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永年：中国应有规划地废除农民工制度

亦汐

2009年02月11日 17时21分    来源:新加坡联合早报

金融危机马上显示农民工的影响力。大量的农民工失去工作，回到家乡，但发现在家乡已经无事可做，因此又回流到城市。更重要的是，很多农民工并非单个的个人，而是家庭。他们离开家已经多年，小孩在打工当地上学。回家乡后，不仅他们本身的工作成问题，同时面临小孩上学等一系列问题。

　　有人说，农民工失业了，就可以叫他们回乡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但问题实在并非那么简单。农民工已经不再是农民，他们很难再回到过去成为从前的农民。他们离开农村多年，了解了外在世界，无论对自己还是对外在世界已经具备了一种全然不同的认同。这就产生了巨大的政治影响力，即社会稳定不确定性的遽然提高。

　　这里，一是指农村的稳定。这些人回去以后干什么？他们中的一些人的土地已经流转出去，没有了他们可以赖以生存的土地。他们要在农村开始新的生活，谈何容易？二是指城市的稳定。很多农民工失业以后，并不想再回到农村，年轻人尤其如此。较之农村，他们发现城市生活的引人之处。一旦没有了工作，留在城市干什么？其中的一些人开始犯罪，从而影响城市居民的生活。

　　极其廉价的劳动力

　　实际上，很多年来，如何应付与农民工相关的问题一直是各级政府最为棘手的一个问题。每当春运，每当遇到类似“非典”的疫情，每当遇到经济不景气，农民工似乎成为各级政府的包袱。这年来，各级政府疲于应付，从来没有真正思想过从根本上解决农民工的问题。

　　从世界各国的经验来说，在农民工问题上，除了废除农民工制度，中国别无他途。在中国，农民工的出现既是历史的必然，早期也是社会制度进步的表现。

　　在改革开放前，中国是典型的二元社会，农村和城市截然分割。在毛泽东时代，这种分割造就了由国家主导的第一波工业化，国家以牺牲农民利益的方法为中国的工业化进行了有效的资本积累。

　　改革开放后，因为农村改革的成功，产生了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同时，工业改革和城市化需要新的劳动力。这样，户口制度开始松动，农民开始进城工作。

　　这些人一方面脱离了农民的身份，但同时又不是正式城市工人和城市居民，因此有了一个特殊的称号，被称为农民工。

　　尽管中国官方对农民工的数量没有正式估计，但各种研究表明这个群体的数量极其庞大。农民工对中国的经济发展作出的贡献怎么估计也不会过度。可以说，农民工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第二波工业化和城市化的主体。他们为中国的全球化、工业化和城市化提供了极其廉价的的劳动力。

　　正是在这个角度上，一些经济学家承认农民工是中国在全球市场上竞争力优势的最主要因素。

　　农民工在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的重要性，近年来也开始在政治方面体现出来。农民工在资本和地方政府面前软弱无力，他们的权利经常受到侵犯，于是国家通过了新的劳动法来保障他们的正当权益。同时，政府也开始提供制度性的管道让农民工表达他们的声音和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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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永年简历
962年出生于浙江省余姚县鹿亭乡郑洋村。1981年自余姚中学考入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系，主修国际政治。1985年获得法学学士学位。同年进入硕士研究生班学习，主修政治理论。1988年获法学硕士学位，同年留校任教。至1990年，先后任助教和讲师。1990年考取美国普林斯顿大学詹姆斯一麦迪逊奖学金，同年进入该校政治系攻读博士学位。1995年获政治学博士。同年获取美国社会科学研究会一麦克阿瑟博士后研究基金，前往哈佛大学做博士后研究。1996年底赴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工作。至2005年，历任该所研究员、资深研究员。2005年，被聘为英国诺丁汉大学终身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