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篇转载——明朝政局的“三角恋”：皇帝、文臣和太监

孟菲斯

作者 十年砍柴

　　历史学家曹聚仁先生说，大学里有三种力量，教师，学生和行政，如果任意两方合作起来对付第三方，第三方就完蛋。另一位西方思想家哈贝玛斯说，在行政、司法与立法中，绝对不能出现二合一的局面，否则就会出现腐败。
　　《皇帝、文臣和太监》这本书，同样是从“三”这个数字中，去发掘某种平衡和趣味。大明朝在砍柴先生的笔下，变得十分暧昧，原本残酷的政治被作者以家事戏仿，突然呈现出前所未见的微妙景观。“皇帝如夫，文臣如妻，太监如妾，相互猜忌，相互伤害，也相互依存，这种微妙的关系持续了近三百年……”封面的几句话，直接地传达给读者这本书所提供的视角。治大国如烹小鲜，皇帝、大臣与太监也就构成了这么三种相互制衡的力量。
　　作为一名明史爱好者，似乎一直在宫闱政变中沉浸，始终未能抬起头来。正是这位机智的兄台，让我从历史中幡然警醒，历史的规律就在于这么一个玄妙的关系当中。如果以西方盛行的政体，来观照中国古代的政治格局，或者可以看做是，皇帝立法，太监司法，大臣行政——由此三种力量构成政坛的基本因素。
　　这个比拟并不确切，因为太监的司法功能，在古代社会中更多是以擅权僭越来体现的。但此种三权分立并且监视依存的体系，却普遍地存在于各种权力场中，哪怕仅仅以潜规则的形式发挥作用。

　　所谓立法，就是定规则权利的拥有者，而司法，则是一种监督履行规则的权利，行政就自然而然地作为规则的履行者。在这三者的关系中，规则的履行者与监督者中始终存在着一种对抗的矛盾，而定规则的一方为了保证规则得到履行，从而促使他权利价值的实现，必须做出民主的姿态，对前面两者的矛盾进行调和。这种三方对峙的关系，维持着表面上的稳定，但总会有人不断地酝既ゴ蚱疲蕴岣咦约阂环降闹亓俊＝倌甑拿鞔谑昕巢竦谋氏拢钦庋桓雎ざ侄淘莸恼肥贰?/p> 　　史学的意义就是反照自身的时代，这是写历史的最高层次。十年砍柴先生承袭《闲开水浒》的借古言今，于细节中见真奥，于历史中窥定律，在今天有关明清历史类书记车载斗量之时，他并没有赶时髦再去演绎那些历史故事，而是用读书笔记的形式，还原历史的走向，阐述自己对明代政治格局的独特看法。
　　读毕《皇帝、文臣和太监》，忍不住感叹，三只蚂蚱被栓到一根绳子上，无论是皇帝、太监还是大臣，他们都是权利所有制这个绳子上的蚂蚱，为了权利场的力量，你死我活。如果砍柴先生能从更高的境界来思考，百年之后，千年之后，这种权利场消失的时候，这个三种力量相互制衡的因素还会存在吗？

孟菲斯

导读 夫妻妾共处一室(1)



一提起明朝，稍有历史常识的人，脑海里也许会浮现出这样的印象：残暴或荒唐的皇帝，悲情与窝囊的大臣，贪权和阴毒的太监。

　　这种图谱式的感觉并非没有来由，大明的政局主要由这三种人左右，无论皇帝、大臣抑或是太监，以今天的眼光看来，他们多多少少有些畸形的性格和古怪的气质。但我们一旦走进浩瀚的史料，试图去一点点感知那个时代人物的呼吸与爱憎，我们可能会觉得以上那种感觉太简单了，而且有些似是而非。

　　历史就像一条河流，它流经的地方，我们再回首去看，一定能看到河流顺着地势伸展到下游的轨迹，历史的发展，后人总能看出某些内在的逻辑，尽管其中不乏一个个偶然性事件串起来。

　　那么，明朝的皇帝、文臣、太监，为什么会是那个样子？他们也是血肉之躯，他们也吃五谷杂粮，他们怎么可能不是正常人呢？他们的种种行为，在当时的历史场景下，再联系到亘古不变的人性，是能够找到合理的解释的。

　　任何一个王朝的精神气质，必定会深深地打有开国君主个人的烙印，这太祖、高祖可不是白叫的，明朝也不例外。朱元璋这个崛起于最底层的皇帝，辛辛苦苦打下这份家业，他对整个王朝的延续和发展，是有过精确的设计的，包括杀功臣，废丞相，让藩王离京，明令禁止后宫和太监干政等等。皇权的专制，在他手上，发挥到淋漓尽致，整个大明政权机器，基本上按照他的思路运转了近三百年，尽管有些制度走样了，比如阉祸之炽，恐怕高皇帝本人也始料未及。但仔细分析起来，他当初对整个制度的设计，已经为太监的揽权留下了很大的空间。

　　黄宗羲认为，君臣只是两端的曳木之人。也就是说前后一起拉木头的双方基本上要有一种平衡，畸强畸弱这木头就没法拉；钱穆认为我国两千年帝制时代并非大家所说的那样专制，而是皇帝和士人共治天下。这两种说法，多多少少有些理想化成分。

　　没错，从 秦始皇统一天下开始，皇帝和当官的读书人，一直是古代中国政治舞台上两种不变的主要角色，皇帝轮流坐，自不必说，而读书人，无论通过察举制，还是科举制，都会被朝廷吸纳进帝国的行政系统。但是，这二者之外，常常会有第三种力量加入，两端变成了三角。汉代前期加入了外戚，后期加入了宦官；唐代则外面加入了藩镇，里面加入了太监；宋代外戚和太监比较老实，文臣的地位很高，则自己内部分裂成水火不容的两党。到明代，朱元璋希望每个皇帝时刻抓住那个玉玺不放手，手下的大臣老老实实听候使唤只能是一种理想化状态，君权畸重、臣权变轻时，太监站出来替万岁爷分担一些皇权，几乎是一种必然的历史路径，太监干政甚至可说是一项“历史使命”。

　　因此，我有个疑惑，太监的出现是加强了君主专制，还是从某种程度上减弱了君主专制？不过事实是明摆着的，当不设丞相后，军国大事决于皇帝一人，不管这人是能干还是混蛋，千斤重担总要有人来替他分担一些，不交给外廷的大臣，就必然会交给身边亲近的太监。太监就是那个拉边套的驴，当然因此也能得到意外的报酬。

　　很长的时间内，皇帝、文臣和太监共处在大明那个封闭的大房子里，他们三者的关系变得有些微妙。从屈原开始，臣对君的关系常用男女关系来比拟，这两类关系却有可比性，读读《离骚》就知道，被君王疏远的臣子，那心态和弃妇多相似呀。在大明这间屋子里，如果皇帝是丈夫，文臣是妻子，那么太监是什么呢？是小妾。这三角之间，丈夫当然是掌握大权最重要的一角，他掌握全家的田地钱财，丈夫是勤俭持家还是荒唐败家，是这个家庭走向兴盛或败落的关键。丈夫对妻妾的态度，决定着妻妾在家庭中的实际生存状况。而妻与妾之间，常有一种紧张的吃醋关系。按大家族的规矩来说，妻是明媒正娶的，妾不应当挑战她的地位，但妾往往喜媚善妒，更能得到丈夫的宠爱，丈夫把一部分家政权力交给她打理。固然有妻人老珠黄妾正当华年的原因，但更重要的原因是妻和妾对家庭的责任不一样，从而对丈夫的态度也不一样。妻子总觉得这份家业来之不易，她是女主人，有责任规劝丈夫，保持这个家庭的兴旺发达，而妾不一样，她无妻的名分，自己的地位完全取决于丈夫的态度，所以不管家业将会怎样，首先是以媚术邀宠，取悦于丈夫。诤臣总和贤妻一个样，可敬未必可爱；而阉竖似那妖姬，明知可能惑主但要想方设法亲近。如此，一些自我控制力不强的丈夫，就会远妻子而亲小妾，如果碰上一位一点规矩都不讲、暴戾非常、时不时殴打妻子的丈夫，妻子为了生存还得忍气吞声去讨好得宠的小妾。当然，小妾因为得宠而忘乎所以，不但将丈夫和妻子的权分了许多，而且可能浪荡无度，红杏出墙，或者导致了整个家庭有崩溃的迹象，丈夫明白过来了，不管教不行，于是在那位已经疏远很久的黄脸婆帮助下，用家法惩治小妾。

孟菲斯

导读 夫妻妾共处一室(2)



