇军”的意思了。

不过这个时候日本鬼子还没有全面入侵中国，“冀东防共自治委员会”在当时属于“试验田”、“新事物”，一切都没有那么“规范”，所以，它所属的伪军部队，就是很简单的叫做“冀东保安队”。

“冀东保安队”听着不起眼，但规模可不小，尤其是他的第一、第二两个大队。

第一、二两个大队的老底子，是于学忠的部队。

于学忠原是吴佩孚系的，后转投奉系，1930年，于学忠随张学良入关后，被任命为平津卫戍司令。1932年任河北省主席兼北平军分会委员。1933年4月任华北军第1军团总指挥兼陆军第51军军长，

1933年5月《塘沽协议》签订之后，冀东被划为非军事区。蒋介石密令于学忠另成立五个特种警察总队，训练之后开入冀东。

于是，于学忠抽调51军的张庆余、张砚田两位团长和部分下级军官，从河北征兵万余人，组成了河北特警第一总队和第二总队，张庆余、张砚田分任总队长，每人都统辖7000多人，基本上相当于一个师的兵力，规模还是很大的。后来又成立了三个总队，就没这么大规模了。后来于学忠又跟着张学良去了西北，接替他的商震，将河北特警总队改名为河北保安队，仍驻冀东。

“冀东防共自治委员会”成立之后，殷汝耕将河北保安队更名为冀东保安队，成了汉奸武装。

张庆余等人当然并不甘于当汉奸，曾经请示过商震，商认为暂时不宜“翻车”，可以先这么对付着。

——既然政府都认可了，那张庆余他们自然也就只能“对付”着了。

问题是你张庆余肯“对付”，别人不这么想。

首先是张庆余的儿子就不干，认为给这样一个汉奸爸爸当儿子实在是丢人，于是登报声明，与张庆余脱离父子关系。张百口莫辩，只好让他的太太转告儿子：将来总有见分晓的一天，你耐心等待，看你父亲是什么样的人。

恰在此时，特务处找到了张庆余。

这里先要叉开一笔，说说平、津两站的人事变动。

因为——王天木又杀回来了。

1936年底，也就是“西安事变”之后，国共进入新的合作阶段，同时对日形势吃紧，正在用人之际，王天木是留日的，急需他这样的“日本通“。于是戴笠禀明蒋介石，放出了王天木，并派回北平，接替担任站长——等于是王天木和陈恭澍的岗位掉了个“个儿”。

至于李果湛，则派到武汉，担任湖北站站长，临去之前，还特地从临澧特训班条了个女学员当“工作太太“。

——怎么样？当“头儿”的就是不一样吧。

不久以后，由于北平已经成为对日作战的前沿阵地，戴笠将北平站升格为北平区，区长仍为王天木，书记为毛万里。北平区下辖三个站，北平范围内的两个，站长分别是乔家才和陈资一，另外还有一个察绥站，站长就是后来很著名的马汉三了，但此时他还是个不起眼的小人物。另外，站下边还有若干组，还有颇多的“直属情报员”，已经变成一个很大的机构了。

但是，就一样——没有行动组。所以，行动工作，王天木依然要依赖他的小兄弟陈恭澍。

天津方面变化不大，只是陈恭澍的爱将白世维被戴笠调回了南京，因已临近战时，准备加强蒋介石的随侍安保力量，戴笠当然不会放掉这么好的机会，准备向蒋推荐白世维。但后来此事没有办成，白世维本就不想再搞行动，趁机申请进陆大深造去了。

抗战胜利以后，白世维被派回北平，当了北平市警察局副局长。

zhangyl

看《潜伏》谈“军统” (五十）

前面说了，特务处还有另一条线在做殷汝耕的工作。

最初，是通过特务处河南站副站长尚玉策反了冀东保安一大队督察长方诚泽，通过方又联系上了张庆余和张砚田，结果正在这个“掯节儿”上，方诚泽暴露了，只好逃走，线索就此中断。

此时，陈恭澍已派回天津复职，并襄理“殷汝耕案”。通过了解，陈恭澍发现张庆余是东北讲武堂出来的——事情就有这么巧，天津站军事组副组长傅丹墀跟他居然是同学。

这就好办了，本来张庆余就不愿当汉奸，老同学一出面，那还有不成之理！接着，傅丹墀又通过张庆余很顺利地联系上了他的副手沈恩波和保安二大队大队长张砚田。

由于陈恭澍、王天木的历史渊源、平、津两站基本等于一体，所以此项工作，一直是北平站站长李果湛在统一指挥，陈恭澍以“客卿”的身份从旁协助。接着傅丹墀与二张联系的，是北平站下边的“天津直属情报组”组长吴安之。

吴安之，东北人，原是张学良的警卫旅团长吴泰勋的手下。

按：吴泰勋的父亲就是奉系的元老吴俊升。张作霖自任“陆海军大元帅”时，以吴为东三省保安总司令。1928年6月3日，张作霖乘专车离京回东北，吴俊升到山海关接他。4日清晨行至皇姑屯，触发了日本关东军预埋的炸药，吴俊升被铁路道钉穿入脑部，当即丧命。张作霖亦受重伤，当晚死去。

因此，张学良非常关照他这个世家小弟，与他结拜为异姓兄弟，吴年纪轻轻就当上了团长，自然也是受张的提携。

根据蒋介石的要求，戴笠一直在做东北军的工作，因此戴刻意地结交张学良，跟着又认识了张的亲信吴泰勋，并成了很好的朋友。在平、津两地，吴泰勋都有很多社会关系，经常出没于各类社交场合，连带着戴笠也结交了很多朋友。王子襄的妹妹王玉梅，就是吴泰勋介绍给戴笠的认识的，不想这一介绍送掉了王子襄的一条命。

吴泰勋是典型的贵介公子，连家里有多少钱都不知道，一切由他的太太朱九小姐（曾任北洋政府财政总长朱启钤的第九个女儿）打理。不幸朱九小姐于1948年飞机失事，结果一下家道中落，晚年的吴泰勋竟致一贫如洗的悲惨境地，1957年，吴泰勋在贫困潦倒中病逝于香港，享年45岁。

当年，吴泰勋还介绍了一些手下给戴笠，其中一个就是吴安之。

吴安之也是东北讲武堂出身，又是东北人，做这项工作再合适不过了，他带着张庆余、张砚田、沈恩波秘密会见了李果湛，表达了反正的诚意。并派沈恩波为代表，由吴安之陪同，秘密到南京谒见了戴笠。戴笠非常满意，指示北平站全力配合行动，并要求二张创造条件，掩护一座秘密电台，以便与北平站保持联系。

1936年底，王天木接替李果湛为升格后的北平区区长，继续做此项工作，由于前期的工作比较扎实，一切事情进展顺利，二张的反正成了水到渠成的事情。也无妨说，王天木摘了个特大号的现成“桃子”。

