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有梅娘（孙嘉瑞）的作品，分享一下好吗？

suiping

灵魂的蹭蹬

　　——观光神秘之家浮想

　　被定位为美国加州868号历史性建筑物的莎拉·温彻斯特夫人庄园，是幢占地24000平方英尺，拥有160个房间、三又四层楼台错落的巨型邸宅。这个维多利亚式的古建筑，巨树掩映，花坛纷呈，喷泉淙淙潺潺，很是幽深静谧。更因为它被标定为神秘之家或怪异之家，使得这幢坐落在旧金山市圣荷西镇的观光景点，很难不令人浮想联翩。

　　英文导游图的封面，温彻斯特名号和神秘之家两行字，是用一枝现在看起来古旧、当年却是最先进、最锐利、最应手的杀人利器——温彻斯特步枪托起：挺拔的枪管，姣美的枪身，看上去十分轻便，甚至可爱，而日文导游图的封面，挺拔的枪管直刺晴空，枪托下面，才是邸宅的剪影，直刺晴空的枪管两侧各绘有一个幽灵头形，表情暧昧，是神是鬼，无从判断。

　　这两份说明的构思都很清楚，这幢神秘庄园的房主是温彻斯特步枪。

　　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温彻斯特步枪被交战双方争相使用，也就是说，不同国籍、不同肤色的万千士兵以及庶民饮其利弹而死，成了无从归依的孤魂野鬼，而制枪公司的利润却滚滚而来。这笔天文数字的财富落在了莎拉·温彻斯特夫人头上，以日计算，扣除税金，每日仍有1000美元的进账(这可是一百多年前的美元)，真正是日进斗金，而莎拉夫人也就成了当年独步世界的富婆。

　　这幢邸宅，原本只不过是有几间主屋、两间棚屋的农家小院。1882年莎拉买进后，在她居住的38年间，每年、每月、每天、每时不停地修建、扩展、扩展、修建，才达到了如此规模。遗憾的是，这幢邸宅并未完全竣工，留有一些半拉子工程，比如观众看到的、被莎拉认为最称心的第13号浴室，开了13扇窗，其中6扇装有昂贵的宝石云朵，花苞一样的喷头，还没接上水源。又如，神秘的13号楼梯，开启的门还没安把手等等。

　　莎拉在丈夫和幼子不幸骤亡之后，伤心之余，向预言家请示前途。预言家警告她，死于温彻斯特步枪的众多冤魂，时时窥伺着向温彻斯特家族作出报复，只有施工的音响，才能摒退它们。

　　莎拉相信这项警示。

　　为了祈求死魂灵放过自己，莎拉在这个农家小院的基地上，修建、扩展、扩展、修建。她日常雇佣着13个大工(手艺人)，临时工随用随叫，10个家政妇、8个园艺师、两个车夫。她要求，所有的雇佣人等，必须时刻听候差遣。因此，她付出的工资是普通工资的3倍，且提供全部食宿。因为，她需要的不仅仅是日常生活的侍应，更是为了安抚灵魂。她在她的大起居室里，装了250扇窗，很多窗装在天花板上，又装上了玻璃地板，以便监视雇佣人等。其实这是个再愚蠢不过的设计，她往玻璃地板上一站，透过不同角度的窗户，她便纤微毕现，不是她监视别人，而是别人监视着她。

　　邸宅中，仅仅留有一幅莎拉的肖像照。这位身高1.47米、体重45公斤的女人，是西方人中少见的小个头。她长裙拽地、娇小婀娜，表情矜持，看不出有什么常人的喜怒之情。是不是可以这样猜想：因为有如渊的财富托拥着她，她可以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可她却失去了惬意的感觉。

　　西方人嫌弃的13，成了邸宅的特色。首先是门庭，这门庭是用混凝土特制的角石排成13列而成，十分隐蔽幽深。莎拉外出时，车子要开到门庭深处，她才上车。传闻说莎拉刻意避免与陌生人相遇，这是多么戒备的人生！

　　最具标志性的是莎拉的“降神术间”，这是只有莎拉一个人可以进入的房间，房间里空空荡荡，壁上却依次挂有13件外套，这是为暗夜中来访的幽灵准备的。莎拉本身惧冷，这显示了莎拉也有如常人的知人冷暖。在这个降神术间，设置了三个出口，一个开在天花板上，一个开在窗户上，一个是门却不能直接开启，也许这是莎拉在和来访者们斗智吧！

　　晚年的莎拉，为关节炎所苦，她几乎全部时间都待在暖房里，她心爱的一间暖房，有7个暖炉，3个烧木炭，4个烧瓦斯，全部起火。适合莎拉身量的洗漱器，有一个进水口，排水口倒有13个，不知莎拉想排出的是水，还是疑惧。

　　邸宅在穷奢极侈上，可以说是世界独一。莎拉的大会客室全部用非洲木坚木手雕而成。装饰暖炉的柱子，雕有樱的花纹，而这样一个柱子，一个细木工要雕上一年，可见工程之精致。莎拉几乎没有客人，大会客室接待的是流走的岁月。

　　同样奢华精美的是莎拉的大舞蹈室，它的声响优美动听，连使用的粘合剂和小钉都是特别的。室内的吸音装置一律用13块轻型质板拼接而成。用瓦斯作能源的枝形花灯一律是13枝，用彩色玻璃镶嵌的窗扉上，刻有一句据说是莎士比亚的戏剧台词，出处、含意，尚无人找到和解出。

　　莎拉很喜欢带有茸茸毛边的白色云朵。她立意把这个自然奇景搬进室内。她命令制作了一扇窗、一扇门，用白玉和各色宝石镶就(价值世界第一)，摆放在无法开启的位置上，玉和宝石闪出的冷光变幻奇异，不知道这能不能使莎拉感觉到云朵是她灵魂的一个庇护所。

　　莎拉为她仅有的一个内亲——她的侄子修建了一个东洋风格的住所，不仅建筑用的壁纸、瓷砖等材料来自日本，连有日本特色的细竹也是远涉重洋而来。她为这个日式住室配备了玩具式的楼梯，7阶下、11阶上，总高只有3英尺。莎拉与亲人相处时，也用这种迷离的措施。

　　建于四层楼上的一座凉台，是鸟瞰邸宅的最佳观赏点。纵目望去，用13种彩色玻璃镶就的圆屋顶是莎拉命名的绿屋，里面养植着奇花异草。而外形是教堂的屋宇，是莎拉的洗车库，附有最先进的洗车设备。与车库相邻的是钟塔，塔中之钟是为呼叫园中干活儿的工人所设。无论是绿屋、无论是洗车库，还有钟塔，单个看上去都很精美，纵观之后，个个突兀，很不协调。据邻居说，这塔中之钟，午夜鸣响，负有呼唤莎拉灵魂的任务。莎拉可能没顾及到，这午夜呼唤灵魂的钟声，对她在宽敞的家中饲养的珍禽是不是一种干扰。鸟儿也是夜宿的，这突然轰响的金属之声，会不会使它们扑啦啦惊惧而起，为寂静的夜添加混乱。

　　莎拉的家当常人无法想像。她的材料库，由原来的农家棚屋改建而成。里面的手制玻璃，是纽约名牌厂家达芙尼所特制，木料是贵重的桃花心木等等，壁纸来自北美的两家名厂。这个材料库，估价25000美元以上。那个为莎拉制作服装、为各式房间制作窗帷、为各式沙发制作靠垫的叫做缝纫间小屋，简直就是个绸布店，呢绒、丝绸、棉布、麻布，还有尼龙，琳琅满目，应有尽有。

　　1906年的大地震，对莎拉震动很大。仆人们在她命名为延寿菊的寝室里发现她时，她全身颤抖，手足无措。她认定：她命中的灾难，还远远没有酬解，这是她努力的方向不对，她下令关闭了前部采光充分的30个房间，包括她最得意的已经使用了6年的厨房。那间厨房全部木结构，连洗涤池也是细木嵌成，大地震对这个厨房丝毫无损。她不认为这是奇迹，而是蹊跷。她下令堵死了那座她为了迎合潮流，为她量身定做，她命名为嬉皮士的楼梯。那楼梯常人侧身而行时，仍有行不得的感觉，只有她可以姗姗而过。

　　改变了主意的莎拉，倾全力对邸宅后部加以修整，于是在邸宅深处，建筑之声，声声入耳，修改与扩展并举，哪儿不顺眼，哪儿便被推倒，哪儿顺眼，哪儿便突兀而立，摧毁与重建的施工声响，伴随着莎拉夫人的日日夜夜。

　　1922年9月5日，享年82岁的莎拉夫人寿终正寝，从未停歇的施工音响随着莎拉的最后一息戛然而止。截至这一天，这幢巨宅，共拥有10000个窗，2000个门，52个天窗，47个暖炉(其中一个完全由手工制作)，40个楼梯，60个居室，6个厨房，3部电梯，3个地下室，还有未完成的浴室及莎拉自己设计的一个安乐椅等等。

　　莎拉惟一的亲人——她的内侄，将她的财产进行拍卖，每天用8台卡车运了6周才运完，按照莎拉的遗嘱，这笔资金散给了莎拉的亲友和她的贴身佣人。

　　当地政府为了保存这段斑驳的历史，按莎拉生前的原貌做了修复，成为一个观光景点。

　　莎拉的一生，成为历史现象的现代遗存。虚拟和现实编织了莎拉的生命。作为一个人，尽管莎拉有挥洒不尽的财富，赋予她可以随心所欲差遣别人的权力。她想抗衡，想逃避，想卸掉却终生未能卸掉的是对善的负疚感，什么规模的财富也救助不了这个。神秘之家的所有举措，以共振的声波向观众证明了这一点，尽管触目皆是不祥的13，莎拉并没有获得“祥”的惬意。是不是可以这样说，莎拉以她特有的方式对“善”进行了不懈的赎买。

suiping

回忆赵树理

　　1952年春天，体验生活到了山西省平顺县川底村。我之所以选择了这块最贫困的土地，是因为他们坚决走农业合作化道路的热情激发了我。我渴望农业社这个社会主义的魔术箱能帮助我这个资产阶级文人得到脱胎换骨的改造。领袖是这样号召的，虔诚的我深信无疑。

　　使我喜出望外的是：名作家赵树理和川底社的妇女主任一起接待了我。老赵，和我在北京大众文艺创作研究会接触时一样，微微地笑着，神态诚挚又怡然。我高兴极了，相信他会在以后的共处中给予我众多教益，他一向的坦诚将使我毫无疑虑地吐露心曲。

　　他笑眯眯地引我到了一个打扫得干干净净的窑洞，一进窑门我就下意识地后退了一步，触眼的是一口白木茬的新棺材靠着东墙威然而立。就在我这欲进又止的当口，老赵抢先一步，跨进室内拍着棺材盖说:“多好的桌面！平整光滑，写起字来保准顺手！”他见我不动，随手拉过来一个崭新的麦秸蒲团坐下来比划着写字的架式，补了一句:“你看，高矮也合适！”

　　我把行李放在与棺材平行的靠西墙的土铺上，禁不住轻轻地叹了口气。老赵见我这样，坦率地说:“实话告诉你，社里找不出一张桌子供你使用。这里一向是木材珍贵，战争中支前又毁了个罄尽。现在才陆续解决了一些门窗。这是房东老汉省下来盖窑洞的木料打的。我想，你需要张桌子，又认定你不会忌讳这个！是我向社里建议安排你住这儿的！”

　　“放着好好的门窗不做，却偏要打棺材！”我冒出这样一句没掂量轻重的话儿。

　　老赵脸上的笑容猛然消逝，瞧了我足有一分钟，才轻轻地说:“这是个古老的心愿，从爷爷的爷爷时就留下来了。从前，只有地主老财能够满足……”

　　虽然我认定这个心愿愚不可及应该改造，我还是被老赵那沉甸甸的忧思慑住了，我没再说话。直到他走去，我才回过味儿来，明白了我与他感情上的差距。他是这块土地的儿子，他和这里的农民血肉相连，他和他们一样淹没在解放了的“脱水火”、“登衽席”的巨大欢喜之中，他完全理解一个捣了一辈子土坷垃的老汉最向往的是什么，完全理解用胼手胝足的劳动要去换回什么。而我，只不过是从字面上认识解放了的农民，认识社会主义，想当然地认为社会主义的优越性该是什么。

　　给我编蒲团凳子的夏景，也就是我年轻的女房东。生得少有的俊俏，一和她对面我便想及太行出美女的俗话。很长时间我摸不清她是房东老俩口的媳妇还是女儿。她有时按照当地习俗，把云发盘成发髻；有时又像大姑娘一样垂着墨黑的发辫。我和老赵都在她家里吃派饭，这是社里对我们的照顾。夏景能把掺了菜和糠的粮食做得特别顺口，她抻的黑面条(面粉中掺上一半的榆树皮粉)像她的秀发一样绵长细润，吃得我十分香甜。

　　日子一久，我对夏景由喜欢转为亲密，当我弄清楚房东家的独生儿子——夏景的丈夫，参军7年(经过了抗日、解放两次大战的胜利)仍然毫无消息时，便想按着婚姻法的规定，帮助夏景办理离婚手续。我背着夏景先来征求老赵的意见。像我们最初涉及棺材的话题时一样，老赵的笑容当时消逝，直视起我来。我被他严峻的目光盯得惶惑了，不知道这件本来可以说是合情合法的建议为什么会招致他如此忧思。好一会儿，老赵才轻轻地问我：

　　“你和夏景谈过了？”

　　“没有，还没有！”

　　“那就先不要谈。”

　　“为什么？那个抗日志士肯定是早已为国捐躯了。不能让夏景这样下去，这不合乎人道！”

　　“你听我说：你是中央来的！你的话影响面广，这不是夏景一个人的事。像夏景这样的女娃，这一带很多、很多。你要帮助夏景，就等于拆了这个家，更可虑的，这会在这一带引起连锁反应。我相信你早已看清了，夏景是这个家的顶梁柱啊！”