我们要看到，到明代皇权专制已臻完善，皇帝和文臣、太监的关系，和汉、唐是有区别的，到了明朝这个家庭里，夫权的绝对地位已经确立，妻和妾不能从根本上动摇丈夫的当家地位，汉代可能出现董卓、曹操那样的权臣，汉末与唐末宫中的太监可以操纵皇帝的生死，决定谁继承皇位，如汉有“十常侍”之祸，唐有“甘露之变”。而到了明代，哪怕皇帝再荒唐昏庸，可能被欺骗，被利用，但文臣和太监想完全控制皇帝，掌握着超过皇帝的权力是非常困难的。比如说刘瑾和魏忠贤，够飞扬跋扈的，但皇帝一旦决定收拾他们，比汉、唐收拾权监容易多了。所以说明代宦官在历史上为害国家最厉害，但未必是危害皇权最厉害的，至少不像唐代宪宗、敬宗那样，被宦官杀害，宦官完全控制宫廷。
　　妻妾吃醋争宠的常态之外，有没有妻妾合作，一起把丈夫管教好呢？有，但不多。这需要一个特别能干的妻子才行，比如《红楼梦》中王熙凤和随自己陪嫁过来的妾平儿，组成统一战线，把老公贾琏管得服服帖帖。明朝也有这样的时候，比如万历初期张居正和太监冯保的合作，泰昌帝驾崩后，在保证熹宗顺利即位的“移宫案”中，大臣们和大太监王安密切配合。
　　在这个大屋子里，有丈夫的暴戾或荒唐，也时有妻子苦口婆心的劝谏，更有小妾不安妇道，插手家政，但基本上能保持一种动态平衡，但这种畸形的平衡是靠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办法来维持的，家庭财产在夫、妻、妾之间的明争暗斗中不断被浪费，家庭抗风险的能力越来越差，有一天出现大的变故，比如外面的豪强来夺产，或家中的佃户联合起来造反，夫、妻、妾的固有关系被打破，家庭就可能倾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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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读“狗烹定律”(1)



　第一编 皇帝之专政
　　此无他，古者以天下为主，君为客，凡君之所毕世而经营者，为天下也。今也以君为主，天下为客，凡天下之无地而得安宁者，为君也。是以其未得之也，屠毒天下之肝脑，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博我一人之产业，曾不惨然，曰：“我固为子孙创业也。”其既得之也，敲剥天下之骨髓，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奉我一人之淫乐，视为当然，曰：“此我产业之花息也。”然则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
　　——黄宗羲《明夷待访录·原君》
　　解读“狗烹定律”：从合伙到独资的转变
　　六百多年前的大明朝创始者太祖朱元璋，留给今天普通人最深刻的印象恐怕是：这个人心狠手辣，得了江山后大批大批地杀功臣。
　　我们先来粗略地看一下明初那些功臣的下场。胡惟庸、蓝玉这些钦定的重点叛国案件的主角，被杀被灭族自不用说，就说那些并没有多少反叛的实证，而被找个理由灭掉的元勋。
　　李善长、汪广洋、冯胜、傅友德、廖永忠、华云龙、韩政等等不是被灭族，就是被赐死，甚至连徐达这样的第一武将，野史中也说他背上有疽，据说吃蒸鹅就会加重病情而死，皇恩浩荡，钦赐蒸鹅一只，徐达为了子孙后代计，当着使者的面把蒸鹅吃完。纵然徐达吃了蒸鹅无事，但朱元璋赐蒸鹅即赐死之意，徐达只好服毒自尽。
　　朱元璋在位时，大臣能得其善终是例外，被杀则在意料之中的事情。这个叫花子出身的皇帝为什么心狠手辣到这个地步？鸟尽弓藏、兔死狗烹是中国古代历史总在循环的一个规律，我斗胆命名为“狗烹定律”。这一定律从 秦始皇统一天下开始，在封建王朝历朝历代都发生效应，像宋太祖那样杯酒释兵权，把一帮“功狗”圈养起来，几乎是闪耀着人道主义光芒的奇迹。而朱元璋，则是把“狗烹定律”的效应发展到极致的一个皇帝。
　　我觉得解读这个定律，关键要看新帝国产权和组织结构必须转变，以及如何转变这一事实。
　　一个新王朝定鼎之后，皇帝必须处理也最难处理的问题，便是如何对待那一帮和他出生入死打下花花江山的功臣。办法不外乎三个：一是如宋太祖那样杯酒释兵权；二是如汉光武、唐太祖父子那样，威慑并笼络管住那些宿将勋臣；还有一个办法更干脆，那就是杀。找个罪名把他们一点点杀光。第三个办法是最常用的。
　　民国时期的学者萨孟武在《宋江得到天下之后李逵的命运如何》写道：“李逵是宋江的心腹，宋江得天下，李逵当然封王封侯，这是普通人的见解。若据我的观察，宋江得到天下之日，便是李逵被诛之时。”他进一步分析为什么公卿出身的皇帝对功臣宽大，平民皇帝对功臣很残酷。因为，“（公卿出身的皇帝）在未做皇帝之前，已经有了一种身份，他的功臣大多数是他的家臣，平时对他，已经‘鞠躬如也’……反之，平民则豪放成性，在他未做皇帝以前，常常不修边幅，不讲礼貌，他的功臣，大多数都是他的朋友，平时对他，只有友谊，没有名分。”
　　从礼仪和君臣名分来分析，固然是精到之论。但我以为，除了打江山的战友对老大没有及时从兄弟之情转变为君臣之分的原因，更重要的是帝国这家从无到有的大公司，产权逐步发生了改变，最开始大伙儿合伙做买卖，后来变成万岁爷一家控制的独资公司。那些原来的合伙人，在公司做大后，反而没有了股份，成了靠皇帝赏赐的高级打工仔。这是显失公平的，皇帝也担心原来的合伙人心中不服，害怕自己死后，儿子当了董事长，这帮人吵着要回自己的股份。那么只好从肉体上消灭他们。
　　李渊、李世民父子以公卿的身份，从太原起兵，靠的是自己手中的军队这个最实在的资本，以及名望这类无形资产，也就是说，一开始李氏父子就是主要出资者，因此前来投奔的天下英雄基本上以打工的心态来应聘，可以说大唐公司创立时，李家就完全控股。一统天下后，尽管尉迟恭这类武夫因为排座次问题当庭咆哮，被太宗训斥：“国家大事唯赏与罚，非分之恩不可属行，勉自修饬，无贻后悔也。”——这“非分之恩”是什么？我理解为工资之外的股份。尉迟恭本是从别处投奔李氏的，一开始就是打工仔，他没有资格要股份，因而太宗此言一出，他心里乖乖地明白了。而朱元璋和那些老兄弟不一样，他们都是在乱世中为了混口饭吃，以性命博前程，投入的都是相同的“血本”。无非在经营的过程中，朱元璋业绩更加突出，成了这一帮人的老大。很长的一段时间内，这份产业名义上的董事长是小明王。突然有一天脱离了与小明王的君臣关系，朱元璋自己成了董事长，别的兄弟一下子成了他的高级打工仔。原来兄弟们拼死拼活把产业做大，都以为有自己的一份股，突然全姓朱了。朱元璋能不担心这些老兄弟有“非分之想”吗？

孟菲斯

解读“狗烹定律”(2)


朱元璋创立明朝和刘邦与丰沛一带的兄弟创立汉朝非常相似。刘邦刚刚得江山后，还没有天下全姓刘的自觉，在宫殿里和老兄弟如在老家似地喝酒谈笑，叔孙通创建礼仪后，让他感觉到皇帝的威风。但大汉公司的产权还没有完全清晰，直到杀白马为盟，非刘姓不得为王的“铁律”出来后，公司才完全成了刘姓家族公司。《三国演义》虽是小说家言，但可以反映历史上王朝的产权关系。刘备和关羽、张飞桃园结义，开始合伙做买卖。割据西南成立王朝后，关、张依然把朝廷当成自家的，所以让他们远离成都镇守边州。在“汉贼不两立，王业不偏安”的建国方针下，蜀汉处于生死存亡之秋，产权问题被搁置了。如果刘备能北伐成功，光复汉室，该如何处置这两位兄弟？诸葛亮才智比关、张强百倍，但他是刘备三顾茅庐请出来的职业经理人，蜀汉没有他的股份，刘备可以向他托孤。如果刘备死在关、张之前，他能向两位有蜀汉股权的弟弟托孤吗？
　　秦朝之前，周朝是封建诸姓的，诸侯王有周王同族，也有异族功臣。这倒像个大公司，分了很多子公司，在子公司里面诸侯王自己说了算，周王无非是总公司的法人代表而已。汉代消除异姓王以后，历代王朝基本上是独资公司，由皇帝说了算。即使是皇子封王，也是名义上的“独立董事”，很少有让他们有自己的地盘、养自己的军队、设自己的官吏。汉代初期的“七国之乱”便是因为同姓的诸侯王都有自己的股份，认为可以把自己那份做大，最后控股，自己当董事长。明朝从朱棣以诸侯王的身份控股后，便让同姓的王只享有董事的名义，而不给实际股份，更不让他们参与公司经营，避免靖难之变重演。清朝以一个跨国公司吞并本土公司后，开始让大功臣吴三桂等人享受股份，吴被封平西王并能养兵选官。但这个股份只能给吴三桂本人，算是个新旧公司交替的过渡性措施，如果想将股权传给子孙继承，董事长是不会同意的。“削藩”是必然的，大清朝只能是爱新觉罗氏的独资公司。所以袁世凯以小站练兵起家，手下有一帮如冯国璋、段祺瑞、曹锟这些小兄弟帮忙，能耍了大清，当了民国大总统。理论上民国是一个国有大公司，大家有份，所以手下的旧部愿意给这个大总统即民国的CEO效力，可是他一旦要复辟帝制，当洪宪皇帝，把江山传给袁克定这样的残疾人，冯国璋等老兄弟想法就不一样了。好不容易有了民国，和老大哥袁项城之间有总经理和其他高管的等级之分，可以接受，而将民国变成袁家的独资公司，继续伺候你家儿子，给小袁当臣子，这些老兄弟就有想法了。袁世凯复辟后，蔡锷西南举兵，只是个反袁的引子，真正给他致命一击的，是那些北洋系众大将的反对。
　　北洋系众将领的反对在情理之中，已经有比独资的家族公司更好的选择，如上市的股份公司，谁愿意把股份都交回去，再变成一家某个人控股的独资公司？这样的话，众功臣的安全更没有保证，很难说不会得到朱元璋手下的那些元勋的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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叫花子的胃口越来越大(1)


