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篇转载——明朝政局的“三角恋”：皇帝、文臣和太监

孟菲斯

普天之下并非王土(2)



土地所有权真正公私分明应当在秦汉废封建、置郡县以后，赵俪生把汉代的土地所有制分为“国家所有、土地大量私有、土地小量私有”三种状态，若从所有制来说，也就是公有、私有两种并存，这应当是两千多年来中国土地所有制的主要形式，其中宗族集体拥有少量的族田、坟山，但这种集体所有本质上是私有。
　　那么此阶段土地流转有哪几种形式呢？凭借手中的暴力非法或合法抢夺，仍然是重要的方式，比如政权没收私人土地。同时也有封赠，当然不是周朝那种模糊的土地、人口捆绑在一起的赠送，而是田亩比较精确地授田给农民，或者奖赏给大臣。另外一种常见的土地流转形式就是买卖。
　　自从秦汉土地国有和土地私有之间界线分明以后，朝廷当然不可能像周朝那样分封了，一个人通过买卖得来的土地凭什么被皇帝赐封给另一个人？那么朝廷要赐封土地或授田，只有两种途径。一是战争过后人口大量死亡，土地大量闲置，可以将这种无主地收为国有，然后再行分配或赏赐；二是利用政权的力量没收大量土地归朝廷所有。也就是说，在承认私人能拥有土地的前提下，一个政权并不自然拥有土地，他只能先“化私为公”，然后才可能再“化公为私”。比如朱元璋将大富翁沈万山找个理由充军，沈家大量的动产、不动产归朝廷没收，土地所有权发生了转移。
　　一旦承认土地可以私有，中国历朝历代凭借政权的力量来主导、左右土地流转是一件很艰难的事情。为缓和社会矛盾，抑制土地兼并可能引起动荡；同样，朝廷要想大量赐给功臣宗室土地，也不是很容易的。明朝万历帝宠幸郑贵妃所生的第三子朱常洵，而不喜欢长子朱常洛，在大臣的苦谏下才很不情愿地立长子为太子，封第三子为福王。郑贵妃和福王要求得到补偿，请求赐田四万顷，最后讨价还价变成两万顷，这依然是个惊人的数目。周天子能把河、汾以东的土地给弟弟，产生不了什么社会震荡，反而几千年后三晋乡亲还在传诵唐叔虞父子的德政；而明天子要赐田万顷给心爱的儿子，却不能随心所欲。因为周朝的土地国有、私有之间并不很明显，除了当时地广人稀的原因外，周王封地给弟弟并不会产生现代法律意义上的财产权转移，所以可以将土地、人口模模糊糊地打包在一起，说弟弟，这个礼物送给你了，包里大多数人并不会感觉到自己切身利益受损害。明代的土地公有和私有界线分明，不像周朝那样模糊，朝廷没有那么多的公田赐给福王，就必须先“化私为公”，就如万历帝早年没收了死去的老师张居正大量良田，赐给弟弟潞王。可到了福王就藩时，没有张居正这样的大臣有大量的田地可没收，那么就只能侵占普通农民和小地主的土地了，这样就必然激发社会矛盾。
　　承认土地私有必然就会承认土地买卖合法，土地买卖合法就可能引起土地兼并。中国历代王朝在大的政治制度没有改革前，解决土地兼并的办法只有一条：暴力。像王莽这样的野心家兼理想主义者，试图一劳永逸地解决这个问题，干脆恢复过去的王田，让朝廷拥有所有的土地，然后进行合理分配。他忘了时势异也，自秦汉后私人拥有土地所有权已十分明确，怎么可能开历史的倒车回到西周时期？
　　朝代更替后，通过战争减少人口，用政权力量没收一部分土地重新分配，人与地的关系出现一种较为理想的平衡状态。但私有的土地一旦参加交易，就必然会重新出现土地兼并，而土地兼并到一定的程度就不是个经济问题，而是个政治问题了，会产生失地流民，引起社会动荡。

孟菲斯

第一部分完了，暂且作个记号，喜欢看的同志，别忘了鼓励一下。

William

辛苦，支持>>>

孟菲斯

千古文人策士梦(1)



盖天下之治乱，不在一姓之兴亡，而在万民之忧乐。是故桀、纣之亡，乃所以为治也；秦政、蒙古之兴，乃所以为乱也；晋、宋、齐、梁之兴亡，无与于治乱者也。为臣者轻视斯民之水火，即能辅君而兴，从君而亡，其于臣道固未尝不背也。夫治天下犹曳大木然，前者唱邪，后者唱许。君与臣，共曳木之人也；若手不执绋，足不履地，曳木者唯娱笑於曳木者之前，徙曳木者以为良，而曳木之职荒矣。
　　——黄宗羲《明夷待访录·原臣》
　　千古文人策士梦
　　陈平原先生曾写过一篇文章《千古文人侠客梦》，文弱书生，幻想着纵横江湖、策马中原，大致是难以实现的白日梦，而做辅佐圣君、成就大业的策士，则是千古文人更为现实的一个梦。
　　大到开国君主，小到帮会头目，一般说来得有流氓性格、赌徒气质，而饱读诗书的士人，大多不敢出头造反，他们最好的选择是因人成事，傍一个有政治前途的主公，当一个摇鹅毛扇的军师，主公成功了他则可宣麻拜相。
　　真正的文人，多数是没有胆量和气魄做英雄的，他们顶多是做英雄身旁的策士。
　　大多数书生，有自知之明，不去当那个领头的英雄，而是在波谲云诡的大变革中择良木而栖，倚明主而仕。
　　选择主公的重要性，对立志当策士的书生来说，不亚于一个花容月貌的女子选择夫婿，要把一辈子的幸福托付，最怕遇人不淑。
　　张良遇上刘邦，算是君臣风云际会，成就了一段历史佳话，而范增碰上了那个只有匹夫之勇、妇人之仁的项羽，最后只能生闷气，背疽发作而亡。
　　不过即使找对了明主，当稳了策士，也未必有好下场，就以明朝开国三大策士：李善长、刘基、宋濂为例。这三人性格、特长不一样，辅佐朱元璋的重点也有差别，李善长管行政，刘基出奇谋，宋濂掌文翰。其中李善长跟随朱元璋时间最早，出力最多，下场也最惨。
　　《明史·太祖纪》载：元至正十三年（1353年）春，“（太祖）道遇定远人李善长，与语大悦，遂与俱功滁州，下之”。《明史·李善长传》则是这样写的：“太祖略地滁阳，善长迎谒。知其为里中长者，礼之，留掌书记。”可见这次君臣相会决不是偶遇，而是李善长策划已久的投靠。朱元璋此时才二十六岁，只是郭子兴麾下一员初露锋芒的将军，当时天下板荡，群雄并起，比朱元璋兵士多、地盘广、声势大的人多了去了，但李善长相中了朱元璋，可见他目光如炬。“跟对人”是策士最重要的一门学问，张良跟对了范增没跟对，两个智商、谋略差不多的人功业判若云泥。
　　李善长认准了朱元璋是可以成大事的明主，一见面就给朱元璋打气，以汉高祖的伟业激励这位起于阡陌的穷小子，对元璋说：“秦乱后，汉高祖以一介布衣起事，为人豁达大度，知人善任，不妄杀人，五年内就成就了帝业。今天元朝的政治已经紊乱，天下土崩瓦解。主公是濠地的人，距离高祖故乡沛县不远。山川的王气，公应当承受。效法汉高祖所为，天下就可以平定。”
　　这一碗米汤灌得好舒服，元失其鹿，天下人逐之，可最终谁能捉住那只鹿呢？李善长归依朱元璋，固然有他对朱元璋的观察和对天下群雄的分析，但也有赌博的成分。最大也是最险的一次赌博，是他刚到朱元璋军中，据《明史·李善长传》记载：“郭子兴中流言，疑太祖，稍夺其兵柄。又欲夺善长自辅，善长固谢弗往。太祖深倚之。”此次谢绝朱元璋顶头上司郭子兴的橄榄枝，说明他看出了子兴不能成大事，冒了一把险，这种坚决的态度当然让朱元璋很是感动。果然不久郭子兴亡故，几个儿子也先后阵亡，郭子兴和小张夫人所生的宝贝女儿，也成了朱元璋的妃子。
　　在诸文臣中，李善长从龙最早，因此他的前程和主公捆绑得最紧密。元至正二十四年（1364年），朱元璋已经打败了陈友谅，在长江中下游站稳了脚跟，李善长率领群臣劝进，朱元璋没有同意，至正二十七年（1367年），李善长再次劝进，朱元璋终于不客气了，进位九五，李善长自然是开国第一文臣。事实这个人也有萧何之才，李善长当年主动追随朱元璋得到了回报，晋封为左柱国、太师、中书左丞相，爵位为韩国公，子孙世袭，颁发免死铁券。

