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忠义救国军”与中美合作所
中国的历史，特别是近、现代史，如果你仔细去探究，会发现一个很奇怪的现象，提起某个人或某件事，大家都知道，似乎很熟悉，“啊，你的说就是那谁吧，知道知道，那不是坏蛋么，特坏。”但你一细问，坏在哪啊？怎么个坏法？准傻，谁也说不上来。
所以前一段史学界颇有一批人在忧虑，说现在大家都太浮躁，热衷于做“翻案”文章。言下之意，无外乎讽刺这些人静不下心做学问，学风不严谨，于是用这种方法吸引眼球，还在短时间内暴得大名，话里话外，多少让人觉得有点子“酸葡萄”的味道。
其实，并非大家多爱做“翻案”文章，而是很多人、很多事，原来根本就没有“案”，仅仅是一个符号，一个概念.现在要做的，不过是把他的本原介绍给大家，何“翻”之有？“翻”什么？
因此，这里些许花些笔墨，说说“忠义救国军”与中美合作所。
1、“忠义救国军”
一说“忠义救国军”，大家最先想到的，一定是胡传魁，挺个肚子，一看就是饭桶，除了会搜新四军的伤员，别的事是不干的。
这很正常，建国以后，唯一能在正式场合提到“忠义救国军”的，只有《沙家浜》，虽然很多年轻朋友不一定看过，但没办法，那出“智斗”太经典了。
然而，“忠义救国军”没有这么简单，也不全是饭桶。
前面说了，“忠义救国军”的前身是“苏浙行动委员会别动队”，这是一个为抗日而组织起来的准军事组织。
但是，由于组织得比较仓促，所以什么人都有，既有也有失业工人和市民、也有帮会中人、自然也有些我们现在所说的“地痞流氓”，如果说是“乌合之众”可能不太好听，但说是“鱼龙混杂”则差相仿佛。
武器装备也不齐全，最初是杜月笙捐助了5000只驳壳枪，那会儿习惯叫“快慢机”，戴笠又从军队系统化缘，搞来了一批“二手枪”，即便这样，也没有做到人手一枪。
想到这里，真是不禁感慨当年那一场抗战，中国之艰苦和百姓抗战热情之高涨。
最缺的是正规训练和军事干部，训练是来不及了，但干部没有是不行的。
据特务处驻上海办事处处长文强回忆：根据戴笠的协调，他在一个星期之内调来了1500名军事干部进入“别动队”：
一是由“十人团”之一的黄雍（这时正负责黄埔毕业生调查处）调来600 名军校学生；二是请南京中央警校选拔100 名具有高中以上文化程度的学员；三是电令南京特务处本部人事科长李肖白抽调200 名以上中、高级特工干部；四是向第八集团军总司令张发奎商调600 名老兵，并将这些人全部派入“别动队”担任各级军政干部。
事后，文强自己都感叹，在当时的情况下，一个星期调来1500名有经验的军事干部，真是了不起的工作效率。
戴笠为什么这么下本儿，就是前边说的，他要掌握一支武装部队，事实证明他很有眼光，时机抓得也很好，这支武装部队日后在很大程度上扩充了军统的实力。
淞沪开战以后，“别动队”会同各正规军部队，积极投入会战。据文强回忆，除陶一珊的第五支队负责维持治安、守护仓库等任务外，其他四个支队十二个大队都部署于苏州河沿岸，直接面对日军。
这样一支装备不足，又没有经过正规的军事训练的队伍，直接投入正面战场，其结果可想而知。
即便如此，各部队依然前赴后继，战斗进行得极为惨烈。
大队长李穰（系杜月笙帮会成员），在日军坦克冲击时，浑身捆上手榴弹，决心舍身炸毁敌军坦克，以阻其锋。后因我军猛烈炮火击退敌坦克，才没有拚掉性命，但仍受了重伤，还坚决不下火线。
中队长毛勋（军校六期，戴笠同学）率队作战，接连三昼夜不下火线，全中队伤亡过半，指导员朱巨捐躯。毛勋高呼“为指导员报仇”的口号激励士气，身负重伤后又遭敌机轰炸，毛勋周身着火，两耳被震聋，从桥边滚到水里才得救，但从此终身残废。
11 月9日，淞沪抗战进入尾声，各军奉命撤离，而“别动队”朱学范领导的第三支队和陶一珊领导的第五支队却誓与阵地共存亡，坚持以血肉之躯与日军鏖战，直至被租界当局解除武装。
感于这些爱国志士们的抗敌壮举，文强曾赋诗一首，足可作为别动队广大官兵爱国激情的真实写照：
奉调南翔八月天，抗倭激战沪江边。男儿爱国争先步，护士扶伤竞向前。但愿国生宁我死，岂容家破乞人怜。朝朝苦战连三月，露宿枕戈夜雨寒。
按：文强，湖南长沙人，1907年生，军校四期。文强的一生，颇具传奇色彩，与中国现代史上的诸多大人物都有瓜葛。
文强是文天祥的第23代孙，其父辈曾追随孙中山，因此文强17岁时就拜见过孙中山先生。
文强的姑母文七妹是毛泽东的母亲，因此文强与毛泽东是姑表兄弟。
文强与林彪是军校四期的同学，当过林的班长，俩人还因琐事动过手。
文强的入党介绍人是周恩来，他还曾参加了周恩来与邓颖超的婚礼。
文强随朱德参加过南昌起义。
后文强因受到上级的不公正对待愤而出走，年轻气盛的他要去找周恩来反映情况，可想而知,不可能找到，结果造成脱党，在种种机缘之下加入特务处，受到戴笠的特别赏识。
1948年，文强离开情治机构进入军方，任徐州前进指挥所副总参谋长，中将。1949年1月，在淮海战役中和杜聿明一起被俘。