　　我很想用鲁迅的“总是死的拖着活的”这句话来顶撞老赵，却没敢说出口，改了语气说:“离婚有什么关系，我相信夏景会照样照顾老两口的！”

　　“这里人们的心理、风俗都做不到这一点。”老赵说。

　　我虽然被老赵折服了，可心里总不是滋味，很久才宽慰了一些。我注意到，在老赵面对夏景时，眼睛里有比我还浓烈的同情又夹杂着无可奈何的神光。我开始憎恨起那口白茬木棺来了，我时时感到它在向我示威，嘲笑我的无能，我眼睁睁地看着夏景向它献上青春作为祭礼，赎买民族的沉疴。

　　1956年当高级农业社的浪潮淹没了全国时，人们告诉我夏景被评为省级劳动模范了。我不敢问及夏景是不是继续奉献着“青春”。我只能暗暗祷祝，盼望这个殊荣对她是解脱而不是捆缚。虽然我明白，这不见得可能。

　　如今，近40年的岁月弹指而去，夏景和我一样进入暮年。曾和我们朝夕相处的老赵，用生命作祭礼，祭奠了他的社会主义理想。我只盼夏景有个黄土高坡婆姨们乐道的晚年，能够儿孙绕膝。

suiping

两个女人和一份妇女杂志
　　两个女人：一个是中国的关露，一个是日本的田村俊子；一份妇女杂志，是1942年5月在上海创刊、1945年7月终刊的《女声》杂志。

　　关露和田村俊子，分别是当时的中国文坛和日本文坛受到瞩目的女作家，又是演艺界的活跃分子。两个人的遭遇同样是毁誉交错、悲喜相叠，道不尽的风光和说不清的烦恼。如果定要挖掘两个人的共通之处的话：应该说，支撑她俩面对纷纭世事而能自立自决的是一种信念——那种为实现理想而付出的坚韧。

　　民国初年，生在作县官父亲家里的关露，随着父亲官场上的失意，目睹的是父亲日甚一日对母亲的作践。小小的心灵里，铭刻的是母亲遭受的凌辱，是封建家庭中的多种残暴。是坚韧的母亲庇护了她，想方设法为她谋划了受教育的机会。当她有机会进入大学，接触了马克思主义之后，明白了中国要铲除封建，只有在共产党掌握的政权中才能实现，那些和母亲同样受欺凌的女人才能以一个独立的人生活在社会中，便一心一意地投靠了共产党，一心一意冒着各种危险，为共产党夺取政权进行各种斗争。在卅年代的上海，她和她的“左联”同志们，到工人夜校教书、参加纱厂女工的集会、参加要求全面抗日的群众示威游行。她以她特有的机智，在险象环生的境况中，一次次完成了党交付的任务。她生活得很实在很愉快。

　　一次，由上海去南京，碰巧遇上下关车站临时大搜查。她的手提箱中有份党的秘密文件，隐藏是来不及了，逃更不可能。关露急中生智，打开手提箱，把文件掖进大衣的敞口衣袋，像掖进一份看过的画报那样从容自然。随即把箱子推向宪警主动配合搜查。搜查者对这位落落大方的女士没产生半点怀疑。看了看，箱中是女人用的小物件、化妆品和换洗衣衫，便顺利放行了。关露可是把心提到了嗓子眼上，思谋着如果不测，怎样消灭文件。

　　日帝占领上海之后，文化人纷纷出走。“左联”的成员更以投笔从戎为荣，相继秘密奔赴延安。关露接到了地下党的指令，不但令她留在上海，而且要她打入《女声》去做编辑。党说：这是另一条非常重要的抗日战线，她是党的一双伶俐的眼睛，可以窥见汉奸的内幕。

　　理解关露的“左联”人，为关露惋惜。说她不该踏上《女声》这片烂泥塘污了手脚。不甚了解关露的人，说她原本就是只精致的花瓶，正可以摆在汉奸的厅堂里，作为点缀。对这些来自各方的蜚论，关露以一个共产党员的责任感，默默承受。因为她胸中汹涌的是为新中国催生的激情。进入《女声》，镇日忙碌之余，回到自己的小巢，用来排遣孤独的是“左联”好友林楚君送给她的海涅的诗:“我来到莱茵河畔，我歌唱。我歌唱爱，我歌唱爱中的恨，我歌唱着牺牲。”

　　关露也不时写下自己的诗。

　　是谁织就了江山的锦绣；

　　谁就该占有锦绣的江山！

　　黑暗的夜，我们不向你哀号，

　　也不惧怕你的凄厉！

　　我们的明日要来，

　　夜将要逝去。

　　生于1884年的俊子，在27岁的1911年，发表小说《鲜血》、1912年发表小说《誓言》、1913年发表小说《木乃伊的口红》、1914年发表小说《炮烙之刑》、1915年发表小说《她的生活》，以每年一部名篇的惊人速度跃登日本文坛。同时，这位女作家还以佐藤露英、花房露子的艺名活跃在演艺舞台上。这样一位多才多艺的丽人引起社会的关注，自然是不言而喻的事。1916年以降，俊子却从人们的视野中消失了。人们不禁要问：这是怎么回事？

　　席卷廿世纪初叶的马克思主义涌到了日本，俊子被强烈地吸引着了。在当时的日本，这是桩不合时宜的信仰，俊子由此和丈夫田村松鱼产生龃龉并导致婚姻破裂，苦恋起献身工人运动的铃木悦来。1918年追踪铃木悦到了加拿大。在温哥华一住就是一十八载。铃木悦突然急疾谢世，痛定之余，俊子也就告别了冲动的青春年华。但是已融入血液的妇女解放思想反更炽烈。环顾亚洲，特别是祖国日本，男性中心的社会形态并未改善，姐妹们时时受到欺凌。归去吧！去为妇女的合理地位拼搏一番，能做几件实事最好。

　　当时的日共领袖宫本显治和夫人百合子接纳了俊子，俊子又得到了同是女权主义者的女作家窪川稻子的深厚友谊。俊子安顿下来，准备为社会主义事业竭尽才智。不久，多情的俊子坠入了新的爱河，千不该万不该，热恋的对方竟是知友窪川稻子的丈夫窪川鹤次郎。鹤次郎沉湎在这种如妻如母的狂恋之中。面对小于自己廿岁的鹤次郎，俊子无时不在痛苦的自责之中。尽管她用自己是在反抗“老夫可以少妻、老女却碍难纳男”的旧习俗以自慰，却无法脱却背叛知友的负罪之感。俊子毕竟是俊子，她毅然脱却这个情羁，逃离出日本。

　　1938年12月，俊子以日本权威杂志《中央公论》特派记者的身份到了上海。原计划只停留三两个月，却直到1945年4月再没踏上归国之途，在上海住了7年又半。

　　俊子在上海由暂住到长留，其中的曲折耐人寻味，不过有一点可以排除，那不是物质原因，因为俊子舍却的是远比上海为高的日本环境。也没有发现又有新的爱情产生，只能从精神生活中寻找答案了。

　　从一跃登文坛就以咄咄逼人的女权主义者姿态问世的俊子，七弯八折，萦记心头的仍是受男人欺凌的女性。既然在故乡有那么多的生活尴尬，作为社会主义者，就为中国姐妹拼搏一番吧！这个推断符合俊子性格。日本名作家阿部知二就说过:“俊子对中国女性有着极富同情心的爱。”俊子的行为，印证了阿部知二的话，她努力学习汉语，改穿中国旗袍，住进中国人杂居的公寓，以左俊芝的中国姓名出入在上海的文化圈内。她曾不止一次向她的日本朋友说：中国女性的社会地位太低了。她们没有文化，知识太浅，我一定帮助她们，提高她们的素质，使她们的处境逐渐改善起来。

　　俊子对中国女性的这份泛爱，是因为那个特殊时期为她提供了方便条件才得以转化为现实。当时的上海，和其他几个被日帝占领的中国大城市一样：战事已然掀过，相对稳定的社会生活运转着，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都在呼唤延续。君临者的日本当局，表面上战功赫赫，实际上被神州大地此伏彼起的抗日游击战争搞得捉襟见肘，又正在密谋进攻太平洋的美军，以图圆下“大东亚帝国”的美梦，因此很愿意有人出面来缓和缓和中国人的抗日情绪。伴随战争衍生的吹鼓手，已经明显地遭到了中国人的唾弃，需要的是“朋友”。

　　应运出现的田村俊子就是这样一位合适的朋友，她准备为中国妇女创办的妇女杂志，三条创刊宗旨：一、妇女呼声。二、为妇女而声。三、由妇女发声。一派家常里短的家园派的温馨。于是军事当局批给命名为《女声》的妇女杂志平价报纸，驻沪日本使馆给予相应的补贴，早已在上海开设多年的日资的太平洋印刷公司承担了印制。《女声》具备了问世的条件。这些条件在当时的中国人是很难得到的。首先汪伪政权不敢批准这样一份不以颂扬为主的杂志，更要紧的是：没有平价纸，你休想印杂志。

　　为《女声》奠定物质基础的这几项，是《女声》胎带来的缺陷。这个不三不四的出身，使中国人侧目相看敬而远之。这不仅是日后左派人士判定《女声》为汉奸杂志的有力依据，更是《女声》获取读者的疑点。为《女声》问世跑来奔去使尽浑身解数的田村俊子明白不明白这个“死结”，没有资料可查。能够确认的是，《女声》一直贯穿着她的办刊宗旨，始终沿着家常里短为妇女而声的轨迹前进，每期都有探讨妇女问题的文章刊出，如创刊号的《妇女职业问题的再检讨》、1卷4期的《中国的家庭制度与妇女》、3卷10期的《新女性中心改进说》。《女声》的其他栏目也都是围绕妇女而设：儿童栏、家政栏、卫生栏、所见所闻栏。最能体现主编俊子衷情的是编后记。俊子在编后记里以日本女性特有的温存与作者谈心、与读者谈心；回答咨询、剖析妇女窘境。这位日本朋友踏踏实实真心诚意地在和中国广大妇女交朋友。

　　这里就有个非提不可的问题了。《女声》既然拿了人家的补贴，完全抛开占领这个真实能行吗？俊子在这一点上，可能是颇费苦心做了相应的安排。《女声》设有“国际新闻栏”，把当时的政治动向时事述评一概以新闻报道的形式出现而不加评说，如“东条首相访华，乃是对汪(兆铭)主席访日的礼仪性回访”，如“大东亚二周年的光荣，日本人以东亚之兄的本职为东亚人的东亚而努力”。这个国际新闻栏，在众多婆婆妈妈的栏目中，是个不合旋律的浊音。

　　还有一个不能不加以照顾的是向大使馆的补贴，回应的有关日中文化交流的问题。《女声》刊出的是当时日本名作家的新作。武者小路的小说《爱与死》、小泉八云的女性论文《女性心中的蚂蚁》、小宫长孝的小品《稻和螟虫》等。表现当时交流动态的有:“久米正雄参观刘海粟画展”、“听久保田谈戏剧”，等等。

　　《女声》一期接一期按时出刊，写编后记的俊子一期接一期地忙个不停。这使得她不断地在渍满了痰渍的楼梯上跑上跑下。忙得顾不上烧饭时，和中国的老百姓一样，就是一碗阳春面。其实，她最奢侈的晚餐也不过是牛肉炖萝卜。日本知名作家草野心平目睹俊子用冻得红肿的手奋力地切着冻萝卜的情景，曾心痛得慨叹良久。但俊子觉得幸福，《女声》的销售额不断上升，证明《女声》赢得了读者的喜爱和信任。更使俊子可心的是：很多读者把她视作知心姐姐，向她倾述衷情。

　　正是这根信任的纽带，支撑着《女声》在越来越微不足道的补贴中站定了脚跟。除了平价纸，《女声》已没有任何资助，而上海的物价却在日趋上涨。根据当时的“日本东洋经济新闻”的调查，假如把1941年的上海物价指数定为100的话：1942年为206、1943年为671、1944年为707，到日帝投降前夕的1945年8月，指数攀升到7250。《女声》坚持出刊到1945年7月，是读者认定了她。《女声》不仅在她的诞生地上海，在整个华东、远至北方的天津和北京，都有她的代销处。总代销处是上海知名的中央书报发行所、五洲书报社、文汇书报社。

　　正像俊子逃离日本时蜚论缠身一样，日本舆论又找到了她，说她又老又穷又没地位，荡尽了昔日芳华。

　　关露进入《女声》后，协助左俊芝——田村俊子，把握着《女声》一直沿着为妇女的轨道前进。俊子十分满意这个得力助手。1943年，当第二届“大东亚文学工作者大会”在日本东京召开之际，俊子为关露搞到了一个代表名额。俊子说:“你是搞文学的，去日本看看增加些感性知识吧！你可以从日本本土来看看日本。”

　　大会指派给关露的发言题目是“东亚共荣”，关露强调自己是搞妇女问题的，只想谈谈日中妇女间的交流体会，如此闪过了这个难关。当她和俊子介绍给她的日本左翼人士座谈时，与会的人士问她:“上海过去是文化中心，现在是什么？”关露幽默地回答:“现在是黑市中心。”这一语道破上海实态的语言，令与会者震惊，为之折服。

　　1945年4月15日，《女声》3卷4期的清样出厂，俊子像往常一样去工厂看校清样。路上突发脑溢血，昏迷中，从乘坐的黄包车上跌下，倒在了北四川路和昆山路的交叉路口。

　　被中国老百姓从马路上救起送进医院的俊子一直没有苏醒，关露守护着她。望着这位朝夕相处穿着中国衣衫的日本朋友，幕幕往事清晰闪过。仿佛俊子又在温情絮语:“关露，你屋子冷吗？从我这里夹几块炭去吧？”“关露，你有开水吗？从我这里拎一壶去吧！”“关露，舟山群岛那篇渔妇生活的报道，尽快发出吧！”那座她俩共同踏上踏下满是中国人乱吐痰渍的楼梯，俊子曾多次慨叹！可贵的是：她不是嫌弃鄙视，而是想得更远。她和关露商量：用什么样的语言促使中国妈妈从小就养成儿童良好的卫生习惯。这位异国朋友，付出的是多么诚挚的爱心啊！

