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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有梅娘(孙嘉瑞)的作品,分享一下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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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6-12-20 15:00:08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梅娘 梅娘 美丽的歌唱(ZT)

来源:三秦都市报

我关注梅娘已经很久了。

梅娘(原名孙嘉瑞),一个陌生的名字,一个对于今人略显神秘的出土文物般的作家。这位成名于上世纪30年代末40年代初中国沦陷区光芒照人的文坛才女,当年曾拥有“南玲(张爱玲)北梅(梅娘)”之誉。

这个秋天,85岁高龄的梅娘先生的新书《梅娘近作及书简》出版。书中汇录梅娘先生散文近作60篇,书信88封。有关于赵树理、萧红、张爱玲、关露、刘索拉的描写,以及致丁景唐、丁东、成幼殊、釜屋修、岸阳子等中外名家信札,文字别具魅力,炉火纯青。而这位文坛奇女“生活流程中的许多故事,也都在这本书中。”



梅娘故事鲜为人知

一个悲天悯人的女作家

现代文学史“沦陷区作家”里,梅娘是依然健在的为数不多的一位。

出身长春豪门的梅娘刚两岁时,身为偏室的母亲被正房驱逐,从此生死不明。经受了失亲之痛的她,长大后自定笔名“梅娘”,取谐音“没娘”。

梅娘之父,是东北实业巨子孙志远。“九·一八”事变,粉碎了他实业救国的壮志。不久,孙志远拒绝受聘担任“满洲国”中央银行副总裁和“通产大臣”的职位,举家辗转华北,他联络石友三、韩复榘等各地军政大员共谋抗日,终无结果,后被迫回到被日军占领的故土。1936年,孙志远在忧愤中病逝。这一年,梅娘16岁。

孙志远生前好友张鸿鹄(周恩来好友,周总理那首“大江歌罢掉头东”的名诗即是赠给他),时任哈尔滨电业局局长,他说服了孙家,送梅娘赴日留学。

梅娘进入东亚日本语学校高级班学习。创办该校的松本老人,是个中国通,一直反对日本侵华。梅娘后来回忆,“侵略者造成的各种伤害,是嵌在我们的骨髓之中的。松本老人给我的启迪,至今难忘。”

正当梅娘坠入书海,勤奋阅读鲁迅、郭沫若、朱光潜、邹韬奋、萧红、萧军等人的作品时,卢沟桥的炮声使她坐不安席,彷徨无措。此时,梅娘认识了在日本内山书店打工的中国留学生柳龙光,二人开始了为孙家所不容的自由恋爱。

孙家断绝了对梅娘的经济援助,但这并没有动摇梅娘追求爱情和自由的信念,她选择随柳流浪。“我们如饥似渴地寻觅着救国之路,究竟一个什么样的政权才能打败侵略者?我们互相辩论,互相启示,度过了无数个不眠之夜。”

梅娘和柳龙光身边,聚集了一批中日反战作家。与此同时,梅娘笔下流淌出的文字,也浸透了身世之悲和家国之痛。“残酷野蛮的战争,不仅祸害了我的故土,也无情地吞噬了日本善良的百姓”,“我的好朋友澄子,我善良的山口妈妈,包括那从遥远的烽火后方运中国书来京都的日本经理,我确信,他们都不需要战争。我不知道战争怎么才能结束,在异国的星空下,我的心困惑地战栗着。”

对梅娘的作品,知名学者张中行评价甚高,“实感之一是,也是值得惊诧的,作者其时是个大姑娘,而竟有如此深厚而鲜明的悲天悯人之怀。我一向认为,走文学的路,面貌可以万端,底子却要是这个,她有这个,所以作品的成就高,经历的时间长仍然站得住。”

北京社会科学院文学所所长张泉认为,梅娘的小说“通过朦胧的女权主义,实现了梅娘描写现实、暴露现实的目标。她对日本帝国主义控制下的中国女孩子的状况做了真实的描述”。

1942年成名的梅娘,其时才22岁。而她后来的荣辱沉浮和悲欢离合,却也都在这一年埋下伏笔。正是这一年,梅娘与柳龙光回北平定居,她受聘北平《妇女》杂志做编辑记者。当时梅娘只知道丈夫应日本友人龟谷利一的约请主持一份杂志,却不知道他还肩负着中共北平地下党员的秘密使命。龟谷本想通过办杂志扫却战争阴霾、化解中日仇恨,结果被扣上宣传“大东亚共荣共存”不力的诸多罪名遣送回国。

这一年,梅娘怀上了大女儿柳青,6年后,柳龙光遇海难身亡,梅娘从此与孩子相依为命。1957年,梅娘被划为“右派分子”,开除公职,写作权力被剥夺,被送进地处北京昌平的一处劳改农场。因无人照料,她体弱多病的二女儿被强制送进福利院,不久因病夭折,家中只剩正念中学的柳青带着年幼的弟弟艰难度日。“文革”中,梅娘的儿子染上肝炎,因治疗不及时,于1972年死去,从此,梅娘只剩下柳青一个亲人。

1978年平反后的梅娘,回到农业电影制片厂工作,相当长一段时间,出版社寄给“梅娘”的信,传达室都称“查无此人”,因为,整个单位没人知道“梅娘”就是孙嘉瑞,更没人知道当年名震文坛的“南玲北梅”。

梅娘与张爱玲:

“我的小说不如张爱玲写得好。”

今年恰好是张爱玲逝世10周年,而今天几乎人人对张爱玲顶礼膜拜,知道梅娘的,恐怕也只是有数的那么几个研究者了。相比张爱玲,梅娘是寂寞的。

1942年,梅娘发表《鱼》、《蟹》及大量短篇小说,她的写作在这一年达到巅峰。当时北平马德增书店和上海宇宙风书店联合发起了“读者喜爱的女作家”的调查活动,梅娘和张爱玲,被读者评为最受欢迎的青年女作家。一时有“南玲北梅”的说法,就是将上海的张爱玲与北平的梅娘并称为描写“沦陷区文学”的代表。那时有一本小说集就叫《南玲北梅》,可见梅娘四十年代在北方文坛的活跃程度。

梅娘自述曾有三次机会可与张爱玲见面,但张爱玲并未注意到她,也未攀谈过,盖因张名声太大。前两次是在解放前,都是众星捧月的场所,梅娘只是远观而未近前。最后一次是在美国,都是老人了,梅娘想去和张叙叙旧,却被告知张不见“陌生人”而挡驾了。

我曾看到一张照片,1944年的梅娘,身穿旗袍,风华正茂,她站在一群文人中间。我知道在这张影像已经模糊的旧相片背后,有着许多已经永远沉默的人活泼的生命,有着复杂的故人往事和已经说不清、解不开的历史纠葛。

多年后,当有记者问梅娘喜欢张爱玲的小说吗?梅娘摇摇头:“说不上很喜欢。我那时向往革命,对张爱玲的情调心里是不认同的。”梅娘还说:“我的小说不如张爱玲写得好。我心里从来没觉得自己能跟她比肩。‘南玲北梅’,那只是几个书店老板的商业策略。”

梅娘与史铁生:

“写作这东西有时候要等待。”

梅娘的女儿柳青被作家史铁生视为“自己写作的领路人”。1958年以前,梅娘的生活基本顺利,她美丽的女儿柳青还在电影《祖国的花朵》(其主题歌就是著名的《让我们荡起双桨》)中出演主角。

在史铁生看来,正是这位大女儿,让“孙姨”(史铁生这样称呼梅娘)有了决心活下去并且“独自歌唱”的理由。

在一篇名为《孙姨与梅娘》的文章中,史铁生写到:“柳青的母亲,我叫她孙姨,曾经和现在都这样叫。这期间,有一天我忽然知道了,她是三、四十年代一位很有名的作家———梅娘。”

“最早听说她,是在1972年底。那时我住在医院,已是寸步难行;每天惟有两个盼望,一是死,一是我的同学们来看我。同学们都还在陕北插队,快过年了,纷纷回到北京,每天都有人来看我。有一天,他们跟我说起了孙姨。”

“那时我们都还不知道她是梅娘,或者不如说,我们都还不知道梅娘是谁;我们这般年纪的人,那时对梅娘和梅娘的作品一无所知。历史常就是这样被割断着、湮灭着,梅娘好像从不存在。一个人,生命中最美丽的时光竟似消散得无影无踪。一个人丰饶的心魂,竟可以沉默到无声无息。”

“两年后我见到孙姨的时候,她嗓音响亮,步履轻捷,说她是老太太实在是因为没有更恰当的称呼吧;转眼间她已经站在我身后抚着我的肩膀了。那时她五十多接近六十岁,头发黑而且茂密,只是脸上的皱纹又多又深,刀刻的一样。她问我的病,问我平时除了写写还干点什么?她知道我正在学着写小说,但并不给我很多具体的指点,只对我说:“写作这东西最是不能急的,有时候要等待。”倘是现在,我一定就能听出她是个真正的内行了;二十多年过去,现在要是让我给初学写作的人一点衷告,我想也是这句话。她并不多说的原因还有,就是仍不想让人知道那个云遮雾障的梅娘吧。”

梅娘与连环画:

显现出一位老作家不泯的童心

对于今天30-50岁的人来说,小人书温暖了他们的童年,但很少有人知道,梅娘就是许多小人书脚本的写作者。她与小人书有着一种脉脉相连的因缘。

1949年8月定居北京后,梅娘做了一名默默无闻的编辑。对于曾经显赫过的文学名声,梅娘几乎遗忘了。上世纪五十年代初北京的人民美术出版社等热忱相邀梅娘撰写连环画的文字脚本。于是,梅娘就一部接着一部编写着,每年总要写上三四部。那部受小朋友读者喜爱的连环画《格兰特船长的女儿》,原是凡尔纳的三大巨著,梅娘按要求编写成上中下三部,突出了格兰特的爱民之情,刻画了他儿女的望父之情,以及为寻找他而献身的爵士的爱才之情。对于这部连环画的文字编写,梅娘说:“我曾很下了一番工夫”。然而,当这套连环画将要出版时,梅娘不幸被打成了大右派,编辑不得不将编写者的名字改为“落霞”。其间,她还为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编写了不少连环画文字脚本,其中改编德国作家莱辛的名著《爱美丽雅》一书影响最大。这两部连环画到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又再版重印,累计印数分别达到80万册和40多万册。梅娘还为辽宁人民美术出版社编写了由鲁迅翻译的外国小说《表》,据说还差点得了奖,因为编写者梅娘是个右派而取消了评奖资格。当时这些连环画的编写出版,一度在经济上为梅娘解了燃眉之急。

有一个小插曲,有家出版社不知梅娘已被打成右派下放劳改,仍寄来了《小英雄雨来》的故事材料。梅娘读初三的大女儿柳青斗胆学着母亲的写法,签上母亲的笔名,直接寄给出版社,不久这连环画居然出版了。在劳改期间,梅娘大约编了四五部连环画,至于怎么署名,是否出版,就不得而知了。

至今,八十五岁高龄的梅娘对小人书的情结始终割舍不了,她自称是个“酷爱连环画的人”,对连环画创作深得其中三昧。她说:“连环画尤其是文字脚本的编写,得有深入浅出、突出原作神髓的真工夫。”这是梅娘对连环画的创作经验之谈,更是她钟情于连环画的肺腑之言,显现出一位老作家一颗不泯的童心啊!

徐徐进入文学史,

梅娘已被列入现代文学百家

梅娘这个名字对大多数今天的年轻人来说似乎很陌生。近年来,像发掘出土文物一样,一些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女作家开始浮出水面。张爱玲热了,林徽因热了,陆小曼热了,而仍然健在的梅娘却悄无声息。

经过一些文学史研究学者上下求索,终于在茫茫人海中考古般地“发现”了尚在人间的梅娘。曾经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占据重要一席的她,重新浮出水面。

大学教科书《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第517页,有一段对梅娘作品的评价,书中的叙述客观、平淡:“(梅娘)小说以描写宦商封建大家庭的女性生存状态为显著特征……最有代表性的作品是所谓水族系列小说:中篇《蚌》、中篇《蟹》、短篇《鱼》……她的小说讲究标题的象征性,表明对人的生存困境的注视程度,这比一般的通俗小说要高出一筹,但她的青年男女故事又有相当的可读性,行文的舒展有致、女性讲述故事的细腻敏感,都为她获得了北方都市的大众读者。”知道现代文学史有对自己作品的评述之时,梅娘竟激动得仰面朝天,喃喃自语。

1997年,梅娘被列入现代文学百家,现代文学馆为她编辑出版了《梅娘代表作》,她的大幅照片,如今也高居在中国现代文学馆展板的醒目位置。梅娘女儿柳青已经定居加拿大,晚年的她,生活是过于清净了。梅娘平时只是看书,写点小文章,而且不易发表。她还新翻译了《玉米地里的作家———赵树理评传》一书……当被问及,为什么不和女儿一道在加拿大生活?她说那里的生活条件虽然优越,但是文化上的差异太大了。又被问及:“现在一些新人的小说看过吗?”她说:“看过,太超前了,我们这些老古董跟不上了,所以写了东西也没人要。”

“现在的年轻人,还有多少能理解我们那一代人的处境呢?”梅娘说,“青空悠悠,时序袅袅,强力压顶时我敢于按着良知行事,可以说已经炼就了泰山崩于前而不惊的坦荡。我只执着于人类的共同愿望,那就是理解、和谐、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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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06-12-20 15:02:17 | 显示全部楼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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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娘著译出版简介

  (1)《小姐集》,作文习作选,1936年,长春益智书店出版;

  (2)《第二代》,短篇小说集,1940年,长春益智书店出版;

  (3)《聪明的南陔》、《白鸟》、《风神与花精》,儿童读物,1943年,北京新民印书馆出版;

  (4)《鱼》,中短篇小说集,1943年,北京新民印书馆出版;

  (5)《青姑娘的梦》,儿童读物,1944年,北京新民印书馆出版;

  (6)《蟹》,中短篇小说集,1944年北京华北作家协会;

  (7)《母系家族》,长篇小说译作,1945年北京新民印书馆出版;

  (8)《尉迟恭单鞭夺槊》、《吴用智取华州》,通俗故事读物,1957年北京出版社出版;

  (9)《格兰特船长的女儿》等,连环画文字改编,1959年前后,人民美术出版社、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辽宁人民美术出版社等出版;

  (10)《梅娘小说散文集》,90年代以前作品选集,1997年北京出版社出版;

  (11)《梅娘代表作》,小说选集,1998年华夏出版社出版;

  (12)《梅娘小说•黄昏之献》,小说选集,1999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13)《大作家与小画家》,儿童读物,2000年香港日月出版公司出版;

  (14)《玉米地里的作家——赵树理评传》,文学评论译作,2000年北岳文艺出版社出版;

  (15)《南玲北梅》,与张爱玲合集小说选,1992年海天出版社出版;

  (16)《长夜萤火》,东北沦陷时期女作家选集,1986年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

  (17)《梅娘近作及书简》,80年代以来散文、书信集,2005年北京同心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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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6-12-20 15:14:24 | 显示全部楼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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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知道在这张影像已经模糊的旧相片背后,有着许多已经永远沉默的人活泼的生命,有着复杂的故人往事和已经说不清、解不开的历史纠葛。"

感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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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6-12-21 03:35:39 | 显示全部楼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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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有,但是没兴趣和你分享!朱利耶说得对:有我没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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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6-12-21 09:43:58 | 显示全部楼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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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青年。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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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6-12-21 12:36:07 | 显示全部楼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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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7年,梅娘被划为“右派分子”,开除公职,写作权力被剥夺,被送进地处北京昌平的一处劳改农场。因无人照料,她体弱多病的二女儿被强制送进福利院,不久因病夭折,家中只剩正念中学的柳青带着年幼的弟弟艰难度日。“文革”中,梅娘的儿子染上肝炎,因治疗不及时,于1972年死去,从此,梅娘只剩下柳青一个亲人。"

第二遍看,眼泪还是控制不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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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06-12-21 14:25:11 | 显示全部楼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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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娘近作及书简

