隐形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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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权力是人类有组织以来产生的最为奇怪的东西。它对人类而言同时具有建设性和毁坏性两种截然相反的特质，它还有一个特性就是当我们想要判明何时带来建设、何时带来毁灭时大多数情况都是由其产生了结果而后知的。尽管我们可以根据经验预知其毁坏的可能性，但也无法完全消除对预知本身的争议。于是，人类究竟是走在了建设之路，还是走在了毁坏之路，若从一个相对长的时空中判别，无论是这个世界上现存的两种主要制度的任何一方都是很难给出最终答案的。因为，权力恰巧在这一点上起到的是相反的作用，权力是政治竞争的产物，是组织结构建立必然支付的代价，它阻碍了人类向更远的方向上寻求出路。
    由于社会分工使每一个个体必须依赖于他人才能得以生存，其间的麻烦也正在于因为各种诉求的不一而带来明显的缺陷。这就是为什么有许多人，尤其是文人们欣赏和怀念那种完全依赖自身存身于自然的理想生活的原因，比如曾经写下著名的《瓦尔登湖》的美国人梭罗。对群体而言，这仅仅是个特例，无法效仿，只有极端的少数人可以去身体力行。那么，我们就得依靠组织协调我们自己与他人的诉求过上一种具有组织属性的生活，所以，我们也就得将自己的部分权利交付给组织，这个组织依照今天中国的现实就是政府。政府代表我们行使协调整个组织的利益，为了限制政府有可能侵害到我们每一个人的权利就相应的建立一定的约束政府的制度以监督其行使权力的公正性，才有可能保障个人交付权利后所得的利益。我们知道在当今世界存在着两种主要的社会制度（私有制和公有制），先不论其各自制度的优劣，就其使用权力而言，无论从历史还是现实看都存在着使用过度的事实。姑且不说那些完全以独裁权力为生的独裁者们，就一般政府运做意义而言，权力本身都是非常有市场和生命力的，它在掌权者们的内心有着无限膨胀而自发独断的可能性，我甚至相信，权力自身是有其生命力的且超越了人类所谓理性的控制。
    在两种主要人类社会制度中，权力一旦被过度使用，我们就会看到上述所说出现具有毁坏性的力量，问题是当其结果呈现了毁坏性质时权力又会被用来进行过度的矫正，如此循环往复。这是个巨大的话题，在此，我只想就权力过度使用后的另一种情形做一讨论，那就是任何被过度使用的权力都会形成权力之下的所谓“隐形政府”，这是个非常诡谲的现象，为此，我相信权力是个在权力行使范围内可以做到完全覆盖，甚至还会产生“边际权力”，我们暂且说这个所谓的“边际权力”就是“隐形政府”使用的权力，同样具有绝对效力，也就是说使用“边际权力”的组织也许并非是权力的拥有机构或执行机构，但一定是权力机构组织的附属组织或必须加以利用的组织，因为，权力的使用有其惯性，而“边际权力”正是其权力惯性使然。人类有组织以来，从来没有所谓真正的权力真空的时候，权力真空的说法纯属想象的结果。“隐形政府”在行使其“边际权力”时，多数是违反现行法律制度的，换句话说就是违法的，但权力很少自认和被法律指认是违法的，因为，权力是以组织形式、是以制度形式出现的，在它的对面是比它弱小得多的个体。
    我们身边有大量的事例可以证明“隐形政府”的存在，并且可以随时行使其“违法”的权力。我们知道权力在政府手中，而“隐形政府”不是政府，不能替代政府行使权力，这样一来，我们往往无法弄清楚究竟是谁在行使权力、又如何运做的，但权力却在瞬间发挥了效力。我们以媒体为例，谁都知道媒体不是政府，没有一个国家赋予媒体执行超出其传播信息职能以外的权力，至少表面上应该如此，但是，媒体这个组织生产的“产品”却是言论、图象和称为信息的东西，正因为其掌握了对这些特殊“产品”的传播资源和独有权力，所以有一种说法也是符合基本事实的，即是“媒体对公众的诱导与驾轻就熟的舆论操纵就是一个隐形的政府”（摘自《看不见的战争》）。