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新型战车试车唐古拉 揭秘我军战车试验部队

zhangyl

本文由 叶可儿 在 2007-10-17 10:05 发表于: 倍可亲.美国 ( backchina.co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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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原铁骑-摄影：唐秀颖


　　这是7月中旬一个酷热难耐的夜晚。在北京郊区某站，一个载着新式装甲装备的军列静静地停在那儿。夜空晴好，只有一弯月亮挂在远天。因为天空的静谧，也因为车站的空荡，军列的影子在夜色中显得格外凝重冷峻。它让人感到紧张，又有几分兴奋。

　　记者就是在这样的夜晚，怀着这样的心情登上了这个神秘的军列。

　　“过我铁嘴钢牙，方能驰骋疆场！”

　　这是一支任务性质特殊的部队。作为战车的考官，他们担负着为新型陆军车辆装备发放通行证的重任。看他们执行任务时臂章的图案：目光如炬的“黑脸包公”，利齿间咬着一辆坦克。其寓意是：过我铁嘴钢牙，方能驰骋疆场！

　　这是一支鲜为人知的部队。最寒、最热、最险、最高……是全体官兵每年都要过的反“候鸟”式生活——夏天他们带着新型装备到湿热难耐的南疆腹地，冬天到滴水成冰的北国边陲，间或还要驾驭战车上高原、涉海域，用血肉之躯伴铁甲战车挑战极限。

　　这是一支屡建奇功的部队。这支惟一的中国战车试验部队，成立近50年来，出色完成了300余台新型装备的设计定型试验与鉴定任务，共获得科技进步奖近90项，被总部评为先进一线指挥部……

　　这支部队就是装甲兵某研究所试验场。

　　现任试验场场长李荣利，就在这个专列上。在这支队伍里，还有这次试验大队的总指挥李骏，装甲兵某研究所副所长，曾经的试验场场长。这次，他们将带着部队上西藏进行新型战车高原地区适应性试验。

　　不同寻常的砺剑之旅 体味苦尽甘来的幸福

　　专列于午夜启动。很快犹如一列长龙，向西北蜿蜒飞舞而去。

　　“如果把装甲战车比如一把利剑，那么我们的试验在某种程度上说，就是砺剑的磨石。” 试验大队的黄晓军高工打了这样一个比方，“只要有战争的可能，试验就永远不会停止。”

　　这显然又是一个不同寻常的砺剑之旅。

　　“火车五天五夜至青海格尔木，途中偶有下车去军供站就餐机会；

　　“公路行军三天，途中经昆仑山，五道梁，沱沱河，并在海拔5321米的唐古拉山口做试验；

　　“在海拔近4500米的高原试验若干天……”

　　这是随试验大队出发前，记者从装甲兵某研究所所长肖顺旺处得到的信息。

　　肖顺旺，这位也曾任过试验场场长的所领导，曾参与组织过1990年的第一次进藏试验。在那次试验中，肖顺旺所在的试验大队还应邀额外做了一次汇报表演引起轰动。

　　专列卧铺车箱没有空调，闷热。有人打开窗，想透透风，对面一列车呼啸而来，“哗”地从车窗带进浓重的烟尘。几个人同时咳嗽起来。

　　“每一次都要经历艰难万苦的跋涉，每一次都要面对脱胎换骨的考验，每一次都能体味苦尽甘来的幸福。”

　　这是试验场总工易兵的感受，也是所有参试人员的心得。

　　专列至宁夏之前，一直是闷热不堪，大家穿着短袖迷彩装，浑身上下仍粘乎乎地难受。整个车厢也是汗味冲天。

　　黄晓军对我们说，现在条件算好多了。早年去寒区试验，没有专列，坐火车也没有卧铺，困极了就铺个棉袄在硬座下面一躺。更不要提吃个热乎饭了，当年他们带着方便面，车上没有热水，就干啃。