作者:梅娘   出版社:同心出版社  

  梅娘,现代女作家,1920年生于海参威,长于长春一个仕宦大家庭。本名孙嘉瑞,另有敏子、孙敏子、柳青娘、青娘、落霞等笔名,早年丧母,梅娘谐“没娘”之音。

  11岁考入吉林省立女子中学,17岁出版中学时期习作集《小姐集》,随即赴日本求学,20岁出版《第二代》,其创作由单纯描写“小儿女的爱与憎”发展为“横透着大众的时代的气息”。1942年归国,受聘在北平《妇女杂志》任职,先后在《大同报》《中华周报》《民众报》《中国文艺》《中国文学》《华文大阪每日》《妇女杂志》发表小说、散文及翻译作品,并结集为《鱼》《蟹》出版,在华北沦陷区影响广泛,分别获得“大东亚文学赏”的“赏外佳作”和“副赏”。当时有人评论说:“不仅在满洲,在当今的华北,梅娘也是首屈一指的一流作家,创作历史已近十年,是真正地献身于文学的女性,她那丰富的创作力在当今的女作家中很属罕见。而且,不仅在创作,还在译著,可以说梅娘的文学前途无可限量。”(1942年大连《满洲女作家短篇作品选》评语)由于沦陷区特殊的文化氛围,梅娘的创作如张爱玲一样,只能站在女性与弱势群体的立场,以“一种女人的郁结”,讲述残破的男女情爱故事,展示女人的不幸和人世间的不平,以强烈的女性意识反抗男权压抑和社会不公,“从男女的爱欲间而追求社会的伦理问题”。纤巧细腻之笔,悲天悯人之怀,诉哀矜凄婉之歌。1942年北平的马德增书店和上海的宇宙风书店联合发起“读者最喜爱的女作家”评选活动,梅娘与张爱玲双双夺魁,从此有“南玲北梅”之誉。

  抗战结束以后,政治风云的变幻影响梅娘至深:从1948年到1978年,她先后在北京、东北、台湾、上海间奔波,当过中学教员、电影制片厂编辑,虽加入了北京市文联和大众文艺创作研究会,却因被打成日本特嫌、右派,强迫接受劳动教养,开除公职16年,完全靠干各种零工粗活维持一家三口的生存,再经历了亡偶、丧女、折子之痛,她最终失去了创作的权利。

  1978年平反,梅娘回农业电影制片厂工作,她“以极其复杂的心绪”,拿起笔重新投入散文创作:“一脉心声,构不成故事,也不想构成故事。就这样开始写散文;这是凝聚着渴望的载体——”先后在香港、上海、深圳、吉林、北京等地一些报刊杂志发表一系列回忆、游记、杂感文字,“那文字别具魅力,可以说是炉火纯青。二十多年的苦难,曾剥夺了她的写作权利,但也使她的话语少有浸染仍保持着原有的生气和明敏。”(邢小群《人间事哪有那么简单》)从90年代开始,她的作品重新出版,逐渐获得读者与研究者的喜爱和认同。1997年,被列入中国现代文学百家,至今笔耕不辍。

梅娘著译出版简介

  (1)《小姐集》,作文习作选,1936年,长春益智书店出版;

  (2)《第二代》,短篇小说集,1940年,长春益智书店出版;

  (3)《聪明的南陔》、《白鸟》、《风神与花精》,儿童读物,1943年,北京新民印书馆出版;

  (4)《鱼》,中短篇小说集,1943年,北京新民印书馆出版;

  (5)《青姑娘的梦》,儿童读物,1944年,北京新民印书馆出版;

  (6)《蟹》,中短篇小说集,1944年北京华北作家协会;

  (7)《母系家族》,长篇小说译作,1945年北京新民印书馆出版;

  (8)《尉迟恭单鞭夺槊》、《吴用智取华州》,通俗故事读物,1957年北京出版社出版;

  (9)《格兰特船长的女儿》等,连环画文字改编,1959年前后,人民美术出版社、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辽宁人民美术出版社等出版;

  (10)《梅娘小说散文集》,90年代以前作品选集,1997年北京出版社出版;

  (11)《梅娘代表作》,小说选集,1998年华夏出版社出版;

  (12)《梅娘小说•黄昏之献》,小说选集,1999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13)《大作家与小画家》,儿童读物,2000年香港日月出版公司出版;

  (14)《玉米地里的作家——赵树理评传》,文学评论译作,2000年北岳文艺出版社出版;

  (15)《南玲北梅》,与张爱玲合集小说选,1992年海天出版社出版;

  (16)《长夜萤火》,东北沦陷时期女作家选集,1986年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

  (17)《梅娘近作及书简》,80年代以来散文、书信集,2005年北京同心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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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06-12-21 14:25:37 | 显示全部楼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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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序:评说梅娘

Norman Smith(加拿大)

  一、简

  上世纪1939年到1942年间,梅娘陆续推出了她创作的三部小说:《蚌》(1939)、《鱼》(1941)和《蟹》(1942),这是她的三部力作,反映的是在日本占领下的中国北方的女性,为 实现自己的理想所做的努力,反对由于殖民者及原有的封建势力对女性施加的种种摧残,企图挣出传统的诸如“贤妻良母”类的观念的束缚,争取女性的独立自主。梅娘的作品当时很受欢迎,有一项民意调查:“谁是最受欢迎的女作家?”她和上海的张爱玲双双并列榜首,出现了“南玲北梅”的评说。尽管当时她们写作的环境十分恶劣,梅娘和张爱玲都以原创的天才,在日本占领者对她们的笔触有所限制的情况下,在文学上取得了辉煌的成就。

  抗日战争胜利,中国开始内战,两位作家的生活道路发生了截然不同的转折。张爱玲移居香港和美国,成为人们崇拜的作家,成了一个偶像,梅娘则留在了中国。

  由于反抗外国资本主义强敌和强调民族抗争的政治需要,1957年后几年的中国,把战争时期没有宣扬中国民族主义的作家列为两个极端,要么是突出抗日的作家,要么是汉奸,把当时的文学现象作为历史的分支;作者或者被遗忘,或者销声匿迹,或者被整肃。作为沦陷区最主要的作家之一,梅娘受到了不公正的整肃。

  其实,汉奸与反抗并不是当时日本占领区惟一可能存在的两种生存方式,对这种现象的体认开始在一些学者之间进行,最早提出这一观点的是Howard Goldblatt,他在研究“满洲国”著名女作家萧红的文章中指出:萧红被描述为爱国主义作家的同时,应该注意到:“在萧红的作品中,显而易见的是:她批评民族主义是一种家长式的观念。”沙金城也认为:萧红始终没有忘记在作品中表现男女平等、妇女解放的主题,萧红作为中国北方的先锋女性,在过分强调国家的评说里,她的这个主题被忽略了。

  萧红1934年逸出“满洲国”后,梅娘是第一个浮出水面提倡妇女革命的主要女性作家。北京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的所长张泉认为:“梅娘的小说《蚌》、《鱼》、《蟹》是一个有机的整体,通过朦胧的女权主义,实现了梅娘描写现实、暴露现实的目标。她对在日本帝国主义控制下的中国妇女的状况做了真实的描述……”通过她的这种努力,她得到了同时期的中国作家和日本作家的赞赏,也得到了广大读者的欢迎。她的成功揭示了如果中国女性有效地利用日本殖民者控制的间隙,她们就获得了批判的机会、批判男性中心社会对女人施加的钳制。

  二、一位女作家的诞生

  梅娘(孙嘉瑞)19201222出生在海参崴,在吉林省长春市长大。她的父亲孙志远在孩童时代就和他的家人一起从中国山东省的招远县移居到了长春,他从给英国洋行做小使做到民族资本家。梅娘的母亲是庶室,在梅娘生下不久被父亲的原配夫人逼迫出走自杀。尽管如此,梅娘和父亲的关系很好,她父亲鼓励她自立(像男人一样),还是个小女孩的时候,梅娘就敢骑马穿越街道,震惊四邻。当她4岁的时候,在家里,同时接受了中西教育,她跟一个旧式的老儒学习,跟一个俄国老师学习英语。1930年,当她10岁的时候,在吉林省女中初中正式学习,并开始过寄宿生活。全部只有女孩子的环境和课本的教育和她原来的家庭生活形成了强烈的反差,这段生活激发了她对妇女问题的浓厚感情。

  19319月,学校刚刚开学,日本便侵占了整个东北,梅娘只好停学回家。不久之后,孙志远拒绝了出任“满洲国”中央银行副总裁的职位,他们全家到华北旅行。由于“满洲国”对资金输出的控制,他们很拮据,只好又回到了日本占领下的家乡。梅娘父亲回归“满洲国”的决定是当时很多中国人的缩影。他们抵制日本的占领和统治,但他们别无选择。大半个中国都处在战争的灾难之中。

  1934年,梅娘重新回到学校上学,日本占领者对孙中山主义和中国书籍是禁止传播的。在吉林省女中,日本教员提倡女性要“驯从”和“端庄”,梅娘她们暗地里阅读萧军和萧红的作品,暗地里阅读能够找到的中国书籍。她出版了第一部作品《小姐集》,很遗憾,在以后的岁月里,这部作品永远地遗失了。

  1936年,梅娘中学毕业,父亲去世,她的监护人——继母和叔叔,把他们兄弟姐妹送到日本学习。梅娘进入东京女子大学学习,她很快就发现了在她面前惟一的道路是成为一个贤妻良母,而不是她追求的妇女独立。这一时期她开始阅读郭沫若、列宁和马克思的著作,进一步拓宽了视野。

  梅娘在日本的就读由于她和一个中国留学生柳龙光的爱情被打断了。梅娘的家庭拒绝认可他们的关系,断绝了给她的经济支持,因此梅娘被迫返回“满洲国”。1938年,她在“满洲国”日本人控制的《大同报》做校对,并主编一周一次的妇女版。同年,柳龙光追寻梅娘到了长春,梅娘拒绝了家庭给她安排的婚事,这对年轻人,不顾家庭的反对,开始了同居生活。梅娘冲决了日本式的贤妻良母,选择了自己的丈夫,追求自己的理想,并参与了社会活动。

自从“满洲国”建立,就制定了一整套打击抗日活动的文学监管体制,收效仅止停留在表面,即便是想把当地文人拉到半政府机构来做事的企图也没有多大成效。“满洲国”的中国作家和其他中国地方的作家一样,明白占领者惧怕通过文学作品来影响政治,便主张从日本人不认为妇女能做大事的情况下,就来研究妇女问题,当时的女作家朱媞和诗人柯炬就主张,就妇女问题借题发挥,达到描写真实、暴露真实的目的。

  1938年秋天,梅娘和柳龙光的住所成了“满洲国”首都年轻人的文艺沙龙,也成了著名的反抗作家凝聚的中心。在日本反战学者小林秀雄、阿部知二、岸田国士的支持下,成立了《文丛》杂志,梅娘也加入了这个组织,他们倡导用笔来描写真实、暴露真实。遗憾的是,由于缺乏资金支持,他们自创的杂志很快就停刊了。之前,《文丛》刊出了梅娘的第二部作品集《第二代》(1939),这部当时受到高度赞扬的作品收录了11篇短篇小说,被认为是“满洲国”文学界第一部提倡自由主义的作品。在《第二代》的前言中,“满洲国”著名作家梁


山丁作出了权威性的评价:“从《小姐集》到《第二代》,梅娘给了我们一个崭新的前进的意识,《小姐集》描写着小女儿的爱与憎,《第二代》则横透着大众的时代的气息。”

  1939年底,柳龙光受雇于华文《大阪每日》,这份杂志在亚洲享有很高的声誉。他们移居到了日本,华文《大阪每日》给梅娘和柳龙光提供了更深入接触日本社会的机会,梅娘完善了她的日语能力,把日本小说译成中文。在日本,梅娘目睹了战争同样给日本老百姓带来的困苦。在日帝扩张对华的军事行动中,日本老百姓和中国老百姓同时咀嚼战争的痛苦,在这样的背景下,梅娘写了《蚌》、《鱼》和《蟹》。

  “珍珠港事件”后,日本加入二战,形势恶化,柳龙光夫妇回到了中国。柳龙光被聘请到北京,掌管原来由日本情报部门控制的杂志社,他改组了原有的作家协会任干事长。梅娘在《妇女》杂志任编辑和记者。这时的情况由梅娘致“满洲国”作家吴瑛的一封信中可见一斑:“我想女人是这世界的救世主,只有女人能使这世界变成天堂……女人在这个社会中受到许多男人想不到的磨难和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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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06-12-21 14:26:05 | 显示全部楼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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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梅娘始终把妇女的受压制和男性中心社会相纠葛,她认为这是社会问题的根源。“只有女人才能使世界变成天堂”的话语,正是嘲笑了“满洲国”男性中心社会的所谓“乐土”。

  在北京,梅娘和柳龙光相当活跃。19433月他们的女儿柳青出生。柳龙光掌管的几份杂志也卖得不错,他俩继续秘密参与中共地下党的工作。他们共同参加了满洲华北的文化联络活动,在北京相对自由的文学界中,梅娘积极介绍“满洲国”的女性作家,如吴瑛、蓝苓、朱媞等。1942年梅娘已经相当有名,可她没有意识到,在她二十几岁的时候,正是她事业的顶峰。

  《蚌》、《鱼》、《蟹》这三部小说,奠定了梅娘的成功。1943年,《鱼》获得第二届“大东亚文学者大会赏”① 的“赏外佳作”奖。1944年,《蟹》获得第三届“大东亚文学者大会”正赏。这三部小说都形象地描绘了年轻中国女性为压迫作出的抗争。殖民社会成为她们的恐惧,成为没有安全感的压抑背景,作为一个整体,《蚌》、《鱼》、《蟹》描写了日本占领下男性中心社会中中国女性不屈抗争的真实。

  《蚌》

  《蚌》讲述了一对命运多劫的年轻男女,梅丽和她恋爱的琦的故事。梅丽和琦是同事,他们的爱情,由于各自父母为之安排了另外的婚姻而中断,梅丽的父母想把她嫁到天津的富豪之家,从而挽救家族的经济,并脱离“满洲国”的窒息气氛。出于对父母所安排的婚姻的绝望,梅丽从琦身上寻求安慰,把自己的初夜献给了琦。第二天,在他俩工作的单位,梅丽得知了琦自身的危机,琦同样面临着不想要的婚姻。梅丽不相信琦对自己的忠诚,她辞去了工作。之后,一家地方小报恶意地把她和一位男同事正常的单纯的会面报道为道德沦丧,琦误认为梅丽对自己是虚情假意,同意了自己父母安排的婚事。与此同时,梅丽痛定思痛,觉悟他们之间的爱情是真挚的。《蚌》的结尾是梅丽赶到火车站,却没来得及阻止琦的离开,梅丽因为丧失了爱情,对未来的希望彻底崩溃。

  梅丽所受的教育和工作,反映了“满洲国”很多中国女性的生活。梅丽高中毕业,她的父母认为女孩子书读到这个份上已经足够了。去税捐局当女办事员,是时代的女子职业,很少的工资,很少的尊严。她被安排去给男老板泡茶,她拒绝像日本女同事那样去侍奉男同事,她认为这是对女性的侮辱,她抗议只让女性去做最基本的、不用脑筋的工作,这引发了争论。这种对日本女同事生活方式的谴责,正是倡导女性从事有意义工作的潮流开端。

  随着物价上涨,她微薄的工资变得毫无价值。她不可能依靠自己的工资养活自己。在当时的“满洲国”,所有的女性最终都要结婚,并且必须在40岁之前,因为40岁被认为是没有选择权力的年龄。梅丽渴望婚姻,但她宁愿去做妓女也不愿意走入一桩被安排的婚姻,而从早到晚被她丈夫的家庭“欺负”。梅丽知道拒绝父母为她安排的婚事之外她别无选择。在她和琦热恋之时,他俩讨论过如何逃脱父母的安排。出走?走到哪里去呢?天津、北京,甚至更远的上海、南京,走到哪儿还不都是一样的吗?1939年,在《蚌》的创作过程中,这些城市都已经被日本人占领,日本人提倡的就是服从父母的意志。

  《蚌》的冲突表现在对掌握自己命运的渴望、反对传统儒学对女性的限制。梅丽父母对待子女的立场得到了鲜明的体现,梅丽的哥哥吸鸦片,不做工作而逍遥自在,梅丽却受到家庭严厉的管制,她的一切活动包括她的工作,都要受到父母意志的限制。他们对梅丽婚事的安排,成为梅丽反抗,以及和琦发生性关系的催化剂。尽管梅丽也惧怕父母的愤怒和自己也许会怀孕,但她承认:性是感情的自然寻求,那是本性之一。在她的日记里,她悲哀的是总是女人承受性行为的后果。她认为:女人的路是窄的,这社会是拿单方面的贞操来评说女人的。梅娘质问:为什么女人在新婚之夜应该是处女,而男人就可以不是童男。梅娘认为一定要教育孩子质疑这种双重标准,这样,未来的世界才是合理的。梅丽的艰难处境给她上了重要的一课,使她体认到:“只有女人才能同情、理解女人,只有女人联合起来才能自救,女人团结在一起反抗她们所受的压迫进行自救。”在《蚌》的结尾,梅丽的绝望突出了传统礼教对梅娘所生活的“满洲国”妇女施加的束缚和钳制。

《鱼》

  1943年,《鱼》获第二届“大东亚文学者大会”“赏外佳作奖”。吉川幸次郎氏认为:这是他遇到的最堕落的篇章,这个评价可能是来自小说的结构和内容。梅娘让故事中怀孕的主人公充满了力量。芬——作为小说中惟一的声音,让其他男性角色沉没——林省民(芬的丈夫和儿子的父亲)和他的表弟。一个暴风雨的夜晚,芬回忆起了她的童年,她背叛了家庭行