　　俊子就这样去了，倒在了她用心血培养的《女声》岗位上。应了日本俗话所说:“成了客死他乡的孤魂。”

　　电视连续剧《潘汉年》的播出，为潘汉年洗冤正名的同时，也在世人面前点染了关露。遗憾的是关露只是潘剧中的一个配角，一个淡出的过客。剧作者和导演不可能给予她充分的展现。她真的像一只精致的花瓶，摆在画面中，娉娉婷婷，一派文人的雅致形象。完全看不出她为经典电影《十字街头》所作歌词中那种昂首奋进的情怀！更看不出她为《女声》杂志所作论文中高呼妇女必须自求解放的苦心。俊子去世后，她继续主持《女声》，直到日帝投降《女声》终刊，完成了党交给她的另一只眼睛的任务。

　　这项功德圆满的任务，进入新中国后，却误假为真。关露戴着“汉奸”的帽子住进了自家的监狱。《十字街头》中赵丹唱的那首主题歌:“贫富不是从天降，生铁久炼也成钢。只要努力向前进，哪怕高山把路挡！”多么情溢歌外的坚韧情怀！人们记住了赵丹高歌时那热嘲尘世的倜傥形象，却不知道写歌词的诗人关露。关露就是怀着这种坚韧不拔的意志无怨无悔地走上了党指给的艰难旅程。在旅程的终点，压垮她的却是自家人布下的高山路障，关露冤噎难伸，她的心碎了。

　　政治平反后的关露，已是沉疴缠身。过去的一切像是烟、像是雾，或者是云。她丧失了情思的心曲，已经无从分辨什么是喜、什么是悲。她孤独地走了，没有亲人。因为她把青春献给了革命，没来得及锁住爱情构筑家庭。不知道是否有位知音守护着她的弥留，像当年她守护俊子的弥留一样。生活就是这样不容铺排，为你留下各式各样的遗憾，有的甚至遗恨终生。

　　中国老百姓最倾心的神仙是那位救苦救难的观世音菩萨。这位总是被描绘为女性宝相的神仙，据说她手中的净瓶盛的是惩恶扬善的圣水甘露。是不是可以这样说：每个平凡的女人捧给世界的真诚都是一滴圣水甘露，虽然不过是一滴。

　　读渡边澄子教授《田村俊子传》、萧阳、广群《一个女作家的一生》后。

suiping

萧红笔下的女人

　　萧红说:“女性的天空是低的！”

　　萧红在她生活的年代里，对当时那超稳定的男性中心社会传统、超稳定的封建文化传统及其心理积淀，以极其悲怆的心灵感受，写下了这句名言。尽管时代已跨过了半个多世纪，读萧红的作品时，特别是接触到她笔下的女人时，你完全会从心底认同：女性的天空确实很低。这低压的天空，钳制着一代又一代女性的生活方式和生存方式。

　　可以说，萧红对女性的这种低气压下的生活方式和生存方式，从很小就积累了最痛心的感受。她把无限的热爱给予她们，也把哀其不争的愤懑给予她们。她热爱和她共饮呼兰河水的姐妹、母辈、祖辈。篇篇流露出对按着传统生活着的亲人们的纯情。

　　鲁迅先生在介绍萧红的作品时说:“萧红把北方人民的对于生的坚强，对于死的挣扎描写得力透纸背。”萧红笔下的女性，由于气压之低，这种昂扬的生活之情，尤其使人震撼。成名作《生死场》中的王婆，虽是个没有文化的乡村妇女，但你却不能不承认王婆身上体现了中华女儿的优秀品质，是个令人倾服的女性。

　　农忙季节，她把小女儿放在草垛上自己犁地，抽空儿去照看耕牛时，小女儿从草垛上跌到犁头间惨死。面对这一可怕的情景，王婆心儿发颤，但一看到眼前的麦田时，却一点也不后悔，一滴眼泪也没滴下，因为她知道自己还得活下去。

　　王婆去照看瘫痪在床奄奄一息的月英，月英是这小渔村美如女佛的少妇，人们说月英的目光扫向你时，你便会感到像落在棉被中那样愉快和温暖。当王婆为月英清洗完身子走出小屋来到阳光之下时，她晕眩了，为着强的光线，为着瘫人的气味。她的思路被一些烦恼的波遮拦。难道月英就这样在“自然的暴君”和“两条腿的暴君”(胡风先生语)的淫威下白白地凋谢吗？

　　半生忧患的王婆以她特有的机敏觉察到了男人们秘密组织了反抗地主的镰刀会。她懂得这是对付恶人的，便在一切场合中保护这个组织。当村中的女人风闻有这个可怕的组织吓得惊慌失措时，王婆从从容容地说:“男人们想到100里以外的荒甸子里去打狐狸，弄几张兽皮来大家分用。”在妇女间起了主心骨的作用。当参加镰刀会的丈夫被地主又哄骗又压服吓得丧失了斗志时，王婆说:“没见过这样的汉子，起初看来还像一块铁，后来越看越像是一摊泥了！”就是这个坚强的王婆，面对日帝对家乡的践踏，挺身而出，为黑胡子(义勇军)藏枪、放哨、撒传单，心悦诚服地接受了抗日的道理。她认为：为抗日而死，是露脸的死，比当日本鬼子的奴隶活着强得多。萧红不吝彩笔，更如实地展现了气压低得窒息人时，王婆也曾有过瞬间的动摇，这就使得王婆的形象更加真实可信。可以说，萧红笔下的王婆是呼兰河畔的一棵青松，呼兰河最优秀的女儿。

　　处女作《王阿嫂之死》中的王阿嫂，面对着被地主借故践踏致死的丈夫尸身，鼓着肚子，张开肺叶般地哭，她的手撕扯着衣裳，牙齿噬着自己的嘴唇，像匹吼叫的狮子一样喷迸着愤怒。她在哭丈夫，更是在控诉低气压的社会。

　　王阿嫂被地主踢得震动了胎儿，她平静地说:“张地主踢了我一脚，踏得我简直发昏。”话说得平静，被创的身体却无法平静。王阿嫂早产了，淹死在自己的鲜血之中。没有一丝哀告、没有星点乞怜。王阿嫂勇敢地迎接着身体的崩裂，迎接着生活的崩裂。这力透纸背的生的倔强、满蘸着萧红的无限情思。你无法不慨叹:“女性的天空是低的！”

　　萧红在《王阿嫂之死》中还塑造了一个聪颖的小姑娘小环，当王阿嫂只说自己头痛不能上工时，小环哭响着鼻子说:“不是呀！我妈妈扯谎，她的肚子太大了，不能做工，昨夜又是整夜地哭，不知是肚子痛还是想我爸爸。”几句话就凸显了一个挣扎在生活底层、过早地懂得了生活艰辛的小女儿的灵魂。小环是个孤儿，被王阿嫂收养，王阿嫂又被迫害致死。萧红这样描写着濒临巨变的小环:“小环是个被大风吹着的蝴蝶，不知方向，她惊恐的翅膀痉挛地在振动，她的眼泪在眼眶子里急得跟水银似的不定时地滚动，手在捉着自己的小辫，跺着脚，破着声音喊:‘我妈……妈……怎么了……她不说话呀！’”

　　这是一段精彩的白描，正像胡风先生的评说：这个小女儿是“发着颤音、飘着光带”站立在读者面前的。正因为小环是如此聪颖、如此质朴可爱，人们不能不担心她将如何生活下去。这一点，萧红没有给予回答，只静静地说:“小环再次流浪了！”理所当然，萧红不愿意给小环安排一个光明的出路，因为那将违背呼兰河的真实。

　　在呼兰河沉重的两岸，呼兰河人按着几千年传下来的习惯而思索而生活(茅盾先生对《呼兰河传》的评说)。这里的天空对人间是低的，对女性就更低。尽管如此，萧红在展现呼兰河人生活的同时，把她捕捉到在低压天空下的一缕亮色呈现给读者。在叙述了几个企图穿出封建牢笼的女性无视吃人法规的同时，她着重塑造了一个以求知为生命的染坊的女儿王亚明。王亚明幸运的是有一个开明的父亲，这位染坊主明白要改变生活处境就必须拥有知识。于是，他送女儿去上中学了。这是在特定的环境制约下给予女性的宽松，停滞在偏见中的社会却不接纳这种亲情的宽松。王亚明被富有的同学挤对、嘲笑，被道貌岸然的女校长蔑视。起因是王亚明有一双说青不青、说紫不紫、被染料浸丑了的手。这篇以“手”命题的小说，陈述了那些富有的、“讲卫生”的女士们屈从于社会的偏见，不懂得劳动在生命中的重要而认为那双手丑。那位自以为有知识的女校长，不懂得在男性中心的社会中劳动妇女掌握知识是生死攸关的大事。表面上，富有的女同学、有学问的女校长比王亚明整洁、美丽；实质上，她们缺乏的恰恰是王亚明那坚决地为改变生活而奋斗的可贵精神。当王亚明被女校长以不可能考试及格的理由推出校门时，王亚明仍满怀信心地说:“回家把书好好读读，再来。”多么铿锵的语言，萧红为王亚明安排了一个虽然迷濛却是意味深远的结尾:“出了大栅门，她们(王亚明和接她回家的父亲)就向着远方，向着迷濛朝阳的方向走去。”
萧红在民族存亡的抗战大时代里，把她家乡挣扎在生活底层的芸芸众生推向读者，重点叙述了女人的痛苦。那众多体现着中华传统美德——威武不屈、富贵不淫——的人们，似乎仍在我们耳畔呼唤：呼唤着温饱、呼唤着自由、呼唤着女性的尊严。感谢萧红，为历史留下了这力透纸背的强音。

suiping

一代故人

　　加拿大温哥华大学历史系博士生诺尔曼·司密斯立意研究中国三四十年代的东北女性文学，他在阅读了若干部东北女作家的作品之后，写信给我说：“我在深思一个主要的论题，我想那个两个字‘忍耐’是正好。我觉得您们满洲女作家特别了解忍耐，也许比别的中国人深沉的……我真的不知道您在那里找到了怎么庞大的忍耐。”(此信是用中文写的)

　　这位碧睛褐发的西方青年，用西方的思维方式，理解了东方女性的苦难，挖掘出来东北女作家的忍耐，且是庞大的忍耐。设如作为东西方文化沟通之点之线，可以说是起点不凡。

　　使司密斯困惑的、不知道东北女作家从那里找到的“忍耐”，对生长在东北大地上的女作家(包括我在内)来说，既简单又明晰。我们这一代人，几乎是从有记忆的一天起，便是“满洲国”康德皇帝的臣民了。这个康德，除了他在诏书上使用的传国御玺之外，我们对他一无所知。当时，老百姓的柴米油盐，由满洲国的厚生省(相当于民政部)管。厚生省的主管是日本人，取暖的煤、裹腹的米，统统支援“大东亚圣战”去了。就是我们这些能读得起中学、属于上层社会的仕女，三餐中也有两餐半是高粱米，那半餐是苞米米查子、苞米面。幸而肥沃的黑土地能够收获土豆、萝卜，才免得我们吃草。白米，一般是朝鲜人种的，黑市价格高得吓死人。我一个同学的妈妈得了肠癌，渴望喝上一碗白米粥，却直到闭眼，也未能获得一撮白米。这种严酷的生存环境，“忍耐”伴着生命存在。

　　我高中毕业后，曾在《大同报》短暂工作过，与女作家吴瑛同事。我俩是省女中的先后同学，她大我几岁，当时已是小有名气的女记者了。她在《青年文化》(康德十年10月号)杂志上发表的小说《鸣》中有这样一段话：“你是一条狗，你夺去并占有了我的一切，你还想污辱我的肉体，你想用你慢性杀人的手段制服和剥夺我，我已经是一无所有了，我只剩下了一条命，我就用生命同你斗争吧!”