比如，2000年左右电影演员陈佩斯先生，因为央视侵犯其知识产权而将央视告上法庭的官司就引发了央视这个“隐形政府”行使了“封杀令”权力，一夜之间一个演员从所谓主流媒体彻底消失。这本来是一场单纯的知识产权侵犯的民事纠纷，却引发了欲毁灭一个演员生涯的事件。这是典型的“隐形政府”所为，这仅仅还是一个个人遭到迫害的示范，当然是个很坏的示范，令我好奇的是这个高效率的协同行为如何发生和运做的。另一个极端的例子是差一点就酿成全国性、灾难性的所谓“反三俗”后果。2010年相声演员郭德刚的徒弟因为与采访媒体记者发生肢体冲突，本来可以通过法律程序进行民事调解或直接采取法律手段解决，但不幸的是媒体自动选择了放弃法律的手段，而是动用这架信息机器的全部资源先是将郭德刚先生送上私设的道德法庭，接着是系列“封杀”举措，把本来是非曲直容易弄清楚的事搞成一场扑朔迷离的闹剧，直至酿成灾难性恶果。这也是“隐形政府”使用“边际权力”的极端事例。有意味的是郭德刚先生本人对这场几乎被政治化事件的看法，道出了一个个体的民间智慧和勇气，那些言论几乎可以掷地有声了。最终是否和解又如何达成我们不得而知，但也已经不是问题的关键。

    最近发生在重庆卫视的事却是一个独特的例子，本来我们在谈论“隐形政府”，但若政府真的插手其具体传播事务，那无疑是将其“隐形政府”的可能变成了一个明确的政府宣传职能部门。可见权力一旦不受限制，就存在将一切组织变为政府一部分的可能，也就是权力延伸的部分。终于，我们看到了此之后在全国范围内的一系列举措，甚至连出租车司机都得放下自己的方向盘去唱歌红歌，且不说为此背后所花费的巨大的社会资源与成本。林达先生有段话从另一个侧面道出了真实：

   “今日，红歌和红色教育再起，歌颂国家的强大。红歌和红色教育的一个要点，就是模糊国家和政府的界限。让民众忘记‘国家是国家，中央政府是中央政府’、‘家乡是家乡，地方政府是地方政府’。当政府强大到不受法律约束，甚至操纵法律，公民就只能任其宰割了。” （摘自林达《也看谢俊峰案》）

    林达先生此段话的上一段是说文革时期发生的同样的现象，我相信其中所谈论的意识是一脉相承的，所欲导致的结果也是一样的。这是发生在中国的事情，那么，我们再来看看另一个具有代表性的国家——美国。

    伊拉克战争中，美国对参战媒体人员发明的新式名称叫做“嵌入式记者”，那意思是说你是我战争整体宣传部署的一部分，你必须协作作战，步调一致。这种完全绑架意识的做法是世界政府通行的办法，其媒体的导向就可想而知了。非如此就会发生意想不到的事，要么你的采访机会被取消了，要么你永远失去了成为媒体的机会，也可能遇到人生安全问题，最典型的也是最极端的例子是美国人对半岛电视台的轰炸，因为它说了与美国不一样的东西。“嵌入式记者”和独立记者最大的差别是“当你选择被‘嵌入’你就要给予军方最大的权力来控制你的行动，去哪里，怎么去。你能看到什么，并且看到之后最关心的是你怎么去报道。”（摘自《看不见的战争》）这是一个参与了伊拉克战争“嵌入式记者”的资深记者的话。可想而知，如是我们所能看到的信息就只剩下媒体发明的另一个词叫做“官方说法”“官方报道”，那意思也摆明了说法只有一个，看法也只提供一种，其他均为别有用心或可疑的流言蜚语。另一种说法是“多数人的智慧，就是最佳智慧。”这个结论的得出有些奇怪，多数的逻辑从何而来，这让人联想到另外一句曾经著名的语录：真理往往掌握在少数人的手里。所需不同，场所不同，用法也会不一样。如此一来，我们看到就只有一个“真相”了，那么媒体在这里的确行使了其完美的“隐形政府”的权力。
