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篇ZT）明朝的那些事儿－历史应该可以写得好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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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就此开始吧，还是用我们自己的方式，这次我们的主角还是张三，他刚刚当完了地主，这次我们仍然用他当主角，但在丞相这一篇中，他不能直接当丞相，而是要先当村长。
　　
　　张三当上了某村的村长，他就要开始管理，每天他会从村东头逛到村西头，看甲家的门有没锁好，乙家的两口子有没有吵架，村子不大，一天可以逛两三趟，完事后回家睡觉，这就是村长的管理生活。
　　
　　不久，张三当上了乡长，乡很大，他要逛一天才能走一圈，于是他开始两天逛一趟，把工作交给村长负责。
　　
　　由于工作出色，张三当上了知县，他每天再也不能去逛了，他全部的时间要用来批示乡长们报告，并完全信任他们。
　　
　　之后张三不断升官，从知府到布政史，再到丞相，全国都归他管（我们假设没有皇帝），这下子张三就忙了，他连看奏章的时间都没有，每天见无数的人，忙到晚上还没完，各个部门的头头脑脑都要找他，而他一个人要对这些部门的提议作出决断，他实在太累了，于是他找了一个人帮他的忙，并把自己的权力分一部分给他。
　　
　　大概情况就是这样，张三的位置就类似皇帝，他找来帮忙的那个人就是现实中的丞相。
　　
　　由于全国事情太多，而皇帝的精力有限，所以他不得不找一个人来，把一部分权力交给他。
　　
　　相信大家已经理解了丞相的由来，这个故事虽然简单，但却包含了政治学上一个非常深刻的理论——分权制衡理论。
　　
　　历来的皇帝不乏英明之人，他们并不比朱元璋差，却都使用了丞相制度，作为皇帝专制的封建社会，皇帝是并不愿意将自己的权利交出去的，因为一旦将权力分给别人，自己就有被制约的危险。但皇权的无限扩大性与皇帝的精力有限性的矛盾，必然导致丞相制度的产生。
　　
　　说到底，丞相确实是一个讨人厌的家伙，他不断的给皇帝提意见，并且还能反驳皇帝，作为皇帝是不会喜欢这个家伙的，他认为，这个人只不过是自己招来干活的一个打工仔，自己给了他工作，给了他权力，但这个人却什么都要管。
　　
　　他不但要管国家大事，还要管自己的私事。想修个房子他要管，说是费钱，想出去玩他要管，说是劳民。甚至有些过分的家伙，连自己吃饭休息睡老婆，他也要管，不但要管，还振振有词，美其名曰“为了陛下身体着想”，脸上还经常是一幅欠揍的表情，好像自己总是欠他二百块钱似的。
　　
　　到底谁是老板，谁是打工的？
　　
　　问题在于，你还不能发脾气，那些士大夫们都看着呢，你要接受他的意见，态度还要好。如果你忍不住骂了他，甚至于处罚了他。那麻烦就来了，道理总是在丞相一边，史书上会记载他敢于直言，而你就很不幸的背上了不纳谏的恶名。下面那些官员也会站在他的一边，并用崇拜的眼神看着他。
　　
　　那些丞相们心里也清楚着呢，所以干这些事的时候往往是前仆后继，好像巴不得你打他一顿才好。
　　
　　唉，这些讨厌的家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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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这些原因，皇帝是并不喜欢那些丞相的，他们都像朱元璋一样，十分想把这个职位取消，但问题在于，如果取消了这个职位，所有的事情就要自己干了。可是辛苦当上皇帝并不只是为了干活的，他们还要享受生活，自己并不是铁人三项赛的选手，没有那么强的精力。所以这个职位一直保留了下来，直到朱元璋干皇帝为止。
　　
　　 朱元璋从小吃苦耐劳，小伙子身体棒，精神头儿足，饭量大，一顿能扒好几碗，他不但是铁人赛的冠军级选手，估计也练过长跑耐力还很强，在他看来，把丞相赶回家，不过是多干点活，自己累点，也没什么。于是历史上就留下了劳模朱元璋的光辉事迹。
　　
　　 吴晗先生统计过，从洪武十七年（1384）九月十四日到二十一日，仅仅八天内，他收到了一千六百六十六件公文，合计三千三百九十一件事，平均每天要看两百份文件，处理四百件事情。
　　
　　 这真是一个让人胆寒的数字，朱元璋时代没有劳动法，他干八天也不会有人给他加班费。但他就这么不停的干活，这也使得他很讨厌那些半天说不到点子上的人，有一个著名的故事就表现了这一点，当时的户部尚书茹太素曾经上了一篇奏折给朱元璋，朱元璋让人读给他听，结果读到一半就用了将近三个钟头时间，都是什么三皇五帝，仁义道德之类，还没有讲到实际内容。朱元璋当机立断，命令不要再读下去，数了下字数，已经有一万多字了。
　　
　　 朱元璋气极，命令马上传茹太素进见，让侍卫把他狠狠地打了一顿。
　　
　　可以看到，废除丞相制度后，朱元璋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不过他并不在意，因为在他看来，多干点活就行了，然而事情远不像他想得那么简单。
　　
　　为了更清楚地说明皇帝和丞相之间的权力制衡关系，我们用另一种方式来表述。
　　
　　双方的关系其实可以用拔河这个运动来形容。皇帝和大臣分别在绳子的一头，向着自己的方向拉，这项运动并没有裁判，但却有一项不成文的规则，那就是不能太过分。双方的进退都有一定限度。
　　
　　这个限度正是上千年的政治实践划定的，他告诉拔河的双方，哪些事情是皇帝可以做的，大臣不能干涉，而哪些事情是大臣应该管的，皇帝应该允许。
　　
　　在那上千年的皇帝与大臣的博弈中，这一规则在不断的完善。双方都知道自己该做什么，能做什么，就在这样的规则中，权力达到了平衡。
　　
　　而朱元璋不守规则，改变了这一切，他把大臣们拉得东倒西歪，并宣布他们从此被解雇了，然后拿着那根绳子回家晾衣服。
　　
　　他似乎认为这样就解决了问题，权力由他一人掌握就可以了，不再需要所谓的平衡。
　　
　　事实证明他错了，历史规则不是小小的朱元璋能够改变的，既然朱元璋并不喜欢这种平衡，历史之神将给他和他的子孙安排另外的拔河对手，而这个对手与之前的那些人不同。
　　
　　他们也不守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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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要说明一下，朱元璋不守规则的行为只是害了他自己和他的子孙辛苦操劳，对于整个明朝政治而言，并不一定是件坏事。朱元璋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却没有砸到这个朝代。
　　
　　在我们的历史和生活中，有着很多非常奇妙的规则，这些规则看不见，摸不着，却始终起着作用。比如著名的黄金分割，以黄金分割比例确定的图案是最美丽的，划分的结构是最合理的。很多的艺术高超的二胡演奏家发现，在胡弦的某个位置拉出的音色非常优美，经过验证，那个位置正是胡弦的黄金分割位。
