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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中国现当代散文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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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5-11-11 12:47:04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第一讲 中国现代散文概述(上)

  中国是个散文大国,几千年来源远流长。不过,中国古代散文在逐渐发展的过程中,一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趋于成熟和完美;另一方面,却也背上了许多包袱,形成框框套套,捆住了自己灵活的手脚。

  散文需要变革,正如刘勰在《文心雕龙》里所指出:“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随着“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勃兴,外国散文的介绍,现代报刊的创办,适应除旧布新的时代需要,中国散文从内容到形式都发生了空前未有、焕然一新的“质变”,开始走上现代化的发展道路。

  中国现代散文产生和成长于“思想革命”和“文学革命”广泛开展、各种新文学形式蓬勃兴起的“五四”时期,繁荣兴盛于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异常尖锐的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在民族民主革命战争的漫天烽火中拓展奋进,取得了“几乎在小说戏曲和诗歌之上”(鲁迅语)的光辉业绩。



  中国现代散文是萌芽于“文学革命”和“思想革命”的。“文学革命”的倡导者胡适、陈独秀尖锐批判古文家“文以载道”的正统观念和近世文坛的拟古主义文风,钱玄同则把那些死抱古文不放的旧文人斥为“桐城谬种”和“选学妖孽”。他们大力提倡平民、写实、求真、通俗的白话文学,现代白话散文便是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文学革命”的呐喊中就有散文变革的呼声。刘半农在1917年5月号《新青年》上发表的《我之文学改良观》中最早具体论述散文变革的有关问题,并首先提“文学散文”的概念。 周作人在1921年6月发表的《美文》一文中,率先把文学散文称为“美文”。王统照在1923年6月发表的《纯散文》一文中,则把文学散文称为“纯散文”。他还借用美国学者的分法,把“纯散文”分为五类:一、历史类的散文,又称叙述的散文;二、描写的散文,包括状物写景一类的作品;三、演说类的散文,又称激动的散文;四、教训的散文,又称说明散文;五、时代的散文,又称杂散文。胡梦华在1926年3月发表的《絮语散文》一文中,着重介绍了欧美的Familiar Essay,称它是“散文中的散文”,“是一种不同凡响的美的文学”。这些理论主张有破有立,更新了散文观念,在散文的语言形式、文体格式、思想内容诸方面提出了革故鼎新的任务和要求,对现代散文的创建和发展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五四”时期创立的新型散文有多种多样的体裁样式,以性质和功用区分,主要包括议论性散文和记叙抒情散文两大类型。

  适应除旧布新、 思想启蒙的时代需要, 议论性散文率先兴起。《新青年》创办初期, 陈独秀、 李大钊等人的一些议论文,思想新颖,激情充沛,可说是白话散文的一种最初形式。《新青年》1918年4月号首先开辟“随感录”专栏,专登短小泼辣的议论文字,这些具有文学意味的杂感短评便是后来统称“杂文” 一类作品的先导。 继《新青年》之后,《每周评论》、《民国日报·觉悟》、《时事新报·学灯》、《晨报副刊》、《京报副刊》以及《语丝》、《莽原》、《现代评论》等报刊,也竞相开辟杂文栏目,共同促进现代杂文的蓬勃发展。在各式各样的杂文作品中,杂文家不仅“对于中国的社会,文明,都毫无忌惮地加以批评”,而且倾注了唤醒民众、改造社会、探求民族解放之路的革命激情和理想愿望,同时还注重提高论辩说理的艺术性,努力形成各人的独特风格,使杂文有别于一般的论说文而成为一种特殊的文学形式。鲁迅在这方面的贡献是众所公认的,他是中国现代杂文的开山大师和最杰出的代表。此外,陈独秀、李大钊、周作人、刘半农、钱玄同、林语堂、陈西滢等人,也对中国现代杂文的创建和发展,有过一定的贡献。

  记叙抒情的白话散文几乎与杂感短评同时发轫于“五四”文学革命初期。早在1918年间《新青年》杂志上开始出现白话文学作品时,就有胡适等人的记叙散文和刘半农的语体散文诗试作陆续发表。只是杂感短评因其更便于从事除旧布新的工作而率先盛行开来,记叙抒情散文这时尚处于起步阶段。到了新文学运动由致力于“破旧”向致力于“立新”深入发展的阶段,记叙抒情散文的各种样式才快步赶上杂文的发展势头。

  中国现代散文中的记叙抒情文,是以众多的记游之作开头的。游记、通讯一类文体适应社会开放、中外沟通的时代需要而迅速兴起,风行一时, 出现了一批游记名家和游记专集, 如瞿秋白的《饿乡纪程》和《赤都心史》,孙福熙的《山野掇拾》和《归航》,孙伏园的《伏园游记》,谢冰心的《寄小读者》,朱自清的《踪迹》,徐志摩的《巴黎的鳞爪》,徐蔚南和王世颖的《龙山梦痕》等。这些作品或介绍域外社会风貌,充满异国情调,或采写国内风土人情,各具地方色彩, 或以新的眼光领略山水名胜, 尽情讴歌自然美,都开拓了游记、通讯的新题材新境界。此外,早期游记体散文中还出现了一些可称为“漂泊记”、“流浪记”的作品,如郁达夫的《还乡记》、成仿吾的《太湖游记》、倪贻德的《东海之滨》、陈学昭的《倦旅》等。这些作品侧重抒写作者的漂泊生涯、不幸遭遇及其不满现实、崇拜自然的浪漫感伤情绪,带有浓厚的自叙传色彩和释愤抒情气息。

  抒情性散文小品的勃兴发生在“五四”运动爆发之后。这时,思想解放运动波及全国,各种新思潮广泛传播,新与旧、个人与社会、理想与现实等矛盾冲突相当尖锐。 觉醒的知识分子挣脱封建主义束缚,思想感情获得大解放,他们热烈追求新的人生理想,积极探索个人和社会的出路,但同时也“更分明的看见了周围的无涯际的黑暗”(鲁迅语),更真切地感到觉醒的痛苦和前途的渺茫,更敏锐发觉理想追求与现实社会的尖锐对立,大多处于梦醒之后而无路可走的苦闷彷徨状态。这种社会心态促成了抒情散文的蓬勃发展。作家出自表达交流思想感情的内在需要,创造出各式各样的抒情文体:

  散文诗跨过幼稚的试作阶段,出现了鲁迅《野草》这样的艺术丰碑,和焦菊隐《夜哭》、 高长虹《心的探险》、 于赓虞《魔鬼的舞蹈》以及不少单篇的成功之作,标志着散文诗这种新创的抒情文体走上了独立发展的道路。

  抒情小品从《晨报副刊》 “浪漫谈” 专栏上起步,到《小说月报》“创作”专栏内的名篇迭出,表明它业已成为一种自觉的艺术创作。谢冰心《笑》和《往事》,许地山《空山灵雨》,是这时期最早的抒情小品名篇和“美文”佳作。随后,周作人陆续发表了那些影响很大的平和冲淡之作,朱自清也写出了脍炙人口的《背影》和《荷塘月色》,王统照创作了一系列别具一格的瞑想小品,徐志摩在抒情散文中“自剖”心态,叶圣陶随时随地抒写日常感兴,鲁迅在《朝花夕拾》中忆旧述感,郭沫若在《小品六章》中捕捉“牧歌的情绪”,俞平伯、丰子恺、梁遇春等人的随笔散文夹叙夹议,……在短短五六年间,抒情性散文小品领域就出现了名家辈出、佳作连篇、形式多样、风格各异的盛况。

  总体上说,自“五四”开始,记叙抒情散文率先发展成为一种自觉的艺术创作和独立的文学形式,形成了以记叙抒情散文为文学散文主体的新的发展格局。这是“五四”散文艺术变革的一个重要方面。另一个重要方面是,散文的语言形式发生了根本变革。人们不仅用白话写作议论文、杂感文,而且用白话创作叙事抒情散文,不仅写得平易畅达, 自然活泼, 而且也能写得简洁缜密,优美隽永。白话“美文”的出现,打破了“‘美文不能用白话’的迷信”(胡适语),显示了新文学的创作实绩。因此“五四”时期散文艺术的蜕旧变新,在中国散文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的历史意义。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现代散文出现过短暂的沉寂期。随着政治风云的突变和革命形势的周折,新文学阵营也在这个历史转变关头发生了激烈的分化: 一部分知识分子被大屠杀所吓倒, 开始动摇后退了,一部分文人则存心与当局采取同一步调;有些人处于苦闷与探索之中;以鲁迅为代表的彻底的革命民主主义者和一批从政治漩涡中撤退下来的革命知识分子,则继续坚定地探索新文学的发展道路。作家的生活态度、思想立场、心理状态所发生的一系列重大变化,在当时和后来的散文创作中留下了鲜明的印记。

  在20世纪20年代末“几条杂感,就可以送命的”(鲁迅语)白色恐怖时期,新兴散文原先那种蓬勃发展的势头受到阻遏,但正如政治高压遏制不了“地火在地下运行,奔突”一样,现代散文的勃勃生机也是扼杀不了的,它在逆境中仍曲折生长,“仗着挣扎和战斗”(鲁迅语)走向新的繁荣。这时,杂感短评因为形势严峻,不能不由正面交锋变为旁敲侧击,由锋芒毕露变为隐晦曲折。散文小品领域也发生明显的分化和变化:茅盾等人的抒情小品曲折表达自己对大革命失败的情感经验和理性反思,沉郁顿挫,含蓄蕴藉(如茅盾的《卖豆腐的哨子》、《雾》、《虹》、《严霜下的梦》等,以个人抒怀方式和象征性意象表现革命低潮时期的精神苦闷,成为大革命失败后的时代象征);周作人、俞平伯等人在《骆驼草》上开始改弦易辙,往闲适、趣味一路发展。游记方面出现了流亡、避祸、销忧之类的新内容,如阿英的《流离》、郑振铎的《海燕》、郁达夫的《灯蛾埋葬之夜》和《感伤的行旅》等。这种种变迁的迹象预示着20世纪30年代散文将迎来一个更为丰富复杂、五光十色的发展前景。

  进入三十年代,伴随民族民主革命浪潮日益高涨,各种散文全面复苏,新体散文萌生发展,散文界重新趋于活跃。以1932年底黎烈文接编并改革《申报·自由谈》、邀请鲁迅、茅盾等人为之撰稿为重要标志, 散文创作进入了一个新的繁荣兴盛期。 《申报·自由谈》继“五四”时期《晨报副刊》等传统,注重发表杂文、随笔、速写、抒情散文,汇集了许多散文作家。影响所及,许多大报副刊纷纷仿效,《中华日报》由聂绀弩主编 《动向》副刊、 《立报》由谢六逸主编《言林》副刊、《大公报》由沈从文、萧乾编辑《文艺》副刊,都为散文广开门路。专注于散文的刊物有《涛声》、 《新语林》、 《芒种》、《太白》、 《水星》、 《杂文》、《论语》、《人间世》、《宇宙风》、《文饭小品》、《文艺风景》、《天地人》、《中流》、《光明》等等, 1933年和1934年分别被称为 “小品文年”和“杂志年”,可见极一时之盛。各书店也竞相出版散文的专集、选集以至丛书,如巴金为文化生活出版社主编的“文学丛刊”,收入散文集甚多,靳以为良友主编一套“现代散文新集”。报刊杂志上散文园地的扩大,出版商热心出版散文著作,这些都说明一个散文创作高潮业已形成,写作和阅读散文蔚成一时风气。尤其可喜的是,这时期散文创作队伍空前壮大,老作家中,鲁迅、周作人、郁达夫、朱自清、谢冰心、叶圣陶、郑振铎、王统照、林语堂、俞平伯等人,都不断有散文新作问世,仍是这一时期散文界的主干;二十年代中期开始从事散文创作的作家,如茅盾、丰子恺、鲁彦、沈从文等,到这时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还有二十年代末三十年代初陆续涌现的一大批文学新人,如巴金、靳以、柯灵、唐弢、 徐懋庸、 周木斋、何其芳、李广田、吴伯箫、丽尼、陆蠡、萧红、萧军等活跃于散文界,成为三十年代创作的一支生力军。在新老作家的辛勤耕耘下,三十年代散文园地呈现出繁花似锦、全面丰收的动人局面。

  在这热闹繁杂的散文界,存在着两种主要艺术倾向、两种流派的鲜明对立,即“论语派”和“太白派”的抗争。

  1932年9月,林语堂创办《论语》半月刊,与《骆驼草》的作者周作人、俞平伯、废名、刘半农等,和《金屋月刊》的作者邵洵美、章克标等,以及一些气味相投的同好如沈启无、徐訏、陶亢德等,提倡“幽默小品”和“趣味小品”; 继而创办《人间世》 (1934年4月),打出“以自我为中心,以闲适为格调”的旗号;后来还创办了《宇宙风》(1935年9月),从而形成了以林语堂、周作人为代表的 “论语派”。 他们在趣味、游戏、幽默、闲适中改变了20年代散文“问世”的径路,从意兴湍扬的激扬文字走向了沉潜适世的生命关怀与日常人生的吟味咀嚼。

  所谓“太白派”,指的是团结在《太白》杂志周围,以左翼作家为骨干, 包括鲁迅、 茅盾、陈望道、胡风、聂绀弩、曹聚仁、徐懋庸、唐弢、陈子展、夏征农等。他们支持创办了《涛声》(1931年8月)、《新语林》(1934年7月)、《太白》(1934年9月)、《芒种》(1935年3月)、《中流》(1936年9月)等刊物,积极提倡反映现实生活斗争的“新的小品文”,促进了30年代散文写实精神的发展和深化。

  超然于“论语派”和“太白派”之外,有些名作家独自拓展个人的创作道路, 如朱自清、 谢冰心、叶圣陶、丰子恺、郁达夫、沈从文、李健吾等,或絮语家常琐事,领略人生情趣;或记述异域文化风习,陶写古国山水名胜;或回忆个人经历,怀念师友亲人;大多回避政治性题材和尖锐问题,但又不流入消闲玩世之类,主要以益人心智的知识、情趣和自然美吸引读者,在随笔、游记、传记和抒情散文等方面取得很高艺术成就。

  还有平津一带文坛新崛起的一批年青作家,如何其芳、李广田、缪崇群、 丽尼、 陆蠡、萧乾、吴伯箫、芦焚、朱企霞、方敬、陈敬容、严文井、南星、季羡林等,他们以《大公报·文艺》、《文学季刊》和《水星》为阵地,专注于叙事抒情散文的创作,力图把散文作为“一种纯粹的独立的创作”(何其芳语),刻意追求散文艺术本身的圆满完美。 这种有意追求散文艺术性的倾向, 突出地表现在所谓“小说家的散文”和“诗人的散文”两类作品里。前者吸收了小“比较客观,刻画完整”的长处,融化短篇小说的某些观照方式和表现手法,使记叙性散文带有小说化倾向,这在李广田的《银狐集》、方敬的《风尘集》、陆蠡的《竹刀》、丽尼的《白夜》中可见一斑。后者追求“诗意”,经营意象,构思精巧,想象丰富,结构短小圆满,在散文创作中倾注了诗艺,丰富和扩张了散文表现生活实感和内心世界的能力。如何其芳的《 画梦录 》、丽尼的《 黄昏之献 》和《鹰之歌》、李广田的《画廊集》和《雀蓑记》、缪崇群的《寄健康人》、陆蠡的《海星》等。

  东北沦陷后,一批原来在东北从事新文学运动的作家陆续逃亡到关内,加上流亡学生中崛起的一批文学新人形成了一个引人注目“东北作家群”,代表作家有萧军、萧红、李辉英、白朗、罗烽等。他们最先尝到失土流离的惨痛,因而最先喊出抗日救亡的呼声。“东北作家群”的散文创作以反映东北沦陷区人民的生活斗争和自身的逃难经历为主要内容,充满着血泪的控诉、悲愤的呼号和对白山黑水、父老同胞的刻骨镂心的思念,开了抗战文学的先声。

  总之,现代散文从发轫启程到阔步迈进,从播种萌发进入全面丰收,第二个十年的散文在这一历史进程中占有突出地位。这一时期散文繁荣的局面,一方面是动荡剧变的社会现实的产物,另一方面是现代散文深入生活, 不断开拓艺术视野的结果。 而散文期刊的空前兴盛,也起了促进作用。它们继承和发“五四”文学期刊的传统,适应时代需要,在现实生活土壤中不断拓展散文的疆土,充分发挥了散文反映现实轻便自由的特长,在现代散文史上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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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05-11-11 12:48:31 | 显示全部楼层
第二讲 中国现代散文概述(下)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的枪炮声揭开了中华民族奋起抗击日本侵略者、争取民族解放的战争壮剧的序幕。从此,漫天烽火,遍地硝烟,中国社会进入战时大动荡、大变迁状态。由于战争进程的起伏变迁,也由于这时期客观上形成了不同政治区域(沦陷区、国统区、解放区)并存交错和文化据点散布各地的特殊格局,作家的创作也就因时因此而异,从而构成了这一时期散文四处开花、多样共荣、迁流曼衍、此起彼伏的发展风貌。

  抗战初期民族激情鼎沸,战斗热情高昂。适应战时总动员和反映战争现实的需要,各种散文样式都有很大的发展变化。通讯报告特别发达, 拥有最广大的作者和读者, “成了战时文艺的主流”(以群语)。从1937年8月起就有《卢沟桥之战》等专集问世,并诞生了一批从实地战斗生活磨炼中产生出来的优秀产品,如骆宾基的《东战场别动队》、 丘东平的《第七连》、 碧野的《北方的原野》、曹白的《呼吸》等。随着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报告文学在国统区被压制下去,却在解放区新天地中得以蓬勃发展。杂文在抗战初期既是抨击敌伪的锐利武器,又是动员民众、鼓舞士气的战斗号角。郭沫若、茅盾、老舍、巴金、靳以等就充分发挥这一文体的特长,为抗战呐喊助威。因为团结抗日、共赴国难的局面业已形成,这时的杂文就普遍带有热情洋溢、议论风发、明快畅达的新特点。记叙抒情散文各种样式也在烽火硝烟、群情激昂年代改变着自己的色调。血泪的控诉,救亡的呼喊,战斗的豪情,胜利的信念,不屈的斗志,充满字里行间,真是慷慨悲歌,刚健爽朗。因此,葛琴认为“抗战以后,我们的散文中间又散发出新生的健康的生命气息了。”

  抗战初期散文所呈现的阳刚美共趋流向,为战争形势的变化和各政治区域社会现实的差异所造成的不同艺术需要所改变,随后出现的是受地区性现实制约的丰富多样、广泛拓展的新风貌。这种状况持续存在于整个四十年代,其中较有代表性的是上海“孤岛”时期、国统区和解放区的散文创作。

  从1937年11月上海失守到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四年零一个月,史称上海“孤岛”时期。留居上海“孤岛”的作家有王任叔、郑振铎、王统照、阿英、夏丏尊、李健吾、芦焚、柯灵、唐弢、周木斋、孔另境、陆蠡、列车等。他们在日伪横行的险恶环境里,坚守文化岗位,巧妙地利用洋商招牌创办了一些可以发表自己作品的报刊杂志。柯灵先后主编过《文汇报·世纪风》、《大美报·浅草》和《正言报·草原》,王任叔主编过《译报·大家谈》和《申报·自由谈》,周木斋主编过《导报·早茶》,这几种报纸副刊发表了大量散文、杂文和通讯报告。注重发表散文作品的文学期刊有《鲁迅风》、《杂文丛刊》、《野火》、《文艺》、《文艺新潮》和《宇宙风乙刊》等。王任叔、唐弢、柯灵、周木斋等人承传“鲁迅风”杂文传统,王统照的《去来兮》和《繁辞集》,柯灵的《晦明》,唐弢的《落帆集》,芦焚的《上海手札》,陆蠡的《囚绿记》等,代表了“孤岛”时期散文和小品的成就; 朱作同、 梅益、林淡秋等发起写作报告文学总集《上海一日》。仇重(唐弢)在1940年末回顾当年散文创作时指出:在黑暗笼罩下的上海“孤岛”,“作为破坏旧生活的有战斗的杂文,作为激发自尊心的有抒情的散文”,简单地概括了“孤岛”时期杂文和散文创作的主导倾向。

  国统区各地散文创作是从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开始形成自己的新特点的。这时,战争形势严峻,人民苦难深重,社会矛盾日益暴露,国人热情积淀升华,散文艺术也在反思、扬弃中走向新的成熟。四十年代国统区散文克服抗战初期普遍存在的题材集中、热情浮泛、率直显露、风格较单一的局限,恢复和发展战前散文个性化、多样化的艺术传统,并向社会生活和精神生活的广度和深度突进。

  杂文在国统区一直保持兴盛不衰的发展势头。1940年8月在桂林创刊的《 野草 》月刊,以聂绀弩、夏衍、宋云彬、孟超、秦似为骨干,后来转至香港,坚持到1949年,是这一时期持续最久、影响最大的一个杂文刊物。重庆作为战时政治、文化中心,杂文创作也相当活跃,郭沫若、冯雪峰、田仲济、廖沫沙、孔罗荪、靳以等人,在《新华日报》副刊等阵地上发表杂文,他们的创作与上海“孤岛”的《鲁迅风》和桂林的《野草》有着共同的战斗倾向。抗战时期,一大批知名学者如闻一多、 朱自清、 吴晗、王力等,都是昆明西南联大的教授,他们创作了大量有着鲜明艺术色彩的杂文,这是中国现代杂文发展史上的新气象。朱自清曾高度评价这一时期杂文的战斗实绩,认为它是“春天的第一只燕子”。四十年代国统区杂文与上海“孤岛”时期杂文的交替展开,说明了现代杂文并未因鲁迅的过世而消褪其战斗威力和发展势头,也说明了现代杂文有一脉相承的现实战斗精神。

  报告文学在四十年代国统区基本上被压制下去以后,代之而起的是具有同样纪实功能的生活速写、旅途通讯、见闻杂记一类的记叙散文。它们承续二三十年代同类作品所形成的正视现实、面向社会、批判写实、 干预生活的传统, 随着作家见闻经历的丰富而拓宽发展道路。战乱流离生活,内地闭塞状况,后方社会弊端,底层人民苦难,战后萧索景象,等等,都在记叙散文中得到广泛而如实地反映。茅盾的《见闻杂记》和《时间的记录》,以其擅长的批判性写实手法揭露西南、西北大后方社会的畸形生活;巴金的《旅途通讯》和《旅途杂记》, 以其一贯的热情笔触控诉旧社会的黑暗和不公正; 丰子恺的“避难五记”(《辞缘缘堂》、《桐庐负暄》、《萍乡闻耗》、《汉口庆捷》和《桂林讲学》),染上了战争硝烟和仆仆风尘,国恨家仇融为一体;靳以的《人世百图》,让形象本身说话,进行广泛的心理活动描述,创造了散文勾描世间相的一种新写法;缪崇群的《人间百相》则是对人物素描的一个贡献,他以素描方式勾勒了世间人相的真实面貌, 以鲜明的个性特征概括了同类型人物的本质特征; 冯至的《山水》,从大自然中“领悟了什么是生长,明白了什么是忍耐”;如此等等,都各有新的拓展,新的收获,整体上显示着作家的视野开阔了,与现实和底层人民的关系更密切了,社会责任感和批判旧世界的色调也普遍增强了。

  人们普遍认为抗战以来抒情性散文小品产量不丰,成就有限,甚至走向衰落了。实际上,在上海“孤岛”时期与战后时期,在四十年代西南大后方和东南内地,以及在华北沦陷区,它都有过活跃发达的史实和大量可读的作品。可以说,四十年代国统区的抒情散文与上海“孤岛”时期同类作品相互映照,共同构成这一时期散文小品的发展主流。重庆的《国民公报·文群》、《大公报·战线》和《中央日报·平明》, 桂林的《救亡日报·文化岗位》, 《大公报·文艺》、《文艺生活》、《文艺杂志》和《人世间》,昆明的《文聚》和《诗与散文》, 永安的《现代文艺》, 南平的《东南日报·笔垒》,等等,都是战时散文小品的重要园地。在一大批知名作家的带动下,散文小品创作出现新人蜂起、四面开花的景观。就艺术内容而言,这时期国统区的散文小品主要以各个作家抒怀述感的真挚性和独特性反映出历史发展的曲折性和复杂性。作家的抒情自我形象因人而异,但大多可以归并入“在暗夜里呼唤光明者”或“在黑暗中战取光明者”的形象系列。从巴金、靳以、缪崇群、李广田,到新起的田一文、刘北汜、陈敬容、莫洛、郭风等,都有声息相通之处。从表现形式上说,大多是抒情小品、 散文诗一类短小凝炼之作, 又大多采用比喻、象征、暗示、寓意等间接抒情手法,写得曲折含蓄。通常出现的意象有曙前、冬夜、寒风、冰雪、星光、烛火、黎明、春天之类与黑暗和光明、现实和理想、今天与明天等矛盾冲突对应的景物和时序,从而曲折透露自己的心曲,隐约把握到了新旧社会处于生死决战关头的时代脉搏。这就在整体上显示了四十年代国统区抒情散文的美学风貌,既不同于二十年代觉醒者那种“大抵热烈,然而悲凉”的气氛,也不同于三十年代那批青年作家的忧伤和迷惘,还不同于抗战初期战地抒情之作的慷慨悲壮,倒是接近于上海 “孤岛”时期那种 “炼狱中的火花”,犹如“曙前”的“星光”,给人一种温柔幽美而又沉着坚韧的审美感受,启迪人们坚定地度过黑夜而去迎接黎明的到来。

  与上海“孤岛”和国统区散文交汇构成战时散文发展主流而又具有独特风貌的是解放区“人民文艺运动”所产生的新型散文。解放区散文是以努力“写出新生活的内容和外观”(孙犁语)而开拓现代散文发展新路的,报告文学获得了重大发展,杂文形成新的特质,记叙抒情散文改变了格调,散文的语言风格也往大众化和民族化方向迈进了一大步。

  解放区新的现实生活、新的战斗业绩和新的人物风貌,为报告文学的成长提供了丰厚土壤。边区的生产建设,敌后的艰难斗争,军民的鱼水关系,干群的新型关系,人民英雄的卓著功绩,劳动模范的动人事迹,解放大军的挺进雄姿,历史巨变的壮丽画面,无一不在解放区报告文学中得到及时广泛、具体生动的反映。作为抗日根据地报告文学的最早的开拓者之一,丁玲对中国现代报告文学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田保霖》曾得到毛泽东的赞扬;周立波不仅翻译了捷克作家基希的《秘密的中国》,为现代报告文学创作提供了“好范例”,而且也写下了《晋察冀边区印象记》、《战地日记》等优秀作品;何其芳从国统区进入解放区后,从“画梦”到“写实”,从空虚的想象到反映如火如荼的现实斗争,为他的创作开辟了崭新的天地,他的这些报告文学作品收在《 星火集 》及其续编中;沙汀记述贺龙将军在抗战初期的战地生活和回忆的长篇报告文学《随军散记》,是抗战以来描写高级将领的报告文学中最出色的一部;周而复的两篇报告文学《海上的遭遇》和《诺尔曼·白求恩断片》,获得了很大的声誉;黄钢的《开麦拉前的汪精卫》,揭露了汉奸汪精卫的丑恶嘴脸;等等。在我国报告文学史上,这是一个继往开来的重要发展阶段。

  解放区杂文面临着在新的社会环境和历史条件如何发展的崭新问题, 经过争论和探索, 逐步走出了自己的新路。“站在人民的立场上”,全面发挥杂文团结人民、打击敌人的社会功能,成为解放区杂文作家的基本认识和努力方向。谢觉哉以“焕南”为笔名在《解放日报》上连续发表《炉边闲话》、《一得书》、《案头杂记》等歌颂新生活、漫谈思想修养的新型杂文;林默涵的杂文集《狮和龙》,有着一种简捷隽永、清丽朗畅的艺术风格,在解放战争时期,起了打击敌人、教育人民的作用。解放区杂文大多写得明快素朴,深入浅出,形成了一种新的文风,曾对建国初期的杂文创作产生深远影响。

  记叙抒情散文各样式在解放区的发展是不平衡的。一般说来,记叙性散文较发达,“纯”抒情散文偶有所作,大多数作品是一种以叙事为主而兼有抒情因素,将记实与述感融为一体的散文速写。许多作家在热情歌颂新生活、新人物的同时,即兴抒写自己由新现实所激发出来的新感受和新激情,以及在新天地中脱胎换骨的精神蜕变。丁玲在《陕北风光》的《校后记所感》中指出:“在陕北我曾经经历过很多的自我战斗和痛苦,我才开始来认识自己,正视自己,纠正自己,改造自己。这种经历不是用简单的几句话可以说清楚的。我在这里又曾获得过许多愉快。”丁玲的这种感情经历和心得是进入解放区的作家所共有的,具有很大的代表性。何其芳、吴伯箫、陈学昭、严文井等人也曾在散文中表达了这种经过自我战斗的痛苦而抵达新生的快乐的情感变迁。在解放区土生土长的新作家如孙犁、萧也牧等人的散文速写,则以熟悉人民群众的思想感情、追求客体“真象”与主体“真情”统一而显示自己的特色。解放区的散文速写洋溢着清新芬芳的泥土气息和朗阔高昂的革命激情,与国统区散文的色调自然有别,在中国现代散文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

  不过,无庸讳言这只是一个新开端而已,不可避免地带有某种稚气,而且又是付出了一定的艺术代价的。如何其芳,到了延安后,面对新生活,需要创造新的艺术形式。他基本抛弃了抒情散文的艺术形式及其早期积累的艺术经验,转向写作杂文和报告文学这两种他较生疏的文学形式, 多少限制住自己的手脚, 抑制了自己艺术个性的发展。他的杂文过于直露,明晰有余,含蕴不足,缺乏鲁迅杂文那种诗与政论结合的艺术光彩。 他的报告文学似有堆砌素材、 平铺直叙之嫌。倒是那几篇自我解剖、抒写自己的作品,《一个平常的故事》、《饥饿》和《论快乐》,写得情文并茂。他的作品以新的生活新的人物为艺术内容,又是面对新的读者,当然需要新创一种大众易于接受的艺术形式和艺术语言,通俗朴素便是他这时追求的目标。因而,他几乎放弃早期经常使用的比喻象征暗示的表现技巧,改用白描直叙;不用繁富绮丽的长句,而接近于平淡明白的口语。他想描摹出生活本身的天然美,但由于深入生活不够,对新的文学形式又不熟练,他感到自己笔下的无力和苍白,苦恼于艺术上的退步。

  总的说来,八年抗战,三年内战,中国社会一直处于战争动乱状态。顺应时代的发展变迁,在烽火连天的战争岁月,在祖国大地的四面八方,散文的触角无处不及,散文的功能多向发挥,散文的园圃五光十色,它以自己的时代旋律谱写了中国现代散文进行曲中高昂的第三乐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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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05-11-11 12:52:27 | 显示全部楼层
第三讲 鲁迅的《野草》


  鲁迅是中国现代散文最重要的奠基人,他的散文创作,包括抒怀述志的散文诗、纪事怀人的记叙散文、社会批评和文明批评的杂文。鲁迅的散文,以其博大精深的思想内容和无与伦比的艺术成就,被公认为是世界文苑的奇葩、中国现代散文史上难以逾越的高峰和繁荣当代散文创作的艺术典范。

  早在中国现代散文的滥觞期,1919年8月19日到9月9日《国民公报》副刊“新文艺”栏上,鲁迅发表了一组题名《自言自语》的散文诗,它们是《序》、《火的冰》、《古城》、《螃蟹》、《波儿》、《我的父亲》和《我的兄弟》,其中的几篇显然是《野草》和《朝花夕拾》某些作品的雏形。如《火的冰》,以冰凝固住的火焰来象征外表冷静而内心燃着烈火的爱国者,显示作“寄意寒星荃不察”的孤独感和救国无力的痛苦;这一意象在《野草》的《死火》中得以改造和发展。

  《野草》是鲁迅散文诗的代表作,连《题辞》共24篇,写于1924年9月至1926年4月,连载于《语丝》上。这一时期的鲁迅,正处于理想与现实、前进与彷徨、希望与绝望的矛盾之中,《野草》真实地记录了他精神探求的苦闷和心灵呼唤的声音。鲁迅在1932年10月14日所写的《〈自选集〉自序》中曾经描述了创作《 野草 》时的背景和心境:

  后来《新青年》的团体散掉了,有的高升,有的退隐,有的前我又经验了一回同一战阵中的伙伴还是会这么变化, 并且落得一 “作家”的头衔,依然在沙漠中走来走去,不过已经逃不出在散漫的刊物上做文字,叫做随便谈谈。有了小感触,就写些短文,夸大点说,就是散文诗,以后印成一本,谓之《野草》。

  一方面,鲁迅当时处于北洋军阀统治中的北京,深感军阀统治的黑暗和腐朽,深感封建复古势力对新文化运动的压迫,心理感到太多的黑暗、苦闷和寂寞;另一方面,他又经历了“五卅”运动、女师大学潮和“三·一八”惨案,使他更加看清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丑恶面目,因而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野草》“过客”孤独地寻找着向前的道路,他身上所表现的韧的战斗精神和探索精神,可以说是鲁迅的自我写照。而《影的告别》里影的形象则是鲁迅的思想矛盾的化身。鲁迅说过:“但我的作品,太黑暗了,因为我常觉得‘惟黑暗与虚无’乃是‘实有’,却偏要向这些作绝望的抗战。”《野草》中的作品,无论歌颂韧性战斗,解剖自己心灵,或者针砭社会锢弊,都渗透着“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的人生哲理探索意味。在那黑暗的年代,鲁迅用象征的方式借事寄意托物咏怀的手法,把自己的孤独情怀,矛盾心理,探索战斗走着人生长途的思想,作了浓郁的诗意的体现。因此,阿英称道《野草》“一部最典型的、最深刻的、人生的血书”。

  在《野草》中,我们可以强烈感受到鲁迅顽强的抗争意识和韧性的战斗精神。作为开篇的《秋夜》,鲁迅以其高超的艺术形象来熔铸深邃的寓意。文章前半部分描写秋夜室外的景物,借夜的天空、睒着冷眼的星星、窘得发白的月亮、摧残野花草的繁霜,来象征现实中的黑暗势力;以“在冷的夜气中”瑟缩着的小红花,象征天真、纯洁,虽有美好愿望,但阅世简单,抵不住黑暗重压的青年;作者重点突出了同夜空顽强战斗的两株枣树的形象,借以表现自己不畏强暴的反抗精神:

  枣树,他们简直落尽了叶子。……但是,有几枝还低垂着,护定他从打枣的竿梢所得的皮伤,而最直最长的几枝,却已默默地铁似的直刺着奇怪而高的天空,使天空闪闪地鬼眼;直刺着天空中的月亮,使月亮窘得发白。

  鬼睒着眼的天空越加非常之蓝,不安了,仿佛想离去人间,避开枣树,只将月亮剩下。然而月亮也暗暗地躲到东边去了。而一无所有的干子,却仍然默默地铁似的直刺着奇怪而高的天空,一意要制他的死命,不管他各式各样地鬼睒着许多蛊惑的眼睛。

  文章后半部分描写秋夜室内的景物,用隐喻的手法赞颂了追求光明的小青虫,表现了作者积极的韧战精神。

  同时,鲁迅顽强的抗争意识,又往往与悲观绝望的心态交织在一起,使作品呈现出一种悲壮美。《过客》这篇诗剧体的散文诗,描述了这样一个发人深省的故事:一个黄昏,在荒漠的旷野上,从远处走来了一位不计时日、不畏困顿而长途跋涉“过客”,遇上停足不前、精神颓败的“老翁”和对生活有着美梦、看到前路有“盛开的野百合和野蔷薇”美景的“女孩”。老翁极力劝阻“过客”不要前进,告诉他前面就是“坟”,“你已经这么劳顿了,还不如回转去,因为你前去也料不定可能走完”。女孩却给“过客”水喝,施以布片,竭力要他裹伤后再前进。而孤独的“过客”谢绝老翁的劝阻,也谢绝女孩的布施,宁可带着伤痛、淋漓的鲜血,也要执拗地朝着前面已经笼“夜色”的“坟”走去。因为,“那前面的声音叫我走”,那“声音”曾经叫过老翁,老翁因停顿而再也听不见了。这个象征性的故事,通过三个不同思想和性格的对照,凸显了“过客”披荆斩棘、义无反顾的求索精神,那叫他的“声音”,便是过客的理想,是理想在呼唤、鼓舞他向前,尽管他听了老翁的劝阻曾一度犹疑和彷徨,在女孩的布施面前也一度表示感激和动摇,然而他在现实与理想的矛盾中,终于克服了彷徨和动摇,而抱定他的理想奋然前行。关于《过客》的深刻寓意, 鲁迅曾在1925年4月11日回复赵其文的信中说得很明白:“《过客》的意思不过如来信所说那样,即是虽然明知前路是坟而偏要走,就是反抗绝望,因为我以为绝望而反抗者难,比因希望而战斗者更勇猛,更悲壮。”

  显而易见,“过客”的形象正是鲁迅自我形象的写照,是他作为荷戟独战、上下求索的“精神界之战士”的化身。“过客”宁可走向“坟”地,也要作“绝望的抗战”,包含着与旧世界同归于尽的希望和理想。《影的告别》中的“影子”,《求乞者》中憎恶布施的所谓“求乞者”,《死火》中使“死火”燃烧、与大石车同毁于冰谷的诗人,《 颓败线的颤动 》中那以奇特的方式向整个黑暗世界复仇的老妇,《这样的战士》中那举起投枪、孤军奋战终于衰老的战士……这些艺术形象无一不与“过客”的思想和精神一脉相承,它们从各个侧面集中地表现了鲁迅“作绝望的抗战”的精神,以及与敌人作决绝的战斗、与旧我作彻底的告别、与旧世界同毁的自我献身的理想。

  《野草》中有不少篇章是从无情地解剖自己入手,对先觉者与群众之间、 长者与幼者之间、 战士与对手之间、叛逆的猛士与“爱我者”之间、生与死之间种种的矛盾冲突,以及“理想”与“现实”之间、“希望”与“绝望”之间种种的彷徨苦闷,进行痛苦地思考与辨析, 从而呈现出鲁迅当时内心世界的无比丰富与复杂。 其中《墓碣文》最有代表性。它通过一个荒诞不经的梦境,展示了一个黑暗势力的反抗者思想上的矛盾冲突以及勇于自我解剖的精神。梦中“我”见到墓碑阳面和阴面各有不同的文字。 阳面是: “于浩歌狂热之际中寒;于天上看见深渊;于一切眼中看见无所有;于无所希望中得救”文字扑朔迷离,但联系鲁迅的战斗经历和个性特征,可以理解为:我在人们浩歌狂热的时候,却感到了人世的寒冷;又在人们把人间当作天上时看到了地狱的深渊; 在人们满足中我只看到虚无, 好像绝望地抗战才能使人们得救。这是一个黑暗社会的反抗者才会有的思想状态,其中也包含着鲁迅自己的思想。正因为如此,便不能不为思想矛盾所苦恼,简直有如长蛇缠身,不能自拔,终被害死,离开人间。鲁迅毫不掩饰自己的思想矛盾,而且勇于解剖自己,这正是墓碣阴面文字所要表现的:“抉心自食, 欲知本味。 创痛酷烈,本味何能知”“痛定之后,徐徐食之。然其心已陈旧,本味又何由知”文章结尾,死尸突然在坟中坐起,且说:“待我成尘时,你将见我的微笑!”一切又归于虚无和渺茫。由此,我们可窥见当时鲁迅正经历着各种矛盾的交战,既反映了他在上下求索中的彷徨苦闷,又表现了他严格解剖自己的精神。