由于他的这种特殊经历，文强“牛”得很，非常“牛”。在改造中，文强一度表现得非常抵触。据说考虑到他的特殊情况，原拟很早就释放他，但要求他写一份悔过书。结果被文强一口拒绝，说的话还很气人：
“毛主席是我表哥，朱德是我上级，周恩来是我老师和入党介绍人，林彪是我部下，刘少奇家离我家不到20里路。是他们没有把我教好，要写悔过书应该他们写，我不写。”
可能多少也出于这个原因吧，文强被关了很长时间，1975年才最后一批被特赦（与沈醉相比，他被多关了15年）。
文强有个儿子，开过一个“阿文汤包”店，前些年很知名。
文强的另一个儿子文贯中，是著名的经济学家。
淞沪抗战之后，部队星散，文强和其他特务处人员在撤离的路上，不断地收容被打散的国军士兵，逐渐集中到安徽祁门等地，这时已收容了一万多人，其中包括“别动队”成员2000余人。
1939年2月，这支部队被改编为“军事委员会忠义救国军”，关于这个名字，戴笠曾与文强谈起，因为其成员多为帮会人员，对他们来说，传统的忠义思想比对“国民革命”、“三民主义”更容易理解接受。
从此以后，“忠义救国军”成为受军统运用的一支武装部队。前面曾说到，“中美合作所”在各地举办过12个训练班，其学员就以“忠义救国军”为主，美援助的武器装备也大都给了他们。因此，到抗战中后期，“忠义救国军”已成为一支武器精良，并接受过正规军事训练的特务武装。
到抗战胜利时，“忠义救国军”已经发展到五万之众，军统全盛时期，号称“拥兵十万”，其中是包括了“忠义救国军”的。
抗战期间，军统在敌后实施了大量破坏行动，如打击敌人交通线，炸毁仓库，破坏桥梁、以及搜集情报等工作，主要都是由“忠义救国军”实施的。
当然，由于“忠义救国军”的驻防主要在苏南敌后打游击，正与新四军毗邻，双方的摩擦也不少。
抗战胜利之后，各界“取消特务”的呼声很强烈，一度，军统的日子很不好过。适逢此时戴笠出事，犹似雪上加霜，“忠义救国军”成为一块肥肉，人人觊觎，谁都想把他抓到手，打得不亦乐乎。
经过一番博弈，最终，“忠义救国军”与其他部队合并，成立交通部交通警察总局，
按：这个“交通警察”与咱们现在理解的交警不一样，那时的“交通部”，是连铁道、公路等都合并在一起的。“交通警察”起武装保卫作用，其实就是作战部队，不是在马路上指挥交通的那种。
交通警察总局，员额7万多人，局长为中将衔。下辖18个总队，每个总队基本上都是加强团的编制和配备，近4000人，总队长都是少将级的。
交通警察总局的归属，挺有意思。在隶属关系上，列在交通部，交通部要负责日常的经费；但一切人事、调动、指挥，全归保密局；由于保密局又列在国防部之下，国防部还要承担其后勤补给。所以，抢了半天，谁也没抢走，还是归了保密局。别的部门只落了个干掏钱。
交通警察总局先后有三任，吉章简、周伟龙、 马志超。
吉章简，海南人，1900年生。军校二期工兵科。吉是郑介民的同乡，但他并不是军统的人，抗战爆发以后一直在胡宗南手下搞军事工作，曾任新7军军长，后任首任交通警察总局局长，因作战不力被撤。
按:在“三民主义力行社”中，吉章简跟陈恭澍是一个组的成员，同组的有白世维，还有蒋孝先、韩文焕等大人物。
周伟龙，字道三，湖南湘乡人。1901年生，军校四期政治科毕业，跟周恩来的弟弟周恩寿是一个大队的同学。
周伟龙是“十人团”之一，老资格的军统分子了，曾在唐生智部当宪兵营长，当时戴笠还在“跑单帮”，周伟龙曾救过他的命。以后我们还会多次提到他。
周伟龙是第二任交通警察总局局长，1949年初因密谋起义被毛人凤察觉被捕，后押赴台湾处决。
第三任、也是末任交通警察总局局长是马志超。
马志超，甘肃平凉人，1903年生。军校一期毕业。马志超是军统历史上最被高估的将级特务，他的“事迹”，后面在谈“西安事变”的时候还要讲到。
在解放战争中，交通警察总局曾参与了“保卫淞沪”的战斗，最后被歼。
“忠义救国军”从淞沪起家，又在淞沪走到了他的终点。
在改编中，由于“忠义救国军”的大多数人来自江南，不愿背景离乡，因此，有一些就转业到了当地，做一些维持治安的工作。解放以后，由于他们的军人本色，大多不塌实，当了土匪。这其中，有一位很出名的女匪首----黄八妹。
按：黄八妹，1906年生，本名黄百器，上海金山人。这个女人不得了，15岁就开始和盐警、税务勾在一起，与私盐贩子干走私的买卖，后来干脆直接当了土匪。
抗战爆发后，黄八妹组织武装，参加了“苏浙行动委员会别动队”，任中队长。1943年，黄八妹干了一件大事，亲手逮了一个日本士兵解送国民党当局，并受到了美国顾问的赏识。
1948年，黄八妹被毛森任命为“东南人民反共救国军海北纵队司令”，其夫谢友胜为“副司令”。解放以后，黄八妹多次派特务骚扰大陆，并令谢友胜回大陆潜伏，被抓获后镇压。
黄八妹逃往台湾后，曾以“协助大陈转进有功” 受到蒋介石嘉奖，并定居台北市。1982年病逝。
可不要小看黄八妹，上海的地方史志上都有她的专章。
发表于 2009-8-28 00:39: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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