　　车至西宁，忽阴雨连绵，气温骤降。记者和一些官兵都感到了不适：心跳加快，嘴唇发紫，说话快了喘不上气。

　　五级士官随裕旺缩在上铺，把被子紧紧地裹在身上，还是冷。他知道自己感冒了。但他不说，也不让邻床的人说，说出来怕领导不让他上高原。2002年那次进藏试验，随裕旺的父亲在京治病，不得已他错过了机会，为此急得直哭。这次他不允许自己再错过。

　　下车前，他偷偷地吃了比平时多两倍的感冒药，铁了心要在公路行军之前把病撑过去。

　　据介绍，这次参加高原试验，年龄最大的老高工58岁，最小的是几个刚刚出校门的毕业生。参加试验的人有一半以上是初次进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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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产新型99式主战坦克高原行军

　　出征的感觉神圣而庄严 高原公路行军出奇的“幸运”

　　青海格尔木位于青海柴达木盆地南缘，海拔2800米。这座1980年设市的西部城市，因为青藏铁路的通车而变得日趋繁华。

　　试验大队将在此休整三天。这三天，装备卸车、装车，体检，准备公路行军需要的物品……时间表被安排得满满的。

　　记者在这天傍晚来到车场。一大群官兵正抡着大锤卸坦克履带。

　　还没有进藏，试验官兵的脸已被晒得黝黑。正是夕阳西下时分，格尔木的晚霞照在这群人的身上，给人一种油画般的凝重美……

　　高原公路行军开始于那个很清静的早晨。

　　格尔木还没从睡梦中醒来，试验车队已整装待发了。

　　前一天傍晚，大队开了高原公路行军动员大会。熄灯前，李骏和李荣利又碰了一次头。对可能发生的情况，再次敲定预案，并要求各组负责人，提醒大家按时服用预防高原反应的“红景天”和“高原安”……

　　格尔木早晨的风很凉，给人很强烈的内地深秋的感觉。

　　高原迷彩，墨镜、陆战靴……包括记者在内的每个人都全副武装。大家都被一种临战的气氛感染着。出征的感觉神圣而庄严。

　　还有一点点的紧张。

　　6点半，车队准时出发。

　　从格尔木到拉萨，预计三天路程，我们要在两个兵站住宿，第一站是沱沱河站，第二站是安多兵站，第三站是距拉萨近百公里的某高原兵站。

　　第一天，风和日丽。如果不是有或多或少的高原反应，这样的行军真是一种享受——车队几乎行进在高原独特的风景里。因为之前有认真细致的讨论，车队避开了“不冻泉生病，五道梁丧命”这些会加重高原反应的地方作为休息地。车队顺利通过昆仑山、可可西里保护区，以及海拔5000多米的风火山，于当日夜里十一点半，安全抵达沱沱河兵站。

　　可能因为沱沱河是长江正源的缘故，在这里能看到很多个“第一”：长江的第一座大桥“沱沱河大桥”，长江源头的第一所完全小学“唐古拉完全小学”，长江源第一座兵站“沱沱河兵站”……

　　这里其实也是《西游记》中提到的“魔瘴之地”：天高远，山雄阔，无寸草，少生灵。曾被认为是死亡地带的入口。

　　但这次，我们的车队除了有几个参试人员吸氧、呕吐，并没有发生大面积的“躺倒”。

　　这真是个奇迹。

　　记者曾听所长肖顺旺讲过，1990年第一次进藏，车队抵达沱沱河兵站时，几乎所有的人都倒下了。当时有的昏晕不语，有的趴在那呕吐，有人将背包带捆在脑袋上，仍无法控制剧烈的疼痛……

　　在2002年的高原试验中，随队的关志伟医生也曾讲起夜宿沱沱河兵站时，巡诊到哪个房间，都是举得高高的等待输液的胳膊，齐刷刷的，那么多无助的眼神。那阵势都把关医生吓得忘了自己也在高原反应，待把全部病号安顿好，关医生几乎昏厥过去……