  《野草》中涉及内心解剖的篇章也有多种不同的情况:追求美好理想的,如《雪》和《好的故事》;追悔莫及而严于自责的,如《风筝》;表露勇于自我牺牲豪情的,如《死火》、《蜡叶》;解剖内心阴影的,如《影的告别》、《希望》和《墓碣文》。这些作品表现了鲁迅对美好社会的向往,以及在特定的时期内矛盾的心境和同旧我决绝的决心。其中浸透着鲁迅的大爱大憎、大悲大痛,饱含着鲁迅的覃思内省和哲理探索,贯串着鲁迅直面人生、独战黑暗而又抉心自食、上下求索的精魂。其感触之锐敏,思索之深广,情调之沉郁,蕴涵之深邃,在中国现代散文诗中是无与伦比的。

  鲁迅自称《野草》是他的“小感想”、“小感触”,是“废弛的地狱边沿的惨白色小花”,1934年10月他又告诉萧军:“我的那一本《野草》,技术并不算坏,但心情太颓唐了,因为那是我碰了许多钉子之后写出来的。”这些自述,既是自谦之词,同时又耐人寻味。这说明,《野草》是鲁迅自我的“小感想”和“小感触”,但它们又不是“无源之水”、“无根之木”,它们是从那“地狱”一般黑暗严酷的时代现实中滋生的“小花”,这说明《野草》是主体性和时代性的统一。据章衣萍在《古庙杂谈》里记述:“鲁迅先生自己却明白的告诉过我,他的哲学都包括在他的《野草》里面。”《野草》确是鲁迅用诗的激情和诗的形象来展现自我内心世界的丰富、复杂、尖锐、深刻的矛盾和斗争,其中容纳着一个天才诗人、杰出思想家和倔强的革命斗士的高远幽深的哲学思想王国。

  在《野草》里,我们不仅看到了鲁迅式的人生哲学,也看到了鲁迅式的艺术哲学。

  这首先是《野草》在艺术构思的造语、造象、造境、建构上广泛采取古老而又新鲜的象征主义方法。《野草》中,除了《风筝》基本采取现实主义手法,《淡淡的血痕中》基本运用浪漫主义手法,其它大量篇章则是采用象征主义手法。那奇崛瑰丽的形象、意境、寓言、总是和隽妙幽深的哲学意蕴融洽无间,浑然一体。《野草》里的象征艺术主要有四种类型:(一)借助于一些奇突的象征性形象的创造来完成,如《复仇》中全身裸露和看客永远对峙的青年男女,《颓败线的颤动》中垂老的女人,《这样的战士》中坚执投枪的战士,都不是写实的,而有着怪诞、变形、夸张的特点。(二)借助于眼前自然景观的象征性描绘,如《秋夜》中枣树、花草、小青虫与星空的对立。《雪》中江南和朔方雪景的对衬,《好的故事》中那倒映在清澈河水中的山阴路上的美景,这些瑰丽的自然景观都是工笔结合着写意法绘出,带有象征寓意色彩。(三)借助于幻境,特别是梦境的象征性描写,《野草》中有七篇是专写梦境的,如《影的告别》、《死火》、《狗的驳诘》、《 失掉的好地狱 》、《 墓碣文 》、《颓败线的颤动》、《死后》,造境的奇诡、怪诞前无古人,有一种阴森神秘的气氛。如果纵观《野草》,从某种意义上说,鲁迅是从《秋夜》入梦,至末篇《一觉》清醒,做了一个很长的“秋夜梦”。(四)借助于象征性的寓言故事的创造,如《立论》、《聪明人和傻子和奴才》等,这些寓言幽默泼辣,意味隽永。

  其次,《野草》的艺术哲学还表现于鲁迅在散文诗创作上,坚持着一种共生、互补、融化、创造的美学观。《野草》是鲁迅在融化中西文化之长基础上的一种独具匠心的创造。一般说,散文诗的概念是新文学运动初期从国外引进的,中国现代散文诗主要是在外国散文诗启发下生成发展的。因此,在谈到鲁迅《野草》的艺术渊源时,人们自然会想到同波德莱尔、屠格涅夫、安德烈夫、望·蔼谭、爱罗先珂以及厨川白村的《苦闷的象征》之间的关系。《野草》在艺术上最突出的特色是象征主义的表现方法,鲁迅在写《野草》时正翻译和讲授厨川白村的《苦闷的象征》。厨川白村认为:“生命力受了压抑,而生的苦闷懊恼乃是文学的根柢,而表现法乃是广义的象征主义。”但这并不等于说《野草》同中国古典文学绝缘。《野草》受到中国古典文学和民间文学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比如,《影的告别》同陶渊明《形影神》的承传关系,《失掉的地狱》同佛教文学的关系,《聪明人和傻子和奴才》同《列子·汤问》的关系,《立论》里的故事来自浙东的民间传说,《野草》中的几篇寓言体散文诗同庄子、韩非散文的关系,特别是贯穿在《野草》中“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的追求真理的精神,同屈原的《离骚》更有着不可分割的血缘关系。《野草》受到中外优秀文学传统的影响,但更重要的,它是鲁迅艺术才能的独立创造。惟其如此,它才成为中外散文诗之林中一棵特立挺拔的参天大树。

  《野草》的影响相当深远,当时许多新进青年在《语丝》、《莽原》等报刊上发表的散文诗,鲜明地带有《野草》的影响痕迹,如高长虹、韦丛芜等的作品。 三四十年代, 出现过散文诗创作的兴旺局面,许多作家在严峻的年代借鉴鲁迅的艺术传统进行新的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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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05-11-11 12:53:24 | 显示全部楼层
第四讲 鲁迅的《朝花夕拾》


  相对于散文诗和杂文,鲁迅的记叙散文长期以来未得到充分的重视。鲁迅的记叙散文主要包括两大类:一类是像《朝花夕拾》和晚年写的《我的第一个师父》、《女吊》这样的回忆性散文,这类散文是记事怀人的,有着浓郁的乡土色彩和自叙传色彩,是鲁迅对自己青少年时代生活的“反顾”,一般来说不是直接为现实斗争服务的;另一类是像《记念刘和珍君》、《为了忘却的记念》、《忆刘半农君》、《关于太炎先生的二三事》等,也是记事怀人,悼念逝去的学生、战友和老师的,其中也有回忆的因素,但多是直接同现实斗争紧密结合的。

  《朝花夕拾》创作于1926年,计10篇,全都发表在《莽原》杂志上,原题《旧事重提》。鲁迅在他的著译书目中称《朝花夕拾》是回忆文,它是作者在女师大学潮、“三·一八”惨案和北伐战争的革命风浪中,与“正人君子”斗争、遭受反动派迫害的流离生活中写出来的。鲁迅在纷扰中寻出一点闲静来,站在现实战斗的立场和时代思想高度上反顾自己的经历,回忆故乡可喜可愕的人事景物,带有自传的性质,在鲁迅作品中占有特殊的地位。

  首先,《朝花夕拾》以个人的生活经历反映时代的侧面,显示了晚清社会的落后,封建思想枷锁的沉重,维新运动的劳而无功,日本帝国主义者的自大骄横,辛亥革命的半途而废。这些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政治状况和社会变故,伴随着鲁迅少年和青壮年的生活历程得到形象的表现。

  如《范爱农》,文章通过对具有民主主义革命思想的知识分子范爱农的不幸遭遇和悲惨结局的追述,揭示了造成他悲惨结局的社会原因,从而批判了辛亥革命的妥协性和不彻底性。鲁迅以辛亥革命为背景,以自己与范爱农的交往为线索,分东京留学相识、辛亥革命前夕故乡重逢、光复绍兴后在学校共事、辛亥革命后范爱农潦倒丧生四个阶段来描写。文章自始至终把范爱农的为人和遭遇放在辛亥革命前后的社会背景中来写,鲜明地勾画了范爱农刚正耿直、愤世嫉俗的傲岸性格和穷困潦倒、被旧势力所吞噬的悲惨遭遇,给人留下深刻印象。鲁迅撰写此文,不仅表达了对亡友的深切怀念,而且意在总结辛亥革命的沉痛教训,以范爱农的悲剧提醒人们注意:革命在前进,险象已丛生,胜利未可定,鬼蜮须提防;启示革命者要更好地战斗。

  其次,《朝花夕拾》展现了一幅幅浓郁的江南乡镇的风俗画。过年节的规矩,迎神会的盛况,目莲戏的热闹,旧书塾的陈规,治病的陋习等等,随着鲁迅的生花妙笔,再现在读者面前。鲁迅在《朝花夕拾·小引》中曾这样描述他的思乡情结:

  我有一时, 曾经屡次忆起儿时在故乡所吃的蔬果; 菱角、罗汉豆、茭白、香瓜。凡这些,都是极其鲜美可口的;都曾是使我思乡的蛊惑。后来,我在久别之后尝到了,也不过如此;惟独在记忆上,还有旧来的意味留存。他们也许要哄骗我一生,使我时时反顾。

  如《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全文分两部分,前一部分着重描写“百草园”中美丽的自然景色:

  不必说碧绿的菜畦, 光滑的石井栏, 高大的皂荚树,紫红的桑椹;也不必说鸣蝉在树叶里长吟,肥胖的黄蜂伏在菜花上,敏捷的叫天子(云雀)忽然从草间直窜向云霄里去了。单是周围的短短的泥墙根一带,就有无限趣味。油蛉在这里低唱,蟋蟀们在这里弹琴。翻开断砖来,有时会遇上蜈蚣;还有斑蝥,倘若用手指按住它的脊梁,便会拍的一声,从后窍喷出一阵烟雾。

  此外,还有 “美女蛇”的故事和冬天在园中 “雪地捕鸟”的乐趣,表现作者在“百草园”度过快乐、自由的童年生活。后一部分主要描写 “三味书屋” 沉闷窒息、枯燥无味的学习生活和学生们的抵制、反抗举动:

  先生读书入神的时候,于我们是很相宜的。有几个便用纸糊的盔甲套在指甲上做戏。我是画画儿,用一种叫作“荆川纸”的,蒙在小说的绣像上一个个描下来,像习字时候的影写一样。读的书多起来,画的画也多起来; 书没有读成, 画的成绩却不少了,最成片断的是《荡寇志》和《西游记》的绣像,都有一大本。

  文章对比鲜明,笔调生动有趣。

  最后,《朝花夕拾》精彩地描绘了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停滞的社会中劳动人民和知识界人士的面影:善良朴实而又迷信落后的保姆长妈妈,方正博学而又守旧的寿老先生,固执严肃的父亲,故弄玄虚的陈莲河医生,认真负责的藤野先生等。这些人物形象鲜明,各有各的典型意义。

  如《藤野先生》,鲁迅以热情酣畅的笔触,回顾了他在日本仙台医学专门学校读书期间所结识的藤野先生,表达了对老师的崇敬心情和深切怀念,赞颂了藤野先生严肃认真、正直诚笃的高尚品格和对中国人民的真挚友谊:

  在我所认为我师的之中,他是最使我感激,给我鼓励的一个。有时我常常想:他的对于我的热心的希望,不倦的教诲,小而言之,是为中国,就是希望中国有新的医学;大而言之,是为学术,就是希望新的医学传到中国去。他的性格,在我的眼里和心里是伟大的,虽然他的姓名并不为许多人所知道。

  在这些写人的散文中,选择典型细节、典型事件突出人物个性的主要特征,他们的音容笑貌,带着浓厚的历史感进入散文的画廊。这些作品令人感念的不只是母子之爱、师友之情和人物的命运,它还会使你对造成人物如此命运的社会历史环境作更深沉的思考。世态、风俗、人物和自我的心路历程交织写来,具有丰厚的人生和社会内涵。

  《朝花夕拾》艺术风格的基本特征,是寓浓情于平淡之中,犹如在平静的水面下涌动着情感的潜流。作品的情感是真挚浓郁的,既不同于鲁迅小说中的“忧愤深广”,也有别于杂文的恣肆挥洒,即使是有些篇章(如《狗·猫·鼠》、《〈二十四孝图〉》和《无常》)写法近乎杂文,也不过借题发挥,“开个玩笑”。这种真挚浓郁的情感借助生动风趣的文笔表现出来,便形成了《朝花夕拾》独特的艺术风格。

  《朝花夕拾》所写的人和事,往往包含着作家真挚浓郁的爱憎情感,这种思想感情表现在艺术上,便是在平淡的叙述中寓有褒贬,在简洁的描写中分清是非, 使回忆与感想、 抒情与幽默和谐地结合起来。鲁迅在写作中,严格运用现实主义的手法,他对笔下的人物,如实描写,全无伪饰,不虚美,不隐恶,既写出他们身上某些美好的东西,又写出他们作为现实生活中的人物,作为生活在一定历史条件下的历史人物不可避免的历史局限性,不可避免的弱点和缺点,表现了一种非常可贵的实事求是的精神。

  诚然,散文写人,不可能像小说那样通过丰富生动的情节来完成人物形象的塑造。它在很大程度上,只能依靠精选的事件片断和艺术细节,对人物性格的某些方面作突出的描写。鲁迅这些散文的事件片断和细节精选与描写几乎到了出神入化的地步,逼真传神地再现了人物性格, 给人留下难忘的印象。 如《阿长与〈山海经〉》中的长妈妈,刚出场时并不令人喜爱,外形是“黄胖而矮”,尤其是“常喜欢切切察察,向人们低声絮说些什么事,还竖起第二个手指,在空中上下摇动,或者点着对手或自己的鼻尖”的小动作,很像一个传播小道消息的饶舌妇。再加上她夏天睡觉时,“伸开两脚两手,在床中间摆成一个'大'字,挤得我没有余地翻身”,因此,“我”有些厌恶她。但是,正是这位长妈妈知道少年鲁迅喜爱《山海经》后,一声不响地花钱把它买回来,并高兴地说道:“哥儿,有画儿的'三哼经',我给你买来了!”这种别人不愿做,或者不屑做的事,长妈妈却以实际行动满足了少年鲁迅的心里渴望,以至于多年之后,当鲁迅回忆起这件事时,仍一往情深,充满感激和眷念之情。

  鲁迅在对长妈妈、藤野先生、范爱农等的深切缅怀中,没有采用那些过激的言词,而是通过内心的祷告、无言的纪念、念及旧友的儿女等平淡中见真情的描写或抒情追念着他们,在平易亲切中寓有深长的意味。 在表达与爱相反的情感时, 虽然有时也采取直接批评的方式,然而更多的时候,这种批评却不是表现在字面的色严词厉上,而是深入内容和情节里。《琐记》里写衍太太怂恿顽皮、散布流言,作品都没有作直接批评,而批评却渗透在事实的叙写里。文中还写到他在南京求学的经历,如学水兵爬了几次桅杆,学矿工下了几次矿井,然而“爬上天空二十丈和钻下地面二十丈,结果还是一无所能,学问是'上穷碧落下黄泉,两处茫茫皆不见'了”。在幽默平淡的叙述中包含着深刻的批评。对于生活中一些习以为常的行为,鲁迅间或也以不满的口气,轻轻点破一笔。如《五猖会》里,他正准备欢欢喜喜去观看迎神赛会时,不近人情的父亲却突然要他背熟《 鉴略 》才能去看会,“我似乎从头上浇了一盆冷水”。即使如此,在文章结尾,鲁迅也只是淡淡地写上一句:“我至今一想起,还诧异我的父亲何以要在那时候叫我来背书。”

  《朝花夕拾》平淡风格的形成,还在于文笔的诙谐幽默,表现鲁迅对散文语言的驾轻就熟,炉火纯青。《〈二十四孝图〉》中,鲁迅论及“陆绩怀橘”的所谓“孝迹”时,没有进行正面批判,而是不无调侃地写道:

  “陆绩怀橘”也并不难,只要有阔人请我吃饭。“鲁迅先生作宾客,而怀橘乎?”我便跪而答之,“吾母性之所爱,欲归以遗母。”阔人大佩服,于是孝子就做稳了,也非常省事。

  至于谈到最令他反感的“郭巨埋儿”时,鲁迅写道:

  我最初实在替这孩子捏一把汗,待到掘出黄金一釜,这才觉得轻松。 然而我已经不但自己不敢再想做孝子, 并且怕我父亲去做孝子了。家景正在坏下去,常听到父母愁柴米;祖母又老了,倘使我的父亲竟学了郭巨,那么,该埋的不正是我么?如果一丝不走样,也掘出一釜黄金来,那自然是如天之福,但是,那时我虽然年纪小,似乎也明白天下未必有这样的巧事。

  这真是非鲁迅不能道的诙谐笔法。他还善于以夸张的笔调来增添情节的喜剧色彩,如《阿长与〈山海经〉》中,他按照长妈妈的一再叮嘱和新年一早的提醒,给她道了喜,接着作者写道:

  “恭喜恭喜!大家恭喜!真聪明!恭喜恭喜!”她于是十分喜欢似的,笑将起来,同时将一点冰冷的东西,塞在我的嘴里。我大吃一惊之后,也就忽而记得,这就是所谓福橘,元旦辟天的磨难,总算已经受完,可以下床玩耍去了。

  这里,“冰冷”、“大吃一惊”、“辟天的磨难”等描写,都是带有夸张色彩的诙谐笔调。上述这些生动的描绘,幽默诙谐的笔调,无疑从艺术手法上增强了《朝花夕拾》轻松平易的格调,它与真挚浓郁的爱憎情感的抒发有机地交融在一起,构成了这部散文集寓浓情于平淡之中的独特艺术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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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05-11-11 12:54:13 | 显示全部楼层
第五讲 鲁迅的杂文


  杂文创作,是鲁迅毕生最重要的事业,是他心血的主要结晶和创造力的重要标志。正是他那博大精深和具有永恒的艺术魅力的杂文创作, 确立了他在中国现代思想史、 文化史和文学史上无以伦比的地位。如果说,散文诗和记叙散文,分别表现鲁迅的个性和艺术风格的某一方面,那么在杂文中,我们却看到了鲁迅的灵魂,中华民族的灵魂。

  鲁迅在《小品文的危机》中指出:现代杂文是“萌芽于‘文学革命’和‘思想革命’的”。这概括了中国现代杂文“打破传统的思想和手法” 的反帝反封建的时代特征。 “五四”新文化运动原先是以“文学革命”和“思想革命”为核心,猛烈批判传统的思想和文化,后来又扩展为广泛深入的社会批评和文明批评。这种广泛的社会批评和文明批评, 经常是以最便于攻战, 最便于启蒙宣传的杂文来进行的。这样,广泛的社会批评和文明批评,自然就成为中国现代杂文的主要内容。鲁迅一再强调,他倡导议论性和批评性的杂文,为的是进行广泛的社会批评和文明批评,为的是打破中国社会这一“黑色大染缸”,为的是改变中国愚弱的“国民性”,为的是推进中国社会改革的顺利进行。这既是鲁迅一贯的思想,也是他对中国现代杂文创作历史经验的深刻理论概括。

  鲁迅杂文的内容,可以用广泛、持久、冷峻、深刻的社会批评和文明批评来概括。具体说,它们是中国现代思想史和文学史上的珍贵文献,是中国现代“社会相”的大全,是中华民族斗争史图的描绘,是对中国国民灵魂的深刻解剖。

  (一)所谓“广泛”,是从广袤性、广度上讲,鲁迅杂文的内容包罗万象, 他的笔锋对准了千奇百怪的病态社会的方方面面。

  鲁迅早期的杂文,主要收在《热风》和《坟》里,侧重于思想文化和道德伦理领域,批判以封建思想为核心的旧思想、 旧文化、 旧道德、旧风俗、旧习惯。 如《我之节烈观》、 《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论雷峰塔的倒掉》等杂文,都是针对儒家“三纲五常”中的节和孝等伦理道德观念展开猛烈的批判,并提出解放妇女、青年和儿童的要求。

  到了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中期, 随着“五卅”惨案、 “女师大学潮” 、 “三·一八惨案”、北伐战争、“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等事件相继发生,鲁迅杂文的社会批评和文明批评明显带有鲜明的政治色彩。他在《记念刘和珍君》中说:“真的猛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他这一时期的杂文正是“直面惨淡的人生”的产物,主要收在《华盖集》、《华盖集续编》和《而已集》。

  而《三闲集》、《二心集》和《南腔北调集》里的杂文,除了保持原有杂文的特色外,还增加了文学论争的主题和在文艺战线上的批评,主要是与创造社、太阳社关于“革命文学”的论争。另外,鲁迅对中国国民性的解剖,也更加广泛深入。

  1932年12月,黎烈文应《申报》总经理史量才之约,主编《自由谈》副刊,他锐意改革,使之成为“一种站在时代前面的副刊”。革新后的《自由谈》,成了继《新青年》和《语丝》之后最重要的杂文阵地。鲁迅在上面发表了大量杂文,“论时事不留面子,砭锢弊常取类型”,这些杂文收在《伪自由书》、《准风月谈》和《花边文学》中。《伪自由书》的杂文以讥评时政为主,文字曲折而犀利,其中的《现代史》、《推背图》和《<杀错了人>异议》几篇,特别值得重视。《准风月谈》采取寓政治风云于社会风月的写法,主要篇幅是用来批评社会风习和文坛现象的。《花边文学》大多从日常社会生活和文坛琐事取材,鲁迅的批评更加扩展,除了妇女、儿童、迷信、自杀等问题外,对于服装广告玩具乃至于几个标点和一套符号,鲁迅都能写出洞幽烛微的精辟见解。鲁迅这一时期的杂文具有以下三个共同特点:首先,由于文网森严,鲁迅受到限制,不能直抒胸臆,反使他创造了文多曲折、讽喻、影射的具有隐晦曲折的含蓄美的杂文。其次,这时期的杂文,在文体上大多是千把字的短评,综合了《热风》“随感录” 的精悍和《坟》中 “随笔”的从容。那些以逻辑议论展开的短评,注重从知识密度和事实密度的结合中去丰富深化杂文的理论含量,显得凝重而精警。那些取譬造象型的短评,对形象展开描绘,如《现代史》“变戏法”的描写,《二丑艺术》对“二丑”的描写,形态逼肖,饱含象外之意。最后,三本杂文集都附上论敌的文章,都有《前记》和《后记》,目的在于使“书里所画的形象,更成为完全的一个具象”,更忠实更完整地反映时代的风貌,达到“以史治文”。

  鲁迅晚年的杂文收在 《且介亭杂文》、 《且介亭杂文二集》和《且介亭杂文末编》中,这是他杂文思想和艺术都达到颠峰状态的结晶。这一时期的杂文,总结了鲁迅对社会人生和文学艺术诸问题的深沉哲理思考,如《关于中国的两三件事》、《阿金》等文,都带有博大精深的总结性质和预言性质;这一时期的杂文,运用了先前除日记体外的所有杂文样式,还有不少怀念老师、战友、学生的记叙、抒怀之作,如《忆韦素园君》、 《忆刘半农君》、 《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我的第一个师父》等,杂文议论的知识化、形象化、趣味化和情意化,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这一时期的杂文,由于鲁迅力倡“文艺大众化”, 杂文语言充分发挥现代白话的通俗显豁, 曲尽情意,有着特别柔韧的弹性的长处。

  (二)所谓“持久”,是从时间上讲,指其持久性和韧战精神。

  鲁迅从1903年开始发表文章,到1936年10月去世为止,他的创作行程长达33年。他一生创作的文学样式很多,尤以杂文的成就最大。从1918年7月为《新青年》写作《我之节烈观》开始, 直至1936年10月17日逝世前二日所作《因太炎先生而想起的二三事》(未完稿),十八年间, 鲁迅从未间断过杂文创作, 而且产量愈来愈丰饶。他在1935年12月31日夜半至1936年1月1日晨写讫的《且介亭杂文二集·后记》中说过:

  今天我自己查勘了一下:我从在《新青年》上写《随感录》起,到写这集子里的最末一篇止, 共历十八年, 单是杂感,约有八十万字。后九年中的所写,比前九年多两倍;而这后九年中,近三年所写的字数等于前六年,……

  鲁迅是拿他自己的全部生命来从事小小的杂文创作的,他一生共写了六百多篇杂文, 总字数达一百万之多。 杂文创作渗透到鲁迅文学活动的各个方面: 鲁迅的小说集《呐喊》、 《彷徨》、《故事新编》, 散文集《朝花夕拾》, 散文诗集《野草》,甚至是新诗和旧诗,都常常运用杂文笔法,有一种鲁迅式的杂文味。鲁迅总是在他参与编辑或支持的文学刊物和报纸,在他领导的文艺社团中,热心倡导和推动杂文创作。而他翻译的日本的两本杂文集《出了象牙之塔》和《思想·山水·人物》,也为中国现代杂文的繁荣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徐懋庸在《鲁迅的杂文》一文中就曾指出:“厨川白村的《出了象牙之塔》和鹤见祐辅的《思想·山水·人物》,--尤其是前者的翻译,对于中国的杂文的发达,影响之大,恐怕并不在他自己所作的杂文之下的。”

  在古今中外文学史上,杂文是早已有之的,但是找不到一位杂文作家,能像鲁迅这样,自觉运用杂文,进行如此持久、广泛、深入、生动的社会批评和文明批评;能像鲁迅这样,在杂文创作领域开创一代文风,开拓了一条革命现实主义杂文的宽广大道,产生如此深远的影响,正如冯雪峰所说,鲁迅的“杂感”,“开阔了世界战斗文艺的一个伟大的生”;能像鲁迅这样,对中国国民灵魂的解剖和改造倾注如此巨大的关注和热情,取得令人赞叹的成就。

  (三)所谓“冷峻”,是从感情态度上讲,指其冷峻无情、尖锐泼辣, 大憎表示大爱。 用鲁迅自己的话讲,就是“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就是“对于前驱者的爱的大纛,也是对于摧残者的憎的丰碑”。

  鲁迅看问题的冷峻尖锐, 源于他“多疑”、 “尖刻”的现代智慧。他在《两地书》中,一再谈到自己的这一思维特点。“我看事情太仔细,一仔细,即多疑虑”;“我的习性不大好,每不肯相信表面上的事情”,常有“疑心”。他还在《我还不能“带往”》一文中指出:“我自己也知道,在中国,我的笔要算较为尖刻的,说话有时也不留情面。”所谓“仔细”、“多疑”、“尖刻”,正表明鲁迅思维的周密性,不肯轻信表面、主观、片面的观察所得出的简单化结论,而努力追求对社会现象及其矛盾着的各个侧面做精细的观察与思考。

  写于1918年7月的《我之节烈观》,就很好地体现了鲁迅的这种思维特点。“节”(守寡)和“烈”(殉夫)是封建礼教摧残女性的“吃人”道德, 这个道德的始作俑者孔子对女性十分卑视, 他曾说过:“惟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近之则不逊,远之则怨。”鲁迅对此曾在《关于妇女解放》一文中加以诘难:“女子与小人归在一类里,但不知道是否也包括了他的母亲。”孔子还竭力表彰妇女为了愚贞而惨死的“妇道”。北宋理学家程颐恪守儒教的道德观,鼓吹“饿死事极小,失节事极大”。南宋朱熹更张皇其说,于是妇女节烈之风,兴于宋元,盛于明清。直到民国,北洋军阀政府还在表彰“节烈”。鲁迅用怀疑主义的否定眼光考察在中国曾被当成“天经地义”的“节烈观”,一口气提出了十个疑问:

  (1)不节烈的女子如何害了国家?
  (2)何以救世的责任,全在女子?
  (3)表彰之后,有何效果?
  (4)节烈是否道德?
  (5)多妻主义的男子,有无表彰节烈的资格?
  (6)节烈这事何以发生,何以通行,何以不生改革?
  (7)节烈难么?
  (8)节烈苦么?
  (9)女子自己愿意节烈么?
  (10)节烈这事现代既然失去了存在的生命和价值节烈的女子岂非白苦一番么?

  鲁迅像解剖尸体的医生一样,非常冷峻地把传统“节烈观”这具历史陈尸的里里外外、 前前后后、 正面反面,都做了透彻的探查剖析,层层驳斥了“表彰节烈”的荒谬悖逆。

  鲁迅在《且介亭杂文二集》的《五论“文人相轻”——明术》一文中说:“果戈理夸俄国人之善于给别人起名号--或者也是自夸--说是名号一出,就是你跑到天涯海角,它也要跟着你走,怎么摆也摆不脱。这正如传神的写意画,并不细画须眉,并不写上名字,不过寥寥几笔,而神情毕肖,只要见过被画者的人,一看就知道这是谁;夸张了这人的特长--不论优点或弱点, 却更知道这是谁。” 鲁迅很赞赏“五四”时期钱玄同创造的“桐城谬种”和“选学妖孽”,认为只有自己创造的“革命小贩”和“洋场恶少”差可匹敌。其实除此之外,还有“捐班文人”、“粪帚文人”、“商定文豪”、“文坛鬼魅”等等,也都是“寥寥几笔”,就把对象“神情毕肖”勾画出来,让它逃到“天涯海角”也甩不掉的。此外,鲁迅还经常借助于荒诞的相似来比拟,造成一些最意想不到、最新颖奇特的组合。他在《匪笔三篇》中也认为:“这种拉扯牵连, 若即若离的思想, 自己也觉得近乎刻薄”如:

  (1)在《新药》中, 他把黔驴技穷、 失宠落寞的党国元老吴稚晖,比作宫女泄欲余下的药渣;

  (2)在《商贾的批评》中,他把“一知半解”的大学生林希隽砍杀杂文的高论,比作“孔雀翘起了尾巴,露出他的屁股眼”;

  (3)在《小品文的危机》中,他把上海“正在盛行,茶话酒谈,遍满小报的摊子上”的文人雅士的小品,比作“烟花女子,已经不能在弄堂里拉扯她的生意,只好涂脂抹粉,在夜里躄到马路上来了”;

  (4)在《“民族主义文学”的任务和运命》中,他把三十年代国民党文人发起的 “民族主义文学” 发扬踔厉、慷慨悲歌的文章和诗歌,比作“落葬的行列里”“悲哀的哭声”;

  (5)在《张资平氏的“小说学”》中,把大都描写三角恋爱的张资平小说,比作“△” 。

  (四)所谓“深刻”,是指其观察、分析问题深刻,逻辑上无可辩驳,而且挖到历史的根脉、现实的底蕴、人的灵魂深处。

   鲁迅最善于从民族多数成员身上去解剖国民的劣根性, 善于从“古老的鬼魂”和“祖传的老病”中去挖掘民族的阴暗面,从而使他杂文的思想达到惊人的高度和深度。更让我们叹服的是,鲁迅最善于选择人们习以为常的生活现象、心理习惯,作为他思想探索的“开发口”,一直挖掘到历史的底层,揭示出深广的社会、历史、民族的文化心理结构。如《坟》中的《看镜有感》、 《说胡须》、 《灯下漫笔》、《再论雷峰塔的倒掉》、《论“他妈的”》,每一篇杂文都是一口开掘不尽的思想深井,你会惊异于几面古镜,几根胡须,饭后闲谈时的传闻, 兑换钱币的心理变化, 乃至于几乎人人都挂在嘴边的“国骂”,竟蕴含着如此丰富的社会学、历史学、民族学、心理学等等的内涵,体现着社会发展的本质。

  如《看镜有感》,作者从家里的几面古铜镜子谈起,他发现汉唐的镜子周围和背后充满了外国风格的装饰,这在宋代以后几乎不可想象。鲁迅为此感叹:

  遥想汉人多么闳放,新来的动植物,即毫不拘束,来充装饰的花纹。唐人也还不算弱,例如汉人的墓前石兽,多是羊,虎,天禄,辟邪,而长安的昭陵上,却刻着带箭的骏马,还有一匹驼鸟,则办法简直前无古人。

  一个时代的审美情趣和艺术气度,的确是能反映出那个时代的民族精神来的。鲁迅看镜有感,从汉唐艺术敢于猎取外来事物做装饰的闳放气度,谈到宋代文艺的国粹气味熏人,两相对比之下他得出了如下结论:

  汉唐虽然也有边患,但魄力究竟雄大,人民具有不至于为异族奴隶的自信心,或者竟毫未想到,凡取用外来事物的时候,就如将彼俘来一样,自由驱使,绝不介怀。一到衰弊陵夷之际,神经可就衰弱过敏了,每遇外国东西, 便觉得仿佛彼来俘我一样,推拒, 惶恐,退缩,逃避,抖成一团,又必想一篇道理来掩饰,而国粹遂成为孱王和孱奴的宝贝。

  鲁迅的这段话很有启发意义,它教我们如何进行心理分析,从表面虚伪的迹象中, 剖析出真实的心理状态来。 原来那种拒斥外来事物,宣扬国粹主义的行径,表面上看来,似乎是对民族传统强有力的捍卫,实际上正如鲁迅所说,不过是缺乏民族自信力的孱弱心理的表现。

  鲁迅的杂文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理论思维的一座高峰,是特别形式的一代诗史,是“鲁迅风”革命现实主义杂文洪流的强大源头,是一切杂文家智慧和灵感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源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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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05-11-11 12:55:28 | 显示全部楼层
第六讲 周作人的小品散文



  周作人(1885-1968)是鲁迅的二弟,青少年时与鲁迅有着类似的经历:时代的变动,家庭的变故,求学的过程,从事文艺的兴趣等,几乎都是在类似的生活环境中走着近似的道路。

  在中国现代散文开创期, 人们把散文称之为小品文, 或小品散文, 其中包括议论性杂文和记叙抒情性散文。 周作人是一个负有盛名、具有影响的小品文作家。“五四”运动期间,周作人担任北京大学等校教授,积极参加新文学运动,是《新青年》和《语丝》时期的重要杂文作家。他在《新青年》、《每周评论》、《新潮》、《晨报副刊》和《少年中国》 等报刊上发表杂文, 收在以后出版的《谈龙集》和《艺术与生活》中。“非人的文学”、“非人的生活”、“非人的道德”的批判态度和改革要求,是周作人《新青年》时期杂文创作的根本出发点。《人的文学》、《平民的文学》、《思想革命》、《论黑幕》、《再论黑幕》等几篇文艺评论式杂文,是“五四”新文学思潮形成的主要理论标志。周作人以人道主义和个性主义精神去革新传统的文学观念,提出“人的文学”的著名命题(他说:“用这人道主义为本,对于人生诸问题,加以记录研究的文字,便谓之人的文学。”),从创作态度和内容等实质问题上划清了新旧文学的界限,从而规定了新文学创作意识和批评意识的价值取向,推动了直面人生的新文学的长足发展。

  在《祖先崇拜》、《感慨》、《随感录·三十四》、《天足》、《资本主义禁娼》等杂文中,周作人反对封建主义的道德伦理观,提倡“儿童本位”的新道德,探索妇女解放问题。《祖先崇拜》写于陈独秀的《偶像破坏论》之后,比鲁迅的《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早半年多,在当时破坏偶像的声浪中,文章对封建人伦关系上的“根本返始”的“倒行逆施”进行挞伐,提出改“祖先崇拜”为“子孙崇拜”的主张。《 随感录·三十四 》比鲁迅著名的讲演 《 娜拉走后怎么样?》早五年多,其中引述英国资产阶级思想家凯本德关于妇女解放须同“社会上的大改革一起完成”,须以“社会的共产制度为基础”的新颖见解,在当时关于妇女解放问题的探讨中,自有其特别深刻之处。

  周作人《新青年》时期的杂文,感觉敏锐,见解新颖,有着一种破旧立新的锐气。文章侃侃而谈,旁征博引,讲求理性与风致,不乏讽刺与幽默。1921年3月, 胡适在《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中指出:“白话散文很进步了。长篇议论文的进步,那是显而易见的,可以不论。这几年来,散文方面最可注意的发展,乃是周作人等提倡的‘小品散文’。这一类的作品,用平淡的谈话,包藏着深刻的意味;有时很像笨拙,其实却是滑稽。这一类作品的成功,就可以打破那‘美文不能用白话’的迷信了。”

  “五四”以后,特别是在《语丝》时期,周作人的文学活动,以“小品文”的写作为中心。正如阿英在《周作人的小品文》一文中所指出:“这以后,周作人的名字,是和‘小品文’不可分离地记忆在读者心里,他的前期诸姿态,遂为他的小品文的盛名所掩。”周作人这一时期的“小品文”包括议论、抒情、记叙的散文,而以议论性的杂文为主, 这些杂文大多收在《谈虎集》、 《谈龙集》、《雨天的书》和《泽泻集》里。在《语丝》社的成员中,他的杂文数量最多,影响与鲁迅相伯仲。

  “五四”落潮后至1925年初,周作人的杂文仍限于思想文化、道德伦理范围。1925年后,随着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高潮的到来,周作人杂文创作越出思想文化、 道德伦理范围, “人事的评论”数量激增,反映了这一时期某些重大的政治与思想斗争,带有鲜明的反帝反封建的政治色彩。

  周作人在《谈虎集·序》中说:“我这些小文,大抵有点得罪人得罪社会,……”在“女师大”学潮和“三·一八”惨案中,周作人毫不犹豫地投入斗争,写了《对于大残杀的感想》、《为三月十八日国务院残杀事件忠告国民军》、《关于三月十八日的死者》等杂文,抒发了他的愤慨与哀悼,提出追究“北京城中破天荒的大残杀”的罪责,要求“依法惩办”“制造惨案”的军阀。因而在段祺瑞政府的一份48人通缉名单中,周作人也名列其中。同时,周作人对北洋军阀以“讨赤”为名,肆意屠杀共产党人与革命群众的暴行十分愤慨。如李大钊被张作霖杀害后,周作人在《偶感》一文中,认为“李君以身殉主义”是无可悔恨的壮举,对于“他的遗族的困穷”深表同情。

  周作人《语丝》时期的另一类 “人事的评论” 是对觊觎我中华民族的日本帝国主义者的揭露和谴责。周作人挞伐日本帝国主义的杂文,大都写于“五卅”运动前后,而且抨击的矛头主要对准日本殖民主义者及其在华的喉舌《顺天时报》。他指出:“中国人的中国”,不容日本的“支那通”干涉(《外国人与民心》)“日本汉文报是日本侵略扰乱中国之最恶辣的一种手段,《顺天时报》则是此类汉文报中之最恶辣的一种”(《排日平议》)。当时的周作人反帝意识极为强烈,对现实的感应也十分敏锐。他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行径及其散布的反动舆论,进行了针锋相对的反击,这与他抨击时政之作合成了反帝反封建的雄浑交响乐,奏出了时代的高亢旋律。

  《语丝》时期是周作人杂文创作生涯中最有光彩的阶段,他的杂文取材广泛,思想激进,战斗性强。而且杂文体式多样,特别是那些随笔体的杂文,行文从容舒卷,知识新鲜有趣,在娓娓絮语之中,摇曳着冲淡悠远的情致和活泼诙谐的理趣,自有一种吸引人的魅力,对中国现代随笔体杂文的发展具有不可低估的作用。



  周作人是“五四”时期与鲁迅齐名的散文大家,他不仅以众多的杂文著称于世,更以独树一帜的记叙抒情小品享誉文坛,在中国现代散文史上开创了闲适和言志的艺术流派。

  周作人在20世纪20年代创作了一批脍炙人口的“美文”,如《鸟声》、《故乡的野菜》、 《北京的茶食》、 《喝茶》、《谈酒》、《乌篷船》、《苍蝇》、《死之默想》等,收在《雨天的书》和《泽泻集》里。这些“美文”体现了周作人“生活的艺术”的思想,这种思想的核心在《北京的茶食》一文中有充分的说明:

  我们于日用必需的东西以外,必须还有一点无用的游戏与享乐,生活才觉得有意思。我们看夕阳,看秋河,看花,听雨,闻香,喝不求解渴的酒,吃不求饱的点心,都是生活上必要的--虽然是无用的装点,而且是愈精炼愈好。

  于是,浙东的野菜,日本的草饼,东京的点心,北京的茶食,绍兴和南京的茶干,饮酒微醺的趣味,乌篷船里听雨声橹声招呼声的诗境,鸣春小鸟的叫声,都在周作人笔下写得兴味盎然。他在文中努力酿造片刻的优游之境,陶然之境,梦似的诗境,追求一种“‘忙里偷闲,苦中作乐’,在不完全的现世享乐一点美与和谐,在刹那间体会永久”的韵味。他甚至从苍蝇之微体察其作为生物令人赞叹的特性和引人怜爱的神态,在《死之默想》中寻味有限人生的乐趣,堪称别具只眼,涉笔成趣,深“生活的艺术”之真谛。