　明朝的开国皇帝朱元璋是叫花子出身，这点老百姓都知道。叫花子当皇帝没什么稀奇的，在胜王败寇的中国古代，谁坐上金銮殿那把龙椅，就是受命于天，没谁不服气。比朱元璋早一千五百年的另一个和乞丐差不多的人——戍卒陈胜早就说过：“王侯将相，宁有种乎？”
　　大凡一个出身寒微的人，大富大贵后，就会有很多传说，证明他生来就不是等闲之物。比如汉高祖刘邦，《史记》说他妈妈“刘媪尝息大泽之陂，梦与神遇。是时雷电晦冥，太公往视，则见蛟龙于其上。已而有身，遂产高祖”。——这就是说刘邦不是他爹刘太公生的，难怪项羽要烹太公，他还说能否分一杯羹。《明史·太祖本纪》说朱元璋出身没有刘邦那样邪乎，至少不是人兽相交生出的真命天子，而确是他父亲朱世珍的儿子，但也有神迹，说元璋的母亲陈氏“方娠，梦神授药一丸，置掌中有光，吞之寤，口余香气。及产，红光满室。自是，夜数有光起，邻里望见，惊以为火，辄奔救，至则无有”。在他少年时，就显出了非凡的领导才能，在小伙伴中很有威望，似乎他天生就能当领袖。据说他当了和尚后，云游天下，途中得病，有两个紫衣神仙跟着照顾，等他病好后就消失了。这类忽悠人的把戏到了十九世纪中叶，某些中国人还在玩，洪秀全大病一场就成了上帝的次子，耶稣的弟弟。
　　他小时候比别的孩子更调皮、更有主意应当不假，可非得说他从小就多么非同寻常，那是扯淡。所谓“贱时岂殊众，贵来方悟稀”，一个人发达了，总能找出他少年时许多不平凡的事迹来，连一个从草根层走出来的富商，也会在自己的传记中，吹嘘青少年时种种比别人更高明更能吃苦的往事，何况一个得了天下的皇帝。
　　朱元璋在元末民不聊生、群雄并起的动乱年代，决定脱下袈裟穿战衣，冒着杀头的危险去投奔造反的部队，其实很偶然，取决于一卦。《明通鉴》记载，朱元璋二十五岁那年，正在皇觉寺当一个小沙弥，思量去他乡躲避战乱，在菩萨像面前占卜，决定去留的卦相都不吉利。留，留不得；躲，看来也无处躲。那么第三条道路是什么呢？朱元璋自言自语：“难道让我参加造反这样的大事吗？”再卜一卦，大吉。当晚，他便投奔了濠州郭子兴的义军。
　　老朱本来只想苟全性命于乱世，可这一卦，促使他把身家性命拿出来做一场豪赌，结果赌出来国祚延续近三百年的大明朝。他买的彩票，中了大奖。
　　陈胜和一帮戍卒因为大雨，不能按时到达服役地，按秦律只有死路一条，这些被逼上绝路的汉子只有在大泽乡揭竿起义。刘邦也差不多，亭长这样的基层官员当了多年，也就盼着混吃混活，揩点油养活老婆儿子。可秦朝末年，暴政对下层的压力越来越大，不但逼得普通老百姓没法活了，连大多数小官吏的日子也越来越难过。上峰命令刘邦押送一些人去外地服役，那时没有火车更没有高速公路，靠两条腿走路，误期是经常的，他面临和陈胜一样的命运，于是便带领这些人躲进芒砀山，瞅个机会造反了。
　　在古代中国，科场不得意的落第秀才很多，逼到悬崖上的百姓更多，但大多数可能像羊羔一样逆来顺受，要么死填沟壑，要么成了孔乙己。可其中有那么一小部分的人豁出去赌一下，就不得了，天下可能为之动荡。
　　这些人本来是为了活命，哪能想到自己成为帝王，成为历史上的风云人物。然而得陇望蜀，人之常情，一个人的胃口是越撑越大的。就如一个乞丐，开始只想乞讨几个窝窝头，等到衣食不愁后，便自然想到盖个大宅院，娶个媳妇，过上仆从如云的生活。朱元璋当年去投奔郭子兴的心思大约也是这样，可后来觉得自己不比人差，举目一看，张士诚、陈友谅这些人不过如此，胃口也就大了，想鲸吞天下了。一则野史说到，朱元璋定都南京后，在刚修好的宫殿里自言自语说：我朱重八原来只想乱世中有碗饭吃，没想到打下了这一片花花世界。说完抬头看见一个工匠正在梁上刷油漆，觉得失言的皇帝决定把工匠叫下来灭口，可怎样叫工匠就是不理睬，最后让人把他拽了下来。——原来那个工匠急中生智，假装自己是个聋哑人，逃过了一劫。

孟菲斯

叫花子的胃口越来越大(2)


　后来的人只看到刘邦、朱元璋这种绝处逢生而且得了江山的人，他们的成功和个人的本事、眼光息息相关，也有许多偶然的因素。而大部分拿身家性命去赌的，多是血本无归，这就是“一将功成万骨枯”的道理。和现在买彩票一样，大伙儿只注意那个中头奖的人，可多数人买了彩票，连个末奖也没捞着。
　　打江山也好，做企业也好，这种因为绝地反击而成功的，会带来不小的副作用。他们是赌成功的，那种穷人乍富的心理往往决定他们时刻担心到手的财富丢失掉，也决定他们更依赖于赌一把的路径，如果不进行根本性的改革，政权和企业的运作非理性的程度更大，很难走上健康的循环。

孟菲斯

皇帝为什么善待厨师


洪武帝登基后分封自己的一大帮儿子为王，晋王拜辞凤阳祖陵后，去封国的路上，鞭笞他的厨师。洪武知道了后，怒斥晋王，说你老子戎马一生，对手下的将帅十分严格，可二十三年来唯独对自己的私人厨师没有斥责过。
　　这番话颇值得玩味。不是太祖仁义，杀功臣毫不手软的皇帝哪有什么仁义？只是手下的将帅所图者大，要封妻荫子，要开府建衙，用现在的话来说，有远大的政治抱负。所图者大，必须要忍人所不能忍。而且跟着老皇帝出生入死的将帅，没有谁是省油的灯，都是些能载舟也能覆舟的主，当然要恩威并施。而厨师独掌自己的饮食，就是个手艺人，虽然也有君臣之分，但更多的是资方和雇佣的工人关系，图的是一份丰厚的薪水，以及额外的赏赐，顶多是告老还乡时给一个虚衔。厨师只管做菜不觊觎实际权力，作为帝王没必要对人家那样严酷。
　　大部分开国帝王没有成功前，能和战友一起称兄道弟，彼此间有友谊。可一得天下只有君臣之分了，安能和文臣武将有友谊？因为友谊意味着平等，一旦成为君臣，只有“宠幸”和“疏远”的不平等关系，严子陵不应光武之召当一个高官，而是回家垂钓，他便可以和皇帝同榻而卧，保留一份较为独立的尊严。李泌对唐肃宗，方苞对康熙，都是布衣出相，不要编制内的宰相名分，他们这样做能最大限度避免体制内君臣的尊卑关系，说白了，这是给皇帝帮忙而非臣子对帝王尽本分。
　　历代帝王为了驾驭手下的大臣，琢磨出很多办法，有明太祖这样找个理由诛杀的，也有宋太祖杯酒释兵权的。—— 一句话，软办法也好硬办法也好，都是为了提防那些替自己打江山的能臣有二心。而对身边的仆人，大多和洪武一样，恩宠有加。这就是帝王之术。项羽有妇人之仁，对普通士兵的伤痛格外忧心，可不能给身边文武僚属想要的东西，所以韩信这样的人去楚就汉。而刘邦是个没教养的流氓，年轻人偷鸡摸狗的事情没少干，见了慕名而来的文士，张开大腿大咧咧坐着迎接。可他知道这些文臣武将想要什么，便用“功名”、“爵位”的狗骨头哄着他们好好干活。
　　朱元璋善待 厨师还有一个原因，在于侍食、侍寝之人，离自己太近，帝王的吃喝拉撒和常人无异，他能运筹帷幄，可日常生活离不开这些人，对自己肉体能直接威胁的往往是这样能接近自己的人，因此必须笼络，否则厨师想办法整你，你防不胜防。
　　儿时在乡下听老人讲，过去的地主在农忙时雇短工给自己收割，让他们吃得不错，而让自己的妻子儿女吃粗粮。看上去对别人比对自己的人好，地主似乎很仁义，仔细分析则不然。自己财产妻儿有份，可以享用继承，因此他们有勤俭节约的义务，节省下的钱他们也有份。而雇工纯是拿钱干活，财产增益和他们没什么关系，他们仅仅出卖劳动力。因而要让他们卖力气干活，就不能怠慢，否则人家可能趁东家不注意，给你偷工减料。
　　我以上说的是安于本分的侍食、侍寝之人，那些不安本分贴近权力拥有者的人，一旦动了政治上的念头，后果更可怕。如古之皇帝的太监弄起权力来，政权框架内预设的制约机制，如对文武大臣准备的监察制度，对这些人几乎不起作用。因为他们名分上只是皇帝生活上的仆人，不在名列朝班的大臣之内，而实际权力可以打着皇帝的旗号不断扩大。因而就不奇怪了，洪武生前最怕太监专权，搞了许多防范措施，甚至选用的生活上的仆人大多是文盲，可禁不住他死后的大明成为历史上阉祸最厉害的朝代。——无他，帝国专制使然！