　　
　　这些规则实在是太神奇了，如果你依照这些规则去做，你就能够获得事半功倍的效果。而如果你违反这些规则，你将受到它的惩罚。
　　
　　在历史中也存在神奇的规则，这些规则在冥冥中操纵着一切，没有人可以抗拒它。
　　
　　在这场拔河中，历史规则也起着作用，一千余年来，王侯将相们根据这一规则确定了自己的位置，而朱元璋无视这一规则，他认为自己能够彻底消灭丞相制度。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他确实做到了。
　　
　　他取消了丞相的官位，并禁止今后设置这一职位。他利用自己的权力消灭了丞相的称呼，但在这场斗争中他真的胜利了吗？
　　
　　事实证明，历史的辩证法跟他开了一个大大的玩笑，它搞出了一批名叫内阁大学士的人，这些人除了名字不是丞相外，其余的一切和丞相都没有什么区别，更具讽刺意味的是，他们的权力甚至要大于前朝的任何丞相。
　　
　　他们无孔不入，无所不管。他们不但管理国家大事，还管理皇帝的私事，他们不准皇帝随意骑马游玩（正德），不准皇帝吃伟哥（隆庆），不准皇帝选择自己喜欢的继承人（万历），他们甚至开创了属于自己的名臣时代，一个几乎没有皇权制约的时代（高拱、张居正）！
　　
　　朱元璋想用自己的一己之力改变延续千年的权力制衡，最终受到了历史规则的惩罚，朱元璋来到历史的商店里，想要买一块肥皂，历史辩证法却强行搭配给他一卷手纸。如果朱元璋泉下有知自己的行为导致的却是这样一个结果，估计也只能哭笑不得了。
　　
　　朱元璋，你是伟大的，但也是渺小的。
　　
　　在历史规则这个庞然大物面前，你是那么的弱小，你的抵抗是那么的无力。
　　
　　历史大潮，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
　　
　　诚如斯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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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元璋杀掉了胡惟庸，废除了丞相制度，但他并没有罢手，他的眼睛又转向了掌握军权的大都督府。当时掌管都督军权的正是他的外甥李文忠，事实证明，在不信任大臣这一点上，对自己的亲属，他也一视同仁。他改组了大都督府，把这个军事机构分成左、中、右、前、后五部分，至于原来的统帅李文忠，他也没有放过。
　　
　　由于李文忠曾经指责过他滥杀无辜，而且触怒过朱元璋，朱元璋决定送佛送上天，连李文忠一起杀掉。就在他准备动手的时候，马皇后站出来阻止了他，求他看在李文忠立有大功的份上，留他一条命。朱元璋从不卖别人的面子，但马皇后与他共过患难，情深意重，于是他听从了劝告，放过了李文忠，但仍严厉处罚了他，并削去了他的职位。
　　
　　处罚李文忠并不是一个单独事件，它有着更深刻的含义。这件事告诉所有的大臣，朱元璋在剪除异己这个问题上是有着大义灭亲的精神的，无人可以例外。
　　
　　胡惟庸案件牵涉的人越来越多，在某种程度上已经演变为屠杀。那些办案的官吏们手持名单，到各个衙门去找人，找到就抓，抓回就打，然后逼供，再根据逼供得到的名单去抓人。这些人权力极大，即使衙门正在办公，他们也能公然闯入，抓走所谓的犯人。从而导致了很滑稽的现象，往往官老爷刚刚还在堂上威风凛凛的断案，这些人一进门，就把那位仁兄从堂上拉下来拷上枷锁带走。下面的犯人也看得目瞪口呆。
　　
　　侦办此案的线索来源主要是两个部门，一个叫亲军督尉府，大家可能对这个名称并不熟悉，但要说到它后来的名字，那可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锦衣卫。
　　
　　另一个其实并不能称为部门，而只能叫群体，这个群体的名字叫检校。他们没有固定的编制，全部直接向朱元璋报告探听到的各种情况。他们是朱元璋最主要的耳目。这些人晚上不睡觉，到处转悠，从史料来看，他们的窃听和跟踪手法十分高明。比如国子监祭酒宋讷有一天上朝，朱元璋问他为什么昨天晚上不高兴，宋讷大吃一惊。朱元璋拿出一幅画，正是宋讷昨夜生气表情的画像。
　　
　　这真是让人毛骨悚然，要知道宋讷并不是睡在街上的，他在自己家里生气，这些检校不但一直在监视他，还居然饶有兴致的把他生气的样子画了下来，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在没有照相机的当年，深更半夜，你坐在自家房里，居然就在离你不远处（很有可能就在你家），有人正在一边看着你，一边帮你画像。这种情节在现代恐怖片中倒是经常出现。
　　
　　这些检校的来源也很复杂，主要都是些社会闲散人员，也有文武官员，甚至还有朱元璋的老相识——和尚。这些人互相不认识，只受朱元璋调遣。
　　
　　这些人无孔不入，捕风捉影，制造了很多冤案，正是有了这些人的帮助，朱元璋在胡惟庸案件的办理上越来越得心应手，杀人越来越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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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员们惶惶不可终日，牵涉的人也越来越多，甚至连已经退休的人也被抓回来，其中最著名的就是宋濂。
　　
　　宋濂是朱元璋手下著名的文臣，也是一位优秀的学者，他是刘基的老乡，被朱元璋委派了一个重要的任务，当太子朱标的老师。他完美的完成了这个任务，在他的教导下，朱标和他老子朱元璋完全不同，为人宽厚仁慈，甚有明君之状，后来他又被委以修元史的任务，担任总裁官。
　　
　　但朱元璋并不看重他，在朱元璋的心中，宋濂只是一个文人，写点文章还行，并不能出谋划策，所以他授予宋濂的最高官职只是小小的翰林学士（五品）。直到洪武十年（1377）宋濂退休，他的官职还只是学士。
　　
　　朱元璋虽然没有重用宋濂，却相当信任他，这在很大原因上是由于宋濂的个性。宋濂是出名的老实人，无论什么事情，从来都是实话实说。朱元璋曾经感叹过：宋濂侍候我二十年，没有说过一句假话，也没有说过别人一句坏话，真是一个贤人啊。
　　
　　宋濂退休时六十八岁，朱元璋送给他一块布料，并嘱托他三十二年后，拿此料做一件“百寿衣”。宋濂感动得老泪横流。
　　
　　然而还不到三年，朱元璋就为宋濂准备了一件新衣服——囚服
　　
　　由于宋濂的孙子参与了胡惟庸谋反，朱元璋不远千里将宋濂召了回来，要把他杀掉。这也反映了朱元璋的另一个特性——选择性健忘。
　　
　　关键时刻，还是马皇后站了出来，她成功的劝说了朱元璋，放了宋濂一条生路。
　　
　　朱元璋的行为越来越偏激，手段越来越狠毒，除了马皇后外，很少有人能改变他的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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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武十五年（1382）八月，一个人去世了，这个人的死在历史上似乎并不是什么大事，但对于朱元璋而言，却是一个真正的悲剧。