尸似的生活,背叛了男性中心社会去追求爱情。通过芬的叙述,展现了她生活的环境、展现了她所受的教育。芬认为殖民地的教育制度并不能达到他们预期的造就贤妻良母的目的,反而激起了女性要求自尊自主的反叛。拘谨的环境并没有遏制着她对性的新奇和向往,芬认为女性对爱的寻求是合乎自然是可以理解的,那是一种“精神的解放”。芬的父母固执地要求她遵从他们的意志、要求的反应,是芬离开了父母的家,选择了男友。可社会欺骗了她的纯贞幼稚。

  芬坚持认为性行为不能和感情的归属等同,从而颠覆了礼教所一直倡导的要求妇女贞洁的所谓美德。芬讽刺了在自由婚姻中评说是女性勾引了男性的论调,她认为只诋毁“婚外情”中的女人而不惩罚男方是不公平的。女人不愿意被男人当做附属品,他们只要女人的身体,而不许女人有头脑。

  林省民要求芬成为他的小妾,芬拒绝了,她已经觉悟到了与在家长制中长大的林省民不可能有男女平等基础上的爱情。芬把自己比作一条鱼,想要挣脱束缚自己的鱼网,如果这条鱼害怕了,不再抗争,那么等待它的就是窒息和被杀,芬认为她必须从网中挣脱出来。

  芬拒绝男人利用权力压迫她、虐待她,每个限制芬的举动都导致了她的反抗,她父母强加给她的婚姻促使她和林省民发生了关系、林省民迫使她成为小妾的举动又导致了她靠近了林的表弟。芬认为女人必须勇于和那些压制女性的制度斗争,去追求男女平等的理想,同时要教育自己的儿子尊重女性。

  芬渴望真挚的爱情,不知疲倦地追求着。在世俗的眼光里,芬是放荡的,芬受到了读者的喜爱。《鱼》出版半年,便再版了八次。

  《蟹》

  《蟹》1944年获第三届“大东亚文学者大会”正赏。《蟹》描写了两个黑色的女性——孙玲和小翠。她们生活在长春的一个大家庭里,玲是这个家族中最有建树的二叔的女儿。小翠则是二叔从故乡中提拔出来的跟班王福的女儿。二叔依靠和沙俄占领者关系发家致富,不断兴旺。日本占领者来了,二叔过世,家族开始衰落,小说中形容这个家族的处境是:“宛如失去了骨骼”。在艰难的殖民地,日本占领者和他们的中国附庸采取的恐吓手段,成了妈妈们用来恐吓夜哭的孩子的话语。日本恶魔近在咫尺。日本人的工作精神在中国的环境中具有排他性,日本人是孤立的。掌握孙家实权的孙玲的三叔,为了改善孙家当时的窘境,和日本人拉关系,因为思想、工作方式的不同,三叔没能成功。日本人对满洲的占领是破坏性的,打乱了满洲的日常生活。

  在殖民政权下,对金钱的重视不断膨胀,翠的父亲王福,把女儿看做摇钱树,认为可以像商品一样的买卖。翠害怕她的父亲某一天在酒醉之后把她卖给有钱人家,完全不考虑她的感受和幸福,翠明白穷人家的姑娘嫁到有钱人家去只能受歧视,她希望嫁给穷人过小日子。孙玲的继母因为经济的动荡,更迷信银元的实力,政府要求百姓把银元换成纸币,使继母失去了管辖家族的实力。“满洲国”经济和道德的沦丧影响了女性。玲和翠的命运反映了“满洲国”妇女的处境。玲把孙家看成是监狱,她梦想去北京上大学学习工程、对国家作出贡献,日本的侵入打碎了她的梦想。翠无情的父亲把她作为商品卖给了三叔,企图转移吞并孙家的财产。《蟹》的结尾,曾经辉煌的孙家溃败了,在女人们的争吵中结束。三婶误认为是奶奶怂恿三叔娶小老婆。富有的孙家甚至不能熬过日本几年的占领。《蟹》对“满洲国”的描绘是清晰的,反映了梅娘自己的亲身体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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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06-12-21 14:26:40 | 显示全部楼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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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结尾

  《蚌》、《鱼》、《蟹》表现的主题强调了梅娘要的“暴露真实”,暴露日本占领下男性中心社会对妇女在教育、在就业、在家庭中的种种限制。她倡导女性追求事业、选择自己的爱情。《鱼》和《蚌》中的两位主人公都说宁愿去做妓女也不愿意接受一桩强迫的婚姻。梅娘作品中生活在日本占领区的女性没有任何权利,但她们并没有沉陷于循规蹈矩,而是积极地与压迫她们的命运作斗争。她得到了读者的喜爱而避开了殖民社会的钳制。她公开批评殖民生活,而她对妇女问题的关注有效地掩盖了统治者对她作品政治内涵的察觉。她没有受到日本人的迫害,反而得到了日本文化人的高度评价。因为妇女问题,并不仅仅限于殖民地社会,当时共产党领导下的延安,丁玲就写下了《三八节有感》。对保守的儒家思想的批判,跨越了政治界限,得到了殖民统治者的宽容。

梅娘的殖民地时期的就业,应该是有她的双重目的,既提倡妇女自主自立,也养活了自己。她编辑《妇女》杂志,写了几部小说,这一连串成就都在她25岁之前完成。不幸的是,这却为她以后的30年悲剧做了伏笔。

 1945年,梅娘一家回到了东北故乡;1948年,移居上海又去了台湾;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梅娘夫妻决定回大陆,参加建设满目疮痍的祖国,可悲的是,柳在回归途中,遭受沉船遇难。梅娘的心碎了,把他们的两个女儿和腹中的胎儿带回了祖国。

  20世纪50年代,梅娘和大部分曾经生活在沦陷区的作家一样,被定位为“汉奸文人”,他们经受了1952年的思想改造运动、1955年的肃清反革命运动、1957年被划为右派及间谍嫌


疑。对于梅娘来说:那个时代是在监禁和强迫劳动中度过的。在漫长的艰苦生活中,梅娘的家庭进一步瓦解,二女儿和儿子相继夭亡。1978年,随着“文革”时代的结束,对沦陷区作家重新评价,梅娘赢得了正面的关注。

  梅娘的文学传奇具有多方面的意义。“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无论是男作家还是女作家,都对20世纪初期的中国社会做了真实的描写,梅娘的作品代表了1930年到1940年的中国妇女的声音。也许,今天看上去,她的作品只是一种朦胧的女权主义,但是在3040年代期间,她的作品促进了妇女解放。

  梅娘的传奇在殖民主义、女性主义、民族主义之间的关系必须重新评价。

  2004春日

试比较张爱玲、梅娘的文学创作

阿洁

  1942年,北平(北京)的马德增书店和上海的宇宙风书店曾联合发起一次“读者最喜爱的女作家”的调查活动。结果上海的张爱玲与北平的梅娘并列榜首,成为众望所归的两位女作


家。从此以后,“南玲北梅”之说不胫而走。

  半个多世纪过去了,“南玲”与“北梅”都经受了时光的磨砺和淘洗,她们的命运有了太大的区别。张爱玲几经沉浮,始终是世界华文文学圈内最受瞩目的女作家。而梅娘虽然从50年代初销声匿迹,但近年来,又开始被人注意。不过,值得庆幸的是,梅娘仍然健在,而且还在勤奋地写作。算起来,梅娘已经82岁了。

  梅娘曾经和张爱玲齐名,而后二人的创作道路又有了太大的差异,这中间值得探寻的问题就有很多。比如,她们起初有哪些相同之处?她们从何时开始选择了不同的人生坐标?她们赖以成长和生存的语言环境对她们有何影响?这些恰是本文所要探讨的。

  一

  我们不妨沿着二人创作道路的发展来比较她们的创作。

  不少人都注意到,早年的梅娘与张爱玲之间有着太多的相同之处。二人同庚,都出生在1920年,且均出生在富裕之家,一位是晚清名臣张佩纶的孙女,李鸿章的曾外孙女;一位是伪满时期东北的大企业家孙志远最钟爱的女儿;二人均为早熟的才女,中学时期便有佳作问世,被语文老师关注。张爱玲写过获奖文章《我的天才梦》,梅娘有《小姐集》问世;二人的婚姻爱情生活都不圆满,仅就时间来说都十分短暂;二人都有短暂的外埠留学史,张爱玲在香港,梅娘在日本;二人创作的黄金季节都在20世纪40年代初期,而且又都是在黑暗复杂的沦陷区。

  张爱玲是公众熟悉的人物,她的显赫的身世已为人所共知:祖父张佩纶为清代名宦。而梅娘近年来才重新走进人们的视野。梅娘本名孙嘉瑞,现为中国农业影视中心退休干部。父亲孙志远祖籍山东,他靠自己的聪颖刻苦,掌握了英语、俄语和日语三种语言,从一个英国洋行的小伙计成为远近闻名的实业家,长春镇守使的东床快婿。梅娘是他离家经商时,与海参崴的一位女子所生。

  值得注意的是,在“南玲”与“北梅”的成长历史中,家庭生活的“残缺”造成她们难以磨灭的痛苦。张爱玲所遭遇的是与继母的冲突。在张爱玲的父母离婚后,张爱玲起初是留在张家的。一场打骂后,张爱玲最终与父亲、继母彻底决裂,来到母亲与姑母的住处。她的体验是“父母大都不懂得子女,而子女往往看穿了父母的为人”①。梅娘是父亲与庶室所生,后来便遭到父亲妻子的憎恶与慢待。她曾哀怨地说:“最初,我不知道娘并不是亲生的,我抱着小的纯真的女儿心去和娘亲近,娘总是不理我。跟我说话的时候板着脸,生气的时候就骂,我没见过娘的笑脸。”② 梅娘的女儿柳青也证实,梅娘因为不幸的身世,她甚至至今都不知自己确切的生日,因此她从来“不肯过生日”。她之所以选择了“梅娘”的笔名,就因为它是“没娘”的谐音③。

  不过,张爱玲与梅娘毕竟又有许多不同之处,就她们生活的语言环境和家庭氛围来看,区别还是很大的。张爱玲除在天津、香港有过短暂的居留外,大部分时间生活在上海。这几个大都市当时是中国商业化气息最浓的地方,农业文明的色彩大部褪尽,西方文明夹杂着殖民地的气息,充塞着这里的高楼和街巷,点缀着畸形的繁华。这样的语境不能不对张爱玲产生影响。就家庭的影响来说,她显然是身家显赫,亲族众多,耳濡目染许多前朝传奇和家庭故事。而且张爱玲的家庭既有前朝遗韵,又因为母亲热衷出洋留学的缘故,具有中西方文化纠结混合的复杂气息。因而,张爱玲的骨子里或多或少地沾染了中国的贵族气息,但更多的是学到了西方人的思维方式和处世态度。再加上张爱玲既和父亲恩断义绝,母亲又时常在国外流连,张爱玲不知不觉地养成了特立独行、孤傲冷峻的思想性格,故乡与家庭的概念相对淡薄;而梅娘始终生活在中国北方,在长春上学,后有一段时间定居北京。两地虽然也曾沦陷,但中国北方相对来说更多地保留了中国农业文明时期的文化气息和中国民族的生活习性,没有多少“西化”的迹象。梅娘的家庭也是中国北方典型的旧式家庭,保留着农业文明的浓郁气息。父亲是靠自己的聪明勤奋,从底层打拼奋斗获得成功的。他重义气,讲友情,热爱生活,将自己女儿孙嘉瑞视为掌上明珠。尽管他的生命短暂,但他给幼小的梅娘心灵里留下了难以忘怀的人间温馨。父亲去世后,他的好友张鸿鹄还代替他照护梅娘的生活,送她到日本留学。这些也许对梅娘的性格形成有所影响。从梅娘几十年面对生活磨难的表现来看,她在文静大气的外表下,有着坚忍顽强的内心,有着对故土家园的珍爱和对友情的渴望。张爱玲与梅娘二人既相同又相异的成长经历和思想性格,使她们从大致相同的人生起跑线出发,却分别跑向了不同的终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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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06-12-21 14:27:11 | 显示全部楼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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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不快乐的童年生活使这两位才女聪慧早熟,懂得人生的不幸和烦恼,特别是女性的幽怨和痛苦。当她们开始写作时,她们不约而同地将关注的目光投向了中国女性,并且观察与表现的结果也惊人地相同:中国女性的人生是不健全的人生,是不幸福的人生,女性的生活沉重而又充满哀怨。不同的是她们观察生活的视角不同,表现生活的手法不同。

 梅娘自《小姐集》问世以后,1940年又在原来的长春益智书店出版了短篇小说集《第二代》。在此期间,梅娘不顾家庭的阻力,与在日本半工半读的北京青年柳龙光结合,开始了新的生活。1942年,梅娘与柳龙光定居北京,她除担任《妇女》杂志的编辑外,还抓紧时间写作。在北京的几年时间,是梅娘的创作高潮期,她先后出版了中短篇小说集《鱼》(1943)、《蟹》(1944),长篇小说《夜合花开》在《中华周报》连载,《小妇人》在《中国文学》上连载,写了儿童读物《白鸟》、《风神与花精》、《青姑娘的梦》等。梅娘的写作明显表


现着五四时代民主启蒙的成果,她的清醒的女性意识,对男权社会有着强烈的反叛情绪。但她的创作并不是五四时期女性追求个性解放主题的简单重复,而是在这一相同的思路上有所深化。她在大多数作品中反复强调的是,现代女性即使通过自由恋爱的渠道找到了理想的配偶,也未必能够获得永久的幸福。妇女的社会地位决定了她们还必将面对种种烦恼。梅娘将女性痛苦的根源归结到男女地位的不平等,女性的地位低下,男性对女性的轻视与始乱终弃的欺骗行为,认为这些是造成女性痛苦的主要原因。在写作的角度上,梅娘所采取的是近距离观察和直接倾诉的方式,对中国现代女性的痛苦有着感同身受的同情。在梅娘笔下,做了少奶奶的李黛黛(《夜合花开》)并不满意无聊的寄生生活,她发现丈夫在外捧女戏子,花天酒地;已经做了母亲的芬(《鱼》)发现,自己不顾一切建立的小家庭原来危机四伏,丈夫林省民早已结过婚;凤凰(《小妇人》)冲破家庭的阻挠和袁良私奔,却并没有获得理想的幸福,家务繁琐,夫妻吵架,搞得她心灰意冷;玲玲与小翠(《蟹》)生活在尔虞我诈、勾心斗角的孙府,她们早已看清,有钱的男人“只把女人作为玩物”。但小翠因为是下人的女儿,终究没逃脱被男人强占的命运……

  与此同时,张爱玲也写出了她一生中最负盛名的一批短篇小说《金锁记》、《倾城之恋》、《沉香屑——第一炉香》、《白玫瑰与红玫瑰》等,结集为《传奇》出版(1943)。在她创作的黄金时代,她也遇到了自己钟爱的男友胡兰成,缔结一段短暂的婚姻。张爱玲接着又写了中篇《创世纪》。所不同的是,张爱玲以一个全知全能的描述者隐身幕后,有点接近《红楼梦》中的警幻仙姑。她采取“参差对照”的方式来表现中国女性的生活,“在传奇里面寻找普通人,在普通人里寻找传奇”(《传奇》题记)。她对中国女性精神的解剖近似冷酷,其结论是:因为横亘在中国女性面前的阴暗面太多,不仅阻碍她们获得幸福、快乐,而且浸染了她们的身心,使她们自身也变得精神残缺,而精神残缺的人注定无法获得完美的人生。张爱玲笔下的人物曹七巧(《金锁记》)、梁太太(《沉香屑——第一炉香》)、白流苏(《倾城之恋》)、许小寒(《心经》)等,哪一个不贪婪、狠毒呢?她们因为太钟爱自己,分不清虚荣与情欲究竟哪个更重要,满足一个便永远期待另一个,一辈子生活在幽怨之中。这几个人物是显现张爱玲创作水平的标志,她们在表现中国现代女性情爱心理上很有典型意义。

  梁太太“做小姐的时候,独排众议,毅然嫁了一个年逾耳顺的富人,专候他死。他死了,可惜死得略微晚了一些——她已经老了,她永远不能填满她心中的饥荒。她需要爱——许多人的爱”;白流苏不顾家人的冷嘲热讽,抢了妹妹的对象。又不顾世家小姐的身份,甘心受范柳原的捉弄,不就因为他是华侨巨商的财产继承人吗?曹七巧是张爱玲笔下一个最具影响力的典型形象,她在坐稳了世家大族少奶奶的交椅之后,又想获得情欲的满足,在小叔子姜季泽身上下功夫。碰壁之后,性格变异,成了一个暴戾残忍的虐待狂,容不得别人得到幸福,包括自己的儿女。人的自私、残忍的本性在这个人物的身上表现得淋漓尽致;许小寒(《心经》)这一少女形象注意的人不多,她也是一个自私、残忍到极点的人。为了她对父亲产生的不健康的爱,她嘲笑、折磨自己的母亲,想尽办法将“她父母之间的爱慢吞吞地杀死了,一块一块割碎了——爱的凌迟!”这根本就是小曹七巧,形同鬼蜮的怪物。在这些描写中,张爱玲早已将农业文明时代人们用来遮掩本相的虚伪面纱撕去,将人性本质中恶的一面活灵活现地表现出来,使我们不得不钦佩万分。