孟菲斯

千古文人策士梦(2)



和李善长的主动积极相比，刘基和宋濂观望了许久，而且摆足了架子。朱元璋攻占了金华后，听说隐居在家的刘基、宋濂的大名，史载“以币聘。基未应，总制孙炎再致书固邀之，基始出”。如果说李善长是稳定后方的萧何，刘基就是足智多谋的张良，他对朱元璋的认识始终比李善长更为清醒。《明史》说李善长“习法家言”，而刘基则是个谦谦儒生，还受一些黄老术的影响。更近于法家的李善长，为了目标不择手段，可以主动去拜谒朱元璋，毛遂自荐。但这类功名性太强的法家知进不知退，难有好下场，商鞅、李斯都是如此。
　　刘基初次拒绝朱元璋的聘任，是中国传统策士一种自涨身价的公关方式，就如躲在战火纷飞的南阳等着被请出山的诸葛亮，一定要摆出“不求闻达于诸侯”的姿态，让刘备三顾茅庐。刘基看起来没有李善长那样积极主动的另一个原因是，他和宋濂都是元朝的进士，都当过元朝的官员，后看出了元朝气数已尽，和宋濂回乡隐居。
　　但对中国古代的读书人来说，隐居永远只是一种暂时休整，当策士、建功名才是他们永远的梦，有机会他们一定会冒出来的。只是李善长是一介布衣，就如当时在上蔡的李斯一样，是厕中的老鼠，为了跑进谷仓中，没有资格矜持，因此主动将热脸贴过去，和主公共命运。而刘基当过前朝的官，更能看清楚新旧权贵本质上没什么差别，只是在历史的潮流下，不得不弃旧从新。因此，他对新主公，能在心理上冷静地保持距离，最后功成身退，告老还乡。
　　李善长是儒表法里，《明史·李善长传》说他，“善长外宽和，内多忮刻（嫉妒刻薄）。参议李饮冰、杨希圣，稍侵善长权，即按其罪奏黜之。与中丞刘基争法而■（侮辱之意）。基不自安，请告归”。而刘基比李善长气度恢宏得多，太祖因事责备丞相李善长，刘基说：“善长勋旧，能调和诸将。”连朱元璋对刘基这番话都感到惊讶，说李善长几次要害你，你怎么还给他说话？朱元璋准备让刘基代替李善长为相，刘基力辞。
　　刘基此举固然是他知进退，善保身的表现，也是由于他对帝王清醒的认识。天威难测，对帝王来说，赏罚恩怨只是一种帝王术，帝王没有真正的恩与恨，一切都为了统治的需要。赏一个人未必是好事，罚自己的政敌，对自己并不意味着是一种胜利。刘基能参透这些，而李善长不能，最后自取其祸，以七十七岁高龄被灭族，“遂并其妻女弟侄家口七十余人诛之”。——只有他那个驸马儿子和公主生的两个孙儿，身上有朱元璋自己的DNA，得以赦免。
　　李善长参与胡惟庸谋反显然是欲加之罪。李善长的侄子李存义是胡惟庸的女婿，善长曾经请求免除自己的亲戚丁斌的罪过，而丁斌曾经在胡惟庸家供职过。大案总是从大官身边的人打开缺口，朱元璋亲自审理丁斌，丁斌招供李存义和老丈人胡惟庸一起谋反。大明办案有种著名的“瓜蔓抄”，皇帝醉翁之意不在小小的丁斌和死老虎李存义，而在大臣李善长，最后如愿以偿地把第一从龙文臣李善长牵连进去了。
　　善长被灭族当然是一大冤案，是朱元璋为了剪灭勋臣有计划的行动。善长死后的第二年，一个小小的五品郎中王国用上书，说了公道话。王国用说，李善长和陛下“出万死以取天下，勋臣第一”。生是国公，死后会封王，儿子娶了公主，亲戚做大官，是人臣中的顶峰，而要图谋不轨造反，成败尚未可知。有人说他想辅佐胡惟庸造反，大谬不然，一个人爱自己的儿子肯定甚于爱自己的侄子，善长与胡惟庸，是侄儿结亲，与陛下则是亲子亲女结亲。他即使辅佐胡惟庸造反成功，无非封太师国公王而已，男的娶公主女的嫁给王子而已，难道能比今天的富贵更加进一步？而且善长难道不知道天下不能侥幸夺取的吗？
　　太祖看完这封上书，竟然没有怪罪这个大胆的郎中，大概说得他哑口无言。李善长被灭族，固然是朱元璋刻薄寡恩所致，但和李善长参不透帝王心有关，“出万死以取天下，勋臣第一”正是他的死因，不知道他被杀时，和李斯与儿子一起被绑缚至刑场的心态是否一样？

孟菲斯

千古文人策士梦(3)