  周作人这些“美文”舒徐自在,信笔所至,与内涵的恬淡隽永相谐调,是“谈话风”文体的典范。他自称为文是与“想象的友人”闲谈,“只是我的写在纸上的谈话,虽然有许多地方更为生硬,但比口说或者也更为明白一点了”。如《故乡的野菜》,作者写道:

  日前我的妻往西单市场买菜回来,说起有荠菜在那里卖着,我便想起浙东的事来。荠菜是浙东人春天常吃的野菜, 乡间不必说, 就是城里只要有后园的人家都可以随时采食,妇女小儿各拿一把剪刀一“苗篮”,蹲在地上搜寻,是一种有趣味的游戏的工作。那时小孩们唱道,“荠菜马兰头,姊姊嫁在后门头。”

  文章从他的妻子买菜看到荠菜,想到浙东乡间妇女小儿采菜的事情以及小孩唱的儿歌,并且引证了《西湖游览志》和《清嘉录》的有关记载,又联想到鼠曲草和小孩赞美的歌辞,以至清明扫墓时所供的麻果和日本的草饼等等, 真是随兴而谈, 毫无拘束,所谓“信口信腕,皆成律度”,不涉人事是非和世间愁苦,只展示人情风俗典故,使读者从中得到悠闲的人生兴味。又如《乌篷船》,风格与《故乡的野菜》十分相似:

  你坐在船上, 应该是游山的态度, 看着四周物色,随处可见的山,岸旁的乌桕,河边的红蓼和白蘋,渔舍,各式各样的桥,困倦的时候睡在舱中拿出随笔来看, 或冲一碗清茶喝喝。 ……夜间睡在舱中,听水声橹声,来往船只的招呼声,以及乡间的犬吠鸡鸣,也都很有意思。雇一只船到乡下去看庙戏,可以了解中国旧戏的真趣味,而且在船上行动自如,要看就看,要睡就睡,要喝酒就喝酒,我觉得也可以算是理想的行乐法。

  作者在文中介绍了故乡的乌篷船和坐这种船的趣味,诱导人们以“游山的态度”观赏一切,看四周景色、读随笔、看暮色、坐夜船、谈闲天,在即兴闲聊中传达出一种悠游自在的恬淡趣味。他的笔谈带有家常闲话的随意性和亲切感,自然又比口语精练简洁。周作人并不看重“纯粹口语体”写的散文,认为它们不耐咀嚼。他在为俞平伯的散文集《燕知草》做跋时,主张散文的语言“必须有涩味与简单味,这才耐读,所以他的文词还得变化一点。以口语为基本,再加上欧化语,古文,方言等成分,杂糅调和,适宜地或吝啬地安排起来,有知识与趣味的两重的统制,才可以造出有雅致的俗语文来”。

  周作人这些“美文”,以洒脱的名士风度,平和的感情,清淡的方式,广博的征引,咀嚼生活的趣味,出之以冲淡自然的文字,造成一种空灵之境,使读者获得隽永的韵味和兴会,因而受到广泛好评。美学家朱光潜认为“在现代中国作者中,周先生而外,很难找到第二个人能够做得清淡的小品文字,他究竟是有些年纪的人,还能领略闲中情趣,……在读过装模作样的新诗或形容词堆砌的小说以后,让我们同周先生坐在一块,一口一口的啜着清茗,看看院子里花条虾蟆戏水,听他谈‘故乡的野菜’,‘北京的茶食’,20年前的江南水师学堂和清波门外的杨三姑一类的故事,却是一大解脱。”



  1928年11月,周作人发表《闭户读书论》,这是他转向消极避世的前兆。1930年5月,他和俞平伯、废名、徐祖正等人创办《骆驼草》周刊, 在他执笔的“发刊词”里宣称“不谈国事”、 “立志做‘秀才’”,要利用“有闲之暇”“讲闲话,玩古董”。这与他曾经执笔的《语丝》发刊辞相比,便会发现是一大倒退。周作人在1924年11月17日创刊的《语丝》上说:“我们所想做的只是想冲破一点中国的生活和思想界的昏浊停滞的空气。我们个人的思想尽自不同,但对于一切专断与卑劣之反抗则没有差异。我们这个周刊的主张是提倡自由思想,独立判断,和美的生活。我们的力量弱小,或者不能有什么着实的表现, 但我们总是向着这一方面努力。” 在这里,洋溢着积极向上、奋发向前、干预生活的激情。而《骆驼草》的发刊词,则明显充满颓然消沉的气息。

  周作人这一时期的作品收在 《永日集》、 《看云集》、《夜读抄》、《苦茶随笔》、《苦竹杂记》、《风雨谈》、《瓜豆集》里,成为当时有影响的写作“闲适小品”的代表作家。周作人的这些“闲适小品”,讳言“时事”,大都谈及他自认为“横通”的杂学,如人类学、神话学、民俗学、性道德、性心理和儿童心理学,以及明清以来笔记小品中他认为有趣的东西。这些文章虽然包涵着一定的反愚昧反专制意味,也有博识益智之处,却完全失去他前期那种敏锐的现实感和“浮躁凌厉”的批判锋芒,趣味是越来越古雅琐屑了,文字是越来越苍老枯涩了,摘抄引证也是越来越繁琐,从思想情趣到文字作风都士大夫化了。

  1937年芦沟桥事件后, 平津沦陷,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周作人“下水附敌”, 开始了他的汉奸生涯。 周作人“失足”以后,散文创作仍然不辍,出版有散文集《秉烛谈》、 《药堂语录》、 《药味集》、 《药堂杂文》、 《书房一角》、 《秉烛后谈》、 《苦口甘口》、《立春以前》等。不过,据周作人研究专家倪墨炎分析,他这时期的多数散文,几乎都是同样的模式:“文章开头是破题,接着就是大段大段的抄书,在引文的连缀中发表自己的意见,最后推出结论性的见解而结束。”自由活泼的散文一旦陷入模式化的泥淖,那就失去了艺术的活力和魅力。因此,周作人这时期的散文,可以说是进入了他一生散文创作的最低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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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05-11-11 12:56:12 | 显示全部楼层
第七讲 冰心、朱自清的散文


  冰心和朱自清,同属文学研究会成员,都是中国现代散文的先行者。他们用白话创作的叙事抒情散文,与周作人等人的作品一道,打破了“‘美文不能用白话’的迷信”,显示了现代散文的创作实绩。郁达夫1935年4 月在《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二集》的“导言”中指出:“冰心女士散文的清丽,文字的典雅,思想的纯洁,在中国女子算是独一无二的作家了;记得雪莱的咏云雀的诗里,仿佛曾说过云雀是初生的欢喜的化身,是光天化日之下的星辰,是同月光一样来把歌声散溢于宇宙之中的使者,是虹霓的彩滴要自愧不如的妙音的雨师,是……,这一首千古的杰作,我现在记也记不清了,总而言之,把这一首诗全部拿来,以诗人赞美云雀的清词妙句,一字不易地用在冰心女士的散文批评上,我想是最适当也没有的事情。”他又说:“朱自清虽则是一个诗人,可是他的散文,仍能够满贮着那一种诗意,文学研究会的散文作家中,除冰心女士外,文字之美,要算他了。”




  冰心(1900-1999),原名谢婉莹,福建长乐人。她在“五四”运动的推动下走上文学创作的道路,先是写作“问题小说”,1920年起, 她参加了现代散文先行者的行列, 散文成了她最喜爱的文学形式。在国内大学学习期间,她在《晨报副刊》、《小说月报》等报刊上发表了《笑》、《往事(一)》、《到青龙桥去》等;旅美留学期间,写有《寄小读者》、《往事(二)》、《山中杂记》等。冰心的这些散文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史“最初的美文”,产生了极大的影响。阿英在1934年所写的《现代十六家小品·谢冰心小品序》中就曾指出:

  谢冰心这个名字,和中国新文学运动初期的历史,是很密切的联结着的。她作为优秀的创作家而存在,她也作为卓越的小品文作家而存在。她的《除夕》,《十字架》(《北京晨报副刊》),《笑》,《超人》,《梦》,《 到青龙桥去 》,《往事》,特别是《往事二篇》,《山中杂记》,《寄小读者》,以及《寄小读者》全书,在青年的读者之中,是曾经有过极大的魔力。一直到现在,从许多青年的作品中,我们还可以看到这“冰心体”的文章,在当时,是更不必说了。青年的读者,有不受鲁迅影响的,可是,不受冰心文字影响的,那是很少。虽然从创作的伟大性及其成功方面看,鲁迅远超过冰心。
冰心以温煦的母爱,天真童年的回忆,伟大自然的敬慕,倾注于优美的散文作品中,润泽着千万青少年的心灵。

  (一)母爱。写母爱,唐诗中孟郊的《游子吟》是传颂千古的名作,“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深情蕴藉,脍炙人口,但在古代散文中这种感情似未得到充分表达。“五四”时期,冰心从切身体验中感悟到母爱的博大与圣洁,率先高唱起母爱颂。

  关于母爱, 冰心说, 母亲“对于我的爱,不因着事物毁灭而变更”,“她的爱不但包围我,而且普遍的包围着一切爱我的人。而且因着爱我,她也爱了天下的儿女,她更爱了天下的母亲”,“世界便是这样的建造起来的”(《寄小读者·通讯十》)。因此,她要“尽我在世的光阴,来讴歌这神圣无边的爱”(《寄小读者·通讯十二》)。她要把每“一张纸”, “叠成一只一只很小的船儿”, “载着她的爱”和心底的无限感激之情,流到母亲的梦中(《纸船--寄母亲》)。

  在冰心的代表作《寄小读者》中,我们可以感受到,母亲时时和她同在,母亲是她心中至高无上“上帝”。冰心在《寄小读者》四版自序中就这样说:“这书中的对象,是我挚爱恩慈的母亲,她是最初也是最后我所恋慕的一个人。我提笔的时候,总有她的颦首或笑脸涌现在我的眼前。”如《通讯七》,在回答爱海还是爱湖这个问题时,她立刻把母亲引进来,“海好像我的母亲,湖是我的朋友。我和海亲近在童年,和湖亲近在现在”。母亲是万能的,她一参预,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通讯十三》,冰心写道:“看,小舟在怒涛中颠簸,失措的舟子,抱着樯杆,哀求着‘天妃’的慈号。我的心舟在起落万丈的思潮震荡时,母亲!纵使你在万里之外,写到‘母亲’两个字在纸上时。我无主的心,已有了着落。”甚至,冰心在病中,因梦中目睹慈母的面容而竟然痊愈,《通讯十八》这样描述:“那夜梦见母亲来,摸我的前额,说:‘热得很--吃几口药罢。’她手里端着药杯叫我喝。 我见那药是黄色的水,一口气喝完了。 梦中又觉得是桔汁的味儿。 醒来只听得圆窗外海风如吼,翻身又睡着了。 第二天热便尽退。”

   母亲, 驱使冰心联想到自然界很多的美好事物。 如 《通讯十三》,她看到天上的月亮,就径直地认为:“静美的月亮,自然是母亲了。”而《往事(一)·七》,冰心为我们谱写了一曲感人至深的母爱颂歌:

  ……窗外雷声作了,大雨接着就来,愈下愈大。那朵红莲,被那紧密的雨点,打得左右剞斜。在无遮蔽的天空之下,我不敢下阶去,也无法可想。

  对屋里母亲唤着,我连忙走过去,坐在母亲旁边——回头忽然看见红莲旁边的一个大荷叶,慢慢的倾侧了来,正覆盖在红莲上面……我不宁的心绪散尽了!

  雨势并不减退,红莲却不摇动了。雨点不住的打着,只能在勇敢慈怜的荷叶上面,聚了些流转无力的水珠。

  我心中深深的受了感动——

  母亲呵!你是荷叶,我是红莲。心中的雨点来了,除了你,谁是我在无遮拦天空下的荫蔽?

  由于风雨来临,一边是慈爱的母亲呼唤着女儿,一边是勇敢的荷叶以自己的躯体保护着娇嫩的红莲。同样相偎的情形,同样深厚温暖的母爱,同样感人至深。文章明写荷花荷叶,暗写骨肉亲情,借荷叶与红莲的关系,抒发了对母爱的崇敬,歌颂了母爱的伟大高尚。

  (二)童真。除了真挚的母爱,冰心把童真也看得十分珍贵。她认为,“可爱的,除了宇宙,最可爱的只有孩子。和他说话不必思索,态度不必矜持。抬起头来玩笑,低下头来弄水……总是活泼泼地,笑嘻嘻地”(《可爱的》)。儿童神态的天真烂漫和心地的晶莹剔透,使冰心视儿童为知己,为可信赖的朋友。她讴歌童真,热心地为儿童写作,摹仿“小孩子口气,说天真的话”,写下了为数众多充满童心的作品,其中《寄小读者》、《往事》、《山中杂记》最受小读者欢迎。

  冰心有一个传奇的童年,美丽的童年。她“凭着深刻的印象”追述《往事》, 展示“生命历史中的几页图画”, 让幼年之梦、家人之爱、大海之恋、童真之趣不绝如缕地流向笔端。她又是“在童心来复的一刹那顷拿起笔来”, 与小朋友交流 “幼稚的欢乐和天真的眼泪”。因而,她注重发掘童年生命的蕴藏,较少染上失乐园般的伤逝气息,更多地是体味和升华童年的纯真与活趣,感念和张扬父母师长的至爱与美德,探索人格塑造的有效途径。冰心说:“我爱小孩子。我写儿童通讯的时节,我似乎看得见那天真纯洁的对象。我行云流水似的,不造作,不矜持,说我心中所要说的话。”冰心的这类散文,大抵是童心释放、 爱意盈溢的产物, 又出以跟小朋友促膝谈心的口吻,充满着纯真的童趣和美妙的直觉,特别引人入胜。冰心以清丽的笔墨开辟了中国现代散文回忆童年的篇章。

  (三)自然。冰心视自然为第二生命,自然“助长了她的诗思,美化了她的文体”(郁达夫语)。冰心从小生活在山东烟台,跟大自然朝夕相处,养成亲近和爱好自然的天性;泰戈尔的“宇宙和个人的灵中间有一大调和”的信仰,又启发了她的自然爱意识。她觉得“我们都是自然的婴儿,卧在宇宙的摇篮里”(《繁星·一四》),以女儿感念母爱的同样心情投入自然的怀抱。她时常“试揭自然的帘幕,蹑足走入仙宫” (《通讯十四》), “抛弃一切,完全来与‘自然’相对”(《通讯十一》),总是虚怀甚至带着虔敬心静对自然山水。冰心不仅留心捕捉各种景观的风姿神韵,体察万物之间的关联谐调,还凝神感悟物我灵性的默契和交流,把自然万物生命化、性灵化。所以,一到美国威尔斯利校园, 她就把眼前的Lake Waban 唤作“慰冰湖”,称湖为“海的女儿”,立即与之亲近起来(《通讯七》)。生病住入青山沙穰疗养院,她甚而要感激造物主善解人意的安排,让她“抛撇一切,游泛于自然海中”(《通讯十四》),完全回归自然与童真境地。冰心描写自然的文字,动人处还在于抒发她对景物的独特发现。如 “绮色佳真美!美处在深幽。 喻人如隐士,喻季候如秋,喻花如菊”(《通讯二十六》)。这种独到的感受,给读者以真切新鲜的体味,再加上作者熔铸古典文学中“比”的手法,更增加了文章含蓄的美感。

  沈从文在谈到冰心散文的特点时认为:“对人生小小事情,一例俨然怀着母性似的温爱,从笔下流出时,虽文式不一,细心读者却可得到同一印象,即作品中无不对‘人间’有个柔和的笑影。”确实,冰心作品中不绝如缕、乙乙欲抽的柔情缱绻,以回忆体小品《往事》和书信体散文《寄小读者》的自由体式,用恳切、亲昵、委婉的絮语方式,和流丽的白话与雅洁的文言融化的艺术语言行云流水般地表达出来,成就了一种时人所称誉“冰心体”美文。冰心以其温爱柔情和独特文体奠定了她在二十世纪中国散文史上独树一帜的重要地位。





  朱自清(1898-1948), 祖籍浙江绍兴,生于江苏东海,长在扬州。新文学运动初期,他以写新诗出名,从20世纪20年代中期起致力于散文创作。他的散文被誉为“白话美术文的模范”,叶圣陶说:“论到文体的完美,文字的全写口语,朱先生该是首先被提及的。”朱自清的散文集有 《背影》、 《你我》、《欧游杂记》、《伦敦杂记》等。

  朱自清的散文,就题材而言,大体可分为四类:(一)写景抒情:有以写景物为主的游记和写景文,如《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荷塘月色》、《松堂游记》等;有以写地方史迹为主的地方志,如《南京》、《说扬州》等。 (二)写人抒情: 涉及父亲、妻子、儿女、友人、佣人,如《背影》、《给亡妇》、《儿女》、《一封信》、《阿河》等。(三)描述生活情趣:如《看花》、《谈抽烟》、《择偶记》等,从中可以“感到朱先生的风趣”(李广田语)。(四)表现社会题材:如《生命的价格--七毛钱》、《航船中的文明》、《白种人——上帝的骄子》、《执政府大屠杀记》等。朱自清写得最出色的散文是前两类,其中《荷塘月色》、《背影》等篇可谓脍炙人口。

  朱自清散文的成名作始于记游作品,如《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和《温州的踪迹》等。《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以灯影来抒写秦淮河风光,在汩汩的桨声中,从夜幕初垂、灯影朦胧、歌声断续的初程,到灯月交辉、笙歌盈耳的高峰,再到灯火阑珊、素月依人的尾声,一路错落有致地展现种种灯影、波光、月色、歌声和心曲,逼真尽态,摇曳多姿,交织成一个极视听、动心弦的清艳而朦胧的梦般的境界:

  夜幕垂垂地下来时,大小船上都点起灯火。从两重玻璃里映出那辐射着的黄黄的散光,反晕出一片朦胧的烟霭;透过这烟霭,在黯黯的水波里,又逗起缕缕的明漪。在这薄霭和微漪里,听着那悠然的间歇的桨声,谁能不被引入他的美梦去呢?……

  秦淮河的水是碧阴阴的;看起来厚而不腻,或者是六朝金粉所凝么?我们初上船的时候,天色还未断黑,那漾漾的柔波是这样的恬静,委婉,使我们一面有水阔天空之想,一面又憧憬着纸醉金迷之境了。等到灯火明时,阴阴的变为沉沉了:黯淡的水光,像梦一般;那偶然闪烁着的光芒,就是梦的眼睛了。

  作者通过水中灯影和灯下水光的描写,展露了华灯映水、画舫凌波的图景。我们读《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仿佛进入了一个梦幻般恍惚迷离的境界,在灯月辉映、桨声悠扬中,和作者一起领略秦淮河无边风光,沉溺于无穷遐思之中,发思古之幽情。

  写于1927年7月的《荷塘月色》, 是中国现代文学脍炙人口的佳作。 读着这篇散文, 一幅清新、美丽的景象立即映现眼前:绿叶田田,荷花朵朵,清香缕缕,月色溶溶,似朦胧的幻梦,又像飘渺的歌声。那里有画,有诗,有情,有深邃的意境。在那诗情画意里,更蕴含着作者艺术上的孤诣与苦心。朱自清曾说,作家应“于人们忽略的地方,加倍地描写,使你于平常身历之境,也含有惊异之感”。荷塘就在清华园里,是朱自“日日走过”的,可谓“平常身历之境”了,但他却以诗人灵敏的触觉去感受它,不但游目骋怀地观摩,而且严辨淄渑地品位,从而细致地描绘了令人“惊异”的“无边的荷香月色”,创造了物我同化、心与境谐的清幽而自在的艺术境界。

  朱自清在这类写景美文中炼字炼词十分考究,细腻的内容和悦耳的音调结合,因而富于韵味。他的这些清新委婉、细腻逼真的写景美文,使现代散文的艺术,在短短的几年之内就达到了不让古典散文专美于前的成就。

  骨肉亲情是中国伦理道德的重要组成部分,古典文学中抒发这种感情的诗文是很多的,但它们往往带有封建时代显亲扬名等陈腐的报恩观念 “五四” 以来, 新一代青年的骨肉亲情反映着新的社会内容,带有新的时代特色。朱自清的亲情类散文名篇《背影》、《给亡妇》、《儿女》等,更是具有独特的艺术风格。

  首先,述实事,抒真情。作者把父子、夫妇之间的深情厚意细细写出,又把自己的内心世界和盘托出,益以世事多艰,“只为家贫成聚散”,产生了骨肉亲人间的悲欢离合,不纯是温情的抚慰,还有世味酸涩的咀嚼,更贴近现实人生。如《儿女》就是自述为父心怀的名作, 在自责不会做父亲的痛悔中已透露为父的苦衷和惊觉, 在操心儿女怎样去做人的思虑上就袒露着大爱者的胸襟和本色,从他对儿女哭闹嬉笑种种情状的传神描述也可以看出他的亲子之爱是深沉而细腻的。

  其次,于细腻处见精神的写人工夫。朱自清的亲情散文特出之处在于他往往以可感的形象表现人物的内心世界。如最为人称诵的名篇《背影》,作者以八年前家中祖母去世、父亲失业这“祸不单行的日子”为背景, 透出惨淡悲戚的氛围, 用可感的形象写出他父亲对他的深厚的关爱和他对父亲别后的感念,奏出温馨缠绵的父爱颂和思亲曲。送行的细节--亲自送站、与脚夫商谈小费,直到细致描述买桔子的情景,焦点集中在他父亲的“背影”上,而这背影又凝聚着舔犊的深情,混合着作者感动的眼泪,暗含着生离和奔波的酸辛,给读者以极大的感染。

  最后,家常絮语的典范。朱自清的亲情类散文,不仅以亲情的醇厚称胜,也以文体语言的纯正传世。体式上,作者随物赋形而胸有成竹,任心闲话而开合自如,讲究谋篇布局而不露痕迹。语言上,他努力脱尽铅华,提炼口语,追求行文的“谈话风”。如《给亡妇》,文章一开始便以深沉、低回婉缓的调子,仿佛与亡妻对坐拉家常:

  谦,日子真快,一眨眼你已经死了三个年头了。这三年里世事不知变化了多少回,但你未必注意这些个,我知道。你第一惦记的是你几个孩子,第二便轮着我。孩子和我平分你的世界,你在日如此;你死后若还有知,想来还如此的。

  起首一个“谦”字,把作者耿耿于心的怀念对象一下子凸显出来,从这一字的声色里,读者不难体味作者对亡妻永别的思念与痛苦。在文中, 朱自清不仅采用了地道的口语词汇, 如“拉倒了”、“够瞧的”、“硬朗点儿”等等,而且还采用了地道的口语的语汇、音节、句子结构,如“这些个”、“左挨右挨”、“成天儿忙着,汤呀,药呀,冷呀,暖呀,连觉也没有好好儿睡过”等等,使文章获得了口语的色调和韵味。

  朱自清是一位卓有建树、风格独特的散文家,他对于创建现代白话散文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他的散文对“五四”以来的散文发展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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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05-11-11 12:57:47 | 显示全部楼层
第八讲 梁遇春、丰子恺的随笔



  随笔是我国古代文学中一种常见的文体, 南宋洪迈在 《容斋随笔》中说:“予习懒, 读书不多, 意之所之, 随即纪录, 因笔其先后,无复诠次,故目之曰随笔。”可见一斑。但中国现代随笔更多地是接受西方近代随笔的影响而滋荣繁盛的。周作人在1921年发表的《美文》中,第一句话说的是“外国文学里有一种所谓的论文”,这里的论文即是英文essay的译名,后来人们通常译为“随笔”。 他介绍了英美随笔名家艾迪生、兰姆、欧文、霍桑等人的创作,说“我们可以看了外国的模范做去,但是须用自己的文句与思想,不可去模仿他们”,最早提出了师法外国随笔而努力独创自己的文体的重要性。西方随笔一般是指即兴执笔、随意挥洒、自由不拘、从容舒展、娓娓而谈、亲切自然的一类散文。鲁迅翻译的日本厨川白村的《出了象牙之塔》一书中,有一节专门介绍essay的文字:

  如果是冬天,便坐在暖炉旁边的安乐椅子上,倘在夏天,则披浴衣,啜苦茗,随随便便,和好友任心闲话,将这些话照样地移在纸上的东西,就是essay。兴之所至,也说些以不至于头痛为度的道理罢。也有冷嘲,也有警句罢。既有humor(滑稽),也有pathos(感愤)。所谈的题目,天下国家大事不待言,还有市井的琐事,书籍的批评,相识者的消息,以及自己的过去的追怀,想到什么就纵谈什么,而托于即兴之笔者,是这一类的文章。

  这一段话,如郁达夫所说 “更为弄弄文墨的人, 大家所读过的妙文”,对中国现代随笔理论和随笔创作发生过相当重大的影响。确实,西方近代随笔以其个性表现精神和家常絮语笔调适应了中国现代散文的文体解放和文体革新的需要,因而为现代散文家所广泛接受。

  中国现代随笔创作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蔚为风行,造就了一种娓语漫谈、亲切自然的“谈话风”文体,对中国现代语体散文的成熟起了重大的推进作用。鲁迅和周作人都是写作随笔的能手,他们的随笔融化了欧美、日本和我国古典随笔的长处,又有自己独特的风格。鲁迅的随笔名篇《春末闲谈》、《灯下漫笔》、《看镜有感》等,从容舒卷, 意态自如, 嬉笑怒骂,博大精深。周作人前期的随笔,如《北京的茶食》、《故乡的野菜》、《乌篷船》等,以博识、机智、趣味著称,他惜墨如金,注重艺术上的节制和矜持,却又浑朴自然,不落斧痕,文字看似朴拙,实则老练,仿如青果,有涩味,有余甘。梁遇春推崇鲁迅和周作人的随笔,但他终生嗜读英国兰姆的《伊利亚随笔》,深受兰姆随笔的浸润和影响。梁遇春的随笔喜欢旁征博引,标新立异,善于在议论中融进记叙、描写、抒情等艺术手段,富有博识、巧思和情采。丰子恺的《缘缘堂随笔》,有淡淡的禅味和纯朴天真的风趣,文字轻松婉曲,如行云流水,有自己鲜明的风格。此外,现代随笔名家还有章衣萍、钱歌川、钱钟书、梁实秋等人。




  梁遇春(1906-1932),福建福州人。1928年毕业于北京大学英文系,是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散文创作领域的一颗彗星。他那饱含博识和睿智,以诗情的笔调写成的随笔,在艺术上独树一帜,对中国现代散文艺术的发展做出了积极的贡献。在他短暂的文学生涯里,留下了二十几种翻译作品(包括三本英国小品文选)和两本随笔集:《春醪集》和《泪与笑》。他逝世后,文坛痛惜失去一个风格特出的“文体家”。文学史家唐弢在《晦庵书话》里指出:“我喜欢遇春的文章,认为文苑里难得有像他那样的才气,像他那样的绝顶聪明,像他那样的顾盼多姿的风格。每读《春醪集》和《泪与笑》,不免为这个死去的天才惋惜。”

  梁遇春的生活道路较为单纯,这对于一个小说家或剧作家来说也许有所欠缺,然而随笔作家“最重要的天赋,是在乎能从平凡的事物中, 找出其暗示, 从最无希望的题材中,找出其教训,而不至于粗心”。梁遇春恰好具备这个天赋。他的生活经历简单,因而他的随笔十有八九涉及自己,谈大学生活,谈自己所体味的各种感情,以及社会和大自然的现象,如讲演、读书、乘车、迟起、乡愁、观火、春草等等。只要是一句话,一本书,一团火、一场春雨、一副对联,一句诗词,在他的脑海里稍有逗留,他便能引经据典,旁征博引古今中外的历史故事,神话传说、名人轶事、格言警句、诗词曲赋,令人眼花缭乱,目不暇接。他的热情与感伤,真挚与戏谑、爱与恨,都一一展现在读者的面前。梁遇春的随笔,抒发的是一个思想者对人生的思考。

  梁遇春有着诗人的敏感, 他憎恶现实社会的黑暗, 鄙弃醉生梦死的寄生生活, 痛恨知识界中死气沉沉、 平庸盲从的作风;他热爱生活,渴求光明。他在《观火》中谈到意大利作家邓南遮的长篇小说《生命的火焰》时指出:

  《生命的火焰》这个名字是多么含有诗意,真是简洁地说出人生的真相。生命的确是一朵火焰,来去无踪,无时不是动着,忽然扬焰高飞,忽然销沉将熄,最后烟消火灭,留下一点残灰,这一朵火焰就再也燃不起来了。我们的生活也该像火焰这样无拘无束,顺着自己的意志狂奔,才会有生气,有趣味。我们的精神真该如火焰一般地飘忽莫定,只受里面的热力的指挥,冲倒习俗,成见,道德种种的藩篱,一直恣意干去,任情飞舞,才会迸出火花,幻出五色的美焰。

  因此,他主张一个人在生活中,应该敢哭(《泪与笑》),敢笑(《笑》),敢说(《“还我头来”及其他》),敢闯(《谈“流浪汉”》)一个人应任情使性,生气勃勃地占有生活,享受生活。梁遇春对世人推崇的伟人、绅士,毫不放在眼里,相反,那些不被人尊重的流浪汉,他却满腔热情地加以歌颂。在《谈“流浪汉”》一文中,梁遇春肯定流浪汉的豪爽英迈,勇往直前,待人慷慨,做事痛快,认为他们不像绅士那样畏首畏尾,瞻前顾后;流浪汉对伦理观念,没有那么死板的痴心执着,在他们面前最能失去世俗的拘束,他们天不怕地不怕的精神,使原本麻木的世界呈现些许生气。文章处处以绅士的虚伪、庸俗、懦弱、势利,反衬流浪汉的真诚、侠义、勇敢和爱憎分明。对流浪汉生活的渴望,是梁遇春对真实、自然人生的一种追求。他认为,这种追求比起苟且于生活的暂时安稳和享乐要有意义得多。但是, 这种对生活破坏多于建设的流浪汉生活, 并不能使梁遇春满足,在《救火队》里, 他又把那舍己为人、 为人类扑灭火灾的救火夫,作为自己生活追求的最高境界:

  我这三年来老抱一种自己知道绝不会实现的宏愿,我想当一个救火夫。……他们具有坚定不拔的目的,他们一心一意想营救难中的人们,凡是难中人们的命运他们都视如自己地亲切地感到,他们尝到无数人心中的哀乐,那般人们的生命同他们的生命息息相关,他们忘记了自己,将一切火热里的人们都算做他们自己,凡是带有人的脸孔全可以算做他们自己,这样子他们生活的内容丰富到极点,又非常澄净清明,他们才是真真活着的人们。

  梁遇春是博学多思的。在随笔创作中,他总是凭借自己广博的学识、过人的思辨才能,呕心沥血、殚精竭虑地去追索知识和人生的真谛,他的这种探求几乎到了“语不惊人死不休”的地步。梁遇春痛感当时知识界中许多没有个性的人,不会独立思考,只会人云亦云地复述别人未必真懂、自己根本不懂的熟透了的大道理的不幸,便代表他们向社会发出大声疾呼:“还我头来!”(《“还我头来”及其他》)梁遇春嘲讽当时文化界的名流学者,不过是“智识贩卖所里的伙计”,他们把“智识的源泉--怀疑的精神--一笔勾销”,这样,“人们天天嚷道天才没有出世,其实是有许多天才遭了这班伙计们的毒箭”(《论智识贩卖所里的伙计》)。梁遇春主张每个人肩上要扛着一颗会独立思考的脑袋,要有朝气蓬勃的创造精神。

  梁遇春善于从矛盾对立中论述问题,发挥新鲜见解。他好做反面文章, 标新立异, 不论什么问题,他都喜欢谈出一套与众不同的见解。他在这方面的追求,简直达到了“语不惊人死不休”的地步。在人们争论“人生观”之际,他偏要探讨“人死观”(《人死观》);人们常说“春宵一刻值千金”,他偏要说“春朝一刻值千金”(《 “春朝” 一刻值千金》);人们恭维“Gentlemen”(绅士),他却赞赏流浪汉(《谈“流浪汉”》);人们认为失恋是痛苦的,他却认为失恋并不可哀,婚后感情的淡漠和破裂,才是人间惨剧(《寄给一个失恋人的信(一)》);欢乐则笑,伤心则哭,是人之常情,他却从自己的感受出发,说笑是感到无限生的悲哀,泪是肯定人生的表示(《泪与笑》); 人们赞美春天,他却认为 “夏的沉闷,秋的枯燥,冬的寂寞”,跟疮痍满目的现实是协调的,而“阶前草绿,窗外花红”的春天同“杂乱下劣的人世”太不协调了(《又是一年春草绿》)。这种推陈出新的刻意追求和标新立异的奇思异想,在梁遇春的随笔中比比皆是。

  作为一位文体家,梁遇春的随笔,是以阐发他对知识和人生的新颖见解为灵魂的, 有着不同凡响的独特风貌。 他的随笔从来不作枯燥空洞的议论,总是调动丰富的古今中外的历史文化知识作立论的依据。他在展开议论时,充分调动了记叙、描写、抒情、对话、想象、联想等艺术手段,逻辑思维和形象思维结合进行,使议论形象化和抒情化。梁遇春在议论他的论题时,常常是有张有阖,有纵有横,有正面议论和反面反驳, 有曲折有波澜, 有具体的分析和概括的升华,多侧面多层次地使所要确立的论题得到丰富和深化,直到说深说透为止。《救火队》一文,无论从思想和艺术看,都代表梁遇春随笔的最高水平,是充分体现其随笔风格的名篇。这篇随笔以记叙和描写三年前一个夏夜救火夫赶去救火时的矫健雄姿入题,接下去便以议论的笔墨从正面展开对救火夫的赞颂。继之他反驳了一位愤世朋友对救火夫任意贬抑的言论,把议论推进一层,把对救火夫的赞颂和描写推进一层。文章至此似可以结束了,可是作者并没有就此打住,而是把议论的范围大大扩展了。他认为整个世界是在烈火中燃烧的火场,劳苦大众、知识分子都在烈火中经受炮烙的劫难,全世界的人都应是“上帝所派定的救火夫”,都有“救火的责任”,都应成为扑火的英雄。这样一写,文章的气势陡然开阔了,思想也向深处、广处、高处深化、扩展、升华了。 再接下去, 作者给予那些对世界大火取旁观态度的人,那些趁火打劫的大盗一连串的痛斥。与此同时,他又进一步描写救火夫的雄姿,歌颂他们赴汤蹈火、舍己救人的高尚品格。从《救火队》一文,确可窥见梁遇春随笔以议论为中心,调动一切知识积累和艺术手段,使议论形象化、情意化的风姿,以及那种知、情、理相统一特点。



  丰子恺(1898—1975),浙江石门湾人。最初以漫画知名于世,1925年后开始在 《文学周报》、《小说月报》 等刊物上发表散文随笔。 20世纪三四十年代结集出版了 《 缘缘堂随笔 》、《中学生小品》、《随笔二十篇》、《车厢社会》、《缘缘堂再笔》、《子恺近作散文集》和《率真集》等。丰子恺的随笔散文,依据题材特色和思想倾向,约略可分为四类:一类是探究人生和自然的底蕴的,受佛教悟彻人生、世事无常思想的影响,带有悲观、虚无的玄思色彩,以早期的《渐》、《秋》、《两个“?”》等篇为代表;一类是描写儿童的挚爱和一颗赤子之心,这是丰子恺20世纪20年代后期创作的中心题材,脍炙人口的篇章有 《给我的孩子们》、 《华瞻的日记》、《儿女》等; 一类是回忆自己生活经历和创作过程的,如 《忆儿时》、《学画回忆》等; 最后一类是取材于日常生活见闻, 反映世态人情的,集中体现了他对现实和人生所采取的矛盾态度,这是丰子恺随笔的主要内容,最能代表他创作的基本特色。

  对于人生、自然、宇宙的探究,是丰子恺从小就感兴趣的课题。《两个“?”》叙写他小时候空间和时间意识的逐渐觉醒,然而这种觉醒却使他逐渐陷入不可穷究的疑问之中,所以成长以后这两个粗大的“?”照旧挂在眼前。作者把这种许多人经历过的知识启蒙过程提炼出来,款款传出,不由得唤起人们的同感和思虑。

  儿女生活、童年时代是丰子恺随笔取材的来源之一。《儿女》一文写道“近来我的心为四事所占据了:天上的神明与星辰,人间的艺术与儿童,这小燕子似的一群儿女,是在人间与我因缘最深的儿童,他们在我心中占有与神明、 星辰、 艺术同等的地位。”1947年他在《我的漫画》一文中进一步表明了他讴歌童真的原因和用意。

  我向来憧憬于儿童生活,尤其是那时,我初尝世味,看见了当时社会里的虚伪骄矜之状, 觉得成人大都已失本性, 只有儿童天真烂漫,人格完整,这才是真正的“人”。于是变成了儿童崇拜者,在随笔中、漫画中,处处赞扬儿童。现在回忆当时的意识,这正是从反面诅咒成人社会的恶劣。

  丰子恺“处处在儿童生活获得感兴”,“玩味这种感兴,描写这种感兴”,成为他当时“生活的习惯”(《谈自己的画》),也就是成了他的精神家园。他不仅追寻自己儿时的“梦痕”,体察眼前儿女的童趣,还把自己化为儿童,用儿童的心眼和口吻写《华瞻的日记》,为儿童代笔几达乱真的地步:

  隔壁二十三号里的郑德菱,这人真好!今天妈妈抱我到门口,我看见她在水门汀上骑竹马。她对我一笑,我分明看出这一笑是叫我去一同骑竹马的意思。我立刻还她一笑,表示我极愿意,就从母亲怀里走下来,和她一同骑竹马了。两人同骑一枝竹马,我想转弯了,她也同意;我想走远一点,她也欢喜;她说让马儿吃点草,我也高兴;她说把马儿系在冬青上,我也觉得有理。我们真是同志的朋友!