  相比而言,“南玲”与“北梅”40年代的创作是各具特色的。梅娘的创作饱含青春的激情,对青年女性内心世界表现得细腻生动,富有感染力。而张爱玲的小说却深邃厚重,犀利老辣,能翻捡出人性深处的污垢,更经得起时间的检验。

  三

  抗战胜利后的第三年,梅娘一家去台湾生活。此间,柳龙光接受了中共北方局城工部的负责人刘仁的委派,争取国民党蒙疆军总参谋长乌古廷率部起义。便常常往来于台湾与上海之间。不幸的是,柳龙光1948年遭遇海难,留下了梅娘母女三人,还有梅娘腹中的胎儿。经过反复思考,梅娘没有接台湾国大代表的选票,谢绝了日本大阪外国语学院的邀请,毅然带着两个女儿和腹中的胎儿返回故土,迎接新中国的诞生。

  此后,在极左政治思潮肆虐的30年中,梅娘的经历极其坎坷。在1952年的“忠诚老实运动”、1955年的肃反运动、1957年的反右运动、1966年开始的“文革”中,梅娘屡受磨难,被诬陷为“右派”、“日本特务嫌疑”、“现行特务”等,遭到抄家、劳改、开除公职,她的儿子和一个女儿也在生活的磨难中不幸夭折。整整30年时间,梅娘不得不在逆境中锤炼着自己的灵魂和生命,她被迫完全中断了写作。

刚解放时,张爱玲是留在国内的,她以“梁京”为笔名写了《十八春》、《小艾》两部小说,两部作品都表现出了对新社会欢迎和拥护的态度。前者的女主人公顾曼桢在旧时代被自己的姐姐暗算,做了别人生孩子的工具,丢失了工作,也失掉了美满的爱情。在小说结尾时,顾曼桢参加了政府“工作团”,获得了新生。后者描述了丫鬟小艾的故事。旧社会她在席家遭男主人强奸,遭女主人毒打,受尽了折磨。嫁了排字工人冯金槐后,仍然吃苦受罪,几乎死去。熬到新社会,她的日子才有了起色,病也治好了。从来都是远离政治的张爱玲,


能在写作时把握这样的政治态度,亦算是很难得了。

  不过,张爱玲很快设法离开了内地,先在香港滞留一段时间,后去美国,从此与故国家园割断了联系。差不多在相同的时间和背景下,“南玲”与“北梅”竟表现出了截然相反的生活选择,这也是一个很值得关注的现象。正是从此时开始,她们的人生追求拉开的距离越来越大。

  张爱玲居留香港期间写的两部小说《秧歌》与《赤地之恋》其审美价值观念和创作思维与前两部作品完全相悖,原因是它们有着复杂的写作背景。两部作品都渗入了太多的政治偏见,不像张爱玲的生活态度。《秧歌》是以解放初江南地区农民金根的故事为主线的。乡下丰收,农民却因为交了过量的公粮,没有饭吃,终至闹出聚众抢粮的流血事件;《赤地之恋》共11章,描述青年知识分子刘荃的经历:参加过土改,在抗美援朝总会华东分会工作过,又在抗美战争前线成了战俘。刘荃之所见所历,好像人间地狱,到处是无情与残忍,背离了起码的生活真实。在乡下,土改工作不讲政策,草菅人命。在上海,政府机关内部互相倾轧,勾心斗角,战友之间互相陷害。党内高级干部阴险狡滑,作风败坏……由于两部小说所要表现的分明是作者并不熟悉的生活,因而人物形象单薄,有的完全是漫画式、概念式的形象。小说的艺术表现显得苍白而涩滞,丧失了作家早期作品的那种游刃有余,得心应手的格调。这样的作品,不仅美国出版商“不感兴趣”①,张爱玲自己也说结局“惨不忍睹”②。多年以后,当她的朋友建议她写畅销小说的时候,她斩钉截铁又不无激愤地说:“不!我绝不写自己不想写的人物和故事。”③ 这表现的分明是一种懊悔的心情。至少,这两本书的写作割断了她同自己的祖国、故乡的情感联系,给她造成了“有国不能投,有家不能奔”的凄凉心态。而她后来的离群索居,又进一步导致她与世态人生的隔膜和创造力的枯竭,造成了难以估价的损失。

  出于对电影的喜好,张爱玲不仅常写影评④,而且从1947年开始,就开始了电影剧本的创作。先后写过:《不了情》、《太太万岁》(1947)、《情场如战场》(1957)、《南北一家亲》(1962)、《小儿女》(1963)、《六月新娘》、《人财两得》、《南北喜相逢》(1964)、《魂归离恨天》(1964)、《一曲难忘》(1967)①。

  就总体看,张爱玲的电影剧本还是注重揭露生活中的不良现象,主张民主自由、妇女解放的。不过,与张爱玲的小说相比,其剧本在揭露人生本质问题的深度上有所减弱,表述方式也变做了嬉笑怒骂,讽刺调侃。写法上偏重于对话而忽略动作、场景的描绘,接近话剧剧本,整体文学水准有所下降,很有急就章和将就观众的姿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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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06-12-21 14:27:52 | 显示全部楼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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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1978年冬天,梅娘获得彻底平反,回到中国农业影视中心工作,重新获得写作的权利。她犹如生机勃发的老树,在风调雨顺的季节一下子变得枝繁叶茂,花朵满枝。来不及构思小说,她将满腹的话语汇成散文,奉献给读者。她的《为什么写散文》仿佛是一篇宣言,述说了她新的写作追求:“一脉心声,构不成故事,也不想构成故事,就这样开始写散文;这是凝聚着渴望的载体——渴望坦诚的心灵、渴望向善的物事、渴望深邃的爱情,等等等等。”篇末缀上“一九七九 蒙难结业”的字样,预示着她人生新阶段的开始。

  梅娘的散文创作就像储量丰富的宝藏,一经开采便喷涌不止。她写过风采各异的游记文章,将祖国的大好河山汇于笔下:《草原记行》、《云南之旅》、《春城游》、《正定怀古》、《人家尽枕河》、《知音寄语》、《打边炉》等;她写过对文坛故交的珍贵回忆,“为被历史误认和遗忘的人物作见证”②:《我与张爱玲》、《萧红笔下的女人》、《赵树理与我》、《一段往事——回忆赵树理》、《北梅说给南玲的话》等;她还写过大量的自传体散文《我的青少年生活》、《我的大学生活》、《我与日本》、《长春忆旧》等。近年来,她还翻译出版了日本作家釜屋修研究赵树理的论著《玉米地里的作家》,写了中篇小说《依依芦苇》……

  梅娘的笔力越发优美流畅,充溢着勃发的激情。她曾殷殷寄语一度与自己同名,已经离开人世的张爱玲:“现在经过几十年人生阅历,我才稍稍懂得了财富在人类社会中的基础作用,才明白了张爱玲笔下的社会是托出了缠绕我们民族的痼疾,她笔下的那些只会消耗的诸种人等多么鲜明,你能指望那些渣滓来为祖国舒贫解困吗?她提供的是应该下刀的救治点。捧读之余,我再次为她的深邃叫起好来。”① 显示了她的睿智和热情。

  梅娘的朋友越来越多,她时常怀着友好的情愫接待着来自全国各地的客人,帮助那些研究现代文学史的中外学者、学生们了解上一世纪文坛的情况,弄清一些历史问题。她的心境平和,生活充实。看到她的人都不相信她已经80高龄了。梅娘的女儿、女婿、外孙女、外孙女婿曾多次邀请她到国外定居,但梅娘在赴加拿大探亲后,又回到北京。她在散文《远方的思念》中谈到这个问题:“我权衡者再,却怎么也不想离开这片我血泪浸染的沃土;我认定只有在这片沃土上,我才能体现作为中华女性的价值。”梅娘这样依恋她脚下的土地,不是淡


忘过去的苦难,而是出于她对人生的深刻理解。她曾说,多半个世纪以来,发生在中国大地上的灾难,不是个人的灾难,而是民族的灾难,你既是民族的一个成员,你就躲不过去。所以也没有必要老纠缠这些事②。

  与此同时,在大洋彼岸的张爱玲差不多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她仍在写作,除零星地写一些短篇如《色戒》等以外,她的工作中心便转移到改写旧作、翻译旧小说、研究旧小说这三方面来。她将《十八春》改写成《半生缘》,将女主人公顾曼桢参加新中国政府工作团的结尾砍掉了。她又将吴语方言的《海上花列传》翻译成国语。她还把多年来研究《红楼梦》的心得体会汇集出版,定名为《红楼梦魇》。这些工作,虽然有价值,但远不如她早期小说创作那样引人注目。

  因为离群索居,张爱玲晚年生活的详细状况鲜有人知。根据研究者近年来披露的资料来看,她的生活并不宽裕,谋生也不容易。1966年张爱玲曾致信夏志清:“收到十日的信,对于我找工作的事实在费心,我确是感激得说不出话来。”③1961年秋天,张爱玲为搜集创作材料曾有过一次台湾之行。据当时陪伴她的王祯和25年后回忆,当她听到丈夫赖雅先生得病的消息,并没有立刻回去。打听到他病情还稳定后,依原计划返回香港写电影文学剧本。“那时她若回美国,钱只够到洛杉矶,回不到波士顿”①。张爱玲在写给她惟一的弟弟张子静的信中也提到经济问题:“传说我发了财,又有一说是赤贫。其实我勉强够过,等以后大陆再开放了些,你会知道这都是实话。没能力帮你的忙,是真觉得惭愧,惟有祝安好……”② 名门之后,一代才女,后半生的生活竟如此拮据艰难,实在令人扼腕。

“南玲”与“北梅”在不同的语境下生活和写作了几十年,她们都经历了无数坎坷的人生遭遇。她们的人生选择究竟是对是错?她们的生活体验是否幸福?这似乎是很难参透的人生玄机。但不论她们生活得是否如意,也不论她们的人生选择出于一种什么样的思维,可贵的是她们奋斗过,她们创作过,她们的作品已经被无数人欣赏和议论,给予无数人以启迪和激励,这才是重要的。作为读者和后人,我们不应忽视她们。

爱读梅娘的信

韦泱

  与梅娘前辈联系约有三四年光景,却缘悭一面。每每收阅她的来信,我从心底喜悦,绵绵素笺在手,小心翼翼奉若神明。

  梅娘的信,一概书写在四百格的稿纸上。然而她没有受格子的束缚,去一字一格循规蹈


矩,而是随意地一行行书写着,那浅浅的绿色方格,映衬出文字的灵动与流畅,显出了深淡相宜的视觉美感。再看字体,一笔端庄、清秀的钢笔行书,大小搭配相宜,既不呆板地一笔一划,又不潦草得龙飞凤舞。可以看出,书写者的心态是那么恬静、安闲,飘逸中透着沉稳,老练苍劲的笔触,让人感受到岁月的沧桑与坚韧。

  读梅娘的信,觉得她就像我的老母亲一样,坐着与我唠家常,倾吐着她的肺腑之言。那么谦逊和内敛。读着读着,我的心渐渐地宁静下来,完全沉浸于她的叙述所营造的氛围之中。

  一次,梅娘看到我有关淘书的文章,来信谈到:“你的文章,我读了又读,似乎看到了曲腿俯背正在淘书的你,触摸到你执拗于‘心之所善’的淘书情思,你的‘淘书辛苦’讲述的故事,真的令人长久咀嚼,这是生活的韵味。”讲得太贴切了。文字中没有空洞的表扬,廉价的赞美。有的只是一个前辈读书人,对后学如我淘书辛苦的切肤体味。对我的鼓励与鞭策,不着一字,尽在不言之中。

  又一次,梅娘看了我写丁景唐与方平的文章,题目为《两个曾经的诗人》,就顺势阐发其内心的感慨:“年华随风而去,看到的是诗情沉积了下来。这种沉积便是景玉公(丁景唐)与诗人方平在文学史与翻译史的尽力。我以为:写诗既是抒情又是言志,峥嵘岁月中,豪情迸发进而为诗;知命之后,情绪转韧从而为文,合乎情感的走向与诉求。君以为然否?”梅娘是小说家,我惊异于她何以对诗有那么细致入微、鞭辟入里的感怀与妙论,这让我百思不得其解。

  梅娘从国外探亲归来,不忘在信中寄赠我精美的异国邮票,并附言道:“两枚小邮花,是我在加拿大买的,松鼠和小鸟合力装点‘快乐’。”这不能不让人倍感温馨,感到生活中的袅袅诗意。梅娘的细心、温情,让人觉得无懈可击。亦觉得世界的美好,友情的珍贵。

  梅娘,本名孙嘉瑞。因此,落款往往就是本名。上世纪三十年代开始,她写作并出版了《小姐集》、《第二代》、《鱼》等作品集,那时在南北沦陷区内,最出名的当推张爱玲、梅娘,时有“南张北梅”之称。梅娘的小说,继承了五四现实主义文学传统,注重人与人的社会关系,在奋力鞭挞丑恶的时流,亦燃起对真善美理想的企盼。其顽强的女性意识和独特的叙述风格,是中国文坛难得的品格。读梅娘的小说,与读她的信令人有异曲同工之感,那内在的神韵,是一脉相承的。

  读手边若干梅娘来信,总觉得不过瘾,就格外注意收集她的其他书信,尽可能地复印来一读为快。

  那封她从国外寄给北京同样八十多岁的女诗人成幼殊的信,表示她即刻要回国的信念:“我预定从温哥华直飞北京,又一次作了候鸟,多么难以折断的故国情深。我已经老迈年高,来异国之前,希望亚热带的阳光,能够延缓下肢的僵直,实在是匪夷所思。柳青劝我留下来,我还是想回去,鲁迅先生上世纪廿年代发表的宏论:‘老的不能拖着小的’。是我的座右铭。”

  多么执拗、豁达,而又善解人意。

  前时读梅娘给出版家、现代文学专家丁景唐先生的信:“北京叶落纷纷,已入冬令,比邻的农科院大院,红枫灿火,黄栌闪金,玫瑰仍在绽放,一朵朵,有洁白的,有粉红的,更有鹅黄的,初冬美景如画。”简直可作优美散文诵读。

  其实,梅娘的信,全可当作美文赏阅。她娓娓道来,谈她自己的所闻所见,所思所想,谈读书,谈友情,谈人生,一任无羁的思想在稿纸的原野上奔驰。既信手拈来,又涉笔成趣。信写到如此份上,真叫绝了。谈到写信,梅娘在给女作家丁言昭的信中,亦有精到的话语:“屏幕短信成了时尚,老朽的我,依然不习惯,一来是眼睛嫌累,二来是打字特慢,又在五笔和拼音之间徘徊。我喜欢看着手写的字从笔尖流淌出来,那是我的休闲,是我的娱乐,够‘农耕’的吧!”