　　就是这样一篇以家庭财产分割引起冲突为主线的小说，也上了日伪整肃的黑名单。在解放后公开了的日伪档案里查到了对《鸣》的剖析，结语是：文章暗示满洲人民已为日本剥夺了。

　　当时东北社会的主流意识，仍是延续千年的男性中心。日帝进占以后，他们武士道的大男子神魂对此更是助纣为虐，雪上加霜。广大妇女成为男人发泄肉欲发泄愤懑的弱势群体，苦不堪言。吴瑛刊登在文选第一辑(1940年)的小说《翠红》，就鲜明地揭示了这个残酷的现实。这个以肉体换取生存的底层妓女，理直气壮地向调笑她的男人又讽又骂：“听着!都是为了吃饭呀!我同你们一样是人，叫我疯娘们，我骑上你们的祖宗板，你们才是疯子呢……你们不也是低声下气地从人的脚底板下讨饭吃的吗？女人要是管嘛都牺牲了，一宿就能赚上你们好几天的工钱……”

　　1986年，沈阳的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了女作家的专辑《长夜萤火》(收录了吴瑛的三篇作品)。当代作家陈放读了之后，写下了这样几句意韵深长的话：“面对这些女性灵魂的自我发现：寻找、挣扎、困惑、抗争、呐喊，血一样的吻和冰一样的柔情……我们仿佛听到了九天玄女和女娲从另一个世界送来的歌声……(1987《追求》3期)

　　推算起来，陈放怕也有50岁了，在当代青年人眼中，是老陈了。当代青年看我们，怕更是朦胧了吧!我们盼望的只是理解。尽管我们的文字还没运用得十分得体、妥帖，思想、感情也没表达得淋漓尽致，我们反映的是一段历史，一段我们民族承受的苦涩、难堪、头悬杀身之祸的历史。和我们同一时空生活过的日本当时的《每日新闻》的记者(中园英助)，在回忆、忏悔的名著《在北京饭店旧馆》(1992年一版，1993年四版，东京，筑摩书房。获读卖文学奖)中，用套红的大字书标写的是：“历史不容忘记”。

　　1945年日帝投降，吴瑛为了逃脱汉奸之罪，悄悄离开了生于斯、长于斯的长春，隐姓埋名，在长江之滨一个小城谋到了一个图书馆员的糊口之所，背负着汉奸之枷，在有为之年黯然病逝。

　　康濯同志主管“1937—1949新文学大系”的工作时，亲口告诉我，吴瑛的作品选进了大系。我欣喜之余便千方百计地寻找吴瑛亲人的下落。渴望把“历史承认了吴瑛，吴瑛不是汉奸”这一特大喜讯告诉他们。可是我没有找到他们，一点音讯也无，历史淹没了吴瑛和她的一家。我能做的，只有怅望冥冥九天了。

suiping

我与张爱玲

　　1942年，当社会上把“南玲北梅”并称的时候，我读了张爱玲的《金锁记》。为她的深刻、浓艳所倾倒，而且暗自惭愧，无资格与她并列。

　　我当时正沉迷于挽救和强壮我们的中国的崇高理想之中，因此，倾倒之余，不免有种难以分说的遗憾，遗憾没能在《金锁记》中悟出战胜金钱的亮色，这情感当然是出自我对文学理解的莽撞。

　　正是那年的夏初，北京市有一个在中南海招待“名人”的赏花游园会。有人说：张爱玲从上海来了。原本不打算游园的我，兴冲冲地赶了去，为的是一睹这位才女的风采。又是一次难以分说的遗憾：在众多的仕女之间，千寻万觅，找到了一位似乎是张的女士，那人穿着绛红配有大绿云头的清式半长上衣，长发垂肩，被男士们簇拥着，从太平花甜香的行列中走来，衣着色彩的眩目，衬得白花极其淡雅。因为在众人的簇拥之中，我不愿插足进去，因此未能搭话。

　　1944年的冬天，上海飘着冷雨，兰心大戏院正在排练张爱玲亲自改编为话剧的《倾城之恋》。朋友们劝我去看看，就便结识张爱玲。我拣出来《倾城之恋》小说，看到了张爱玲为女主角流苏定位的描写:“怯怯的身材……幽咽的眼，微风振箫般的声音……”多么传神！活脱一个中国古典美人，一个中国男士赏识的诱人的女性。一种难以分说的遗憾又袭上心来。我们当时，已经知道了日本侵略的败相，我暗自想：张爱玲若能为将再度濒临巨变的上海写一出《倾城之恋》那该多好。

　　我们赶到兰心，排练已经结束，在众人簇拥中走向台下的张爱玲，长发披肩，一件绛红的旗袍，直觉，正是她为流苏界定的怯怯的身材。因为她在众多的名艺人中间，我不便上前搭话。

　　岁月如流，世事沧桑。1995年初夏，我有机会在美国逗留，托《中国时报》的朋友帮我联系张爱玲，很想跟她侃侃诸如女儿心等等的话题，得到的回答非常干脆:“陌生人一律不见！”我当然是陌生人了，难以分说的遗憾又一次袭上心来。

　　再也没有料到，她那么快就仙去了。朋友打电话告诉我这个噩耗时，我一时怔在那里，说不尽的惋惜。她去了，去得那么寂寞，我却仍然滞留人间，体味着无尽的女人情思。我仍然十分惭愧，因为至今，我尚未达到她的高度，愧对并称。

北梅说给南玲的话

　　1942年末，北平的马德增书店和上海的宇宙风杂志联合筹办了一项读者调查“谁是最受欢迎的女作家”。结果，张爱玲和我双双名列榜首，从此，就有了“南玲北梅”之说。

　　张爱玲的童年是在锈痕斑驳的铜香炉旁度过的，是在尔诈我虞的大家庭中长大了的，学得了冷眼看人。把对爱抚的渴望深深地埋在心里，目睹着被财富扭曲了的各种人相，创造了曹七巧那个一心只有复仇的恶女精灵，使你读时，仿佛面对的是一条喷着毒液的盘蛇，冷隽、深邃得令你全身打颤。这种剔肉刮骨似的对旧社会的铺陈，我做不到，我没有那样的生活体验，也没有她那样的磅礴才气。

　　我的女人画廊里只不过是几个想获得幸福爱情的小女人，评论家们把她们提升了，说从她们的抗争中，隐藏着人对人性的觉醒，这实在是过誉。我写她们的当时，并没有完全觉察到封建意识在我们日常生活中所占的巨大比重。那个宝爱我的慈父，使我铭记在心的教诲是前进是如何民富国强。在他主宰的大家庭中，在东北大地吹拂的拓荒风中，我家里的尔诈我虞不是主流。因此，我没能体验过更甚的扭曲，我感觉到的只是浮光掠影。我所塑造的女人，跟着我的感觉走，只不过是表达了表层的控诉。

　　不过，说心里话，在“南玲北梅”并称的时间段，我并不欣赏张爱玲。

　　我这个20岁的小女人，愣是把自己和祖国的命运捆在了一起。谁说怎样怎样抗敌，我便心向往之，竭尽全力以赴；谁说怎样怎样救国，我便心向往之，竭全力以赴。我盼望能在张爱玲那如椽的大笔中，看见奋发图强的女侠，看见女人们在新的主义中获得新生。可她让我看到的是曹七巧、是流苏。我一点也不喜欢流苏，更憎恶曹七巧。流苏是我熟习的拴在男人裤腰带上享受荣华富贵的我的大姐们，而曹七巧是比逼走我生母的掌家夫人更泯灭了人性的恶婆。张爱玲铺陈的使女对话、男女调情，我在钦佩她的独特风格之余，便是惋惜，惋惜她没有写出更轰轰烈烈的“倾城之恋”。其实，我当时渴望的轰轰烈烈，是连我自己也说不清的一种少年痴情。

　　现在经过几十年人生阅历，我才稍稍懂得了财富在人类社会中的基础作用，才明白了张爱玲笔下的社会是托出了缠绕我们民族的痼疾，她笔下的那些只会消耗的诸种人等多么鲜明，你能指望那些渣滓来为祖国舒贫解困吗？她提供的是应该下刀的救治点。捧读之余，我再次为她的深邃叫起好来。

　　而今，张爱玲带着她的冷隽之爱走了，并称的我却仍滞留在这恩恩怨怨的人世之间。我渴望与她对谈，说说姐妹之间才有的悄悄话。甚至狂想，能把一位倜傥的男士推荐给她，免得她在汽车旅馆里，独自伴着流徙，与孤寂相随、与跳蚤相斗。

　　望着纯净的蓝天，望着携带遐思的行云，我这个“北梅”说给“南玲”的心里话是:“女人的环境在逐渐改善，你放心吧！”

suiping

诗人与我

　　《幸存的一粟》（山东画报版）作者成幼殊走进我的生活，我惊喜参半。她那不一般的家世、圣约翰大学的学历、显赫的外交官生涯，都使我产生了距离感。这是因为我心中有个挥之又来的阴影，我曾被划为“敌人”的定位，捆缚着我的神经，总是不知不觉间，对“官”兴不起亲近感。这当然既可笑又可悲，我正在极力洗涤，成幼殊的信和诗，给我的是一帖清洗剂。

　　我和成幼殊，算得上是同一年龄段的人。那个时间段，积弱的国家在探索，青年在选择，中华民族传统的士子情怀，使得我们都怀有报国的激情，选定了马列主义，走过了跌宕的大半生。相对来说，她是幸运的，她生命中的挫折，是涟漪。而我遭遇的却是惊涛骇浪。如今细想起来这其实也是一种幸运，它使得我这个自小锦衣玉食的女儿接触到了民族的苦难，懂得了脚下的大地是负荷着多么沉重的过往，而我当年又是个多么莽撞的黄口孺子。

　　幼殊的诗印证了我的世界，她说：

　　声声的小妹，是在呼唤着谁家的小女儿？

　　我认为，这也是对我的呼唤，是时代是祖国呼唤着幼小者的我们进入社会。她在《羚羊篇》中写道：

　　年轻的岁月，是一匹羚羊，沾满残露和草香的蹄声，从远远的谷底走过来。

　　这是群非常单纯的小生命，残露和草香滋养着他们成长，诗人接着问了：

　　“小羚羊，你怎么办？”

　　“小羚羊摇着毛茸茸的长耳——哪里去呢？”

　　这完全是幅怡眼的画图，小羚羊在思索，在选择。

　　诗人说：

　　父母赋予我的生命之火，春风将它吹燃！

　　这春风是思想的力量，小羚羊找到了理想哺育的队伍，唱出了雄壮的队列之歌，请听：

　　像狂风吹过死寂的森林，我们的脚踏过荒野，枯草便会笑着变青。

　　多么意气风发，能使枯草笑着变青的队伍，具有改天换地的力量。摇着毛茸茸长耳的小羚羊，成长为革命的斗士，圣约翰大学的民主、自由的气息，拓宽了她的思维广度，小羚羊得到了读书的自由，得到了时代的恩赐，而亲爱的姐妹们却仍然生活在桎梏之中，姑娘极想呼唤，极想高歌。于是，写出了这样的歌词：

　　打断我们的锁链，抛下几千年的悲哀，我们要争取妇女的彻底解放，为建设新的社会贡献力量。

　　在太阳还埋在阴霾之中的时候，诗人把这首歌献给纪念三八国际妇女节的大会。这深情的呼唤，这铿锵的誓言，为大家广泛传唱，诗人站在使枯草变青的队伍中，引吭高歌。

　　而我，由于生长在沦为殖民地的大东北，不仅是强敌压顶，那尚未完全接受民主洗礼的土地，被统治者日本那大男人意识加以纵容，继续摧残着女人，环境的窒息，我找寻不到使枯草变青的队伍，我是生于衰草的一只草萤，尽管誓以自己的微光，灼亮黑暗的一点，我却只能哀呼:“落在网里的鱼，只有自己找窟窿钻出去。”

　　红旗招展的时刻来临之后，幼殊凭着她的学历、经历，成为新中国人人称羡的外交官之一，更获得了如意郎君，一篇《赠》道尽了理想和爱情的双双莅临；而我，却因为丈夫那无法交待的死亡，更因为我那抛弃奢华投身革命难为世俗相信的激情，被定为另类，失去了自由的生活，更悲惨的是失去了我叙述心声的笔。

　　幼殊的女儿给周总理献花的瞬间，留在了历史的档案之中，也留在了幼殊的诗集之中，小姑娘那娇憨的微笑，证明了她生活得多么欢畅；而我那漂亮的女儿，却因为和反动的家庭划不清阶级界线，全部5分的学业成绩不准给予金质奖章，成了少女心中重如磐石的硬块，委屈得无从化解。

　　当然，这一切都由时间做了验证，我那过激的革命热情恢复了本原，笔回到了我的手中，惆怅的是：韶华东流入海，两鬓华发频添，岁月不饶人，我已经老了，老了。幼殊的诗抚慰了我，使我豁达了许多。我看到，她也因为政治层面的原因，几十年远离卓越的报人父亲；她的母亲，我们女人中的先驱者之一，也长久、长久地迷失了真挚的两情。沉甸甸的国情，同样折磨了不同的我们。

　　我非常欣赏幼殊的《雪之歌》，这首诗总能使我激动的心情平和，请听：

　　我是雪，我是喜悦，我飞舞，天上人间。

　　我是雪，我是喜悦，我弥漫，无际无边。

　　……

　　落在哪里，溶在哪里，化做春水，潺潺涓涓。

　　潺潺涓涓，无终无绝，上天成云，下降成雪，

　　我永在天上人间……

　　幼殊也将她的诗集送给了画家窦明娅，明娅来我家取书时，正是伊拉克遭受美机地毯式轰炸之时，我们同读着《雪之歌》，明娅苦笑着说:“布什若有雪的情怀，伊拉克的人民也就不会遭难了。”

确实，潺潺涓涓无终无绝，这是大智大勇的情怀，是能使万物复苏的奇美，这心愫，是幼殊与众家姐妹、众家兄弟的灵犀一点。

suiping

音在弦外

　　《我家》的作者遇罗文② 打电话给我说：有个《我家》的恳谈会，您去吧！我去接您。电话匆匆，既没说由谁主持，也没有说开会地点。我自忖：对我来说，这不仅仅是去谈《我家》这本书，这是我对故人的义务，用不着知道什么，就是得去。如此，我来到了座谈会的现场。

　　原来这不是个简单的恳谈会，刊书的社会科学出版社隆重推出，社内一级领导亲临，请了诸多媒体，济济一堂，气氛热烈。这场合对我来说似曾相识，我只担心退居边缘的我，会不会给大会带来不和谐的音符。幸亏我稍稍打扮了自己，穿上了那条平时嫌它鲜艳的红地花裙，在黑上衣上配上了珊瑚胸针。我是隆重地来参加恳谈会的，我盼望能够与开会的主旨相合、能够从容地品读《我家》所反映的，一直令我和我的同辈人暗暗饮泣的那段历史。喜庆和悲怆交替缠绻着我，我竭力使自己平静、平静。谁知，一看见罗勉③，我的心便乱了。

　　罗勉正低头摆弄着照相机，那个侧脸跟我同在政治学习班上他父亲遇崇基的脸相一模一样。我和遇崇基相遇的时候，他也就40岁刚过。父子在不同时空的这个年龄段上的巧合，涵盖的岂止是通常的悲欢离合。我控制着自己，为亲眼目睹的遇家父子在完全相异的场合中的亮相，欣喜、悲怆，说不清是种什么滋味。