　　
　　这个人就是马皇后
　　
　　她从朱元璋于危难之中，在朱元璋被困，就快饿死的情况下冒着生命危险给朱元璋送饭。她虽然是个女子，却颇有胆识，陈友谅进攻龙湾时，她捐助自己所有的首饰财物劳军，并组织妇女为军队缝补衣物。
　　
　　即使在大富大贵后，她也保持了简朴的作风，不骄不奢，并劝告朱元璋不要忘记民间的疾苦，甚至在用人上，她也提出了自己的见解：“愿得贤人共理天下”，被朱元璋引为至理名言。
　　
　　更难能可贵的是，他阻止了朱元璋的很多恶行
　　
　　朱元璋要杀朱文正，她劝告朱元璋，朱文正是你的侄子，立有大功，请你不要杀他。
　　
　　朱元璋要杀李文忠，她劝告朱元璋，李文忠是你的外甥，也是你的养子，留他一命吧。
　　
　　朱元璋要杀宋濂，她跪下求朱元璋，宋濂是太子的老师，老百姓尚且尊师，何况帝王家呢。
　　
　　她就是这样用她的慈爱去关怀每一个她认识或是不认识的人，把他们从朱元璋的屠刀下救出来。
　　
　　她比朱元璋更知道人命的可贵。
　　
　　她重病后，自知很难医好，居然拒绝医生为她医治，朱元璋问她原因，她的回答实在感人心魄。
　　
　　她说：人的生死是由命运决定的，求神拜佛是没有用的，医生只能医病，不能医命，如果让医生为我医治，服药无效，陛下一定会降罪于医生，这是我不想看到的。
　　
　　这是一个始终用自己的爱心关怀他人的人，即使在生命即将结束的时候，她还是那样做的。
　　
　　她在病榻上留下了给朱元璋的遗言：
　　
　　“愿陛下求贤纳谏，有始有终，愿子孙个个贤能，居民安居乐业，江山万年不朽。”
　　
　　说完，她含笑而逝。
　　
　　朱元璋靠在她的身边，这是她一生中最爱的女人，这个女人给了他无数的帮助，却从未向他索取过什么，她的一生就是这样度过的。
　　
　　经过了那么多的磨难，朱元璋的心早已比铁石更加坚硬，自从他的父母死后，无论多么绝望，多么痛苦，他也很少掉泪。因为他知道，哭解决不了任何问题。
　　
　　但此时，他终于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他放声大哭，只有痛哭才能哀悼眼前的这个人，只有痛哭才能发泄他心中极度的痛苦！
　　
　　因为他终于发现，眼前的这个人就是他的一切，是他的唯一。
　　
　　马姑娘，这个平凡的女子，在困难的岁月里，她没有嫌弃出身贫贱的朱元璋，而是跟随着他，为他奉献了自己的一切，无论环境多么险恶，情况多么复杂，她始终遵守了自己当年的承诺。
　　
　　无论贵贱生死，永不相弃
　　
　　在他的丈夫成为皇帝后，她仍然以爱心待人，每当朱元璋举起屠刀时，她总是上前阻止。她用女性特有的母性和慈爱关怀和挽救了许多的人。虽然她最终也没能把朱元璋这辆失控的车拉回轨道，但她已经做了她能做的一切事情。
　　
　　在今天，我们可以说，她是一位伟大的女性。
　　
　　生如夏花，逝如冬雪
　　
　　人生如此，何悔何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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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皇后的死给了朱元璋巨大的打击，之后朱元璋在错误与偏激的道路上越走越远，直到他生命的终点。
　　
　　胡惟庸案件仍在进行之中，不断有人被抓，不断有人被杀。李善长向朱元璋承认了自己的错误，并接受了处罚，他侥幸逃脱了，但朱元璋的性格决定了李善长必定不得善终。
　　
　　在我们讲述这些前，有必要先介绍一下朱元璋统治时期一个特殊群体的生活状况，这个群体就是官吏。
　　做官这个职业在任何时代都是金饭碗，但在洪武年间，官员们的命运只能用一个字来形容——惨
　　
　　在朱元璋的时代，官员们如同生活在地狱中，这一形容是并不过分的。
　　
　　我们先来介绍一下明代官员的品级，大家知道，一品是最大的官，历朝历代都不乏一品的大员，威风凛凛，甚至连皇帝都要给几分面子。而在明代，一品文官却几乎成为传说中的人物，十分稀罕。自从取消丞相制度后，朱元璋手下文官最高的级别就是各部最高长官尚书（正二品），一品不是没有，却只是虚职，即太师、太傅、太保（正一品），少师、少傅、少保、太子太师、太子太傅、太子太保（从一品）。除此外还有宗人令、宗正、宗人、五军都督等职也是一品，但不是普通文官能够得到的。
　　
　　这些职位看上去十分吸引人，却是很难得到的，如果不是立有什么特殊的功劳，比如打天下（名额不多，危险性极大），救过皇帝（难度高，机会少），把皇帝摆在一边，自己操纵朝政（就那么几个人），除此之外，能熬到二品退休，已经是祖上烧高香了。
　　
　　二品就二品吧，文官们并不是太在乎，反正无论几品也是要干活的，但让他们感到极度不公的是，有那么一群人，什么功劳都没有，却几乎个个都是一品。
　　
　　这些人就是朱元璋的亲戚。
　　
　　朱元璋自小贫困，父母死得早，对自己的亲戚可谓是情深意长，他的儿子、女儿很多都被封为亲王、公主，品位都是一品，亲王的嫡子还是亲王，其他儿子封为郡王，授一品。更有甚者，连倒插门的驸马也是一品（从）！
　　
　　这可真是让官员们想不开了，十年寒窗奋斗一生，可能到头来只是个三四品小官，而这些人生出来就是一品、二品的大官。真是“读得好不如长得好（驸马），长得好不如生得好。”
　　
　　但更让官员们难受的还在后头，他们很快就会发现，朱元璋这个老板是很小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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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元璋给官员们的工资是多少呢，一品大员一年1044石米，往下递减，正七品知县一年只有90石米。
　　
　　我们以知县为例。管理一个县的县官一个月的工资只是7.5石，请注意，这些收入他要拿去养老婆孩子，还有一大批人。
　　
　　明代的知县和今天的县长不同，那年头知县还兼任很多职务，他既是县长，还是县法院院长，检察院检察长，财政局长，税务局长，工商局长，县施工队队长。一个知县管这么多事，打赏下面的小吏是免不了的，要不谁心甘情愿给你干活。
　　他手下还有一大堆的长随，分等级为大爷、二爷。大爷有门政大爷（看门的），稿签大爷（签押房磨墨的），下面是一群二爷，包括“发审”、“值堂”、“用印”等人，这些人是知县签押房里的办公人员，此外县的重要部门知县都会派人去看着，知县还会带着自己厨师、师爷。
　　
　　这一大帮子人都是县官的手下，全部要他养活。一个月只有7.5石的俸禄，大家就只好去喝西北风了。
　　
　　当官的还要迎来送往，逢年过节到处走动，俸禄是远远不够的。
　　
　　可是就连这点俸禄，也打了折扣。
　　
　　洪武年间，一到发工资的时候，县官就找人提着米袋去拿自己的工资，7.5石米（活像讨饭的），还算是按时发放，到成祖时候，就只能领到俸禄的十分之六，其余的部分怎么发呢