亏得梅娘有如此深的“农耕”情结,才能使我们从她的书信中,饱啜手写文字的琼浆玉液。时下,有专家呼吁,要抢救民间书信。这不仅是历史的印痕,亦是文化的积淀。而梅娘的信,充满意趣与情致,是书信中的佳肴醇酿。平素读各色来信,可见各人的性格,有的人喜长篇大论,噜苏似有不着边际之虞。有的寥寥几行,似乎有要务急事催着他。而梅娘的信,即使只一、二页,读来觉得神定气匀,意蕴丰厚而韵味悠长。梅娘的信,是我读到的最令人倾心的信,最值得保存收藏的信,亦是最可玩味的信。85岁的梅娘,依然以给友人写信为乐。这是前辈作家的翰墨书信留下的手泽,从今往后,渐成绝响。那么,谁能得到梅娘的信,真是三生有幸,莫大的快慰。梅娘晚年勤于写信,若能将其散于各处的书信集于一册付梓,当是功德无量之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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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06-12-21 14:28:58 | 显示全部楼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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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06-12-21 14:29:51 | 显示全部楼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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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大学生活

  说起来惭愧,我的大学不是读过来而是混过来的。因此面对编辑的殷殷相邀我十分不安。我名义上是在读大学,其实,不是按规定的读什么,研究什么;而是按自己的选择,读了一些,研究了一些,一直混到校方宣布我毕业,我的大学生涯就画下了一个不具实质性的句号。我只盼望我的这份直白,能够获得读者的理解,因为这不仅仅是我一个人的心态,而是当年我们一批青年的处境。

  1936年,我从吉林省立女子师范的高中部毕业,面临的形势,对16岁的我来说,是压力重重,难以分解。如果我继续在满洲上大学,只能上女子高等师范。那个年代,那个地区,大学还没对女生开禁,延续上千年的重男轻女的习俗捆缚着社会。满洲,这块被日本人侵占了的沃土,在继续忽视女人。我不想学成之后当老师(我认为当老师最没出息。这个想法很狂妄,当时确实这样认为),虽然我很敬佩我中学的老师们(他们多半来自关内的北平、天津的大学)。我总有种说不清的疑惑,我不相信那个派驻了日本管理人员的女高师会有什么新知识给我。我渴望到北平或天津去上大学,找回不是“满洲国”而是中国的感觉。可是,当时泰山压顶的政治态势,我找不出抗争之路。
  从家里来说,逝去慈父的家,对我是个不折不扣的金丝笼,恪守传统妇道的继母,认为女孩儿家书读到我这个份儿上是够可以的了,她的职责是:把我嫁到名门望族的大家去,做个锦衣玉食的少奶奶,她也就算是尽到心了。这个现实,我也无可奈何。
  父亲金兰之交的张鸿鹄七叔,及时引导我走出了迷津。他说服继母,更得到了父亲去世后主持我家公司业务的侯尧雪伯伯的首肯,送我们姐弟四人一律去日本上学。他的理由简单明了,不容置辩。他说:由于父亲一直不肯就任满洲中央银行副总裁的官职,和日本的关系很僵。如送子女一律去日本读书,可以使这种僵直的关系缓上一闸;上关内读大学,“满洲国”币不能与中国货币兑换,学费不好解决。“满洲国”币能与日本国币自由兑换,生活水平也相差不多,家里负担得起。他用深沉的目光盯视着我,静静地说:日本比中国先进,你们可以学到很多知识。他建议,大弟、四弟去工业学校学电机,继承父亲实业振国的遗志,我和四妹去学医或学制药,学上一门自立于世的本领。
  我们的这位张鸿鹄七叔,当时是哈尔滨市的电业局长,是我心目中和父亲一样的智者。这位毕业于日本东京帝大的留学生,和父亲亲密得很,在我家有很高的威望。他是和周恩来总理同时留日的好友,总理那首大江东去的绝句就是送给他的。其实,他是打入“满洲国”高官阶层的异己分子,是为中共工作的,这个情况,是我以后才知道的。
  如此,我们去日本留学的事就定下来了。父亲青年时在日本正金银行的同事,当时是“满洲国”主管经济的藤本,这位一直作为说客请父亲就任“满洲国”高官的藤本,知道我们四人要去日本读书,立时派人送来了介绍入学的各种关卡,当时,“满洲国”的学制向日本看齐,我进大学,弟妹进中学都很方便。
  另外一封来自我母校的推荐信,加速了我们去日本的日程。信是吉林女师的日籍副校长村田琴写来的。这位被同学们背地里叫做穆老太、举止高雅、礼貌周全的典型的日本知识女性,殷殷切切地劝我就去她的母校——日本东京女子大学就读。她之所以这样赏识我,是因为我表现并做到了她所渴想塑造的满洲淑女的形象。其实,这不过是出滑稽戏,我只是玩了个简单的遮眼法而已。那年,正逢“满洲国”的康德皇帝去日本认亲,回来后发表了“访日回銮训民诏书”,说什么皇帝他也是天照大神(日本大和民族的始祖)的子孙,以之佐证日满是真正的兄弟之邦。他的这份“诏书”满洲老百姓以不睬对之。事情是明摆着的,几千年来乃是炎黄子孙的认祖情怀是流淌在老百姓的碧血之中。硬扯什么天照大神岂不是天大的笑话,狗肉怎么贴也粘不到羊身上呀!可我们村田琴老师,却命令我们默写皇帝的“回銮训民诏书”以示忠诚;且规定,不及格者不予毕业。这可真真正正的是道难题,我们连看都没仔细看过那篇亦文亦白、咬牙嚼字的诏书,如何默写得出来?同学们一筹莫展之际,身为班长的我出了个鬼主意,我去向村田请示:为了表示对皇上恭敬,我们愿意用宣纸与毛笔来恭默诏书,她欣然同意。我们备好了宣纸,备好了墨汁,为怕墨汁洇纸,还备了一张衬纸。点子就出在衬纸上,我们用铅笔,淡淡地用ㄅ攵ワㄈ在衬纸上拼写了诏书。村田不认识ㄅ攵ワㄈ,也没想到这里有鬼。当她拿到我们全班一致默写得整整齐齐的诏书考卷时,开心地微笑着,这是她的最佳的工作业绩,她为“日满一体”作出了贡献,她为“满洲国”培养了一批高标准的淑女。
  1937年初春,日本的新学年开始之时,我们四个满洲少年,便踏上了那美丽的岛国,樱花如云如霞地迎接了我们。
  我去东京女大报到,村田的推荐信早就来了,女大招生的老师简单地问了问我的情况,便录取我为历史系的一年级新生,试读期半年。我的大学生活就这样轻易地揭开了序幕。
  东京的景象,引发了我这个殖民地中长大的女儿的万千思绪。按照当时日本社会上的惯例:老百姓把部分房屋租给留学生下榻(叫做贷家),于是我住进了名叫吉野的一个日本住友公司的小职员之家。吉野太太对我们非常友好,招呼得十分周到,她叫弟弟们为学生仔、叫我和妹妹为闺女们。这个宛如家人的称呼,使我们丢掉了诸多疑惑和不安。吉野一家人的面目和君临满洲的日本人相差实在是太大了。住熟了之后,我才明白,日本的媒体宣扬的是用日本的先进技术帮助技术落后的满洲开发资源,以达到两国的共同富裕。没见过殖民者烧杀抢掠真面目的日本老百姓,真诚地相信这个美丽的谎言。因为日本确实资源匮乏,满洲又确实没有先进技术。而且,从明治维新以来,媒体一直着重渲染的是白种人对黄种人的歧视,同是黑头发黄皮肤的日本人和满洲人必须通力合作,改变白种人垄断世界的局势。这个渲染,很合表面谦虚其实自视极高的大和民族的胃口。

  接触了日本本土,我体认到,我在满洲学的那点点日语只不过是个皮毛,要在日本住下去必须把日语学通。

  经过思虑,我没正式去女大上学,而是进了东亚日本语学校的高级班。留学生的前辈告诉我们,创办东亚日语学校的松本老人,是个中国通,他一直反对政府侵略中国,是中国人的真朋友。

  那时,松本老人已经退休了,他不时地到学校里来巡视。碰见他,他了解了我的情况之后,不是向我说什么兄弟之邦、日满一体的鬼话,而是给我讲了个民间故事。他说:日本人进满洲,是趁菩萨瞌睡,小鬼偷吃了供奉给菩萨的油豆腐。他的这个比喻,把我惊呆了。我开始思索起战争,渴望知道战争的诸多内涵,十多岁的一个女娃,狂妄地把民族兴亡的重大课题和自己搅在了一起,从心底感谢松本老人给我上了一堂意味深长的战争课。

  我们这一代在东北大地上长起来的青少年,最迫切的愿望就是想知道关内,也就是中国大陆上的各种情况。“满洲国”成立以后,关内的书籍一律不准进境。中学虽然学的仍是中华书局和商务印书馆刊行的课本(“满洲国”还没来得及做出自己的课本,1938年以后便全改了),但那都是过去式。我们需要了解现时,需要明白自己的处境,需要探究未来,我们东北的年轻人,是背负着几代人的被侵略的苦难长大的。我的那个富有的家族,我的那个一心想振兴实业的父亲,是在不断地跟租界的洋老爷们打交道,拼搏过来的;他的发家史,步步伴随着难耐。具体到女人身上,悲惨到凄绝人寰。我的祖姑姑据说是美甲一方,日俄战争后,横行在东北大地上的沙俄军仓皇溃退,他们用来购粮强塞给老百姓的沙俄纸币——羌帖,一夜之间成了废纸;祖爷爷在家无隔宿粮的情况下,把祖姑姑聘给一位土地主的病儿子换回来果腹的高粱。祖姑姑在备受欺凌的情况下,20岁上便郁郁而死。我的姑姑用那花花绿绿的纸币给我们折叠偶人游戏,告诉我们老百姓是怎样受羌帖的跌宕而家破人亡,就是这位姑姑也因为姑父吸食鸦片夭折而年轻守寡,不得不依靠娘家度日。英国人强送给中国人民的鸦片,“满洲国”成立以后,成了公开的娱乐品,我的堂兄,20岁不到便陷入了吸鸦片的毒坑而一蹶不振。侵略者造成的各种伤害,是嵌在我们的骨髓之中的,我们无法回避身陷水火的处境。松本老人给我的启迪,至今难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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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06-12-21 14:30:20 | 显示全部楼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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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卅年代的东京,中国留日的学生有个组织——中华同学会,人们告诫我,去那里,会受到满洲特务的监视。我没有被吓倒,终于打听到了,我们吉林女师的一个叫颜毓荷的同学,初中毕业后去北平读了民国大学。常在中华同学会出入。于是,在颜毓荷那响着风铃的贷家小屋里,我见到了一群颜的朋友。他们悄悄地为我唱起了东北流亡学生的歌曲: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指引我去内山书店看中国大后方的书,指引我去逛神田街的书市……那是些什么样的书啊!朱光潜的《论美学》、郭沫若的《屈原》、何其芳的《画梦录》……还有萧红的《商市街》,萧军的《八月的乡村》。我的视野扩展到了中华大地,我的同胞在我的眼前活生生地站立起来,我找到了中国人的感觉。民族的温暖使我心潮激荡,我忘记了我的东京女大,我在上着中国人的大学,在日本帝国的心脏——东京。

  神田街的书市拓宽了我的思维,我看到了日本人重视文化的一面,那结晶着人类智慧的书带着馨香溶入了我的躯体,书摊旁的盏盏小灯,合着夜的深邃向我述说着世事沧桑,向我介绍了马列主义,给我说明什么是剥削,什么是剩余价值,我浮沉在书海中,上着真正的大学。

  这时我结识了我的丈夫柳,他在北平辅仁大学学数学,中途来到日本的早稻田大学学经济,他说中国的落后,病根在于没有现代的经济。他是个非常非常好学的人,正着迷于早大的早期毕业生、当时是名记者的石桥湛山关于中日两国国情的论述,他说,石桥的论述说尽了中日战争的不可避免性。卢沟桥的炮声,证明了石桥论断的准确。给我上了关于故乡沦陷的主课。

  丈夫考进日本大阪《每日新闻》社做记者后,我转学到了神户女子大学,那间私立的,由东京女大早期毕业生主持的大学是培养贵妇人的温床,日本很多女名人、很多外交官的夫人都出自该校。我选择了家事课,只因为家事课的功课比较轻松,我要腾出时间来读我自己选定的课业。

  当时的日本,把席卷20世纪的马列主义作为学术研究对待。他们也抓共产党,但不禁书,就说列宁的《论国家与革命》吧,就有两三种不同的由俄文、德文译成的日文版本。当时在京都帝国大学读经济的于明仁,在奈良女高师学历史的田琳,同是大阪《每日新闻》记者的鲁凡,雪萤和我及丈夫成立了自发学习的小团体,像吞食食粮一样地猎食着这些红色书籍。想起那时的热忱,至今仍然心动。一位哲学家曾总结说:20世纪初期的青年,不信仰共产主义是没有心,真是一语中的。

  随着华北的王克敏傀儡政权的建立,南京汪精卫的伪政权建立,我对国民党政府的腐败无能有如目睹,我完全丧失了对国民党可以抗日取胜的信心。我在中华同学会看到过的资料证明,是蒋介石命令张学良不抵抗日军而丢失了东北的。张学良在我的心中有一定的威望,父亲当年的创业是张学良的改良政策支持的……

  我们如饥似渴地寻觅着救国之路,究竟一个什么样的政权才能打败侵略者,我们互相辩论,互相启发,度过了无数个不眠之夜。在日本的古都奈良,凌晨走出夜读的田琳的小屋,奈良温婉的小鹿呦呦地叫着走过来接受人们的抚摸时,我总是泪在眼眶里转,把自己的宵夜——白薯干送到小鹿的唇边。那时,日本人果腹的白米已经短缺了。我们学校里也有了所谓的“勤劳奉仕”,不定期地到被服厂去协助缝制军衣。庞大的军服需要,说明战争的激烈化程度,被媒体煽起来陷入战争泥淖的日本百姓也朦胧地觉察到了大东亚帝国很可能是个难圆 的梦。

  神户女大家事系的主课是古文学、美学、茶道、花道及外国语(英语、法语还有德语)。茶道所营造的人生气氛,对我影响很深,那是个洗涤灵魂的场所。学校里的茶道教室,围在一丛绿竹之中,我们按照茶道祖师千利修的规则,洗盏、泡茶、静心、修身,把世俗尘声锁定在翠竹之外,意静神驰地享受茶香中的恬淡人生。彼此奉茶时,我注意到了忧愁已经悄悄地爬上了这群淑女的眉梢,她们中的亲人——哥哥或弟弟,甚至是未婚夫、丈夫,出征后已经做了他乡之鬼。再恬淡,也无法脱开这种亲人遽亡的伤楚。

  花道是个酬答天籁的课业,是再现自然和谐的美育课,我把黄玫瑰插在凸花的暗色玻璃瓶里,配上新生柳枝那白茸茸的毛毛狗,就感觉到春天在轻轻走近。如果换上褐色的芦荻来配黄玫瑰,那感觉便是秋天主管了人间。我们的花道老师,一个名叫美智子的高雅女士,对我在插花中的创意很为欣赏,但我们总是不欢而散。课业之后,她常常说:“这种课业,满洲没有吧!”我很想回答一句:“满洲的蔷薇是泡在血泊里的”,来刺刺她那把大和民族看得高于人类的傲慢,却几次都忍了下来,因为随着战争残酷的具体显现,我已经脱却了姑娘的鲁莽,我明白这种情绪的发泄,只能招致灾难。我只能保持我这个满洲淑女的形象才能顺利地学完课业。

  神户女大的古文学课,以紫式部的《源氏物语》为重点,是必修课。我好不容易弄懂了日语古文语中的句式,才啃读了日本的这部关于两性爱情的千古绝唱。书里讲述的爱情坚贞得肝肠寸断,和我们中国的帝王一样,帝王可以移爱多方,皇妃和姬却总是忠于一身,非常非常的缠绵悱恻,非常非常的男性中心,我不喜欢书中那些仪态万方的女人,因为她们距离现实太远了,这当然是我对古文学的无知。其实是那个悲情时代,使我们这群背负着国恨家愁的热血青年无法接受爱情至上的信念了!

  珍珠港的炮声,媒体吹嘘到了歇斯底里的境地,老百姓的反应却很淡,勿须说已经有人越来越明白战争怕是要赌不赢了。我们居住的小镇上,贴着出征之家标志的门户似乎一下子就冒出了很多,背负着婴儿的小母亲,手持“千人针”伫立街头,请你为她缀上祈福一针的景象是那样地令人心酸(“千人针”一条长布,上面画了一千个针点。日本的母亲们相信,只要一千个不相识的人都缝上祝福的一针,这条长布便具有了保护战场上兵士的神奇力量)。

  女大的课业结束了,我得到了同学们的惜别礼物,不但是我们,连这些日本的淑女们也不再提什么日满一体了。她们和我一样,悄悄地品味着民族的苦难。在这美丽的岛国里,尽管很多绿地都改种了水稻,果腹的稻米的配给量在减少、减少。而我,这个被共产主义洗涤了的头脑里,已经灌满了这样的思维:只有共产党才能拯救我的祖国。这是我的大学中最为紧要的一课。

  柳辗转地接受了一项工作,我们想方设法不露痕迹地在我们居住的小镇上,在奈良、在京都、在大阪每次买上三日份的磺胺制剂留存起来,抗日战场上极缺这种新药。留存我们融入了抗战的外围,我们筹措着返回祖国,我的远离硝烟中的大学怕是要移地而上了。

我与日本

  说起我与日本,真格是千丝万缕,恩怨相叠。从我不懂事的时候起,每过农历新年,我总会有件大红的细绒线衫穿。那红彤彤、软绵绵的衫子装在一个长方形的白色盒子内,捆着特制的红白两色的丝带,上面写着“娘样”,这是专门给我的礼物。我的学伴牵着我的衫襟,摸了又摸,摸了又摸,得出一致的结论:“这衫子不但暖和,还比棉衣好看。”娘那些贵胄夫人的女伴,对我的红衫子更是啧啧地赞不绝口。不过,我很早就暗暗地明白了,她们赞的不是衫子,而是赞的显赫一时的父亲,说的是:“你家二爷真能干,连日本人都对他上心。”

  稍稍大了之后,我知道开在长春车站广场上的金泰洋行,地基是父亲帮助买的,那楼也是父亲帮助筹划盖的。买时,长春只不过是南满铁路② 的一个二等车站。随着火车的启动,长春县兴旺起来,地价年年上涨,金泰洋行的生意也越做越加红火,我家总是有各色洋货由金泰送上门来,所有货品都只收出厂价。父亲说:“这金泰的老板是个真正的买卖人,不忘旧。”如此,我便打扮得俨然日本的贵胄小姐,常常被老师、同学侧目相看。这种有异于一般的感觉,使我很是尴尬,甚至一看见那矮矮的老板亲自带着店员送货进家的时候,便在心里暗骂:“就你们日本人会做买卖,把我们的钱都挣去了!”