和管理百僚的李善长，参与军机的刘基相比，宋廉作为一代文宗，只是替朱元璋起草文书，教育太子，对江山的威胁应当不如两人，但朱元璋仍然不放心，害怕他泄漏宫中的秘密。好在宋濂守口如瓶，有一次他与客人饮酒，朱元璋派人秘密侦查，第二天，皇帝问宋濂昨日是否饮酒，客人是谁，用什么样的下酒菜。宋濂具实回答，朱元璋笑言真是这么回事，宋濂没有说谎。—— 一个大臣连私生活都这样受到皇帝的关注，这样的策士富贵以后又何如？宋濂下场也不好，他的长孙被勾连入胡惟庸案，朱元璋准备杀他，马皇后对朱元璋说，老百姓为子弟请老师，尚且以礼仪对待始终，何况天子。况且宋濂住在家里，未必知道此事。如此，皇后救了他一命，但宋濂仍然是被发配到茂州，最后死在四川夔州。
　　杨度这位旷代逸才，之所以那样积极地筹安，把袁世凯推上帝位，就是因为他有一个策士梦，想做最先从龙的文臣，最后身败名裂。我们设想一下，即使袁世凯复辟帝制成功了，杨度这位有功策士，就能顺顺当当拜相，或得享天年？朱元璋刚当皇帝时，论功行赏，封国公者六人，其中“善长位第一，制词比之萧何，褒称甚至”。这够皇恩浩荡的吧。在策士生长的土壤依然丰饶时，自古都没有几个策士有好下场，何况时势异也，帝制已成了国人共同抛弃的罪恶之渊薮，杨度这类策士还做着残梦，岂非刻舟求剑？
　　文人，固然做不了英雄，可做策士，风险也是很大的。

孟菲斯

两位袁大人的难题(1)



明洪武十五年（1382年），大明朝发生一件很有戏剧性的小事，一位机灵的官员从嗜血好杀的朱元璋刀下苟全了一条性命。
　　《明通鉴》是这样记载的：“丙申，录囚。上命御史袁凯送皇太子复讯，多有矜减。凯还报，上问：‘朕与太子孰是？’凯顿首曰：‘陛下法之正，东宫心之慈。’上以凯老滑持两端，恶之。凯惧，佯狂免告归。”这件事在《明史》中亦有记载。吴晗先生在《朱元璋传》中更引用了一些野史，将袁凯侥幸活命写得很有趣。说袁凯装疯，朱元璋认为疯子不怕痛，让人用锥子刺他的皮肤，袁凯强忍着不喊痛。回家后用铁链锁住自己的脖子，疯言疯语。卸官回家后，朱元璋还派使者去他家乡看他究竟真疯还是假疯，袁凯事先得到消息，将砂糖和黑炒面搅拌，做成狗屎状，摆在篱笆旁边，使者来了后，袁凯蓬头垢面地在篱笆旁边捧着一堆堆假狗屎大吃。使者回去复命：这连狗屎都吃的人，真的是疯了。
　　朱元璋的太子朱标，是大儒宋濂教出来的，和他那位阴险狠毒、严酷无情的父亲正相反，他宽厚仁慈（开国皇帝刚猛，第二代则仁和，中国帝制时代这样的例子很多）。父亲搞严刑峻法，儿子就想办法宽赦罪犯。在自己还没登基前，这样做显然是有悖于父皇的既定方针政策的。可朱元璋很喜欢这个儿子，不能把他怎样，便问和儿子一起去办事的大臣。
　　事隔六百多年，我佩服袁凯的机智之余，更同情他，这个问题实在太难回答了。一个是一言决人生死的当朝皇帝，一个是日后要登基的皇储（朱标后来死在他父亲前面，没能当皇帝，这是当时袁凯等大臣很难想到的）。要评判谁是谁非，换了你我生活在当时，敢吗？两面讨好、谁也不得罪恐怕是在那种专制时代，为人臣者唯一能想出来的办法，就这样都差点掉了脑袋，你叫这做大臣的怎么活呀。
　　袁凯装疯骗过了老皇帝，我有点不太相信。《水浒传》中刺配江州的宋江题写反诗，事发后装疯到屎堆里打滚，可连在闲通判黄文炳都骗不了，这把戏哪能骗过出身底层、经过无数大风大浪的朱元璋。大概是朱元璋放了袁凯一马。我认为袁凯能躲过屠刀，一是朱元璋和朱标虽然性格迥异，但有父子之情，朱元璋对这个儿子寄以厚望，两人没有大的权力之争，无非是办事风格不同而已，因此没必要殃及池鱼；其二，袁凯既不是傅友德、廖永忠这样有开国之功或掌握皇帝见不得人秘密的宿将，也不是宋濂、高启这样名闻宇内的文人领袖，对皇帝的权威威胁不是太大。
　　朱元璋父子之间没有根本矛盾，袁凯当“骑墙派”尚可活命。五百年后，他的一个同宗面临了同样的难题，因为争执的不是办事严格或仁厚这样的小事，而是大权归谁的重大问题。这个人便是比袁凯名字多一字的大枭雄袁世凯。戊戌变法时，“帝党”、“后党”的权力之争已不可调和，拥戴光绪皇帝的康有为、谭嗣同等人决定先下手为强，围攻慈禧居住的颐和园，用逼宫的方式让老佛爷交权。可这些书生手里没兵，便打起了掌握北洋六镇精锐之师袁世凯的主意，谭嗣同深夜访袁，让袁世凯做出决断。这可是你死我活的勾当，不是几句双方都不得罪的话就能打发的。在光绪和慈禧之间，老袁必须做出选择，根本没有第三条路可走，稍有差错可不是装疯卖傻能避祸的，弄不好就会掉脑袋甚至殃及家人。经过权衡，袁世凯终于选择倒向老佛爷，便有了六君子喋血菜市口、百日维新夭折的结局。
　　袁世凯是否真的告密，至今历史学家还聚讼不已，但百年来民间舆论倾向于是老袁告的密。今天我们做事后诸葛亮，替袁世凯出出主意，当时他不告密，把宝押在光绪身上如何？成了他不会是首功大臣，光绪大半会认为功劳首先是出主意搞部署的帝王师康南海，其次是冒死做说客的谭嗣同，而且向母后逼宫，光绪是要背“不孝”罪名的，没准老袁成了明代在朱元璋授意下害死小明王的廖永忠，事成之后被皇帝找个理由灭了口。而且政变的风险也极大，慈禧掌握了绝对的权力，荣禄等一帮能臣干将早就对这些光绪身边的“愤青”以及带兵的袁世凯有了提防，很有可能出师未捷身先死。而投靠经营朝廷多年、亲信遍布各衙门的慈禧，保险系数大多了。这神仙打架，很容易殃及旁边的小鬼。

孟菲斯

两位袁大人的难题(2)