1937年7月7日，全面抗战爆发。

7月27日凌晨，日军向驻扎在通县的中国守军29军某部发起攻击，事先要求保安队予以配合。结果，张庆余部不但没有配合，反而提供方便，放跑了突围的中国军队。

为了报复，当天上午，日本鬼子就轰炸了保安队的驻地，炸死了十几个保安队队员。张庆余找来张砚田、沈恩波商量对策。张砚田有些顾虑，觉得日本人已经有所怀疑，主张慎重行事。沈恩波则表示受不了这口窝囊气，大不了跟日本鬼子拼个鱼死网破，干脆就此扯旗造反算了！

张庆余也有些拿不定主意，于是决定观察一下形势再说。

观诸历史，许多重大时间的发生，往往源于某些很不起眼的小事件。

7月28日，张庆余碰上了驻“冀东防共自治委员会”的日本特务头子细木繁，细木繁毫不客气地质问张庆余：你们是干什么吃的？为什么没有截住29军？

张庆余也毫不示弱，说：我们是维持治安的，不是打仗的，管不着你们这事！

细木繁大概也是没想到居然有人敢顶撞他，冲口而出：“我撤了你信不信！”

张庆余大怒，他取出手枪冲着细木繁说：我是中国人任命的，你算个什么东西？旁边人赶紧上来劝，俩人临走时都是愤愤不平。

怒不可遏的张庆余，憋了好几年的窝囊气此时终于爆发，当即找到张砚田、沈恩波，决定7月28日夜12时，以一、二两个大队为主，武装起义！

zhangyl

看《潜伏》谈“军统” (五十一）


7月28日夜12时，张庆余、张砚田通电全国，宣布起义。并首先包围了“冀东防共自治委员会”所在地通县孔庙，陈恭澍他们百般谋划却不得而入的伪政府，此刻大门洞开。

进了伪政府，首先抓殷汝耕，却是遍寻不着，一问他的随从，方知殷汝耕躲在柜顶，当即将其拽了下来。

依张庆余的本意，当时就要将殷汝耕就地枪决，但有人说殷汝耕原系国家公职人员，又是政府明令通缉的汉奸，还是交由政府处理为好，否则，让他逃脱了“显戮”，岂不是便宜了他？

张庆余想想也有道理，于是将其五花大绑，送到起义指挥部吕祖词关押起来。

张庆余的一念之差，让殷汝耕又多活了8个年头。

在战斗中，所有日伪机构被全部摧毁，歼灭日军及浪人200余人，包括日本特务机关长细木繁、宪兵队长何田、第一总队日本顾问渡边、教育厅顾问竹腾茂、通县顾问申茂等悉数被击毙。

根据张庆余事先的安排，驻顺义保安队苏连章团同时起义，歼灭日军200余人，于29日上午开进通县，与冀东起义队伍汇合。

此时，张庆余一直在利用北平站配发的电台与吴安之联系，却怎么也叫不通，因在此之前，二张在与北平站保持联系的同时，也与驻北平的29军取得了联系，并商定一旦起事，则向北平进发。于是决定由二大队断后，张庆余率一大队押着殷汝耕率先向29军靠拢。

由于信息不畅，张庆余不知道，此时的北平——

已经沦陷！

从7月7日“芦沟桥事变”到7月29日北平沦陷，只有短短的22天，但这22天的历史，足够写一本书的。在这里概要叙述一下当时的几个重要时间节点和几个重要人物。

1931年“九·一八事变”的结果，不仅是东三省沦陷，更重要的，在日军的不断渗透之下，到1937年，日军已形成了从东、西、北三面包围北平的态势。

北平危在旦夕。

驻守北平的是第２９军，军长宋哲元。

宋哲元原是冯玉祥的人，1930年，张学良武装“调停”中原大战之后，收编了宋哲元的部队，归入东北军系列，后改编为国军第２９军。由于第２９军系杂牌军改造，装备不足，全军上下人手一把大砍刀，人称“大刀队”。

宋哲元的一生，与“九·一八事变”和“芦沟桥事变”密切相关。

“九·一八事变”的第三天，宋哲元即率２９军全体官兵通电全国：“哲元等分属军人，责在保国。谨率所部枕戈待命，宁为战死鬼，不作亡国奴，奋斗牺牲，誓雪国耻。”1933年，第２９军以大刀与日本鬼子血战喜峰口，取得“喜峰口大捷”，著名的“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就是从这儿唱响的。

“芦沟桥事变”爆发，中国第29军司令部立即命令前线官兵： “卢沟桥即尔等之坟墓，应与桥共存亡，不得后退。”

当时宋哲元除担任第２９军军长以外，还担任“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

宋哲元是一个很复杂的人物。宋是西北军出来的，这是一支封建色彩极为浓厚的军队，许多高级将领忠于国家民族，但并不忠于蒋介石，蒋发给宋哲元的委任状，宋能“嚓嚓”几下，撕个粉碎，就这么不给面儿。但他们无限忠于他们的老长官冯玉祥，即便已经归属于他人，心里仍然想着“冯先生”。实际上，“冀察政务委员会”的成立，就是宋哲元为了为获取华北大权周旋于蒋、日之间的结果。

当然，这一点并无损于他后来成为一个坚定的抗日将领的任何成色。

第２９军下辖5个师：

秦德纯：第29军副军长、北平市市长。

佟麟阁：副军长

　　冯治安：第37师师长，驻北平、南苑、西苑、丰台

　　张自忠：第38师师长，驻天津、大沽、沧县、廊坊

　　赵登禹：第132师师长，驻河北省大名、河间

　　刘汝明：第143师师长，驻张家口、张北，怀来

郑大章：第9骑兵师师长，驻守通县，南苑

7月26日，华北驻屯军向第29军发出最后通牒，要求中国守军于28日前全部撤出平津地区，否则将采取断然行动。

对此，宋哲元严词拒绝，并于27日通电全国，表示坚决守土抗战。

7月28日上午，日军按预定计划向北平发动总攻。南苑是日军攻击的重点。当天，第29军副军长佟麟阁、第132师师长赵登禹壮烈殉国。

第２９军是一支光荣的部队，在抗战中，仅战死沙场的将级军官就有三位。佟麟阁、赵登禹之后，1940年5月16日，原第29军第38师师长，时任国军第三十三集团军总司令的张自忠上将亦壮烈殉国。成为自抗战之后，以上将衔、集团军总司令职亲临前线，战死沙场的第一人。

为了纪念他们，1945年，经冯玉祥提议，北平市市长何思源签发“北平市政府户字第59号训令”将南河沿大街、北河沿大街和铁狮子胡同三条街道分别改名为佟麟阁路、赵登禹路和张自忠路，沿用至今。

28日夜，宋哲元等根据蒋介石的命令撤往保定，29日，北平沦陷。

30日，天津弃守。

但是，远在通县的张庆余们并不知道，在他们起义成功、砍瓜切菜般地狠宰日本鬼子的时候，北平城里已换了人间,仍在按原计划行动。

zhangyl

看《潜伏》谈“军统” (五十二）

张庆余率部行至北平安定门与德胜门之间时，突然遭到日军截击，抢走了殷汝耕，日本驻北平领事馆武官今井武夫派北平警察局局长潘毓桂打开城门，将其藏在张敬尧毕命于斯的“六国饭店”内保护起来。