　　我和遇家的交往，源起于我和遇崇基同在（北京）东四派出所的政治学习班上。我俩的罪由也大同小异——都曾是日本名牌大学的大学生，都曾有过沦陷区生活的短暂经历。遇崇基比我的名声大，他是土木建筑工程师，主持过营造公司，还盖过什么竹筋楼。我曾在文坛上舞文弄墨，写过小说、当过杂志的编辑。我们回国时都是风华正茂，都是放弃了日本的优厚生活条件，志在参加新中国的建设。这就带来了真革命或是假革命的猜想。虽然劳动教养期间，左查右查并没找到我们作为日本间谍的真赃实据，有人依然不放心，将我们交由街道实施群众专政。我们同在东四地区住家，便成了学习班的同学。

　　《我家》中涉及的遇罗克①，当时是工厂的学徒工，这个书生气的小青年很喜欢我，只要看见我跨进他家的门槛，便会溜出去买几块熏干加在大锅熬白菜中招待我。他含笑向着我:“孙姨，您感觉怎样，熏干熬白菜，真是一等一的好菜，您说呢？”这一等一的好菜我几乎是含泪咽下的。我清楚，这几块熏干是罗克在寒风里奔波一个小时的车钱。于是，我便尽量不在吃饭的钟点到他家去。却拒绝不了老遇的劝诱。学习班下课，老遇说，顺路到我家去坐一会儿吧！罗克喜欢和你“争论”。老遇用日文说的“争论”，用的是现在时的进行式。我懂得那邀请的诚挚。

　　少言寡语的遇崇基用了个吓得我双腿发软的冒险办法传给我一份已经流传得急风骤雨似的《出身论》。当时，居委会派给我一项赎罪的任务，一定及时、准确把领袖的最新指示写在黑板报上，单写不行，还得加花加框，以示隆重。板报旁边居委会的门洞里，有个旧牛奶箱。我被允许把彩粉笔、彩纸条等用具放在牛奶箱里。想想吧！当我在一片大好形势的剪报下看见了《出身论》的当儿，岂止惊骇万状，简直是手足无措了。谁传给我的？这是货真价实的反革命串连，我怎么办？我毕竟已经饱餐风雨，首先清醒地断定：这是朋友送来的。当时，给我的信件要先送到居委会经过审查之后才能给我。不利用邮递而利用牛奶箱，这是胆大心细的人出的绝招儿，肯定是遇崇基干的，他熟悉我办报的细节。虽然胆战心惊，我仍然从容地在板报上画上了个光芒被掩的半个太阳，寄托了我的难言之情。

　　深夜，捧读《出身论》，读得热血沸腾，兴奋得手舞足蹈。连赖以维生的绣花架子都碰翻了。怕惊动芳邻，扶起架子跌坐在木椅上，索性关掉了为深夜绣花装上的白亮亮的管灯，沉入黑暗之中，嘴里叨咕着：论得好！论得真好。一细想，恐惧便来了，意识到，这文章怕要捅大娄子，可我完完全全的无能为力。立时果断决定，再不能到遇家去，绝不能给遇罗克增加一条与日本特务勾搭的罪状。

　　领袖号召深挖洞之后，派出所的学习班解散，受管制的人在各自居委会的监督下，投入挖洞的义务劳动。老遇和我不在一个居民组，天赐绝面良机，可却难以放下对罗克处境的忧心。

　　一天，趁着黄昏暮霭，罗克突然来到我家，背着那个我给他补过的旧帆布书包，从书包中拿出一包东西来放在桌上，向我从容一笑，说:“爸爸请你分享希望！”说了这句含意模糊的话便转身走了，我还没从他突然的出现中缓过劲来，他已经消失在胡同深处了。

　　那是一小包白米，包在那条我熟悉的遇崇基劳动时擦汗的旧毛巾里，连看带琢磨，才把老遇那龙飞凤舞的日文草篆理顺看明白。写的是：陈总给我翻译围棋谱的机会，得了一点想都不敢想的稿费。

　　米到我手里，是挥汗的炎夏，直到春节，那米一粒也没动。罗克已经进去了①，我看见白米便想哭，完全不忍用它来填补饥饿。那是一握真情，我一定要在希望实现之时才吃，那才能吃出香甜。当时，我靠绣花糊口，吃了上顿愁下顿。遇家六口人，只有遇妈妈的60多元工资，白米对我们的肠胃来说，是过于奢侈了。

　　耽读《我家》，心潮激荡，我完全没有料到当年那个半大小子遇罗文，会如此精明地梳理了那段岁月，用平实自强的生活反击了荒谬的时代。遇崇基要我分享的希望，由他的儿子送来了。出版社的白米饭我是和老遇、罗克共享的，我吃得分外香甜。

　　罗克生前，愿意听我讲《楚辞》。当问及我为什么要回祖国时，我把一直激励自己的屈原的警句:“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写在他的笔记本上。我以为这个心之所善，


是人、是民族的精魂。《我家》潜含了这点。我为《我家》祝福。

　　这篇短文，不是评书，是对故人的怀念，请原谅我的音在弦外。

suiping

　　我与日本文学

　　杉野元子女士给我写了封信，希望我在这次聚会上，谈谈“我与日本文学”。她还为这次聚会邀请了贵国研究中国文学的权威人士藤井先生参加，藤井教授推却了“陈独秀研究”的座谈会前来，我十分感谢，也很不安，我没有认真地研究过日本文学，只能说说我在接触日本文学的过程中，有某些直觉，某些领悟，某些感触吧！

　　这个命题，使我认真、仔细地梳理了这段尘封的往事，人老了，很多记忆都已失落，仔细回想，我接触的第一篇日本文学，竟是周作人译成中文的与谢野晶子的《贞操论》。

　　我上高中的时候，已经是“满洲国”的康德纪元了，时间上，已经使我们与本土的中国有了距离。我们学校里已派驻了日籍的校长，不过具体教学的还是我们原来的老师。我们的吉林省立女子师范，是当时的名校，很多老师都是随着北伐战争到东北来拓荒的志士，新文化的气氛很浓，我们爱戴的何蔼人老师便是志士之一。

　　何老师对我不时在作文中冒出来的对女性不幸的同情，对社会丑恶现象的批判很欣赏，他悄悄把《新青年》杂志拿给我看，在刊登《贞操论》的书页上他还加了红色的重点。

　　刚刚16岁的我，还不能完全领会《贞操论》的观点，更想不透贞操在两性生活中的重要性，只因为那是来自《新青年》，又是何老师介绍给我的，觉得很珍贵，便一字一句地抄在笔记本上。随着年龄的增长，随着生母不幸一生在我心中烙下的悲惨，我对晶子提倡的贞操应该是两性共守的道德准则非常同感，拨亮了当时社会中以女方不贞而加害女人的道德迷雾。这是日本文学给予我的第一份营养。“文化大革命”中，红卫兵抄家时，把旧笔记本踏在脚下，我甚至感到了像是踏在我的心上一样。

　　我翻译的第一本日本小说:《白兰之歌》，是在非常被动的情况之下。1938年，我到“满洲国”的《大同报》就职，社长大石把《白兰之歌》的翻译工作派给了我，那时还没有《白兰之歌》的单行本，是根据《大阪每日》的连载进行翻译的。我当时的日文水平，还不够做日本小说的翻译工作，在柳龙光的帮助下，磕磕绊绊地译了几章。因为柳龙光考上了《大阪每日》的记者，我们离开长春转场，直到《大同报》连载了《白兰之歌》并要求我写篇后记时我才匆匆忙忙地看了我没译过的部分章节。久米正雄在《白兰之歌》中点画的中国女青年完全没有中国女人的韵味：我以为，那是按照日本男人口味凑起来的虚无人物。我不愿意跟着久米的腔调，极力宣扬东北大地的富庶，煽动日本人在东北落户。对我来说，那意味着强盗霸占了你的家园还胁迫你同唱赞歌。我在译后记写道：这是日本人写给日本人看的故事，也是发生在我们土地上的故事。《白兰之歌》带给我的苦难真是一言难尽。新中国成立后，审查我的历史，把这项译作定位为“为侵略者张目，是对侵略行为的赞美，是汉奸行为”。这个汉奸定位，包括我一些和日本的其他过往，是我用了廿多年无声的停笔时间还清了的。这不关日本人的事，是那个时代的要求。因为刚刚从抗日战争的血海里挣脱出来的中国人正处在一种情绪化的昂愤时期，我和我的同伴都没有逃过此劫，这也是中日恩怨纠葛的一段插曲吧！

　　1938年底，柳龙光到《华文大阪每日》就业，我们脱离了《大同报》，转场在阪神线的西宫镇安顿下来，我得到了自由阅读日本文学的机会。说起来，也许是种缘分吧！我首先选中的作家是夏目漱石，不是因为我对他有了了解，只是由于他的名字，因为中国形容知识分子不恋物质、热爱自然时有一句成语是枕石漱流，也颠倒用作枕流漱石。这个漱石的命名使我与作者有了相通的感觉。我读了他的《我是猫》，他那幽默辛辣的笔触批判了现实社会的庸俗与丑恶，我借用他的观点来观察社会时，也觉得目光犀利起来。他的《门》中的两性观点和我郁结在心的女性情结也有某些合拍，不过，我不喜欢他的《心》，读了两次都没有终篇，可能《心》那消极渐趋老年的灰色情绪与我当时的年龄和社会体认都不搭界吧！

　　这段时间，我也浏览了日本文中介绍西方的一些篇章，这大大地开拓了我的眼界；柳龙光也有这方面的兴趣，他在《华文大阪每日》上辟了一个专栏，题名为“海外文学”。我翻译了两三篇，印象深的是德国人黑塞写的短篇，小说的主人公懂得了兽语，因之看透了世间的肮脏与不平，结果被作为疯子送进了疯人院。很可能我是感到了说真话时要承受极大的压力才选了这篇小说的。

　　这一时段，我的创作也进入了高潮，不敢也不能触及民族被压的大环境，积压在心中的对妇女的同情之火烧得我不吐不快，夏目昭示给我的“暴露真实”成了我的价值取向。我陆续写了《蚌》、《鱼》和《蟹》。真正的是一种淋漓的感情宣泄，使我体认到了创作的喜悦。

　　从日本回到北京之后，我翻译了丹羽文雄的《母之青春》，是在一种既志愿又无奈的情绪下执笔的。丹羽是日本命名为“笔部队”的成员之一，他为战争摇旗呐喊，我不愿译他的这类作品，他又是“大东亚文学者大会”的主持人之一，我选择《母之青春》，因为书中讲的是母女两人对待爱情的不同态度，这和我的主题相近。我还有一点私心，想《母之青春》也许能够冲淡中国人对丹羽战争文学的厌恶吧！包括我在内。

　　翻译石川达三的《母系家族》出自同样的心理。石川的《活着的士兵》在中国翻译出版后，效果可能与他的愿望相反，因为他真实地描写了日本兵在中国的暴行，从侧面为侵华战争的残酷做了真实的注脚。随着战争的推进，我已经悟到了日本文坛也和我们一样，有“从政”和“为民”的分歧；从政的《白兰之歌》很快就销声匿迹，暴露真相的《活着的士兵》则留存了下来。

　　《鱼》、《蟹》先后得了“大东亚文学奖”之后，使我困惑了好长时间，我没有为“大东亚的文学共荣”做过贡献，为什么要颁奖给我？又仔细地看过袁犀的得奖作品，他也没讲日本人的事，我仿佛找到了答案，这是从文学角度做了定论的，因为用文学来阐述真实、宣扬人类共同追求的真善美，是作家的天职。而且，我隐约地觉得，日本的侵华战争已经是强弩之末，日本人的情绪也从战争的狂热中冷却了许多，敏感的日本作家们肯定也感触到了这一点，尽管这样想，我仍然没有去领奖。

　　这时，使我经常思索的是：什么才是中日民族间的真正交往？漱石小说中的一句台词(出处在哪里，想不起来了)“有理想的人，能够找到自己的路”，这引领了我；在日本接触到的日本女人那敬业、勤劳、忠贞的美行，这使我念念不忘，我认定：同样受着儒教的大男子主义对待的日本女性是我们的姐妹，我们共同的心愿是盼望安定、幸福的生活。我的路应该是做些力所能及的化解中日仇恨的工作，战争别管多久终归是要过去的。

　　那时，在北京出刊的日文杂志《燕京文学》有很多富有生活意韵的小品文刊出，这正合我的心意，《母系家族》在《妇女》杂志刊出后，我接到了一些读者的来信，都认为这是中日妇女间的真正沟通。我选了细川武子的少女系列，和饭冢朗的家庭系列，译出后在《妇女》杂志上刊载，也都受到了读者的好评。同时我也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我在日本时，写的文字是阐述中国人的情感，而细川她们住在中国，写的是日本人的事，描述的是日本人的心理状态，其实文学的根本就在于你的故国情怀之中。

　　停笔22年之后，我回到了我的工作岗位，又一次接到了一件奉命文学(性质当然完全不同于接受《白兰之歌》之时)，中国的研究日本的权威人士孙平化，把讲述中国茶在日本落地生根的小册子委托农业部找到了我，希望我为中日交往中这段历史佳话作贡献。这本中译本的《茶史漫话》(农业出版社1986年版)在我们的农村读物中有一定的知名度。

　　“文化大革命”之后，我们还没有完全从那场不该有的“革命”中清醒过来的时候，我在卞立强先生的家中发现了釜屋修点评赵树理的论文。这本书的题目惊震了我，是《光荣的崛起，悲惨的死亡》，这满怀同情的话语，使我迫不及待地翻译起来，先后在不同刊物上刊出了部分章节。最后，由北岳出版社出版，还附有釜屋撰写的赵树理与日本农民作家伊藤永之助的比较论文。伊藤访问中国时，赵树理曾和他同座，伊藤写的小品《相见记》也在我们的报刊杂志中刊出了。赵树理曾给伊藤当场书写了孔子的名句“有朋自远方来”。