  丰子恺讴歌童真,倾心儿童的人格美,用儿童的真诚、自由、活泼、富于创造欲,来反衬成人社会的虚伪、拘束、暮气和颓败,体现的是他的人生理想。

  走出宗教和儿童的天地,丰子恺“体验着现实生活的辛味”,把日常见闻感兴作为随笔写作的主要题材。但由于佛教超然旁观思想的影响还存在, 他对人生世态抱着静观玩味的态度, 带有“入于内而出乎外”的倾向。《车厢世界》一文,把车厢看作人间社会的缩影,冷眼旁观其间的奇形怪状,嘲笑了人情世事的纷纭可笑。但他“车厢社会”里种种不合理现象有所讽喻, 憧憬的是公平合理的 “车厢社会”。 除了讽世之作外, 丰子恺还有大量的随笔取材于身边琐事,“任何琐屑轻微的事物, 一到他的笔端, 就有一种风韵,殊不可思议”(谷崎润一郎语)。比如《手指》一文,他仔细鉴赏人们熟视无睹的五指,发现它们“实在各有不同的姿态,各是不同的性格”, 把对五指的观赏和对各种人生的品评有机结合起来:大拇指粗矮丑陋,但吃苦、力强,酷似农民;食指苍劲难看,却勤劳机敏,与大拇指合作最好,好像工人;中指养尊处优,徒尸其位,犹如官吏;无名指和小拇指样子可爱,却能力最薄弱,前者如纨绔儿,后者似弱小者。作者见微知著,独具慧心,娓娓道来,逸趣横生,最后以哲理的升华和善良的心愿归结:“我觉得手指的全体,同人群的全体一样。五根手指倘能一致团结,成为一个拳头以抵抗外侮,那就根根有效用,根根有力量,不复有善恶强弱之分了。”丰子恺这平中见奇、落笔成趣的点化术委实玄妙。

  丰子恺的随笔以率真幽默、明白如话的文风见长。他总是超越实利或成见的束缚,以浓厚兴趣体察一切,从平凡琐屑中写出独到自得的感兴,嚼出耐人寻思的人生味,确有他自称的特点:“泥龙竹马眼前情,琐屑平凡总不论。最喜小中能见大,还求弦外有余音。”丰子恺的随笔大多采用娓语体,总是从容下笔,以笔代口,吞吐自如,得心应手,如行云流水,似家常闲谈,独具一种亲切感和自然美,时露灵性的妙悟和蔼然的谐趣,在提高随笔的表现力和建设活泼风趣的新文风上也做出独到而突出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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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05-11-11 12:59:05 | 显示全部楼层
第九讲 林语堂的杂文小品

  林语堂(1895-1976),福建平和人。他在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上,是一位毁誉蜂起,评说纷纭的人物。

  在20世纪20年代,他曾经和鲁迅等人并肩作战,是“语丝”派中的一员闯将。他在《自传》中回忆说:“当我在北平时,身为大学教授,对于时事政治常常信口批评,因此我被视为‘异端之家’——北大——之一个激烈的教授。”当时北京大学的教授分为两派,旗鼓相当:一派是以胡适为领袖的“现代评论”派,一派是以周氏兄弟为首的“语丝”派,林语堂属于后一派,是《语丝》的经常撰稿人之一。他自己后来在《八十自叙》中写道: “说也奇怪, 我不属于胡适集团,倒参加《语丝》杂志。我们都认为他们那一派是‘学而优则仕’的人,可以写政论,日后准备做官。我们主张每个人都说自己的真心话,‘不说别人的话’。(我们曾讥讽政客们)。此风格深得我心。我们不见得是自由主义者,却将《语丝》看成我们‘心语’的园地。”

  这一时期的林语堂反对帝国主义和北洋军阀,知识界的“文妓”和“文妖”,热情支持爱国学生的行动,写下了不少尖锐犀利、勇敢悍泼的杂文,杂文集《剪拂集》就是他这一战斗业绩的记录。林语堂的杂文风格接近于钱玄同,慷慨激昂,悍泼放恣,但行文不如钱玄同矫健老辣,更多讽刺谐谑的意味。

  林语堂在杂文中猛烈抨击中国传统的旧道德和旧文化,提出改造中国国民性的思想和建“欧化的中国”的主张。在《语丝》第23期上发表的《给钱玄同的信》中,林语堂支持钱玄同在《语丝》第20期发表《半农给启明的信底后面》里所提出的“欧化的中国”的主张,认为“今日中国政象之混乱, 全在我老大帝国国民癖太重所致, 若惰性,若奴气,若敷衍,若安命,若中庸,若识时务,若无理想,若无热狂,皆是老大帝国国民癖气”,“欲一拔此颓丧不振之气”,“惟有爽爽快快讲欧化之一法而已”。并进一步提出六条具体主张:“非中庸”、“非乐天知命”、“不让主义”、“不悲观”、“不怕洋习气”、“必谈政治”。这些观点针对当时的国粹主义而发,自然有一定的进步意义。在当时批判中国国民性的杂文家中,从鲁迅到胡适,从陈独秀到吴稚晖,从林语堂到陈西滢,几乎大家都争相以偏激的语言来批判国民性的弱点和民族的劣根性。林语堂批判国民性弱点的尖锐的声音,是当年批判国粹主义的时代大潮中的一个音符,“语丝”大合唱里的一个组成部分。

  要改造国民性, 林语堂认为要有革新奋斗精神。 他赞扬孙中山“为思想主义而性急,为高尚理想而狂热而丧心病狂之人”,为“轰轰烈烈非贯彻其主义不可,视其主义犹视其自身革命之人”(《论性急为中国所恶》)。他讥讽那些“倚门卖笔,双方讨好”,“将真理贩卖给大人物”的“学者”,热情歌颂敢于维护真理的《莽原》诸君子的“土匪傻子”精神(《祝土匪》)。他赞扬英勇牺牲的刘和珍和杨德群诸烈士,认为:“生活就是奋斗,静默决不是好现象,和平更应受我们的咒诅。”(《打狗释疑》)正是由此出发,他批判当时正在访华的印度作家泰戈尔,认为他“不讲武力抵抗,也不讲不合作,也不讲宪法革命”,这种孤立的“精神复兴”是无法实现的,即使实现了,国家早已完了(《论泰戈尔的政治思想》)。文学史家唐弢指出:“那时候的林先生如初生之犊,无所惧惮,实在有点可爱。他被人目为土匪(和流氓差不多),自信‘生于草莽,死于草莽’,名其所著为《剪拂集》,老老实实地‘以土匪自居’了。”

  林语堂当时是关心政治的,他说:“所谓政治者,非王五、赵六忽而喝白干忽而揪辫子之政治,乃真正政治也。新月社的同人发起此社时有一条规则,谓在社里什么都可来(剃头、洗浴,喝啤酒),只不许打牌与谈政治,此亦一怪现象也。”林语堂始终支持“女师大”学潮、“三·一八”群众运动和“首都革命”,不仅以笔为武器,甚至加入到学生示威队伍中,用旗杆和砖石与警察搏斗。 1928年, 他在《剪拂集》序中仍情不自禁地写道:“回想到两年前革命政府时代的北京,真使我追忆往日青年勇气的壮毅及与政府演出惨剧的热闹。天安门前的大会,五光十色旗帜的飘扬,眉宇扬扬的男女学生面目,两长安街揭竿抛瓦的巷战,哈大门街赤足冒雨的游行,这是何等悲壮!”

  林语堂对段祺瑞政府及其帮凶痛加挞伐,辛辣嘲弄。《“发微”与“告密”》、《 读书救国谬论一束 》、《 劝文豪歌 》、《咏名流》、《 文妓说 》、《 讨狗檄文 》等,都是这样的战斗篇章。在《 “发微”与“告密” 》中,林语堂痛斥北洋军阀政府在“三·一八”惨案中,“预定计划,埋伏队伍,荷枪实弹,在府院合署的国务院门前, 由官长指挥, 吹号施令,枪击国民,加之刀鞭,继之以追击,复终之以抢劫”的罪恶。《文妓说》痛斥那些依附官府,为其出谋献策的人,是帝国主义的走狗,是文妓文妖,他“盗圣贤市仁义”,“丧坠人格,卖尽机巧智能,以求利禄;与妓女之卖身求利同”。他甚至引用英国作家萧伯纳的话:“像许多的律师, 政客,教员, 牧师,天天运用他们的技巧智能来出卖他们的良知,与这比起来,妓女之一天卖身两三钟头真不算一回事。”在《咏名流》中,林语堂仿近人诗体,做了四首打油诗,抨击了为虎作伥的所谓“名流”:

1
他们是谁?
   三个骑墙的勇士,
   一个投机的好汉;
 他们的主义:
 吃饭!吃饭!
 他们的精神:
 不干!不干!

2
  他们骑的什么墙?
  一面对青年泣告,
  一面对执政联欢;
他们的主张:
骑墙!骑墙!
他们的口号:
不忙!不忙!

3
  他们的态度镇静,
  他们的主张和平,
   拿他来榨油也榨不出
      什么热血冷汗;
他们的目标:
消闲!消闲!
他们的前提:
了然!了然!

4
  他们的胡须向上,
  他们的仪容乐观,
   南山的寿木也装不下
 那么肥厚嘴脸;
他们的党纲:
饭碗!饭碗!
他们的方略:
不管!不管!

  林语堂在《祝土匪》中,以漫画笔调为这些“文妓文妖”造像,指出他们是宁要脸孔不要真理的东西:“现在的学者最要紧的就是他们的脸孔,倘是他们自三层楼滚到楼底下,翻起来时,头一样想到是拿起手镜照一照看他的假胡须还在乎?金牙齿没掉么?雪花膏未涂污乎?至于骨头折断与否,似在其次”“因为真理有时要与学者的脸孔冲突,不敢为真理而忘记其脸孔者则终必为脸孔而忘记真理,于是乎学者之骨头折断矣。”

  林语堂这一时期的杂文富有鲜明的战斗色彩,不过也表现出一定的局限性。如他写于1925年12月的《论〈语丝〉文体》一文,前半部分批判江亢虎等人的复古主义谬论,后半部分则宣传周作人“费厄泼赖”的精神,说:“此种‘费厄泼赖’精神在中国最不易得,我们也只好努力鼓励,中国‘泼赖’的精神就很少,更谈不到‘费厄’,惟有时所谓不肯‘下井投石’即带有此义。骂人的人却不可没有这一样的条件,能骂人,也须能挨骂。且对于失败者不应再施攻击,因为我们所攻击的在于思想非在人,以今日之段祺瑞章士钊为例,我们便不应再攻击其个人。” 针对周作人、 林语堂这一观点,鲁迅写了《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这一战斗檄文,提出了“痛打落水狗”的主张。事实证明鲁迅的正确,过了两个多月,正是林语堂等主张要予以宽容的段祺瑞,亲手制造了“三·一八”惨案。血的教训,使林语堂深受教育。 在惨案发生后一个多月内, 他画了《鲁迅先生打叭儿狗图》,写了《讨狗檄文》、《打狗释疑》、《“发微”与“告密”》等文,赞扬“鲁迅先生以其神异之照妖镜一照,照得各种的丑态都照出来”,声称“事实之经过,使我益发信仰鲁迅先生‘凡是狗必先打落水里而又从而打之’之话”,表现了真诚勇猛的书生本色。20世纪30年代曾有人指出: “《语丝》全盛时代, 林语堂扯起了革命的旗帜,他反封建的战绩,和鲁迅是不相上下的……(鲁迅)发起所谓打狗运动,把章陈攻击得体无完肤,而林语堂正是那时打狗运动的急先锋。”

  20世纪30年代初期,林语堂处在怀疑、 观望、 徘徊之中,自称“时人笑我真聩聩”。在 “左联”与国民党当局文化 “围剿”与反“围剿”的激烈斗争中,林语堂说他不想过问“普罗、法西(斯)之争”, 但又不甘寂寞, 于是创办了《论语》、《人间世》和《宇宙风》等刊物,提倡“幽默”、“性灵”和“闲适”的文学,成为有影响的“论语”派的“主帅”。阿英在1934年所写的《现代十六家小品·林语堂小品序》中,对此有过较为中肯的分析:

  在一个社会的变革期内,由于黑暗的现实的压迫,文学家大概是有三种路可走。一种是“打硬仗主义”,对着黑暗的现实迎头痛击,不把任何危险放在心头。 在新文学运动中, 鲁迅可算是这一派的代表。……二种是“逃避主义”,这一班作家因为对现实的失望,感觉着事无可为,事不可说,倒不如“沉默”起来,“闭户读”,即使肚里也有愤慨。这一派可以“草木虫鱼”时代的周作人作为代表。……第三种, 就是“幽默主义”了。这些作家, 打硬仗既没有这样的勇敢,实行逃避又心所不甘,讽刺未免露骨,说无意思的笑话会感到无聊, 其结果, 就走向了“幽默”一途。此种文学的流行,也可说是“不得已而为之”。

  林语堂从1924年5月23日和6月9 日在《晨报副刊》上发表《征译散文并提倡“幽默”》和 《幽默杂话》, 到30年代的《论幽默》、《会心的微笑》、《答青崖论幽默译名》等,非常突出、系统地宣传了他的“幽默”理论, 并赢得了“幽默大师”的称号。 在林语堂看来:(一)“幽默”是人的天性,是人生的一部分,甚而是一种人生观;(二)“幽默”是作家在评论和表现人生时,带着温和同情的笑,带着“我佛慈悲”、“悲天悯人”旁观超然淡远的态度;(三)有广义和狭义的“幽默”,最高的“幽默”是“笑中有泪,泪中有笑”,是“心灵的光辉和智慧的丰富”,是“会心的微笑”;(四)“幽默”与“讽刺”相近, “讽刺”“去其酸辣, 而达到冲淡心境,便成幽默”,“愈是空泛的,笼统的社会讽刺及人生讽刺,其情调自然愈深远,而愈近于幽默本色”。林语堂的上述主张,是他自己和“论语”派的理论纲领,给他的创作带来了积极和消极的影响。正如郁达夫在《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二集》“导言”中所指出:“在现代的中国散文里,加上一点幽默味,使散文可以免去板滞的毛病,使读者可以得一个发泄的机会,原是很可欣喜的事情,不过这幽默要使它同时含有破坏而兼建设的意味, 要使它有左右社会的力量, 才有将来的希望;否则,空空洞洞,毫无目的,同小丑的登台,结果使观众于一笑之后,难免得不感到一种无聊(Nonsense)的回味,那才是绝路。”

  林语堂这一时期的创作,既有表现出“闲适”、“性灵”的幽默小品。如《言志篇》、《我怎样买牙刷》、《论西装》、《论避暑之益》、《我的戒烟》等,也不乏寄“愤怒”、“沉痛”于幽默的杂文小品,如《 奉旨不哭不笑 》、《 论政治病 》、《民国廿二年吊国庆》、《 如何救国示威 》、《 诵经却倭寇 》、《等因抵抗歌》、《梳、篦、剃、剥及其他》等。这些文章信笔写来,娓娓而谈,各有特色。如《言志篇》淋漓尽致地表达了林语堂从容达观、闲适超脱的人生态度:

  我要一间自己的书房,可以安心工作。我要几套不是名士派但亦不甚时髦的长褂及两双称脚的旧鞋子。居家时,我要能随便闲散的自由。我冬天要一个暖炉,夏天一个浇水浴房。

  我要一个可以依然故我不必拘奉的家庭。我要在楼下工作时,听见楼上妻子言笑的声音。我要未失赤子之心儿女,能同我在雨中追跑,能像我一样喜欢浇水浴。……

  我要院中几棵竹树,几棵梅花。我要夏天多雨冬天爽亮的天气,可以看见极蓝的青天。

  我要能做我自己的自由、和敢做我自己的胆量。

  在这里, 不需要名利, 只要温暖舒适的家庭,可口的饭菜,合于自己口味的书,几棵竹树梅花,在明月高悬时欣赏。多么闲适的心境, 不亚于陶渊明的“悠然见南山”了。 而《梳、篦、剃、剥及其他》一文则不乏尖锐严正的讽刺态度:

  近日报载四川通行童谣,描写军匪官僚搜括百姓之惨酷,可为民国治绩之写照。童谣云:“匪是梳子梳,兵是篦子篦,军阀就如剃刀剃,官府抽筋又剥皮。”据此可知搜括本领,匪不如兵,兵不如将,将又不如官。

  在这里,当年“语丝”派先锋的勇猛之气仍然可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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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05-11-11 18:25:37 | 显示全部楼层
第十讲 郁达夫、沈从文的游记

  记游之作,开中国现代散文之先声。“五四”时期记游作品形成了两大分支:一是采风访俗、了解社会的旅行记;一是写景抒怀、发现自然的山水游记。 到了20世纪30年代, 记游作品不仅比前十年多产,而且在艺术上也有所进展:(一)出现一批有总体计划的系列性文章,展开了广阔的艺术珍品画廊和伟大的山水画卷,这是“五四”时期所无法比拟的;(二)对山水自然的多角度多层次描写有新的成就,由于专注绘画和园林的鉴赏,有些作者还把说明文写法引进记游文学,增强了丰厚细致的艺术效果;(三)作品更充分地表现了作者的高层次知识结构,故多博识与精鉴相互结合的佳篇。

  郁达夫和沈从文,都是20世纪30年代写作游记的名家,而且他们之间曾发生过一个十分感人的故事。20年代初,沈从文辞别家乡,一个人到北京谋生。他住在沙滩附近一个公寓里,不停写作投稿,然而却如同石沉大海,毫无回音。1924年冬,百般无奈的沈从文写信给几位知名作家倾诉自己的处境。11月13日,正受聘在北京大学担任统计学讲师的郁达夫接到信后,来看望沈从文。屋内没有火炉,沈从文身穿两件夹衣,用棉被裹着两腿写作。郁达夫将自己的羊毛围巾披到沈从文身上,并请他一道出去吃饭,结帐后将剩下的三块多钱全给了沈从文。当时郁达夫月薪名义上117元,实际只领30多元,自己身上穿的也是一件旧棉袄,但他对沈从文的关照,使沈从文感激一辈子。半个世纪以后,郁达夫的侄女郁风拜访沈从文时,两人谈及了这件往事,郁风说:“沈先生对我说这话时已是70多岁的老人了,但他笑得那么天真,那么激动,他说那情景一辈子也不会忘记:‘后来他拿出五块钱,同我出去吃了饭,找回来的钱都留给我了。那时的五块钱啊!’”




  郁达夫(1896-1945),浙江富阳人。 1913年9月赴日本留学,1921年7月与郭沫若等人组织“创造社”, 同年出版第一部小说集《沉沦》,在现代文坛引起巨大的震动。他早期的许多散文,如果套用他的文章题目,可以称之为零余者的感伤之歌,与他早期小说同调。名篇如《还乡记》、《还乡后记》、《零余者》、《给一位文学青年的公开状》、《一个人在途上》、《感伤的行旅》等,大多是羁旅飘泊、感伤身世的作品,抒写自己在黑暗社会中四处碰壁、走投无路的愤懑伤心情绪,堪称典型的漂泊记。郁达夫这时期的散文率性纵笔,才情毕露,以率真坦露、自然畅达见长。其笔锋挟带着激情,能够将各种句式、语汇和语气融为一体,创造了被朱自清称为“比前一期的欧化文离口语要近些”的“风靡一时”的“创造体”白话文。

  郁达夫的漂泊行旅之作,自然少不了关于自然秀色的描写,恰恰是那美丽的湖山、快乐的游人,反衬了他抑郁的心境。青山妩媚,心境悲愁,相反相成,动人心魄。郁达夫这类表白零余者心情的散文,虽有自弃自卑的消极倾向,但对黑暗社会是一种非难和抗议。他在20世纪30年代发展了“返回自然”的倾向,创作了一系列与漂泊记异趣的写照传神的山水游记。这些游记先后结集为《屐痕处处》和《达夫游记》出版。此外他于1936年1月应当时福建省政府主席陈仪之邀,赴闽担任省参议员兼省政府公报室主任,并在《宇宙风》上撰写了一组游记《闽游滴沥》。可以说,郁达夫把现代山水游记创作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

  郁达夫的游踪遍及浙东、浙西、皖东、闽中等处,其游记以描写这一带地理形势、自然风光、名胜古迹为主要内容,形成系列性记游长卷。屐痕所到之处,他总是细心观察,尽情领略,使自己印象最深的风景人事跃然纸上,更把自己发现的独特境界凸显出来。《方岩纪静》、 《烂柯纪梦》、 《仙霞纪险》、《冰川纪秀》、《钓台的春昼》、《故都的秋》、《江南的冬景》等文,就善于抓住一处风景的基本特征,加以刻画、渲染。如《故都的秋》,作者通过一系列有特征的风物,极力渲染故都北京的秋意:在高而碧绿的天空中,时时传来驯鸽的飞声;喇叭似的牵牛花的蓝朵底下,长着几根疏疏落落的尖细且长的秋草;秋槐的落蕊,铺得满地;房前屋后的树上,到处都有秋蝉衰弱的残声;秋雨伴着凉风,更增加了几分秋意;就连雨后北京人缓慢悠闲的互答声调,也好似染上了秋味。作者巧用画笔,把北京的秋景、秋色、秋声、秋风、秋雨,描写得细腻、真切,淋漓酣畅,给人以言有尽而意无穷的艺术感受。又如《方岩纪静》中五峰书院那种天造地设、清幽岑寂的境界:

  北面数峰,远近环拱,至西面而南偏,绝壁千丈,成了一条上突下缩的倒覆危墙。危墙腰下,离地约二三丈的地方,墙脚忽而不见,形成大洞, 似巨怪之张口, 口腔上下,都是石壁,五峰书院,丽泽祠,学易斋, 就建筑在这巨口的上下腭之间, 不施椽瓦,而风雨莫及,冬暖夏凉,而红尘不到。更奇峭者,就是这绝壁的忽而向东南的一折,递进而突起了固厚、瀑布、桃花、覆釜、鸡鸣的五个奇峰,峰峰都高大似方岩,而形状颜色,各不相同。立在五峰书院的楼上,只听得见四围飞瀑的清音, 仰视天小, 鸟飞不渡,对视五峰,青紫无言,向东展望,略见白云远树,浮漾在楔形洞处的空中。一种幽静、清新、伟大的感觉,自然而然地向人袭来……

  这犹如一系列电影镜头,由远及近,又由近推远,将全景和局部一一展现在眼前;又比电影画面进一步渗透作家的深切感受,身处造化奇境油然而生的敬畏心和崇高感,真能“使人性发现,使名利心减淡,使人格净化”。郁达夫抓住各地自然各色各样的景致,将自己的主观感受融汇进去,用优美流丽的文字描写出来,达到了穷形传神的艺术境界。

  郁达夫游记中有一些篇章,如《半日的游程》,《花坞》、《皋亭山》等,不但写景,而且还着意写景中之人与游者的兴致。以《半日的游程》为例,作者重游二十几年前曾在那里度过半年学生生活的之江大学的山中,在“我老何堪”情感的感染下,一草一木就别有系人之处; 与二十多年未见的旧友胡君携手同游, 一起领略山谷的幽静,更觉蕴藉含情。山中茶庄老翁富有诗意的算账:“一茶,四碟,二粉,五千文”,与作者机敏的对仗:“三竺六桥,九溪十八涧”,浑然天成,饶有兴味,“三人的呵呵呵呵的大笑的余音,似乎还在那寂静的山腰,寂静的溪口,作不绝如缕的回响”。清逸隽永,余味不尽,景与人都浓重地染上作者的情趣和个性色彩。郁达夫这类记游小品和山水长卷一样,往往都有形神兼备的特点,如《花坞》中有这么一段:

  花坞的好处,是在它的三面环山,一谷直下的地理位置,石人坞不及它的深, 龙归坞没有它的秀。 而竹木萧疏,清溪蜿绕,庵堂错落,尼媪翩翩,更是花坞的独有迷人风韵。将人来比花坞,就像浔阳商妇,老抱琵琶;将花来比花坞,更像碧桃开谢,未死春心;将菜来比花坞,只好说冬菇烧豆腐,汤清而味隽了。

  这一段前半写形,后半写神,相得益彰。而形与神的摄取,则充分表现出一个耽于古典、老于世情的名士的精神风貌。

  品读郁达夫三十年代的山水游记,个别地方仍可感觉出作家的愤懑和牢骚,但已与早年的漂泊记大异其趣,感伤化为旷达,不平的呼告化为自得的欣赏,咒骂化为揶揄,已把审美焦点移向自然美本身,更主要的是陶醉于祖国山光水色之美丽动人,神往于大自然之纯朴清静,使人读后身心也为之解放。




  沈从文(1902-1988),湖南凤凰人。他最初的散文,是收入《鸭子》集中的《月下》、 《小草与浮萍》、 《到北海去》、《水车》、《生之记录》等,“大都以短小的篇幅,抒写作者在人生路途上的各种细微感触。一声鸡啼,一辆水车,一个花瓶,几茎小草与几叶浮萍,勾起作者人生行路难的幽微感喟”,“格调清新活泼,文笔流畅而饶有诗意,幽清而感伤地表达出当时穷困的知识青年在人生道路上跋涉的种种情怀” (凌宇语)。 沈从文较为成熟的散文,应以《从文自传》为起点。他在书中回顾了青少年时期在沅水流域所经历的家庭、学校、社会的教育和行伍生活,描述一个平凡而又奇特的人格的形成过程,把少年时代的浪荡、机警、聪颖、天真,把青春期的悲欢得失和见闻感受,总之把作为一个人的丰富性如实写出,并带上理性解剖的特色。沈从文在自传中告诉人们:他更多地是从丰富无比的社会和自然中学那永远学不尽的人生的,他的自传是一个从生活磨炼中摔打出来的作家的自白,也是许多人生经验的总结。

  真正为沈从文赢得声誉的散文作品是《湘行散记》和《湘西》。前者是沈从文1934年冬重返阔别十一年之久的故乡时,所见所闻的实录, 共十三篇, 各篇以作者的游踪为总的贯穿线,但又各自独立成篇。后者除了“引子”之外,收入散文八篇,是沈从文1938年取道湘西去云南时, 在沅陵住了四个月, 因有感于时间和社会的变动而写的。沈从文研究专家凌宇认为:“这两部作品,在内容上互为表里,在结构上互为经纬,是以湘西历史、现实与未来的发展为中心,融汇着作者对湘西社会生活与社会问题的观察与思考,构制宏大的散文长篇,它们代表了沈从文散文创作的最高成就。”

  《湘行散记》和《湘西》都是描绘沈从文故乡湘西的乡土风貌,前者侧重于湘西沿河的见闻、 回忆和感想, 后者偏重于鸟瞰式的概括、考察和介绍,写法略有不同。前者是由一个个特写镜头连缀而成的湘西长镜头,后者则是由一幅幅鸟瞰图组成的湘西全景。沈从文尝试运用“屠格涅夫写猎人日记的方式,揉游记、散文和小说故事而为一,使人事凸浮于西南特有明朗天时地理背景中”,成功地处理了这一特殊的乡土题材。他以游记为基础,融入考察记、风俗志和民间传说等文体的一些特点, 形成一种具有社会学、 民俗学意义的新型游记。沈从文的这两本游记体散文著作显示了湘西独特的地理环境、民俗风情、历史习惯和民事哀乐,使这个偏僻闭塞、不见经传的内地一角在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上放射出特异的光彩。

  沈从文的湘西游记描绘多姿多彩的山光水色,叙述曲折动人的乡野轶闻,勾勒痴情水手妓女的爱情故事,显示出他作为小说家的艺术才华。他着重渲染湘西独特的自然环境、风俗习惯,突出湘西山水的清新秀丽,民风的纯朴耐劳,生活的静谧庄严。在这种情调、气氛、形色组成的特殊背景中,沈从文娓娓叙说人事变动、生死别离、爱憎得失,写出了几种性格鲜明、富于情趣的人物:一个戴水獭皮帽子的朋友、一个多情水手与一个多情妇人、五个军官与一个煤矿工人、一个爱惜鼻子的朋友,等等,其个性单纯真实,不加雕琢,天然浑成。

  20世纪30年代的沅水流域,至少生活着十万名水手和妓女,他们有着顽强的生命力,活得洒脱。水手今天可以和妓女爱得死去活来,明天又可以赤裸着全身向激流中跳去,投进死亡的怀抱,死得壮烈,一切平常又平常(《湘行散记·一九三四年一月十八日》)。而妓女也都是那样有情有意,“遇不相熟的主顾,做生意时得先交钱,再关门撒野,人既相熟后,钱便在可有可无之间了”,和水手“感情好的,互相咬着嘴唇咬着颈脖发了誓, 约好了 ‘分手后各人不许胡闹’”(《湘西·白河流域几个码头》)。同是社会底层“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人 ”, 水手和妓女之间的恋情在沈从文的笔下竟然是那么温馨甜蜜:

  那水手虽然这时节或许正在急水滩头趴伏到石头上拉船,或正脱了裤子涉水过溪,一定却记忆着吊脚楼妇人的一切,心中感觉十分温暖。每一个日子的过去,便使他与那妇人接近一点点。十天完了,过年了,那吊脚楼上,照例门楣上全贴了红喜钱,被捉的雄鸡啊呵呵呵的叫着,雄鸡宰杀后,把它向门角落抛去,只听到翅膀扑地的声音。锅中蒸了一笼糯米饭倒下,两人就开始在一个石臼里捣将起来。一切事皆两个人共力合作,一切工作中皆掺合有笑谑与善意的诅骂。于是当真过年了。又是叮咛与眼泪,在一分长长的日子里有所期待,留在船上另一个放声的辱骂催促着,方下了船,又是胡桃与栗子,干鲤鱼与……(《一个多情水手与一个多情妇人》)

  沈从文的游记写景、叙事、写人、抒怀诸种笔墨融为一体,运用自如。这种文体确实与俄国作家屠格涅夫的《猎人日记》十分相似。沈从文散文语言的色调自然朴素,节奏从容不迫,用词造句不事雕琢而圆熟精练, 又灵活运用方言俗语, 增强作品的生活气息和地方色彩。他的描绘往往使人产生身临其境的感觉,如《鸭窠围的夜》:

  ……我到船头上去眺望了一阵。河面静静的,木筏上火光小了,船上的灯光已很少了,远近一切只能借着水面微光看出个大略情形。另外一处的吊脚楼上,又有了妇人唱小曲的声音,灯光摇曳不定,且有猜拳声音。我估计那些灯光同声音所在处,不是木筏上的簰头在取乐,就是水手们小商人在喝酒。妇人手指上说不定还戴了水手特别为她从常德府捎带来的镀金戒指,一面唱曲一面把那只手理着鬓角,多动人的一幅图画!我认识他们的哀乐,这一切我也有份。看他们在那里把每个日子打发下去,也是眼泪也是笑,离我虽那么远,同时又与我那么相近。这正同读一篇描写西伯利亚的农人生活动人作品一样,使人掩卷引起无言的哀戚。我如今只用想象去领味这些人生活的表面姿态,却用过去的一分经验,接触着了这种人的灵魂。

  这种情调,这种氛围, 这种语气, 源于感同身受,出自同胞心怀,浑然天成,和谐动人,没有半点勉强、做作、夸张的意味,完全是以真实、自然、亲切直接感染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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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05-11-11 18:27:06 | 显示全部楼层
第十一讲 “为抒情的散文找出一个新的方向”

  
  在“五四”散文变革的基础上,20世纪30年代中国现代抒情散文获得长足的进展,进入了一个潜心于创造、锤炼和完善散文艺术的发展阶段。尤其是何其芳、李广田、缪崇群、丽尼和陆蠡等新作家,致力于“为抒情的散文找出一个新的方向”(何其芳语),执着追求散文艺术的独创与完美,以相通的思想艺术特色体现了30年代抒情散文的一种发展趋向,改变了人们轻视散文艺术的传统偏见,影响了40年代新起的散文作者循着文艺性散文一路而努力。

  20世纪30年代初,何其芳(1912-1977)在北京大学读书之际,开始潜心于抒情散文的艺术创新。他和同学李广田、卞之琳经常讨论到散文创作,“觉得在中国新文学的部门中,散文的生长不能说很荒芜,很孱弱,但除去那些说理的、讽刺的,或者说偏重智慧的之外,抒情的多半流入身边杂事的叙述和感伤的个人遭遇的告白”。他说:“我愿意以微薄的努力来证明每篇散文应该是一种纯粹的独立的创作,不是一段未完篇的小说,也不是一首短诗的放大。”何其芳对于散文的独立见解和创作态度,可看作是他们共同的艺术宣言。何其芳自己身体力行,精心雕琢出《画梦录》(1936年)和《刻意集》(1938年),立即在散文界和青年读者中间引起很大的反响。《画梦录》曾和曹禺的剧本《日出》、芦焚的小说《谷》一起,获得《大公报》1936年度的文艺奖,成功地实践了自己的艺术主张。李广田(1906-1968)最初的散文创作收在《画廊集》(1936年),它以浓郁的乡野气息和浑厚素朴的农家本色,赢得了读者的好评。稍后写就的《银狐集》(1936年)和《雀衰记》(1939年),保持和发展了他特有的艺术风格。现代学者李长之把它们看作是30年代新文学发展成熟的重要标志之一,认为可以和臧克家的诗、曹禺的剧作相媲美。缪崇群(1907-1945)的小品创作始于1929年,到1932年就被李素伯的《小品文研究》列为一家, 专节介绍, 称道他“以清新的形式与笔调”,写下的散文,“是很可注意的”。缪崇群30年代的作品有《晞露集》(1933年)、《寄健康人》(1933年)和《废墟集》(1939年),韩侍桁认为,缪崇群的散文“在五四后新文学界的散文园地里”,“占有某一方面的高峰”。丽尼(1909-1968)的创作生涯集中在1928-1937年间,以写诗一样的散文知名于世,著有散文集《黄昏之献》(1935年)、《鹰之歌》(1936年)和《白夜》(1937年)。陆蠡(1908-1942)在30年代出版散文集 《海星》(1936年)和 《竹刀》(1938年),评论家李健吾认为他的散文“感情厚实,蕴藉有力,文字格外凝重不浮”,“在现代中国散文里面,有些耐人一读再读”。短短几年间,这五位散文新秀专心致志,刻意求工,为文坛呈现一批精美的艺术珍品,在中国现代散文史上建立了不朽的业绩。

  何其芳等人都是在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陆续走上散文创作道路。 当时, 轰轰烈烈的大革命被葬送在血泊之中,白色恐怖弥漫全国,现实的社会环境十分险恶残酷。多数作家一时囿于书斋,和孤独作伴, 与寂寞相安, 找不到光明的出路,又屡遭黑暗现实的无情摧残,带着累累的精神创伤,艰难地走在人生路上。 丽尼写于1928年6月的处女作《困》,就以自我的痛切感受真实地反映了当时人们普遍的心理感受:

  感伤,幻灭,寂寞……一切的可怕主宰了全个荒原,风吹澈了心胸。

  惧怕么?退缩地--行进,没有目的,也没有希望;力,怀疑地逃走了;疲惫,飘渺,一个人步着这荒原。

  隐隐地似乎听着了时代底喧声,然而,一切又沉没了,沉没了。……

  一个时代底泪,不自主地,不自主地流下。

  在这种情境中,何其芳等人陆续登上文坛,他们便在艺术之宫众顾盼流连,寻找寄托。他们像何其芳开始那样,抱着“文艺什么也不为,只为了抒写自己,抒写自己的幻想、感觉、情感”的态度,找到了散文这种“不分行的抒写更适宜于表达我的郁结与颓丧”的艺术形式,专心致志地雕琢起来。于是,他们五人早期的散文创作势所必然地共趋于表现自我、探索内心、抒写主观、讲究艺术的路子,形成一种突出的创作倾向,在30年代的散文界造成了一时的风尚。

  他们吟哦孤独和寂寞。 何其芳爱在黄昏的灯光下,捉摸着“温柔的独语,悲哀的独语,或者狂暴的独语”(《独语》),“每一个夜里我寂寞得与死临近”,“我遗弃了人群而又感到被人群所遗弃的悲哀”。李广田对于那些“厌于浮世的一切争逐”、“于寂寞中埋头工作”的落落寡合者怀着爱敬之心,自生“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之寂寥感(《寂寞》)。缪崇群悲叹“在这个世界上,没有家,没有业,没有亲伦的爱的人便是我啊!只有我,只是一个人,一个永远找不到归宿的畸零的人!”(《寄健康人(一)》)。丽尼有荒原独彷徨、长途自漂零的感喟(《困》、《漂流的心》)。陆蠡也低诉“只有我的孤单的脚印”(《春野》)。他们为自己的生活圈子所限制,见不到同伴,听不见呼应,又不愿沉沦,不与黑暗势力同流合污,便或孤高自傲,或顾影自怜,或静思默察,或呼唤友伴,无不为无法摆脱的孤寂所苦,他们的散文写出了共同的孤独感。

  为了排遣孤寂,他们追怀既往,寄情乡野。 “到了成年的现在,也还是苦于寂寞,然而……在那虽天真而不烂漫的时代的寂寞,现在也觉得颇可怀念了”(《悲哀的玩具》),李广田的话道出了他们借过往以排遣寂寞的秘密。缪崇群的告白更为清楚“我并不迷恋于骸骨,然而生活到行乞不得的时候,我向往着每一个在我记忆里坟起的地方,发掘它,黯然地做了一个盗墓者”(《北南西东》)。陆蠡“心中念念不忘的是过去生活的遗骸,心中恋恋不舍的是曾被过去的生命赋予一息的造物”(《失物》)。何其芳和丽尼老是回味着失去的爱情的欢欣。他们大多出身于小康之家,来自乡野,有过天真的童年生活,纯洁的少年友谊,无私的母爱温暖以及其它美好的回忆,现实生活的不如意促使他们回味过去,都市社会的险恶污浊促使他们怀念朴野的乡村,希望从中寻得片刻的慰藉。然而“人间一切的过往,都如朝露已经晞了”(缪崇群《秦妈》),过往不复,追念莫及,难免怅然起来, 漏出感伤的情调。 “失去”、“失物”、“寻找”、“悲哀的玩具”一类题旨便大量涌现。由此可知,把感情的纽带牵系在过往上,徒增惆怅而已;现实的遗憾,心灵的空白,是任何过去的手所不能抚慰的。

  从自身的体验出发,他们不满现实,倦于人生,但又不能不正视人生现实。 他们顽强地生活着,不懈地跋涉着,沉郁地品尝着人生的辛酸苦辣,艰难地探究着生活的真相。李广田在《秋天》中有些悲怆地说道:“人生就是走在道上啊,真正尝味着人生苦难的人,他才真正能知道人生的快乐, 深切地感到了这样苦难与快乐者, 是真地意味到了 ‘实在的生存’者”, “我愿走在道上,不愿停在途中”,即使路上布满荆棘。缪崇群在《从旅到旅》中也表示:“我不再踌躇,不再迷惘了;低着头,我将如瓦尔加河上的船夫们,以那种沉着有力的唷喝的声调, 来谱唱我从旅到旅的曲子。 ”尽管黑夜深重,压得他们喘不过气来,尽管出路渺茫,致使他们有些颓丧,他们还是怀抱热情和想望,总不放弃探索和进取。他们以苦为乐,追求充实生活,使散文回荡着一股低沉而执拗的思想潜力,推动他们在人生路上不懈地探索。

  总之, 忠实于自我的切身感受, 着力抒写自己内心的苦闷、孤寂、不满以至探求,是何其芳等人30年代散文的基本内容。联系当时的社会环境和生活经验来看,不难发现,他们各自的内心写照,并不是一己的无病呻吟,也不是纯粹的自我表现,而是黑暗现实在散文家心头上的投影,是广大知识青年共同的心声,所以才能够在青年读者中引起强烈的共鸣。

  然而, 何其芳等人不只是把散文当做抒怀的工具, 还把它作为“一种纯粹的独立的创作”,刻意追求散文艺术的独立和完美。他们不满意抒情散文“流入身边杂事的叙述和感伤的个人遭遇的告白”,更不满意那种普遍忽视散文艺术的独立价值的现象,“不赞成把写得不像样的坏文章都推说是‘散文’”(卞之琳语)。所以,他们在创作实践中潜心追求散文的形式美,以写诗的态度对待散文创作,在散文的立意构思、结构行文、抒情写意和炼词造句等方面锐意创新,有所突破,为抒情散文艺术的发展开拓了一条新路。

  首先,他们都刻意追求散文艺术的独立、纯粹和完美。“五四”时期现代散文在个性解放思潮的冲击下,反叛“桐城派”古文的清规戒律,从严饬趋向散漫和自由,大多信笔挥洒,絮语漫谈,旁征博引,海阔天空,自然随便,颇似家常闲话,不管是议论、叙事或抒情,往往如此。30年代有人回顾说: “在过去, 混杂于幽默小品中间,一向散文给我们的印象多是顺手拈来的即景文章而已,在市场上虽曾走过红运,在文学部门中,却常为人轻视。”在这样的文学背景下,何其芳“《画梦录》的出版雄辩地说明了散文本身怎样是一种独立的艺术制作,有它超达深渊的情趣”(李健吾语),因而便轰动了文坛。作为一部代表作,何其芳的《画梦录》很好地体现了他们的散文主张。它排除了抒情散文中叙述身边琐事和告白个人遭遇的传统写法,不让生活素材直接进入作品,而是经过作家的改造、生发,重新创造出一个现实和梦境交融的艺术世界,使之具有独立存在的艺术价值。李广田、缪崇群、丽尼和陆蠡的散文,也极力追求这种境界。他们努力达到:情趣集中纯粹,结构圆满完整,篇幅短小精炼,力矫散漫、芜杂、絮聒、浅露的流弊。虽然有时不免趋于极端,雕琢过甚,伤乎自然,露出斧痕,但总的看来,他们致力于散文艺术的凝练、圆美和独立,讲究表现技巧,对现代散文的抒情艺术的发展起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其次,他们都不懈追求散文的“诗意”创造。 何其芳、李广田都是先以诗名见称于世的,他们与卞之琳号称“汉园三诗人”,缪崇群、丽尼和陆蠡也创作或翻译过诗歌,同样具有诗人气质。所以,他们在散文创作中倾注自己的诗情和诗艺,实出于自然,何况他们还有意追求把散文与诗结合起来。何其芳在《我和散文》中自称早期那“不分行的抒情”的散文,“是诗歌写作的继续”。他的《独语》、《梦后》、《楼》、《墓》等文凭借诗的想象结构完篇,题材富于冥想, 思绪跳跃飞腾, 意象扑朔迷离, 语言凝炼华美; 他的《海棠花》、《黄昏》、《雨前》旨趣集中,意境凝练,想象奇特,诗情洋溢,委实都是诗一样的作品。如《黄昏》伊始,作者写道:

  马蹄声,孤独又忧郁地自远至近,洒落在沉默的街上如白色的小花朵。我立住。一乘古旧的黑色马车,空无乘人,纡徐地从我身侧走过。疑惑是载着黄昏,沿途散下它阴暗的影子,遂又自近至远地消失了。

  作者寥寥几笔,勾画了一种场面,创造一种意境,引出一种诗意的氛围。何其芳新颖独特地把本来属于听觉形象的“马蹄声”,巧妙地转化为视觉形象的“白色的小花朵”,从而使无影无形的声音,通过有形有色的花朵而具体化了。这些意象、声音、色彩、节奏以及感触浑然组成一个迷茫怅惘的黄昏情景,既渲染出长街的昏暗寂寥,又应合着孤独者顾影徘徊的行吟步姿。李广田的一组《马蹄篇》(包括《井》、《马蹄》、《树》、《荷叶伞》、《绿》),是地道的散文诗; 他的《山水》充满了诗的幻想和诗的情绪, 才显得那样婉转多姿、神思飞越。丽尼的《黄昏之献》和《鹰之歌》二集中大多是散文诗式的作品,短小凝炼,诗意盎然,可吟可诵。陆蠡的《海星》中的抒情文体是用散文写成的诗,他的叙事文体也潜流着诗情的小溪。缪崇群的《寄健康人》回荡着诗的情调,深蕴着哲理。李广田在《谈散文》中称这些作品“诗人的散文”,实在恰当,并说“有一个时期,这一类散文产量甚丰,简直造成了一时的风尚”,足见其成就和影响之大。有别于小说家、戏剧家的散文,这些“诗人的散文”善于抒情写意,而拙于叙事纪实;侧重从主观感受来把握时代气息,而很少去摹写客观,再现生活。他们尊重主观,驰骋想象:上天入地,中外古今,现实梦幻,外景内心,无所不至,自由驱遣,打破了写实限制和时空观念, 不以客观的生活事实为依据, 而以自我的真情实感为起点,讲究内在的艺术真实,从而引进了虚构和幻想等艺术处理手段,大量运用联想、暗示、象征的艺术手法,以创造性的艺术表现取代琐屑的描述或直接的告白,丰富和发展了现代散文的艺术表现力。

  再者,他们都精心锤炼语言,追求散文语言的艺术化。何其芳等人忠于散文艺术,创作态度相当严谨,对语言的艺术锤炼不惜工本。何其芳曾说:“一篇两三千字的文章的完成往往耗费两三天的苦心经营,几乎其中每个字都经过我的精神的手指的抚摩。”因此,造就了一种流畅、洗炼、精粹和优美的散文语言,标志着白话散文的进一步成熟。由于个人气质、趣味和修养的差异,他们对于语言的锤炼也各具特色。何其芳精雕细琢, 注重修饰, 善于形容,刻意搭配颜色、图案和音韵, 造成五彩缤纷的意象和繁复的句式, 使人眼花缭乱,应接不暇。李广田追求行云流水般的天然美,娓娓道来,亲切动听,出于絮语文体而较之精炼纯粹,是出色的散文语言。缪崇群的散文语言平实精细,委婉曲折。陆蠡的散文语言细致洗炼,清新优美。他们的语言风格与李广田较为近似。丽尼散文语言雕饰接近于何其芳,但不像何其芳那样堆砌,那样富有暗示,他的纤丽尚不失自然。如果说,现代散文的先驱者“言文一致”的旗帜下,为现代散文奠定了白话的基础,那么,30年代这些散文新秀则在“艺术制作”的感召下,给现代散文创造了较为纯粹凝炼的文学语言,促使散文语言进一步艺术化。

  从成就和影响来看,何其芳等人的惨淡经营,显然达到了预期的效果——“为抒情的散文找出一个新的方向”。这个“新的方向”,可以归结为一句话,就是:散文应该而且能够发展成为一种具有独立的艺术价值的文学形式。在中国古典文学中,散文一直占据着正宗的地位, 但它指的是与骈文相对的广义的散文。 “五四”文学革命以后,受西方文艺思潮的影响,一向在中国文学中没有地位的小说和戏剧取代散文而引人瞩目,散文艺术一度被忽视了。何其芳等人重新把散文提高到独立的艺术创作的地位, 不能不说是上接传统, 下辟新路,其贡献是不言而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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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05-11-11 18:30:15 | 显示全部楼层
第十二讲 “鲁迅风”杂文流派

  
  在中国现代散文发展的第二个十年中,以刊登杂文为主的期刊大量涌现,杂文理论的论争和革命现实主义杂文理论体系的形成,都是现代杂文运动蓬勃发展并进入成熟期的重要标志。就杂文创作本身而论,以鲁迅为代表的左翼作家和进步作家的战斗杂文,其队伍和影响日益壮大,成为这一时期社会舆论的中心。同时,战斗杂文反映现实更敏锐、更广泛、更深刻了,而且杂文的文体样式和艺术风格也更丰富、更多样了。当然,以鲁迅为代表的“鲁迅风”革命现实主义战斗杂文的形成和发展,是现代杂文史上最重要的成果。聂绀弩在为《中国新文学大系(1927-1937)·杂文卷》作序《杂文:侵入高尚的文学楼台》中就曾指出:

  如果只有鲁迅一个人,现代杂文就不能构成“史”。现代文学领域确实形成了杂文的写作群,尽管写杂文的人也很杂,但革命的、战斗的、健康的杂文毕竟是我国现代杂文的主流,构成这个主流的是左翼作家创造的杂文,这个主流成为中国新文化运动重要的一翼。

  鲁迅是中国现代革命现实主义战斗杂文的开创者。他的杂文创作和理论主张,在杂文领域开辟了一条革命现实主义的广阔道路。“左联”时期,鲁迅同瞿秋白、茅盾等人一起披荆斩棘,并肩战斗,并率领徐懋庸、唐弢、聂绀弩、王任叔、柯灵、周木斋等杂坛新秀,以革命杂文为战斗武器,向一切反动势力作集团式冲锋,构成了当时杂文创作的主潮,显示了所向披靡的威势。文学史上称为“鲁迅风”的杂文,就在“左联”这一时期形成。所谓“鲁迅风”杂文,就是鲁迅式的革命现实主义战斗杂文,它当然不能囊括中国现代杂文的一切,但无疑是中国现代杂文的主流。“鲁迅风”革命现实主义战斗杂文具有以下三个基本特征:(一)它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打击敌人、匡正时弊、张扬真理,进行广泛、尖锐、巧妙的社会批评和文明批评为基本内容;(二)有自觉的美学追求和美学创造,逻辑思维和形象思维相结合,注重多样化、形象化的说理以及笔调的讽刺和幽默的杂文味,追求一种“理趣美”;(三)在杂文的艺术风格上,文体的样式上,不拘一格,随物赋形,允许有广阔自由的创造天地。“鲁迅风”革命现实主义战斗杂文,是一个比创作方法、艺术风格和艺术流派广泛得多的概念,也是一个在时代的运动中不断流动、不断丰富、不断发展的概念。

  在鲁迅逝世后,有更多的杂文家,以鲁迅为导师,坚持鲁迅的方向,学习鲁迅的精神,继承和发展鲁迅的杂文传统。“鲁迅的方向”成为战斗杂文家的共同方向,鲁迅的革命现实主义战斗杂文传统被更多的人所继承,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新的历史条件下更加发扬光大。如上海成为“孤岛”时期,王任叔、周木斋、唐弢、柯灵、孔另境等人,自觉继承和发展鲁迅杂文战斗传统,以《导报》、《译报》、《华美晨报》和《鲁迅风》为阵地,发表战斗杂文,并结集出版了王任叔、唐弢、柯灵、周木斋、周黎庵、文载道六人的杂文合集《边鼓集》(1938年11月)和王任叔、唐弢、柯灵、周木斋、周黎庵、文载道、孔另境七人的杂文合集《横眉集》(1939年7月),使“孤岛”杂文创作有着很大的发展。他们在杂文中揭露日伪的血腥罪行,歌颂人民大众的抗日救国伟业,批判小市民的奴才意识,痛斥国民党当局种种使 “亲者痛,仇者快” 的倒行逆施,抒发了强烈的爱国主义情怀,表现了崇高的民族气节,在中国人民,甚至世界人民反法西斯的文艺史册上,写下了光荣的一页。他们的杂文被称为上“孤岛”时期“鲁迅风”杂文流派,是继“语丝”派、“现代评论” 派、“太白”派、“论语”派之后,中国现代杂文史上新出现的又一个杂文流派。

  王任叔等组成的上海“孤岛”时期“鲁迅风”杂文流派,经历了一个从分散到统一,从自发到自觉的过程。上海“孤岛”时期,起始于1937年11月12日国军从淞沪撤退, 截止于1941年12月8日珍珠港事件爆发,历时4年又1个月。在“孤岛”时期之前,王任叔等七人或则互不认识,或则互不来往。 在杂文写作上, 或是自觉师承鲁迅战斗传统,或是自发受到鲁迅影响。上海沦陷后,抗日爱国的共同立场,使这几位经历、教养、思想、文风不相同的杂文作家,走到了一块,他们就从分散走向统一,都师承鲁迅杂文传统,以杂文为战斗武器,进行反法西斯、反日寇、反汉奸、反封建、反小市民意识的斗争。1938年王任叔在《边鼓集·弁言》中说:

  活在各个的角落里,面对着父母,妻儿,书牍,或灯光下孤独的影子; 俯仰于高楼大厦之间, 或踯躅于斗室蓬壁之中,我们是六个人,我们有各自不同的生活的方式,有各自思索的天地,平时,我们也曾以笔写出自己的风貌, 心情, 社会的杂感,发表于报章杂志之上,相互之间也许早有了思想,情感的交融,但是我们的联系是疏远的,我们的力量是分散的。

  然而八一三的炮声,把我们的心脏全都震动得抖起来了。不,是全民族的心脏抖起来了。愤怒的抖,力的抖,正义与人道的抖--直到十一月十二日,国军退出了上海,我们的心脏就抖成了一个。我们从各个的角落里流了出来,仿佛碎散的水银,融成了沉重的一块。我们联合在一起,我们结集在一条战线上了。

  王任叔的叙述,告诉我们上海“孤岛”时期“鲁迅风”杂文流派的成员,怎样从以往的“疏远”“分散”的散兵游勇,成为“结集在一条战线上”的战士的经过,实际上宣告他们这一杂文流“融成了沉重的一块”,已经形成了。1939年是“鲁迅风”杂文流派向前发展的阶段,《横眉集》的七位作者,集资合股创办了以刊登杂文为主的综合性文艺期刊《鲁迅风》, 从1月11日创刊至9月5日被迫停刊,历时九个月,共出版19期,是上海“孤岛”时期影响最大的杂文期刊。随着“孤岛”局势的恶化,加上1941年周木斋病逝,王任叔离沪赴印度尼西亚,“鲁迅风”杂文流派终于解体。
  
  王任叔(1901-1972),浙江奉化人,常用笔名巴人。从1926年在《文学周报》上发表杂文始,至1946年,他写有杂文650篇左右,其中六分之五创作于1938年至1941年的上海“孤岛”时期。此期王任叔创作的杂文数量之多,没有一个作家能与之相比。除了合集外,他的杂文专集有《扪虱谈》(1939年)、《生活·思索与学习》(1940年)、《边风录》(1945年)、《学习与战斗》(1946年)。

  王任叔“孤岛”时期的杂文,围绕着抗日救亡这一最大的现实问题,从国内到国外, 从现实到历史, 从黑暗到光明,举凡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民情风俗、道德伦理,他的笔尖无不触及。王任叔的杂文纵横驰骋,议论风发,像鲁迅的杂文一样,对现实进行了极其广泛的社会批评和文明批评,是了解“孤岛”时期社会的“动态”和人们的“心态”的好材料,有着历史文献的价值。如上海沦陷后,不少人虽然不像汉奸那样公开投敌,但在关乎国家和民族生死存亡的历史关头,依然超然度外地“看热闹”,热衷于“发财”,盲目地做“顺民”,得过且过地“混日子”,甚至阿谀吹捧、迷信守旧、自吹自擂、欺骗敲诈。 对此, 王任叔在《“生命的思索”》等杂文中,一方面把这些病态的精神解剖开来,像镜子一样照出国民性中的“劣迹”, 另一方面则着重分析它们的危害, 敦促人们迅速惊醒过来,行动起来, 同心同德抗日救国。 王任叔将这类市民与陆游的爱国热忱和为国捐躯的英烈进行鲜明对比之后,深沉而又热切地写道:“自己活得写意的另一面, 便是别人死得伤心。 以此而责敌人与汉奸, 不是我们的企望, 因为野兽不懂得思索。我们只希望全上海市民,懂得这个道理,节约生活上的奢侈,也就救了这个国家。不要为一己的幸福,而牺牲大多数人的幸福,宁可牺牲自己的幸福,而争取大多数人的幸福。”这决不是一般的悲天悯人、劝善惩恶,而是对民族命运的忧患,对善良的弱者和愚昧者的感同身受的关切。

  王任叔的杂文,观察敏锐,思想深刻,体式丰富,格调多样,有自己独特的表达方式和语言风格。以杂文集《边风录》为例,其中有《七月》、《八月》等抒情色彩浓厚的政论性杂文;有散文诗式的杂文,如《站在壁角的人》、《烈士与战士》、《战士与乏虫》;有书札类的杂文,如《一个反响》、《与天佐论个人主义书》;有三言两语的偶语类杂文, 如《偶语六则》; 有杂记性的杂文,如《螺室杂记》;有剪报加上按语、评点式的杂文,如《剪贴之余》;有对历史人物的研究和比较性的杂文,如《鲁迅与高尔基》、《鲁迅先生的眼力》;有回忆录式的杂文,如《我和鲁迅的关涉》;最多的是针对某一事物、某一句话、某一种论调、某一类人、某一种人情世故,进行记叙描写、 联类生发、 直抒爱憎的社会评论性的杂文,如《说笋之类》、《杂家,打杂,无事忙,文坛上“华威先生”》、《“没有法子”》、《脸谱主义者》、《谋略及其他》、《出卖伤风》等。以上各类杂文,体式不同,表达方式和语言风格,自然也就各异。

  周木斋(1910-1941),江苏武进人。抗战前,周木斋在《申报·自由谈》、《太白》、《新语林》和《涛声》等刊物上,发表过许多思想尖锐、具有思辨色彩的战斗杂文。抗战爆发后,他身处环璄险恶的上海“孤岛”,而且贫病交困,然而心中却燃烧着抗日救亡的爱国热情。他坚决捍卫鲁迅杂文的战斗传统,创作了一批博识机智、析理精微的“鲁迅风”战斗杂文。他的杂文,除了合集外,生前还结集出版了《消长集》。

  周木斋在 《〈消长集〉前记》 中,自述 “戆脾气” 和“辩证癖”,而形诸文字,便是他的杂文“喜欢说理”。在中国现代杂文史上,周木斋的杂文是以思辨性著称的,宗珏在1939年所写的《从“孤岛”杂文所看到的“鲁迅风”》一文中,就认为周木斋的杂文是“思辨性的杂文”。他善于多侧面、多层次地剖析问题,他喜欢从事物的联系中, 对事物加以比较, 异中求同, 同中求异, 从现象突入本质。如抗日战争中,汪精卫从国府称病出发,发表了投降卖国的“艳电”。 这是当时轰动全国的政治事件, 周木斋发在1939年1月18日《鲁迅风》第2期上的《凌迟》,就是一篇燃烧着憎恶烈火、无情声讨汪精卫的战斗檄文。急速转折突进的语言节奏、析骨剔髓的犀利而又辩证的剖析是这篇杂文的特点,它表现了周木斋善于捕捉矛盾、分析矛盾、从中透视事物本质的思辨才能。作者巧妙抓住汪精卫政治生涯中称病出走这一习惯性动作进行层层剖析“汪精卫在过去,一不如意--他的私意,总是称病:心脏病啦,糖尿症啦,脉搏间断啦,……而病,总是在出走后,养病时称的,可知称病以前倒又健跃得很”。在周木斋看来,“称病”和“出走”是个矛盾,既然“病”了却又能“走”,可见“健跃得很”,并不是生理上的“病”,而是一种“政治病--心病”,是一种“卖弄风骚”。“心病”有大小轻重,是作为矛盾过程展开的,过去“病”是小病,仅是“卖弄风骚”而已,这一次是“丧心病狂”,是“大拍卖”,把自己、民族、国家乃至友邦都出卖了。而汪精卫这么做,是基于要当“奴隶总管的心理”,其结果只不过是充当日寇麾下的一条走狗而已,这其实是“大蚀本”,而这也正是一个致命而尖锐的矛盾。 周木斋愤激的揭露, 无情的鞭挞,犀利而又入微的辩证剖析, 不仅把这个汉奸卖国贼的灵魂 “枭首通衢”,“凌迟”“示众”,而且把他永远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影痕》可说是三言两语的哲理性散文诗,但周木斋把它们收入《消长集》中,这也可以说是浓缩的、微型的杂文。且看以下文句:

  “止戈为武”。——和平含着杀心。

  “和平”是名词,也是代名词,消赃的,投降的,苟安的。

  “与虎谋皮”,虎与人谋什么?

  希望“放弃侵略”,侵略希望放弃什么?

  在这里,一般杂文那层次繁复、细致入微的辩证推理被省略了,只有三言两语、斩截明快、言简意赅的判断。这类文字遒劲隽妙,耐人咀嚼,同样闪烁着辩证思维的诗意光辉。

  唐弢(1913-1992),浙江镇海人。在“左联”时期,他就曾与徐懋庸并称杂坛“双璧”。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他是杂文创作数量较多、 艺术成就较高的影响较大的战斗杂文家。 他这时的杂文,除收入合集外,还有《投影集》(1940年)、《劳薪集》(1941年)、《短长书》(1947年)和《识小录》(1947年)等。另外,从1945年春起,唐弢在《万象》、《文汇报·笔会》、《联合晚报》等报纸杂志上,发表了独创一格的“书话”上百篇。唐弢这时的杂文,基本上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社会批评和文明批评的杂文,一类是带有文学考证、研究性质的学术性和文学性相统一的“书话”。他的杂文或针砭时弊、扫荡秽丑,或抗争现实、解剖历史,或鼓舞斗志、呼唤光明,表现了历史的脉动,留下了大时代的“眉目”,喊出了人民的心声。

  唐弢这时杂文的内容特别丰富,这也直接决定了文章格式、写法和风格的丰富多彩。他写得最多的是直面现实的政治风云、世道人心和文坛鬼魅的短评和杂感;也有“读史札记”式的长篇杂文,如《东南琐谈》、《马士英和阮大铖》、《谈张苍水》等;还有文艺研究性质的杂文,如关于鲁迅思想和著作研究的,谈历史题材问题的,论文艺大众化、民族化的,论讽刺艺术的,论文艺翻译的等等;还有批注体的杂文,如《蛆沫集批注》;诗话体的杂文,如《小卒过河》,以及休刊词、校后记和编后记等;至于“书话”体杂文,那更是作家的一种创造了。

  唐弢这一时期的杂文,有不少是以逻辑推理形式出现的,无论立论还是驳论,都条分缕析,见解精辟。但更大量的杂文,没有三段论式的理论框架,议论常常和记叙、描写、抒情、对话、引述相结合,在对社会人生的抒写中, 表现自己的切身感受, 从而使这些杂文既充满理趣, 又笼罩着浓郁的艺术气氛, 评论家称之为“抒感性的杂文”。 唐弢这种“抒感性的杂文”, 注重形象化说理。他常借一幅画、一首诗、一个传说故事、一些历史人物和文学人物起兴,巧妙地把读者引导到杂文的议论中心上来,使议论获得直感、形象的生命,使直感、形象的东西因和议论结合而得以深化。 如写于1938年11月9日的《从“抓周”说起》,是纪念上海沦陷一周年的。文章从蔡若虹发表在《译报周刊》上的一幅漫画 《抓周》 说起。中国有个传统习俗,孩子周岁时,在他面前罗列百工士子的用具,让他抓取一种,以预测他将来的志向。这幅漫画里的日本孩子“抓住了战神前面的十字架”,而中国孩子,则“抓和平神前面的短剑”——“一把复仇的短剑”,一把“将插在侵略者的心上”的短剑。这幅画是意味深长的。一个童稚的孩子尚且知道抓起短剑战斗,何况饱经忧患、热恋故土的成人。作者从孩子的“抓周”和上海人民沦陷一周年来的觉醒、奋起中,找到了契合点,为他的议论创造了强有力的依托。因而,他在文中所说的,“上海,从刀丛,从箭林,从鞭影火光里长大了起来”,上“从血污里再生”,将“永远是真正中国人的上海”,有着强大的说服力。唐弢这些“抒感性的杂文”,大都篇幅不长,笔法娴熟,文字洗炼,词采丰富,抒情味很浓。

  柯灵(1909-2000),浙江绍兴人。1931年冬到上海后,一直从事报刊编辑和电影、话剧活动,也是这一时期坚持在上海战斗的有影响的杂文作家。他的杂文集有《市楼独唱》(1940年)等。

  柯灵杂文的艺术形式是比较丰富多样的。他写得最多的是直面现实的短评和杂感, 这类杂文现实性强, 大多感情激烈,文字清丽潇洒,写得明快质直。其中像《街头人语》和《街头闲话》,都是直接批评时政的短评,短小精悍,锋利深刻,达到了一定的力度和深度。如《街头人语》(之一)抨击了抗战胜利后国民党的独裁和劫收:

  一个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一道同风。--这叫做“统一”。

  皮带,皮绑腿,大皮包。--这是“三皮主义”。

  金子,房子,车子,女子,面子。--这是“五子登科”。

  你当它正经,它是开玩笑;说它是笑话,偏又是事实。

  中国的政治,就是如此如此,这般这般。

  这样的短评,确是锋利的匕首和投枪,正如柯灵自己所说:“我以杂文的形式驱遣愤怒,而以散文的形式抒发忧郁。”而像《禁书诗话》等是诗话体杂文,《玉佛寺传奇》则是杂剧散曲体杂文。这些杂文仿效鲁迅和瞿秋白合作的诗话体杂文《王道诗话》及杂剧散曲体杂文《曲的解放》,匠心巧运,把对时事世态的抨击和讽喻,融入中国传统的诗话、杂剧、散曲等民族形式之中, 别开生面, 令人耳目一新。

  柯灵写于1940年的《从“目莲戏”说起》和《神、鬼、人》中的《关于土地》、《关于女吊》、《关于拳教师》等几篇杂文,也很有特色,可以说是“立体风土画”和有的放矢的现实评论的融合。柯灵是绍兴人,与鲁迅同乡。鲁迅小说、散文和杂文中所写的土谷祠,民间戏曲中的“女吊”和“二丑”,绍兴一带的风土习俗和人情世态,他也是熟稔的。柯灵的这些杂文,从鲁迅的名作中汲取灵感和素材,加上他自己的创造,不仅给读者奉献了形神毕肖、绘声绘影“立体风土画”,而且坚持了解剖和改造国民性的精神传统,表现了他对某些人情世态睿智掘发的启示,具有较长久的思想和艺术的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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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05-11-11 18:32:04 | 显示全部楼层
第十三讲 桂林和香港的“野草”杂文流派

  
  中国现代文学的第一、二个十年,文坛的中心主要集中在北京、上海两地,这是因为那里集中了大量的文人学者、出版机构和报纸刊物。但是,随着抗战的烽烟四起,社会动荡不安,于是像杜甫诗中所写“世乱遭飘荡”,许多文人学者纷纷离开京沪,颠沛流离,像天女散花般洒向全国各地,重庆、桂林、昆明、香港和延安等地,因而相继成为新的文化中心。

  抗战以前,桂林不过是一个七八万人口的小城市,除了“山水甲天下”之外,其他方面乏善可陈。但是,随着抗战爆发,广西省会由南宁迁到桂林,加上桂系军阀与蒋介石之间的矛盾,使得大批文化人涌到桂林,文化活动空前高涨。据统计,当时聚集在桂林的作家、学者、新闻工作者、剧作家、音乐家等文化人数以千计,文化团体和文艺团队多达二三十个; 而且先后存在过180余家书店和出版社,抗战期间出版杂志200余种。 正是在这个背景下,夏衍、聂绀弩、孟超、宋云彬、 秦似五个人在1940年8月20日于桂林创办 《野草》 月刊,“野草”杂文流派由此得名。

  据秦似回忆,为了筹办刊物,夏衍约请其他四人在中山路桂林酒家聚会,商讨刊物的名称、宗旨和办刊方针。夏衍提议刊物取名“短笛”或“野草”,前者寓有“短笛无腔信口吹”之义,后者不单“因袭鲁迅”,而是觉得在当时文禁森严、八股文风盛行的情况下“这个刊名可能给社会和文坛带来一点生气,引人略有所思”。大家赞成刊物取名为《野草》,宗旨是希望通过刊物内的作品替苦难的人民传达出一点抗议和心声。在那次聚会上,夏衍等人还决定《野草》以刊登短小生动泼辣的杂文为主,学习鲁迅三十年代在《申报·自由谈》上所发表的杂文,“外表看去带点‘软性’,而文章的内容要有几根骨头的方针”,寓政治风云于社会风月之中,“在绵密的文网中钻寻一个小小的罅隙,曲折迂回,皆苦难的人民传达出一些呻吟和诅咒”。由于他们的杂文多采用谈天说地、借古论今等隐晦曲折的形式,便形成了《野草》外“软”内“刚”的特点。

  《野草》创刊后,深受广大读者欢迎,发行量很快从三千份增加到一万份, 最多时达到三万份。 在极端艰险的情况下,《野草》从1940年8月20日坚持到1943年6月1日, 共出至第5卷第5期,却被国民党当局以“节省纸张”的名义强制停刊。《野草》虽被查封,但“野草”派成员的杂文创作并未停止,夏衍等人不久又活跃于重庆文坛。解放战争初期,“野草”派成员和大批进步文化人为了躲避国民党当局的迫害, 先后汇集到香港。 1946年10月1日,《野草》 又在香港复刊, 影响也从内地扩展到香港和东南亚。 港英当局虽未禁绝《野草》,毕竟对它多方刁难,《野草》复刊后出至新7号, 改出《野草文丛》和《野草新辑》,1949年出完《野草新辑》两辑后终刊。

  “野草”派作为一个杂文流派,具有三个特点:(一)从1940年阴霾密布的秋天创立,到1949年阳光灿烂的秋天终结,历时九年,跨越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两个历史时期。而且,在这九年的时间里,“野草”派成员,始终思想一致,团结成一个朝气蓬勃的战斗集体,这同中国现代杂文史上的其他流派, 如“语丝”派、 “现代评论”派、“论语”派、“鲁迅风”派等相比就显得异常突出了。(二)后期《野草》,在表现中国人民的伟大历史决战时,清晰勾画出敌我力量的消长,国统区黎明前的黑暗,解放区明朗天空的朝霞,轰响着人民胜利进军的历史足音,其杂文有着更多的欢歌笑语与喜气亮色,这是鲁迅杂文和 “鲁迅风” 派杂文所没有的新特点。(三)由于《野草》创刊于文禁森严的国统区,客观形势决定“野草”派杂文家不能“直言”, 必须进行“讽谕”, 只能“戴着镣铐跳舞”,以曲折迂回、绵里藏针的方式进行战斗。这样,他们在那些直接评论现实的杂文外,夏衍写了一批自然科学小品式的杂文,宋云彬写了一批论史、论学的杂文,孟超写了众多的评论古典小说人物的杂文,聂绀弩创作了一批“故事新编”式的杂文,其中不少精彩篇什融知识性、趣味性和思想性于一炉,这都是对鲁迅杂文艺术的新发展。

  夏衍(1900-1995),浙江杭州人。抗战以来写过大量的政论、杂感、随笔和散文,结集出版的有《此时此地集》(1941年)、《长途》(1942年)、《边鼓集》(1944年)和《蜗楼随笔》(1949年)等。据廖沫沙统计,夏衍的杂文作品约有五六百万字之多,结集出版的仅占“五分之一”。夏衍是中国现代杂文史上罕见的多产作家。他的许多杂文简洁老练,清新蕴藉,婉转亲切,情理交融,自觉追求一种独特的说理方式与抒情方式“浑然合致”的境界,有着鲜明的艺术风格,在现代杂文家中别树一帜。

  夏衍自幼受到自然科学的良好熏陶,他的父亲“懂一点医道,家里有本草之类的书”,以后又嗜读英国吉尔伯特·怀特的《塞耳彭自然史》、法国法布尔的《昆虫记》,而且夏衍本人毕业于工科大学,这使他获得了较丰富的花木虫鱼、声光化电的自然科学知识。这样,作为杂文家的夏衍在进行社会批评和文明批评时,就能广泛运用自然科学的知识取得意想不到的效果。如《论肚子问题》、《从杜鹃想起隋那》、《超负荷论》等,都是这样的名篇。

  夏衍还有一些杂文通过对象征性事物的描写来抒情和说理,这类杂文形神兼备,清新蕴藉。如刊登于《野草》创刊号上的《旧家的火葬》,写自己在杭州庆春门外严家弄的高大祖屋,因为被他“不肖”的侄儿租给日伪而被浙东游击队一把火烧掉,对此作者毫不惋惜,反而感到“痛快”。文章对这座可住五百人的老屋有很具体的实写,但无疑的这个“旧家”的老屋又是个带象征性的意象,它是封建士大夫家庭的象征,也是“象征着我意识底层之潜在力量的东西”,同时还是“不肖”的侄辈作孽的可耻标记。这样的“旧家”被那爱国的、革命的烈焰一举“火葬”,作者无比兴奋,他写道:“我感到痛快,我感到一种摆脱了牵制一般的欢欣。”写出了一个真正的革命者埋葬旧世界、 旧思想的赤诚胸怀, 一个真正爱国者埋葬汉奸行为的凛然大义。自然,《旧家的火葬》启示人们思考和联想的东西比这些还要丰富深远。 写于1940年抗战相持阶段的《野草》, 更是一篇难得的佳作,完全可以看作是一篇意象贴切巧妙、含蕴丰富的散文诗。当时有人鼓吹“抗战必亡国”的悲观论调,夏衍借野草所具有的“生命力”和 “长期抗战的力” ,象征中国人民坚持长期抗战的顽强精神和斗志。用“野草”来象征“抗战”中的中国人民,确是清新隽妙,诗趣盎然。

  聂绀弩(1903-1986),湖北京山人。早在“左联”时期就开始写杂文,不过尚未形成鲜明独特的思想艺术风格。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他以饱满的革命热情,创作了大量的战斗的杂文,先后结集为《关于知识分子》(1936年)、《历史的奥秘》(1941年)、《蛇与塔》(1941年)、《婵娟》(1942年)、《早醒记》(1943年)、《天亮了》(1949年)、《血书》(1949年)和《二鸦杂文》(1949年)等。聂绀弩是 《野草》 中最重要的作家,夏衍曾说自己写杂文“先是学鲁迅, 后来是学绀弩的, 绀弩的‘鲁迅笔法’几乎可以乱真”。

  抗日战争时期,是聂绀弩杂文独特的思想和艺术风格形成和发展时期,也是他师承和发展 “鲁迅风” 战斗杂文作出了重要贡献的时期。 他以鲁迅为师, 从鲁迅杂文、散文和小说中汲取杂文创作的灵感。《怎样做母亲》(1940年),让人想起鲁迅的杂文名篇《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聂文显然是受鲁迅杂文的启发而写的,也是批评受封建伦理观念支配下的亲子关系,表达要建立新式亲子关系的思想;但写法和鲁迅不同,聂绀弩不是以议论的形式来表现思想,而是采取在生动活泼的叙事中说理的表达方式,具有独特的风姿。《读鲁迅先生的〈二十四孝图〉》(1941年)是一篇以庄谐杂出的机智幽默笔调写成的杂文,在鲁迅《〈二十四孝图〉》的基础上,把封建孝道这一伦理观念的虚伪性、荒谬性和反动性揭批得淋漓尽致,简直可以和鲁迅的原作相媲美。

  从这一时期聂绀弩的杂文创作中,我们可以看到他的理论思维能力较前有很大的提高。无论是反驳谬论,还是正面阐发自己的卓见,他总是善于把对现实的深入解剖和广阔历史的透视巧妙地结合起来,善于引经据典、 熔铸古今, 把丰富的知识和深刻的思想理论结合起来,进行多侧面多层次的剖析和说理。而且,聂绀弩在师承前人的基础上推陈出新,从而使自己的杂文呈现出多样性的艺术形式和格调。除常见的以驳论和立论为主的常规杂文格式和写法外,还有“故事新编”式,如《韩康的药店》、《鬼谷子》;有虚拟、幻想和寓言式的写法,如《残缺国》、《我若为王》、《兔先生的发言》;有创造带象征性的美好形象的,如《圣母》、《巨像》;有类似鲁迅说的“砭锢弊常取类型”的,如 《阔人礼赞》、 《魔鬼的括弧》;有像鲁迅《朝花夕拾》那样,在回忆记叙之中溶进抒情和议论的,如《怎样做母亲》、《离人散记》、《怀〈柚子〉》;也有对古典小说人物评点的,如《论莲花化身》、《论通天教主》、《论申公豹》;还有以简约、浓缩、跳跃的语句写成的格言警句式的杂文,等等。聂绀弩此时期的杂文创作,逻辑思维和形象思维水乳交融,笔意放恣、泼辣、幽默,挥洒自如,多姿多彩,是杂文家思想艺术风格成熟的标志。

   解放战争时期, 尤其是1948年3月聂绀弩赴香港后的创作, 给“鲁迅风”杂文注入了新的时代血液,从而“鲁迅风”杂文的发展做出了很大贡献。此一时期,聂绀弩的杂文创作特点是:(一)杂文中有新的革命“亮色”,有火山爆发一样的革命激情,有磅礴的革命气势。 如他在写于1948年7月23日的《血书》中说:“写攻击时弊文章的人,常常被人非难:不歌颂光明;他们回答:要有光明才能歌颂;现在有光明了, 这霞光万道的通体光明, 就是土改!”“歌颂这光明,拥抱这光明,在这光明中为它而生,为它而死,是我们今天最光荣的任务!”(二)自觉而广泛地运用马恩列斯的论述,特别是中共中央有关文件和毛泽东的著述, 保证了聂绀弩杂文的思想高度。 如《一九四九,四,二一,夜》, 引用毛泽东、朱德 《将革命进行到底!》中的一段话,并独具匠心地把它分诗行排列,极为典型地显示出了聂绀弩此期杂文的新特点。(三)与上述杂文家对光明的礼赞和胜利的喜悦相适应, 聂绀弩这时的杂文总的说是汪洋恣肆、 酣畅淋漓, 他常写笔挟风雷、滚滚滔滔的长文,如 《血书》、《论万里长城》、《论白华》等,颇有一种高屋建瓴、势如破竹的威势。

  宋云彬(1897-1979), 浙江海宁人。 他在20世纪20年代和“左联”时期写过一些杂文,但他杂文创作的全盛期是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出版有杂文集 《破戒草》(1940年)和 《骨鲠集》(1942年)。

  宋云彬是一位文史专家,有较渊博的历史和文学知识,他的杂文有较强的知识性和学术性,常从古代的历史典籍、笔记小说中取材,即便是那些直接批评现实的杂文, 他也常常引用史料。 在他的杂文中,历史和现实总是相联系、相贯通、相生发、相印证、相映照的,杂文家的思想就在这种古今的相联系和相映照中,获得了丰满的血肉和逻辑力量。如针对有人把消极避世、写作闲适趣味小品的周作人誉为“现代的陶渊明”,宋云彬在《替陶渊明说话》一文中,引用大量材料说明陶渊明不仅有静穆恬适的一面,更有“金刚怒目”的一面,刘裕篡晋之后,其诗文创作不用刘宋年号纪年,表现了他不媚俗阿世的高风亮节;而周作人在20世纪30年代只是消极避世,一味闲适,把这时的周作人称为活的陶渊明已是不伦不类,在周氏屈膝投敌之后,这种比拟更是一种讽刺。这篇杂文在古今人物的对照、比较之中,把知识分子在国家和民族处于危险时刻应该坚持大义和气节的思想丰富和深化了。

  宋云彬的杂文, 有自己独特的表达方式, 他用笔谨饬,朴实平易,不管是援古证今,或是以今论古,常常以此例彼,不加点破,把联想和思考的空间留给读者。他的杂文笔底藏锋,寓热于冷,在那絮絮的引证、平静的评说之中,寄托着深沉的愤慨。聂绀弩曾评论他的杂文“常常是用心平和、不动声色、轻描淡写,有的甚至是与世无涉的外衣裹着,里面却是火与刺”。

  孟超(1902-1976),山东诸城人。 孟超是文艺上的多面手,能诗,会写戏曲,出过历史小说集,写一手漂亮的散文。他熟读史籍,特别是对中国古典小说和戏曲有颇多的会心和研究,时有独特的精辟见解。他的这一智能结构特点,在杂文创作上打下了深沉的烙印。孟超这一时期结集出版的杂文集有《长夜集》(1941年)和《未偃草》(1943年)。

  孟超善写史论和文论式的杂文,在取材上和宋云彬有相近之处,但在议论和表达上两人却有区别:宋云彬较多引征史乘,进行较详的考证,写得矜持节制,把自己的倾向融在史料辨析和考证之中,不多发表议论;孟超也征引文献材料,但他更注重对文献材料的剖析,并在此基础上形成自己的见解,发挥自己的见解,借题发挥,议论纵横,尽情挥洒,兴会淋漓。宋云彬节制矜持,追求含蓄的意蕴,孟超逞才使气,尽情发挥自己的见解,表现了完全不同的风格。

  《历史的窗纸》是孟超史论性杂文的代表作,它从一个大学招考的历史试题谈起。试题是:“东晋元帝,南宋高宗,明末福王,均偏安江南;何以东晋南宋多历年所,而福王享国独浅,试言其故?”在抗日战争时期,出这样的历史试题显然是荒唐的。它不是引导学生总结东晋等三朝亡国的教训,反面引导他们去比较如何才能“偏安”得更好,这无疑是给历史蒙一层“窗纸”,难怪学生答案五花八门。作者的朋友竟慨叹中学毕业生“对于历史认识的不够”。作者在对那些答案的逐一剖析中展开自己的议论,最后指出:“我们读历史,不要专看表面的事象,须得深透一层去观察,因为历史就是这末一回事,常常有人故意的给他糊上了窗纸,不让谁打开窗子,透过薄薄的一层,看清楚外边的真理的。这样,对于历史短见的除了几个中学生之外还多哩。”这篇杂文从剖析一个具体的典型事例入手,导向研究历史的一般方法,构思新颖,议论深透。孟超的那些论中国著名古典小说的文论性杂文议论风生,屡见新意。它们没有一般学术论文那种理念架势和学究气,却有着鞭辟入里的真知灼见和从容舒卷的里手气度。如《孙行者的际遇》一文,指出《西游记》中的孙悟空在闹天宫前后的不同际遇和不同性格。当他是齐天大圣时是何等生机勃勃,皈依佛法后的孙行者竟一蹶不振,半许多妖魔不过,而得正果后的孙悟空虽然号称“斗战胜佛”,但已是心如死水,毫无生气。

  秦似(1917-1986),广西博白人。他在20世纪30年代主要从事诗歌创作,1939年开始系统地读了《鲁迅全集》,深为鲁迅的杂文所吸引,转而从事杂文写作。秦似是《野草》的五人编辑之一,具体负责编务工作,对刊物的编辑、出版、发行起了重要的作用。他的杂文集有《感觉的音响》(1941年)、《时恋集》(1943年)和《在岗位上》(1948年)等。