张庆余部猝然遇敌，损失近半，冀东保安一大队副大队长沈恩波在战斗牺牲。只得向保定方向撤离，行至中途，又被盗墓贼孙殿英部截击缴械，4000余官兵徒手步行到保定集合时，才与特务处保定组联系上。

相比之下，殿后的保安二大队张砚田部反而损失不大。

事后，张庆余、张砚田二人特被蒋介石召赴南京会见，并任命张庆余为新军督练处处长、张砚田为新编第2师师长，两人均官升一级，成了将级军官。

后来，张庆余又升为第九十一军副军长、国民党军委会中将参议等。

张砚田部后改番号为118师，划归第一战区第68军军长刘汝明部。由于张砚田部长期在华北地区作战，抗战开始以后，戴笠向张砚田要来了一批下级军官送到军统临澧特训班学习，毕业后派回北平潜伏。其中一个叫麻景贺的，就是后来以第三名的排位进入台湾“戴公祠”“陪祀”的麻克敌。第一名则是曾澈。

再说汉奸殷汝耕，总算撞天之幸，拣回一条命，也是吓得三魂出窍、七魄升天。

麻烦事还在后头等着他呢！首先是细木繁的太太就不干，说殷汝耕与冀东保安队串通一气，否则怎么会不杀他？结果被日本人关进了监狱。

殷汝耕出狱以后，不思悔改，又在汪伪政府中担任多项伪职。

至于“冀东防共自治政府”，日本人令殷汝耕“自行辞职”，“政务长”一职改由池宗墨接替，“治所”则由通县迁往唐山。

1937年12月14日，日本鬼子在华北扶植了又一个傀儡政权，即以汉奸王克敏为首的 “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次年2月，“冀东防共自治政府”被并入“中华民国临时政府”。

抗战胜利后，殷汝耕、池宗墨均于1945年12月5日被逮捕，羁押在北平炮局胡同陆军监狱。殷汝耕自忖必死，在狱中手抄《金刚经》留给亲属（殷汝耕的字写得很好，够书法家级别的，当字帖用一点问题没有），但皈依佛门改变不了他的命运。

1946年6月26日，殷汝耕被送至南京，关押在老虎桥监狱。1946年7月31日，南京高等法院做出判决：“殷汝耕连续通谋敌国，图谋反抗本国，处死刑，褫夺公权终身。全部财产除酌留家属必需生活外，没收。”

对此，殷汝耕表示不服，数次申请复判，写了好几万字的《自白书》，列举了自己“协助抗战”的颇多"功绩"。但均被驳回，延至1947年12月1日，殷汝耕被执行枪决。

据当时报载：殷汝耕在走向刑场的路上还在大声呼喊：“本人并非叛国，我的心还是向着国家的。”“执行人以小手枪对准殷脑后，弹从左额出，一枪未断气，再从鼻梁补上一枪，终毙命。”

虽然多活了几年，殷汝耕终究没有逃脱“显戮”。

　　至于接替殷汝耕当了8个月“政务长”的池宗墨，经审判，同样以“通谋敌国，图谋反抗本国”罪，判处死刑，在北平执行枪决

zhangyl

看《潜伏》谈“军统” (五十三）

3.5 王克敏案

前文说了，北平沦陷之后几个月，1937年12月14日，日本鬼子在华北扶植了又一个傀儡政权，即以汉奸王克敏为首的“中华民国临时政府”。

“中华民国临时政府”这个名字起得极为可气，因为他与1912年元旦﹐孙中山先生在南京宣布成立的“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名字完全一样！

后世史家为了避免叙事上的混淆，往往加一个定语，称中山先生成立的“中华民国临时政府”为“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对王克敏成立的所谓“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则称其为伪“中华民国临时政府”。

王克敏，生于1879年，浙江杭州人，字叔鲁。

王克敏是前清举人，曾任职清政府驻日使馆，回国后任职于外交部。

王克敏是一个财政官僚，段祺瑞执政期间曾出任中国银行总裁，并且三度出任财政部长。北伐成功后，蒋介石曾通缉王克敏。

在宋哲元的“冀察政务委员会”中，王克敏曾担任委员，还曾在东北政务委员会、北平政务委员会等任职。

看王克敏的照片，其外貌令人望而生厌，毫无政治家的风范，骨瘦如柴不说，整天佝偻着身体，像个晒干的虾皮。由于两眼畏光，王克敏终日戴着个黑眼睛，人称“王瞎子”。

实际上，这是老了以后，看王克敏年轻时的照片，还是比较周正的。

1937年7月，平、津两地相继陷落，各种各样的失意政客们仿佛一下找到了主心骨，争先恐后地跳了出来。有时候看那段历史，真奇怪素以讲求气节闻名的中国，哪来的那么多汉奸。

在日寇占领北京之前，涉及到管理北平的全部行政、军政职务，均由29军的几位高级军官兼任。他们一旦撤离，北平就等于没有政府了，换句话说，没人管了，所以不能全走，总得留几个人。因此，1937年7月28日，宋哲元率部撤离北平之前，将他自己担任的、“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冀察绥靖公署主任”和秦德纯担任的北平市市长等职务，全部交给张自忠“代理”。

但张自忠只“代理”了10天。7月29日，日寇进城，张自忠勉强周旋了几天就干不下去了，只能于8月7日黯然离去。

8月8日，日军接管北平防务。

就因为干了这10天，张自忠还背上了一个“汉奸”的名声，舆论都称其为“华北头号汉奸”，报纸上的标题称其为“自以为忠”。

实际上，宋哲元走的时候，对于究竟留下张自忠还是秦德纯，曾有过争论，因为谁都知道留下的结果是费力不讨好，而且肯定背上“汉奸”的骂名。

最后的结果是张自忠留下了。这个时候真的不能责怪谁，总得有人留下——走的，是为了保留抗日的火种；留下的，是为了与日寇周旋，尽可能保全百姓。好比公孙杵臼与程婴，一为其易、一为其艰。

1939年，张自忠在接受《大公报》记者采访的时候曾说：“华北沦陷，我以负罪之身，转战各地，每战必身先士卒，但求以死报国。西北军出了个韩复榘，我张自忠决不是韩复榘，他日流血沙场，马革裹尸，你们始知我取字‘荩忱’之意。”

到后来，张自忠以一种近乎“自杀”的方式选择与日军决一死战，其内心深处，未尝没有以死来洗脱“汉奸”罪名之意。

7月29日，日寇进城，当天就成立了“北平市地方治安维持会”，搬出了老政客江朝宗担任“会长”。

江朝宗，1861年生，安徽省旌德县人，北洋系的重要人物。

在历史上，江朝宗以“一分钟总理”而闻名，实际上没有这么惨。1917年， "辫帅"张勋入京，“调停”黎元洪总统府与段祺瑞国务院发生的“府院之争”，当时连内阁成员都不是的步军统领江朝宗趁机于1917年6月12日当上了代理国务总理，在大家的强烈反对下于6月24日卸任，一共当了12天。