当然，袁世凯选择投靠慈禧是躲过了初一，可留下了躲不过十五的祸患，有一天老佛爷死了，光绪大权在握，他肯定要掉脑袋。可是与其马上招灭门之灾，不如多活一天是一天，多活一年是一年，以后的事情便骑驴看唱本——走着瞧，没准会有变数。果然，老袁押对了，不知是天意还是人为，光绪和慈禧几乎同一天死去，老袁躲过了一劫。尽管摄政王载沣也有杀袁之意，可是毕竟不如光绪等人对老袁恨得咬牙切齿，袁世凯便效法明代的同宗，不是装疯而是装病、作秀，躲到河南安阳装成一个不问世事的洹上渔翁。最后武昌之变后，出来收拾残局，搞“两头敲”的买卖，在皇室和革命党中讨价还价，当了大总统，还过了一把八十三天的皇帝瘾。
　　其实，在那样的时代，官场上几乎每个人都得多多少少学会两位袁大人那样走钢丝的本领，否则会死得很惨。

孟菲斯

莫问帝王家务事(1)




俗话说：“清官难断家务事。”这家务事不是真的难断，而是没必要去断，断了也没多大的意义。自古疏不间亲，人家夫妻、兄弟打得不可开交，你去给评个是非曲直，当时可能有一方觉得你这人说得在理。可胜负一分，两造过两天又和好如初，就会说你这人是狗拿耗子——多管闲事。所以说夫妻闹矛盾别人是劝和不劝离，亲人之间的争端，第三者最好的态度是和稀泥，尽量不要去管那些家务事。
　　管一般人的家务事，也就顶多是卖力不讨好而已，可是要是去管天下第一家——帝王的家务事呢？那可不仅仅是被人埋怨、责备，还可能危及自己的生命。因为帝王的家务事可不是争夺老父亲传下的那两亩地、三间瓦房，而是金銮殿上那把龙椅，谁做君谁做臣，差别可大了去了。
　　明代有两个傻鸟，就是因为爱管帝王的家事，遭了无妄之灾，丢了性命。
　　这两个傻鸟便是叶伯巨和解缙。说他们傻，可能有人会持异议，这两人可是书读得好，文章写得好的才子，可大才子在关键时刻因自作聪明，便犯了傻。
　　叶伯巨是浙江宁海人，大老远跑到山西的平遥县做训导，大约就是个县教育局局长的小官。在这个位置上你好好地管好学校，收点家长、教师的孝敬不就得了吗？离南京城里的朝廷十万八千里之远，可这哥们生就一颗红心，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生怕朱家的国祚不能长远。朱元璋登上九五之尊后，把儿子们分封到各地做藩王，尤其是老二、老三、老四这几个年富力强的儿子被封为秦王、晋王、燕王，手握重兵驻守北疆，称塞王。对诸侯王的坐大，这个叶训导忧心忡忡。
　　洪武九年（1376年），皇帝下诏天下，征求直言上谏。这皇帝主动要求纳谏，大多是做一种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的秀，显示自己虚怀若谷，是不能当真的。这老叶却拿着个棒槌当真了，上了一道听起来很不顺耳的书。
　　叶伯巨一开头就直戳朱元璋的心窝：“臣观当今之事，太过者三：分封太侈也，用刑太繁也，求治太急也。”然后细细分析：而今皇帝裂土分封诸王，大概是鉴于宋、元皇室孤立，宗室不能援助的弊端。然秦、晋、燕、齐、梁、楚、吴、蜀等诸侯国，无不是几十个城邑相连，城郭宫室，仅次于天子的都城。皇帝又允许他们拥有强盛的甲兵卫士。臣担心数代之后，尾大不掉，那时候再削其地夺其权，诸王必心生怨恨，严重的还会趁机而起，再去防范就来不及了。有人说，诸侯王都是天子的骨肉，尽管分封的地域广阔、订立的法律繁琐，但他们岂能和朝廷抗衡呢？然而，难道没有看到汉、晋两代之事吗？孝景帝，是汉高祖的孙子，而七国的诸侯王，也都是景帝同祖父的兄弟子孙，可一旦削他们的封地，则立即举兵西向长安。晋朝的诸王，也都是武帝的子孙，可没过几代，就互相攻伐，酿成了刘渊、石勒之患。
　　本是一番忠君爱国的好意，可捅了一个大马蜂窝，这皇帝家务事，能让你随随便便议论的？朱元璋读完大怒，骂道：“这小子想离间我父子的骨肉之情，快给我捉来，我要亲手射杀他！”叶伯巨被押到京城后，皇帝的怒气稍稍平息了，没有立即要他的命，可他最后病死在大牢里。
　　有关解缙才思敏捷的故事，至今还有许多故事流传于民间。如“墙上芦苇，头重脚轻根底浅；山间竹笋，嘴尖皮厚腹中空”这对联就是他和一人斗智随口吟出的。可这解大才子，还真是个头重脚轻根底浅的书生，好发议论，瞎给皇家事务出主意，最后不得善终。他为官历洪武、建文、永乐三朝。年轻时因为洪武帝大兴文字狱，上了一道语气讽谏折子，话说得很重。皇帝看了，虽然不高兴，但还是没有惩罚他，反而大呼：才子，才子。以朱元璋的脾气，他留下一条命不能不说是侥幸，大概因为当时解才子年纪不大，有股初生牛犊的锐气，皇帝不计较他罢了。可这次惊吓后他没有长记性。永乐帝夺了侄儿建文帝的皇位后，自己的三个儿子又开始争夺继承权了。大儿子朱高炽并不得父皇的欢心，而二儿子朱高煦在老爸和堂哥争江山的战争中，冲锋陷阵，劳苦功高。朱棣一次探询解缙的意见，解缙说：“皇长子仁孝，天下归心。”接着又补了一句：“好圣孙。”因为老大朱高炽的儿子朱瞻基聪慧好学，很得祖父母的宠爱。解缙这句话提醒皇帝：不但要考虑下一代接班人的问题，还要更长远地考虑第三代接班人的问题。因此朱棣主意方定，立朱高炽为太子。如此说解缙是立储君的大功臣。可功与过，往往是一个硬币的两面，涉足储君争夺这个天下第一名利圈中，一招不慎就招杀身之祸。朱棣立储后，还是不喜欢高炽，对老二高煦则恩宠有加。解缙头脑发昏，去劝说皇帝不能对二儿子比对太子更好，这样有悖于礼法。大概是以为皇帝立储听了自己的建议，得意忘形了。朱棣又和他老爸一样，指责解缙离间皇家父子。此时还是给他留下一条性命，毕竟解缙名满天下。一次朱棣北伐，留下太子在京城中监国，解缙去和太子套近乎。背着还活着的皇帝去主动讨好储君，这是帝制时代的大忌，分明是不把今上放在眼里，去给自己的将来找退路呀。恨死了解缙的二皇子朱高煦自然不放过这个机会，在父亲面前告了一本。皇帝本来就在找合适的借口，来结果这个对自己家务事了解得太多的才子，便让锦衣卫将解缙抓到狱中，严刑拷打，最后埋在雪堆里冻死。

孟菲斯

莫问帝王家务事(2)