孟菲斯

收养义子是很划算的买卖(1)



　小时候看《隋唐演义》时，对第八条好汉、忠心耿耿保大隋江山的靠山王杨林，印象最深的不是他的武艺，而是他广收义子。他一旦看到哪个年轻将领武艺、智谋出众，是可造之材，就将他收为义子。连后来大唐功臣秦琼也做过他的十三太保。
　　我们去关帝庙，会看到关帝塑像背后站立的两员大将，一个是贴身保镖周仓，一个是他最器重的儿子关平。——这儿子也是关羽收养的义子。
　　元末天下大乱，群雄并起。各地义军将领有收养义子的习惯。朱元璋收养的义子，见诸史册的不下十余人，如沐英、李文忠、平安、何文辉、朱文刚、朱文逊、徐司马、真童、金刚奴等等。
　　朱元璋最有名的两个义子，一个是外甥李文忠，一个是世代镇守云南边陲的沐英。朱元璋从皇觉寺出来造反，是做提着脑袋吃饭的勾当。家中亲人的死活也没法顾及。在天灾加兵祸的时代，朱家的兄弟姐妹差不多死光了。元至正十四年（1354年），朱元璋已经自领一军、羽翼丰满了，那一年他的侄儿文正、外甥文忠来投奔他。他的姐姐、哥哥都死了，两个孩子能找到手握兵柄的亲人，便有了活下来的希望了。当时外甥十四岁了，连个大名都没有，大家叫“保儿”，他牵着朱元璋的衣服玩耍——大概怕这个舅舅走掉了吧。一向严酷冷漠的朱元璋也感叹道：“外甥见舅如见母也！”战争年代正需用人，上天把已经快成年的侄子、外甥送回来，自然会加以好好培养，作为倚重的将领。
　　古代的将帅大多喜欢收养义子。分析其原因不外乎当时的中国是一个宗法社会，人和人的亲密程度是靠血亲或姻亲维系的。在残酷的战场上，这种关系就更为重要，所谓“上阵父子兵，打虎亲兄弟”，自己的儿子是最放心的。可是一个人生育能力有限，就是广纳妻妾，也不可能太多，而且不可能一一养活。朱元璋生了几十个儿子，已经是很了不得了。况且这些儿子要么年龄太小，要么有可能是个纨绔子弟，不能堪当大任。尤其是军旅中，死人的事情是常有的，让自己的亲生儿子冒着生命危险冲锋陷阵，老爸有点于心不忍。乱世用“物竞天择”的规律给筛选一遍，而那些乱世中能幸存的孤儿呢，在十分恶劣的环境中长大，生存能力极强，这样的人，完全可以培养成担当一方大任的将军。他们父母早亡，四处流浪，只求能有口饭吃，苟全性命而已。又因为受尽了颠沛与欺凌，对别人给的恩惠格外感念。一旦被某个头领收为义子，大多会誓死效忠。后人评价元末头领广收义子，是“以为将帅之储备，或为监军。皆看中其忠诚度”。
　　认干爹、收义子在中国传统社会里，是很普遍的现象。实际上是将没有血亲关系的人用“拟血亲化”、“准血亲化”的方式固定下来。比如说过去农村里，两家人相处很好，那做好朋友不是很好吗？不行，朋友关系太不靠谱了，总觉得不太牢固。要么就对个娃娃亲，你家闺女许配我家小子。如果双方没有条件结成儿女亲家，怎么办？那就认干亲吧，你家孩子叫我干爹，两家就有了虚拟的血亲关系。——好像不这样做的话，那种投缘的好朋友关系就会不稳定，叫人放心不下。
　　朱元璋广收义子便是这个道理。让那些被收养的孤儿，为自己卖命，光给他们恩惠还不够，必须有父子的名分。——这就是为什么朱元璋让外甥都改姓朱，按着朱家辈分起名“朱文忠”。这外甥本来就够亲的呀，外甥半个儿呀。可是外甥毕竟是外姓人，让他成为义子，不是显得更亲密吗？——沐英、何文辉原来叫朱文英、朱文辉，大明建立后因劳苦功高，皇帝特赐恢复原姓。恢复原姓在皇权时代，是莫大的殊荣，说明给他光宗耀祖的机会了。
　　但“义子”毕竟不是自己生的，战争中让他们领兵打仗没必要像对亲儿子那样担心安危，朱元璋义子在革命尚未成功时牺牲的不少。而那些九死一生活下来的义子呢？天下一统后，又担心他们能力太强、功劳太大，危及自己亲儿子的江山。李文忠在朱元璋的功臣中，列第三，仅次于徐达、常玉春，自己又有皇帝义子加外甥的这层关系，可他非常低调。他死后，他的儿子李景隆还是卷入了朱家叔侄的江山争夺战。先是带领南军，奉表哥孝文帝之命，北上讨伐表叔。等表叔朱棣的部队打倒南京城时，又反戈一击，开门投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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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养义子是很划算的买卖(2)


　义子平安，父亲从朱元璋起兵，战死后，平安被朱元璋收为养子，骁勇善战。靖难之变，率军与燕王战于白沟河，差点俘虏了燕王朱棣。朱棣即帝位，怀恨在心。永乐七年（1409年）三月，朱棣巡北京。快到达北京的时候，翻阅百官前来朝拜的奏章，看到平安的名字，对左右曰：“平保儿尚在耶？”平安听到后，知道皇帝不想自己活着，为了子孙考虑，便自杀。永乐帝看到这个干兄弟倒还知趣，命令平安的儿子袭了父职。
　　沐英是众多义子中下场最好的。他很早就去守边疆，远离了宫廷斗争，得以免祸。马皇后死时，他哭到呕血的程度。几年后太子朱标又死在朱元璋前面，他又伤心大哭，因此得病去世。早年他在朱元璋帐下，干爹要求严格，动不动就处罚这些义子，全靠慈祥的义母马皇后和仁厚的大哥朱标说情，减轻处罚。对一生依仗的两个亲人的死，从亲情来说，哀恸是自然的。另一个因素大约是以后朝廷里少了两个可以维护自己的重量级人物，对干爹朱元璋的暴戾，义子们恐怕比天下臣民了解得更透彻。别看沐英已经开府建衙、威震西南，可还是害怕喜怒无常的干爹。
　　从朱元璋和义子们的关系来看，大约可以明白，古时候大人物收干儿子，是个一本万利的买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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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王对糟糠妻的情分(1)