“北平市地方治安维持会”的成立虽然是在7月29日，但江朝宗一直躲在家里，没敢“就职”。一直到8月8日日军接管北平防务之后才敢露面。8月19日，江朝宗又当上了伪北平市市长。

相比之下，天津的高凌蔚可就比江朝宗“痛快”多了。1937年7月31日，天津沦陷的第二天， 高凌蔚就迫不及待地跳了出来，成立了“天津市地方治安维持会”。给人的感觉，好象他盼望这一天已经很久了。

zhangyl

看《潜伏》谈“军统” (五十四）

有了平、津两地的“示范”效应，在华北的沦陷区范围内，很快出现了一大批“维持会”，为日本人做事。

我不知道日本人对于这一点有没有感到意外，即在被他们侵占的国家中，居然会有这么多人主动与侵略者合作，而且是死心塌地的那种。

其实，看看当时的形势，不难理解为什么会出现这么多汉奸。

简单地说吧，一是在当时的情况下，相比于日本，中国确实太弱小了，很多人看不到抗日的前途在哪里，既然没有前途，那还不如投机一把，分一杯“羹”。

话说回来，即便是看不到抗日的前途，毕竟在4万万五千万同胞中，甘愿当汉奸的人，总归是少数。那么我们来看看这些自甘堕落的都是些什么人，这就是我们要说的第二。

当年的汉奸，特别是那些头面人物，仔细分析一下，主要有四类人：

一是留日回来的，包括那些与日本有着种种瓜葛的人，如殷汝耕、如王克敏。

上世纪初，留日学生在中国政界和军界有相当的影响力，自清末的中国开始“睁开眼来看世界”之后，形成了一股留学潮，日本与中国一衣带水，同文同种，又是当年的世界强国，大批的人到日本学习。这些人当中，自有大批的民族菁英，同时，不可避免地，也形成了一批“亲日派”。一旦出现什么风吹草动，这些“亲日派”朝哪个方向倒不问可知。所以郁达夫会说：“读书人当汉奸，应该罪加一等”。

二是失意政客，主要是北洋军阀的残渣余孽。这些人刚刚失去统治者的地位，急需找回他们的“话语权”，等待这个机会已经等了太长时间，不一定是日本人来，不管谁来了，只要是变了天，这些人不跳出来闹出点动静，反倒是一件奇怪的事情。

三是过气军阀，最典型的就是张敬尧、石友三辈。这些人的头脑中，本就没有任何民族大义可言，有奶就是娘，谁得势我就靠上谁，到什么时候也吃不了亏。

四是社会渣滓，这些人往往不是汉奸中的头面人物，但却是最凶残的那种，最典型的就是上海的吴四宝。这些人不但没有民族大义，连起码的人性都没有，也可以说根本就不是人，所以其危害反而最大。

所谓“维持会”，毕竟重在“维持”，时间长了是不行的。而且，这些各地的“维持会”，彼此之间并无统属关系，虽说都听命于日本人，但时间长了，在协调配合上的问题越来越多，急需“统合”起来。

日本华北方面军把这个任务交给了喜多诚一。

喜多诚一，毕业于陆军士官学校，1936年3月任驻华使馆武官。1937年8月喜多诚一任华北驻屯军特务机关长，1937年9月4日，日本华北方面军司令寺内寿一大将任命喜多诚一为华北方面军特务机关长，少将军衔。并令喜多诚一尽快着手“在华北建立政权”。

喜多诚一、影佐侦昭、晴气庆胤、今井武夫，都是日军中的“谋略专家”，专事分化瓦解的“政战工作”，中国大批的汉奸，尤其是那些头面人物，多是在这几个人的“牵线”之下，粉墨登场的。

换句话说，多是被这几个人送上断头台的。

既然是搞“政府”，总得有几个具有一定“号召力”的人物来牵头，怎么也得是当过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的人物，比如在北洋政府里当过“总统”、“总理”一级的，才像是那么回事。

像江朝宗、高凌蔚之流，形同儿戏般地当过一天半天“总理”的，肯定不行，民众的认可度太低，会坍了“新政府”的台面。

不过，到这个时候了，基本上，当年有头有脸的老“政治家”们，多已凋零。为数不多在世的也早已南迁，不会留下来等着当亡国奴。

数来数去，喜多诚一圈定了几个人选——吴佩孚、靳云鹏、曹汝霖。

想是想得挺好，派人一接触，三个人都不干，放着“国家元首”不肯当。曹汝霖本就是“五四”的惊弓之鸟，当年宅子都给烧了，还差点挨了打，怎么还会出来趟这个浑水！靳云鹏则以“潜心礼佛”为由，婉言谢绝。把喜多诚一气得够戗，说“皇军来了，你们都这样不合作，到底安的什么心！”最后，给曹汝霖安了个挂名的职务了事。

相比之下，作为军人的吴佩孚，说话就极为直截了当，没有任何回旋余地：“要我出来可以，你们退出华北，再由我出来恢复法统。”

1939年12月4日，吴佩孚患牙疾，在日本医生的“治疗”之下当场身亡，享年65岁。被国民政府追赠“一级上将”,“生平事迹,存备宣付史馆”。

实在没办法了，只好退而求其次，喜多诚一想到了老牌的亲日分子王克敏。

这时王克敏正在香港，喜多诚一派“黑龙会”的日本浪人山本荣治与王克敏接洽，并陪着他去了一趟日本，敲定了卖国求荣的一系列细节内容。

按：“黑龙会”是日本的极右翼组织，最初以谋取中国的黑龙江为目标，故名“黑龙会”。山本荣治并不是一个军人，而是一个不法商人，很早就来到中国，结交了三教九流的人物，成了一个“中国通”。

1937年12月上旬，王克敏回到北平，准备“出山”当汉奸了。

zhangyl

看《潜伏》谈“军统” (五十五）

王克敏的伪“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于1937年12月14日。

许多人可能不太理解，怎么会定这么个日子，当不当、正不正的，再等几天，到1938年元旦的时候不好么？再急也不差这半个月啊。

实际上，按王克敏的原意，确实是打算着把新“政府”放在1938年1月1日“开张”的。但是，一个意外的情况打乱了他的“部署”——1937年12月13日，南京陷落。

日本方面认为，趁着中国首都的陷落，新“政府”紧接着第二天登场，可以在某种程度上更好地表现出“连续性”，同时对蒋介石的国民政府也是一种“打击”，于是临时改变计划，令王克敏于第二天将新“政府”挂牌。

1937年12月14日，伪“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在中南海居仁堂成立，由于没有找到合适人选，伪“中华民国临时政府”不设“国家元首”，以“行政委员会”负实际的责任，由王克敏任“行政委员会”第一任委员长。

伪“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管辖河北、河南、山东、山西四省，“省”级以下，恢复北洋政府时代“省下辖道、道下统县”的行政区划体系，另外尚有北平、天津、青岛等三个“特别市”。

王克敏欣欣然地当上了汉奸，陈恭澍的“买卖”又来了。

1938年1月，戴笠电令天津站站长陈恭澍“剋日赴平，对王克敏、汪时暻二逆予以制裁。”