　　李骏说，这次大家身体情况好，原因大致有三个：一是1990年的首次进藏，整整几天的公路行军是开着坦克前进的；二是2002年进藏，一路雨雪交加，恶劣的气候会加重高原反应症状；三是这次进藏，有前两次进藏的经验积累，计划考虑得更全面，尤其出发前一周就给所有参试人员发了“高原安”等，并提醒大家提前服用。

　　“你的脸肿得像被人暴打了一顿！”

　　我们的车队在沱沱河兵站吃过晚饭，已是夜里12点多。

　　给相机、手机充电，吃高原安，洗漱。上床时，已是凌晨两点。有些头痛、腿胀，睡不着。

　　一直到凌晨时分，才恍恍惚惚睡了一会儿。当被手机闹铃吵醒时，同住的小张突然叫起来：你的脸肿得像被人暴打了一顿！

　　镜子里的那张脸确实都肿得变了形，嘴唇和眼圈像被黑墨水浸过……

　　明显看得出，沱沱河兵站的官兵为了我们这顿早餐，下了很大功夫。可大家普遍食欲一般。不用细看，每个人的脸都有些走样。说起昨夜失眠，魏火明说，那也是高原反应所致。

　　看来，好多人都在昨夜经历了无法入睡的痛苦。

　　车队再次出发。刚出沱沱河，天就下起小雨。天色也变得昏沉沉的，不像是高原的早晨。

　　李骏给李荣利通话，提醒车队拉开车距，小心行驶。

　　正说着，小雨变成了小雪。气温下降得很快。身上套了两件毛衣还是感到冷。

　　按计划，新型战车要在海拔5321米的唐古拉山口做翻越试验。如果试验成功，全体参试人员将在那儿留一幅“全家福”。

　　可是计划被这场没有预兆的天气状况打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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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备战公路行军 摄影：李骏

　　整个视野里，只有战车，战车，战车！

　　车队到唐古拉山口之前，一直都是时雨时雪或雨雪交加。等大部队集结在唐古拉山脚下时，细雨薄雪已变成了雨雪夹冰雹！

　　气温骤降，氧气更为稀薄。

　　很多人穿上了皮大衣。但潘宏运和郭青等几个战车驾驶员仍坚持穿着单薄的作训服，他们觉得这样更方便操作驾驶。

　　作为经验丰富的试车员，潘宏运和郭青比别人更清楚，在这样的气候条件下，做战车性能试验无疑是十分难得的机会。但因空气太稀薄，战车发动机动力跟不上，试验的难度也大到无法预测！

　　他们要把新型战车从平板拖车上开下来，完成卸载，集结，驭战车翻越山口，然后再把战车开上平板拖车……

　　几个看似简单的环节，在风雪交加中，几乎都成为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冻得有些犯困的潘宏运不断地提醒着自己，清醒清醒再清醒！

　　头痛欲裂的郭青则在心里重复着：坚持坚持再坚持！

　　总指挥李骏站在山口的最高处，看着风雪中的车队，这些都是曾经与他并肩战斗过的官兵，他太了解他们了――平日里可能看不出有什么与众不同之处，可是越是在恶劣环境下，他们越会显出响当当顶天立地的那一面！

　　大队长李荣利从高原行军开始时，就表现出严重的高原反应。为保持正常的指挥状态，他一直在车内吸氧坚持。此刻，他拔下氧气管，站到了车队的最前列。

　　黄晓军高工、试验大队副大队长魏火明，都站在各自战车的指挥位置上。

　　他们的坚韧和镇定，给整个车队的试验官兵以莫大鼓舞。

　　尽管宽大的迷彩服里套上了所有可以御寒的衣物，可记者仍在风雪中不停地抖着。寒风锋利无比，一刀一刀地割着耳朵和脸。负责警戒车辆的士官罗阳见状，把他的皮大衣塞给了记者，又迅速回到岗位上。