  秦似同《野草》社其他前辈作家相比,是个血气方刚的青年,他的杂文尖锐泼辣,锋芒毕露,热情奔放,明快流畅。尤其是那些同“战国策”派论争的杂文和“妇女问题讨论”中的论战性杂文,更显得犀利泼辣,虎虎有生气。秦似较有特色的杂文,是刊在《野草》上的《斩棘集》、《剪灯碎语》、《吻潮微语》、《芝花小集》等,这类两三百字、直接抨击弊政和陋习的匕首式短评构成秦似杂文创作的主要部分。秦似的杂文,虽然没有夏衍的简洁隽永,聂绀弩的汪洋恣肆,宋云彬的严谨博识,孟超的俊逸洒脱,显得热情有余而涵蕴不足,但也自有其蓬勃的朝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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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05-11-11 18:33:53 | 显示全部楼层
第十四讲 昆明杂文作家群

  
  抗战时期, 昆明也是大后方文坛的一个中心。 由于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南开大学组成的西南联合大学迁移至此,一大批知名学者和民主人士如李公朴、闻一多、吴晗、朱自清、费孝通、王力、沈从文、李广田、冯至、钱钟书等,都聚集昆明。民族危机和阶级矛盾激化,使这些学者不能再埋头书斋。 吴晗就说过: “从1937年到1940年,我还是和在清华时一样,埋头做学问, 不过问政治。 1940年以后,政治来过问我了。人口多了,薪资却一天天减少了,法币日益贬值,生活日渐困难。加上日机轰炸,成天逃警报。……四大家族发财成风气,老百姓活不下去,通货无限制的膨胀,……对蒋介石的不满日益加强,在文章里,在讲坛上,写的说的都是这些”于是,他们创作了大量有鲜明学术色彩和战斗性的杂文,这可以说是中国现代杂文史上的新气象。

  昆明, 是国民党地方实力派龙云统治的地区, 他与蒋介石之间存在矛盾,加上他本人于1944年底秘密加入民盟,对民主运动相当支持,昆明曾经有过一段相当浓郁的民主气氛。值得注意的是,昆明杂文作家群的成员几乎都是民盟盟员,民盟云南省支部的机关刊物《民主周刊》是重要的杂文园地。此外,昆明各大学师生和文化界人士还集资创办了 《生活导报》、 《评论报》、 《自由论坛》、 《观察报》、《时代评论》等报纸杂志,上面也大量刊登杂文作品。

  无论从哪方面看, 昆明杂文作家群的创作, 都是中国现代杂文史上绚烂多彩、值得重视的篇章。他们那广博的学识和深厚的素养,赋予了杂文以特异的风姿。昆明杂文作家群凝聚着宝贵的历史经验:(一) 这些杂文家有着大致相同的人生经历: “诗人” —— “学者”——“战士”。抗战以前,他们或者不过问政治,或者政治上不太激进, 但此时则都冲出书斋, 走上街头,关心政治,忧国忧民。(二)这些杂文家有着渊博的知识结构。他们有较曲折的人生经历和较丰富的人生体验,有广博的古今中外历史文化知识,有深刻敏锐的观察力和思辨能力,有深厚的文学修养,这些正是作为一个优秀的杂文作家所必备的知识结构。(三)他们中的多数人自觉师承鲁迅杂文的战斗传统,同时在杂文创作上又追求独创的艺术风格。惟其自觉师承鲁迅,他们的杂文才有批判和战斗的威力;惟其追求独创,他们的杂文才放射出思想和艺术的异彩。而师承和独创的融合,使他们写下了中国现代杂文史上新的篇章。

  闻一多(1899-1946),湖北浠水人。他的杂文数量不多,但却贯穿他的一生。闻一多是中国现代文学初期著名的诗人,也是古典文学研究专家,抗战以后他又成为民主运动坚强不屈的斗士,因此,朱自清在《闻一多全集》的序中,把他的一生划分为三个阶段,“诗人”时期(1925-1929年)、“学者”时期(1929-1944年)和“斗士”时期(1944-1946年)。在“诗人”时期,他写过著名的杂文《文艺与爱国——纪念三月十八日》;在“学者”时期,他写过《〈西南采风录〉序》、《端阳节的历史教育》、《时代的歌手》、《文学的历史动向》等杂文。1944年西南联大“五四”文艺晚会后,他的思想发生激变,所写的杂文虽数量不多,却值得高度重视。因为它们是中国现代思想史上不可多得的文献,是中国现代战斗杂文史上不可多得的珍品。

  闻一多的杂文内容广泛,议论深刻,形式多样,表现方式多姿多彩,其中有历史考据性的杂文,如《龙凤》等;历史上的思潮和流派的研究和批判的杂文,如《什么是儒家》等;社会思想和文学问题的评论的杂文,如《复古的空气》、《谨防汉奸合法化》等;历史和现实运动的断想和记述的杂文,如《五四断想》、《“一二·一”运动始末记》; 序跋,如《〈三盘鼓〉序》; 书信,如《致臧克家》;最多的是关于社会政治、 思想和文艺问题的演说,如 《五四历史座谈》、 《人·兽·鬼》、 《最后一次的讲演》等。不论是在什么内容、什么样式的杂文中,历史和现实都是打通的,诗人、学者、斗士都是“三位一体”的,这就是著名学者的渊博睿智和远见卓识,革命浪漫主义精神的丰富想象和充沛激情,大无畏的革命斗士的披坚执锐的大破大立等素质构成的独特风姿。
  
  闻一多在1943年写给臧克家的信中说过:“我只觉得自己是座没有爆发的火山,火烧得我痛,却始终没有能力(就是技巧)炸开那禁锢我的地壳,放射出光和热来。”其实,闻一多的晚年就是一座“放射出光和热”的“火山”,杂文《画展》、《“新中国”给昆明一个耳光罢》、《“一二·一”运动始末记》等,特别是著名的《最后一次的讲演》都是充满爆发力和凝聚力的杂文名篇。其中有惊雷,有闪电,有激流飞瀑,有喷薄而出的熔浆,有雄狮的怒吼咆哮,有对反动派的愤激抨击,也有对人民英烈的热情礼赞。每一篇杂文,每一次演讲,都爆炸着生命的热与力,有着震撼人心的力量。当然,闻一多的演讲,也有 “娓娓而谈,使人忘倦” 的一面,如《民盟的性质与作风》、《战后文艺的道路》等,这类演讲体杂文如暖人的春阳,似吹过萧萧竹林的清风,像在山溪中潺湲琤琮的清泉,又是另一番景象。

  朱自清在抗战胜利后,转向批评、说理的杂文写作。占据他杂文中心的,已不是早年那湖光山色、亲子之爱、夫妇之情、家庭琐事和一己苦闷了,而是现实的社会生活和文学发展中的重大问题。这同朱自清思想的转变有关。作为文学史学者和文学批评家的朱自清,这时较多地论到杂文,如《历史在战斗中》说:

  时代的路向渐渐分明,集体的要求渐渐强大,现实的力量渐渐逼紧;于是杂文便成了春天的第一只燕子。杂文从尖锐的讽刺个别的事件起手,逐渐放开尺度,严肃的讨论到人生的种种相,笔锋所及越见广大,影响也越见久远了。

  把杂文视为 “春天的第一只燕子” ,这是朱自清过去从未有过的。这时,他写得很快、很多、很杂,主要的就是杂文,分别结集为《标准与尺度》(1948年)和《论雅俗共赏》(1948年)。他在两书的序言中概括了自己杂文的内容和所持的立场:“本书收的文章很杂,评论,杂记,书评,书序都有,大部分也许可以算是杂文吧,其中谈文学与语言的占多数”“不管论文,论事,论人,论书,也都关涉着标准与尺度。”“所谓现代的立场,按我的了解,可以说就是‘雅俗共赏’的立场,也可以说是偏重俗人或常人的立场,也可以说是近于人民的立场。书中各篇论文都在朝着这个方向说话。”这就是说,朱自清的杂文在内容上有论文、论事、论人、论书的,在文体上有评论、杂记、书评和书序,而立场则是现代的、人民的。从总体上说,朱自清的杂文创作坚持了他作为一个人民文学家和人民斗士的立场。

  这时朱自清的杂文,无论是批评社会现实的重大问题,如《论吃饭》、《论气节》、《论书生的酸气》,还是议论文学发展和语文教学问题,如《文学的标准与尺度》、《论雅俗共赏》、《鲁迅先生的杂感》等,他都非常注意某一问题的“意念”的历史沿革的描述和辨析。他在读者面前打开一本活的历史,一页一页地翻着,温文细语地指点着,让读者深切地感受到那普普通通的“吃饭”问题、“气节”问题、文学发展问题和语文教学问题中,原来还有那么多的学问和道理, 他把读者从已知引到未知再回到更多的知, 使人不得不口服心服,有着极高的启发力和说服力。这种批评和说理的方法,就是他在《历史在战斗中——评冯雪峰的〈乡风与市风〉》中说的“历史的方法”。在运用这种“历史的方法”上,朱自清同闻一多有所区别:闻一多是呐喊怒吼,大破大立,是汹涌澎湃的惊涛骇浪,朱自清是润物无声的细雨。

  朱自清散文语言的突出成就之一,是他善于运用“活的口语”。他在前期的抒情、记叙散文中已经开始追求“谈话风”散文的境界,但只有在这时的杂文和论文中,这理想才获得完全的实现。朱自清的杂文“熔经铸史”,析理精微,没有丝毫理论文章的腔调,而是明白如话,深入浅出。这种文章中“活的口语”,并不是自然状态,而是经过作家精心筛选、提炼过的,就更显得简洁朗畅。朱自清的杂文标志着他的散文创作上新的追求和发展,也标志着他的散文创作达到了炉火纯青的艺术境界,借用陆机的话说,朱自清杂文的风格就是“论精微而朗畅”。

  吴晗(1909-1969),浙江义乌人。在有“民主堡垒”之称的西南联大里,闻一多和吴晗是两面旗帜,闻一多是“怒吼的狮子”,吴晗则是“凶猛的老虎”。吴晗40年代的杂文收在《历史的镜子》(1945年)、《史事与人物》(1948年)和《投枪集》(1959年)中。他在《投枪集·前言》中,曾概括了自己杂文内容和形式上的特点。他说:

  在这些……文字中, 也还有点火气, 有点辣气,反动派很不喜欢的味道在。也还有些历史事实,例如国民党的贪污,对日作战“转进”,买办资本,通货膨胀,法币,物价,公教人员的生活,中苏关系,反苏运动,汉奸,特务,国民党士兵的生活,国民党发动内战,美国调处,暗杀,打风,政治协商会议,一二一惨案,国民党破坏政协,伪国大,反内战运动等等,当时写的时候都是有的放矢的……

  杂文到底该怎么写,怎样写才叫杂文,我也闹不清。我所能弄清楚的是:第一,我的文章内容很杂,几乎无所不谈。第二,写的时候没有一定章程,想到就写。第三,希望文章能使多数人看懂,把要说的话写下来,有时候半文半白,文体也很杂。第四,大部分文章是有点意思就写,写完了才想题目,弄得很苦。第五,发表了以后,人家说我写的是杂文,于是我也认为是杂文了。

  吴晗写过各式各样的杂文,但他写得最多、最有特色的还是历史小品式的杂文,史论性的杂文,即“历史杂文”。这种“历史杂文”在中国古典文学中是大量存在的,现代杂文家中也有不少人写过,但他们只是偶尔为之,没有吴晗写得这么多。在这些“历史杂文”中,吴晗以历史为镜子,照出现实中丑类的嘴脸和灵魂,如针对国民党政府贪污腐化成风,他写了《论贪污》、《贪污史的一章》尖锐指出:“贪污这一现象, 假如我们肯细心翻读过去每一朝代的历史, 不禁令人很痛心地发现‘无代无之’,竟是与史实同寿!”不管是以古鉴今,借古讽今, 古今合论, 还是以今鉴古,他都刨了那些坏种的祖坟,指出他们必然没落的命运。吴晗针对国民党当局封锁消息、压制舆论,以一手掩尽天下耳目的做法,提出议论自由、思想自由、出版自由和人身自由。他在杂文中抨击国民党统治是“说谎政治”、“打手政治”、“暗杀政治”,国统区是“警管区”、“特务国”,警告国民党当局:“独裁、专制,加上无能的结果则是自掘坟墓。”吴晗的这些“历史杂文”,其中确有“火气”和“辣气”,有强烈的现实针对性和战斗性,开阔了杂文写作的领域。

  王力(1900-1986),广西博白人。1942年他的小品文在《生活导报》刊出后,受到读者的欢迎。偏爱王力小品文的人认为他的文章,比吴稚晖凝炼,比鲁迅幽默,比周作人明朗。王力自己认为他的小品文是“血泪写成的软性文章”,既区别于那些直接尖锐抨击时弊的匕首投枪式战斗杂文,又不同于“不仰时代鼻息”、呈超然之态的闲适小品。 他是以“隐讽”的形式,巧妙的讽谕, 是“满纸荒唐言”和“一把辛酸泪”的统一。 现代作家曹聚仁就认为: “现代散文作家中,王了一、梁实秋二先生都有其清新的风格。他们懂得幽默的风趣,在最寻常的人生态中体味到人世间最深沉的悲哀。……他们有时也热嘲一番,大体都是‘隐讽’——所谓隐讽,其妙在隐,要使你不知道这是讽,才可以收潜移默化之功。”

  王力的小品文,一般不直接接触尖锐的现实政治问题,他有时谈论人们怎么取名(《姓名》),人们爱吃的食品(《奇特的食品》),这类小品文有知识性和趣味性。他广泛议论人们日常生活中的种种问题,例如“衣食住行”(《衣》、《食》、《住》、《行》),物价(《战时的物价》)、工资(《领薪水》),社会的贫富不均(《穷》、《富》、《寡与不均》、《路有冻死骨》),社会上的旧风陋习(《迷信》、《请客》、《劝菜》、《诅咒》、《题壁》),知识分子的生活和苦恼(《书呆子》、《清苦》、《失眠》、《回避和兜圈子》),以及他自己的兴趣和爱好(《骑马》、《看戏》、《蹓跶》)等等。这类文章谈论的是人们社会生活中司空见惯的平凡到不能再平凡的问题,因而也就更具有普遍性。作者在写这些小品文时,哈哈着吐出心中的闷气, 刻画芸芸众生的种种貌相, 但他并不搞契诃夫批判过的“小事论”。他在刻画社会的旧风陋习时,不忘对旧传统旧风俗习惯的针砭;他在描写“人间苦”时,曲折地嘲弄当时黑暗的现实政治。更难得的是,这些小品文充满着高尚的生活情趣。

  王力是著名的语言学家, 熟稔经史, 在古典诗词上有很深的修养。他小品文的语言以流畅、富于幽默感的北京口语为主,又调和了古典诗词中的清词丽句和有一定容量的典故,加以骈赋的对仗、排偶句式,致使他的语言有一种特有的凝炼、柔韧和音乐的节奏感。在许多篇章中,他经常集中地引用古典诗词、古代典故,并且运用排偶句式,赋予自己的语言以鲜明的风格。如《闲》的开头一段:

  中国的诗人,自古是爱闲的。“静扫空房惟独坐”,“日高窗下枕书眠”,这是闲居;“相与缘江拾明月”,“晚山秋树独徘徊”,这是闲游;“大瓢贮月归春瓮”,“飞盏遥闻豆蔻香”,“林间扫石安棋局”,“短裁孤竹理云韶”,这是闲消遣。如果他们忙起来,他们也要忙里偷闲;他们是“有愧野人能自在”,所以他们忙极的时候也要“闲寻鸥鸟暂忘机”。
  
  这一连串古代诗人抒写自己闲情逸致的清丽飘逸的诗句,不仅加强了文章的文采,也把当时作者为了养家糊口,又是兼课,又是赶写文章,生活忙迫到如“负山的蚊子”,渴望有片刻的闲逸的心理渲染得淋漓尽致。在《领薪水》一文中,王力写领了不够买薪水买水的薪水之后的窘境:

  家无升斗, 欲吃卯而未能; 邻亦箪瓢,叹呼庚之何益!典尽春衣,非关独酌; 瘦松腰带, 不是相思!食肉敢云可鄙,其如尘甑愁人;乞墦岂曰堪羞,争奈儒冠误我!大约领得薪水的头十天,生活还可以将就过得去,其余二十天的苦况,连自己也不知怎样“挨”了过去的。“安得中山廿日酒,醉眠直到发薪时!”

  这里用典的密度之大和一连串的排偶句式的运用,让人想起“骈四俪六”的骈赋。这种写法,扩大了语言的容量,达到了渲染、强调的效果,读起来有很强的节奏感,这种节奏把作家的愤激情绪巧妙地传达了出来。

  钱钟书(1910-1998),江苏无锡人。他广博的知识,强大的思辨能力以及独特的文体,在杂文集《写在人生边上》中都得到突出表现。这本薄薄的杂文集只有十篇文章,钱钟书自称是“写在人生边上的”“零星随感”。与20世纪30年代梁遇春的随笔有共同之处,都以知识性和思辨性见长,不过钱文更显得波谲云诡,老辣睿智。书中第一篇《魔鬼夜访钱钟书先生》,意味深长。这个魔鬼,类似歌德《浮士德》中的恶魔靡菲斯特,饱经沧桑,阅历深广,既是邪恶势力的代表,又是有着强大思辨能力“否定精神”的化身,他常常在对社会人生的独特分析和批判中,说出一些“歪打正着”、令人颤栗的“可怕的真理”。如:“为别人做传记也是自我表现的一种;不妨加入自己的主见,借别人为题目来发挥自己。反过来说,作自传的人往往并无自己可传,就逞心如意地描摹出自己老婆、儿子都认不得的形象,或者东拉西扯地纪载交游,传述别人的轶事。所以,你要知道一个人的自己,你得看他为别人做的传;你要知道别人,你倒该看他为自己做的传。自传就是别传。” 《魔鬼夜访钱钟书先生》 之外的九篇,如《窗》、《论快乐》、《说笑》、《吃饭》、《读〈伊索寓言〉》、《谈教训》、《一个偏见》、《释文盲》、《论文人》等,都贯穿着怀疑精神、否定精神、批判精神和寻找真理的思辨精神。

  钱钟书杂文的知识性和思辨性突出表现在他的议论有与众不同的独特视角。他的联想特别活跃,“视通万里”,“神驰八极”,转手就能从知识的辽阔原野上,采撷来成批量的香花绿草,造出色香味俱全的思辨佳酿。如《窗》, 谁没见“窗”? “窗”和“门”的区别谁不知道?但钱钟书却在这样普通的物事上写出这篇堪称为人间的奇文。作者用诗的语言写道:“春天是该镶嵌在窗子里看的,好比画配了框子。” 接着层层比较了“门”和“窗” 的种种不同,最后谈到“窗”是屋的眼睛,眼睛是灵魂的窗户,人事上开窗和关窗的必要。这里有千回百转的曲折,奇妙活跃的联想,在钱钟书笔下的“窗”,就成了一种由他赋予的独特“意念”和独特“景象”相结合的独特思辨境界。

  有着独特风格的杂文家,常常就是独特的文体家。钱钟书的杂文喜欢旁征博引, 在这点上他同梁遇春和王力相近, 文章的知识密度大,而且钱钟书的语言巧喻泉涌,妙语如珠,话中带刺,富于辛辣和幽默感。如“快乐在人生里,好比引诱小孩子吃药的方糖,更像跑狗场里引诱狗赛跑的电兔子。”(《论快乐》)“西洋成语称笑声清扬者为‘银笑’,假幽默像搀了铅的伪币,发出重浊呆木的声音,只能称铅笑。”(《说笑》)“偏见可以说是思想的放假。它是没有思想的人的家常日用,而是有思想的人的星期日娱乐。”(《一个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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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05-11-11 18:34:54 | 显示全部楼层
第十五讲 梁实秋的《雅舍小品》

  梁实秋(1903-1987),祖籍河北沙河,寄籍浙江杭县,后落籍北京。1915年入清华学校读书,1923年毕业赴美留学,1926年回国后长期在高校任教。梁实秋从1927年开始写散文,当时他在上海参加《时事新报·青光》 的编辑工作, 经常以秋郎的笔名在上面发表小品杂文,共百余篇,大多取材于都市生活的吉光片羽, 诸如 “生病与吃药”、“花钱与受气”、“旅行”、“跳舞”、“戒烟”、“剪发”等等。 其中47篇结集为《骂人的艺术》, 1927年10月由新月书店出版。这是梁实秋的第一本杂文集,有英国随笔雍容幽默的流风余韵。不过他初露锋芒,随即韬光养晦。直至1940年11月应邀为重庆《星期评论》周刊撰“雅舍小品”专栏,这才一发而不可收,并获得意外的成功。可以说,梁实秋的散文创作是从20世纪40年代正式起步的,他作为散文大家的历史地位也是由《雅舍小品》奠基的。

  写《雅舍小品》的时候,梁实秋已近不惑之年,各方面修养较为深厚。 小时亲炙故都风情, 身经兵乱之灾;年轻时幸逢“五四”新潮,眼界大开,个性高扬,又飘洋过海,游学美国,领略异域风物,饱尝离愁别绪;回国后涉足社会,南来北往,看够了世事变幻,尝遍了人生五味,见识日增,年事渐长,不知不觉间,就到了中年,春华消褪,秋思老成,委实能够“相当的认识人生,认识自己”了。梁实秋不仅有丰富的人生阅历,又有真才实学。清华八年的正规教育打下了他国文、英文坚实的基础,清华文学社的活动培养了他的文学爱好和写作才能;留学三年又主修英美文学,师从新人文主义批评家白璧德教授,青春的浪漫才情受到古典理性的洗礼而获得升华;学成归国后,历任南北数所大学教授,编过《新月》等报刊,卷入文坛风波,从事文学批评,讲授英美文学,译介莎翁戏剧,堪称才学过人,诗书满腹。因而,中年时代的梁实秋,可说是才学识兼备,积累丰富,修炼到家,不鸣则已,一鸣自能惊人。其学养、阅历、性情、气度,就充分体现在《雅舍小品》之中,并造就了他在20世纪中国散文史上大家的位置,流风波及,成为台湾当代散文的一代宗师。

  《雅舍小品》写于1940年至1943年间。此时,国难当头,战乱频仍。处于大动荡时代的梁实秋,虽说也关注时势,忧患深重,甚至还参与政事,为国效力,履行国民职责,但他毕竟是个自由主义者,力图超然独立,安时处顺,自谋心境的平和豁达,不再介入现实纷争。在散文创作中,他回避时行题材,不为时局所左右,而我行我素,自辟蹊径,专注于日常人生的体察与玩味,着眼于人性的透视和精神的愉悦,潜心营造闲适幽默的境界。他的小品轻功用,重意味,节制情感,发掘理趣,删芟枝蔓,追求雅洁,形成了独特的创作倾向和艺术风格。

  开篇之作《雅舍》就显示了梁实秋的个人风格,奠定了这一系列小品文的基调。作者在文中虽然涉及国难时期的住房问题,如实描述雅舍的简陋与困扰,却不怨不怒,心平气和,随遇而安地玩味起个中情趣。如:

  “雅舍”最宜月夜--地势较高,得月较先。看山头吐月,红盘乍涌,一霎间,清光四射,天空皎洁,四野无声,微闻犬吠,坐客无不悄然!舍前有两株梨树,等到月升中天,清光从树间筛洒而下,地上阴影斑斓,此时尤为幽绝。直到兴阑人散,归房就寝,月光仍然逼进窗来,助我凄凉。细雨濛濛之际“雅舍”亦复有趣。推窗展望,俨然米氏章法,若云若雾,一片弥漫。

  在梁实秋笔下,不仅雅舍的月夜清幽、细雨迷濛,远离尘嚣,令人心旷神怡,就是鼠子瞰灯、聚蚊成雷、风来则洞若凉亭、雨来则渗如滴漏之类景观也别有风味;甚至连暴风雨中“屋顶灰泥突然崩裂”的情景也如“奇葩初绽”一样可观可叹。总之,“雅舍”所给予的苦辣酸甜,在作者看来,都是人生应得而又难得的情味,足供玩索,何复他求?这里,生活的体验已升华为审美的玩味,困苦的境遇已转化为观赏的对象,从中表现出来的是一种审美体味对实用功利的克服和超越,是一种随缘赏玩、豁达自由的审美心态,是一种常人难以抵达的安时处顺、优游自得的人生境界,颇有刘禹锡《陋室铭》之风韵。梁实秋并非看破红尘,隐居斗室,而是顺应境遇,知足自娱,入乎内而出乎外,入则冷暖自知, 出则优游自在, 可谓出入自如,毫无滞碍。 这是一种人生艺术, 是中年梁实秋长期修炼出来的一种处世妙方,“雅舍”精神的内核。这种精神实质内在地决定了《雅舍小品》的艺术风貌既充满生活气息又富有哲理意味,既相当亲切又有雅人深致, 舒徐自在而又篇法隽永, 锤字炼句而又浑然天成,通体显得中和、适度、自然、大方。

  “雅舍”的精神风貌时隐时显地复现于随后的一系列作品中。梁实秋安时处顺,随缘玩味,所遇所见皆能静观自得,妙悟真谛。人到中年, 固然有种种变异可哂可叹, 但更“中年的妙趣”可供体味认同,何苦勉强地“偷闲学少年”或“中途弃权”徒悲伤呢?“中年的妙趣,在于相当的认识人生,认识自己,从而作自己所能作的事,享受自己所能享受的生活”(《中年》)。这种中年心态,既不奢求也不自弃,顺乎自然,安身立命,固然谈不上锐意进取,但也说不上悲观虚无,倒是可以说是达观乐生,安分执中。梁实秋是热爱人生、依恋尘世的,随时随处都在兴致勃勃地品尝人生的各种况味,深感生活的丰富有趣。但他并不随波逐流,沉溺于声色之娱、感官之乐,而是自主自律,能入能出,有所为有所不为,寻觅人生真趣,专求精神愉悦。他欣赏的 “风声雨声、虫声鸟声” 那样“自然的音乐”(《音乐》),向往的是“风雨故人来”,“把握言欢,莫逆于心”那样的社交境界(《客》),安享的是“我有一几一椅一榻,酣睡写读,均已有着,我亦不复他求”的恬淡生活(《雅舍》)。梁实秋躬行的是“作自己所能作的事,享受自己所能享受的生活”之处世哲学,追寻的是精神上的自由和快乐。总之,是适性相安,怡然自得,而不是纵情享乐。这样的人生情调固然优雅恬适,但在动荡的时代、喧嚣的尘世中却相当难得,触目可见的倒是其他色调的人生。

  譬如说“握手”,这是现代社会人们交际中的习惯性动作,但在梁实秋笔下的“握手”特写镜头中,却有人间的不平,社会的丑态。他在《握手》里写同人“握手”时会遇到的种种情况,其中第一种情况是:
  第一是做大官或自以为做大官者,那只手不好握。他常常挺着胸膛,伸出一只巨灵之掌,两眼望青天,等你趁上去握的时候,他的手仍是直僵的伸着,他并不握,他等着你来握。你事前不知道他是如此爱惜气力,所以不免要热心的迎上去握,结果是孤掌难鸣,冷涔涔的讨一场没趣。而且你还要及早罢手,因为这时候他的身体已转向另一个人去,他预备把那巨灵之掌给另一个人去握--不是握,是摸。

  这是对那些居高临下,盛气凌人的“大官”的愤怒和嘲讽,是社会相的寥寥几笔,足以传神的漫画式描摹。梁实秋对这类官僚有天然的生理上的厌恶,在《脸谱》里,他又以漫画笔法勾出他们脸上的白鼻子。 他说在生活中他见到各式各样的脸, 令人愉快的,叫人厌烦的,而且似乎人的脸有几副,会变的,“不涂脂粉的男人的脸,也有‘卷帘’一格,外面摆着一副面孔,在适当的时候呱嗒一声如帘子一般卷起,另露出一副面孔”。而他最不耐烦见到的是那样的“脸”:

  最令人不快的是一些本来吃得饱,睡得着,红光满面的脸,偏偏带着一股肃杀之气, 冷森森地拒人千里之外, 看你的时候眼皮都不抬,嘴撇得瓢儿似的,冷不防抬起眼皮给你一个白眼,黑眼球不知翻到哪里去了,脖梗子发硬,脑壳朝天,眉头皱出好几道熨斗都熨不平的深沟--这样的神情最容易在官办的业务机关的柜台后面出现。

  梁实秋在描摹社会众生相时,总不忘记剖析人情和人性的弱点。在《信》里,他指出:“信里面的称呼最足以见人情世态。”梁实秋举例说,某青年向某教授写信请求提携,称呼是“夫子大人函丈”或“××老师钧鉴”;真个提携了他,称呼改为“××先生”了;到这位青年地位待遇超过了教授,来信就干脆“称兄道弟”了。称呼上的这种前恭而后倨的变化,反映人性中的势利。《谦让》一文,梁实秋说人们在酒席上都有座位,彼此总要虚情假意“谦让”一番,但在长途汽车上,他们就决不“谦让”了,他由此指出人性的虚伪和自私:“可以无需让的时候,则无妨谦让一番,于人无利,于已无损;在该让的时候,则不谦让,以免损已;在应该不让的时候,则必定谦让,于已有利,于人无损。”

  梁实秋通达事理,理解人生,所以他不过分非难他所看不惯的一切, 只是给予善意的调侃, 委婉的讽喻,有时还反躬自嘲,发人深省。例如在《男人》一文中,他挖苦同性的脏、懒、馋、自私和无聊等等弱点,既针针见血,令人难堪,又止于笑骂,引人自省,可谓善戏谑而不为虐。先看外表的脏相“多少男人洗脸都是专洗本部,边疆一概不理”,致使“耳后脖根,土壤肥沃,常常宜于种麦”;“男人消耗肥皂和水的数量要比较少些”,虽强迫入浴也会逃避不从;“有些男人的手绢,拿出来硬像是土灰面制的百果糕,黑糊糊粘成一团,而且内容丰富”;“男人的一双脚,多半好像是天然的具有泡菜霉干菜再加糠蒜的味道”;“有的男人是在结婚后才开始刷牙”;有的男人“扪虱而谈”,更有人当众搔背,“结果是从袖口里面摔出一只老鼠”…… 难怪 “男人令人首先感到的印象是脏”。由“脏”进而谈“懒”。男人不仅懒于洗濯,而且懒于做事,懒相十足,“像呆鸟一般”, “像残废人一样”, “对于什么事都愿坐享其成,而名之曰‘室家之乐’他提前养老,至少提前三二十年”。与懒结伴而来的是“馋”。如果说女人是“素食主义者”,男人则是天生的“肉食主义者”。“他吃饭时总要在菜碟里发现至少一英寸见方半英寸厚的肉,才能算是没有吃素。 几天不见肉, 他就喊 ‘嘴里要淡出鸟儿来!’”。有个男人甚至馋到“半年没有吃鸡,看见了鸡毛帚就流涎三尺”的地步。作者逐层剥下男人“脏”、“懒”、“馋”这三层外衣,“自私”和“享乐”的本相也就暴露无遗了。与姐妹篇《女人》相比,本篇写得较为辛辣恣肆,似乎更多地融入了一位男性作家对同性劣根性的自嘲意味,但还是心存温厚,留点情面,跟《脸谱》中对欺下媚上“帘子脸”之冷嘲热讽毕竟有所区别,富有婉讽的分寸感。

  梁实秋的笔锋固然刺痛过某些脑满肠肥的官僚商贾,针砭过某些陈规陋习和人性痼疾,也流露过心中的牢骚不平,却大多是针对普遍存在的人生笑料和常人难免的缺点失误,诸如溺爱孩子、追赶时髦、虚荣好胜、偏执狭隘之类通病,又大多是采取谑而不虐、亦庄亦谐的笔调加以漫画化、喜剧化,谈笑风生,妙语连篇,像猫爪戏人而不伤人,使人在笑声中接受作者的善意指摘,努力改善自身的尊容作派。这是一种高超的幽默艺术,既不愤世嫉俗,亦非玩世不恭,而是含笑玩味,寓庄于谐,调侃世俗,善解人意,深得幽默三昧,非智者兼仁者难以做到。

  对于优雅恬适之人生境界的体味和神往,对于世俗生活之丑陋现象的玩味和调侃,构成梁实秋《雅舍小品》艺术内涵的两大层面。二者相映成趣,都把人生艺术化了。前者把人生诗意化,后者把人生喜剧化;前者是后者的升华,后者又是前者的衍化,是居高临下的幽默小品。二者相辅相成,正反合一,都体现了梁实秋俯仰自得、优游自在的雅士风度。他在《雅舍》篇末自称:“长日无俚,写作自遣,随想随写,不拘篇章,……”他心有余闲,随缘赏玩,旨在愉悦性情,调剂生活。 这种写作态度显然来自他安时处顺、 出入自如的处世态度,外化为恬淡雅致的艺术风格,表里谐调,情理中和。这一格调的散文,固然缺乏时代气息,不能激动人心,却富有艺术情趣和名士风雅,温柔敦厚,怡情益智,虽非时代的急需品,但也是一种不可或缺的艺术品。

  《雅舍小品》的文体冶散文杂文于一炉,夹叙夹议,文白相济,简洁优雅,富于情韵。如《中年》结尾一段:

  四十开始生活,不算晚,问题在“生活”二字如何诠释。如果年届不惑,再学习溜冰踢毽子放风筝,“偷闲学少年”,那自然有如秋行春令,有点勉强。半老徐娘,留“刘海”,躲在茅房里穿高跟鞋当做踩高跷般的练习走路,那也是惨事。中年的妙趣,在于相当的认识人生,认识自己,从而作自己所能作的事,享受自己所能享受的生活。科班的童伶宜于唱全本的大武戏,中年的演员才能担得起大出的轴子戏,只因他到中年才能真懂得戏的内容。

  行文从容不迫,有板有眼,言简意赅,留有余味,说理融于形象的比喻,带着亦庄亦谐的情调,富于理趣。这种含笑谈玄、妙语解颐的文字,在梁实秋的《雅舍小品》里俯拾即是,与内涵的闲情逸致相辅相成,造就了“雅舍”文体温文容与、雅健老到的独特风格。它在20世纪40年代文坛独标一格,延续和发展了现代闲适派散文的艺术精神,并在台港海外的汉语散文界流传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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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05-11-11 18:36:16 | 显示全部楼层
第十六讲 中国当代散文概述

  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中国大陆、台湾、香港和澳门的散文,在相对隔绝的情况下各自独立发展起来,但它们都同属于中国文学的延伸,同属发端于“五四”新文学的现代散文的延伸。当代散文共同渊源于中华民族的文化母体,有着相同或相近的语言形态,以及隐含在语言之中的民族性格、心理、情感、思维方式和浮现于语言之上的道德规范、 价值取向、 人格理想、生活态度、审美观照,因此,半个世纪以来的中国当代散文史堪称“一部民族文化性格的演变史,一部民族审美性格的变迁史和发展史”。


  在中国大陆,新时期之前的散文创作,主要继承四十年代解放区以记叙为主的纪实性散文和古典散文,前者导致建国初期“通讯”、“报告”、“特写”盛极一时,后者则促成六十年代初期“诗化”散文的创作热潮。 新时期以来, 为了挣脱“工具论”、“武器论”、“轻骑兵说”、“形散神不散”等诸多框框和模式,老一辈散文作者回归“五四”散文传统,他们在散文创作中高扬个性意识、文化品位和文体意识,使现代散文传统得以薪火相传。与此同时,年轻一代散文作者不满足于恢复和因袭二三十年代的散文传统,他们表现出超越的激情。散文家斯妤在1992年就指出:“无论是十七年间形成的‘三家’模式,还是现代文学史上的百家手法,都已不够,甚至不能很好地、完全地反映当代人的思考、探索、焦虑、苦闷,传达现代人的复杂情绪与丰富多变的心灵。散文必须在思想上、形式上都有大的新的突破,才能和这个急剧变化的时代相称,和这个时代日益丰富复杂的心灵相称。”因此,她认为散文家应该具有强烈的创造意识,不因循守旧,不墨守成规,广采博收,从二十世纪丰富绚烂的文学成果中汲取营养,立志在文体上、形式上、语言上创新拓展,创造出真正属于当今时代的“新文体”和“新形式”。

  在台湾,比起小说、诗和戏剧,散文更大程度地继承和发扬了中国古典文学传统和“五四”文化余韵,成为台湾文坛最能保持中国传统中国气派的一种文体。从文化背景看,一方面是因为“在20世纪的西方文学里,散文,尤其是亲切可诵的小品文,却是很弱的一环”,无可借鉴;另一方面,“中国古典文学的传统,和五四新文学在来台作家间的流风余韵,仍然有极为巨大的潜力”,使得散文家向其“频频索取养分”。台湾老一辈的散文家大都是在故纸堆中下过功夫,对中国古典散文了若指掌,如数家珍。林语堂就多次在文章中推崇孟子弘毅自信、雄辩善讽的文风,欣赏苏轼气充词沛、行云流水的笔法。中年一代散文家也大都对古典散文持一种肯定的态度,如余光中虽然主张“下‘五·四’的半旗”,但他每每以中国古典散文作为标尺与典范。他说“五四早期的散文,最流行两千字以内的小品文,常带感性。这种文体有其清新自然的优点,却也有其局限,好像认定散文的正宗就是晚明小品, 却忘了中国散文的至境还有韩潮澎湃, 苏海浩茫,忘了更早,还有庄子的超逸、孟子的担当、司马迁的跌宕恣肆。圣贤之境吾所不敢,但是韩潮苏海却令我心向往之。同时五四以来的散文阴柔成风,迁台初年余风犹盛,我乃有意向韩愈乞借淋漓大笔,挥而扫之,一面又写《剪掉散文的辫子》那样的文章,鼓吹革命。”年轻的一代散文家也并未斩断与传统文化的联系, 陈幸蕙就认为: “古典文学对我有很关键性的影响,我现在创作的养分,可以说百分六十是从古典世界里来的。对我来说,那是我创作的巴颜喀拉山,是写作的源头所在”就连在散文创作中常有大胆出格和反叛的林燿德,也不否认中国古典散文给予他的滋润,坦承自己对王安石和张岱的酷爱。至于五四散文,更是可以从台湾老、中、青三代散文家那里找到流风余韵。香港学者林幸谦指出:“台湾‘复兴时期’以来的散文发展状况,基本上可沿顺五四的散文脉络探寻各家流派的来龙去脉。在小品文和随笔方面,…… 吴鲁芹、颜元叔和邱言曦等人则承续了周作人和林语堂的风格。在美文/纯散文方面,尤其是抒情写景之文,林文月、张秀亚、琦君、张晓风等人,继承发扬了徐志摩、朱自清和许地山等人所开创的散文格局。……在专栏或方块文章的成就,则有李敖和柏杨等人承续,更进一步发挥了鲁迅式政治性杂文的特色,尤以批判政治和社会为甚。这些发展轨迹,说明了台湾散文的整体脉络和五四散文的关系”

  香港和澳门虽然长期以来沦为殖民地, 但是, 两地居民绝大多数是中国人,他们在语言文化方面与中华母体有着密不可分的血缘关系。柯灵就认为:“香港地处南天,一岛孤悬,万流云集,尽管百五年来世局播迁,沧桑多变,绵邈的华夏文化传统,如一灯不灭,烛照海岸。”因此,不仅中国古典文学的传统,“五四”新文化运动奠定的现代文学传统也在港澳地区得到延续和传播。以小思(卢玮銮)为例,她说:“自小至大,我一直接触古典文学,由小学开始就读古文和诗词。”她的散文常常充满古典诗词的风味。同时她又说:“我最感兴趣的是丰子恺。自幼就看他的漫画,初中时读他的散文,很欣赏他的为人,和他对天地万物的态度,实际上是喜欢他的人多于他的作品,不过通过他的作品可以更了解他的为人。”她的散文因而又具有现代白马湖派作品的余韵。

  大陆散文家袁鹰在1985年选编台港澳散文作品集《海天·岁月·人生》时指出:

  我们的作者们,都是吸吮中国古典文学和现代文学的乳汁成长的。

  他们写的都是道道地地的中国散文。

  先秦诸子的睿智,两汉文章的雄健,魏晋六朝的华美,唐宋八大家的深厚和潇洒,明清小品的秀逸,都能找到一些姿影,听到一些回声。

  “五四”以后六十余年来散文大家的影响--鲁迅的邃密,周作人的冲淡, 冰心的婉丽,郁达夫的深沉, 朱自清的精美,叶圣陶的谨严,梁遇春的从容,许地山的朴质,丰子恺的细腻,郭沫若的奔放,巴金的深情……也都同我们大陆上不少散文家一样,在作品里都能各个找 到一些文学渊源。

  文学传统的长河,总是绵延不断的。

  与其他文体一样,散文的健康发展取决于一个良好的社会生态环境。政治开放、思想多元、艺术民主、个性活跃等因素,都是散文繁荣必不可少的客观条件,大陆和台港澳半个世纪来散文发展的历史证明了这一点。

  中国大陆当代散文在前二十多年的时间里,一直是在一个相对封闭的内循环系统中,缓慢而有限地发展,无论创作方法,艺术个性,还是品种样式,风格流派,都比较单调,甚至趋于雷同化、模式化、公式化。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在于社会环境、政治气候以及与此二者密切相关的文艺思潮”的失误和偏颇,“政治上‘左’的倾向,造成了社会生活的许多反常和荒谬,污染了人们的思想感情,使很多人将不少反科学、反良知的东西当作真理。受政治支配的文艺思潮,屡屡将创作驱向坎坷小道。在这样的环境下,思想感情被扭曲或被套上镣铐的作家, 艺术创造的余地极为狭窄, 而且必然带着或深或浅的‘左’的烙印。诗歌标语口号化,小说、戏剧图解政策,是相当普通的现象,散文又怎能幸免”。只有进入改革开放的新时期,思想个性的解放,封闭体制的打破,艺术视野的扩大,才使大陆散文经历了长时间的徘徊与停滞之后,迎来了真正的转机,散文从文学类别的边缘和冷门迅速成为门庭若市、熙熙攘攘的“公共空间”。

  国民党政府迁移台湾后,在思想文化领域采取一系列强化统制的政策。 1949年5月颁发了《台湾地区戒严令》,宣布台湾处于“战争动员状态”,实行全面“戒严”。同时,在岛内实行“报禁”、“出版禁”,严禁一切违禁言论、讲学、演说、新闻杂志、图书告白、张贴标语等自由。 1952年4月,又公布了《台湾出版法》,在极大的范围内控制了台湾的舆论机构与阵地。正是在这种时代背景下,台湾早期散文出现软硬两种主要倾向。“硬性散文”即是有强烈反共意识的“战斗散文”,“用阳刚的文体来歌颂战士的英勇事迹、赞美英雄的伟大精神、 宣誓效忠国家的耿耿忠心”, “文章中不乏口号式的宣言”;“软性散文”即继承冰心《寄小读者》风格的“闺秀散文”,“其内容则是爱心、真理、哲言、梦幻。其文风则是怀旧、感伤、浪漫、纯情与唯美。其文字情调则是刻意雕镂,潜心修饰,充满文绉绉的软性腔调”。由于“战斗文学”是国民党当局“反共复国”的政治路线的需要,“一旦标上‘反共’、‘战斗’,便都受到了纵容,许多杀伐之声,枯燥无味的口号,也被宽大地接纳为散文”,但是,就连张道藩也承认 “战斗散文” 写得愈多, 给 “读者的兴趣反而愈淡”。这种口号八股式的“战斗散文”很快被读者抛弃也就不足为奇了,相反 “软性散文” 却成为台湾散文的主流。余光中在1979年指出,它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则是:“今日的青年散文作家,一开笔便走纯感性的路子,变成一种新的风花雪月,忽略了结构和知性,发表了十数篇之后,反来复去,便难以为继了。缺乏知性做脊椎的感性,只是一堆现象,很容易落入滥感。”八十年代末期,台湾当局解除戒严令,言论尺度大为开放。随着政治禁忌的减少,“散文中意识形态的杂然并呈,实为七十年来所未见”,依照郑明娳的归纳,按主题取向较值得注意的“意识形态散文”大略有“山林/乡土散文”、“生态环保散文”、“政治散文”和“私散文”。

  殖民地时代的香港是个很独特的地方, 政治上并不民主, 言论和思想却十分自由,尤其是中文报章在自生自灭中享有自说自话的自由。于是“作者在专栏里,可以发表左、中、右的言论,与人无涉;可以写风花雪月; 可以发表时评; 可以赞颂某一事物;可以批评某种社会现象; 可以写个人生活际遇; 可以赞扬别人如何走上成功之路”,真正做到了“百家争鸣”。但是,香港作者虽无“避席畏闻文字狱”之忧, 却有“著书都为稻粱谋”的无奈, 以写作报刊专栏为生。 有人最多一天要应付18个专栏, 专栏文字就如同流水线上的产品,有量无质,形成香港散文创作一种“多而滥”的畸形局面。正因为香港的报纸专栏泛滥,作者又是固定的,专栏成了某些人的“私有地盘”,文章不论好坏,编辑一律照登,专栏的素质便不能保证。尽管如此,香港大学陈耀南教授在1989年召开的台港暨海外华文文学学术讨论会上指出: “总的来说: 不论立场、不论大小,香港专栏作者, 固然也有许多只谈身边琐事, 只是雪月风花,甚至哂夫人之薄帏、炫相公之厚我,却也从来不乏忧国伤时、针砭世病之作。在中国的南天海嵎,在他邦的殖民之地,我们庆幸还能长久保持这个华夏文明的词章传统, 下笔太速, 发表太易,写作太滥,当然不免沙石俱下;不过,披沙拣金,总有可观可赏的神来之笔,总有可久可大的传世之作。这也可以说是香港因为自己的特殊条件而对中国现代散文的特殊贡献。”


  比起其他文学体裁, 散文是最自由的。 题材、主题、形式、写法、规模等等,几乎没有什么限制。朱自清在1928年所写的《论现代中国的小品散文》一文中就曾指出:“但就散文论散文,这三四年的发展确是绚烂极了:有种种的样式,种种的流派,表现着、批评着、解释着人生的各面,迁流曼衍,日新月异:有中国名士风,有外国绅士风, 有隐士, 有叛徒,在思想上是如此。或描写,或讽刺,或委曲,或缜密,或劲健,或绮丽,或洗炼,或流动,或含蓄,在表现上是如此。” 但是, 当代相当长一段时期里,在取材、对象、抒写情性、表达方法、文体样式上最不受局限、最灵活自由的散文却被人为地限定在一个狭小的范围内,即抒情散文才被视为散文的正宗,导致本该最活跃和最有创造力的散文文体成为当代文学中最沉闷守旧的一部分。孙犁在1981年曾经指出:“本来中国的散文,是多种多样的。历代大作家的文集,除去韵文,就都是散文。现在只承认一种所谓抒情散文,其余都被看作杂文,不被重视。哪里有那么多情抒呢?于是无情而强抒,散文又一变为长篇抒情诗。”汪曾祺也主张把散文写得平淡一点,自然一点,“家常”一点,他说自己很少写纯粹的抒情散文,“我觉得散文的感情要适当克制。感情过于洋溢,就像老年人写情书一样,自己有点不好意思”。1988年在为散文集《蒲桥集》作序时,他进一步强调:“二三十年来的散文的一个特点,是过分重视抒情。……散文的天地本来很广阔,因为强调抒情,反而把散文的范围弄得狭窄了。过度抒情,不知节制,容易流于伤感主义。我觉得伤感主义是散文(也是一切文学)的大敌。”

  不仅大陆散文界情况如此,台湾的散文创作也长期“在抒情小品持续不衰的情势下,已渐渐伤害散文文体的‘体质’,进而弱化作者创作的能力”。台湾学者向阳指出,当代台湾散文作为一种书写,长期被界定在 “文学的”、 “抒情的”、“小品的”、“美感的”、“个人的”等条条框框里,散文书写的可能以及散文作为创作方式的选择被窄化了。台湾另一位学者郑明娳也认为,沉溺于感性的抒情小品写作,不仅容易导致滥情的趋势,而且对于一个长期写作散文的作者而言,也很容易造成风格的定型和文体的重复, 因此, 她主张:“创作者应走出小我(而非排斥自我),关怀大千世界,走出软调的感性空间,朝向知性的宇宙观迈进,在作品中投入思想,题材不限于切身经验,在创作的同时发展、扩张自己的生命,以成长观面对二十世纪人类的问题,才能完成具有当代感并且参与当代的散文作品。 ”

  正是在振兴散文创作的诉求下,一直被认为是超稳定结构的散文文体从八十年代开始在台海两岸掀起变革热潮。在大陆,首先是一批老作家突破了散“简约”、“抒情”的审美规范,创作了一批具有史诗般宏伟和深邃的散文大品,如杨绛的《干校六记》、《丙午丁末年纪事》、王西彦的《炼狱中的圣火》、黄永玉的《太阳下的风景》、陈白尘的《云梦断忆》等,他们力图以开阔的视野和较大的容量来反映人生。接着是一批学者、小说家、诗人如余秋雨、张承志、周涛、史铁生、马丽华等人加入散文创作的队伍,他们在真正意义上实现了“大散文”的理论主张,他们不仅拓宽了散文写作的题材范围,即散文不只是抒情的、小我的,也可以写社会生活,写历史文化,而且打破“美文”散文的模式套路,放开散文文体的手脚束缚,重新恢复散文的大度和洒脱。真正给传统散文美学观念带来天翻地覆的变革,并在散文文体的创新发展上具有革命性意义的是唐敏、赵玫、黄一鸾、斯妤等女作家和曹明华、胡晓梦、元元、苇岸、钟鸣、张锐锋等新生代散文家。

  在台湾,散文文体求变革新的追求一直未曾中断过。早在六十年代,余光中就提倡过 “散文革命” ,他的散文文体革新,从理论到创作实践都比较全面。他不仅写过《鬼雨》、《逍遥游》、《咦呵西部》、《听听那冷雨》、《登楼赋》、《地图》那样神气贯注、想象奇伟的散文大品,而且还匠心独运,不惜打破文体的藩篱,创作“散文不像散文, 小说不像小说, 身份非常可疑”的《下游的一日》、《食花的怪客》、《焚鹤人》、《伐桂的前夕》、《蒲公英的岁月》等实验性较强的作品。到了八十年代,余光中仍然不忘提倡散文文体的开拓与变通,主张“众体兼擅”。与余光中相类似,台湾旅美散文家王鼎钧也是这样一位“众体兼擅的全才”,举凡散文这一包孕极广的体裁的各类体式,如杂文、小品、叙事散文、抒情散文、散文诗,无一不能,都有开创性的建树。在文体创造上,他将小说中的人物情节结构引进叙事散文,用“交响诗”“四重奏”结构乐章组织长篇抒情散文,将寓言体小品中的一般寓意象征改造和廓大成世界本体的象征。因此楼肇明认为:“余、王二氏,艺术风格和心理气质上存在差异,余为雄健豪放,王则沉郁顿挫;余将更多的注意力投注在情感内涵及表达方式上,王则更为关注民族审美心理、文体体式之变异,及散文容量空间的拓展上。但他们两人可谓珠联璧合,共同为完成对现代散文传统的革新,奠定了坚实稳固的基石。” 在他们之后, 林燿德、简媜、杜十三、张启疆、周志文等人的都市散文则被认为是摆脱感性散文的形式与内容的“一只突起的异军”。八十年代兴起的都市散文不再耽溺于以抒情为主流的叙述模式,突破抒情散文第一人称的主体中心,改以知性的角度观察人生的感官世界,发掘其背后潜藏的多重形而上意义,因而越来越趋近于当代小说形构的思维,并明显地寓言化。

   进入九十年代, 一股散文文体革命潮正悄然勃兴于台海两岸文坛,这就是文类的跨越与整合。如曾任台湾中时晚报副总编辑兼副刊主编、现任TOGO杂志发行人兼总编辑的罗智成 ,继1987年4月在《联合文学》第30期推出《无法归类的专辑》之后,1998年7 月又在《联合文学》第165期上刊发《无法归类的专辑2》,《联合文学》编辑部在“编辑室报告”中称罗智成是“一个无法归类为散文家、诗人或插画者、摄影者的作”,郑明娳认为他“不满既有散文文类的单纯性,蓄意向其他文类寻求营养,以突破类型界限,希望藉此别创一格,开拓一超越文类的新局面”。在《散文百家》杂志1992年组织的“散文革新笔谈”中, 许多大陆散文家也提出了类似的主张。 周佩红说:“随意自由的文体给散文提供的是极其广阔的天地。 既然小说、 诗歌、报告文学都可以而且已经向散文伸出了一只脚,散文为何不可以同样借用小说的情节化、诗歌的抒情化意象化、报告文学的纪实化,同时借鉴它们在文学创新思维方面已经达到的深度,来一个革新呢?”淡墨则指出:“散文文体独守贞操的时代已经过去,(文学作品)文体之间相互渗透、相互越界已是艺术发展的大趋势。散文必须从各种文体(乃至各类艺术)中去吸取营养来丰富自己,发展自己。”大陆作家在散文文体实践上最大胆也最有创新的是钟鸣,他在1998年推出经过五年多沉潜思考和写作、尚未最后完稿的洋洋洒洒150 万字的三卷本《旁观者》。 钟鸣说: “我像着了魔似地在思考和写作《旁观者》。 可以说, 它什么都是, 小说, 评论,札记,散文,诗歌,寓言,传记式批评,诗学……或许什么也不是。我公开表明自己的立场:标新立异。”确实,《旁观者》一书文体纵横交错,新颖复杂,作者熔随笔、小说、诗歌、文论、传记、注释、翻译、文献、新闻、摄影、手稿等于一炉,通过“自由的文体展示出自由的精神”,体验了“一次飘逸而精致的文本解放”。这部极富实验精神和先锋意味的书甫一问世,立即引起出版界和文学界的极大兴趣。《旁观者》被认为 “是九十年代以来最具个性的散文作品之一”, “这种纷繁、庞杂、密集而又短促的文体成了钟鸣的独家文本”,甚至有人预言这可能是“世纪末一部具有结束和开创意义,对中国乃至世界文坛具有挑战意味和贡献的重要著作”。可以预计,这股文类跨越潮将会激荡起世界范围内汉语散文文体变革的新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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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05-11-12 08:33:14 | 显示全部楼层
第十七讲 中国大陆五十年代散文创作

  共和国初期的散文,是在继承 “延安散文” 传统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表现“新的世界”和“新的人物”要求文学具有“颂歌”的基调。 1951年8月12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斯大林给杰米扬·别德内依同志的信》的中文译文,斯大林直截了当地给作家艺术家规定的任务是充当“先进阶级的歌手”。 散文因为短小灵活, 在配合政治任务,表现新人新事,讴歌英雄模范方面,更是发挥了其他体裁的文学作品所不能代替的作用。汪曾祺在 《当代散文大系总序》 中指出,五十年代的散文,“不管什么题目,最后都要结到歌颂祖国,歌颂社会主义, 卒章显其志, 有点像封建时代的试帖诗,最后一句总要颂圣”。 而且, 这一时期的散文基本上还保持着“通讯”、“报告”、“特写”的格局,纪实性散文多,狭义的抒情散文,或曰“美文”、“艺术散文”少。于是最被认可的散文作品都或多或少地带有某种通讯报告的色彩,五十年代初最著名的散文就是魏巍的朝鲜通讯《谁是最可爱的人》,此外如巴金的《我们会见了彭德怀司令员》、菡子的《从上甘岭来》、 臧克家的《毛主席向着黄河笑》、 老舍的《我热爱新北京》、李若冰的《在柴达木盆地》、叶圣陶的《游了三个湖》、曹禺的《半日的“旅行”》、杨朔的《滇池边上的报春花》等等,都是以客观的纪实或叙事为主。当时权威的散文选本也大都冠“散文特写” 的名称, 如1956年中国作协编选的第二次文代会以来(1953.9-1955.2)优秀作品选集《散文特写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年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出版的《特写选(1956年)》;1959年严文井主编的《1949-1959开国十年文学创作选·散文特写》(中国青年出版社),《新观察》编辑部编选的《散文特写选(1958年)》(作家出版社),四川人民出版社的《四川十年散文特写选(1949-1959)》;1960年山西人民出版社的《山西散文特写选(1949-1959)》,敦煌文艺出版社的《甘肃散文特写选(1949-1959)》,东风文艺出版社的《散文特写选》(延河文学丛书);1963年周立波选编的《散文特写选》(人民文学出版社),北方文艺出版社的《黑龙江散文特写选》,四川人民出版社的《四川散文特写选》;1965年人民文学出版社上海分社的《萌芽散文特写选》;以至于七十年代末期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当代文学研究室在选编建国三十年来散文作品选时,还是取名《1949——1979散文特写选》(人民文学出版社)。

  人们在评价五十年代初期的散文创作时,一般都认为这一时期的散文家“忽视了散文体式的文学化特征,并且过于将散文混同于一般的通讯报告,降低了散文的美学品味”。其实这只是看到主流话语和权力话语下的散文创作情况,而在文坛边缘,一些曾经有过“不光彩历史”的人如“汉奸文人”周作人、“鸳鸯蝴蝶派作家”周瘦鹃等人的“民间创作”,却长期以来为文学史所忽视。这不仅仅是一种“疏漏”,更反映出长期以来在知识话语的霸权中所形成的散文观对“民间散文”的漠视。

  周作人从1949年11月22日开始至1952年3月15日止, 以申寿、鹤生、十山、荣纪、持光、木寿、祝由、木仙、龙山等笔名,在上海的小报《亦报》副刊“隔日谈”和“饭后随笔”栏中, 发表了908篇随笔小品,另外从1950年1月10日至3月27日,还在另一份小报《大报》上发表了43篇随笔小品。其中除一部分是回忆鲁迅及其创作的文章,曾结集为《鲁迅的故家》和《鲁迅小说里的人物》出版外,其余大部分文章当时均未结集出版。由于《亦报》、《大报》在文艺界、学术界影响不大,因而长期以来这些文章被埋没了。直到1988年1 月岳麓书社出版《知堂集外文·〈亦报〉随笔》一书,才使这些散文重见天日。但令人不解的是,此后出版的几本当代散文史论著如《中国当代散文史》(广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12月版)、《中国 当代散文史》(贵州人民出版社1994年5月版)、《中国当代散文报告文学发展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8月版)和《中国当代散文之审美建构》(海天出版社1997年10月版)等,均无一字涉及到周作人的这些散文作品。

  周作人在《亦报》、《大报》上写的这些随笔小品都非常短,每篇大约五六百字。他自定两个标准:“一是有意思,二是有意义,换句话说也即是有趣与有用。”周作人丝毫不鄙薄这些短文的写作,他说:“从前杂志和报章上,有设杂感录这一栏的,长的可以有一二千字,短的几百到几十字,却很有力量,《新青年》上这与通信都很着重,对于旧势力的战斗往往在那里展开来,比长篇大文更为得力。我们现在写的小文,统系上可以说从那里来的,就是战斗性渐减少了,篇幅的短本来合格,……”他的这些随笔小品题材广泛,内容丰富,天文地理,花鸟虫鱼,三教九流,衣食住行, 无所不谈。 “梅兰竹菊”到“龙凤龟麟”,从《艳史丛编》到《聊斋志异》,从“日本民谣”到“苏北小调”,从“南北的点心”到“男女的装扮”,从“活无常与女吊”到“汤婆子与脚炉”,从“街坊上的悲喜剧”到“打油诗的文字狱”,从“俗谚的背景”到“师爷的笔法”,从“夜读的境界” 到 “文章的包袱”,周作人在广义的文化和文化史这个大范围内,随手拈来都是题目,也都是文章。钟叔河认为:“这类文字,不谈大道理,只是随手记下一点见识或者感受,娓娓道来,情理自见。它们继承了中国历代笔记文的传统,同时又吸取了欧洲18世纪随笔文(essay)的特色, ……和启蒙时期报章杂说的某种风格是一脉相承。”周作人自己也说他的这些随笔“原以识小为职,固然有时也不妨大发议论,但其主要的还是在记述个人的见闻,不怕琐屑,只要真实,不人云亦云,他的价值就有了”。

  周作人的“亦报随笔”朴实自然,语言俗白、纯净而有韵味,没有了三四十年代《夜读抄》、《书房一角》 “掉书袋” 的沉闷。而且, 这些数以百计的随笔小品, 没有固定的程式,没有令人生厌的“讲台气”,总是开门见山,深入浅出,“表现个人的感情思想”,“如日记尺牍那么诚实”,一副“家常面孔”,因此,读来使人倍感亲切。如《磨墨》:

  写字磨墨是小事情,虽然古人有句云,非人磨墨墨磨人,天天磨墨,十年中用不到多少块,人却要老得多了。这是事实,但也是诗人感慨之谈,若说磨墨是小事,那还是的确的。话虽如此,尽管是小事情,却也颇有讲究,记得袁子才有两句诗云,印贪三面刻,墨爱两头磨,说的是文人常态,我却很有点讨厌,并不是附和心正则笔正的迂论,只觉得这是太乱来,有如纸写反面,信封倒用,歪戴帽,不系纽扣,不算什么了不得的事,总之这是做事不认真的表示。我有两个朋友都是书家,他们用墨很是用心,磨的平正不必说了,甲君写屏对往往自己磨上半天磨,不假手于人,乙君磨了之后用纸将湿墨拭去,省得堆积胶着, 这未必于书法有何益处, 但那种整洁的作法总是可取的。书房里的学生习惯不好,常把墨磨得成尖角,或是两面侧着磨,结果是剑口似的,这些小事情也于蒙养有关,应当及早纠正,因为袁子才的那种做法就是从这里出来的。

  在这篇短短不到400字的文章里,周作人写得从容自如,没有受篇幅限制而产生逼仄感和拘束感,若非大手笔是很难做到的。更为难得的是,周作人写得风趣盎然,字里行间闪烁着幽默的火花,大大增加了文章的可读性和趣味性。

  当然,周作人的 “亦报随笔” 也有不足之处。由于写作频繁,《亦报》起初隔一天一篇,后来每天一篇,有时甚至一天两篇,周作人深感捉襟见肘,每每抱“文思枯窘”,“抓不到题目”,“苦于缺乏题材”, 文章不免越写越难。 再加上经济目的成了周作人此一时期随笔写作的主要动因, 用他自己的话说, 写这类文章是“以工代赈”。因此,他的不少随笔小品尽管不乏知识性和趣味性,文字也仍有过去的流风余韵,可是读起来总觉得缺少一种内在的神采,甚至于“不是乏味便多生凑”,不及“五四”时期他的那些“美文”绚丽多彩。周作人的散文艺术才能,实际上远没有充分地发挥出来。

  周瘦鹃建国后长期以大量精力从事园艺工作,是江南著名的园艺家。 他在亲手培植花木水石盆景之余, 写有大量治艺小札和风物小记,小巧玲珑,清新婉约,高雅闲适,别具一格。五十年代周瘦鹃出版了散文集《花前琐记》、《花前续记》、《花花草草》等。

  周瘦鹃的随笔小品并不追求什么重大题材、 重大主题, 他说:“除了漫谈我所喜爱的花木事而外,也谈及文学艺术名胜风俗等等,简直是无所不谈 。” 他的花草随笔多不胜数, 如 《山茶花开春未归》、《杜鹃花发映山红》、《国色天香说牡丹》、《梅花时节话梅花》、《一生低首紫罗兰》、《一年无事为花忙》、《忽见陌头杨柳色》、《最是橙黄桔绿时》、《花雨缤纷春去了》、《柿叶满庭红颗秋》等,出之自然,挥洒而成,篇幅短小,清灵秀丽。尤其是周瘦鹃博览诗书,他在随笔小品中常常广征博引,将历史、民俗、典故与古诗词熔铸于一炉,涉笔成趣, 给人以知识的魅力和闲谈的情趣。 如《得水能仙天与奇》一文,先介绍水仙的形貌特点、产地以及不同品种的区别,中间叙述了关于水仙的神话传说:“据说华阴人汤夷,服水仙八石为水仙,即名河伯。谢公梦一仙女赠与水仙一束,次日生一女,长而聪慧工诗。姚姥住长离桥,寒夜梦见观星落地,化作水仙一丛,又美又香,就吃了下去;醒来生下一女,稍长,聪明能文,因名观星, 观星即是天柱下的女史星, 所以水仙一名女史花,又名姚女花。”全文不到一千字,却征引了宋代刘邦直、元代陈旅、袁士元、丁鹤年、明代王谷祥、文征明和清代金逸、龚自珍等咏叹水仙花的诗赋,“雅韵欲流,足为水仙生色”。周瘦鹃的随笔小品虽然貌似山野自生的闲花野草,但是却自有其独特的艺术魅力。正如他在一首诗中所写:“愿君休薄闲花草,万国衣冠拜下风。”

  建国后相当长一段时间里,人们对散文的多本质性缺乏理解,排斥大量知识性、闲适性和趣味性的随笔小品,把它们当成资产阶级的“闲情逸趣”而否定禁绝了。周作人和周瘦鹃等人的随笔小品被长期忽视也就不足为奇了。只有到了新时期,先前恶性发展到偏执狂热的“左”政治意识被广泛宽松的建设性的文化意识所取代,海阔天空、纵意而谈的文化随笔小品才日渐兴盛起来。唐弢在 1982 年曾指出:“有人提出所谓学者的散文,就是那种笔记式的和随笔式的散文,我以为都可以写,海阔天空,古今中外,什么都谈,有的是掌故考证,有的是生活漫谈,类似英国的所谓familiar essay,信手拈来,娓娓而谈,使人觉得亲切,有味 ,可以有益,也可以有战斗性。


  五十年代中期,大陆文坛曾出现过一个“复兴散文”的运动。大概鉴于建国初期“精心写作美文的传统,我们继承和发扬得似乎尚不够;散文作品中可以称得上美文的,毕竟还不算多”,作为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的胡乔木, 在1956年5月毛泽东正式提出 “双百” 方针后,“多次呼吁‘复兴散文’,他再三强调要继承‘五四’以来散文随笔的优秀传统,还特别指出要提倡美文”。尤其是胡乔木主管的《人民日报》一改过去生搬苏联《真理报》没有副刊的做法,于1956年7月1日创办了文艺副刊,并在当天刊登稿约,具体内容如下:

   一、短论、杂文、有文学色彩的短篇的政论、社会批评和文化批评;

  二、散文,小品,速写,短篇报告,讽刺小品,有文学色彩的游记、日记、书信、回忆;

  三、关于自然现象和生产劳动的小品,关于历史、地理、民俗和其他生活知识的小品;

  四、短诗,民歌,寓言,故事,短篇小说,短剧;

  五、读书笔记,短篇的书评、剧评、影评、美术评论、音乐评论和其他文学艺术的评论;
   
  六、小幅美术作品。

  这个在胡乔木直接过问并改定的稿约中,尤其突出散文的地位,其中第一、二、三、五条都是有关散文。而且,胡乔木还帮助《人民日报》文艺部拟定一份作者名单,除文艺圈和文化界的作者外,他还提到李锐、刘祖春、张铁夫和曾彦修等党政干部;他也没忘记那些当时由于种种缘由被冷落、忽视甚至已经被遗忘的作家,如沈从文、张恨水、徐凌霄、徐一士和周作人。于是,《人民日报》文艺副刊在初创到1957年“反右”前夕的近一年时间里,发表了大量老作家和新人的散文、随笔、小品和杂文,一时间异彩纷呈,大有“山阴道上目不暇接”的景象。佘树森认为:“《人民日报》可谓开风气之先者,其文艺副刊成为培养散文鲜花、 新苗的沃土和园地。 不少传诵一时的好散文均出自这片沃土, 像白桦的《洛阳灯火》, 万全的《搪瓷茶缸》, 何为的《第二次考试》, 梅阡的《春夜》等等。”正是由于《人民日报》观念上的导向,使散文创作在1956年下半年明显地出现了转机,“艺术散文和杂文(小品)在建国后第一次生动地勃起。周立波的《灯》,老舍的《养花》,杨朔的《香山红叶》,秦牧的《社稷坛抒情》,葛洛的《龙店乡的喜日》,姚雪垠的《惠泉吃茶记》,魏巍的《我的老师》,丰子恺的《庐山面目》,菡子的《小牛秧子》,万全的《搪瓷茶缸》,徐迟的《归来》,徐开垒的《竞赛》等,都写在这一时期。这些散文,其思想的活泼程度、文笔的洒脱情况,在十七年间的创作中是绝无仅有的”。 因此, “1956年仿佛是一座分水岭,标志着我国当代散文审美层次的第一次升华和飞跃”。

  在这一次短暂的 “复兴散文” 的运动中,艺术散文方面,叶圣陶、郑振铎、许钦文、丰子恺、老舍、巴金、李广田、李霁野、方令孺等老作家生机焕发,他们的散文既洋溢着新的时代气息,又保留着“五四”散文传统的流风余韵,对正在处于审美调整中的散文创作,无疑起到了积极的示范和推动作用。而郭风、何为、菡子、柯蓝、李若冰、林遐、杨石等一批散文新人则在此散文环境的培育、熏陶下迅速崛起,奠定了他们在当代散文史上的地位。另外,与建国初期散文特写多表现国际国内大事、描绘时代风云人物相比,这一时期的艺术散文创作开始注意对个人所独有的见闻、感思的抒写,散文作者的审美观照也向周围的平凡细小事物转移,诸如灯火、 茶缸、 红叶、吃茶、养花之类的题目常见诸报刊,而且艺术散文逐渐由叙事体制向抒情体制转变,散文家的文体意识也有所加强。当然,鉴于五十年代中期特殊的政治、文化背景的制约,这次“复兴散文”运动只是赢得散文美学特征的部分回归。 随着1957年“反右”运动、 1958年“大跃进”运动的开展,散文创作重新陷入困境。

  与艺术散文的短暂兴起相一致,杂文也在继承和发扬“五四”以来杂文传统的基础上,迎来了建国后第一次创作高潮,而且似乎杂文比艺术散文取得的成就为大。黄秋耘说:“五十年代前期,举国一致地从事社会主义的改造和建设, 人人都丹心似火, 壮思欲飞,随着‘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口号的提出,作为人民代言人的文学家更感到创作和言论的自由,寓意抒怀,无所顾虑,尤其是杂文的创作,更是笔气纵横,豪情洋溢,佳作纷呈,名篇迭出。”

  改版后的《人民日报》同样在大胆提倡和刊登杂文这一点上,对全国报刊起了带头作用。据当时担任《人民日报》杂文编辑的蓝翎统计, 从1956年7月1日到1957年6月6日, 不到一年时间里,《人民日报》文艺副刊共出了303期,发表杂文500多篇,作者200余人。 篇目之多,作者之众,影响之大,实属空前。许多著名作家如郭沫若、茅盾、叶圣陶、巴金、老舍、艾青、夏衍、田汉、何其芳、巴人、徐懋庸、邓拓等都参加了杂文创作,还有一批刚学写杂文的“小字辈”如邵燕祥、唐达成、鲍昌、蓝翎、邓友梅、焦勇夫、陈泽群以及姚文元等,也加入杂文创作队伍。在《人民日报》的带动和影响下,《解放日报》、《文汇报》、《新民报·晚刊》、《新华日报》、《长江日报》、《文艺报》、《新观察》等报刊也相继开辟杂文专栏,发表了不少精彩的杂文篇章。而且更为难得的是,许多文学刊物开始重视发表杂文作品,《人民文学》设立“短论”、“杂文”专栏,《新港》开辟“自由谈”和“无花的蔷薇”专栏,《边疆文艺》设有“评论·随笔”专栏,《辽宁文艺》设有“杂感·小品”专栏,《贵州文艺》设有“杂谈·随笔”专栏,《陕西文艺》设有“漫谈·随笔”专栏,《星火》 设有“啄木鸟”专栏,《蜜蜂》 设有“百花丛里”专栏,《雨花》和《奔流》设有“杂感·随笔”专栏,《东海》设有“杂文·寓言”专栏,《山花》设有“短论·杂文”专栏,等等。可以说,杂文已经“侵入高尚的文学楼台去”。

  徐懋庸和巴人是这一时期最为活跃的两位杂文家。徐懋庸说,建国后由于“气候的关系”,他“噤若寒蝉”,直到1956年7月,“《人民日报》改版,在八版上又出现了杂文,我在汉口,读着读着,有一天忽然又发生了一个想头,现在的杂文,似乎我也可以写一点,于是寄了一篇去”。这就是他以 “弗先” 笔名所写的第一篇杂文《想到〈活捉〉》。在《人民日报》编辑的鼓励下,徐懋庸把积压胸中多年的一些感想陆续形诸笔墨。从1956年 11月到1957年8月不足一年的时间里,徐懋庸以弗先、回春、徐选牲、彭鼎、王纬、万松、樊康、劳于农等笔名,在北京、天津、上海、武汉等地的报刊上发表了近一百篇杂文。 徐懋庸这一时期的杂文, 矛头主要指向官僚主义、教条主义、宗派主义和它们的根子封建主义,他对特权思想、不民主作风、不尊重科学的蛮干行为进行了尖锐的批评和猛烈的抨击。而且徐懋庸善于运用辩证法,在杂文中抓住矛盾,从对立双方分析事物的本质,如《批评和团结》、《老实和聪明》、《简单与复杂》、《英雄的意志和感情》、《敌与友的关系》、《同与异》、《社会的爱护和自己的奋斗》、 《“思”和“随”》、 《不要怕民主》和《不要怕不民主》等文,都是从社会人生的一系列矛盾现象中分析出问题的实质关键,使读者不得不折服于他的哲学思辨力。徐懋庸的这些杂文“其锐利、泼辣不减当年,但更深沉、更周密、更冷静,文字也更朴实、老练。这些杂文无疑是徐懋庸最成功的作品,也是新中国成立后杂文领域中最富有战斗力的篇章。 它的意义, 不仅仅限于它所揭露和讽刺的,而在于表明了一个杂文作家所应当坚持的战斗方向和杂文在新时期所应当发挥的战斗力”。

  巴人被誉为 “五十年代最富有战斗力的杂文家之一” ,他的杂文名篇《况钟的笔》为了配合昆曲《十五贯》在北京的上演,于1956年5月6日刊发在《人民日报》上,在全国范围内产生深远的影响。当时有读者写信到《人民日报》编辑部称:“这是一篇出色的杂文,我曾经一连读了三遍。我希望像这样针砭时弊的文章,《人民日报》能经常刊登,希望老一辈的作家--像巴人等,今后多多使用杂文这一锐利的武器。”可以说,巴人的这篇杂文揭开了1956年下半年兴起的杂文创作高潮的序幕。在《“上得下不”》与《“多”和“拖”》两篇杂文里,巴人所批评的“公文流行”和“画圈主义”的现象,“多”和“拖”的痼疾,在四十年后的今天,读来仍有发人深省的作用。如果说 “十年浩劫” 中出现了对人的意志、权利和情感的粗暴践踏的话,那么,早在五十年代就已经开始出现了某些端倪。巴人对此非常敏感,他在1957年选编杂文集 《遵命集》 时,在《编后记》中说:“这一年多来我的思想的变化,在这个集子里也可以看得出来。我似乎对于‘人’这个社会存在,更引起注意和关心了。”并认为“对待一切工作”,“人是相与始终的主体”。他在《论人情》、《唯动机论者》、《“敲草榔头”之类》、《略谈要爱》、《真的人的世界》等杂文中,呼唤对人的尊重,包括人的尊严、人的价值和人的感情,猛烈抨击搞无情斗争、残酷打击的粗暴方法。巴人在五十年代中期所写的杂文,是对鲁迅杂文的继承和发扬,“是当代杂文史上的珍品,他留给后人的不仅是丰厚的文化遗产,也是那沉重的教训和常思常新的启示”。

  这一时期不仅在杂文创作上取得了丰硕成果,而且在杂文理论探讨上也卓有建树。徐懋庸不仅是五十年代中期一位成就突出的杂文作家,而且还是少数几个在杂文理论上做出贡献的代表人物之一。他的《小品文的新危机》、《我的杂文的过去和现在》、《关于杂文的通信》等文章,都是当代杂文理论建设史上的重要篇章。尤其是《关于杂文的通信》一文,作者从马克思《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中关于真理的一段论述,引申出两个论点:一是写杂文也是反映真理,杂文家必须张扬和捍“为大家所有”的真理;二是真理在杂文里,必须通过作者的“精神个体性的形式”而表现出来。这篇文章对促进当代杂文创作和杂文学的研究具有深远的意义。他的另一篇重要的杂文理论文章《小品文的新危机》,发表于1957年4月11日的《人民日报》上,并引发了一场全国范围内的杂文讨论。徐懋庸在这篇文章中认为由于许多矛盾尚未解决,小品文(杂文)正面临着一个新的危机,其中心问题在于“杂文是不民主时代的产物,杂文的本身是代表民主的,因为它要代表人民利益来发表意见。现在民主了,所以有人就提出可以不要杂文了”。《人民日报》、《黑龙江日报》、《新华日报》、《文汇报》、《南方日报》、《文艺报》、《延河》等报刊围绕徐懋庸“小品文的新危机”这一论题,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当时比较有代表性的意见有三种:第一种意见认为杂文的危机不在于客观,而在于作者力量单薄,“拿不出很好的货色来”;第二种意见认为当时杂文所遇到的问题主要是外来阻力,而且这种阻力“往往是自某些上面下来怠保坏? 三种意见以范舟为代表,认为“从危机到消亡,这是小品文本身发展的必然结果”,他还讽刺徐懋庸希望小品文写得又快、又好、又省,“有点像梦拾黄金了”。不幸的是范舟的结论却得到了应验,在这场讨论的两个月后,反右的“龙卷风”自天而降,徐懋庸等一大批杂文家被打成“右派”。 与此同时,1957年12月1日《人民日报》再度改版,第八版副刊上杂文版面明显减少,全国各地报刊的杂文专栏也大都偃旗息鼓,轰轰烈烈的杂文创作高潮趋于沉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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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05-11-12 08:34:18 | 显示全部楼层
第十八讲 中国大陆六七十年代散文创作

  1957年的 “反右” 运动,抑制了散文创作的活力;继之而来的1958年的“大跃进”,则以浮夸的社会风气直接影响散文创作,助长了“假、大、空”之风的流行,导致散文作品远离生活真实。因此,尽管这一时期散文作品满纸豪言壮语,光芒万丈,却始终掩盖不了其中苍白肤浅、浮夸空洞的实质,因而缺乏长久的艺术生命力。创作中这种不正常的现象,也引起人们的警惕。1959年2月18日至27日,中国作协召开文学创作工作座谈会,茅盾在《创作问题漫谈》的发言中,肯定了一年来的创作成就,同时批评了创作上题材狭隘,因为对革命浪漫主义的误解而造成的浮夸、空想以及片面理解为生产、为中心工作服务的错误倾向。老舍在《规律与干劲》的发言中,指出“文艺创作自有它本身的规律,不能专凭擦拳磨掌就写出作品来”,主张“跃进计划应当数量与质量兼顾,规律与干劲平衡,在体裁上力求百花齐放”。与此同时,《文艺报》从1959年第14期开辟了“让散文这枝花开得更绚丽”的专栏,先后发表了冰心的《关于散文》、秦牧的《散文领域——海阔天空》、柯蓝的《我谈〈早霞短笛〉》等文章。秦牧认为:“我们现在所谈到的散文,精粹警辟的、谈笑风生的、亲切感人的、玲珑剔透的,使你读时入了神、读后印象久久不会消失的,还是不多。我们有理由来关心,来呼吁:让这枝花开得更加绚丽些。”他具体指出:“除了国际、社会斗争、艺术理论、风土人物志一类的散文外,我们应该有知识小品、谈天说地、个人抒情一类的散文。”