　　——发钞票
　　
　　这决不是开玩笑，不是银两，而是纸币。明朝初期，纸币通行全国，按说给纸币也没什么，但我们接着往下看就会发现问题了，成祖时，十贯钞可以换一石米，到了仁宗时候，二十五贯钞才能换一石米
　　
　　大家明白了吧，问题就是通货膨胀。
　　
　　要说到纸币的发行，还要从元朝说起，元朝很多事情办得很糟糕，但这个纸币政策是相当好的，制定该政策的人应该是很有水平的，其钞票政策深刻反映了经济规律的普遍适用性。元朝发行纸币是以金银为准备金的，如果没有金银就不发行纸币，而且发行有定额，持有纸币者可以随时向朝廷换领金银。
　　
　　这是典型的金银本位纸币发行制度，这个制度使用了上千年（直到二战后布雷顿森林体系破裂才告结束）。可到了朱元璋手里，这位仁兄对经济不熟悉，看到元朝印钞票可以流通，他也印。问题是他一开始印就不停，明朝初年，每年的收入只有几万两银，可发行的纸币却有好几千万，拿着一张纸，上面印着五千两，就想当五千两用？老百姓可不傻。
　　
　　说实话，官员真是可怜，俸禄已经很低，还发一堆废纸，拿来当手纸还嫌硬。
　　
　　人不能让尿憋死，于是种种捞钱新花样纷纷出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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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员们主要用的是两招，我们来介绍一下，这两招历史悠久，十分有名。
　　折色火耗，大家可能听说过火耗这个词，当时交赋税往往是实物，如谷物，丝织物等，但有时也会改征银两和铜钱，而熔锻碎银时候可能会有损耗，官府就用这个名义来征收多余的银两，这些多征的赋税就称为火耗。
　　
　　其实到底有没有损耗，也只有官府自己知道，这不过是一个多收钱的借口，这一招可谓流传几百年，长盛不衰，比明朝的历史还要长，一直到雍正时期，采用火耗归公的措施，这一招才从历史上消失。
　　
　　话说回来，这一招是官府说了算，要征多少自己规定，执行中实际操作技巧不算太高，下一招就不同了。
　　
　　这一招叫做淋尖踢斛，十分值得一提，百姓交纳粮食的时候，官府是用斛来装的，百姓将粮食放进斛里，再称重，计算自己完成的粮食份额。谷堆要按尖堆型装起来，会有一部分超出斛壁，就在百姓为交完公粮松一口气时，意外的事情发生了。
　　
　　官吏用迅雷不及掩耳盗铃之势对准斛猛踹一脚！此时超出斛壁的部分谷粒会倒在地上，老百姓慌忙去捡，此时官吏会大声叫喊：别捡，那是损耗！喂，说你呢，还捡！
　　
　　这就是淋尖踢斛，踢出的部分就是所谓粮食运输中的损耗，这部分就成为官吏的合法收入。那么老百姓呢，只能回家再送粮食来。这一招最关键的就是踹斛这个动作
　　
　　那一踹的风情
　　
　　要知道，这一踹是很有讲究的，官吏们为了这一踹苦练了很久，具体方式是有可能是先在自己家附近找颗树，从踹树开始，以树干不动，落叶纷纷为最高境界。当然也有某些人选择踹门练习，一定要做到一脚踹开，如超过两脚为不合格，继续修炼。这一修炼对他们也有好处，万一有一天不干了，还可以转行去入户打劫
　　
　　在交粮这一天，官吏们准备好，一旦斛已经装满，便凝神屏气，闭目深思，然后气沉丹田，大喝一声，部分人加十米助跑，冲到斛前，拼命一踹（不拼命不行啊，踹下来都是自己的），如果踹下来的多，就会哈哈大笑
　　
　　那么老百姓呢，他们只能看着自己的粮食被这些人夺走。
　　
　　请大家注意，这两招只是封建社会最平常的，明朝的很多名臣如三杨、李贤、徐阶、张居正等人都是靠这两招的收益养活自己的。而后来的皇帝也认可这些作为合法收入。
　　
　　虽然朱元璋的工资政策对这些行为的泛滥负有一定责任，但这并不能成为贪污行为的借口，内因才是决定性的因素，官员们还是应该从自身上去找原因。
　　
　　大家可能会问，当时有没有不贪这些便宜的人呢，我回答大家，确实是有的，但是他们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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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靠俸禄过日子的人，最出名的莫过于海瑞。
　　
　　这位仁兄实在是第一号正人，他几十年如一日，辛辛苦苦干活，没有什么奢侈的享受（也没钱），不该拿的他一分钱也不拿，上面说的火耗和淋尖踢斛的好处他从没有贪过。每月就靠那点俸禄过活，家里穷得叮当响。
　　
　　他最后的官职是南京右都御史，这是个二品官，相当于监察部部长，可以说是文官中俸禄最高的人之一了。 但他家里请不起几个仆人，什么事情都要自己动手，吃得也不好，长期营养不良，他死后，佥都御史王用汲来处理后事，一进门看见海瑞的家便痛苦失声。他想不到海瑞临死竟然如此凄惨，家里到处吊着旧布帘子（买不起新布），用的箱子破烂不堪，家里人都穿着补丁衣服。用家徒四壁来形容毫不过分。
　　
　　更让他难以置信的是，海瑞家连办丧事的钱都拿不出来，棺材也买不起，出殡的钱还是大家凑起来的。
　　
　　这样的人在朱元璋时代也有，如当时的宏文馆学士罗复仁，为人十分老实，家里很穷，但朱元璋对他仍不放心，有一天跑去他家里看，罗复仁买不起好房子，他只能在郊区买了间破房子度日。朱元璋东拐西拐，终于找到了地方，见两间破瓦房外，有一个人正提着桶刷墙。朱元璋见此人灰头土脸，粉迹满面，以为是给罗复仁干活的民工，便问他：“罗复仁住在这里吗？”
　　
　　没想到，刷墙的这位听到有人问他，回头一看，大惊失色，慌忙跑过来跪拜，说道“我就是罗复仁！”
　　
　　朱元璋这才看清他的脸，原来这个人真是罗复仁，再看他的打扮，一手拿着刷子，一手提着桶，衣衫褴褛，和叫花子没什么区别，顿时哭笑不得。半天憋出一句话：“你怎么住这样的房子？”
　　
　　罗复仁赔笑着说：“臣家穷，只能将就了。”
　　
　　朱元璋过意不去的说：“你这么有学问的人怎能住这样的房子。”便赐给他一所大宅院。
　　
　　罗复仁算是清贫了，但毕竟他的官位不高，还有比他厉害的。
　　
　　在六部中，以吏部（人事部）的地位最为重要，吏部尚书（部长）吴琳为官清廉，后退休回家，朱元璋派使者去打探他的近况，使者到吴琳家乡，考虑到他当过大官，应该有很大的房子，便去寻找。但转了一圈，没有见到什么大房子，他便在路边找到一个正在插秧的老农，问道：“请问吴尚书住在哪里啊？”
　　
　　谁知那老农抬头对他说：“我就是吴琳，有啥事儿？”
　　
　　使者十分感动，便将此事回报朱元璋，朱元璋听后也十分感慨。
　　
　　这些人无疑都是优秀典型，但有他们这样高的道德修养的人实在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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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去工资制度外，明朝时候的休假制度也有必要介绍一下，让我们看看古人的假期都是怎么休的。