    再来看伊拉克战争的起因，我们首先听到是一个谎言，而且是一个国家的政府在联合国面对所有国家的谎言。媒体又是怎么做的呢？强大谎言的声音，弱化或消失质疑的声音。试想，这场战争的发动与发生需要多么大量的骗局和谎言才能完成啊！而且是一个接着一个的，一个套着一个的，最后形成一个局部、一个地区的烂摊子就屏蔽了事。可是其间的受害者们的苦难仍然在延续。谎言的标志性事件是要先有一个敌人，最好是我们所有人共同的敌人，如果没有就造一个出来，明确告知其威胁所在和所迫，这时媒体所扮演的角色就是群情操纵。这使我想起在奥威尔的《1984》中，有“仇恨三分钟”的情节，同样在现代社会中也会有类似的场景出现，而且还会有相反的“热爱三分钟”的场景，一件值得大力提倡的事，并且政府从中能够得到控制好处的事，就很容易在大范围内得到资源上和意识上的支持，协调组织整体的意识是权力组织历来喜欢做的事情。一挨“重大事件”，就会有不同次第的言论，不同人物的出台代言，最终以达到操纵民意的目的。让我们来听听一位参加过伊拉克战争的记者怎么说：
   “‘24小时新闻是最容易被操纵的一种制度。’其理由是：24小时新闻节目是一个庞大的回音室。比如巴斯拉（伊拉克第二大城市）在实际攻陷之前，就已经报道被攻陷达17次之多，在24小时节目里连续17次错误的报道前有7次就已经扭曲事实了，真相根本无关紧要。”（摘自《看不见的战争》）
那么，我们再来看看以下的数据与事实（“杀害平民百姓以及任意制造大规模的苦难，都是战争罪行。”——1949年，第四次日内瓦协议。）：
   “一次世界大战时期，平民的伤亡人数占10%；二次世界大战时期，平民的死亡人数跃升到50%；在越战时期，平民的伤亡占70%；在伊拉克战争里，平民的死亡人数超过90%。”
   “1990年代期间，联合国在美国和英国的强迫下对伊拉克进行经济封锁……1998年，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报告，这些强制性封锁，直接造成50万名5岁以下的伊拉克儿童因此死亡。……制裁行动实际上否定了所有伊拉克人的生存权利。”
“入侵伊拉克的结果：74万妇女成为寡妇，450万人被迫离开家园，70%的房屋被摧毁，没有倒下的建筑满是弹孔。” （以上均摘自《看不见的战争》）

    上述我们看到的是这个世界上最具影响力的两个国家的媒体所行使的“隐形政府”的边际权力，尽管它们是在不同的制度基础上发生的。应该承认其间的分别存在着巨大的差异，但背后的企图性质却是相类的，“隐形政府”的权力手段所要达到的目的是一样的，他们所伤害和践踏的原则是一致的。背后的逻辑是：自己的“民众也是一种威胁，必须计算在内。” （摘自《看不见的战争》）因此，民众在完美的“公共关系计划中”得到了事件的“仿真陈述”。
    可以说政府对媒体的干预和控制是世界范围的，并非分为所谓“民主”与“专制”制度，比如，入侵一个主权国家，只需要一个谎言，哪怕这个谎言最终被揭露了也没有关系，目的已经达到，战争已经开始或结束了。再比如，政府倡导一种倾向，媒体就会群起而造势，让你相信这是唯一的和最好的，当真实企图从表象中被剥离以抽象的形式隐匿在背后，民意就会冲着那个所谓最好的而去，然而后果完全由每一个个体民众承担。曾经发生过的错误好象从来没有发生过一样。可是，所有血腥征服和浴血反抗远没有结束时，谎言已经被揭穿了且无人追究和理睬，撒谎者得不到应有的惩罚。当强权政治主宰世界的时候，老百姓们只有恐惧和哭泣。我们还看到任何时候“屠杀”一词从来都不会成为一场战争的媒体嘴里的“主题词”，更不会成为所谓年度词，因为，真相会在媒体里自动被稀释了、消失了。受害者仿佛从来都是抽象的数字排列，而非活生生的人。当人们成为自己国土上的难民时，我们还有什么理由相信一场战争的所谓合法性质和正义性质，对老百姓而言任何加身的战争都是非法的，反人类的，犯了屠杀人类罪。职业说谎家们，在发动一场大规模犯罪行为的时候，他们会提供无与伦比的“事实”和“证据”给全世界民众看，并坚持将错误进行到底。