  是这个精于商贾的日本老板,在我们那还处于农耕意识的环境内,给我上了商业的第一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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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06-12-21 14:30:48 | 显示全部楼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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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位与父亲在神案前三跪九拜结为生死之交的木村叔叔,是我少年时最佩服的人物之一,他是满铁东方研究所的成员,讲一口地道的长春方言。他在去长白山腹地考察的时候,(扮做收购珍贵兽皮的中国商人)被当时吉林省境内威名赫赫的女土匪马宅龙所掳。是父亲想方设法救了他出来,他就暂住在我家里养伤。这个受过高等教育的地质学家,十分相信长白山的草药,他全身都是马宅龙用鸦片烟枪烫伤的溃疡。他只许孩子们称他穆叔。他讲起长白山的黑熊,长白山的野猪,讲得十分惊险有趣。他给我辅导地理课,不要说东北、华北、中国甚至是太平洋、大洋洲,不用看地图,三笔两笔便能简捷地画出那儿的地形地貌来。我常常摇撼着他的胳臂,问他是不是真的是日本人,他说,他投错了胎,没投到孙氏门中来。

  就是这位穆叔,在日本全面占领东北之后,不畏杀身之祸,暗地里协助父亲和七叔张鸿鹄① 从日本买了军火,支援进山抗日的马占山。

  我去日本上学以后,曾小住穆叔那广岛祖遗的农家小屋。穆叔不知被军方政府派到什么地方为他的祖国效劳去了,独子尚志哥哥也已应征入伍,静子婶婶背负着双重离愁也仍然体贴地接待了我。每当黄昏,婶婶把穆叔最喜爱的八重樱(这种樱花开的时间最长)插在穆叔照片前的花瓶里时,婶婶那沉重的忧思捶打着我的心,我甚至恐惧地联想到穆叔又是被无从抗拒的野蛮力量掳了去,折磨得遍体鳞伤。婶婶那妻与母的无垠情绪,向我昭示着战争的残酷,它不仅祸害了我的故土,也无情地吞噬了日本善良的百姓。

  1942年,太平洋战争遽起之后,我们回到了作为华北政权的首府北京,是应丈夫的好友龟谷利一的邀请,到北京帮他办杂志社的。日本军方把这个曾由军管宣扬圣战的杂志社,交给龟谷,希望能办成一个缓和中国读者情绪的民间社团。这个文学气息浓郁的日本青年龟谷,向往把作为社团法人的杂志社办成扫却战争阴霾、宣扬人之常情、化解中日仇结的真正的杂志社。在柳② 的主持下,杂志社出刊的杂志报刊以求知、消闲、探求生活情趣的软目标为主旨,在那中国老百姓以仇恨的眼神无声地佇视驰马横刀的日本巡逻兵的氛围内,杂志社赢得了读者,不仅经济能够自给,且有盈余。龟谷沾沾自喜,以为他真正为日中友好贡献了力量。

  就在此时,我以激动的心情翻译了日本名作家石川达三的长篇巨著《母系家族》。这是身受地主蹂躏的母亲,身受资产大亨始乱终弃的女儿,以及女儿的女儿为解脱自身苦难所做的诸种尝试。这和我周边女人们的凄惨岁月何其相似。不同地域的我们,正以相同的心态探求着妇女的幸福之路。《母系家族》在《妇女》杂志连载后,我收到很多读者的热情来信,对书中的女主人公寄与了理解与同情。

  龟谷的沾沾自喜,瞬间便被操刀者的手捏得粉碎,他以志士的胸怀承担了对“大东亚共荣共存”宣传不力的所有罪由被送回了日本。杂志社交由积极为战争效劳的华北政务委员会情报局接管。这本意料中的事,来自战争叫嚣更其猛烈的特定时期,完全顺理成章,龟谷以自身的血肉之躯荫庇了柳及其他杂志社的重要成员。这是个正人君子,我只怕龟谷和我的穆叔一样,从此便杳如黄鹤,没入云烟,只余青冥九天了。

  在这样艰难的时刻,柳却为一桩喜事遮掩不住兴奋之情。他在早稻田大学上学时的一位棋友(当时是日本驻华北占领军的军法处法官)竹内义雄,在两人对弈之余,告诉柳可以结交一位文学青年,这需要办法更需要侠肝义胆。竹内所说的文学青年,就是70年代名噪神州的电影《归心似箭》的剧作家李克异。李是西直门车站爆炸案所逮捕的嫌疑之一。日本军方认定那起爆炸是土八路搞的,抓了很多人。交由竹内审询,经过唇枪舌剑的交锋,竹内欣赏起李克异那一往无前的精神和那优秀的文学素养来,不愿意残害这样一个人类菁华。几经周折,竹内以被牵连的无辜者为李定案。柳以三家殷实商店作连环铺保,李则用被铅笔钻① 钻得裸露白骨的细手指写下“不写抗日文章”的诺言,用这三件法宝,护着李克异出了军法处的鬼门关。当然,那样的非常时期,这出悲喜剧不可能以皆大欢喜收场。以探亲为名去了东北故居的我和柳,得到确信,竹内身为反战同盟成员的底细暴露,被押送回日本本土,这位身殉人类和平的志士怕也没入云烟,溶入青冥九天了。

李克异则以巧妙的掩护,迳去八路军投诚,结束了在华北的流浪岁月。从容地写下了长篇巨著《历史的回声》。

  柳因为海难辞世,躲过了这些说不清的历史纠葛,陷进去的是我,人家硬说柳并没有死于海难而是去台湾做了国民党的特工,我从小穿过日本衣裳,又有誓共生死的日本父辈,有众多的日本好友,可以判定是货真价实的日本特工。与匿藏在台湾的柳遥相呼应,谋划做出对不起人民的事。

青空悠悠,时序袅袅,强敌压顶时我敢于按着良知行事,可以说已经炼就了泰山崩于前而不惊的坦荡。我只执著于人类的共同愿望,那就是理解、和谐、前进。我那归天的日本父辈,我那可能仍然健在的我的日本同学,肯定会同意我的自我总结。无尽的遗憾是,静子婶婶随着美军在广岛升起的蘑菇云,乘着她的农家小屋飞入九天,我只盼望她会见了穆叔,也许还有被我称做哥哥的尚志。

往事

  东厢房邻居家的小兰子,急煎煎地跑进我的陋室,上气不接下气地向我说:“大街上来了一卡车的兵,把车停在咱们的胡同口,人朝着咱们院来了!”“文化大革命”兴起以来,不断有干部、军人来我家进行革命调查,孩子们都明悉他们是冲谁而来的。以往,一般是两三位,最多四位,一下子来了一卡车,真真是非同小可。我虽然忐忑,却也无计可施。躲是躲不开的,躲了初一还有十五;再说,我也无处可躲,我这戴着“特嫌”帽子的右派,躲到谁家去都会给人家招灾惹祸,我没有权利那样做。跑,更是休想,一是没有跑的钱财,二是专


政的革命群众,便是我的天罗地网,只要一出街门,到处都是盯视你的眼睛,盯得你走路都不自在;哪怕是去胡同口的小合作社买把盐,若凑巧碰上一位根红苗正又爱突出自己的“红五类”,甩过两句响当当的最高指示来,就能噎得你连舌头都不会打转儿。伟大领袖创造的这项群众专政,真正是威力无比。那些手捧红宝书、虔诚膜拜领袖的大小人等,牵着一根红线,那便是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的阶级斗争的弦。顶端是中央文革,一层、一层、又一层垂直下来,直到最下一层——掌握庶民行止坐卧的派出所管片民警,和由民警指挥操纵的革命居民委员会。

  有人推开一向半掩着的街门进院来了,那响动,绝不止一二个人,最少也得有七八个,且有人上到房上去了,没看见架梯子,或是飞身而上的吧!我听见小兰子的妹妹,那个4岁的小宝珠在东厢房里惊呼:“妈,有人上了北房,妈……”可能孩子的嘴巴被大嫂给捂着了,只留下语音未竟的童声在空气中打着回旋。

  我租住的这个三合院,是市房地产管理局没收的一个一贯道坛主的逆产私宅。可能是为了显示神道的威严吧,北房高出一般的北房很多,南面没设配房,而是以精致的砖刻影壁作为遮拦。影壁上刻的是王母娘娘的琼台仙景,配以百鸟朝凤的街门门斗、门楣,实实地可以观赏半天。红卫兵破四旧,用水泥把影壁涂了个混沌一色灰,红漆朱门也涂得说青不青,说红不红,门斗、门楣砸得东塌西瘫,蹲在门口的两个金麒麟神兽也被砸掉了脑袋。尽管如此,这院落和配房还是非同一般,能一眨眼就跨上了如此高耸的房脊,可真真的是真功夫。上房去,难道是为了查清这院子有没有与外界联结的空中通道吗?在已经使用无线遥控信息的今时,这行动只是昭示了来人的科盲水平罢了。不对!我忽然悟出:这是出自恫吓的构想,是挟枪杆子的镇压威慑。军队里有的是高人,平平常常的飞檐走壁,岂在话下!调上他一排人,一连人,甚至一营人,小事一桩,革命需要么!

  进院的人,整然行着没有口令的队列,且有人用铁器敲击着地面铺着的方砖,宛如探索地雷一般。更有人猛然推开我的房门,迅雷不及掩耳,挤压得我连喘口长气的余裕也没有了。

  我正在做手工,那是我赖以活命的惟一方式。据说,是革命居委会主任吕大妈向管片民警说了几卡车几卡车的好话,才上下一致同意,给了我这条生活出路,允许我随着居委会的手工组做绣活。当我被劳动教养所释放回家、转归街道居委会监督劳动之时,是连跻身这个靠纤纤十指挣工钱的手工组都不够资格的;因为手工组的人都是“红五类”。“大革命”兴起之前,阶级斗争的弦没有绷得那么紧时,手工组组长常常叫我去帮助核对领活计发活计的会计账目,因为她一看那洋式的会计账就发怵。有些组员也不时叫我帮助看看自己的工分账是不是记得清楚。这样相处了一段时间之后,便很自然地产生了姐姐长妹妹短的邻里情谊,且有几个大姐要我帮助给她们上中学的子女补习功课,使我无可奈何的处境相对宽松了一些,也为我能进手工组做针线垫了底儿。“文化大革命”一来,这些“红五类”为了自保,不再跟我搭讪。那个跟我走得挺近乎的治安保卫组长董金娥,还当着管片民警的面,扇了她那14岁的儿子两个嘴巴。因为那少年叫惯了嘴,无意中又叫了我老师,没有跟我划清阶级界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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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06-12-21 14:31:38 | 显示全部楼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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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居委会主任吕大妈,是地地道道的工人阶级,是为外贸出口加工的绣衣厂的退休工人。能说会道,为居民谋划福利,调解邻里间的纠纷龃龉,很有些威望。“大革命”之前,地区搞清洁评比,搞拥军优属,接待参观等等,常常需要美化胡同墙上那几块用煤烟刷好的墙报,吕大妈便把这份义务工派给了我。她说:遵照伟大领袖的教导,这叫“人尽其才”。五颜六色的彩粉笔装饰了升平,也为我赢得了吕大妈的好感。每逢地区上级当众夸奖我们胡同的墙报搞得好时,吕大妈洋洋得意,不无炫耀地说:“这是个右派画的,这个人,改造得还可以。”

  我改造得还可以,这是吕大妈的政绩,更是我的平安。就是这位居委会主任,在红卫兵小将勒令我搬出工作时租住的大北房时,她以管片内无空房、一时难以解决为由把事情拖了下来。她令我退居暗间,把两个明间退给房管局,用明间做了手工组放活发活的办公点,她说这样做是为了更方便监视我这个阶级敌人。暗中却使我免去了流落街头、连个栖身之地也没有的窘境;更实惠的是,我还可以只交暗间的房租。

  我们胡同的管片民警,自从我划归他管之后,总是用种难以捉摸的目光看我。“文化大革命”之前,他妹妹跟我学日文,我通过居委会的治安保卫组长向他呈交思想汇报。这是派出所指定,一月一份,非交不可的。他对我那金戈铁马狠批自己风花雪月资产阶级腐朽思想的汇报从未批退给我,也从未对我改造得好与不好表态。我摸不清我的这位监督之神怎样看视于我,一见他就由不得心里发怵。日久天长,渐渐从心理上解脱了自己。他和教养所里负责改造我们的干事一样,要的就是踩在你头上的威严。

手工组承接了一批带原样图的外贸加工定活之后,因为原图只有简单的英文说明,起针顺线的工艺流程标的是ABCD。这就难坏了做活的人。她们怎么也看不明白那些圆套三角、四边形又内接圆的几何图形该从哪里起针,又是怎样换线顺线。手工组长跟吕大妈商定,把这个难题推给了我,要我按比例放大,并把ABCD改注为1234。这就需要一张桌面光滑的桌子,家里原有的书桌、方桌,我教养期间都被儿子换饭吃了。每逢来图,我只能卷起铺盖,就着床板,半跪着在地下动笔。这当然画得很慢,做活的人等不及就去向吕


大妈诉苦,说抓革命促生产,无论如何也要给手工组解决一张桌子才好。

  又是吕大妈向管片民警说了几卡车几卡车的好话,民警同意在他管片内被红卫兵破四旧砸烂的“封建家具”中,挑出一张凑合的桌子给手工组用。他把这个任务交给了我东厢房的邻居郑大哥和他的儿子红卫兵西城纠察队副大队长郑庆海。郑大哥是新华印刷厂的老排字工,肚里很有几瓶墨水。“文化大革命”之前,他愿意和我侃侃周幽王为宠妲己毁了国家、梁山泊众好汉算不算替天行道等等。“大革命”兴起之后,新华厂奉命承印红宝书,他便打发小兰子今天送给我一本正楷的红宝书,明天又送给我一本宋体的红宝书,更给了我一本译成日文的最新最高指示。我向他道谢,他说:“宝书多几本好,多了就证明你学习积极。”这爷儿俩个都是毫无瑕疵的“红五类”,他俩在那些缺胳臂少腿的砸烂家具中选中了一张柞木的大号八仙桌,只是四角上翘起的凤头被砸掉了,桌面并没毁伤。

  这是一出人情连环套:民警是急群众所需,是爱民行动。郑大哥是为居民委员会办事,是组织指派。小海子更是责无旁贷,以西城红卫兵纠察大队长的身份,查查这挪用公物的行事中,有没有人玩了猫儿腻。这出连环套,唱得堂堂正正,却真真正正为我这个“黑五类”解决了实际困难,我再也不用为画图,单腿下跪,佝背折腰了。

  不过这八仙桌,也使我形象毕露,因为它略高过窗台,只要我往桌前一坐,我的一举一动便尽入来人眼中,什么小动作,一概纤毫毕现。

  我坐在桌前,拈着那发丝般纤细的绣花针,不想有半点儿鬼魅,只想多缝一针是一针,这是明天必交的活计啊!

  进屋的是四个人,一色的蓝色海军军服,没有领章,领角上曾缀过领章的晒痕清晰可见,甚至还有拆下领章时遗留的红线头。我不由得起了疑问:分明是现役军人,为什么要这样藏头露尾呢?难道是怕我这个政治上的死囚会制造出损害军人形象的事吗?

  是一次不好以军人面貌出现的非正规行动吧?“大革命”已经进入了清理阶级队伍的阶段,莫不是军中的一派为了整另一派,想在我这个已经查得五脏六腑昭然的右派身上再探出点可资利用的实货吗?我搜索枯肠,怎样也想不出是哪位新知旧友与海军有了纠结。

  四个人中的第三位,显然是位首长,紧随在他身后的那位,也许不是有意,无声地按了按腰际,腰际稍有凸出,嘿!还带着家伙呢。

  出于习惯上的礼貌,我站了起来。

  首长向我挥了挥手,示意我坐下,他落座在我对面的木椅上。

  我坐好,穿针引线,眼睛落到了图纸上。

  骤雨欲来、狂飙突扬前的一刹那宁静。

  “做的是手工活吗?”首长发问了。

  “嗯!”