解缙在皇帝咨询立皇储的意见时，投机了一把，站在老大那一边，提醒皇帝老大有一个很好的长孙——即后来在位十年，使明朝达到空前繁荣的宣宗。此时必须见好就收，那句话一说出来，就已经给了皇长子最大的帮助，也彻底把二皇子得罪够了，埋下了奇功之因缘的同时，也隐藏了莫大的祸根，因为争皇位的两造，哪一个都有能力要他的命。这时候再在朝廷呆下去，只会有过不会有功。如果当时他想个办法辞官回家，闭上那鸟嘴。有朝一日龙驭宾天，太子继位后，还愁自己不被重用吗？当然，这只是笔者的事后诸葛亮，在官场上玩得正来劲时，让他主动放弃，何其难也。
　　以明成祖的性格，我估计解缙被杀还有一种可能，老皇帝早就想从肉体上消灭这个关键时刻提出重大建议的臣子。因为如果他在位时不杀解缙，老实得像个田舍翁的太子即位后，解缙难保不恃拥戴之功而自傲或揽权，而新皇帝又难以驾驭，这个麻烦不如自己亲手解决。这样的可能性是存在的，因为帝王的思维和正常人大大不同。
　　这叶伯巨比解缙更不识时务，人家解缙好歹是皇帝身旁的近臣，有时不得不表态，你一个芝麻官，凑哪门子热闹？你提醒皇帝要记取“七国之乱”、“八王之乱”的前车之鉴，自己怎么就忘了晁错的下场呢？
　　汉景帝和朱元璋相比，是个仁厚得不能再仁厚的皇帝了，而晁错又很得景帝的重用。况且这晁错提出削藩也是投皇帝所好，为朝廷社稷着想呀。可他受到重用，主持修订削藩法令时，已经在自取灭亡。《资治通鉴》记载，晁错父亲知道此事后，从老家赶来教训儿子：“皇上刚继位，你当权处理政事，却要削弱诸侯，疏离人家骨肉，舆论对你很不利，你为啥这样做？”晁错却说：“就应当这样。不这样做，天子不尊贵，宗庙不安宁。”父亲叹息道：“这样做的话，刘家天下倒安宁了，我们晁家就危险了。我回家去了。”他父亲回家后就服毒自杀，临死前说：“不忍心看到大祸降临。”最后人家兄弟间打架，打出的旗号就是“诛晁错，清君侧”。诸侯造反，一般不会傻到明明白白说是要夺皇位。朱棣要搞自己的侄子，打出的旗号也是“靖难”，把矛头指向建文帝身旁主张削藩的齐泰等人。这一下子，晁错的替罪羊是当定了。景帝在决心杀晁错之前说：“我不能爱惜他这个人才而向天下谢罪。”——人才算什么？割了一茬还有一茬在后头等着，而江山、皇帝的威望自然是最重要的。最后晁错被灭族了。
　　叶伯巨死后好些年，朱元璋的儿子和孙子为江山终于大打出手了，有人说还是当年叶伯巨有先见之明。这都是废话，这算什么先见之明！为了花花江山，人家李世民兄弟还有玄武门之变呢？骨肉情谊在权力面前又算得了什么？藩王拥兵自重的后果，当时肯定好多大臣都看到了，可人家知道说这话的风险，所以都一本正经地说，各个藩王之间手足情深，孝顺友悌，陛下大可高枕无忧。只有叶伯巨是那个什么也不考虑的小孩，把皇帝光屁股的真相说出口了。

孟菲斯

金銮殿上的“群众暴力”(1)



　明朝是个重礼法的朝代，出仕的士人，不管个人品德如何，但是在公开场合，总要摆出“非礼弗视，非礼弗听，非礼弗言，非礼勿动”的样子。廷臣为了进谏皇帝，把头磕在地板上大出血的有之，甚至绝食上吊也有之。但很难想象当着至尊之面，像北洋政府或今天台湾地区的议会那样，一言不合就大打出手。如果这样的话不但是有碍礼法，更是藐视朝廷的权威和帝王的尊严。
　　但在明朝“土木堡之变”后的非常时期，明朝的金銮殿上上演过一曲全武行，远甚于台湾地区议会的群殴。由于英宗听信了权奸大宦官王振的话，轻率地亲征瓦剌，被俘虏了，史书上称“北狩”。——中国历史上，“北狩”的还有宋代徽、钦二帝，明明是自己当了猎物，被“蛮夷”抓获了，应当是“被狩”，可我们老祖先用传统的阿Q法如此为尊者讳。
　　国中不可一日无君，英宗的弟弟朱祁钰代行国家元首的职责。后来他在于谦等人的拥戴下，登基做了皇帝，绝了瓦剌以英宗做奇货来要挟明廷的念头，是为代宗。
　　正统十四年（1449年）八月二十二日，英宗被俘后的第七天，尚未登基的代宗作为摄政王上朝理事，当时王振也跟着英宗出征，死在乱军中了。受够了这个大太监鸟气的官员们，这下可以放开嗓门一诉委屈了。右都御史陈镒（都察院主官，正二品）联合大臣提议：王振危害社稷，陷害皇上，请诛杀其族来安抚人心。
　　这时候其他大臣哭声震动大殿。——中国文官动不动就哭哭啼啼，确实是个值得研究的有趣现象。这时候一个没有眼力的王振同党马顺站出来呵斥陈镒，他大概还以为是他所仰仗的王公公当权时期。一帮大臣本来就恨王振恨得想寝其皮食其肉，这下一个王党“余孽”如此不知趣地站出来维护老大的利益，岂不是送上门来？
　　给事中王竑愤怒了，他和刑科给事中（给事中是派驻在六部的监察官，类似今天监察部驻各部委的监察官员）曹凯，看到陈镒被王党的人斥骂，且王振当权时，监察机构形同虚设，新仇旧怨涌上心头。两人揪住马顺的头发，用牙咬他的肉，大叫：“你以前帮助王振作恶，狐假虎威，现在事情这样了，谁还怕你呀。”其他大臣一哄而上，活生生地将这马顺打死在金銮殿上。
　　反正已经出了人命，这些大臣心想一不做二不休，索要王振另外的同党毛、王二人。这时候有个太监金英，脑瓜子比马顺活络多了，关键时刻以实际行动来立功，争取这些失去理智的文官的原谅，便主动把这两人揪出来，一阵乱拳两人被当场打死。大伙儿还不解恨，把三具尸体拖到东安门陈列。不一会儿，又有人把王振的侄子王山（就是霸占某死去指挥的小妾，陷害薛瑄，后来做了锦衣卫高级官员的那位）抓过来，反绑双手让他跪在庭上，让众人唾骂。刚刚摄政的朱祁钰哪见过这架势，吓呆了。还是于谦比较镇定，他扶住朱祁钰坐下，在请示摄政王后，向百官宣谕：“马顺等几人罪当死，其他参加殴打的人不以杀人罪论处。”
　　这样一下大家就安静了。群众暴力经过事后追认，合法化了，打架的人成了锄奸的勇士。王山被拖出去“磔之”（将尸体一刀刀割碎），王振也被抄家灭族。
　　这场金銮殿上的武斗余波未平，代宗登基后的景泰元年（1450年），镇守浙江的宫中宦官李德上书道：诸臣擅自杀死马顺，等于侵犯朝廷。这样的贼臣不能再用。——同样是宦官，他和王振有共同的利益，这样的上表不足为奇。而且他说得很有道理，颇有点依法办事的味道，这马顺等三人即使罪该万事，也得由朝廷下令逮捕，交由三法司审理，再判处相应的刑罚。大臣自己动手将人打死，当然是犯罪行为。我想从古至今，这是个一般人都能明白的常识。
　　可是牵扯到那么多大臣，一一追究起来，大敌当前，这代宗刚刚坐上的皇位能否稳固还难说。于是代宗再次安抚参加武斗的大臣：“诛灭乱臣，目的是安定众志，爱卿们的忠义，朕已知道，不要把李德的话放在心上。”皇帝再一次确认了那场金銮殿上武斗的合法性