　君主有糟糠之妻的，此人一般说来是开国皇帝，并且青年时处在困厄微末之中。那些从老爸那里继承皇位的人，娶妻时不管身为太子或者是已登九五，天下美女供他一人选择，何来糟糠之说。而晋、唐这些王朝的开国之君原来就是旧王朝的达官贵人，早有三妻四妾，妻无糟糠之实。
　　那么纵观历史，帝王有糟糠之妻的，汉高祖刘邦和明太祖朱元璋最典型，他们都出身穷困，在乱世中起事，最后得到了天下，他们的正妻吕后和马皇后是不折不扣的糟糠之妻。而且这两位糟糠嫁给两位穷小子，都有相同的原因，是她们父亲或养父的一种投资行为。
　　吕后的父亲是位避仇到沛县的大富豪，《史记》说他“善沛令”，属于那种与县长、市长在一起喝酒作乐、称兄道弟的民营企业家。沛县的小吏们都去吕公家送钱拍马屁，按照官场送礼的规则，礼越重在酒席上的坐席越尊。可刘邦在门口谎称“贺钱万”，实际上一分钱不拿，坐到上席。如果吕公是个一般的土财主，那么这刘邦估计会饱受侮辱，弄不好会让吕家叫来几个如狼似虎的保安，暴揍他一顿再拖出去。《水浒传》中的雷横便吃过这样的亏，他去看县令的二奶白秀英的演出时，大咧咧坐在VIP包厢中，却忘了带钱，解释说自己是本县的捕头，白秀英的老爸不但不给面子，还讽刺他是个“驴筋头”，最后惹出风波，雷横打死白秀英上了梁山。
　　吕公不像白秀英父亲那样目光短浅，他有着自己同宗吕不韦那种眼光开阔的大手笔。大凡乱世，能成事者一定是天不怕地不怕，有几分泼皮无赖劲头，而且能说大话忽悠别人的汉子，老老实实守规矩的人很难有大的出息。刘老三“身无分文，敢坐首席”，这一下就征服了阅世很深的吕公，连后来成为刘邦股肱大臣的萧何当时都没看出来刘邦会有多大的出息，他对吕公说“刘季固多大言，少成事”，而吕公不顾自己老伴的反对，坚决把女儿嫁给了这个整天不事产业、游手好闲的无赖。
　　朱元璋娶马氏时，情况差不多，他家父母兄弟都死光了，一人投奔郭子兴当了名亲兵，那样的大头兵有今天没明天的，苟全性命于乱世就不错了，哪还奢望娶妻生子呀！可这位朱元璋作战勇敢又有谋略，郭子兴觉得他超乎常人，想笼络他。——战火纷飞中的军阀，身边的保镖绝对要可靠，于是将老朋友临死前托付给自己的女儿马氏嫁给了朱元璋。郭子兴此时仅仅是希望让朱元璋死心塌地替自己打仗，肯定没有吕公对刘邦那种想法。他自己也有女儿，年龄比马氏小不了多少，只把养女而不把亲闺女嫁给朱元璋，看来他是认为这笔投资风险很大，养女是别人的，投资失败也就认了。谁承想后来真正得天下的是这位大头兵，朱元璋得势后收罗了郭子兴的部属，连他的亲生女儿也做了妃子。我估计马氏寄养于郭家时，基本上是郭家小姐丫环的角色。这下丫环成正宫，小姐变妃子，怪只怪她的父亲舍不得下注，让养女占了大便宜。
　　吕后和马后都等到了老公打下江山坐龙廷的那一天，享受了“母仪天下”的无比尊贵。史载马后和吕后都是不让须眉的奇女子，但马氏宽厚仁爱，吕后刚毅严酷。这大概可以套用一下曾风靡神州的“出身论”，这吕后出身于恶霸地主家庭，从小娇生惯养，对人颐指气使惯了；而马后很小就成了孤儿，寄人篱下，受够了生活的艰辛，能设身处地替人着想。
　　吕后在刘邦驾崩后，自己主政多年，让吕家的子弟裂土封侯，权倾一时，最终招来了灭门之祸。这马后，就贤德多了，朱元璋要去寻找马家的后人给高官，据《明史·后妃传》记载，马后劝阻道：“爵禄私外家，非福。”朱元璋暴戾无常，好几次都是马后救了功臣的命。可惜她在洪武十五年（1382年）就死了，否则的话也许能匡正一下朱元璋晚年的杀戮成性。
　　刘邦对吕后的感情如何，史书上没有明确的记载，但从一些事例中可看出他俩更像一对利益搭配。有一次刘邦被人追杀时，嫌马车载人太多，行走太慢，将自己和吕后生的孝惠帝、鲁元公主推到车下，幸亏当司机兼保镖的夏侯婴伸出援手。对自己的亲生儿女都这样，那么对儿女的妈妈可想而知。因此刘邦富贵以后不喜欢这个黄脸婆是自然的事情，他宠爱和戚夫人所生的儿子赵王如意，常常说如意像自己，和吕后所生的孝惠太懦弱，不像自己，几次想废嫡立庶，多亏留侯张良等人力争，惠帝才能顺利继位。刘邦先吕后而去，吕后当然会疯狂报复，把戚夫人挖掉眼睛，砍断手足，灌下哑药，放到厕所里，命之为“人彘”（人猪的意思）。仇恨会使人失去理智，甚至有几分滑稽，就如清代雍正皇帝登基后，把当年和自己争皇位的兄弟赐名为满语的“猪”、“狗”，试想想，和自己同是一个爸爸所生的人是“猪”，那么自己是什么？刘邦得志后，对吕后情感应当是很淡了。吕后的仇恨难以罢休，自己的儿子孝惠帝先自己而死，又没有留下孙子，所以她想尽办法将刘家天下变成吕家，后来吕后一死，就引起了血雨腥风不是没有缘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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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王对糟糠妻的情分(2)


　而朱元璋和马后，在患难中结下的夫妻之情没有随着地位的变化而变化，这和马后的为人很有关系。《明史·后妃传》中记载，朱元璋当年在郭子兴麾下，羽翼渐丰后，被郭子兴猜忌，马皇后拍郭子兴老婆的马屁，朱元璋才能免祸。有一年军中粮食不足，老朱打仗回来又没饭吃，马皇后从养父那里偷来刚出锅的炊饼，藏在怀里给朱元璋吃，热饼将自己的肉都烧焦了。这是一位聪明女人的正确选择，女嫁从夫她必须如此。尤其这个仰人鼻息多少年的孤女，被养父送给一个志向远大勇谋兼备的男人做老婆，当然是她一生的依靠，要想方设法维护老公。
　　老朱对大臣子女都很横，而对马皇后非常尊重，马皇后死后，“帝恸哭，遂不复立后”。在皇位继承上，可看出朱元璋对马皇后的情分。他和皇后所生的太子朱标，也很仁厚，像刘邦和吕后所生的孝惠帝一样，子不类父，但朱元璋从来没想过找一个性格像自己的儿子接班（朱棣性格最像朱元璋）。当太子先自己而死后，太子还有一大串同父异母的弟弟，而且已成年，完全可以按长幼再选一个人做皇位继承人。而朱元璋偏不这样，立太子的儿子朱允炆为皇太孙，死后把皇位隔代传给孙子，而且怕那些如狼似虎的叔叔造反，遗诏他们留在封地别动，不要进京奔丧。朱元璋这样做，一个最合乎逻辑的解释就是：他一定要把皇位传给自己和马皇后所生的后裔。夺了侄儿皇位的燕王朱棣，也称自己是老爸和马皇后所生的儿子，《明史》中也是如此记载。而后来的史家如孟森等人，经过详细的考证，这朱棣是朱元璋和其他妃子所生，甚至有人考证为俘虏来的高丽妃，朱棣得天下后，篡改了皇家档案。朱棣这样做正是因为心虚，从另一个角度证明马皇后的地位。
　　刘邦和朱元璋，都能让糟糠之妻享受到男人成功带来的富贵，不是因为他们两人品德多高尚，而是当时纳妾的制度和文化能给这些成功男人在情欲方面得到公开的补偿，如此反而保护了糟糠之妻的利益不受损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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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元璋的忌讳词