  “还能维持吧!”首先表示体恤下情。

  “连买烧饭的煤球都买不起!”我把冒到嘴边上的这句话咽了回去。

  “这种手工活是很辛苦的,你这样的大知识分子,做这个……”

  首长很可能意识到:这种言不由衷的话对我这样的政治运动中的老运动员来说,不会有好效果,话没说完,就收回了。

  沉默。

  依然是首长开口了,他十分平稳,十分严肃,一句、一句,掂量好分量才说了出来。

  “今天,你必须合作,讲真格的!”

  套话来了,什么叫合作?什么是真格的?从1952年知识分子的整风运动起,我就披肝沥胆,把如何为实现强国富民的民族理想,实现自己梦寐以求的男女平等的人间世,舍弃优裕生活投入理想的种种努力,点点滴滴如实奉告组织。一次接一次的运动、审查,使我明白了:我是命定的反革命。现实嘲笑着我的理想,时间揶揄着我的良知。什么是真格的?运动中只有斗争、争斗。

  我抬头瞧了首长一眼,瞧了瞧在他身后一字排开的三位护法金刚,依然拈起彩线穿针。

  我的平静,使首长露出一丝不耐,半晌,他说:

  “不要故作镇静了,共产党从来不打无把握之仗,既然来找你,肯定有问题,你必须放明白!”

  我很明白,只能无言,这是又一场无从躲避的灾难。抬头,目光所及之处的横幅,正在凝望着我,“威武不屈,富贵不淫,贫贱不移。”这是父亲给我的入世箴言。上书12字箴言的那方已经泛黄的细绢,无论顺境与逆境,一直伴随着我,今天,又是一个遭受磨难的时空。父亲:我怎么办?

  无言的对峙。

首长急于打破僵局。他侧头向窗外一瞥,步履整然的踏砖声应时而起,院中的大队军人向我的住房包抄过来。房顶上响起了撬瓦的闷响,震得纸糊的顶棚簌簌轻颤,一只受了惊的小蜘蛛飘然而落。我明白,这是要把我的“特嫌”升格,定为“特工”的特别行动。又一次精神酷刑。我心灰气促,口干舌燥,一切语言都从思维中遁走。

血液淤积心头,胸腔胀得吐不出气来。

  可是,我没有嚎哭的权利。没有。说一句悖逆的话,将会招致更加难堪的窘境。幸亏今天面对的不是激情满怀的红卫兵小将,而是恪守文攻武卫的军人。如果他们奉行旗手的指示,文攻之后继之以武卫呢?我真真的是不知所措了。

  首长开口了,开门见山,直捣核心:

  “说说你和王卓① 的关系!”

  谁是王卓?王卓是谁?新中国成立20多年,无论是工作中,私交里,我都没有和姓王名卓的人打过交道,就是在过去的历次运动中,也未尝有人向我提说过王卓。

  “我不知道什么王卓。”

  “早就料到你不会说实话,看看,竟连王卓是谁也说不知道,推得好干净。”

  我不分辩,也无法分辩,谁知道怎么又从冥冥九天掉下了个王卓,用革命的话来说,他可是隐藏得太深了。

  “提醒你一点,他是你老师的外甥。大汉奸伪‘满洲国’内务大臣臧式毅的千金不是你的老师吗?”

  “臧瑞兰是我吉林女中的老师!”

  “你高中毕业以后,去日本留学之前,也就是1937年,好几次去臧公馆串门,你干什么去了?”

  “我去看望老师。”

  “你没在臧家看到过王卓?”

  “我不知道王卓是谁,臧老师也没跟我说过她外甥的事。”

  “你以为你能推得干净吗?你好好想想,连你几次上臧家串门这样的平常事,政府都了如指掌,更别说重要的事了,隐瞒,是瞒不了的。”

  “我没隐瞒。”

  “你明白就好!痛痛快快地把你和王卓的关系亮出来吧!”

  “我确实不知道王卓是谁。”

  “你是个明白人,不要顽固到底,自绝于人民。我们执行的是革命的人道主义,为的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就你现在这种一问三不知的态度,足够给你定性判刑。以往,只定你右派送去教养,是处分得太轻了,你不要不知好歹!”

  这又是套话。眼前这非同小可的阵仗,是不是仍用沉默就能抗得过去,我心里没底,身上沁出冷汗,手掌湿得连花针都捏不牢了。

  首长敲了敲桌子,和缓地说:“再提示你一点,王卓就是叶兵,混入解放区后正式更名王卓。顺便告诉你,王是你老师臧瑞兰的姐姐臧瑞芬的夫家本姓。王卓好大胆,一进解放区便亮出了他那大地主的真名实姓,明显地是要和贫下中农斗法,与人民为敌到底。”

  叶兵的形象翩然而至。他在沈阳借助豪门掩护、救助抗日联军的故事被人们传说得绘声绘色,他在日本京都帝国大学苦读铁路管理专业的往事也曾在留学生中不胫而走。当他被日本特工追得潜来北京时,是丈夫的好友刘廉介绍他跟丈夫相识,他和丈夫相见恨晚的一片至诚曾深深地打动过我。他从来没向我们炫耀过他那做高官的外祖父臧式毅。我相信,王卓一进解放区就使用真名,他一定是出自一种信仰上的安定感,他可能以为:他可以理直气壮名正言顺地干革命了。

  我下意识地吁了一口长气,分不清是因为知道了叶兵的下落,还是为了王卓谜底的揭开。参加工作以后,翻阅往事时常常想及叶兵,为他的毫无消息而嗟叹。他来我家的时候,只和丈夫对弈倾谈,对我似乎保留着男女有别的习惯观念,我并不十分熟悉他。

  我注意到院中的人墙又逼近了一步,窗玻璃上的阳光都遮没了。

  首长用手中的铅笔敲了敲桌子,他那摊开的笔记本上,尚没有记下一个字。

  “王卓是怎样到解放区去的,他是怎样通过战争的中间地带的?就是那个杂牌军军阀张岚峰霸占的地段?”

  “是我丈夫给张岚峰写了封信。”

  “噢?”

  首长这一声,吓得我赶紧接了一句:“这件事,审查我时,我已向政府交待过了。”

  “看看你们联络的这些人,不是大汉奸,就是大土匪军阀,全是祸国殃民的大坏蛋。你丈夫连张岚峰的关节都不在话下,他能干得出好事吗?”

  我想说:“世事若是都这么简单,革命也就不会这么艰难了。”这句话在嘴边蠕动了半天,仍然咽了下去。

  “你丈夫指派王卓到解放区干什么去了?”

  “叶兵自己要去……”

  “是王卓,不是什么叶兵。”首长的声音严厉起来。

  “叶兵自己要去投身革命,丈夫只不过助了他一臂之力。”我说溜了嘴,仍然说的叶兵。

  “叶兵?真的是说的比唱的还好听!愿为革命做一名小兵!就凭你们这号吃剥削饭的,能舍弃荣华富贵为革命吃苦吗?别打扮自己了,说实话!说真格的!”

  我无言。

  “我可以直截了当地告诉你,王卓进入解放区后混进军队,又从陆军转入了新建的海军。组织上被他的伪装积极所蒙蔽,很重用他,是个负责的干部,曾经是个负责的干部。”

  首长在“曾经”一词上,加重了语气。

这就好了,我从心底感到宽慰。丈夫没有看错人,没有枉冒杀身之祸助叶兵出走。叶兵肯定是夙愿得偿,干得很出色。首长说“曾经”确实是一段长长的岁月了。叶兵1943年逃开日本特工的追捕,在众家弟兄的帮助下逃出了鬼门关。屈指数来,已经26度春秋。按照政府干部的等级划分,他是抗日战争时期参加革命的“三八式”老干部了,所以他才能平安地跨过历次运动的关卡。这么说,他是当权的走资派了,莫不是给归在了刘少奇的“黑线”名下,判为“修正主义分子”了?不对,他一进解放区就投身军界,或许跟军中的统帅们有什么扯不清的瓜葛?他已经遭到磨难了吧?我不禁为叶兵而忐忑不安了。

我闷头做针钱,说不清是忧是喜是怕是烦。

  首长猛地站直身子,雷霆万钧地甩出来他的重武器。

  “你丈夫是派王卓到解放区去卧底!”

  我的情结还在叶兵、王卓、王卓、叶兵上团团缠绕,一时没悟出首长重武器的巨大杀伤力,傻乎乎地随口问了:

  “卧底?卧什么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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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06-12-21 14:32:06 | 显示全部楼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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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卧底,就是卧底,你心里明白,别装糊涂。”

  首长身后那位护法神跨前了一步,只要他一伸手,便能轻易地逮小鸡一样地提我起来。院中响起一种金属相碰撞的铿锵之声,这声音我熟悉,是展开手铐的响动。我在教养所不止一次听到过。

  我下意识地从桌子上抓起个什么东西攥紧,身子死死地靠向椅背。

  我悟出了,他们是想把叶兵整个身败名裂,他们之所以揪着丈夫这条虚线不放,很可能再也搜索不出更骇人的条目,尽管丈夫作为日本高级特工的烟雾已经随着大海的腥风散尽,但这并不能排除他已经把叶兵转移给另一个神秘的境外客了。境外客协同我,串连上叶兵,编结了一个跨国的特务网,这真是时下最具爆炸效应的头等大案。叶兵以身居要职的方便,装神弄鬼,党军的秘密便不翼而飞。反正虚指的是境外客,既涉及境外,便可以以“绝密”封锁,绝密可是无往而不胜的法宝。

  叶兵既是卧底的特务,推而察之,介绍丈夫结识叶兵的刘廉更该是老牌的了。为叶兵开具路条的张岚峰的机要秘书可以从轻判为特嫌,接收了张明红包放叶兵出城的西直门哨卡的小班长是沾边特嫌。张明当然是在劫难逃。叶兵卧底也不可能一个人独耍,手下总要有一名甚至几名为他效力的伴当。

  这就可以把叶兵的亲信也搜捞上来,做到一网打尽。

  看起来,我背了十几年特嫌的“嫌”字,也该到了“正名”的时候了。他们要我承认,叶兵确为丈夫所派,两人谋划停当,今日差遣军中的叶兵,明日差遣机关中的李兵、王兵,后日再差遣国营企业中的张兵、钱兵。从泊定的反革命旗舰上,伺机而动。天哪!这真是对那一代热血青年的亵渎!叶兵被日本特工追踪得上天无门之时,才22岁,我醉心革命典籍,22岁,丈夫协助叶兵入地出走26岁,那个少言寡语的刘廉,24岁,自愿护送叶兵出城,跟守卡的伪军称兄道弟的张明,23岁,通通是为理想搅昏了头的黄口孺子。

  我的头嗡嗡地喧嚣起来,恰似一架重型轰炸机在头顶回旋。我双手护定双耳,额头沁出了冷汗,这当然逃不开首长的目光。

  “说吧!说实话,你要明白,这是挽救王卓。”雷霆万钧的声调有所缓和。

  “挽救”这个经常出现在红头文件中的词语,由于不同层次、不同场合的巧妙运用,很难界定它的真正含意。现时,“挽救”就是要我指定王卓是卧底特务,这是真正的诬陷,不但诬陷王卓,还要加上众家弟兄。无耻!无耻!耻辱感刺向我的神经,我一下子冷静下来。

  “解放后,我跟王卓没任何联系,你们可以不相信我,难道信不过你们军中的层层关卡?”

  首长一愣,我立即接上:

  “叶兵既要利用他和我丈夫的这层关系,他高官在位,即便为了堵我的嘴,也该救济一下我吧?我可是穷得吃了上顿愁下顿,就是讲讲朋友情分吧,也不应该看着我这未亡人挨饿吧!”

  “什么未亡人,你丈夫究竟是死是逃,还没定论!”

  “丈夫真的没死!请告诉我他的下落,他连累我的这笔反革命罪,我得好好跟他算算!”

  “休想摸底!你丈夫的事,你们和王卓勾搭的事,我们早晚会亮出来,现在还不是时候。让你坦白,是给你立功的机会。立功可以受奖么!你跟我们合作,我们可以建议撤销开除公职的处分,建议你回原单位去工作。”

  首长给了我一个多么慷慨的许诺。我合作,立即可以摘掉右派帽子,更可以立即领到“皇粮”,告别这衣食难继的艰涩岁月。最使我动心的是:我就有资格唤回那跟我划清界线离家出走的儿子。这个儿子可不比寻常,是我仅仅因为对丈夫的无尽思念,作为惟一的精神依靠,一手把他拉扯大的。如若我恢复了国家干部的身份,他也就没有划清界线的依据了。那个撕肝揪肺日夜惦记着的儿子,小海子说他在中学生的大串连中,染上了流行性肝炎,若是真的,他就更需要母亲的呵护了。

  不知道什么时候,眼眶中竟蓄满了泪水。当别人告诉我,叶兵怎样飞黄腾达,要我去找找他时,我只是想,既然都为革命工作,迟早总有机会碰头,我又跟他不很熟稔,何必急于见面呢。就这样,咫尺天涯竟没和叶兵续上革命情谊。现在分析起来,叶兵身居高位没有找我,一定有难言之隐。他那不谙世俗的行事作风,能和工农干部不生龃龉吗?莫不是已经树敌累累了?正因为他有权在握,才闯过了历次运动的关卡,直到清理阶级队伍,才被清理出来的吧!

  我平静下来,悄悄抹掉泪水,重新拈针理钱。

  “你先坦白,你丈夫到底是干什么的?”

  “他是日本大阪《每日新闻》社的记者!”

  “为虎作伥!你总该记得,那是共产党浴血奋战的抗战时期。”

“正因为他披了那张虎皮,才能为革命做了一点工作,才能跟张岚峰搭上话,才能护送叶兵安全出走。”

“你这么说不脸红吗?你丈夫是日本法西斯的走狗,你是亲日派大资本家的千金小组,王卓是大汉奸臧式毅的亲外甥,统统是货真价实的阶级敌人,还大谈革命,配吗?”

  “那就把我们这些牛鬼蛇神通通投狱,通通枪决,不就天下太平了吗!”

  “你不要破罐破摔,判处你反革命徒刑,有理有据。”

  首长指了指我的横幅:“你还说跟王卓没有联系,这幅字就是明证:王卓的墙上也挂了这么一幅。你能说这是巧合吗?”

  “这是中华民族先哲的话,是立人之本。”我反倒沉静下来了。

  首长笑了,立起身,合上他那摊着的笔记本,缓缓地说:“正告你,我们可不是没把握而来。你要三思,尽快交出私货来,挽救后半生要紧。刚刚40岁的人么!还是大展宏图的年月。不为自己,也该为你的儿女想想,难道就让他们背着‘黑五类’的包袱,运动一来,就是整肃的对象吗?”

  一阵有秩序的响动之后,他们撤了。我再没想到这个骇世惊俗的闹剧会如此匆匆收场。又是小兰子气喘吁吁地跑进来,放心地向我说:“人走了,院里院外的人都走了,卡车开走了。”

  我才感觉到,内衣裤冷粘粘地贴在身上,一缕红丝线被揉搓得退了色。我吓坏了,赶紧拿过来摊开的绣活仔细查看,若是把这件甚至高过我一年生活费的半成品污染,那我可是闯祸了,专政组只要按时下流行的说法,说是搞阶级报复,存心破坏生产,不用任何阵仗,就可以把我推向冤狱。

这是我一再庆幸的一项甜活,革命群众嫌难不做才让我捡了便宜。因为扣去外贸进出口公司发活儿的手续费,扣去制衣厂的工艺流程费,再扣去居委会的福利费,一件活最少我可以得到两元两角的手工费,10件活便是整整的22元,这可不是一个小数目。半个月的玉米面不用愁了,还可以买上100斤煤球,免得一到蒸窝头的时候,自己没火,还得去麻烦郑大嫂。余下的交上房费、电费,如果还能买上一斤鸡蛋留给儿子,那就更好了。人家都说:肝炎,就需要吃鸡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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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06-12-21 14:32:38 | 显示全部楼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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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青年报》的一位年轻记者来访问我,大大方方地送上一张名片——尚晓岚。晓——早晨、岚——美峰;青空下奇美的山峰,而且是万物醒转的早晨。多好的名字,涵盖的是多么辽阔的视野!学过日文的我立刻涌出来岚字的日文定义——暴风雨。完全是下意识的联想,猛然间直面当代的媒体,而且是发行量很大的《北京青年报》,是以青年为读者对象的青年之报,我受宠若惊之余,完完全全地是种暴风雨来临的感觉。




  这点,聪敏的小记者立刻意识到了,她写道:“眼前的老人分明拥有一种见过大世面的镇定气质,为什么又隐隐流露出某种不安?”在访问记的结尾,写文的和摄影的有两句意味深长的对话:摄:“你注意到了吗?老太太的坐姿特别紧张,好像给拘在椅子里。”文:“真的是,然而比她的坐姿更压抑的一定是她的内心,她的心里压的东西太多了,而且已经不愿意再说。”小记者的话说对了一半,我心里压的东西实在是太多了,但绝不是不愿再说。坐姿之所以令人感到紧张,是在那个短暂的时间段里,千头万绪、千言万语,不知从何说起才好。因为:我既无法诅咒过去,也不愿意渲染当前。压得最重的是一种非常固执的、企盼理解的感情。而且我一向认为:这不仅是我这一个,而是我们整整的一代。

  记者又写道:“这是一套旧单元房,厨房的漆皮已经剥落,一片片地悬挂着……”言外之意,很为我住房的陈旧唏嘘。如果说,我不为我住房的狭小、简陋而委屈,那是假话。那是熬过了若干个不眠之夜,才明细了自己目前的处境。那位和我共事时是个刚刚进厂的工农兵大学生、被我们叫做小什么的、如今重权在握的厂的第一把手,在处理房事时,给我们这些退了休的老家伙定了个“不计历史”的框架,如此,我们一些没能在时间上得到评定职称礼遇的老人,便被排除到新宿舍的高墙之外了。一把手注重的是在岗之人,他要的是工作运营中各种力量的平衡。有同事劝我说:“你找他去!”我一笑而已。我看到的是另一面,这几年我们厂履过了各种沟沟坎坎,一方面是大环境的牵引,一方面也是他的积极运作。厂能够在风浪中前进,能给大环境添砖加瓦,这便是最好的业绩。我这个匹夫未敢忘忧国的青年时期的志士,衷心为这一砖一瓦欢呼。我确信,我们一代又一代上下求索的美好世道,就会在这一砖一瓦中成为通途,何况智者千虑,难免一失嘛!