这事也怪了，陈恭澍在北平的时候，天天办天津的案子，这会儿到到天津上班去了，又一趟一趟地往北平跑，办北平的案子——特务处没人了是怎么着，就显着你能了？

原来，此时的平、津两站，又是一番新天地了。

大家还记得成立于1937年8月的“苏浙行动委员会别动队”吧，当时是为了民族救亡而在上海成立起来的一支群众武装。与此同时，为适应北平、天津等重要敌占区的武装斗争，戴笠要求平、津两站合作，在北方也拉起了一支类似的部队，名字叫做滦榆游击司令部，两千多人，总部就设在宝坻乡下、王文的家里。戴笠委派王天木为滦榆游击司令部司令、陈恭澍为副司令，王文为直属大队大队长。

戴笠令王天木常驻宝坻，将主要工作重心转移到武装斗争上，北平区的日常工作则交由代理区长毛万里负责。

制裁汉奸显然不属于日常工作，戴笠也知道他这个前任秘书毛万里不是这块料，前次制裁殷汝耕，毛万里一点忙没帮上不说，反而差点“折”了尚小姐。这回索性也不弄那假招子了，直接把任务下给了陈恭澍，并令北平区全力配合。

接到命令，与以往一样，陈恭澍将工作交给了他的搭档，天津站书记曾澈，只身赶赴北平执行制裁任务。

早先，陈恭澍等人虽然执行的也是秘密任务，但毕竟置身于中国的地盘，一旦暴露身份，调往他处即可；即便是在工作中出了什么差错，也可以在某些场合下亮明身份，告知对方自己“国家公职人员”的身份，俾可在一定程度上获得谅解。所谓保密，更多的是出于工作的需要。

如今不同了，北平、天津均已沦陷，大家都从“秘密工作者”变成了地地道道的“地下工作者”、“潜伏者”。一旦暴露了，面对的是穷凶极恶的日本鬼子，那是要出人命的，必须加倍小心。所以，现在的保密，更多的是姓名攸关，不是玩的。

因此，陈恭澍化装成“大款”——钱庄的老板，坐上了去北平的火车。

zhangyl

看《潜伏》谈“军统” (五十六）


当年，陈恭澍刚到北平的时候，在北长街租了几间房子，这也就是最初的所谓北平站了。

后来人多了，自己也结婚了，房子不敷使用，于是又在卧佛寺街租了一所前后四进的大院子，既是陈的家，也是北平站的办公地点，同时也是像白世维他们这些单身汉的集体宿舍，这也就是所谓北平站的站本部了。当年陈恭澍脑子进水“畏罪潜逃”，就是从这里翻墙跑的。

当然了，象北平站书记王云孙、督察王平一这些人，都另外租房子住在别处，主要是避免被人一网打尽。

到了陈恭澍犯错误一走了之，为确保安全，北平站自然要搬家，谁知道你跑到哪里去了，出了什么事？所以陈恭澍从归绥回来，谁也找不到了。

几经辗转，目前的北平站搬到了煤渣胡同西头的37号院，同时这里也是主持日常工作的北平区书记毛万里的家。因此，一到北平，陈恭澍首先来到煤渣胡同，接洽毛万里。

让陈恭澍大吃一惊的是，煤渣胡同的东口路北，居然就是令人谈虎色变的魔窟——东城日本宪兵队！

换个角度想想也对，最危险的地方才最安全嘛，谁能想到，就在日本宪兵的眼皮底下，居然就是特务处的地下据点呢！

好友相见，自然有说不完的话，毛万里马上建议，让陈恭澍住到他家里来，凡事方便。

这又是一件违反地下工作原则的事——特务处的规定，严禁两个秘密机构发生横的联系，陈恭澍来找毛万里，是在戴批准的前提下做的，本已令人匪夷所思；两个秘密机构的负责人住在同一地方，更是咄咄怪事！一旦发生意外，平、津两单位岂不是让人一网打尽。

尽管如此，为了“便于工作”，陈恭澍还是住进了毛万里家。

很明显地，相比于收拾殷汝耕，“制裁”王克敏的任务更加困难了——

殷汝耕的“冀东防共自治委员会”，只是中国地盘上的一个非法组织而已。而伪“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则是处于敌占区的、有一定社会控制能力的一个政权——尽管他是个伪政权，但他有自己的军队，警察，还有穷凶极恶的日本鬼子作为帮凶，不是轻易可以相与的。

毛万里向陈恭澍介绍，王克敏的伪政府设在外交部街的外交大楼，戒备森严，想要混进去动手是不太可能的，强攻更是想都别想。

那么在路上动手行不行呢？王克敏每天上班，有两辆汽车，一辆是他本人和随从，另外一辆则是四名武装警卫，如影随行，因为王克敏也知道自己扮演的角色并不光彩，不知有多少中国人恨之入骨，因此他平时除了“上班”，几乎哪儿都不去，出门就是两辆汽车，武装警卫。

听到这里，陈恭澍已经明了，北平站和毛万里除了能为他提供不收费的食宿服务以外，在业务工作上，是不必再指望的了。

实际上，行前，陈恭澍已经想好了，到了北平，要会见他的两个同学，也是跟他共过患难的好朋友——张作兴和齐庆斌。

张作兴是陈恭澍在军校五期的同学，齐则比他俩低一期，由于三个人都是河北人（陈恭澍祖籍福建、籍隶河北，但在北京生长），在军校时经常一块儿聊天，慢慢地就成了无话不谈的好朋友。

北伐过后，三人回到北方，境况都不好——由于他们都是军校出来的，除了训练，打仗，没干过什么工作，也不属于那种一专多能的人才，所以干那些比较大众化的工作，显示不出才能。结果谁也找不到什么像样的工作，经常弄到连饭都吃不上的境地。

这样，三个人又成了患难之交。既然在北方混不下去，反正他们仨都没结婚，于是想方设法凑了一点钱，三人结伴，于1931年去了首都南京。

看来，当年的陈恭澍们跟现在的看法一样——首都的机会总是会多一点。没想到，跑到南京，照样找不到工作。据陈恭澍回忆，当时他们三个人经常只花几个铜钱买碗面、吃点辣椒，就算一顿饭。

就这样，坐吃山空，也不是办法，到最后连租房子的钱都没有了，只好当大衣、当手表，眼看就要像当年落魄的戴老板一样流落街头。

天无绝人之路。就在这个时候，陈恭澍考上了“中央军校特别研究班”，并在这个班里结识了军校的老大哥黄雍和张炎元，并通过二人的介绍，认识了当时正在组建复兴社特务处的戴笠，跟着又以戴的提携，进入“参谋本部特务警员训练班”，即我们前面讲过的“洪公祠特训班”了，从此跨入复兴社特务处的大门，并一步登天，成为负责一个“省”站的“方面大员”。