　　我的工作单位，有很多日本讲谈社等出版社出刊的画册。我很喜欢。我译了多篇，反响不错。

　　这之间，渡边澄子教授来北京访问，送给我她的著作，这使我很开心，因为这证实了我的想法，用女人们的相通来化解中日恩怨是条不错的路。我用她的《田村俊子传》写下了袒露事实的《两个女人和一份杂志》为我们的地下党员关露平反作证，澄清了罩在关露和中国人的好朋友左俊芝(田村俊子)头上的迷雾。

　　我看了石川编剧的电影《金环蚀》，他剖析金钱左右政治，政治腐蚀灵魂的这部正剧，彰显了作家的良心。我为石川抛却了为政的无奈，回归了文人的良知而庆幸。

　　总之，日本文学给予我的启示和滋养成了我一生的财富，祝愿我们之间的沟通进一步深入，使我们成为真正的好邻居、好伙伴。

suiping

致丁景唐、丁言昭信 一

　　景唐乡兄：

　　我在节日的假期里，如你所预期，读到了你温馨的来信。不过狂风没有忘记北京，沙化了的塞外草原也仍然眷恋着北京；假期中，风来了，沙也来了。从窗纱渗进来的荒漠的细沙，擦去一层，又覆上了一层。正像生活中的琐细一样，擦也不尽。你这位实际上是在江南长大的男士，怕是没有这样的经历。风扬着沙、沙随着风，完全是种躲不开的困扰，使你无可奈何。

　　读了你的虹口记事，特别是你的题记:“同一片蓝天下，同龄人的少男”，使我苍凉丛生。更使我明白了你为什么能相信关露，能理解我。我们亲爱的祖国太辽阔了，同一时空的不同地域，孕育造就了不同的中华儿女。你这样的领导者，不是以简单的划分来判定是或不是，我很替在你覆盖下生活过的文化人庆幸。我也曾企盼权威人士能够聆听我真诚的述说；不幸的是：时代没有这样的雅量，领导从属着潮流，想当然地断定我们这些富贵中人士不可能真心闹革命，这个判定对我的伤害之深，常常是我噩梦的主旋律，想抹也抹不掉。

　　我庆幸我有个好父亲，他把他那种殖民地人民拓荒式的开明传给了我，鼓励我走自立自强的道路。我也为你庆幸，你有个好姑姑，指引你接受了革命。时光已经为不同的我们作出了合乎理性的评定。在道同的层面上，会聚集起合乎脾性的朋友，这就是我接到言昭和你的信后那种会心的激动。我们虽然陌生，却具有能够碰撞并融合之点，这使人愉快。

　　细读言昭编辑的《关露啊！关露》，印证我从日本作家佐藤澄子书里得到的有关田村俊子的评价是正确的，我原来还怀疑过俊子是不是真心作中国人的朋友。你景唐兄支援过《女声》，这我就放心了。我写《两个女人和一份杂志》时，没有读到《关露啊！关露》。我的那篇文章，曾被两个权威刊物退稿，当时我很沮丧。并不是因为被退稿，而是觉得“正义”难伸，直到《新文学史料》刊用。我大舒了一口长气，我不过是愿为关露作些什么，为俊子作点什么而已。她俩都是观世音式的大悲悯之人，是女人中的佼佼者，尽管俊子是来自帝国主义国家的日本。

　　羡慕你在那么好的家庭，有言昭那样的好女儿，你扶着夫人轮椅的那份畅然姿态，道尽了生活的甘甜，祝愿王汉玉姐妹愉快、健康。

　　我有一张李景慈保留又转赠给我的照片，是二届“大东亚文学者大会”后关露来北京访问时我丈夫为她主持招待会的合影。关露站在众文人之间，偏头而立之姿嫣然，不知言昭看过没有？这是柳龙光也是我的“汉奸”罪证之一。该照片在深圳出版的月刊《街道》上刊出(19974月号)。现在《街道》已停刊。

　　上次寄给言昭两篇短文，这次再附上两篇，请言昭点评。一是已在北美世界日报上发表过。一篇未投寄任何刊物，是我的有感而发。那篇小文反映了我“路见不平一声吼”的躁动激情，庶民之情而已。

　　谢谢你送给我的宋庆龄主席的纪念邮票，这很珍贵。宋是知识人的楷模，她的前瞻性杰出，人们称赞宋的惟其大智、方能大勇，我完全信服。

　　请言昭见谅，未能单独作覆，更感谢言昭在大风中传来的关切声声，昨晚上风好大啊！我们厂门上的国旗，猎猎地响了整整一夜，今天风威稍煞，假期过完了，我也该寄信去了。

　　孙嘉瑞 2002107

致丁景唐、丁言昭信 二

　　亲爱的昭姑娘：

　　在北京旗人(满清入关后，对八旗兵家属的通称)家庭的习俗里，女儿是最珍贵的，很多大户人家，由未嫁的女儿掌家，而不是少奶奶，这其实也是在寻求一种平衡。柳龙光家是旗人的一员，在地位资产都丧失了的时间段里，很多称呼还保留着昔日的风情。柳在大家庭里排行第六，他的堂妹便称我六姐，男孩子称我六嫂(这表示恭敬)；他的叔叔婶婶称我六姑娘。把媳妇称做姑娘，表达亲密也表达尊重。这是旗人家里独有的习俗。北方的汉人，称年轻的女人为姑娘而不称小姐，是蛮荒风尚的一种遗留吧！姑娘的称谓是上年纪人对年轻女性的爱意界定。你属名昭姑娘，意味着你接受了我们北方佬的情趣。

　　音乐、舞蹈相比，我更衷情舞。年轻的时候，迷于崔承喜，迷于邓肯。前些年也曾为沈培艺的独舞动过心。现在感觉迟钝了，对舞的独钟也减退了，我想象不出你的舞蹈形象，却想得出舞蹈带给你的欢乐，我以为这就足够了对吧！

　　能在你的文章里用上我的语言，这是我的幸福，希望早日看到美文。

　　谢谢向我介绍了你的家庭成员。

　　北京天又转暖，而暖气就变得烫手了，中午需要开窗，让凌厉的冬之风吹进来。这就是生活的五味瓶。

　　仅复。

　　梅娘 2002.11.25

致丁景唐、丁言昭信 三

　　景玉乡兄：

　　岸阳子论文，偕万千绿叶而来，春花已经逝去，北京的春与夏，几乎是相偕而至，热得只穿一件衬衫了，街上多了一道风景线，那就是，是一半的人戴口罩，这使得人有负重之感，因为摸不清规律，所以真的总体有安全感还需时日，人们已经安静下来了，前几天的哄抬口罩价格之事已成过去，学校泰半放假，学生娃在院内嬉笑奔跑，平添了许多生气，蔬菜公司组织送菜车进大院，足不出大门，便有新绿之菜可吃，政府真的是在办实事，盼望不再有新病例出现，炎日之下，才会有清凉之感吧！

　　复印阳子之文，添了很多麻烦给你，本地一个研究《女声》的小博士，本来约我一起去上海找资料，她的北大宿舍已被封锁，来了电话，说是只有可疑病例，只能等待时间证明了。

　　我这里很好，我们的大院是绿洲，只是一切交往都停止了，个人过个人的日子，晨对骄阳，晚送落霞，我在看民间说部，《三侠五义》，看的津津有味，深厚的民族情在滋养着我，请释锦念。

　　谢谢寄文！

　　梅娘 5月4日(2003)

致丁景唐、丁言昭信 四

　　景玉乡兄，言昭姑娘：

　　我在巴哈马国的自由港市曾发一信(10.23)聊报平安，时已月余，不见下文。那个加勒比海的新国家(上世纪60年代脱离英属)，有独立之名，缺乏独立内容，一切都是热带风情，懒洋洋的，做起事来，不紧不慢，现代化服务好像是一种漫长的游戏，通信足以佐证。我们住的自由港市，只对美国服务，寄往远东(包括日本)的信，要先送到位居另一小岛上的首都，才能上路，已经是两次配信发信了，还不知道要跨过什么关卡，只能无可奈何地等待了，不丢便是大幸了。

　　12月中来到了美国号称黄金海岸的棕榈湾，这里当然是另一番景象了。柳青在这里拥有一套公寓房，面临碧海，海浪声声，十分温馨。昨夜寒流来耶，风卷白浪堆起千堆雪，十分雄伟。我不由得衷心赞叹起汉文字的妙用来，痴望良久，心中是割也不断的故国深情。我这个人是真正的“有福不会享”的犟种，这里的舒适对我甚至是种困缚，暂住可以，长居碍难做到，我情愿守着我的蜗居。

　　柳青的大女儿也来度假，她们这些改变了身份的中国人，家园已经模糊了，喜欢尖端，有份工资保证，生活中，只有追赶，追时尚衣物，追保健方式。美国为人人设置了各种超前消费，房子是有贷款的，汽车也是有贷款的，甚至旅游也可以用贷款。我的价值观不行，这一项项的“贷”压下来，我会心神不宁，我恪守老祖宗的箴言“量入为出”，不能先支再说，够保守的吧！

　　我将在这里迎接新年，一月底再说去处，我还是想回北京，尽管北京的春天将伴随着大大小小的沙尘，我已经老了，沙尘也无奈我何了。

　　这里忙着圣诞节，街上彩灯一串又一串，金色的小鹿半驰半止，十分俊俏；商店都大打折，如果昭姑娘想要点什么新鲜东西，尽管来信，我不希望你说见外的话。我为你买了一个小手链，紫水晶加希腊的眼睛石，据说，戴在手上，希腊的这个神灵眼睛便能吓跑恶运，留下好运。新年在即，送快乐和幸福给你们，热望乡兄健康。

孙嘉瑞 20031220

致丁景唐、丁言昭信 五

　　昭姑娘：

　　北京已入金秋，风和日丽，白云蓝天。我们的宿舍小区，种有多棵紫槿，这个由春至夏又跨秋的小乔木，有开不完的花蕾，灿烂而不失高雅，似乎是在嘲笑浮躁的世况。我窗下的一株，春上被蛀，叶子黄捲，伤痕斑斑，我动员邻家的小男娃捉虫，那是一种披有硬甲的天牛(农药它们不在乎)。娃儿向我夸示，捉到有带红点的，捉到有满身银点的，可见数量之盛。秋风来了，天牛蔫了，叶子舒展了，可还没有花蕾，复苏需要等待。

　　我9月8日到日本去，是应庆应大学、明治大学、东京都立大学之约去座谈“我与日本文学”。60年的风雨烟尘，再次站立在富士山下，我的心，和缠绕山顶的白云一样，轻盈、洁净。花季时段的殖民地女儿的被压抑，如今换上了顶天立地的中国人的自豪，真的是百感交集，别有一番滋味。

　　日本文化界的人士，有军国主义情绪的人不多，使我感到惊诧的是，一下子这么多女博士、女硕士接待了我。我在日本上学的时候，女人还多半是持家的贤妻。她们向我递上名片，仍然谦谦有礼，却少了昔日的羞怯。那位为《女声》杂志的主持人田村俊子写传的大东大学渡边澄子教授特地从讲学的外地赶回来参加聚会，与我相约：她的田村俊子中国篇要我给她翻译，可敬的日本女人，已经从大男子的氛围中脱逸出来，敢于向世俗挑战，显示了女人的自尊、自信，走着和我们相同的曲折之路。

　　东京比北京安静得太多、太多(人口几乎相等)，不止是环境，更重要的是人的行止。从电动火车下来的乘客，脚步匆匆，不闻嘈杂，态度从容。最繁忙的新宿车站，电铁线、公共汽车线伸展到四面八方，交通线路图交差，站点交错，看起来恍如迷宫，真走起来，却又十分方便；提示路名的指示牌，连窄巷也不放过，显示出工业文明衍生的理性交通观念已经成了日常的生活习惯。

　　主人请我们吃典型的和式晚宴，坐日本草席，用日式矮几，一个长方漆盘，里面廿多种的食物器皿各各造型独特，食物也切摆成不同的图案，美丽精致得令你不忍下箸。

　　日本可以称做国粹的生鱼片，有淡红的马哈鱼，有纯白的石斑鱼，有淡粉的鳟鱼，配上嫩绿的日本芥末，装在绿荷叶形的瓷盘里，引发的联想是活鲜鲜的鱼儿仍在跳动。可惜，一种鱼只有三片，想多吃也没有。

　　作为主食之一的一朵雏菊，花瓣微捲，润滑细腻，原来是南瓜泥铸成，把健康食品打造得如此精美，真是叹为观止了。

　　研究中国文学的权威人士——东京大学的藤井教授(博士生导师)与我邻坐，我向他请教：为什么生活节奏快捷的日本人，会用这么多的时间来打造一餐宴会，这么密集的劳动是不是有点浪费人力？

　　藤井教授略一沉吟，说：这是种饮食文明，时尚些说，是休闲的文明，做这餐食的人是职业，是种追求美的职业，既是职业，就要精益求精，就要付出人力，就要得到赏心悦目的效果。

　　这不紧不慢，不缓不急的台词，一下子拉开了我们意识形态之间的差距。人家是市场头脑，是市场头脑中的文化品牌，关键是做这项品牌的人是职业。而我的农耕意识，只停留在吃饱的层面，没有想到市场，更没有品牌意念，休闲并没有成为生活的要素，这就是发达与发展的内涵吧。

　　有一段时间没写信了，屏幕短信成了时尚，老朽的我，依然不习惯上网。一来是眼睛嫌累，二来是打字特慢，又在五笔和拼音之间徘徊，还没下决心利用、深造哪一种。乡兄文集的题示:“犹恋风流纸墨香”成了我的遁辞。我喜欢看着手写的字从笔尖流淌出来，那是我的休闲，是我的娱乐，够“农耕”的吧！

　　我依旧蹉跎在我的写字台上，丧失了原创的激情，身体一般，有时候凝望着虫蛀的碧桃，看着那瘦瘦的小毛桃，有点苍凉，又有点自慰，想：毕竟也算结实了，尽管是又瘦又小。那就活得“休闲”些吧！