孟菲斯

金銮殿上的“群众暴力”(2)



这个故事或许能反映出明朝不正常的政治生态。受儒家文化教育多年的文官们，竟然能在朝廷不顾法度，将人打死。本来可以通过正常方式解决的问题，往往只能通过极端方式解决，这说明在这些读圣贤书，知朝廷礼法的文官的潜意识里，正常方式没有非正常方式管用和解恨。而因为众怒难犯的原因，对于此种群众暴力，还得事后认可其合法性。法度之严肃性必须让步于现实的政治利益

孟菲斯

不吸取岳飞教训的于谦(1)



“粉骨碎身浑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于谦的《石灰吟》所吟诗句，今天读过中学的国人大约都熟悉。这首诗歌是少年于谦托物言志，但一诗成谶，作为大明的一个关键时刻保卫首都的忠臣，在英宗“夺门之变”后，被杀死在刑场，全家被籍没。真正的“粉骨碎身”了。
　　正统十四年（1449年），明英宗听信太监王振的建议，冒然亲征瓦剌，被敌人俘虏，瓦剌骑兵一直抵达到北京城。于谦主持国务，否决了迁都南京的建议，带领军民取得北京保卫战的胜利。因为瓦剌要扣押英宗以要挟明朝，于谦等人拥立英宗的弟弟代宗为帝，粉碎了瓦剌的图谋。
　　于谦因此成为了大明的第一功臣，得到代宗的信任是理所当然的。但是他也为自己埋下了杀身之祸的隐患。他要避免此祸，只有一个前提：让英宗永远不要回来，或者干脆死掉。
　　但是他和代宗，犯了一个天大的错误。在英宗失去利用价值后，瓦剌让明朝迎接英宗回家，于谦此时应当极力劝说代宗，让英宗永远滞留在异域，或者在迎接的途中，如当年洪武帝朱元璋对待小明王一样，授意手下部将廖永忠在途中害死小明王。——你大权在手，谁敢说个“不”字，无非腹诽而已。可是他们好好地让英宗回了北京，尽管软禁了英宗，防止他东山再起，尽管英宗也发誓不再复位。——侥幸活了一条命的英宗，此时在弟弟的屋檐下，他当然什么话都能说。但权力的诱惑实在太大了，誓言算什么？亲情又算什么？
　　景泰八年（1457年），代宗突染重病，卧床不起，而太子这时已经早逝，皇位继承权发生了问题。武清侯石亨、御史徐有贞、太监曹吉祥等大臣勾结了起来，在正月十六日凌晨发动政变。拥着英宗登上御辇到东华门外。守门禁军见是太上皇，不敢阻拦，石亨挥军直入东华门，扶英宗入奉天殿。这时天已启明，群臣进宫早朝，见英宗已端坐在宝座上，均大吃一惊。英宗安抚群臣说：“景泰帝病重，大家迎我复位，你们各安其事，各安其位吧。”又过了一个多月，景泰帝病故，享年三十岁。
　　英宗复位成功后。徐有贞和石亨唆使谏官弹劾于谦、王文，谋划迎接亲王之子入宫继位。都御史萧维祯说：“此事出自朝廷，你不接受罪名也难以幸免。”于是罗织罪名，以“意欲”二字附会成罪，当处以极刑。奏报到英宗那里，英宗说了句：“于谦实有功。”徐有贞说：“不杀于谦，此举为无名。”
　　要证明复位的合法性，于谦必须死，尽管从英宗到构陷他的众臣，以及全天下的老百姓，都知道于谦是冤死的，但在最高权力的归属这样大的利益面前，一个人的生命算得了什么？
　　于谦以“意欲迎立外藩”获罪，和岳飞因“莫须有”罪名丧身如出一辙。岳飞手握重兵，本来就遭到赵构以及南宋文官集团的提防，他还不知趣地说：“直捣黄龙，与诸君痛饮。”他公开宣称要北伐，迎接徽、钦二宗回来。这赵构能不着急吗？他父亲和哥哥回来了，他这个皇位就不稳固了。岳飞是军事天才却是政治弱智，等待他的当然是“莫须有”罪名，这罪名能不能服众，当然不是赵构、秦桧首先要考虑的，现实的权力总比身后历史评价重要些。手握绝对权力的人，要搞死一个人，安个什么罪名还不容易？
　　史载：“及（于谦）籍没，家无余赀。”当初瓦剌首领也先要归还英宗，大臣商议遣使奉迎，帝不悦曰：“朕本不欲登大位，当时见推，实出卿等。”可见代宗是很担心自己的哥哥回来的。可于谦从容曰：“天位已定，宁复有他，顾理当速奉迎耳。万一彼果怀诈，我有辞矣。“代宗只好说：“从汝，从汝。”
　　于谦不但没有阻止迎接英宗，反而劝说犹豫不决的代宗把英宗接回来。祸根是他自己种下来的。于谦自取其祸的根本原因是他太刚直忠贞，心里只有朝廷的威望，而没有考虑个人的安危。这样的人，在中国杀机四伏的宫廷政治中，被杀掉是情理之中的事。

孟菲斯

不吸取岳飞教训的于谦(2)



诗以言志，大多数人熟悉于谦那首《石灰吟》，他还有一首七律，知道的人不多，从这首《岳忠武王祠》，可见他对前辈忠臣的景仰和效法，没想到他俩的结局都是那样相似。诗曰：
　　匹马南来渡浙河，汴城宫阙远嵯峨。
　　中兴诸将谁降敌，负国奸臣主议和。
　　黄叶古祠寒雨积，清山荒冢白云多。
　　如何一别朱仙镇，不见将军奏凯歌。

孟菲斯

薛瑄的“不识抬举”