与此同时，张作兴和齐庆斌则考上了中央军校宪警班，但他们的运气没有陈恭澍好，毕业之后，既没有当上宪兵、也没有当上警察，只好又回了北方。

张作兴到河北鸡泽县政府谋了一份差使，好不容易熬到了县公安局长，结果河北沦陷、政府流亡，眼下正在北平赋闲。

齐庆斌比他好一点，毕业以后，靠着同学的介绍，加入了复兴社，并得到了“复兴社华北分社”负责人郑介民的赏识，帮他谋到了复兴社华北分社助理书记的职位。

按：“复兴社华北分社”和复兴社特务处是两个平行的组织，虽然都属于复兴社，但彼此之间并无统属关系，换言之，加入了复兴社及其所属分支机构，并不意味着进入了特务处。尽管郑介民既是特务处的副处长，又是复兴社华北分社的负责人。好比是一个老板办的两家公司，你进入了他的甲公司，并不意味着你同时也是乙公司的人。

前面说了，由于复兴社的机构越来越庞大，逐渐卷入了国民党内部盘根错节的派系斗争，更重要的，在1936年底的“西安事变”中，复兴社丢了“大”人。蒋介石震怒之下，严令解散复兴社，改组为“三民主义青年团”。眼下是1938年初，正处于要改还没改的当口，作为复兴社华北分社助理书记的齐庆斌，基本上也等于失业在家，正在北平等着另外安排工作。

相比之下，陈恭澍可算是“春风得意”了，虽然干的特务职业不那么令人向往，但毕竟也是一省“大员”，况且还掌握着一支武装部队，最起码帮老同学安排个工作还是不成问题的。

因此，陈恭澍准备把张作兴和齐庆斌都推荐到“滦榆游击司令部”去工作，而且起点都不低，一下子就是第三、第四把手，准备让齐庆斌当“滦榆游击司令部”参谋长。张作兴则为“滦榆游击司令部”政治部主任。

陈恭澍的本意，当然是提携老朋友，况且他知道这两个人的才能，都不是一般人，又知根知底，可以绝对信任。

但他不会想到，这两个铁哥们跟着他，几乎一天好日子也没过上，日后还要吃大苦、受大罪，连命都几乎丢掉。

zhangyl

看《潜伏》谈“军统” (五十七）


老友相见，抚今追昔，感慨万千，谈起近况，张、齐二人彼此常有走动，倒是陈恭澍，一天到晚鬼头鬼脑、躲躲藏藏，不知道在搞些什么名堂。

陈恭澍很坦率，明明白白地告诉二人自己的工作性质，以及此行到北平的目的，并明确要求张、齐二人予以协助。

——把特务处最极端的机密泄露给不相干的外人，这又是一种违反纪律的行为，但陈恭澍并不担心，因为彼此之间有这个信任度，即使不成，也相信张、齐不会出卖他。

对此，俩人都认为非常困难。齐庆斌说，这种事如果没有内线，根本无从下手，但是要想从内部拉出一个人来，谈何容易！如果是想往王克敏身边派进一个人去，那就更难了，一是时间不允许，二是没有合适的人，第三，没有内线的配合，外边的人也派不进去。所以，关键还是要在内部寻找线索。

不愧是军校出来的，虽然没有干过一天特务，但齐庆斌说的话可一点都不外行。

三人边吃边聊，陈恭澍问起二人的打算，并趁机邀请他们参加“滦榆游击司令部”的工作。

这么好的事，打着灯笼都找不到！张作兴一口应承。

齐庆斌却说，现在复兴社华北分社助理书记的工作还没有办交接，要等上级派人联络后才能决定。

对此，陈恭澍心中暗笑，复兴社都快解散了，你还在等着办交接？你跟谁办交接去！这哥们，参加工作这么多年了，还是这么“迂”，难怪找不到好工作！

其实这点事很简单，陈恭澍只需要跟齐庆斌的顶头上司郑介民打个招呼就行了，但他并没有说破，只是说那好吧，等你办好交接报到就行了。

这时张作兴忽然说，我家的街坊，武老先生，原来是东北军的旅长，据说他有个手下，现在在给王克敏当卫队长，似乎这是一条可用的线索。

陈恭澍一听马上来了神，他当即向张作兴提了几个问题 第一，这位武老先生的政治倾向怎么样， 第二，他跟那个卫队长是什么关系。

张说，政治倾向肯定没问题，只要一提日本人他就咬牙切齿，拍桌痛骂；至于那个卫队长，武老先生是老军头了，虽然从军队退下来了，但最喜欢炫耀当年“过五关斩六将”那点事儿，一说就是谁谁在我手下当过团长，谁谁在我手下当过营长，唯独一提这个人，就破口大骂，说丢了他的人，干什么不好，非要给王克敏当看家狗，有机会非得当面教训他。

陈恭澍听了，问张作兴有没有可能安排他和这位武老先生见个面。张作兴说我们经常聊天，很熟，应该没有问题。

于是三人约定，过几天见面再研究此事。陈恭澍要求张作兴在这几天中，要多与武老先生沟通，尽可能多了解一些情况，但不必谈具体的，到时候陈恭澍自己会与他谈。

因张作兴没有受过特务训练，陈恭澍怕他万一哪句话说得不得体，节外生枝，反为不美。

回到北平站，陈恭澍给南京特务处本部打了一通电报，要求了解武老先生的情况。

三天之后，哥几个如约见面，消息令陈恭澍极为振奋。

张作兴说，放心吧，你要的东西他都能提供。原来，张作兴找到武老先生，了解他那个后辈的情况。武老打保票说，张老弟你放心吧，他这个人我了解，即便帮不了什么也不会出卖咱们。

武老说，这个人姓卞，名义上号称王克敏的卫队长，实际上手下没有几个人，只是干个看家护院的勾当。王克敏出门的时候，没他什么事，另有贴身警卫，那才是真正的心腹。

另外，武老说，卞队长其实很清苦，每周只有一天能回家，其他时候都得在王克敏家值班，也挣不了几个钱，经常发牢骚，说要不是为了养家糊口，谁会来干这种挨骂的事。

这时陈恭澍发现一个问题，说你问了这么多，他不觉得奇怪吗？张作兴说他问了，我说是想介绍个朋友给你。他说好啊，只要是朋友怕什么。陈恭澍说那就明天，你介绍我们认识一下。

此时，特务处本部的电报也已经回了过来，大意是此人曾当过东北军的旅长，现带着小妾住在北平，政治倾向上未发现明显问题。

有了这个覆电，陈恭澍心里就更踏实了，可以放开与武老先生谈了。

次日，张作兴陪着陈恭澍拜会了武老。陈恭澍自称姓赵，是天津某钱庄的老板，但话里话外，多少透露出一些信息，是针对王克敏去的。

武老则非常坦诚，说我已经是废人一个了，如果国家有用我的地方，义不容辞！

zhangyl

看《潜伏》谈“军统” (五十八）

话一说开了就好办了。陈恭澍直奔主题，武老说，他这个人我还是了解的，即便帮不上忙也不至于把我给抖喽出去。这样，他每星期四回家，一周就这么一天，我去找他，探探口风。

陈恭澍表示同意，但提示了几个谈话要点，一是不要过于直截了当，免得吓着他，再往下就不好谈了；第二，如果有门儿，也不妨试探一下，看他有什么要求，让他尽管提。

彼此约定了周五再次见面，陈等告辞出来。陈恭澍拿了200块钱，让张交给武老，给卞队长的孩子买点吃的，别让武再往里搭钱。

好不容易等到周五，陈来到武家。消息不太好，卞队长见到武老，本已感到奇怪，看他还买了东西，以为是来托他找王克敏帮忙办事的，于是说，小小不言的事情，我还能说句话，但大事我可帮不上忙。