中国人避皇帝或长辈的名讳，不知从何时起。不过直到今天，对长者、尊者直呼其名都是不礼貌的。农村小孩之间骂架，互相指着鼻子叫对方父母的名字，便是一种侮辱对方的精神胜利法。过去的人在自己文章中不得以需要祖辈、师长的名字时，总是称“讳某某”。不过屈原在他的《离骚》中说到：“朕皇考曰伯庸”，而不说“讳伯庸”，他也不用像林黛玉那样，写母亲的名字“敏”时，故意缺笔。是否当时名讳之规矩还不是很盛行？
　　也许，在古人的心目中，名字和生辰八字有着特殊的魔力，和这个人的生命状况息息相关，所以巫师作法，诅咒一个人，就会做一个小人，写着那人的名字和生辰，然后恶毒地行法，比如《红楼梦》中的马道婆受赵姨娘委托，如此来对付王熙凤和贾宝玉。
　　在古人的心目中，人的地位越高，权力越大，他的名讳越是碰不得，而那些没什么势力的老百姓，除了自家孩子，别人直呼其名他也无可奈何。皇帝富有四海，全国百姓都是他的子民，因此避皇帝的名讳范围最广，皇帝的名字，简直就是老虎屁股，摸不得。
　　历朝历代，最大的敏感字眼，便是皇帝的名字。除此之外，其他的敏感字、敏感词并不多，秀才们做文章时，只要留心别去碰圣上名讳这个大地雷，不用煞费苦心给更多的词找一个替身。
　　可是到了明代，就不一样了。出身贫苦的朱元璋当了皇帝以后，忌讳就格外多了起来。除皇帝的名讳外，许多词也是犯大忌的，那些舞文弄墨的人搞不好就会掉脑袋。
　　朱元璋早年参加郭子兴的队伍，靠杀人放火而起家，因此特别忌讳人家拐着弯子骂他是“贼”，他对“贼”字的警惕简直到了神经过敏的地步。浙江府学教授林元亮给人当枪手，写上表叩谢圣恩，中有“作则垂宪”。福州府学训导林伯璟提按察使撰贺冬表，文中有“仪则天下”。常州府学正孟清也是替上司捉刀，贺表中有“圣德做则”。这洪武皇帝大概当时讲的老家濠州方言，“贼”和“则”同音，怀疑是讽刺他做过贼，便将这些拍马屁的人全部杀死。他年轻时当过和尚，因此也忌讳别人提起他这段自认为不光彩的历史，臣民们的上表中不许有和“僧”音相近的字，否则就会龙颜大怒，杀意顿起。因此那时候连“医生”都改成了“医士”。而且他这种忌讳扩大得让人摸不到边，一个人上表中有“取法象魏”，他念成“去发”，去发不是当和尚吗？又是讽刺老子龙潜时当和尚那段经历，没说的，让人把这人推出去“咔嚓”一声砍掉。
　　说白了，朱元璋这心理和阿Q没什么区别，因为自卑、因为不自信，总怀疑别人瞧不起他，哪怕打下了花花江山。阿Q因为头上有癞疮疤，便忌讳别人说“癞”以及一切近于“赖”的音，直至忌讳说“光”、“亮”。别人犯了他的讳，力气小的他就打，口拙的他就骂。可这样一个流浪汉，一般的人不把他放在眼里，连王胡、小D这样的人也敢公然冒犯他的忌讳，他只能肚子里骂娘。要是他和朱元璋一样当上皇帝，有无限的权力，估计王胡、小D之流都得死。
　　朱元璋的忌讳太多，多得连老百姓取名，都不能用某些字，如“天、国、君、臣、圣”等等，甚至“博士、大官、太医”也在禁止取名的范围之内。这么多的敏感词可把那些做大臣的吓坏了，这拍马屁风险太大了，搞不好把身家性命丢了。可马屁文章又不能不做。礼部官员斗胆恳求皇上，下一道表式，规定哪些字、词不能用，让臣民心中有数，便于遵守。这洪武帝还不算太混账，便让翰林学士设计了一份谢恩表的格式，颁布给各有关部门，以后要上表谢恩，就照着这份填空就行了。这下文武百官心头的石头落了地，拍马屁的风险一下子就降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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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相的老伙计汤和(1)



　读《明史·汤和传》，我发现其中有一段文字非常有意思，传神地写出了老皇帝的多疑，对大臣是否忠诚皇室极度不信任，以及老臣的识相知趣，如何迎合皇帝的心思以自保。
　　“帝（朱元璋）春秋浸高，天下无事，魏国（徐达）、曹国（李文忠）皆前卒，意不欲诸将久典兵，未有以发也。和以间从容言：‘臣犬马齿长，不堪复任驱策，愿得归故乡，为容棺之墟，以待骸骨。’帝大悦，立赐钞治第中都，并为诸公、侯治第。”
　　这汤和是何许人也，他不但是朱元璋建立明朝的几大元勋之一，而且是和太祖一起长大的小伙伴，可谓总角之交。朱元璋晚年，太子朱标先老皇帝而薨，遂立他的儿子朱允炆为皇太孙，搞隔代继承。这两人都为人仁厚，没有朱元璋那种嗜杀严酷的遗传，朱元璋当然不放心自己死后，还留下一帮战功赫赫的老臣，因此在自己交班之前，想方设法把那些旧臣杀掉，为子孙后代的江山永固铺平道路。
　　汤和是少有的几个得其善终的功臣，他活到了洪武二十八年（1395年），以七十岁的高龄而逝，追封为东瓯王，谥襄武，可说是备极哀荣。人常说性格决定命运，汤和能善终，在朱元璋的手下苟活下来，和他低调、不贪权的性格有关，他让老大放心，有一种安全感。《明史》里说，汤和长大后，“身长七尺，倜傥多计略”，“沉敏多智数”。他早年和朱元璋一起在郭子兴麾下效力，应当说两人的资格是一样老的。而且朱元璋当和尚时，汤和捎信给朱元璋，建议他参加造反队伍，汤和可说是朱元璋的引路人。后来朱元璋脱颖而出，逐渐成为首领，其他一起出生入死的将领看到朱元璋当老大，难免心里不服气，而汤和“长太祖三岁，独奉约束甚谨，太祖甚悦之”。在关键时刻，他率先承认朱元璋的领导地位，这是何等的功劳，晚年又能主动交权，回家养老，能活到七十岁决不是偶然的。当然在和朱元璋的相处中，他并非没有犯过错误，在朱称帝前，和张士诚的对峙中，汤和镇守常州，曾经有事请示朱元璋，没有得到批准。郁闷的他喝完酒后，口出怨言，说：“吾镇此城，如坐屋脊，左顾则左，右顾则右。”上司最忌讳的便是部下主动表功，强调自己的重要性，好像地球离开他就不转了。因此朱元璋听后十分生气，江山平定大封功臣，故意降他一等，找个岔子只封他为侯，其他同等条件的人封为公的爵位。后来他战战兢兢，如履薄冰地伺候皇上，并向皇上作出诚恳而深刻的自我检讨，才被宽恕。进封为信国公的时候，皇帝还不忘他历史上的错误，历数他镇守常州的过失，并将这段历史镌刻在铁券上颁赐给汤和，让他子孙后代牢牢记住，为人臣者别翘尾巴。——部属的过失，往往成为上司的杀手锏，时不时要拿出来敲打一下。
　　从秦始皇统一六国，改封建制为郡县制后，皇帝如何处置开国功臣，一直是道历史性难题。周王室裂土封侯，这个问题好解决。因为将土地转包给各位诸侯，诸侯在自己的封地中，可以称孤道寡，自成体系，周天子并不干涉内政，天子作为诸侯们的共主，也就是维持名义上老大的地位，主持国与国之间的争端，接受诸侯定期的进贡，大多数时间内，政令不出王畿，称霸的诸侯没必要推翻天子的位置自己取而代之，这样反而会惹火烧身。因此暴发户楚子，自忖带甲百万，地广两千里，便有问鼎中原的非分之想。被告之“周虽旧邦，其命维新”，“鼎之轻重，不可问也”。自讨了个没趣。这也是周朝国祚能有八百年之长的根本原因。始皇帝废除诸侯，各地设流官治理，功臣们就不可能有自己的独立王国了，只能老老实实扛活，任皇帝驱使，这一下子，君臣之间就有天壤之别。皇帝当然要时时刻刻提防拥兵自重的大臣，不甘于人下来夺自己的那把龙椅，因此处置功臣才是成了一门高深的帝王术，而如何在皇权下活命也是臣下必须知晓的学问。从始皇帝横扫六合开始，王翦就明白这个道理，帅兵出战前，还向秦王要求得到田地或宅院的赏赐，手下的将士不明白，认为大元帅拥有如此的兵权，为什么还要贪图那样的小利呢？王翦此举是向秦王表白，他只求田问舍，没有别的想法，秦王才放心让他帅兵出战。君臣这种演戏似的默契，在秦朝刚刚开始之时，所以王翦手下的将士不太明白，到了后来，皇权越来越重，对大臣的防范越来越缜密，大臣也越来越知趣了。赵匡胤被部下黄袍加身，一个殿前都指挥一下子做了皇帝。这皇位能否坐稳，他心里是很担心的，因为五代十国期间，带兵的人政变是家常便饭，坐在龙椅上的人走马灯一样换来换去。他只得通过杯酒释兵权的方式，解除了那些拥戴他登上皇位的老兄弟的兵权，厚赐他们让他们好好养老。——如果说宋太祖还需要主动提醒大家，大家才交权。到了明朝初年，不用皇帝提醒，就有汤和这样十分主动交出兵权的功臣。真是做臣子得越活越明白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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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相的老伙计汤和(2)