　　上海今年的酷暑总算掀了过去，祝愿你在金秋中有所收获。请向乡兄致意！

孙嘉瑞 2004920

致丁景唐、丁言昭信 六

　　乡兄赐鉴：

　　竹子姑娘② 的美文《相见处、晚晴天》情意嫣然，如闻墨香，加上阁下的“健身三部曲”，活画出一个怡怡然的丁老头和你快乐的一家。我对着已入外籍的女儿和孙女的彩照，说不清的沧桑之感，拂之不去，真的是阳差阴错。我背着青春入世时，是背着一腔热血，非革命不可的少年心态，从外国奔回中国来的；而女儿奔赴外国，是背着满心的愤懑，不愿走我的覆辙，企图寻找一片自由，奔向外国去的。孙女们则是乘着出国热的旋风，借助母亲的奋斗，一心想享受西方的物质，奔向外国去的。这其中的曲折，其中的历史渊源，真的是欲说还休。可喜的是我获得了我们从不同的人生走向获得的坦诚，以致今天还能面对纷繁的世态，活得没有怨天尤人。

　　北京叶落纷纷，已入冬令，比邻的农科院大院，红枫灿火，黄栌闪金；玫瑰仍在绽放，一朵朵，有洁白的、有粉红的、更有鹅黄的，初冬美景如画。今年粮食大丰收，到农科院来买良种的种粮户，出出进进喜气洋洋，一派升平景象。更有大卡车装着大白菜送到了我们的宿舍楼前(北京一向有冬储白菜的习俗)，白菜长得太好了，估计一棵多在10斤左右，同事们上百斤地买，我犹疑了半天，却只买了一棵，大口地吃，这一棵菜也得吃上一周，一个人的日子，就是不好铺排。竹子的信，没有地址，只好托乡兄转致了，多谢。

　　祝好。

孙嘉瑞 20041118

suiping

suiping

致朱堃华信

　　堃华姐：

　　西方人庆祝圣诞的愉悦心情，甚至感染了海风，本来寒冷的1月就要降临，这里的海风却仍然绵绵的抚摸着你，使你肢体舒展，心情祥和，无怪乎当地人对这一年一度的佳节是怀着那么多温情的企盼来打扮环境，打扮自己了。

　　我现在暂住的这个小都市，叫好莱坞，她并不是被称做电影圣城的好莱坞，是夹在大西洋与墨西哥湾的佛罗里达半岛的一个景点：沿大西洋蜿蜒而行的长长的海岸线，碧波粼粼，清风徐来，岸边那种在热带、亚热带丛生的仙人掌，有的挺拔俏丽，有的浑厚圆实，开着大的、小的、千姿百态的花朵，颜色之绚丽，令你目不暇接。有种白色的簇生的花儿，厚厚的花瓣，很像咱们家乡的茉莉。我小心翼翼地凑上前去(因为托着花朵的仙人掌叶片，等距离地长着硬硬的芒刺)，想嗅嗅她的芳香，结果大失所望，这里的花儿一律一样，别管颜色多美，都不分泌芳香。当然，我看到的只局于眼前，或许其他地方有芳香的花儿开放罢！艳丽的花朵没有香气，我觉得是种自然的遗憾，你说是吗？

　　街道已经装饰起来了，每隔三五十米，便有一种圣诞饰物挂在电线杆上。红色的圣诞花，白色的雪花图案，金色的小铃铛，红艳的蝴蝶结等等，这是由政府负责的。这里的住家都很少有院墙，老百姓尽情地装饰着房前屋后，这家门前装饰着小矮人和它们的白雪公主，那家是几只小熊在嬉雪；又一家用灯光串起来的树上，一眨一眨，青青的小苹果变大，变红了。乘着雪橇的圣诞老人来了，拉雪橇的小鹿用金色的灯管做角，峥峥嵘嵘好不俏丽。满眼白雪，可没有一点寒意，那都是腈纶棉，蓬蓬松松，比咱们家乡的积雪不在以下。有的人家，临街的落地窗里，窗台上摆着用姜饼砌就的小屋，用乳酪作粘合剂，小屋顶上，有个四角四方的小烟囱，据说，圣诞老人就是由这个只能伸进大拇指的小通道送来圣诞祝福的。那笑容可掬的白胡子老头和着他那鼓鼓胀胀的大礼包，怎样钻进这个小烟囱，够人遐想的罢。

　　按西方传统的礼数，砌姜饼小屋，是主妇必备的技艺之一，我亲眼看见，邻家的德裔女士是捧着姜饼礼盒进家的，当然，她的姜饼小屋又工整又耐看。可能，今日年轻的西方女士们已经没有耐心来叠砖砌瓦了，店里一买，既应景又爽气，即或价钱是自做的5倍、10倍，那又何妨。

　　街道的居民组织，姑名之为居民委员会吧！约请了居民中的音乐大师，在小小的广场上，已经摆好了架式，圣诞圆舞曲欢快的韵律随着海风吹过来了，圣诞狂欢开始，从家扭到街上，互致祝福，多么来劲！

　　我也入乡随俗，换上了一件深红的衬衣，刚出公寓门，便被邻居的老头拉起了手，跳起双人舞来，我本不谙此道，盛情难却，只好笨笨地随着。老头兴致特高，向他的老伴频送眼波，且大声说:“东西方携手，共祝圣诞！”他的老伴向我招手，送飞吻给我，似乎客客气气的邻里关系一下子就拉近了。

　　西方人庆祝圣诞的祥和，凸显了人际关系的单纯，在这有序的社会里，最有发言权的是本事，是一技之长。“我能胜任！”这种自信、自豪奠定了人的社会地位，也许有后门吧！靠后门进去最佳效果是种麻木的碌碌。胜不了任，只能是悄悄退出！按东方的脉脉人情来说，这会被评为无情、冷酷，其实质，东方温情是在养懒汉！是一种不言自明的人身依附！我这个白面书生，总跳不出忧天的怪圈，也够傻帽儿的吧！

　　圣诞的装饰，要到新春的1月月半才拆除，那时，是人的又一个生活时序起步了，请容送致最衷心的祝愿，祝愿新的一年里，你的笔下生辉！

　　梅娘 98岁末美国佛罗里达半岛

致友人信

　　D：

　　真没想到你的信这么快就来了，你们这些会英文的，可能没这个感觉，我一看见封皮上的中国字便感觉特别亲切，“他乡遇故知”，你可以想见，我是多么的高兴。

　　那一年，不记得是那一年了，去北京你的家，你先生因腰伤卧床休息，我们挤在那间你刚刚分到的小屋子里，不顾及会不会吵烦病人，尽情嬉笑乐闹，庆贺我们来之不易的“平反”。当时，是绝对没有想到还会有今天，我们会在富甲天下的美国联系，会在一种完全自由自在的情况中准备相聚。说是好人有好报这种命定的解释，怕是太简单了，我以为：这是生活逻辑的必然。我们都曾以有知识获罪(其实，我们拥有的那点知识太浅太浅)，我们完全构不成对共产党铁打江山的威胁，只是跟我们相处的某些共产党员“害怕”我们影响他们做官的前程而已。我是曾把领袖作为理想来膜拜的，现实与理想交锋之后，我那点浅浅的知识救助了我，当我明白，领袖指引的道路是用理想包裹的“倒退”时，我懂得了、切实地懂得了知识的力量。如今，别管我们是依靠女儿、儿子、以及我们自身是用知识敲开了这富国的大门时，回溯以往，就不能不想及父母教育我们的“知识就是力量”，和以“知识为安家立命之本”的道理。我以为：邓大人② 的最伟大的功绩，就是主持恢复高考，明白宣告知识是第一生产力。他的威望，使得那些由农民而高官的人不得不来思考知识的问题，不得不来获取各类证书以充知识门面。这情势使得我们因知识获罪的人得以解脱，获得了较为宽松的生存环境。这个代价可是我们用“家破人亡”、“妻离子散”的无尽血泪换来的。我想，你一定会认同我的体验。

　　接到惠③的来信，说国内正在抢“分房子”，这是社会主义原有福利的一趟末班车，不乘白不乘。问我抢不抢？在我们这个官本位的社会里，我由阶下囚升为座上人，已经是不错又不错的啦，没有奢想为官，好事临不到我头上。

　　总结生活感受，写写回忆录，是生命中一件有意义的事；如果以为受过苦、蒙过难就有了写回忆录的“家底”，怕也写不出什么感人的东西来，真能写出自身承受的时代的原罪，从中悟出为人之道，肯定精彩。对吧！我们的文化积淀，和那个时代为我们钦定的人的价值观，是个很难理顺的怪圈。外国人很难理解中国知识人遭受磨难的必然性、残酷性。只有把这个历史的必然融合在个人的命运之中，才能塑出这个世纪的中国雕像。其实，所谓文学功底，就是结构的流畅，与文字运用的准确，主题是要赋予人的神魂。因为你希望谈“为文之道”，我借题发挥，但愿不致使你发烦。

　　我的住处是座苹果园，花香果香，一室天籁，诚心邀你过来，享受自然风光，畅聊人生感受，乐在其中矣！

　　匆此，问候你的全家。

　　加瑞 20014多伦多

致张莉信

　　亲爱的张莉：

　　你的伊妹儿5月30日发自北京，柳青在当日的傍晚便读到了。浩瀚的太平洋因此只是个地理的标记了。浓郁的友情随着点击的节拍涌到了完全是他乡的彼岸。感谢高科技带来的方便，更感谢你记住了柳青邮址的细心，使得我在这花香鸟语的宜人环境里，平添了思乡的柔情。情思缱绻，一时竟说不出是悲是喜，真的是一种“他乡遇故知”的绵绵情怀。

　　柳青为我安排的在温哥华小憩，是很想冲淡我对故土的依恋。这里的大环境，确实是件天造地设的美好构想。你第一次到我家，所携的鲜花中，有一棵白玉似的马蹄莲(不知你是否还记得这个细节)，可这里的马蹄莲，几乎是家家庭院里的宠物。屋角、墙边，宽宽的绿叶衬托着白玉的花朵，那个挺立在花心深处的雌蕊柱头，覆盖着厚厚的黄色花粉，招得蜂蝶来归。蜂蝶在铸造子辈的未来，而我美丽的俏佳人，你奉给我的是短暂归去的呼唤。我问自己，如何呼应？这对我是道难题，费了几十年的心思还没解开的难题。怎么说呢？柳青的为女之心，我并不是浑然不知。而是我沉积了80年的东方尘埃，碍难一时扫净。首先，我心甘情愿固守我的蜗居，而不是喜欢这里的华厦。蜗居是我奋斗了一生的归属点，那里掺杂的不只是流走了的岁月，更是血与泪的无可奈何。在这空气洁净的北美大地，用一位哲人的形容词来说，“空气洁净得想让你大口大口地吞咽”。而我没有停留在这里的金钱底座，我只能依靠赠与。尴尬的是，父亲从小就为我灌输了一个信念，养儿不是为了防老，而是应尽的义务。我对柳青没有尽到义务，在她还是个初中生的时候，我成了右派，不仅没有养育她，且把照顾弟妹的重担强压在她那少女稚嫩的肩上。这是我的终身遗憾，我亏待了她，对于她的成长不是呵护而是碾压。我的为母之心始终丢不开这个死结。她现在富裕了，这是她茹苦含辛的成果，我这个不称职的妈妈有什么资格分享。

　　我原来也曾有过一拼英文的决心，晚近我发现，这是个难圆的梦。无论心态和精力都不堪负此重任。我要做的事还太多太多，我这个曾为解除妇女困境而呐喊过的女人，对妇女那积累至今的苦境仍乏超脱之术。我仍在上下求索，这需要彻悟，更需要时间。我没有学英文的余力了。这苦果造成了我与环境的隔绝。那绿荫环盖的条条道路，我记不住那蟹行文字的街名，出门就得有人服务，哪怕是想去买棵小葱。“行不得也哥哥”这句元曲里的感叹词道出了我的窘境。在这里，我是路盲啊！外孙女雁子的宵夜，是酒吧之后茶吧，这群超支青春的俊男靓女，那恒久爱情的世俗说唱，老太太不搭调，享受不了，又是个无可奈何。

　　柳青企图为我建设个社交环境，动机不错，但为时过晚。这里的华人，包括柳青在内，都有个谋生的任务。商品世界的求生之伍，不兢兢业业，只有掉队的份儿。来这里依靠儿女的老人，带孙子，看孙女，别管黑头发黄头发的幼儿，嘴边流淌的是美式口语。这是幼儿园、小学校的教育成果。在家庭医生的诊所里，一个小姑娘肚子说不清哪里痛，又哭又闹，看护她的奶奶，手足无措，不知她嚷的是什么。医生解了围，奶奶一脸惶惑。这里就是这样的世界，你不会主流话语，就只能没辙。

　　这当然只是困顿之处了。说起生活，不仅方便舒适，而且便宜(是以这里的普通收入为准)。温哥华的海蟹，我吃半只，便胃满肚撑，价钱比北京低。中国食品要什么有什么，很多超市，很多餐厅的老板都是中国人。老板泰半是咱们的香港同胞。香港人创世界的干劲，可以上世界之最的纪录。有人做了个惊人的评语，说是散在世界各处的华人餐厅要都挂出中国旗的话，中国就是日不落帝国了。

　　温哥华不冷不热的沃土，生长着万千鲜花。在北京养在花盆里的杜鹃，丰美的，一盆能卖上百元。这里的杜鹃，岂止是花，确确实实的是花之树。高的矮的，大叶的小叶的，一团团一簇簇，可与早霞比璀璨，能与彩云比颜色。画谱里由深到浅的红与紫，被杜鹃开遍了。目迷五色的意境，目不暇接的意境，被温哥华的杜鹃占尽了。散步时，柳青总是欢叫：妈妈看这个，妈妈看那个。真的是花海徜徉，涤尽了生活中的琐细。大自然偏爱这个环山抱海的城市，她完全有资格列入最佳居住环境之最。