武老看他误会了，就说，我不是为私事来的，也不是为你我个人的事情来的。卞队长一听脸色就变了，好像连听下去的勇气都没有了。

武老看他这样，觉得不宜再往下谈了，于是只是说：希望你把国家和民族放在心里，不要害怕。并约定下周四再和他见面。

陈恭澍听了很失望，于是他又以请教的语气问武老，既然卞队长不肯直接动手，那么配合我们，来个里应外合怎么样？

武老是军人，对特务不在行，讲打仗、动武，那绝对够给陈恭澍当师傅的。直接告诉他没有这种可能，因为彼此谁都不认识谁，又没有方便快捷的联系方式，谈何“里应”？怎么“外合”？一旦出了差错，要捅大漏子的。

陈恭澍想想也对，武老劝他不要着急，说下礼拜四我还去，说什么也得让他想个办法。

北平这边一时摸不到头脑，南京那边，戴老板可等不及了，一通电报接着一通电报，当然语气上对陈恭澍还是很客气，左一个“恭澍兄”、右一个“恭澍兄”，但意思都是一个——这么长时间了，为什么“制裁”之事到现在还没有着落。

三催两催，把一向冷静、工作四平八稳的陈恭澍也给催急了，决定放弃眼前这种“温吞水”、按部就班式的工作思路——学王文，来硬的，不惜一切代价搞一次强攻式的“狙击”，非得把王克敏这个老小子给“办”了不可！

于是陈恭澍当即电令王文，立刻在天津站行动组和“滦榆游击司令部”两个单位中挑选十名“忠勇之士”，并预备枪械，听候指示，随时准备赴平动手。

武老那边，要等一周时间，到星期五才能有进一步的消息，陈恭澍在北平坐守愁城，又没有办法可想。这天，毛万里谈起，说北平区下属两站之一的陈资一站长想请陈恭澍吃个饭，饭后还可以摸“四圈”。

陈和毛二人，都是麻将高手。当年，陈恭澍与戴老板初见面时，就是在麻将桌上，当时陈正好手风不顺，戴还替他摸了几把。

眼下，陈恭澍一天烦都烦死了，哪里有这个雅兴,但知道大家看他心中郁闷，都是好意，也不好推辞。

于是，平、津两地三个秘密单位的负责人，冒着生命危险坐在一起吃饭、喝酒、搓麻。

除了二陈、毛万里，牌桌上还有北平区的一个会计，大家一边玩一边聊。打着打着，会计忽然冒出这么一句：“听说王瞎子也是高手，每打必赢。”

大家谁也没搭他这个茬儿，于是他接着说道，“据说王瞎子经常到铁路俱乐部去玩牌。”

听到这里，陈恭澍猛地一震，刚要追问，见毛万里朝他使了个眼色，就忍着没说话。

四圈牌罢，各回各家，陈恭澍迫不及待地问毛万里。毛说，你来北平的特殊使命，我们这里没有几个人知道，我怕你一问引起他人注意。而且那个会计胆子特别小，不要节外生枝，关于铁路俱乐部的事情，我另外帮你打听就是了。

彩虹

"对芦沟桥事件之严正声明（蒋中正）

中国正在外求和平，内求统一的时候，突然发生了芦沟桥事变，不但我举国民众悲愤不置，世界舆论也都异常震惊。此事发展结果，不仅是中国存亡的问题，而将是世界人类祸福之所系。诸位关心国难，对此事件，当然是特别关切，兹将关于此事件之几点要义，为诸君坦白说明之。
　　
　　第一，中国民族本是酷爱和平，国民政府的外交政策，向来主张对内求自存，对外求共存。本年二月三中全会宣言，于此更有明确的宣示，近两年来的对日外交，一秉此旨，向前努力，希望把过去各种轨外的乱态，统统纳入外交的正轨，去谋正当解决，这种苦心与事实，国内大都可共见。我常觉得，我们要应付国难，首先要认识自己国家的地位。我国是弱国，对自己国家力量要有忠实估计，国家为进行建设，绝对的需要和平，过去数年中，不惜委曲忍痛，对外保持和平，即是此理。前年五全大会，本人外交报告所谓：“和平未到根本绝望时期，决不放弃和平，牺牲未到最后关头，决不轻言牺牲”，跟着今年二月三中全会对于“最后关头”的解释，充分表示我们对和平的爱护。我们既是一个弱国，如果临到最后关头，便只有拚全民族的生命，以求国家生存；那时节再不容许我们中途妥协，须知中途妥协的条件，便是整个投降、整个灭亡的条件。全国国民最要认清，所谓最后关头的意义，最后关头一至，我们只有牺牲到底，抗战到底，“唯有牺牲到底”的决心，才能博得最后的胜利。若是彷徨不定，妄想苟安，便会陷民族于万劫不复之地！
　　
　　第二，这次芦沟桥事件发生以后，或有人以为是偶然突发的，但一月来对付舆论，或外交上直接间接的表示，都使我们觉到事变的征兆。而且在事变发生的前后，还传播着种种的新闻，说是什么要扩大塘沽协定的范围，要扩大冀东伪组织，要驱逐第二十九军，要逼宋哲元离开，诸如此类的传闻，不胜枚举。可想这一次事件，并不是偶然，从这次事变的经过，知道人家处心积虑的谋我之亟，和平已非轻易可以求得；眼前如果要求平安无事，只有让人家军队无限制的出入于我国的国土，而我们本国军队反要忍受限制，不能在本国土地内自由驻在，或是人家向中国军队开枪，而我们不能还枪。换言之，就是人为刀俎，我为鱼肉！我们已快要临到这个人世悲惨之境地。这在世界上稍有人格的民族，都无法忍受的。我们东四省失陷，已有了6年之久，续之以塘沽协定，现在冲突地点已到了北平门口的芦沟桥。如果芦沟桥可以受人压迫强占，那么我们百年故都，北方政治文化的中心与军事重镇北平，就要变成沈阳第二！今日的北平，若果变成昔日的沈阳，今日的冀察，亦将成为昔日的东四省。北平若可变成沈阳，南京又何尝不会变成北平！所以芦沟桥事变的推演，是关系中国国家整个的问题，此事能否结束，就是最后关头的境界。
　　
　　第三，万一真到了无可避免的最后关头，我们当然只有牺牲，只有抗战！但我们态度只是应战，而不是求战；应战，是应付最后关头，因为我们是弱国，又因为拥护和平是我们的国策，所以不可求战；我们固然是一个弱国，但不能不保持我们民族的生命，不能不负起祖宗先民所遗留给我们历史上的责任，所以，到了必不得已时，我们不能不应战。至于战争既无之后，则因为我们是弱国，再没有妥协的机会，如果放弃尺寸土地与主权，便是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那时便只有拚全民族的生命，求我们最后的胜利。
　　
　　第四，芦沟桥事件能否不扩大为中日战争，全系于日本政府的态度，和平希望绝续之关键，全系于日本军队之行动，在和平根本绝望之前一秒钟，我们还是希望和平的，希望由和平的外交方法，求得芦事的解决。但是我们的立场有极明显的四点：
　　
　　（一）任何解决，不得侵害中国主权与领土之完整；
　　（二）冀察行政组织，不容任何不合法之改变；
　　（三）中央政府所派地方官吏，如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宋哲元等，不能任人要求撤换；
　　（四）第二十九军现在所驻地区不受任何约束。
　　
　　这四点立场，是弱国外交最低限度，如果对方犹能设身处地为东方民族作为一个远大的打算，不想促成两国关系达于关头，不愿造成中日两国世代永远的仇恨，对于我们这最低限度的立场，应该不致于漠视。
　　
　　总之，政府对于芦沟桥事件，已确定始终一贯的方针和立场，且必以全力固守这个立场，我们希望和平，而不求苟安；准备应战，而决不求战。我们知道全国应战以后之局势，就只有牺牲到底，无丝毫侥幸求免之理。如果战端一开，那就是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所以政府必特别谨慎，以临此大事，全国国民必须严肃沉着，准备自卫。在此安危绝续之交，唯赖举国一致，服从纪律，严守秩序。希望各位回到各地，将此意转于社会，俾咸能明了局势，效忠国家，这是兄弟所恳切期望的。"
这一段看说蒋是消极抗日是对对的!