    表面上媒体具有独立性、客观性的身份，但是这只是对其特殊性的职业要求，而要求往往不一定被彻底的遵循。在它无比的影响力当中存在着一种危险，那就是权力和利益时刻守在那里逼迫其就范，目的非常明确：操纵民意。在媒体中间也会产生强势媒体，原因是它符合大众被培植起来的口味或要求，符合权力的需要和控制欲求，符合利益集团的策略和发展诉求等等。这一切都会给媒体的本质带来威胁，当威胁构成了事实时，作为普通人就只看到了让你看到的那个部分而完全不见背后的企图或事实。所以，当媒体自动截取事实，甚至不惜编造幻象，屏蔽不利因素，以达到混淆视听，抹杀真相的目的时，操纵民意就成为了我们的白日噩梦。在这种情况下其所有主张都只是一个主张：使大众成为媒体产出“产品”的奴隶。可怕的是，这种“奴役”经年累月从不间断，不分男女老幼。这使人联想到乔治.奥维尔《1984》中的叙述：“我们这一辈子里，不可能发生什么看得见的变化。我们是死者。我们的唯一真正的生命在于将来。我们将是作为一杯黄土，几根枯骨参加将来的生活。但是这将来距现在多远，谁也不知道。可能是一千年。”的确，我们是活着的死者，如此诡异的生活我们却经年累月的浸泡在其中。但当媒体沦落为“隐形政府”的时候，这将是它边际权力运用的最高境界。
    我们还应看到和警惕媒体发明的一系列与真相相去甚远的和含有权力企图的词语，因为它已经造成了真实的双重语系，也即权力的语言，生活中本来没有的语言——并且极力向生活语言渗透，企图以政府权力语言替代母语。我们得承认这一点媒体做得十分成功。它们还用组织结构的不公刺激民众追求定义为同一指向的所谓成功的标准——财富、利益和权力，从而忽略其它多样性自由生活的需求。多少年来“隐形政府”们忙碌的结果就是软化了那些自称是 “知识分子”的各种各样的精英们的脑袋，霸占了盲信它们的人们的大脑，因为，没有其它可以参照的比对。可悲的是前者却熟练地掌握了双重语系，当然这也是被软化了的标志之一。应该说上述所指媒体是所谓“主流”媒体，也只有它们才堪当“重任”，才能行使“隐形政府”的权力，才够得上资格成为权力控制的附庸和权力倾其资源支持的对象，而那些自生自发的新兴网络媒体是无法具备这样的资格，那也是性质完全不同的东西。如果，一个组织结构到了无人能够限制其控制一切的欲望的地步，那么，我们就会看到新兴网络媒体仅有的一点言论空间也正在被践踏，尤其是我们自由表达的意愿会长久地被潜在而隐约的恐惧所侵害。
    那么，很清楚了，是谁将媒体变成了“隐形政府”。在这里我打个简单的比方，如果你没有称手的工具，这样会给工作带来诸多不便，但是你可以去借，终究借来的工具十分有碍，要与拥有工具的人协商，借与不借也在两可之间，即使借到了也会有可能发生难以预料的不测，尤其是他完全知道你拿走工具的用途，这会带来潜在的危险。于是，你就决定自己打造和拥有一件称心如意的工具。那么媒体恰恰就是这样一件“工具”，一件被古今中外所有权力者青睐的达成控制欲望的“工具”。“工具”被用久了会产生出自己的生命力来，甚至干脆成了拥有者肌体的一部分，这样它就可以自动自发地行使权力惯性作用下产生的边际权力。“Edward Bernays（美国公关大师）创造了‘公共关系’一词，他写道：对于人民群众的高明操纵，是一个隐形的政府…这才是我们国家的真正统治力量。” （摘自《看不见的战争》）因此，无论何种制度，一个国家的政府、职业政客们、践踏民众权利甚至剥夺他人生命以谋求利益的利益之上者们都有可能随时凌驾于制度之上，对于每一个追求自由幸福的人而言，在人类组织存在诸多劣迹的情况下，我们应该警惕不要让盲信成为认知习惯。进入现代社会以来，“隐形政府”们的手段发展的更加纯熟，其形式已经不仅仅限于和满足于传统的媒体传播方式。一切都在顺理成章中发生，却大多在不了了之中结束，那些无法结束的也会以伤口或隐痛的方式存在下去，影响的遗患谁都难以估量或评价。当我们趋向于更为文明而多样的生活时，却发现我们存身的制度远远在我们的意愿之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