　　有雁子的安排，我得到了加拿大的航班优惠。时间紧了些，没来得及和至爱亲朋一一话别。补述了这里的各种风光，向你热情地垂询道个平安。请与云子共读。代我问候乡亲们，这里仍属晚春，偶尔一热也只是20度多一点。仍然是夜凉如水，需要薄被。祝愿酷暑中多方珍摄吧。

　　2001．8 寄自温哥华

suiping

致黄芷渊信

　　亲爱的芷渊：

　　你用工整秀丽且尚未完全脱离稚气的字体写来的信，使我爱不释手。读了一遍又一遍。并不是信里传达了什么惊喜，而是你那一笔一画认认真真的书写，呈现的是当代女孩少有的沉稳和耐心，这是非常可贵的品质。随着岁月的前进，这种沉稳和耐心，在你生命流程中发挥的效益，你将终生受益。因为世相是繁复的、人心也是各式各样的，成长本身便是漫长的战斗，要始终拥有真善美的意念，沉稳和耐心是最好的基石。沉稳将导致你掌握分寸，耐心将会帮助你懂得宽容；掌握分寸，懂得宽容，你的生命会充实美好，会在一切挫折面前不气馁，能够继续前进。这些话确实老气横秋，对你来说也还很是遥远。我却仍然说了，因为你是我忘年的小友，是我合作的伙伴，是我亲爱的小孙女，我在你的字体中，读到了你的成长。

　　柳青阿姨的大女儿蓉蓉在我身边长大，无论怎样督促，就是不耐心好好写字，以致性格中的浮夸成分膨胀，直到她已是而立之年的今天，还是生活中的匆忙过客，并不执著什么，欣赏时尚，踏波而行，任年华流逝而已。当然，这也是种人生，用不着厚非，是吧？！

　　文学，是那种渗透于灵魂的东西，也是生活的百科全书，不必刻意去学，因为她在包围着你，你随时可以汲取她的营养。支撑生活的更重要的是技能。市井中流传的“艺不压身”就是这个道理。一定要掌握一项谋生的技能才行。你选择了文理科这很好，可以学到一定的基础知识，现在的任务，就是学习，希望你好好完成。

　　北京近一段有40℃的高温，真的是天热如火，人都快闷熟了。当然时代不同了，有空调，一按遥控器，暑热立即退却。这空调制造的小天地，热是不热了，却也是背离了自然。生活就是这种双面开刃的刀，就看你如何掌握了。

　　请与小妹共读，这些语言，对她更是遥远的天边了。

　　问你的父母好。

　　梅娘 2002.7.29

致成幼殊信

　　幼殊妹：

　　这一声妹，涵盖了多少亲情、多少欣悦、多少赞许，你一定能体会得出。我看了有关鲁迅文学奖的评奖报道：一节一节都仔仔细细地看了，看见了你的微笑。第一感觉就是：这个高年龄的得奖人，多么意气风发！多么潇洒，完全不让青壮年。你的发言，正是我们同龄人的心声，那不完全是你，是我们历经风霜雨雪的整整一代。我们的同辈人进入了鲁迅文学奖


评比的视野，在历史上是“空前”，但愿不是绝后。这是历史的昭示：意识在前进。太阳照到了被遗忘的角落，老人们不仅仅是捧着金饭碗的消闲群体，而仍然是在为祖国发光。这种不懈，是民族葆有青春的原动力之一。我为你的得奖奉上衷心的礼赞，祝愿你诗情永驻。

　　窦明娅在康复途中，我陷入了中枢神经病变的谷底，具核磁共振显示：我挺立了八十多年的脊柱有些许弯曲，胁迫神经，以致右腿行走不便，走上5分钟，便疼，看起来闲庭信步是困难了，老在向我进攻，这是生命的必然。幸运的是手还好用，能写也不疼，我已经很满足了。请为我祝福吧！

　　酷暑中，请多珍摄，秋凉时，找时间谋面如何？

　　孙嘉瑞 2005.7.15入伏之日

致釜屋修信

　　釜屋大弟：

　　绮文越洋而来，读后唏嘘不已，往事如烟，不说也罢！感君一片盛情，容裣装致谢。

　　文中，有一点需要解释：即加与嘉。家父为祈祥和，我们兄妹名字以嘉排行，佐以“玉”傍，如我兄嘉琦、我瑞、妹瑜、弟琳等等，加为嘉之简化字，50年代起通用。历次政治运


动中，曾以嘉字挨批，故改用加字，实为避祸也。如为加减之加字，则祥和之氛荡然，但命该如此，又因加字易写，便用了加字，个中辛酸谅大弟能理解一二。真格是不说也罢。

　　柳并没在早大② 毕业，读至二年半时，时逢七七硝烟，不愿在日滞留，悄悄回国，中断学业，从他来说也是一刀两刃，利弊参半，从彼时起，他与中共地下党联系，开始外围工作。

　　中园③ 书中的高森评我为华衣俗女，正是当时写照。我不但不以为忤，且颇欣然。证明在当时的日本侵略者眼中，我不过是个讲究吃穿的俗物，对我那心向中华的痴情起了很好的掩护作用。柳之所以被人视为扑朔迷离，也正是他刻意所求。人生的价值取向不在外见而在内因，此情当能获君首肯吧！

　　柳青已入加籍，与丈夫十分和谐，他④ 在北京建筑京伦饭店时，柳青为拍摄国庆40周年的纪录片，与他相识。当年柳青被所在单位以支持学运为由迫她离职后，是卢堡支援了她，帮她申请了留加身份，两人遂结秦晋之好。我为政治迫害，跌宕几十年，不愿再看柳青沦落，支持她长遁海外，此中情景几如历史重演，深谙中国国情的阁下，定能理解此中酸楚，又是一个不说也罢。

　　我决定6月归去，这个成熟了的社会虽然提供了生活中的所有舒适与方便，我却难以认同，文化渊源的差距，语言的难关，在在使我思乡情切，我已垂暮，不愿拼余生学习英语，为免生活尴尬，仍是故乡为好。此情定能获得理解，和歌巨匠石川啄木的短歌，“为了倾听乡音，我来到了嘈杂的车站”，正是我此时的心境。

　　外人眼中的日本，富得流油，也有工作中的各种不便，想来也是，大弟为群体利益奔走，应该乐在其中，但愿心想事成，日本不比中国，早已经跨过了无序之期。用我们中国的一句俗语来说，曙光就在前面，好景不远了。

　　神户地震，加拿大电视台有很多实地镜头播出，我仔细观看，未见一处熟悉之场景，遗憾不已，坚强的日本人民肯定能迅速渡过这一天灾的打击，迅速恢复原貌的。

　　《黄祸》看了没有？观感如何？

　　柳青将为加拿大妇女电视台拍摄在北京召开的世界妇女大会，她愿意和我一道借机去日本一游，准备工作就绪后，即将成行，届时将与你联系，她十分愿意拜见你和岸女士。

　　拉杂写来，不成敬意，诸请原宥，此问

　　大安。

孙嘉瑞 1995323加拿大


致张泉信

　　亲爱的张泉：

　　我在世界上据说是最适合人们居住的城市温哥华徜徉——是加拿大的温哥华，我却想说温哥华也是半东方人的温哥华。我去看家庭医生——准确地说，是去最基层的医疗单位，是一位不断说着“你好！午安！午安！你好！”的黑发医生。我去治牙，那位穿着蓝绿色医生服的女大夫，妩媚得像是从中国仕女画上走下来的俏佳人。而她的小助手，却洋溢着女大学生那种大咧咧的派头。听她们接待老外，北美口语流淌得淙淙有情。一接待我，老北京方言脱口而出:“大妈，甭着急，一会儿就好！”这可是大洋彼岸，是加拿大的温哥华，飘扬在晴空中的枫叶旗猎猎作证，我无意中咏出了我们最古老的诗句:“宾至如归、宾至如归啊！”在车子飞驰的高速路上，四条车道上并驰的车手，只有一个金发人，这是这个移民国家的实证，黑头发的香港人、大陆人、日本人、朝鲜人，还有东南亚的巴基斯坦人什么的，都在这里站稳了脚跟，正沿着追求的轨迹前进。也可能曾长期是英帝国的殖民地的缘故吧！语言上占了便宜，印度人在温哥华的出租车业，竟呈现了独占的态势。

　　现在正是加拿大的基层竞选时段，大路一侧，醒目地竖着竞选牌，什么什么王、什么什么李，配有照片，赫然黑发盖顶。一个印度裔的候选人，起了个中国名字，竞选牌上，方方正正三个汉字“杜远志”。这位以远志为怀的印裔加拿大公民，要为之造福的庶民不会仅仅是涵盖着印度族的移民吧？

　　我在读大陆畅销书之最的《逆风飞飏》(据说卖了45万册)，且主要基于好奇。驱车三小时，由温哥华去西雅图，为的是去见《逆风》一书的策划者兼责任编辑、北京出版界赫赫有名的大腕、原民营万圣书店的女老板甘琦。完完全全出乎我的预料，这位女强人竟以一个女大学生的清纯面貌在我的眼前出现。小麻雀似的吱吱喳喳地笑着拥抱了我，且又是大妈又是阿姨地欢叫不停。我这个风餐露宿的命乖之人，真真的是有些受宠若惊了。暗想，要是廿年前结识她，生命该是另一番景象吧！

　　你一定想像不出我们由加拿大的温哥华到美国的西雅图跨越国境线的情景。我们这些大陆人，被偷渡之苦的书卷搅迷离了，想：国境嘛，一定庄严肃穆，或许还掺杂点惊险镜头吧！这里完全不然，一个白色的拱门亭亭而立，一边是枫叶如火，一边是群星闪烁，两面国旗迎风飘扬。拱门所在是个小小的广场，绿树成荫，花草成行，左右两个盛开的杜鹃花丘，粉粉白白，温馨又娴雅，毫无肃杀之气。出境入境口，边防警察威立，人坐在车里，从车窗出示护照，验明无误，便摆手放行，任你由这国到那国一分钟完成过境手续。我小心翼翼，一直举着我的中国护照，那大盖帽下的碧眼，凝视一眼，对我友好一笑，并无他话。天哪！这是国境，就像从北京进天津一样方便，这可能归功于美加乃兄弟之邦吧！

　　我将在这里逗留到6月底，温哥华真真是繁花似锦，作为街树的樱花已过了花季，簇生出黑紫的闪着油光的新叶；杜鹃开的很盛很盛，各种颜色都有，大叶的、小叶的、大朵的、小朵的，令你目不暇接，五色纷呈；而茶花系列的大朵花儿，丰姿绰约，有粉有黄，饱满得就像是做了艺术加工的假花。我凑近审视，花中含露，小小的蚜虫吸蜜不已，我对自己说：是活的，怎么开得这么恣意。

　　吴士宏在《逆风飞飏》中，说出书人甘琦的出现，是帮她完成了一次生命的重要升华，这告白深得我心。我要说：亲爱的朋友，是你的研究，驱走了我心中不该有的卑微，我证实了我无悔的青春。套用吴的话说，你助我完成了一次生命的升华。我把温哥华明艳的茶花送给你，为你的研究增添绚丽。

　　媒体报道，北京已超前出现了超时段的高温，但愿你有个不苦的夏天，这里的气候仍滞留在仲春，还不时地飘来冷雨，当地人说，盛夏7月气温也不会超过30度，是个既无酷热也无严寒的所在，真的是得天独厚了。

　　借用雨果的话说:“上天给予人一份困难时，同时也添给人一份力量。”以此言相勉，祝你的研究又获成果。

　　梅娘 2001520

致韦泱信

　　韦泱同志：

　　装帧精美的《连环画鉴赏与收藏》翩翩而来，惊喜之余，首先涌现的是感激之情，感谢丁老的殷殷绍介，感谢你遥赠华章的友情。其次，我未能免俗，由这本专著负载的历史风云，使我苍凉丛生。五六十年代，我曾写过一些连环画文字脚本，留下了我生命中的一段印记。

　　缘起是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寄函邀我编写文学脚本。1957年以前，他们把拟定好的选题寄给我，由我自选承担的题目，我每年都写三四部，写的是什么，谁作的画，都已忘却。只有你提及的《格兰特船长的儿女》记忆犹新，那是凡尔纳的三大本巨著。出版社要求我编成上中下三部。为了突出格兰特的爱民之情，突出他儿女的望父之情，和为寻找他而献身的爵士的爱才之情，我曾很下了一番功夫。书出版时，我已被划为右派，出版社将署名改为落霞。这部画册80年代末重版，出版社找到我，送给我版税。

　　当时的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也邀我编写文学脚本，写了什么已经忘却，其中《爱美丽雅》一书，90年代重版，也找到了我，付给我版税。我为辽宁人民美术出版社编写了鲁迅先生译的苏联小说《表》据说还得了奖，因为我已是右派给拉掉了。我在劳教期间(1958-1961年)，劳改农场的管教队长，为了给我们小队创收，令我编写连环画脚本，也编了四五部，用何署名，是否出版不得而知，这就是我的连环画姻缘。

　　当时写连环画，两种因素，一是我的次女住首都医院，庞大的医药费需要钱(当时工资相当大学生待遇46元-56元)；二是我把主要精力放在学习农业合作化上，妄想写部大作反映合作化的好处，业余编编连环画救急而已。

　　你这本内容丰富编排精致的书，真的非常好，遗憾的是我这个酷爱连环画的人未能参与，改编连环画文字脚本，得有深入浅出、突出原书神髓的真功夫才能写好，遗憾的是我并未达到这一要求。

　　衷心感谢你这来自天外的好书，我一定用心地读，再次致谢！

　　孙嘉瑞 200210.20

Im-Julia

Post by 我爱枫叶;538188
我有，但是没兴趣和你分享！朱利耶说得对：有我没你！

我爱枫叶!

北美枫叶

Post by Im-Julia;538982
我爱枫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