钱穆在《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中分析宋代相权被分割后，用人之权，全不在宰相而归于单列的考课院。“这是宋初皇室在一种自卑感的私心下，蓄意要减夺中书宰相职权而添设的。”
　　从秦汉到明清，我们几乎可以看到一个趋势：皇帝越来越不自信，越来越多疑，对大臣们的防范越来越严密，大臣们为了避祸，表面上越来越恭顺。刘邦建立汉代后，尽管自己出身卑微，但他尚有一种“吾以布衣提三尺剑取天下，此非天命乎？”的自信，尽管韩信遭受兔死狗烹的命运，但高祖释放了劝韩信造反的蒯通。蒯通在他面前自辨说：“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于是高材疾足者先得也。跖之狗吠尧，尧非不仁，狗因吠非其主。当是时，臣唯独知韩信，非知陛下也。”汉高祖有这番度量，没把功臣都杀完或者全部剥夺权力，所以他死后，诸吕为乱，周勃和陈平才能诛杀诸吕安定汉室。
　　到了朱元璋，干脆废除宰相，六部直接向皇帝负责，权力是收回来了，可一旦碰到皇帝昏庸，大权必然被宦官蚕食。所以黄宗羲感叹道：“有明之无善治，自高皇帝罢丞相始也。”
　　做皇帝的不是不知道权力集中于一人会带来弊病，但他没办法信任大臣们，不得不如此。用钱穆的话来说，中国历史上的政治，“有一些确实是制度，有一些则只能叫做事情或法术”。从汉代到明清，制度的东西越来越少，法术的东西越来越多。二者有什么区别呢？砍柴不揣简陋，大胆打个比喻。比如一个国家有总统府，有内阁，有参众两院，不论是总统制还是内阁制国家，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如何产生，他们的权限等等，法律都有明确的规定，大家按着程序来办事就是尊重制度。如果一个总统不放心总理，自己很随意地再设一个庞大的办事机构，把内阁的权力夺过来，这就是法术。清朝比明朝更进一步，不但不设宰相，到后来连内阁六部的权力也削夺了，直接搞一个军机处这样的私人秘书机构。
　　所谓“法术”，就是黄宗羲在《原法》中所说的“非法之法”。皇帝“用一人焉则疑其自私；而又用一人以制其私；行一事焉则虑其可欺，而又设一事以防其欺”。因为天下人都知道皇家装宝物的盒子在哪个地方，所以皇帝每天不得不防备这个宝盒是不是被人觊觎被人偷盗，黄宗羲说：“故其法不得不密。法愈密而天下之乱即生于法中，所谓非法之法也。”——因此，像朱元璋这样的多疑皇帝控制术再严密，手下的臣僚再乖巧恭顺，也不能保证江山万年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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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皇牌位只能偶然用之


明建文二年（1400年）五月，燕王朱棣争夺其侄儿建文帝皇位的战争（史称“靖难之变”）进入第二个年头，也是最激烈最关键的相持阶段。建文帝委任的兵马大元帅李景隆是个草包，——这个人是朱元璋外甥、朱棣表兄、开国元勋李文忠的儿子，典型一个志大才疏的纨绔子弟，还不如那位纸上谈兵的赵括。可由于朱元璋生前要给后世继位者“拔钉子”，将一个个身经百战功劳赫赫的武将杀死，以保江山永固，可谁想到造反的是自家儿子，他的长孙建文帝已经找不出一个堪当大任的领军者，于是乎“蜀中无大将，廖化作先锋”。这大概也算是报应吧。
　　李景隆的北伐部队一败于北京城下，再败于德州，只好领着溃兵南下，孤零零留下了一座济南城，被朱棣亲率的部队包围成铁桶一般。济南的战略位置实在是太重要的，《明通鉴》中讲到：“（燕王）惟自以得济南足以断南北道，即不下金陵，画疆自守，亦足以徐图江、淮。”当年朱元璋命令徐达、常遇春领军北伐，也要求他们首先占领山东，断掉元大都的左臂。济南在南北战争中的重要位置，到了现代依然如故。
　　因此朱棣急着要拿下济南，可守济南的山东参政铁铉是个有勇有谋的忠臣。先是诈降，准备等朱棣进入城门时，放下铁板砸死他。可天不绝燕王，铁板放早了，只伤了燕王的马头，燕王换了匹马逃走了。老羞成怒的燕王命令用当时从西洋引进来的“红夷大炮”轰城，眼看济南城不保，这铁铉想出一个绝妙的法子来，“书高皇帝神牌，悬之城上，燕师不敢击”。高皇帝是朱元璋的谥号，太祖是他的庙号。后世臣子恭恭敬敬写他的神位大约如此：“大明太祖高皇帝神位”。
　　建文帝的人看来，想篡位的朱棣是不折不扣的乱臣贼子。可乱臣造反，也要巧言令色争“造反有理”的合法性。这燕王造反的理由是建文帝身旁有一帮主张“削藩”、离间皇家骨肉的“奸臣”，如齐泰、黄子澄等人，他要“清君侧”，来保卫老爸留下来的万里江山。建文帝维护自己正统地位打的是爷爷朱元璋的旗号，朱棣造反，打的同样是老爸朱元璋的旗号。如此，朱棣私下里可不把死去的老爸当回事。——他本来就不把朱元璋当回事，否则哪能起兵造反。但当众不能用炮轰老爸的神位呀，大炮一响，他这个“贰臣逆子”的恶名更是坐实了，造反更没有理论支撑了。
　　铁铉何尝不知道朱棣的狼子野心，所谓“靖难”、所谓忠于死去的老爸都是用来堵天下人悠悠之口的假招牌。但既然你这骗人的pose摆出来了，我就当成真的对待，看你敢不敢撕破画皮自食其言。这朱棣心里估计恨死了铁铉，但表面上只能收兵，不敢炮轰先皇神位。所以后来铁铉被杀，朱棣还觉得不能泄愤，将他和另外一些建文帝忠臣的妻女发配教坊司做妓女，被凌辱致死后，他还御笔亲批尸体的处置办法：“抬出门去着狗吃了。钦此！”
　　铁铉坚守济南数月，打乱了北军的部署，为南军赢得了宝贵的时间，南军收复德州，取得了东昌府大捷，这场战役本来应当是奠定南军胜局的决定之战，朱棣被围，可南军因有建文帝“毋使朕有杀叔父名”的旨意，放虎归山，最后让燕王东山再起，直至攻破金陵，建文不知所终，自己的两岁儿子被圈禁到五十余岁，成了个连牛马都分不清的白痴。直到明英宗夺门之变后复辟，大约想起自己在大漠中当俘虏的苦楚，才下旨释放。

孟菲斯

一个因肥胖症差点丢失皇位的老实人(1)


明仁宗朱高炽，是永乐皇帝朱棣的大儿子。他的皇帝生涯恐怕是明朝历代帝王中最窝囊的。老爸健在的时候，不受老爸喜爱，又受两个弟弟汉王高煦、赵王高燧的挤兑，继承权几乎不保。好不容易多年的媳妇熬成婆，做了二十二年皇帝的老爸驾崩，四十七岁的他终于继承了皇位，龙椅还没有坐热，当了八个月的皇帝就去世了。——终明一代，他当皇帝的日子，仅仅比后来才坐了一个多月龙椅的泰昌帝时间长一些。
　　朱棣不喜欢大儿子高炽，一个原因大概是他太老实仁厚，说得损一点，就是有点懦弱。没有他爷爷、他爸爸那种英武之气，不像个君临天下、让臣民战战兢兢的君主。第二则是因为身体不好，患了严重的肥胖症，走路很不方便，必须要两个人搀扶。他的爷爷和爸爸，江山都是马上得来的，朱棣自己上马能开弓，下马能治国，没办法喜欢这样的接班人。更可怕的是，这窝囊的老大却有了两个能干而不安分的弟弟。尤其是老二朱高煦，老爸兴兵南下，和建文帝夺江山时，身先士卒带领军队做先锋，直逼南京，功劳赫赫。在这场战争中，有一次朱棣对自己喜爱的二儿子许诺，你大哥身体不好，你好好干，江山迟早是你的。
　　高炽最终能入承大宝，一是嫡长继承制对朱棣的约束；二是因为他娶了个好老婆，生了个好儿子，朱棣喜欢仁宗的长子朱瞻基。高炽的皇后张氏也有朱元璋的马皇后、朱棣的徐皇后之风，见识远大而乖巧伶俐，是个不折不扣的贤内助，用古代命书的说法，有“旺夫命”。
　　《明通鉴》记载，张氏自从嫁给仁宗后，很得成祖和仁孝皇后这对公婆的喜爱。明仁宗在东宫做太子的时候，多次被汉王、赵王两位弟弟挑拨离间，又因身体肥胖，不能骑马射箭，明成祖很生气，命令减少太子在宫中的膳食，太子几次险些被换，然后最终能被保全，据说是因为张皇后的缘故。——婆媳关系是大家庭第一大难题，这张皇后能让婆婆开心，凭这点就知道她不是等闲之辈。明朝和宋朝一样，外戚很难干政，而且多贤后。
　　老爸给仁宗规定的减肥计划没见什么成效，你想想，人到中年再减肥何其难也，减肥无非是个姿态，做给老爸看看。高炽当了皇帝后，虽然因为封建礼法，不能公开对老爸有非议，心里恐怕腹诽不少。由于他一生都活在老爸的阴影下，对老爸喜欢的长孙——自己的大儿子朱瞻基，大概有点怨屋及乌的因素在里面，反而不喜欢，自己喜欢被封为襄王的第五子。朱棣生前，一再显示他立高炽为太子是因为自己喜欢长孙，而且明确向臣民表明他的态度，将来继承高炽皇位的，只能是长孙瞻基。——这种隔代指定继承人的行为，剥夺了仁宗自己选择继承人的权力，对他自尊的伤害可想而知。
　　史载，永乐帝朱棣数次出征，都带着皇太孙瞻基。永乐十二年（1414年），“庚寅，车驾发北京，皇太孙从”，“上语诸侍臣曰：‘皇长孙聪明英睿，智勇过人，宜历行阵，俾知兵法，且可悉将士劳苦，知征伐不易。然文事武备，不可偏废，每日营中闲暇，卿等仍与之讲论经史，以资典学。’”对孙子的培养远比对儿子用心。
　　因为沾儿子的光才当上皇帝的仁宗，对儿子有种莫名其妙的嫉妒可以理解。可是，后世有人断言如果仁宗再多当几年皇帝，可能会废除太子，我认为纯属臆猜。仁宗对儿子感觉不爽是一回事，可废除长子继承权再选另外儿子继位又是一回事。因为前者是个人的感情，后者涉及整个朝廷政局和大明江山，涉及自己身后的评价，朱高炽不会这样冒险。在父皇在世时，他在几次重大事件面前都有惊无险，证明他是个老实人，但毫不糊涂，做事极有主见，且“忍”的功夫一流，关键时刻形势非常理智。
　　这样的老实人才是大聪明。
　　朱棣带领二儿子挥师南下时，建文帝的部队搞了个“围魏救赵”，派奇兵直捣燕王的都城北平，而燕王大军在外，如果贸然班师来救，得胜之势将功亏一篑。朱高炽这时不顾自己多病肥胖的身子，带领老弱将士坚守北平城，自己冒着弓矢上城督阵，激励将士，南军终于无功而返。他这保护根据地的功劳成为日后得到继承权的重要砝码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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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因肥胖症差点丢失皇位的老实人(2)