  我为我们优秀的文化底蕴礼赞,她教育我要“大处着眼,懂得宽容”。

  名作家史铁生在《北京青年报》上发表的一篇涉及我的故事中说:“无论她是一个怎样坚强而具传奇色彩的女性,她的大女儿一定是她决心活下去并独自歌唱的原因。”确实如此,就是我这个仅存的女儿,“文化大革命”中给我这个孤身一人、背负着加上丈夫的两个人的历史罪由艰难地匍匐生活之时,下了个哀的美敦书:和我划清阶级界线、断绝一切往来。如果说心会碎,那时暗夜中的感觉,确实是心在一块块的碎裂、碎裂。我审视了自己曾有过的狂热年代,记起了以天下为己任的纯情青年不随着狂飙前进就意味着背叛的历史语境,我理解了女儿,她甩给我的哀的美敦书其实是甩给那个错了位的时间段,我获得了使血液重新粘合碎心的力量。我相信,时间会洗涤我的历史,使女儿明白:妈妈本也是个纯情青年,以追求真善美为矢志,从没干过星点坑人的坏事。如今,她富裕了,在《文汇报》的笔会栏里说出心愿:要大宴亲朋好友为我祝寿。我不愿意。我要的不是那种喜气洋洋的颂赞,只是一代对一代的理解。我以为:只有把涤荡污泥浊水改善环境的努力一代代地衔接起来,才能使孙中山先辈倡导的“大道”向前铺展。

  如果问我为什么能阅尽沧桑活到耄耋之年的秘密,那很简单,一颗永不休止的求善之心而已。

三个二十七的轮回

  一位颇负盛名的记者来找我,和我谈天说地,谈的很有韵味,临了,他要求看看我的照相簿。浏览之余,向我提出了一个建议:建议我按时代(我、女儿、女儿的女儿)拣几幅不同的照片,组合成章,印制成册。理由是:这貌似轮回的轨迹,确是一部形象的现、当代史。我拒绝了,理由也很简单:我们三代凡人,经历的都是悲悲苦苦、恩恩怨怨的凡人小事,不值得公诸于世。

  记者首先哂笑了我写历史必写伟人的陈腐观念。他说:在时代风云中,你们三代中华女儿贯穿着一条红线,那就是对神州大地的缕缕柔情,这是根本,他重重地重复了一句:“这是根本,你应该意识到。”

  这句话真正地戳进了我的心窝子,女儿和女儿的女儿会不会认同这个评价,我不想推测。对我,这句话席卷的冻雨骤风,岂是一言能尽?

  半个世纪前,我失去了与之共同跋涉的丈夫

  半个世纪前,当我接到丈夫乘坐的轮船在海上遇难人已沉入冥冥碧海之中的消息时,我站在冷雨中的台湾海峡岸边,腿冰膝冷;胸膛里归与不归的狂涛搅得我眼离心颤。身边4岁的女儿用童稚的清音呜咽着、呼唤着:“妈妈!回家吧!我冷呀!妈妈!回家吧!”

  失去了共同跋涉的丈夫,我一个人的家,将在哪里?能是我儿时那外表雕梁画栋、内盖我虞尔诈的大富之家吗?这比较简单,我这个标致的小寡妇,只要愿意委身给向我提出许诺的任何一位富绅,都不难解决,过起我娘、我大姐那拴在男人裤带上的荣华岁月。

  不能,这完全是我的自我否定!不能。或者,我可以留在台北,以女作家的身份进入官府,和我的同学一起,作为流亡的吉林籍国大代表逍遥下去吗?不能,这从来不是我追求的道路!不能。再或者,我可以接受大阪外国语学院的聘请,去他们学院里教中国文学,以独立女性的姿态出现,不仰赖男人。可是,那是日本人的日本,不是我的祖国。何况被日本人歧视的历史在我记忆犹新。女儿要回的家,更是我要回归的家,只能是我的故土、我的祖国。这缕思乡的柔情,绢丝一样,看似轻柔,却丝丝缕缕地绻缠着我,缠得很紧、很紧、很紧。我27岁的女儿心,按着当时理想青年的走向,回归了共产党领导的祖国。

  新中国用满天朝霞接纳了我。我意气风发,心中的柔情缕缕伸展,我衷心歌颂着我感到的一切新生。取缔妓院的壮举,更使得我热泪盈眶,甚至于手舞足蹈起来。我执拗地相信,有政权倡导,女人受凌辱的历史必然很快结束,女人再不会拴在男人的腰带上过那种屈辱的日子了。事实证明,我尽管年龄有加,仍然没有脱却我的书生甲壳。白学了政治经济学,天真得忘却了贫匮的经济基础,长时期的封建文化积淀还有令人悚然的反弹能量。

  女儿入学了,戴上了红领巾,而且千挑百选,选上去演电影《祖国的花朵》去了。她们这一代,本是祖国的花朵嘛!我心安神驰,这正是我和丈夫梦寐以求的社会,这顺乎我诀别大富之家的初衷矢志,这圆了我和丈夫青年的梦。

  政治运动来了,一次比一次沉重,压得我晕头转向

  政治运动来了,一次比一次沉重,压得我晕头转向。我为革命投身的热情,被判定为伪装;根据很简单,我们这种生在绮罗丛中的人不可能革什么命,很可能是怀揣二心来的,是那种人在曹营心在汉的阶级敌对分子。我被戴上了右派帽子,清洗出了国家机关。尚未成年的孩子,归在了“黑五类”项下。

  “文化大革命”席卷神州大地的时候,早就有着狗崽子类型的原罪感的女儿,加上“红五类”丈夫的钳制,在27岁下放劳动的时日里,坚决走革命的道路,和我划清界限,断绝来往了。我开始过着没有亲人,站在人前比革命群众矮半截的艰辛日子。

  历史就这样流淌着,到我重返工作岗位,已经是2727的暮年门槛了。对着积霜的两鬓,我欣慰的是:我对社会的“复杂”总算有了些许认识。

  忽然,一件无法立时决定的麻烦罩定了我们这个单亲相依的小家(“文革”后,女儿和“红五类”的丈夫分了手)1989年,女儿的单位为了对外宣传,为了向海外介绍中国,同意女儿去美国考察。结果,到美国后的女儿因故不能按时回国,她的单位不直接召唤她,而是找到了我,说她的地址不定不好找。让我传话,限定她在91回到单位报到,否则,以自动离职论处。他们找我的日子是815,限定的回归日是831。远隔重洋,这真是个不容喘息的时间。无奈之余,我用了半月的工资,给女儿打了个越洋电话。她听了后,沉吟了一分钟之久(这一分钟的越洋电话费当年是29元人民币):“妈妈,会不会重复您的遭遇呢?我想想吧!”就这样,她留在美国了,靠打黑工果腹(她的公派护照失效)。先是给一家缝纫工厂做包件,后又给餐厅涮盘子,还给人家看小孩,凭着中国人的坚毅,熬到站住了脚,把自己的女儿接出去上了学。女儿现受聘为加拿大电视台拍部分专题片,向北美介绍中国,她1989年的梦这时圆了。

  1995年世界妇女代表大会,女儿和孙女母女双双报效祖国来了

  1995年世界妇女代表大会期间,已经在加拿大西北大学获得学士学位的孙女,也被加拿大电视台雇用,做中文翻译,母女双双报效祖国来了。

孙女站在朝霞满天的天安门前,莺声呖呖地向加拿大的妇女代表介绍了中国多彩、多难的历史。我说莺声,是加拿大代表团对她流畅的英语评价。那位代表团的领班人说:你孙女的声音像鸟儿歌唱那样美妙。

  这姑娘称得起雄心不小,辅助她供职的公司老板,筹办一所中加学校,还要请大山① 做主持人拍摄系列英语教学节目提供给中央电视台。我问起缘由,她说只是我曾说给她的一句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她一心想为开放的祖国做些什么。

  我不无苍凉地注意到妇女大会召开的19955月,这年,正是孙女迈进了27岁的门槛,这是女人跨过花季后最为灿烂的时光。三代人327,如此巧合,难道真如那位记者所说,是貌似轮回?还是真有轮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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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06-12-21 14:33:50 | 显示全部楼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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牙行博士

  也许是洛矶山上那常年不溶的白雪精灵吧!渴想看看山脚下开得恣肆的朵朵山茶、簇簇杜鹃,随风扬进了这如画的城市。时令已过了立夏,大地用羞怯的夏热迎接着白雪,冷热交融,雨便滂沱而来了。当然,这不是对气象的解释,只是我的一片遐想。我们坐在一辆中级的轿车里,蜿蜒在雨中的盘山路上,为的是去相看几间出售的住宅。

  雨下得真大啊!打得车顶爆珠似的连串作响,路滑得流油,会不会滑坡?这可是高了又
低,低了又高的盘山路。我们的司机灵敏地掌握着方向盘,一脸的自信,显然,雨并没有给她任何压力。约定是三天前说好的,没有料到会有这样一场盛夏才有的大雨。司机在约定时间开了自己的车子来接我们,她有一个工作网,每幢要看的房子,都有人在准时开锁。雨不能打乱工作中的信用,这是发达社会的常规。

  雨在车窗上制造了雨瀑,路两侧的参天绿树,在雨瀑中幻化成绿的锦带,似乎要缠上身来,带着新绿清香的空气,清爽得润心润肺,难怪环保志士,在在地倡导着绿化,这绿,绿得多么美妙。

  司机是位Agent,用老北京的方言说,是个拉房纤的,用痞话说是个房虫儿,属于牙行。按中华文化对此的诠释:“车船店脚牙,无罪也该杀。”干这行的人可不是善良之辈,可眼前的这位房虫儿,却怎样也和歹徒拼不到一块儿。

  当然,她是刻意打扮了的,这是职业习惯,也是女人生命的需要。看似很淡,其实是精心地铺陈了脂粉。使她看上去,不仅庄重大方,完全的西方职业白领,而且还有些青春光影,那是种柔光,并不奇人,却很耐看。

  她的名片上印着:能熟练运用的语言有广东语、国语、法语、日语,作为母语的英语是用不着列上了。根据她为这次看房所做的安排,我相信她的英语不但够用还会绰绰有余。在加拿大这个移民国家里,极想安家入住的新移民,遇上的是说家乡话的介绍人,听起来该多么舒服,准会升起他乡遇故知的亲切之感,这可真是位博士级的经纪人了。

  女士随路介绍地名,介绍景观,说的是国语,发音很纯正,个别的副词用在了主词的前面,泄露了香港人的说话习惯。她说,我有看见,而不是说,我看见过,但这并没使她的淙淙细语减色,说得很有分寸。

  当我们相看一幢临水倚坡、风光万千的家宅时,她像日本女儿一样屈膝跪在长长的落地窗前,一面眺望着雨中的碧水云天,一边精精细细地报上了房屋的市场价格。着重指出,售价公平,物有所值,显露了她职业上的老到。

  “有这样一个家该多好啊!”她总结说,这既是说给她的客户,也可能是说给她自己,因为语调中有种渴想的幽怨。

  这么个迟暮的女士,这么个掌握了多种语言的牙行经纪人,无意中流泻出来的对家的渴望,令人心动。她说的家,当然不仅仅是幢房屋,必然有着家的一切内涵:一个称心的对象,一两个哇哇叫着的娃儿,或还有个絮絮叨叨的老母亲。

  我真想问问她是否已经结婚,这在西方习俗里属于个人隐私,不好动问。我却不能不为她的迟暮唏嘘了。她脸上的那缕柔光,标志着她已经在自立的进程中踟蹰了太久。在这开满鲜花的移民土地上,种族的、地域的、品位的、习惯的种种隔阂太多太多,找个知心人真真得是上下求索。事情就是这样清清明明,别管你是立足于地球的哪个地方,“家”就是女人的千古归依,成为主妇,进而成为母亲,这才是完成了女人的天职。

  我在悄悄地为我的牙行博士构想:有典雅但不奢华的摆设,有方便随手的日用器物,有馋人的饭香菜香。当她要去为某个按铃人开门时,那个柔软的娃儿缠住她的腿,她既是娇妻,又是慈母。但愿如此!但愿如此!

听歌小记

  我被一位同行带着去聆听刘索拉女士② 的独唱音乐会。对这位名声显赫的女作家、歌人来说,我几乎是怀着一种仰视的心情去的。因为同行说,她的人气很旺,她的歌和书已经在全世界不胫而走了。

  音乐会的地点“奢侈”,之所以这样说,因为地点曾经是满清王爷的府邸,曾经是民国时期大资本家的豪宅,而今定名为中关村的桃花源——白家大宅门食府。

  由大门至正厅的通路上,两排红纱灯夹道,身着仆从式长衫、头戴清式红缨帽的侍者趋前致意。这个对来客的礼遇,不知是否是在印证昔日王府的雍容。引听众进入歌场的侍者换成了姑娘,她们穿着现代化了的唐装,色调凝重,与红缨帽相对应,这或者是又一种怀古幽情吧!

  演歌台设置在一个山石错落叠就的平台上,后面是倚丘而建的三间精舍。红漆黄瓦、绿窗茜纱,树冠掩映下,平台上只摆放着一架钢琴。据说,这位歌者要求的伴奏十分苛刻,要弹奏出能随着她恣意高扬的韵律相应、相对的和声,这可真是个考验素质的难题。

  刘女士出场,一袭有魅力的黑色时装,衬得她挺拔潇洒。她曼声轻吟了,琴也相伴琮琤而起。刘女士的歌不配歌词,又是据说:她歌遍世界皆无歌词,都应该是种吟哦吧!吟哦出心声来。刘女士介绍说,她献上的这首曼歌叫《爸爸椅》,创意是椅子腿和椅子座的对话。我思忖:椅子腿是立着的,是竖的。椅子座是平着的,是横的,这是种相对,又是种相持。腿和座的对话当然不会完全是竖与横的纠缠,能是支撑与被支撑的相争吗?没有歌词的借助来领悟其中的奥秘,只有靠那有时温婉有时铿锵的吟唱来捕捉意境了。伴奏的琴音听得出来是在为那原嗓儿的吟唱润色,这是种架构式的合作吧!

  这是一出张扬个性的吟唱,声调之多转有大珠小珠落玉盘的丁咚,有微风戏水的潺潺,也有突发的一声裂帛。总之是一条精心构置的声之流,极尽起承转合之能事。如果说每一组和声都是一种人生态度的话,那就看你怎样领悟了。

  刘女士是行遍世界的歌人,那种沉甸甸的以男性为中心的社会态相可能早已被她穿透。她在挥洒着女人的轻柔、女人的细致,更多的是一种生活在富裕平台上才可能有的抒情。如果,女人、众多的女人,都能有一个自己抒情的平台,那该是个多么祥和的境界,那才是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化吧!因为就是在我们亲爱的首都北京——电视里热播的是女人受摧残的千古悲剧——《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中央电视台的社会经纬栏目里,在讨论防止家庭暴力的议题。街头巷尾,也仍然不时爆出包二奶的拜金行事。

  听众中,靓女不少,不知道她们听了这组和声,会不会引发思索。这组既挑战男人又妥协男人的如簧之声,至少标明了女人正在前进,正在大力驶往“自由女人”的彼岸。这无疑是好事。加拿大的民主积极分子NELLIIE MCLUNG:“国家的前途依靠于妇女的社会地位。”刘女士的歌声标明了她已经到达了“自由女人”的彼岸,众家姐妹,随之则个。核心是:必须像索拉一样紧握坚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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