　　
　　先说老祖宗汉朝吧，他们实行的是五天一休制，也就是干五天休息一天，可不是休息星期六或者星期天，而是轮到哪天休哪天，这一天还有个名字叫“休沐”，在这一天，官员们可以回家，这样看来汉朝的待遇还是不错的。
　　
　　隋唐时期，改成了十天休息一次，称成“旬休”，好像待遇比汉朝差了不少，实际上不是这样的，在隋唐时期，已经有了今天黄金周的概念，他们每逢新年、冬至会休息七天。这七天时间是带薪假期。除此之外，能想得出来的理由也可以休假，除了我们日常的端午、中秋、重阳外，还有皇帝的生日（由于皇帝经常变，所以这一个假期也经常变），让人吃惊的是连如来佛祖的生日、老子的生日，孔子的生日也都放假，估计当年要是基督教传播广泛，上帝的生日也要算在里面。
　　
　　宋朝待遇稍微差点，但是一年假期还是有个几十天的。
　　
　　到了元朝，情况发生了变化。在元朝统治者看来，生命在于运动，工作就是休息，什么旬休,大休都没有了，大家以工作为重，一年只有十几天休息。
　　
　　终于位置传到了朱元璋的手里，这位仁兄的工作精神我们已经介绍过了，他认为，给你们发工资，让你们管事已经很优待了，当年老子连饭都吃不饱，还休息？
　　
　　有的官员提出要恢复前朝的休假制度，被朱元璋驳了回去，然后朱元璋规定了休假的制度，倒还真是简单易行，一年休息三天！分别是过年、冬至、本人朱元璋的生日。
　　
　　还想休几十天，小子们还没睡醒吧！
　　
　　但实际实施后出现很多问题，比如两地分居问题，子女教育问题（是客观存在的）都无法解决，于是后来规定从12月起放寒假，为期一个月，才算解决了部分问题。
　　
　　如前所述，由于这些制度的规定，朱元璋和官员之间的矛盾越来越深，而官员们为了自己的利益，必然要违反朱元璋的这些法典，而朱元璋也不会允许这些事情的发生。这些矛盾累积到一定时候，就会爆发。
　　
　　一幕历史剧就此开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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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元璋肃贪
　　
　　在所有的恶行中，朱元璋最憎恶贪污，这也是可以理解的，每当他想起那本该发给自己父母的赈灾粮食被官吏贪污，导致父母饿死的情景，就会忍不住咬牙切齿,这些人个个该杀！
　　
　　他要创造一个真正纯净的王朝，一个官员们人人清廉、百姓安居乐业的王朝。所以他尽一切努力去实现这个梦想。
　　
　　可是梦想不一定会成为现实
　　
　　洪武二年，朱元璋曾经对他的大臣们说过这样一番动感情的话：“从前我当老百姓时，见到贪官污吏对民间疾苦丝毫不理，心里恨透他们，今后要立法严禁，遇到有贪官敢于危害百姓的，决不宽恕！”
　　
　　朱元璋是说到做到的，他颁布了有史以来最为严厉的肃贪法令：贪污 60 两以上银子者，立杀！
　　
　　即使在开国之初，60两银子也不是什么大数目，这个命令显示了朱元璋肃贪的决心。
　　
　　为了增加震慑力度，朱元璋还设置了一项骇人听闻的政策。
　　
　　自唐宋以来，政治制度、机构设置多有不同，但县衙的布局是差不多的，都有大门、戒石、鼓楼、二门这些结构，但在明朝却在大门和二门之间多设置了一个土地祠。此土地祠切不可晚上去看，着实吓人。
　　
　　这个土地祠是干什么用的呢，不要吃惊，这个地方是剥皮用的，剥的就是人皮。
　　
　　原来朱元璋命令官员贪污处死后，还要把贪官的皮剥下来，然后在皮内塞上稻草，做成稻草人，并挂于公座之旁，供众人参观。这个稻草人不是用来吓唬鸟的，而是用来威慑贪官的。
　　
　　较早享受到这一高级待遇的是朱元璋的老部下朱亮祖，这位朱亮祖是赫赫有名的开国大将，立有大功，被封为永嘉候（侯爵），镇守广州，可谓位高权重。但此人有一个致命的缺点，骄狂。
　　
　　当时的番禺县（今广州番禺区）县令叫道同，是一个很清廉的官员，由于执法严厉，与当地的土豪劣绅发生了矛盾。这些土豪吃了亏又拿道同没办法，便拉拢朱亮祖，希望他为自己出头。头脑简单的朱亮祖收了好处，居然就答应了。
　　
　　此后，朱亮祖多次与道同发生矛盾，干涉道同的正常执法，还派黑社会暗中设伏，打了道同一顿。但道同并未屈服，与朱亮祖进行着不懈的斗争。
　　
　　双方矛盾一步步升级，终于达到顶点。道同抓住了恶霸罗氏兄弟，朱亮祖竟敢动用军队包围县衙，强行将人犯给抢了出来。并且还向皇帝上本，弹劾道同一大堆罪状。
　　
　　道同终于忍无可忍，也随后向皇帝递送奏章说明情况，但他忘记了朱亮祖有他不具备的优势——快马。
　　
　　道同派人送奏章的马是驿站的马，而朱亮祖使用的是军马，朱亮祖也料到道同会告状，于是他派人挑最好的马，飞快的赶到京城，狠狠地告了道同一状。朱元璋是个头脑容易发热的人，一看了朱亮祖的告状信，就立马派人去斩杀道同。
　　
　　就在朱元璋发出命令后不久，道同的奏章就到了，朱元璋一对照就发现了问题，连忙派人去追，然而已经来不及了，朱亮祖就这样杀掉了道同。
　　
　　道同为官清廉，家里没有钱，他死前最担心的就是自己的母亲无人供养，便委托好友赡养他的母亲，然后从容就死。
　　
　　他被杀时，无数百姓前来送行
　　
　　公道自在人心
　　
　　朱亮祖得意洋洋，自己终于斗倒了道同，他和那些土豪恶霸可以高枕无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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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虽如此，但朱亮祖仍然有些不安，他跟随朱元璋打过仗，深知此人要么不做，要么做绝的性格。不过道同只不过是个小小的知县，而自己却是开国大将，御封侯爵，想来朱元璋不会为了一个芝麻官对自己下手的。
　　
　　朱亮祖的估计似乎是对的，过了一段时间，始终未见朱元璋有何反应，他终于安心了。
　　
　　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当大理寺的官员手持朱元璋的手谕来抓他时，朱亮祖才会那样的吃惊。他虽然手下有兵，却还没有神经错乱到敢于朱元璋对抗。他十分老实的把自己的兵权交出，和大理寺的官员一起前往京城请罪。
　　
　　然而大理寺的官员并不急于上路，却询问他：“你的儿子朱暹呢？”
　　
　　这下朱亮祖惊呆了，他明白这句话的含义。
　　
　　因为朱元璋的人生哲学正是：要么不做，要么做绝
　　
　　一路上，朱亮祖还存有幻想，他认为自己劳苦功高，只不过杀了一个知县，朱元璋最多是责罚一下他而已，并不会杀他。
　　
　　但现实和想象总是有差距的。
　　
　　洪武十三年（公元1380）九月初三，朱亮祖与长子朱暹被押到了朱元璋的面前，朱元璋没有跟他废话，充分发挥了自己动手的精神，上来就用鞭子抽了朱亮祖。侍卫们一看皇帝亲自上阵，士气大振，在得到朱元璋默许后，纷纷开始动手。朱亮祖与他的儿子朱暹就这样被活活鞭死。
　　
　　“鞭死”二字，细细品位，实在让人胆寒。
　　