薛瑄是明代的大理学家，创立了河东学派。他是山西河津人，永乐十九年（1421年）进士。
　　正统年间，他因为得罪了权势熏天的大太监、自己的同乡王振，差点被处死。他得罪王振，原因用现代一些人的眼光来看，是他不识抬举。
　　正统八年（1443年），王振问三朝元老、大学士杨士奇：“我的同乡谁可以重用？”杨士奇推荐了学问和官声都不错的薛瑄。于是皇帝下旨，把他从提学佥事（大约相当于教育部一个督学）提拔到大理寺少卿的高位（最高审判机构的二把手）。这王振重用自己的老乡，显然是想在朝廷培植自己的羽翼，和皇帝第一号红人攀上老乡关系，对别的官员来说，是求之不得的好事。
　　薛瑄这老兄升官后，毫无谢恩的表示。杨士奇这个官场老油子提醒他去拜见王振。薛瑄一口拒绝，理由是：“拜爵公朝，谢恩私室，吾不为也。”中国历朝历代，官职这个公器常常被有权势的人用来做私自的人情送人，可他就是不愿意遵照这个潜规则行事。一天，在东阁议事，公卿们纷纷上前拜见，薛瑄屹立不动。王振过来向他行礼，他也不还礼。升你的官，你不谢恩，这倒罢了，场面上你都不给人家面子。这下薛瑄彻底惹怒了王振。
　　你要知道大部分朝廷官员是如何巴结王振的。据《明通鉴》记载，公侯勋戚都称呼王振为“翁父”。工部郎中王佑，因巴结王振被很快升为本部侍郎；都御史王文、陈镒，都跪在门口迎接王振；兵部侍郎徐晞向他卑躬屈膝，不久提拔为尚书。一时间士大夫丧尽廉耻，却怡然自得。
　　对这个不识抬举的同乡，王振一直想找机会陷害打击。两年后，王振的侄儿王山和一个刚死去的指挥的小妾通奸。王山想娶这个妾，指挥的大老婆不同意，于是小妾诬告大老婆毒死了丈夫。这个案子到了大理寺由薛瑄审判，经审讯小妾承认自己是诬告，薛瑄秉公替指挥的大老婆洗冤。都御史王文（就是那个跪着迎接王振的监察部长。监察官员都这样，大明吏治可见一斑）等人诬蔑薛瑄故意替人开脱罪责，又弹劾他受贿。薛瑄被逮捕入狱，判处死刑。
　　在监狱里等待处死的时间内，薛瑄还读《易经》，毫无惧色。到了行刑那一天，王振的家奴在灶边哭泣。这个王振大概还挺关心下属的，问家奴哭泣的原因。这个家奴说：“听说薛夫子今天将受刑，所以伤心。”连自家的奴才都同情薛瑄，王振也有点感动，再加上别的官员求情，薛瑄被释放回家，罢官为民。后来“土木堡之变”后，王振死在战乱中，薛瑄又起复，做到礼部侍郎兼翰林学士。
　　薛瑄这样硬骨头的大臣，在太监的淫威下能够不死，完全是靠运气。大明一朝，忠贞的大臣被宦官冤死的不计其数。连张居正这样有作为的人，想要在朝廷立稳脚跟，也不得不党附大太监。颇有戏剧味道的是，那么多大臣给王振抬轿子，帮他整治薛瑄，他的家奴倒还敢实话实说。这奴才的心地和那些读圣贤书的大臣相比，差别咋这么大呢？

孟菲斯

一个大学士的地域歧视(1)



在中国古代，地域歧视往往和政治混合在一起。因为古人极为重视籍贯，古人称一个官员往往称其籍贯而不是直接的名号，如熹宗朝被残害的忠烈之士，赵南星称赵高邑，杨涟称杨应山，他俩一是北直隶高邑县人，一是湖广德安府应山县人。而大奸臣严嵩是江西分宜人，阮大铖是安庆府怀宁县人，便被人称为严分宜和阮怀宁。如此，这个人流芳百世，当地的人跟着沾光；这个人臭名远扬，当地人同样跟着丢脸。明代正德年间一个内阁大学士，任过吏部尚书的大官焦芳，曾不遗余力地推行地域歧视。
　　在五百年前的大明正德年间，这位大学士是河南人，他歧视的是江西人。
　　焦芳依附大太监刘瑾，为虎作伥干了很多坏事，两人合谋将在内阁中对刘瑾有所制约的正直官员如大学士刘健和谢迁以及尚书马文升、刘大夏、韩文、许进等削职为民，独揽了朝局。从此，他和刘瑾更肆意妄为了。
　　还在正德皇帝的爷爷宪宗为帝的成化年间，焦芳受到一个案子的牵连被流放。他怀疑此案是江西安福人彭华等官员在背后策划的，因为在此之前彭华经常讥讽焦芳没有才华。于是他对江西人恨之入骨，一旦权在手，便开始进行报复。恰好当时有一个南洋的小国满剌加派使臣来大明朝贡。一个叫亚刘的使臣，本是江西万安人，原名萧明举，在中国犯了罪流亡海外，改名换姓，没想到混出来了，还当了使臣。这个人确实品行不好，他和另一个满剌加土生土长的使臣端亚智同来天朝，途中他密谋到渤泥国（即加里曼丹岛北部文莱一带的古国，金庸在《碧血剑》中，编了个故事，说到袁崇焕的儿子袁承志最终流落到这个国家）索取财物，大约端亚智认为这破坏了国家的外交政策，不同意擅自行动。这个萧明举便把同行的使臣端亚智给杀死了。这当然是件大事，作为宗主国、使臣的目的地的大明朝不能不过问。
　　有大臣立马上了奏本，焦芳看完奏本，立刻如获至宝，把萧明举的犯罪行为和他的籍贯联系起来，大肆地攻击江西人。他在奏章的末尾批示说：“江西土俗，故多玩法，如李孜省、彭华、尹直等，多被物议。且其地乡试解额过多。”于是奏请皇帝批准，减少了江西五十名乡试名额，并停止向江西人授予京官。焦芳还把古人拉出来给自己的地域歧视作理论根据，他说：“王安石祸宋，吴澄仕元，皆宜榜其罪，戒他日勿滥用江西人。”
　　这个荒谬的说法连另一个老资格大学士杨廷和都看不惯，替江西人抱不平说，因为一个奸民的行为而波及一方，是不正确的。江西已经被裁减乡试举人录取名额，难道还要把宋、元的古人拉出来审查惩治吗？
　　焦芳不仅仅歧视江西人，对其他南方人一并歧视，就是谈到古人也忘不了诋毁南方人，他专门作《南人不可为相图》进献给刘瑾。因为刘瑾是陕西人，他拍马屁增加了陕西乡试名额，当然也不忘给自己的家乡谋福利，将老家河南的乡试名额增至九十五，同时给山东、山西增加若干。——他也不能太露骨地只为刘公公和自己的家乡造福，别的北方省搭便车利益均沾。直到刘瑾、焦芳事败，被皇帝惩治后，各省乡试名额才恢复到原来的数额，一个大学士，如此明目张胆地搞地域歧视，看起来源于个人恩怨，实则有着深刻的文化背景。这种将同一地域、同一姓氏捆绑在一起，共享荣光和耻辱的落后观念，和传统的农业社会结构有关。
　　古代中国是个立足于乡土的社会，多个朝代都有家乡五百里以内不许为官的回避规定，就是要防范地方势力。一个人通过科举出来做官，同乡是个非常重要的资源，官员乡土情结割舍不断，因此官场上的人往往不以政见而以籍贯论是非。同乡总是互相提携，互作奥援，一荣俱荣，一损俱损。每个朝代，以籍贯为营垒的权力暗斗都很厉害。而科举是士子进入官场最主要的路径，哪个省科举成绩好，哪个省在官场的势力就会更大。唐代以前，重要的政治人物多出于北方，这和北方开化更早，经济文化比较发达有关。宋代以后风水转过来了，北方被契丹、金人蹂躏，所谓“洙泗地，亦膻腥”，孔孟的故乡也在异族统治下。反过来南方的经济文化空前发展，南方人在政治版图中的份额越来越重，一个重要的标志是南方人的科举成绩越来越好。