  由于“大跃进”的失误,我国国民经济不仅未能实现“跃进”,相反却造成1959年至1961年三年国民经济的严重倒退,粮食缺乏,通货膨胀,市场供应紧张,人民生活水平下降。加上“反右派”、“反右倾”一系列运动,伤害了不少人,文化科学界知识分子普遍感到思想压抑,心情不舒畅。为此, 中共中央于1960年9月提出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在这种情况下,胡乔木写信给《人民日报》,要“副刊有责任鼓励增强克服困难信心、发扬乐观向上的精神,帮助人们有丰富、健康、积极的精神生活,但也不要说大话、说空话”,他具体建议 “可以约写一些读书笔记的稿件, 提倡多读书,多读古今中外的好书,从中获得思想上的教益,也增加知识,提高文化素养”。 在胡乔木的指示下, 从1960年冬天开始,《人民日报》陆续开辟了一批有关读书的栏目:1960年10月13日至1961年3月3日,阿英开设了“读书札记”专栏; 1961年1月23日,“读书随笔”专栏正式开场,作者有邓拓、廖沫沙、江曾培、臧克家等,直到1962年12月15日为止;1961年3月30日起,唐弢以“晦庵”的笔名开设“书话”专栏; 1961年7月17日至1962年4月24日, 路工开设了“访书见闻录”专栏;1961年8月21日至1962年8月28日,“诗文小语”专栏开张,作者包括陈友琴、 夏静岩、 路工、陈贻焮、臧克家、碎石等;1961年10月9日至11月22日,阿英开设了“辛亥革命文谈”专栏。以上这几个有关说书谈文的专栏,在精神生活单调的年代,给广大读者提供了一份很好的精神食粮,也给单一乏味的文坛奉献了几缕清新的书香气息。

  正是在散文创作开始逐步回归自身艺术规律之时,《人民日报》从1961年1月28日至6月5日, 开辟“笔谈散文”专栏,先后发表了老舍的《散文重要》、李健吾的《竹简精神--一封公开信》、吴伯箫的《多写些散文》、师陀的《散文忌“散”》、凤子的《也谈散文》、柯灵的《散文——文学的轻骑队》、蹇先艾的《崭新的散文》、秦牧的《园林·扇画·散文》、许钦文的《两篇散文,两种心境》、萧云儒的《形散神不散》、菡子的《诗意和风格》、黄秋耘的《向“永州八记”取点经》等二十篇文章。此外,冰心、郭预衡、徐迟等人也在《文汇报》、《光明日报》、《中国青年报》、《长江文艺》等报刊上发表了一些论述散文的文章。这些文章从理论上推动了当时散文创作的发展,当代散文继 1956 年之后出现了第二次全面发展的短暂时期,以意境隽永、文体优美为特征“诗化”抒情散文大量涌现,如杨朔的《雪浪花》、 《茶花赋》、 《荔枝蜜》,刘白羽的《灯火》、《日出》、《长江三日》, 秦牧的《土地》, 吴伯箫的《歌声》、《记一辆纺车》, 冰心的《一只木屐》, 曹靖华的《花》、《忆当年,穿着细事且莫等闲看 !》,袁鹰的《青山翠竹》,魏钢焰的《船夫曲》,季羡林的《马缨花》,杨石的《爱竹》等篇章,都曾在读者中广为传诵,脍炙人口,1961年因此被称为“散文年”。另外,在邓拓的 “燕山夜话” 杂文专栏和邓拓、吴晗、廖沫沙三人合作的“三家村札记” 专栏的影响下, 一时间杂文又成为报纸文艺副刊的“旗帜”,全国许多报刊纷纷重新开设杂文专栏,开始大量刊载杂文,共同推动建国后杂文创作的第二次高潮。

  六十年代初期,散文界兴起“诗化”散文的创作热潮,这是对散文审美性回归的努力。杨朔最早致力于“诗化”散文的创作,他说:“我在写每篇文章时, 总是拿着当诗一样写。 我向来爱诗,特别是那些久经岁月磨练的古典诗章。这些诗差不多每篇都有自己新鲜的意境、思想、情感,耐人寻味,而结构的严密,选词用字的精炼,也不容忽视。我就想:写小说散文不能也这样么?于是就往这方面学,常常在寻求诗的意境。” 而且凡遇到“动情的事”, “我就要反复思索,到后来往往形成我文章里的思想意境。动笔写时,我也不以为自己是写散文,就可以放肆笔墨,总是像写诗那样,再三剪裁材料,安排布局,推敲字句,然后写成文章”。因此,不管是“杏花春雨”,还是“铁马金戈”,杨朔都善于从中发掘出生活的诗意,在他笔下,处处洋溢着诗意的光辉。当时不仅杨朔一个人追求 “诗化” 散文创作,女作家菡子在《作家自述》中谈及自己的创作时也说过:“我极盼自己的小说和散文中,在有充实的政治内容的同时,有比较浓郁的抒情的调子, 并带有一点革命的哲理, 追求诗意的境界。”由此可见,这是当时整个散文创作共同追求的方向。而且在“笔谈散”中,就有两篇理论文章同时取名《散文的诗意》。刘昭明认为:“情文并茂,充满诗意,是时代对散文提出的要求。我们时代的生活是充满诗意的。劳动人民改造社会征服自然的壮举,层出不穷的激动人心的新人新事,都要求在散文--文艺的‘突击队’和‘轻骑兵’——中得到完美的反映,以鼓舞和推动人民群众的革命斗争。”李元洛也指出:“我们虽不能把散文和诗混为一谈,无视二者的区别,但散文中的诗意,却是我们的作家应该刻意追求的。”

  正是由于杨朔等人用诗的审美价值提高了抒情散文的地位,一时间,追求诗意成了六十年代初期散文创作的共同潮流。刘白羽的代表作《日出》、 《灯火》、 《长江三日》、《樱花漫记》、《平明小札》和《冬日草》等,都写得诗意盎然。他在回忆自己的散文创作历程时指出:“在和平建设时期,虽然我又拾起笔写散文,但经历革命与战争的锤炼, 我的散文终究失去了旧世界打上的某些烙印; 我从《从黄昏到夜晚》、《绿》、《关于长城的回忆》那种缠绵悱恻中挣脱出来,就像抖落了昨天的一身灰尘,走上今天新的路程,我有了我的散文的新格调。……《日出》、《长江三日》、《平明小札》是我对新的美的探索的结果。”他这种新的审美观就是诗意与政论融合的“激流勇进之美”。秦牧的散文公认以知识性见长,但他六十年代初期的散文创作也明显受“诗化”的影响,如他的代表散文集《花城》就是向抒情散文倾斜的重要标志, 创造了一个哲理和诗情交融的境界。秦牧虽然没有提出类似于杨朔的 “把散文当诗一样写” 的鲜明“诗化”理论主张, 但他也认为散文创作应该向诗人学习。 他说:“写散文比较写长篇巨著容易,这只是相对的说法罢了。如果同样以写一千字所花的精力来说,写散文就不见得比写其他体裁的作品容易了。在一篇小小的文章中,要有新意,有感情,有鲜明形象,有警辟语言,耐人看,耐人想,这就煞费作者一番心思了。但好在在这个问题上,诗人、巧匠、画师、花王都给我们留下了很好的典范,大可借镜。 诗人有时仅仅用一两句话, 就引人入胜,把我们给攫住了。像‘三万里河东入海,八千仞岳上摩天’‘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之类的诗句,可不就是这样么!”杨朔 、刘白羽和秦牧的散文创作,集中体现了本时期散文创作“诗化”的特征,并影响着当时和此后相当长一段时期内的散文创作,从而成为二十七年主流权力话语下最著名的三位散文家, 号称散文 “三大家”,并形成“杨朔模式”、“刘白羽模式”和“秦牧模式”。

  应该说,杨朔等人强调散文的抒情性,甚至极端地把散文当成诗来写,在那个特定的历史时代有其合乎规律的一面。但是,杨朔等人在恢复、强化散文的审美价值的同时,也带来散文题材上回避尖锐矛盾,只满足于“酿造出甜美的诗意”;构思、表现方法上路子过于狭窄,写法单调且成模式化的缺陷。沈从文在1961年就看出:“散文和诗写到景物时,都不知如何着手,文字不够用似的,也一点不真实。恐怕和每年选的选本作为标准也有关系。大家都用来学习,取法,越学范围越窄,再也无希望从文字上见新风格,或性格(恐怕得想点办法了)。”


  在杂文创作方面, 邓拓从1961年3月19日至1962年9月2日,每星期二、四在《北京晚报》“五色土”副刊上开辟“燕山夜话”杂文专栏,以提倡读书、丰富知识、开阔眼界、振奋精神为宗旨,共发表了153篇杂文。 《燕山夜话》以它深刻的思想、丰富的知识和特有的文采赢得了广大读者的喜爱。他还与吴晗、廖沫沙合作于1961年10月至1964年7月, 在《前线》杂志开辟“三家村札记”杂文专栏,共发表了62篇杂文。 邓拓是这一时期成就最大的杂文家, 他在人们司空见惯、不容置疑,甚至奉若神明、大唱赞歌的事物上,看出了一场严肃的荒唐和可笑的荒谬;在举国狂热、舆论一律的政治气氛之下,喊出了不同的声音;在人们浑浑噩噩、糊里糊涂之际,写下了一些真理性的认识。他的杂文 《一个鸡蛋的家当》、 《废弃“庸人政治”》、《专治“健忘症”》等,都是暴露“大跃进”运动中浮夸风危害的力作。邓拓同时又是一个具有深厚文化背景和广博知识结构的杂文家,在六十年代初期思想文化封闭,创作个性失落和杂文艺术趋于单调划一的情况下,他突破了杂文创作的狭窄空间,驰骋在大文化的广阔天地里。邓拓的许多杂文纵谈读书治学、人生修养、历史文物、民俗人情、草木虫鱼,作品视野开阔,气象恢宏。曾彦修称“邓拓应是新中国建立四十年来首屈一指的杰出的杂文家”,卫建民认为邓拓的《燕山夜话》“是当代散文史里的灿烂篇章”。

  在邓拓的影响下,许多报纸开设了杂文专栏,如《人民日报》的“长短录”, 《重庆日报》的“巴山漫话”, 《成都晚报》的“夜谈”,山东《大众日报》的“历下漫话”,《云南日报》的“滇云漫谈”, 《合肥日报》的 “肥边谈屑”, 《西安晚报》 的“秦中随笔”,等等。由于当时五十年代中期的一大批杂文作者仍处于“摘帽右派”的尴尬地位,他们心有余悸,噤若寒蝉,因此,这次杂文兴起创作队伍主要以党政机关相当高一级的领导干部为主。而且,与1956年下半年至1957年上半年那次锋芒毕露、直接抨击时弊、触及重大政治问题的杂文有明显的不同,这一时期的杂文主要以古论今,旁敲侧击,在向人们传播知识道理的同时,提倡科学、民主、实事求是的精神,并以此针砭时弊。遗憾的是,六十年代初期的杂文创作高潮并没有维持多久,1962年底,随着 “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 口号的提出,“燕山夜话”停笔了,“长短录”不再发稿了,全国各地曾经轰轰烈烈一阵的杂文专栏大都夭折了。

  1966年3月28日至30日, 毛泽东在杭州、上海三次与康生、江青等人谈话,点名严厉批评了邓拓、 吴晗、 廖沫沙合作的《三家村札记》和邓拓的《燕山夜话》,说他们贩卖封、资、修毒货,是反党反社会主义。5月8日,江青、张春桥主持的写作班子抛出署名“高炬”的文章《向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开火》,以显著位置刊在《解放军报》。同日,《光明日报》也以显著位置刊登关锋化“何明”的文章《擦亮眼晴,辨别真假》。5月10,姚文元在上海《解放日报》和《文汇报》同时抛出经毛泽东审阅的 《评“三家村” ——〈燕山夜话〉〈三家村札记〉的反动本质》,从此掀开了“文化大革命”的序幕。邓拓于5月18日凌晨含冤自杀, 成为那场亘古未见的文字狱的第一个牺牲者。稍后,老舍投湖自沉。1967年,“寿多则辱”的周作人离开了人世。1968年,杨朔、李广田、周瘦鹃被迫害致死。1969年10月10日,吴晗死于狱中。1972年7月25日,巴人精神错乱,含冤辞世……此外,一大批散文家遭到批斗,“以言治罪”、“以文治罪”的批判运动一浪高过一浪,“十年浩劫”中的中国成了封建法西斯文化专制下的 “万马齐喑” 局面,这从根本上摧毁了散文生存和发展的生态环境,因此人们常常称这一时期是散文的“空白”期。

  正如秦牧所说:“无声的时代,必然有地火在奔突,有风暴在酝酿。”在极“左”思潮支配了大陆整个思想界,登峰造极的文化专制主义垄断了新闻、出版,垄断了全部精神文化产品的制作的情况下,丰子恺的随笔和恽逸群的杂文有如那“地火”和“风暴”,是“一塌糊涂泥塘里的光彩和锋芒”。

  丰子恺曾于1957年11月,将建国前的旧作《缘缘堂随笔》、《缘缘堂再笔》、《车厢社会》、《率真集》以及抗战中的散文自留稿选出59篇,由人民出版社出版新版《缘缘堂随笔》。1962年,他又应人民文学出版社上海分社之约,将1956年至1962年间创作的32篇散文随笔编成《新缘缘堂随笔》, 后因发表在1962年8月号《上海文学》上的散文 《阿咪》 受批判牵连, 这本散文集终未能出版。 “文化大革命” 开始后,丰子恺受冲击,身心备受折磨,一度曾被关进 “牛棚”。1971年4月开始,丰子恺利用凌晨时分悄悄创作《往事琐忆》系列随笔(1973年修改时,改名为《续缘缘堂随笔》,最后定稿时取名为《缘缘堂续笔》),一共33篇。这些随笔作者生前未发表过,其中17篇曾收入浙江文艺出版社1983年5月出版的《缘缘堂随笔集》,1992年6月浙江文艺出版社和浙江教育出版社联合出版的《丰子恺文集》 第6卷收入了全部33篇随笔。

  丰子恺创作于1971年的这些随笔,有回忆家乡的风土人情,描写自己孩提时代的所见所闻,如《牛女》、 《酒令》、 《癞六伯》、《菊林》、《五爹爹》、《王囡囡》、《四轩柱》、《小学同级生》等, 有记述在杭州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读书时所发生的事件, 如《砒素惨案》、《三大学生惨案》、《陶刘惨案》等,也有揭露旧社会丑陋阴暗面的文章,如《算命》、 《旧上海》、 《歪鲈婆阿三》等。 这些随笔依然保持他一贯的艺术风格, 平易、自然、朴实、隽永, 虽属怀乡忆旧之作,但笔调潇洒, 语言富有情趣,风格醇正淡雅,如叙家常,娓娓动人。尤其是《暂时脱离尘世》一文,颇能发人深省。全文如下:

  夏目漱石的小说《旅宿》(日本名《草枕》)中有一段话:“苦痛、愤怒、叫嚣、哭泣,是附着在人世间的。我也在三十年间经历过来,此中况味尝得够腻了。腻了还要在戏剧、小说中反覆体验同样的刺激,真吃不消。我所喜爱的诗,不是鼓吹世俗人情的东西,是放弃俗念,使心地暂时脱离尘世的诗。”

  夏目漱石真是一个最像人的人。今世有许多人外貌是人,而实际很不像人,倒像一架机器。这架机器里装满着苦痛、愤怒、叫嚣、哭泣等力量,随时可以应用。即所谓“冰炭满怀抱”也。他们非但不觉得吃不消,并且认为做人应当如此,不,做机器应当如此。

  我觉得这种人非常可怜,因为他们毕竟不是机器,而是人。他们也喜爱放弃俗念,使心地暂时脱离尘世。不然,他们为什么也喜欢休息,喜欢说笑呢?苦痛、愤怒、叫嚣、哭泣,是附着在人世间的,人当然不能避免。但请注意“暂时”这两个字,“暂时脱离尘世”,是快适的,是安乐的,是营养的。

  陶渊明的《桃花源记》,大家知道是虚幻的,是乌托邦,但是大家喜欢一读,就为了他能使人暂时脱离尘世。《山海经》是荒唐的,然而颇有人爱读。陶渊明读后还咏了许多诗。这仿佛白日做梦,也可暂时脱离尘世。

  铁工厂的技师放工回家,晚酌一杯,以慰尘劳。举头看见墙上挂着一大幅《冶金图》,此人如果不是机器,一定感到刺目。军人出征回来,看见家中挂着战争的画图。此人如果不是机器,也一定感到厌烦。从前有一科技师向我索画,指定要画儿童游戏。有一律师向我索画,指定要画西湖风景。此种些微小事,也竟有人萦心注目。二十世纪的人爱看表演千百年前故事的古装戏剧,也是这种心理。人生真乃意味深长!这使我常常怀念夏目漱石。

  这篇随笔为我们理解丰子恺创作《往事琐忆》提供了线索。它表明正直、率真的丰子恺在严酷的现实面前,即使不能写直接反映现实的作品,也决不会迎合那种虚情假意的恶劣文风,更不会违心听“四人帮”及其爪牙的摆布。正像徐开垒所说:“我有幸读了这些遗作,非常钦佩子恺先生能在这样严峻考验下,坚持文学创作,特别是依然能保持洒脱、朴素、幽默的文风,写出了富有生活气息和地方色彩的随笔,不拘一格地怀乡怀人。值得大书特书的是这些随笔小品,都发自肺腑,写在一九七二年(有误,系一九七一年--引者)这样一个帮风帮气遮天遍地的生活环境里,文章竟毫不受它的影响,心平气和,叙事议人,既像亲人谈话,又似长者叮咛”“由此,我愈益感到随笔是外衣,而诚实却是灵魂。子恺先生的随笔写得好,使人感到,因为他所叙的事是实在的,所发的议论是诚恳的。而当时他所处的环境却十分险恶,当时所流行的却是与随笔这一形式完全对立的东西:大批判文章。 好的随笔要求的是实事求是, 与人为善,娓娓道来,叫人心服;后者则阴险残忍,动辄引咎,张牙舞爪,以势压人。”确实,在“文革”十年充斥“大批判文章”的话语霸权环境里,丰子恺的随笔以冷峻深刻的思想和超脱的情趣观察事物,文章短小,感情深沉,笔调亲切生动,在从容中见功力,于细微处显幽趣。它以清新的风格,睨视当时主流权力话语的八股陈词滥调,尤为难能可贵。

  恽逸群建国后曾任《解放日报》总编辑、华东新闻出版局局长等职,1951年在 “三反” 运动中,因将报社存款借给友人开采小煤矿事,被责令停职检讨,并于1952年3月被开除党籍。1955年受“潘汉年杨帆事件”牵连,蒙上莫须有的叛徒、汉奸罪名,被捕入狱。狱中十年,独囚一室,与世隔绝。1965年底出狱后,被贬谪到江苏阜宁县中学图书馆管理图书。不久,又逢“文革”动乱,被关进“牛棚”,惨遭迫害。他在1973年7月8日写给胡愈之的信中说:“弟之遭遇,非楮墨所能宣。 但既未抑郁萎顿而毕命, 亦未神经错乱而发狂。平生以‘不以物移,不为己忧’自律,经此二十年检验,幸未蹈虚愿。”即使身处逆境,恽逸群仍然“位卑未敢忘忧国”。他在1973年写给周恩来的信中表示:“文化大革命中怪论层出,忧心如捣,强自抑制,自念既被剥夺发言权,也就没有发言的责任,以中国之大,何待于‘罪人’之喋喋不休,终不能忍。 …… 逸群被逐出党已逾廿一年,戴上‘反革命’帽子已逾十八年,理合谨小慎微,依违从众,唯唯否否,以终余年,庶几邀人怜悯,复为庶民,但平生既耻为乡愿,不惯于趋向潮流,荣辱祸福,久置度外,心所谓危,不敢不言,苟于党于民有毫发之益,则摩顶放踵,亦所不吝。”

  正是出于“心所谓危,不敢不言”的凛然正气,恽逸群于1973年写下了《平凡的道理——略谈个人崇拜》和《论新八股》。在前一篇杂文里,他对当时泛滥一时的个人崇拜现象产生的根源及其在社会上造成的严重恶果,进行了鞭辟入里的分析,揭露了“造神运动”的本质在于:“蓄意篡夺权力的奸人,就千方百计地提倡个人崇拜,把最高领导人宣扬为几乎全知全能的超人, 大树特树其绝对权威。 一方面用无数面凸镜包围最高领导人,让他终日陶醉于欣赏自己的高大形象,逐渐脱离群众; 一方面就利用最高领导人的信任, 以封住群众(从人民到领导机构的成员)的嘴(因为“一句抵万句”,非权威的人说上一摊船管什么用)。领袖成了偶像,群众成了崇拜偶像的愚民,天下大事就不难任凭他为所欲为了。”在后一篇杂文中,恽逸群针对“四人帮”及其北门学士之流的“帮八股”,指出这种断章取义、任意歪曲革命导师言论的 “新八股”比老八股的危害性要大得多,因此,他呼吁: “现在对八股化文风来一次彻底革命, 应该是到时候了。”

  恽逸群在1971年10月12日写给妻子刘寒枫的信中说:“我对于自己认为不妥的事,不论对方的地位多高,权力多大,我都要说明我的看法和意见。”“过去我曾说过:‘我是在八卦炉中炼过的’。这句话是两个意义,一、不怕腐蚀;二、炼出了火眼金睛,能看出妖魔鬼怪,虽然不是一眼就能看穿,但要长期瞒过我是困难的。我看人看问题并不尖刻,对非本质的事很马虎,对本质的东西一旦抓住就不放,就是要揭它的皮。”正是在 “八卦炉中” 炼出了“火眼金睛”,所以,恽逸群才能目光如炬,才在“万马齐喑”的沉闷空气中发出隐隐的雷鸣。曾彦修称他是“中国知识分子中真正的精英人物”,牧惠说他是“中国的脊梁”。在“十年浩劫”的漫漫长夜中,正是有了恽逸群这类“精神界之战士”的出现,才给当代杂文的再一次复兴带来希望的曙光,毕竟“石在,火种是不会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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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5-11-12 09:00:28 | 显示全部楼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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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05-11-12 10:48:17 | 显示全部楼层
第十九讲 中国大陆新时期学者散文概述

  学者散文的勃兴和蔚为大观,是中国大陆新时期以来散文界的一个重要现象。这类散文以学识、才情为基础,表现对社会、文化、人生深刻的思考和领悟,用余光中的话说,就是“融合情趣、智慧和学问的文章”,“反映一个有深厚的文化背景的心灵”。

  学者散文是中国现代散文的一个主要门类,有许多散文家本身就是学贯中西、博古通今、学有专长的大学者。如周氏兄弟,鲁迅有丰富的生活实践知识,他学过地质学、医学,教过生物学,还有广博的古今中外历史、文化、哲学、艺术知识;周作人在《我的杂学》中,曾阐述了他的散文创作与文化人类学、民俗学、儿童文学、神话学、生物学、性心理学等广博的“杂学”的关系。

  新时期以来,学者写散文的日渐增多,不仅常有学者散文见诸报端,而且还有大量文集、丛书面世,如太白文艺出版社的《学者自选散文精华》丛书,共有《晚晴卷》、《秋实卷》和《风华卷》三册,分别收入季羡林、张中行、金克木、杨绛、霍松林、黄秋耘、徐迟、何满子,林非、潘旭澜、王愚、戴厚英、白桦、夏写时、邵燕祥、张华,余秋雨、刘梦溪、钱理群、 杨义、 周天、肖云儒、陈村、叶兆言、朱大可三代25位学者的散文作品249篇, “或凝重、或博远、或精深、或厚朴,读来总是使人如登山巅,眼界豁然开朗,境界得以升华”。又如东方出版中心的“当代中国学者随笔”丛书,包括邓云乡的《书情旧梦》、周汝昌的《岁华晴影》、舒芜的《未免有情》、舒湮的 《饮食男女》 、来新夏的 《冷眼热心》 、朱正的《思想的风景》、王春瑜的 《喘息的年轮》 七本,“思想、学识、情趣兼备,文字平实通俗、 舒缓优美, 在当代中国散文随笔丛林中别有一种风韵”。此外,还有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的“京华学者随笔”丛书,新华出版社的 “学人文库” ,四川人民出版社的“当代著名批评家随笔”,辽宁教育出版社的“书趣文丛”,三联书店的“读书文丛”,中央编译出版社的“读译文丛”,上海教育出版社的“学人文丛”,等等。

  新时期学者散文盛行的原因有很多。有人认为是读者“已厌烦了纯粹抒情的文体,而更希望在散文中读到知识,读到对社会和生活的指导性见解”。这是从社会需求方面来说,而更重要的则是社会环境因素。由于改革开放以来,政治环境日渐宽松,思想学术方面逐渐形成开放心态和民主风气, 这为学者提供了自由叙写人生感悟、 发议论、抒慷慨、浇块垒的必要条件与可能。有人指出:“试想,如果还是像左倾思潮泛滥时期那样,知识分子头上总是悬着一柄达摩克利斯剑,动辄即可得咎,得咎便被置之死地,谁还有心思去抒写真情,自投罗网?”与其他文体不同, 散文作者必须直接面对社会, 面对读者,他不可能隐瞒自己。因而,这种文体如果没有政治清明和思想自由作保障是不可能有繁荣和发展的。学者散文让我们看到了20世纪末中国知识分子的所思所感,看到了几代学人艰难不屈的治学人生路。楼肇明认为,学者散文是“世纪末中国散文成就的代表”。


  张中行,是老一代学者散文的代表,1909年生于河北香河,1935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建国后在人民教育出版社担任编辑。他学业兴趣广泛,博览古今中外,被人誉为杂家。80年代以来出版了散文集《负暄琐话》、《负暄续话》、《负暄三话》、《张中行小品》、《禅外说禅》、《顺生论》等十几本散文集。季羡林在《我眼中的张中行》一文中说“中行先生学富五车,腹笥丰盈。他负暄闲坐,冷眼静观大千世界的众生相, 谈禅论佛, 评儒论道,信手拈来,皆成文章。”并认为张中行的散文“融会思想性与艺术性,融会到天衣无缝的水平。在当今‘学者散文’中堪称独树一帜,可为我们的文坛和学坛增光添彩”。

  张中行的《负暄琐话》、《负暄续话》和《负暄三话》,记人叙事,以独特的格调被人称为“当代的《世说新语》”。“负暄琐话”取晒太阳说闲话之义,这是作者为自己的散文创作艺术造“境”,也确立了他行文的格调:“早春晚秋,坐在向阳的篱下,同也坐在篱下的老朽们, 或年不老而愿意听听旧事的人们, 谈谈记忆中的一些影子。”关于“琐话”的缘起,张中行进一步说:“有时想到‘逝者如斯’的意思,知识已成为老生常谈,无可吟味,流转在心里的常是伤逝之情。年华远去,一事无成,真不免有烟消火灭的怅惘。”但是,“并没有消灭净尽,还留有记忆。所谓记忆都是零零星星的,既不齐备,又不清晰,只是一些模模胡胡的影子。影子中有可传之人,可感之事,可念之情,总起来成为曾见于昔日的‘境’。”这些自述文字很有意味,“旋转”着“伤逝之情”,让人咀嚼到人生的“苦味”。

  张中行笔下的“可感”、“可传”之人多为名流奇士,《负暄琐话》中提到的就有章太炎、黄晦闻、马幼渔、马一浮、邓之诚、林宰平、熊十力、马叙伦、胡适、 刘半农、 朱自清等人。在这些名流身上,流动着中国传统的血脉,积淀着民族文化的心理,以特有的文化人格表现出文化之至美。 张中行抓住人物的人格特征, 勾魂摄魄,“负暄三话”系列成为当代散文史上成功的人物艺术画廊。如《负暄琐话》的首篇《章太炎》,作者开篇便说:

  提起章太炎先生, 我总是先想到他的怪, 而不是先想到他的学问。多种怪之中,最突出的是“自知”与“他知”的迥然不同。这种情况也是古已有之,比如明朝的徐文长,提起青藤山人的画,几乎无人不知,无人不爱,可是他自己评论,却是字(书法)第一,诗第二,画第三。这就难免使人生疑。章太炎先生就更甚,说自己最高的是医道,这不只使人生疑,简直使人发笑了。

  从“怪”入手,信手拈来又匠心独运,张中行散文写人叙事传情常常都有神来之笔。又如《熊十力》一文:

  他是治学之外一切都不顾的人,所以住所求安静,常常是一个院子只他一个人住。 三十年代初期, 他住在沙滩银闸路西一个小院子里,门总是关着,门上贴一张大白纸,上写,近来常常有人来此找某某人,某某人以前确是在此院住,现在确是不在此院住。我确是不知道某某人在何处住,请不要再敲此门。看到的人都不禁失笑。五十年代初期他住在银锭桥,熊师母在上海,想到北京来住一个时期,顺便逛逛,他不答应。我知道此事,婉转地说,师母来也好,这里可以有人照应,他毫不思索地说“别说了,我说不成就是不成。”师母终于没有来。后来他移住上海,是政协给找的房,仍然是孤身住在外边。

  张中行不止于写 “琐话” 轶事,他还能深入一笔刻画人物的精神,挖掘其中的文化内涵。他剖析熊十力的“怪”,认为:“在一般人的眼里, 熊先生是怪人。 除去自己的哲学之外,几乎什么都不在意;信与行完全一致,没有一点曲折,没有一点修饰;以诚待人,爱人以德; 这些都做得突出, 甚至过分,所以确是有点怪。但仔细想想,这怪,与其说是不随和,无宁说是不可及。”在“负暄三话”系列中,张中行用他的笔复活了与20世纪中国思想、文化、学术发展密切联系的文化人的形象,他在一种无所不在的文化背景下将中国的文化精神化为具体的血肉之躯, 他以文化精神构造并复活了 “逝者如斯”的文化人的生命。在他之前,中国大陆当代散文还缺少这样的历史容量。如果将“负暄三话”系列与余秋雨的 《文化苦旅》 做一比较,就会发现两者是异曲同工:张中行是在社会历史间感受20世纪中国文化人的生命形态,而余秋雨则是在山水自然间寻找中国古代文化人的生命痕迹。从广义上说,他们两个都是在和中国的文化精灵进行一次庄重的对话。

  《顺生论》是一本谈论人生之道的书,作者运用自己厚实的人生经验和丰湛的人文知识,把人生的方方面面梳理为60个问题,从古今沟通、中外比较的角度条分缕析,推本溯源。作者谈生命,谈婚姻,谈事业,谈读书,谈法律,谈道德,谈时风,谈国际,谈鬼神,谈命运,谈宗教, 谈信仰, 娓娓道来,在历史与现实相结合的人生思索中,开人眼界,启人胸襟。如《生命》一文,从羊联想到人,以冲淡自然、行云流水的笔墨抒发悲天悯人的情怀:

  人养羊,食羊之肉,寝羊之皮。人是主宰,羊是受宰制者,人与羊的地位像是有天渊之别。据人自己说,人为万物之灵。生活中的花样也确是多得很。穿衣,火食,住房屋,乘车马,行有余力,还要绣履罗裙,粉白黛绿, 弄月吟风, 斗鸡走狗,甚至开府专城,钟鸣鼎食,立德立言,名垂百代,这都是羊之类所不能的。不过从生命的性质方面看,人与羊显然相距不很远,也是胡里胡涂地落地,之后,也是执着“我”,从“我”出发,为了饮食男女, 劳其筋骨, 饿其体肤,甚至口蜜腹剑,杀亲卖友,总之奔走呼号一辈子,终于因为病或老,被抬上板床,胡里胡涂地了结了生命。羊是“人杀”,人是“天杀”,同是不得不死亡。

  地球以外怎么样,我们还不清楚,单是在地球上所见,生命现象就千差万别,死亡的方式也千差万别。老衰大概是少数。自然环境变化,不能适应,以致死灭,如风高蝉绝,水涸鱼亡,这是一种方式。螳螂捕蝉,雀捕螳螂,为异类所食而死,这又是一种方式。可以统名为“天杀”。乐生是生命中最顽固的力量,无论是被抬上屠案,或被推上刑场,或死于刀俎,死于蛇蝎,都辗转呻吟,声嘶力竭,感觉到难忍的痛苦。死之外或死之前,求康强舒适不得,为各种病害所苦,求饮食男女不得,为各种情欲所苦,其难忍常常不减于毒虫吮血,利刃刺心。这正如老子所说“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也无怪乎佛门视轮回为大苦,渴想证涅槃到彼岸了。

  作者那敏锐的观察、 精辟的说理、 冷隽的措词,正如启功所指出:“他博学,兼通古今中外的学识;他达观,议论透辟而超脱,处世‘为而弗有’;他文笔轻松,没有不易表达思想的语言;还有最大的一个特点,他的杂文中,常见有不屑一谈的地方或不傻装糊涂的地方,可算以上诸端升华的集中表现,也就是哲人的极高境界。”

  余秋雨是年轻一代学者散文的代表。1988年,《收获》杂志以专栏的形式开始连载余秋雨的“文化苦旅”系列散文。1992年,《文化苦旅》由知识出版社结集出版后,一时风行海内外。随后,他的《山居笔记》、《文明的碎片》、《秋雨散文》、《霜冷长河》、《千年一叹》、《行者无疆》等散文集,继续掀“余秋雨散文热”,产生了令人始料未及的巨大反响和轰动效应,创造了中国当代散文出版的奇观。余秋雨以《文化苦旅》为代表的一系列文化散文,在博大的文化视野和强健的文化精神下,瞩目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的兴衰荣辱和古代知识分子人格命运的变迁,其文上溯“五四”散文的理性精神和启蒙传统,在中国当代散文创作“理性精神的回归”中,“卓尔不群,后来居上”(楼肇明语)。

  余秋雨在《文化苦旅·自序》中说:“我发现自己特别想去的地方,总是古代文化和文人留下较深脚印的所在,说明我心底的山水并不完全是自然山水而是一种‘人文山水’。”中国文人向来有登高凭吊、临风怀古,以诗文感叹沧桑世事的传统。面对历史时空下沧海桑田的变迁遗迹,遥想千年来日月星辰的万千气象,余秋雨的胸怀和视野使他拓展和超越了史思和抒情结合的传统文人视角。西到敦煌莫高窟,东至长江入海口的狼山,北达流放人犯的宁古塔,南抵天涯海角的海南岛……余秋雨的足迹所至,目光所及,多半是这些人文遗迹所透露出的中国文化史的悲壮历程和悲剧命运。他思虑着,“什么是蒙昧和野蛮,什么是它们的对手--文明”,深刻地认识到:“每一次搏斗,文明都未必战胜……”在《寂寞天柱山》中,作者回望天柱山昔日曾有过的繁盛(李白、苏东坡、王安石都曾在诗文中表达了对天柱山的厚爱),慨叹中国历史上不间断的战乱、暴力和强蛮这些“圆目怒睁、青筋贲张的主题”对文明的巨大摧残。“宗教、美景和诗文”破碎了,天柱山只“留下一条挺像样子却又无处歇脚的山路,在寂静中蜿蜒”。古老的文明既创造了令人眩目的文化业绩,从属文明的社会运行机制却又以周而复始的血腥和暴虐不断摧折文化成就,延宕文化的演进,反过来摧残文明,将其撕裂为“碎片”。古老文明和传统文化的命运也正浓缩在“文明的碎片”上,既折射令人神往的昔日光芒,又无可挽回地只为今天的人们留下黯淡之后的苍凉。

  余秋雨是从人文关怀和文化反省的双重意义上考察和解剖古代知识分子的人格命运,既作为重构现代文化人格的借鉴,又以此为突破口,转而更加逼近古老文明和传统文化的内质。余秋雨带着“何时才能问津人类自古至今一直苦苦企盼的自身健全”的疑问上路,“健全而响亮的文化人格”的理想驱使他首先全力褒奖“基于文化良知”的古代人格的范型。在《风雨天一阁》中,他描绘了创造“一种极端艰难、又极端悲怆的文化奇迹”的天一阁主人范钦及其后代;在《都江堰》中,他塑造“进入了最澄彻的人类学的思考”,带给中国封建官场“一种冰清玉洁的政治纲领”,留下造福子孙万代的水利工程的李冰。然而,这样的人格范型并不能涵盖古代知识分子人格构成中的常态和主体部分,对于 “中国传统文化” “共通的精神素质和心理习惯”,余秋雨更感兴趣。在《西湖梦》中,他敏锐地捕捉到西湖作为“极复杂的中国文化人格的集合体”的“盛大”中的内核--退避、隐逸的文人人格:

  社会理性使命已悄悄抽绎,秀丽山水间散落着的才子、隐士,埋藏着身前的孤傲和身后的空名。天大的才华和郁愤,最后都化作供后人游玩的景点。景点,景点,总是景点。

  再也读不到传世的檄文,只剩下廊柱上龙飞凤舞的楹联。

  再也找不见慷慨的遗恨,只剩下几座既可凭吊也可休息的亭台。

  再也不去期待历史的震颤,只有凛然安坐着的万古湖山。

  作者批判“不能把志向实现于社会,便躲进一个自然小天地自娱自耗。他们消除了志向,渐渐又把这种消除当作了志向”的消极文化人格和惰性文化。在《笔墨祭》中,余秋雨指出,中国文化以“前后牵连的网络”压抑、磨损文化个体及其文化个性,使“本该健全而响亮的文化人格越来越趋向于群体性的互渗和耗散”。这样的文化培养出来的文人,他们“生命的发射多多少少屈从于群体惰性的熏染,刚直的灵魂被华丽的重担渐渐压弯”,只能将生命消耗于精致的笔墨之间,以退隐的“梅瓣、鹤羽”作为对文明、文化和民族精神的奉献。而在 《历史的暗角》 一文中,余秋雨干脆通篇探讨的“是一团驱之不散又不见痕迹的腐浊之气”,“是一堆飘忽不定的声音和眉眼”的“小人”“在中国历史上的充分呈现”。他当然不止于声讨“体现了中国封建社会的人治专制和社会下层低劣群体的微妙结合”的小人们的罪恶--使 “历史上那么多高贵的灵魂” “欲哭无泪”,造成民族“整体素质的严重下降”,“搞脏或沉埋”“中国在人文领域曾经有过的大量精雅构建”,而是由对小人心态及其如何得以作祟的剖析和探究,深刻地反思了生成和容 “小人” 的社会机制和文化体系,以及他们投影在社会心理和民族性格深处的暗疮与霉斑。作者倡言我们“需要在心理上强悍起来,不再害怕我们害怕过的一切”,倡导“以更明确、更响亮的方式立身处世,在人格、人品上昭示着高贵和低贱的界限”这样一种民族性格和心理趋于健全与强悍的发展之路。正如楼肇明所指出,余秋雨“散文的文化本位性的核心部分,即在于重铸民族的文化精神和文化性格,或者说是旨在创造性地转化民族文化性格”。

  与余秋雨散文中学者的理性思考相统一的,是他诗性激情下华美凝重、瑰丽透剔又不乏奔放色彩的语言。他常采用赋比手法和相应的铺陈排比句式充分张扬其独特的语言风格,这与他理性精神的内核相得益彰,形成了大气磅礴、沉郁厚重的文化散文气派,对读者具有极强的震撼力和感染力,从而引发历史的感悟和慨叹。如《莫高窟》中面对精彩绝伦的佛教壁画,余秋雨感叹:

  它是一种聚会,一种感召。它把人性神化,付诸造型,又用造型引发人性, 于是, 它成了民族心底一种彩色的梦幻,一种圣洁的沉淀,一种永久的向往。

  它是一种狂欢,一种释放。在它的怀抱里神人交融、时空飞腾,于是,它让人走进神话,走进寓言,走进宇宙意识的霓虹。在这里,狂欢是天然秩序,释放是天赋人格,艺术的天国是自由的殿堂。

  它是一种仪式,一种超越宗教的宗教。佛教理义已被美的火焰蒸馏,留下了仪式应有的玄秘、洁净和高超。只要是知闻它的人,都会以一生来投奔这种仪式,接受它的洗礼和熏陶。

  作者极富感染力的语言浓墨重彩,既是对中华文明瑰宝的诗性礼赞,也是对狂欢迷醉般的艺术创造力的讴歌。酣畅淋漓的行文中流淌着狂放的酒神精神,也注入了作者向往的艺术人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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