　　杀掉朱亮祖和朱暹后，朱元璋下令将参与此事的恶霸全部杀死。他念及朱亮祖有功，给他留了全尸，但其他人就没有这么好运气了，朱暹等人的皮都被剥了下来，悬挂在闹市，供众人参观，以为后世警戒。
　　
　　朱元璋对这件事情的处理让很多官员胆战心惊。而朱亮祖也在无意中创造了一个记录：他是第一个被当廷打死的大臣。
　　
　　不过他并不是最后一个。此后，当廷打死大臣这一明朝独特的现象就此延续了下去。终明一朝，很多直言大臣都被这种极端的刑罚打掉了性命。
　　
　　此后，朱元璋对待贪官污吏的态度越来越严厉，他创造了一个以往封建统治者想都不敢想的政策，即规定普通百姓只要发现贪官污吏，就可以把他们绑起来，送京治罪，而且路上各检查站必须放行，如果有人敢于阻挡，不但要处死，还要株连九族！这在中国法制史上是绝无仅有的。
　　
　　但这一政策的操作性不强，明代的实施者并不多。
　　
　　 与这种群众检举揭发相比，朱元璋肃贪的主要线索来源是他的耳目，也就是我们上面介绍过的检校。这些人遍布全国各地，一旦发现官员有贪赃枉法等问题即可上奏，而朱元璋也拿出了玩命的精神，即使情报送到京城已经是半夜，他也会立刻起床接见。
　　
　　甚至有的贪官今天刚收红包，第二天就会有纪检官员来找他，并将他抓回论罪。其效率不可谓不高。
　　
　　朱元璋使用了这么多的手段，自己也全力配合，按说贪污行为应该绝迹，然而情况远没有他想象的那么简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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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元璋制定了法律，规定当时的刑罚限于笞、杖、徒、流、死五种，从字面上也很容易理解这五种刑罚，客观来说，在封建社会这些刑罚并不算重。这也是朱元璋考虑到前朝的刑罚过重而做出的一种改进。
　　
　　但朱元璋并不是个按规矩出牌的人，在对付贪官污吏和反对他的大臣上，他用的绝不是这几招。
　　在他实施的刑罚中，最有名的莫过于凌迟，把人绑在柱子上，用刀慢慢割，如果行刑的人技术好，那受刑者就要受苦了，据说最高纪录是割三千多刀，把肉都割完了人还没死。
　　
　　除此外，还有所谓抽肠（顾名思义）、刷洗（用开水浇人，然后用铁刷子刷）、秤杆（用铁钩把人吊起风干）、阉割、挖膝盖等等。
　　
　　然而在这些令人生畏的死亡艺术前，官员们仍然前腐后继，活像一群敢死队，成群结队地走到朱元璋的刑具下。
　　
　　自明朝开国以来，贪污不断，朱元璋杀不尽杀，据统计，因贪污受贿被杀死的官员有几万人，到洪武十九年（1386），全国十三个省从府到县的官员很少能够做到满任，大部分都被杀掉了。在当时当官未必是件好事，能平平安安的活到退休就已经很不错了，完全可以自豪的说一声阿弥陀坲。
　　
　　朱元璋十分不理解，为什么这些人饱读诗书，以所谓“朝闻道，夕可死”为人生信条，却在当官之后成了“朝获派，夕腐败”。
　　
　　他想破脑袋也不明白，但怎么对付这些人他是清楚的，杀！
　　
　　可是杀完一批，又来一批，朱元璋急眼了，于是他颁布了更严厉的法令：“我想杀贪官污吏，没有想到早上杀完，晚上你们又犯，那就不要怪我了，今后贪污受贿的，不必以六十两为限，全部杀掉！”
　　
　　可就是这样也没能止住，官员反倒是越来越少，于是在当时的史料中出现了这样一个滑稽的记录：该年同批发榜派官三百六十四人，皆为进士监生，一年后，杀六人。
　　
　　似乎这个数字并不多，别急，后面还有：戴死罪、徒流罪办事者三百五十八人。
　　
　　大家明白了吧，这三百多人一个没漏，再说说这个戴死罪、徒流罪
　　
　　什么叫戴死罪、徒流罪办事呢，这可是明朝的一个奇特景观。很多犯罪的人过堂，上到衙门才发现当官的也戴着镣铐，和自己一模一样，后面还有人监视。除了衣服是官服，活脱脱就是个犯人。
　　
　　这种情况的出现就是因为官员被杀的太多，没有人干活了，朱元璋虽然勤劳，但也不能代替所有的官员。于是他创造了这样一个戴死罪、徒流罪办事的制度，具体操作方法是，官员犯法，判了死罪，先拉下去打几十板子，就在官员给伤口涂药，估计自己小命不保的时候，牢里突然来了个人，不管死活的把受罚官员拉出去，塞到马车上，送到各个衙门去处理公务。
　　
　　想死？便宜了你，活还没干完呢！
　　
　　结果是被判了死罪的官员给下面跪着的犯人判死罪，然后自己再到朱元璋那里去领死。
　　
　　活干完了，要杀要剐您看着办吧
　　
　　该杀的杀吧，该徒刑、流放的也执行吧，别再折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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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上文我们可以看到，朱元璋是下了大力气肃贪的，但效果并不是太好，这是很值得分析的，大凡在封建朝代开国时期，官吏是比较廉洁的，而洪武年间出现如此大范围的官员因贪污被杀，是很不正常的。
　　
　　应该说，朱元璋的某些政策制定和执行出现了问题，官员贪污的主因固然是他们自己不法行为，但官员待遇过低，朱元璋肃贪手法过于急躁，也是重要原因之一。
　　
　　我们下面要讲述的两个案件就很能说明一些问题。这就是被称为洪武四大案中的空印案和郭桓案。
　　
　　空印案
　　
　　应该说这确实是一个冤案，然而其影响之广，范围之大，实在罕见。
　　
　　我们先说一下这个案件发生的时间，根据《刑法志》记载，此案发生在洪武十五年（1382），但根据此案当事人的记载，真实发案时间是在洪武九年（1376），目前这一问题尚未得到确认，本文采用洪武九年的说法。
　　
　　案件的缘由是这样的，明朝规定，各地每年都要派人到户部报告地方财政账目，而地方账目必须跟户部审核后完全相符，这一年的地方财政计划才能完成。如果对不上，即使只是一个数字，账目就必须重新填造，更让人为难的是所有重修账册必须要盖上原衙门的印章才算有效。
　　
　　这个规定在现在看来似乎不难执行，但在当时可就难了。
　　
　　要知道，当时没有高速公路，也没有铁路，各府各县必须派使者带着账册去京城。这些使者的首要条件是身体好，因为这一路上是很辛苦的，没有汽车火车让你坐，你得骑马、坐船、再骑马，某些时候你可能还要搞些登山运动。
　　
　　比如你是广西某地的官员，要想到京城，最快也得一两个月。就算你年初一就出发，到京城起码也是早春三月了。满头大汗跑去户部，一核对，错了一个数字。
　　
　　行了，啥也别说了，兄弟你打马回去吧，我等你。
　　
　　于是又是一路狂奔，先骑马，再坐船，回去改了账册，盖了公章。我去也！
　　
　　这就是四个月过去了，转眼已是夏天，赶到京城，又见面了
　　
　　兄弟你终于来了，我等你好久了，接着来吧
　　
　　这位运气不好，核对后发现还是有地方错了，啥也别说了，还是回去吧，下次过来记得穿多点衣服啊，这边冬天冷！
　　
　　于是又赶回去，赶回来，这回核对上了，可差不多快到第二年了，你也别回去了，在这过年吧，计划又该重新做了。
　　