zhangyl

看《潜伏》谈“军统” (五十九）

好不容易等到了星期五，陈恭澍又去会武老，本不抱希望的他，居然意外地听到了好消息。

首先，卞队长依然坚持反对在王克敏家里动手。很显然地，这样做肯定会将他自己置于极为尴尬的境地，是反抗还是怎么着——反抗会伤了自己人，不反抗，难道挺着挨枪子儿不成？

另外,王家是大宅门不是轻易能攻得进去的,即便进去了, 面对众多门户,一时也不一定能找得到王克敏,时间耽误得久了,必有麻烦。

同时，卞队长却提供了极为重要的情报——每星期二，王克敏要外出与日本特务机关长喜多诚一会面，地点在“平汉铁路俱乐部”。

陈恭澍大喜——这不就是会计口中的“铁路俱乐部”么？

原来，王克敏不是去玩牌，而是每周要向他的日本主子、特务机关长喜多诚一汇报工作。

更绝的是，“平汉铁路俱乐部”就在煤渣胡同东口路南，门牌号码是20号，恰与煤渣胡同西口的37号北平站遥遥相对！

这也太巧了——老天要把王瞎子往枪口上送啊！

据卞队长介绍，王克敏每次都是星期二下午两点准时到达“平汉铁路俱乐部”，如果打算对王克敏有所动作的话，在这里应该是最为理想的场所了。因为王克敏除了到外交大楼上班以外，这里是他唯一外出的地方了，别地儿他是不去的。

第三，卞队长提出，一旦出了事，他自己的饭碗肯定是砸掉了，会不会被怀疑也很难说，所以事成之后，希望对她和家属予以适当的安排。

对此，武老对陈恭澍说，我已经替你答应了卞队长，事成之后一定对他有一个说法。陈恭澍说那是肯定的，让他到天津去，我给他安排住处，愿意干什么工作，可以商量。

同时，陈恭澍对武老帮的大忙表示了衷心的感谢。

回到北平站，陈恭澍当即电令天津的王文挑选六名行动队员，即刻前往北平集结。

利用这段时间，陈恭澍仔细地了解了“平汉铁路俱乐部”的情况。

按：平汉铁路原名京汉铁路，建成于1906年4月1日，是甲午战争后中国第一条准备自主兴建的铁路，1928年改名为平汉铁路。平汉铁路的建成，改变了中国传统的以水道与驿道为主的交通格局。依赖于这条铁路，汉口迅速繁荣起来，成为南北要冲和重要的水陆码头。

平汉铁路自前门起，至湖北汉口市玉带门止。这里特别要说的是，平汉铁路的“北平火车站”叫“平汉铁路正阳门西车站”，1958年建新北京站的时候拆除，其原址在前门的西侧，即现在“大碗茶”、肯德基的那块地儿。而不是我们大家现在还能看到的、前门东边的那个老火车站，那个车站的全名叫做“京奉铁路正阳门东车站”，是北京到奉天（沈阳)铁路的起点。

“平汉铁路俱乐部”系平汉铁路高级职员的休闲娱乐场所，北平陷落之后被鬼子强行征用。

王克敏每次来的时候，随身依然是两部汽车，一辆是他自己和随从，另一辆车上有四名武装警卫，到了以后，每次都是警卫们先下车，然后再保护王克敏下车。

据卞队长介绍，此时动手是唯一的时机——由于这里并不是伪政府的机构或办公地点，因此警卫要松懈得多，只是门口有两名不带枪的警察，这些警察都是原来的留用人员，并非铁杆汉奸，一旦有什么风吹草动，他们不会舍死相拼。因此，只要解决随身警卫即可直接面对王克敏。

但大家不要忘记，就在“平汉铁路俱乐部”的斜对面，还有一个日本鬼子的杀人魔窟——东城日本宪兵队！一旦有个风吹草动，宪兵队不可能坐视不理，这才是“制裁”行动最大的变数所在。

在这里要介绍一下煤渣胡同和几个重要地点的相对位置。

笔者没有找到当年的老地图，从网上找了一张地图修改了一下（我博客中有），能看出个大概来。

煤渣胡同是一条东西向的胡同，东口，临着东四南大街，现在叫东单北大街，再往东，隔着马路，正对着的是东堂子胡同；西口连着南北向的校尉胡同，从校尉胡同的北口出去，是东安市场；从校尉胡同往南就是协和了。

煤渣胡同是旧北京一条很出名的胡同，清朝著名的“神机营”就在这条胡同里。

清朝末年曾有“帝师王佐”、“鬼使神差”的说法。在“神机营”当差的，就叫“神差”；隔马路与煤渣胡同相连的东堂子胡同里，是清朝的“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即中国最早的外交部门，由于当年把外国人一律视为“鬼子”，所以在这里当差的，就叫做“神差”，合起来叫做“鬼使神差”。

“东城日本宪兵队”的驻地，正是当年“神机营”的大院子。

从地图上看，“平汉铁路俱乐部”和特务处北平站在路南，正好把着一东一西两个路口，东城日本宪兵队则在路北，离“平汉铁路俱乐部”约有100多米的距离。

因此，动手之后，往西跑是自投罗网。唯一的撤退路线，就是往东，出了胡同就是宽阔的大街，四通八达，如果是骑自行车，几分钟就可以消失得无影无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