永乐十六年（1418年），明成祖住在自己的老窝北京城（当时称“行在”，还没有正式的首都名分），让朱高炽以太子身份在南京监国。他怀疑太子有什么不轨的行为，命令礼部侍郎胡濙暗中去监视太子的行为，并叮嘱他说：“人言东宫多失德，汝至京师，可多留数日，试观何如，密奏来！奏字须大，晚至即欲观也。”这老皇帝对太子已经有倾向性意见，一般的办事人员会迎合上意，收集太子的“不轨”言行。而胡濙被太子的老实折服了，“以皇太子诚敬晓谨七事密奏之，自是上疑始释”。
　　这老实人最聪明之处是认清了父亲的为人和自己的处境。面对永乐帝这样文武兼备而又阴险毒辣的父皇，耍小心眼能瞒过他？一味地去讨好也是下策。只有以不变应万变，老老实实夹起尾巴做人，才是上策。他能最后熬到皇帝位置，和两个弟弟相比，笑到了最后，其制胜之策，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吾知尽子职而已，不知其他也。”有时候，这样的笨办法更管用。
　　仁宗虽然在位时间很短，但他赦免了建文的许多旧臣，平反了许多冤狱，废除了许多苛政，停止了永乐帝开始的大规模用兵，天下百姓得到了休息，文化得到了复兴，读书人的待遇比洪武、永乐两朝要好。因此后世对他的评价很高，痛悼他在位时间太短。如果从个人的能力来说，他显然不属于有锋芒、有魄力的改革派，比起秦皇汉武乃至他的祖父、父亲，相对平庸。但他最大的特点是尊重下面臣民的能力，尽量少地去命令臣民这样或那样。这样平庸的皇帝，带给百姓的福祉远甚于那些个人能力很强、不甘平庸的皇帝。商纣、秦始皇、隋炀帝就是有能力而喜欢胡折腾的皇帝。所以，朱高炽的庙号为“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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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儿把戏引出的大祸(1)


明宣宗在明代多位性格或阴毒或乖戾或懒惰的皇帝中，算是一位好皇帝。他性格仁和，而又善于听取不同意见。他在位十年，是明代政治最为清明、经济最为繁荣的时代。《明通鉴》评价道：“即位以来，吏称其职，政得其平，纲纪修明，仓庾充羡，闾阎安乐，岁不能灾。自开国历年六十，民气渐舒，蒸然有治平之象焉。”
　　这样一位性格温和的皇帝，杀他的叔父朱高煦，手段却残忍之极。史载，他命令将一个大铜缸罩在朱高煦身上，缸上积炭燃烧，火旺铜熔化，朱高煦在里面被活活烧死。朱高煦的几位儿子也一并被杀死。
　　导致宣宗如此对付他叔父的，直接原因是看似一次类似儿童玩打架的把戏。宣宗去看望被囚禁的朱高煦，朱高煦趁当皇帝的侄儿不注意，出腿使了个绊，将其钩倒在地。
　　朱高煦和侄儿的恩恩怨怨，要追溯到永乐朝。永乐帝朱棣三个儿子，高炽、高煦、高燧。朱棣不喜欢大儿子高炽，而器重老二高煦。因各种因素促使下，好不容易立高炽为皇储，但老二联合老三，千方百计想把太子搞倒。高炽即位，是为仁宗。对于这一既成事实，高煦、高燧仍然不死心。享位不到一年的仁宗驾崩时，太子瞻基正在南京，闻讯往北京赶。两个叔叔阴谋发动政变，图谋在路上伏兵劫持太子，没有得逞。这时仁宗装着不知道，并未计较这件事。朱高煦回到封地乐安后，未尝一日忘记反叛，约好山东都指挥使靳荣一起造反。宣宗亲征，大兵驻扎在乐安城外时，还想给叔父一个机会，写了封信送过去，说，现在大兵压境，王若交出阴谋策划你造反的人进献朝廷，则朕与王尽释前嫌，施恩礼待和过去一样。并且提醒他，小人侍奉藩国，就想借造反谋取更大的富贵；要是事败不成，又会反咬一口，把责任推到藩王身上以图活命。王如果执迷不悟，大军往前推进，一战就能把你擒获；你手下的人也许会把你作为奇货，绑来献给朝廷邀功，那时候朕想保全你的性命都做不到了。
　　这封信可谓写得有理、有力、有节兼有情，朱高煦看到大势已去，献城投降，宣宗赦免了所有胁从之人，将朱高煦软禁起来。——这已经够宽大了。
　　朱高煦要是个明智的人，此时应当彻底认输，老老实实颐养天年。永乐帝没死的时候，和哥哥仁宗争继承权，虽然以弟弟觊觎长兄，有悖礼法，但毕竟机会均等。可等哥哥当了皇帝后，再传给侄子，此时大局早定，君臣之分已明明确确，再造反没有任何合法性，再加上仁宗父子执政深得民心，此时反叛基本上是自取灭亡。
　　朱高煦当年在老爸和孝文帝争江山时，立下很大的功勋，应该不会太糊涂。可在世上最大的诱惑面前，便失去理智了。此时已经成了个囚犯，没有任何翻本的机会，侄子表面上还客客气气来看望自己。为什么使出那种幼儿园小孩打架的伎俩，绊倒皇帝呢？皇帝有左右护卫，这个小把戏根本不能要皇帝的命。这种行为仅仅只能出自己心中一口恶气，可代价实在太大了。
　　大约朱高煦在想，一而再，再而三地兴兵造反，侄儿都原谅了，现在搞这么个小动作，估计他不会放在心上。错了，他没有正确地认识自己这位深孚民望的侄儿。宣宗一再原谅两位叔父，除了性格的因素外，大约还因为他考虑到，自己能坐上的这个龙椅，有叔父的贡献，当年靖难之变中，叔父确实功不可没，他不服气总想翻本可以理解，再说自己也不想背上骨肉相残的恶名。这一回看上去是个儿童打架的小把戏，可直接伤害的是皇帝的身体。——说一千道一万，身体安全是最基本的安全，这一下脾气再好也不能忍受了，便一下子雷霆大怒，用如此残忍的手段杀了叔父的全家。
　　历史上有许多此类因为小事而影响大局的故事。闯王进北京城后，吴三桂还手握一支大明最精锐的部队驻守山海关，他的选择直接关系到李闯和清朝的力量消长。此时，李闯和清朝都向吴三桂伸出橄榄枝。经过再三考虑后，囿于夷夏之别的吴三桂已决定投奔李闯，可在这关键时刻，京城传来消息，留在北京的爱妾陈圆圆被李闯给霸占了，于是演出了“冲冠一怒为红颜”的一幕，他投奔了清朝，改变了中国历史的进程。有人可能不理解，那个时代再美丽的女人也是玩物，用得着为了女人背叛自己的民族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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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儿把戏引出的大祸(2)



　这件事和朱高煦钩倒宣宗罹祸可以类比。对那个时代的人来说，自己身体和自己女人的安全与否，最能直接、集中体现自己的尊严是否有保证，自己的权益是否有保障。一个连皇帝身体都敢伤害的人，你能指望他洗心革面、认罪伏法？一个连自己的女人也敢抢的造反头目，你能指望他江山坐稳后宽厚而诚心地对待自己？何况明宣宗早就恨叔父恨到咬牙切齿，而吴三桂也在大顺和清朝之间徘徊了好久。两件“小事”促使明宣宗和吴三桂做出了最终的抉择。
　　朱高煦和李闯，也算是一代枭雄，可为什么犯这种低级错误呢？大约再叱咤风云的男人，在最大的仇人或最好的玩具面前，也很难抑制住男童式冲动：打他一下或者把玩具抢过来。这种冲动冲淡了作为一个政治动物的深谋远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