　　基本情况就是这样，如果总怎么折腾，谁也受不了。经过分析，官员们发现，关键问题在于盖印这个环节，因为纸笔都是现成的，账册错了改就是了，但印是不能让你带的，你把印拿走了，官老爷总不能拿萝卜刻印盖公文吧。当时在街头私刻公章的生意还是没几个人敢做的，于是他们灵机一动，带上事先预备好的盖过印信的空白文册不就行了吗？
　　
　　就这样，带空印文册成了当时一条不成为的规定，朝廷上下都知道，除了一个人例外。
　　
　　很不幸的是，这个人正是朱元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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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武九年，朱元璋突然发现了这个所谓的秘密，就在自己眼皮底下，官员们竟然敢搞这些名堂！
　　
　　他震怒了，他认为自己做了一回冤大头，于是他派遣官员对此事进行了详尽的调查。
　　
　　按说只要一调查，这个问题是不难解释的，其实即使是他派去调查的官员也清楚整件事情的来龙去脉，但是一个奇怪的现象出现了，事情的缘由大家都知道，可就是没有人说。
　　
　　于是就出现了这样的滑稽场景，问话的官员也知道，回答的官员也知道，只有朱元璋不知道。
　　
　　这个现象不难解释——官员们害怕
　　
　　如果上书辩解，很有可能被认为是同党或者包庇，这个黑锅谁背得起。
　　
　　就在此时，一个勇敢的人站了出来，值得敬佩的是，他并不是在职官员，而只是一个平凡的生员。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他只是一个老百姓。
　　
　　这个人叫郑士利，他没有任何背景，没有任何靠山，只是凭借自己的勇气，只是为了说出真相。
　　
　　他利用当时平民可以直接上书的渠道给朱元璋写了一封很长的书信，这封书信在历史上也很有名，在书信中郑士利明确指出：空印文册所用的是骑缝印，并不是一纸一印，而钱粮数字不同，必须一一核对，所以很难确定。说明了空印出现的原因
　　
　　其实郑士利不但敢于直言，也是个聪明人，他估计到朱元璋可能羞于认错，便在文章的最后，为朱元璋开脱，写道：其实您也是为了老百姓好，您是怕贪官污吏借机挪用这些空印纸，用来危害老百姓（恐奸吏得挟空印纸，为文移以虐民），您也是为了百姓好啊。
　　
　　照郑士利的意思那就是：皇帝大人您也没错，大臣们也没错，当然小人我也没错，大家都没错，误会，误会啊！
　　
　　朱元璋给他的赏赐是送去劳改
　　
　　因为郑士利把朱元璋看得过于简单了，朱元璋并不是一个糊涂的人，他也不是不肯认错的人。其实从他的无数耳目那里，他是很容易得知事实真相的。如果他连这个问题都搞不清楚的话，明朝的天下就不会姓朱了。
　　
　　那么他为什么还要处罚这些官员呢？
　　
　　真正的原因在他的心里
　　
　　朱元璋从来就不信任那些官员们，这与他从小的经历是分不开的，他深刻了解这些官员们营私舞弊的本事，在他看来，这些人是靠不住的，即使现在这些官员们为他干活。
　　
　　综合各方面分析，空印案之所以给朱元璋如此大的触动，是因为他认为这些官员们轻视他的权力，居然敢于不向他请示就私下擅自盖印。这是藐视他的权威
　　
　　真是好大的狗胆！居然为了偷懒就私用权力，今天你们不经过我的允许，把印盖在文书上，要是容了你们，明天就会把印盖到我的头上！不整治你们一下是不行了。
　　
　　郑士利被罚作苦工了，作为一个平凡的人，他没有机会见识皇家的威严，没有福气享受当官的荣耀，他一无所有，却凭借自己的勇敢完成了他个人的壮举。由于他的英勇行为，这位即非皇亲国戚也非名臣将相的普通人被记入了明史
　　
　　在属于他的《明史•郑士利传》上，我们看到的是勇气
　　
　　这样的人是不会被我们遗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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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对于那些空印案中获罪的官员们，郑士利还是幸运的
　　
　　既然案件已经定性，那么接下来的就是处罚了，问题在于几乎全国所有的府县都存在空印现象，总不能把所有的府县官员都杀掉吧。
　　
　　这又是一个难题，但在朱元璋那里，似乎没有他解不开的题目
　　
　　他总能做出别人想不到的事情，旁人认为他绝不可能把涉案的所有官员都杀掉，但他真的就这样做了。
　　
　　官员们，无论你们在什么地方，不管是天涯还是海角，山地还是平原，所处的环境繁华或是荒芜，你们的待遇都是一样一样的啊
　　
　　在我们宣布处罚结果之前，先说一下当时全国的行政结构，全国共有十三个省，一百四十多个府，一千多个县，这些省府县的官员很多都与空印案有关。
　　
　　处罚如下：主印官员全部杀掉，副手打一百杖充军。除此之外，连各省按察使司的言官也多有获罪者，理由是监管不力。
　　
　　这是名副其实的一扫光，平时都争谁官大，这下倒好，干个副职还能去当兵，正职就得掉脑袋了，真是所谓能力越大，责任越大。
　　
　　在这次空印案中很多素有清廉之名的好官也被杀掉了，最有名的就是千古忠臣方孝孺他爹方克勤，这位仁兄在山东济宁干知府，为政清廉，平时肉都舍不得多吃，衣服上满是补丁，就因为他是主印官，糊里糊涂的没了脑袋。
　　
　　但要说明的是，空印案中所杀官员的数目是有争议的，有些史料记载死者上万人，这应该是不准确的，因为朱元璋处理的只是掌印的官员，对副职他并未杀掉，朱元璋也并不是人们想象中的杀人狂，他是有着清醒的政治头脑的。杀光官员这种蠢事，他不会干的
　　
　　综合分析空印案，可以看出，此案和肃贪其实并无太大关系。官员们由于工作上的便利采取的一种变通手法，演变成了一件大案。而在大家都心知肚明且有人上书说明真相的情况下，朱元璋还如此处理此案，就值得我们深思了。
　　
　　朱元璋的行为大概可以用《说唐》里秦叔宝进牢房时，衙役喊的一句话来解释：“进得牢来，先打你一百杀威棍，看你老不老实！”
　　
　　这杀威棍真是狠啊
　　
　　空印案的规模和排场在洪武四大案中只能算是小弟弟，下面这个案件才算是大哥级别的，那才是真正的所到之处，一扫而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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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著名的郭桓案，此案与上一案件不同，其中确实存在着贪污问题，但牵涉之广，影响之大在贪污案件中确属罕见，而此案中也确实存在着某些很多疑点。
　　
　　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洪武十八年(1385年)三月，御史余敏、丁廷举告发北平布政使司、按察使司官吏赵全德等与户部侍郎郭桓合谋贪污，在朱元璋的编的《大浩》中，详细列举了郭桓贪污的方式和数量，看了实在让人触目惊心。我们有必要列举一下（请仔细看，疑点就在其中），其贪污行为包括：
　　
　　1．郭桓私分了太平、镇江等府的赋税，也就是说这些地方的钱粮朱元璋没有收到，全被郭桓私自吞掉了。