孟菲斯

一个大学士的地域歧视(2)


宋代简直是江西人的朝代，无论政治、文化都是天下楚翘，欧阳修、王安石、黄庭坚、曾巩、文天祥、晏殊父子这样的人举不胜举。明、清两代，包括江西在内的整个南方，科举成绩更不得了，这和南方更重视教育的传统有关，而重视教育的基础是这些地方经济上更为发达。明、清两朝为了平衡南北的政治势力，在乡试份额上已经对北方有所照顾，南方有所抑制。即使这样，江西、江苏、浙江这些省在科举中，成绩还是远远地超过其他省。焦芳裁减江西乡试名额是釜底抽薪的毒计，因此每三年江西参加会试、殿试的基数大幅度减少，那么中进士的人数必然会受到很大的影响。中进士的人一减少，那么当知县，入翰林院，最后做部院大臣，直至进内阁的人就会减少，当地的政治影响也会随之减弱。
　　焦芳所谓南人奸邪，不能为相的论据其实是非常可笑的。因为南方科举的成绩好，进入官场的当然更多，这有什么奇怪的。而其他做官的人一多，其中贪赃违法的官员绝对数也会比别的地方多。杨廷和所说“因为一个奸民的行为而波及一方，是不正确的”，今天仍有现实意义。
　　清末有一个故事，戊戌变法失败后，专门举行一次经济科的会试，广东举人梁士诒文章写得很好，深得主考官之心，本来想录取为第一名的，上报给老佛爷批示，老佛爷看到他是广东人，心里就不高兴，康、梁这些“乱党”多出自广东。再看他的姓名，和梁启超同姓，和康有为同名（康有为名“祖诒”），更是极不舒服，大笔一勾，这个“梁首康足”的才子就名落孙山了。而第二名是后来给袁世凯复辟帝制吹喇叭抬轿子的杨度，他也来自“乱党”很多的湖南，同样受到连累，丢了功名。老佛爷这番行为，可是地域加姓名的复合型歧视。

孟菲斯

严嵩的才气和乾隆的自知之明



严嵩是明代嘉靖年间的权臣，和明代弄权的太监王振、刘瑾、魏忠贤等人相比，严嵩是个科第出身的大才子。其文才不仅那些宫内宦官难以望其项背，即使是在同时代的文臣中间，也为世人公认。可惜他和严世蕃父子两人是有才而缺德，这样的人干起坏事来水平更高。
　　史书记载严嵩长得疏眉朗目，身材修长有玉树临风之态，且声音洪亮，出生江西却不说方言，一口标准的官话，仪表为文臣中的第一流，且在当兵科给事中的时候，政绩不俗。这是当然是他发迹的本钱，但他最大的本钱是“一意媚上”，揣摩皇帝的心思。在皇权时代，应当说这不是个特别耻于提及的毛病，而是生存的必须。皇帝欣赏他一是青词写得好，嘉靖希望长生不老，好道教，喜欢用青词来向上天祈福，当时入阁的大臣大多写得一手好青词。嘉靖二十一年（1542年），皇帝让人制了五顶道士戴的“香叶束发巾”，赐给大臣。同在内阁的严嵩的同县老乡夏言认为有失体统，不愿意戴，因此得罪了嘉靖。而严嵩不但美滋滋戴着这顶道冠去拜见皇帝，而且在道冠外笼上轻纱，以示御赐之物，当倍加珍惜。这样做也没什么不对，那时候讲“雷霆雨露，皆是圣恩”，君有赐不能不受。严嵩之坏，在于他利用皇帝的信任卖官索贿，将夏言、杨继盛等耿直之臣迫害致死。后来严嵩的儿子被杀，孙子充军，家产被没收，而他活到八十多岁，晚年乞食于墓地。——即向祭奠祖宗的人讨剩余的供品果腹，下场够惨的。
　　这个大奸臣，不但文章写得好，书法也非常棒，和宋朝两大“奸臣书法家”蔡京、秦桧的水平相若。可以想象，他当权时，不知有多少人求其墨宝，其书法的润笔费用绝对是让人咂舌的价码。政治人物的书法价码随着权势的消长而涨落，是一条规律。严嵩身败名裂后，他的书法盛名也被他的奸恶之名淹没了，但毕竟还是有些手迹留在后世。
　　据齐如山在一本书里记载，清代京城有顺天府乡试的贡院，顺天府乡试为“北闱”，乃天下乡试第一，皇帝非常重视，主考官都是尚书衔的。可这个贡院的大殿匾额上三个大字“至公堂”，是严嵩所书。
　　这样一个为朝廷选拔俊才的堂皇之所，悬挂的竟然是大奸臣题写的匾额，谁也会觉得不舒服。乾隆帝想把它换掉，便命令满朝书法好的写这三个大字，他自己作为喜好舞文弄墨的天子，也写过无数遍“至公堂”，后来他发现，自己的御笔和满朝文臣所书，都不如严嵩，只好罢了，仍然让奸臣的字高高悬挂。
　　以我有限的历史知识，总以为乾隆皇帝是一个很骄傲的皇帝。当然，这个号称“十全老人”的富贵天子有资格骄傲，他当政六十年间，至少表面上的文治武功超过前代。因此他很喜欢风雅之事，比如吟诗题词什么的啦。
　　说老实话，尽管他留下了一万多首诗，但没有人把他当诗人，因为他的诗大多是咏太平盛世的顺口溜，没什么诗味。他的字，是典型的“富贵体”，粗大、媚俗、中规中矩，现在许多地方还能看到。乾隆的字虽然没有风骨，有“墨猪”之嫌，但一笔一画和字的构架的基本功还在，放到今天也算是上品了。
　　可骄傲的乾隆帝面对前明奸臣严嵩的题字，他竟然是就书法论书法，没有因人废字，自己的“富贵体”不敢取而代之。——难得这个“十全老人”此番头脑清醒了一次，没有骄傲到自认为老子什么都是天下第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