　　
　　2．郭桓私分了浙西的秋粮，具体数字是这样的，当年浙西的钱粮是450万石，郭桓只交给了朱元璋200多万担，其余的他自己私分了。
　　
　　3．郭桓等人在征收赋税的时候，巧立名目，创造性的征收多种赋税：包括水脚钱、车脚钱、口食钱、库子钱、蒲篓钱、竹篓钱、神佛钱等。
　　
　　最后算出总账，他和同党一共贪污了2400多万石粮食。
　　
　　这么看来，郭桓确实是胆大妄为，他勾结其他官吏贪污腐败，朱元璋也并没有放过他的同党。那么郭桓的同党是谁呢，经过朱元璋的追查，六部的大多数官员都成为了郭桓的同党！
　　
　　他们包括礼部（礼法）尚书赵瑁、刑部（司法部）尚书王惠迪、兵部（国防部）侍郎王志、工部（建设部）侍郎麦至德等。请注意，这个名单很长，据《刑法志》记载，当时六部除上面所列高级官员外，所有侍郎（副部长）以下官员都被干掉了。
　　
　　这也就是说当时的六部，每个部除了尚书（部长）一人，侍郎（副部长）两人（上文已列出者除外），所有的办事官员都被杀掉了。当时的部长真的成了光杆司令，官员们陷入了恐惧之中，见面的第一句话应该就是“你们今天死了几个？”其实到后来这个问题也不用回答，因为一个部里最多只剩下三个人
　　
　　这是中央官员，还有地方的经办官员，粮食是由省里送来的，往下查，就是各个府县，府县再往下，就是那些所谓的富户、粮长。这些人也大多被杀掉。
　　
　　此案一共杀掉了三万余人，结果是“百姓中产之家大抵皆破”，算得上是把朝廷上下一扫而空了。
　　
　　这样看来，我们不得不佩服在郭桓案件中幸存下来的官员，真不容易啊，怎么把你们给漏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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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发现场的疑点
　　
　　在讲述历史事件的同时，我还会给大家介绍一些历史学的分析方法，当然，还是用我的方式。
　　
　　对郭桓案件的分析，我们会采用一种类似于破案的方法，相信大家会感兴趣的。
　　下面就请大家拿起自己的烟斗，开始对案发现场的勘查吧。
　　
　　以上所列就是史料的记载，也就是我们所谓的案发现场，请大家注意，并非所有史料都是可信的，在这些资料中，互相矛盾的并不少，就如同凶案现场会出现很多将你引入歧途的线索一样。
　　
　　但只要你认真分析，是可以找出真相的。
　　
　　其实历史学家们很重要的一项工作就是从这些互相矛盾的资料中找到真相。这里再提供一件重要的破案工具，也是历史学上很重要的原理之一，那就是大家看史料的时候，一定要考虑到写书人的背景，因为这也或多或少决定了该书的倾向。相信如果不是自虐，写书骂自己的人毕竟还是少数吧。
　　
　　我们就把这个案件的史料让大家来分析，这里就是案发现场，你能从中看出有哪些疑点吗？
　　
　　如果你还在思考，那就先不要看我的结论
　　
　　下面是我自己的分析，只供大家参考：
　　
　　在我看来，至少有两个疑点：1、贪污的数目应该有一定问题，为什么这么说呢，大家要知道当时明朝一年的收入也只有2400多万石粮食，在朱元璋刚刚处理完胡惟庸，且已经设立了锦衣卫的情况下，郭桓不过一个侍郎，何来包天大胆敢如此妄为，贪污的数量居然赶得上明朝一年的收入？
　　
　　而且我们先前已经介绍过，当时肃贪力度之大，贪官闻风而逃，即使身在穷乡僻壤，白天贪污，晚上就被告发，郭桓等人就在朱元璋眼皮底下，每天无数的密探来来往往，他老兄居然还敢私吞几个省的公粮！朱元璋自废除丞相之后，很多小事他也会亲自处理，如果有几百万石粮食不入库，朱元璋早就跳起来骂人了，何必等到御史告发？
　　
　　2、我们看看历史上著名的贪污案，就会发现其实贪污这种事情，一般都是人越少越好，既安全，分的钱也多。郭桓不过是个户部侍郎，要贪污粮食怎么会和礼部、刑部、兵部、工部、吏部的人一起合作，莫非他是觉得知道他贪污的人太少，想给自己打个广告？不管怎样，郭桓也算是风光了一把，他一个小小的侍郎，其同党的数目居然打破了丞相胡惟庸保持的记录。
　　
　　虽然这个记录并不光彩。
　　
　　综合看来，这个案件是存在着很大疑点的，但这也并不能说明此案就是子虚乌有，郭桓的贪污行为很有可能是存在的，只不过数量没有这么大，所谓的同党没有这么多罢了，不然为何朱元璋不找张三李四，偏要找你郭桓呢。
　　
　　如果你有更多的发现，那么就要恭喜你了，你已经走上了理性分析历史的道路。历史的疑云是永远存在着的，我们在这里所作的分析只是一家之言，并不能给郭桓案件下一个肯定的结论，充其量只是一个推论。
　　
　　重要的是，如果你能从这种分析方式中有所斩获的话，请你相信，打开历史迷雾的钥匙已经离你不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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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桓案最终还是结束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此案中被杀的最后一个人正是此案的主审法官，杀掉无数官员的右审刑吴庸。
　　
　　经过这一连串大案，朝中官员如惊弓之鸟，每天都担心自己脑袋不保，有些好事的人就拿这些官员开涮，说朱元璋上朝时如果玉带系在肚皮下面，就是要杀人了，如果玉带在肚皮上代表今天平安无事。如果这样判断，那是要出问题的，万一哪一天朱元璋吃得太饱，肚子胀，玉带只能放在肚皮上，心情又不好，官员们可就要吃苦头了。
　　
　　史料记载，官员们每天上朝，都要在家门口举行仪式，什么仪式呢，穿戴整齐，抱抱老婆孩子，交待清楚谁还欠我多少债、我的私房钱藏在床底之类的后事，然后诀别而去，老婆孩子就在背后哭，除了人还是活的，和开追悼会没什么区别。
　　
　　散朝的时候，老婆孩子在家门口等着，如果看到活人回家，就会大肆庆祝一番，庆祝的内容是今天我又活了一天。
　　
　　这些并不是玩笑，而是真实的历史景象，在不知明日祸福这种极大的压力下，很多官员承受不住，纷纷表示自己就当白读了几十年书，情愿回家种地。
　　
　　官我也不做了，回家总行了吧。
　　
　　哼哼，没有那么容易。“奸贪无福小人，故行诽谤，皆说朝廷官难做”，诽谤朝廷，这又是一条重罪。于是走也不是，留也不是，正是“你说你，想要逃，偏偏注定要落脚”
　　
　　人类最伟大的地方就在于总能想出办法解决问题，明朝的官员们在这个矛盾上充分体现出了这一特点。他们想出了一个很绝的方法——装疯。
　　
　　在洪武年间的朝廷里，好好的一个人突然间得了精神病是常见的，具体表现为痴呆、神情木然、披头散发、见到人就叫爹、拿着菜刀四处和人打招呼等，形式多种多样，目的当然只有一个——多活两年
　　
　　话说回来，这招也是不错的，而且当时也没有精神鉴定这一招，只要你能下血本，多恶心的事都做得出来，就一定能够成功。
　　
　　下面我们就举一个成功者的例子，那装疯意志可真是坚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