　　中午12点，试验正式开始！

　　新型战车以不可阻挡之势轰隆隆地翻越唐古拉山口！

　　刹那间，突然感觉风停了、雪住了，冰雹打在脸上也不疼了。整个视野里，只有战车，战车，战车！

　　在战车巨大的轰鸣声中，记者突然想起魏火明曾说过的话――他感到最幸福的时刻，就是在电视里看天安门广场阅兵。当新型战车轰隆隆驶过，他对家人说：“看，那最新型的装甲战车，就是我们试验定型的！”

　　就是因为心里装着祖国，装着胜利，他们才能以如此大无畏的精神，接受着如此的严酷考验，才能如此以气吞山河之势翻越“生命禁区”！

　　试验取得圆满成功！除了因天气原因，试验大队的集体合影没照成，其他计划均完成得很圆满。

　　一直眉头紧锁的李荣利，此刻脸上露出了难得的微笑。他对记者说，在这样恶劣的自然环境下做这个海拔高度的试验，不仅仅新型装备是第一次，对整个试验场来说也是第一次――这是一次突破性的进展！

　　“装甲装备的试验，哪里只是战车的试验，其实更是对人的考验！”

　　车队继续在风雪中前进。

　　同车的李骏很感慨地说，这种新型装甲装备的试验，哪里只是战车的试验，其实更是对人的考验！

　　确实如此――在高原，他们要与严重缺氧抗争；在寒区，要与零下近50度的低温搏斗；在海上，他们要与风浪作危险角逐……这些严酷的自然环境，既检验着装备各种性能，更检验着官兵的精神状态与生理极限。

　　而且，为拿到完整数据，一次试验，往往要跑完一个战车的寿命。

　　可以想象，当一个钢筋铁甲的战车走向生命的尽头，以血肉之躯相伴的试验官兵，又会遭遇多少千难万险，经受多少脱胎换骨的考验！

　　1990年第一次进藏，肖顺旺负责火控系统的试验。因为高原空气稀薄，空气动力、阻力等都与平原地区不一样，试验初期并不顺利。一次，一发炮弹打出去后，没爆。肖顺旺他们在附近村庄找到了那枚哑弹。

　　怎么办？专家说要引爆，但总不能在藏民生活的村庄里引爆吧？

　　肖顺旺就怀抱炮弹，坐着212吉普向山里开。

　　山路崎岖颠簸。肖顺旺很清楚，这样的哑弹，你希望炸时，它可能没有反应，可在你没注意时，它可能就炸了……可不管怎么样，都要让这颗弹离村庄远点，再远点。肖顺旺把炮弹紧紧地抱在怀里，尽量不要让它受到外力“刺激”。

　　半路上，突然远处有炸山的炮响了，把另一辆车上的科研处处长吓坏了……

　　此次在翻越试验中一显身手的老兵潘宏运，也曾直面过死亡――那年的南方海上试验，因机械故障，坦克沉入海底，驾驶室很快被灌满了水，他的肚子里灌满了机油和海水……如果不是在千钧一发时被弹出驾驶舱，他将永远也见不到刚刚出生9天的女儿……

　　这样的事业，没有非凡的吃苦奉献精神，是断然坚持不下来的。

　　“既然是研制中待定型的装备，各项性能指标肯定不是十全十美，否则，我们的各种试验也就失去了意义。”魏火明曾对记者说。

　　研究所政委原路曾给记者介绍过，魏火明是当年从南方战场猫耳洞里走出来的大学生，当时报纸为此还报道过。他1989年毕业，1990年就参加了第一次进藏试验。那一次，魏火明也是与死神擦肩而过：在公路行军中，因路况不熟，后面的坦克在下一个陡坡时刹车不及，炮管从前车上他的腋下直直穿过――如果稍偏一点，后果不堪设想。

　　一晃19年。从一个年轻的测试员到新型战车试验的组织者，魏火明最大的追求，就是所负责试验定型的战车，能尽早地接受祖国的检阅、战争的检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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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产99式主战坦克进行沙漠地区行进试验

　　　首次进行海拔4500米阶段性的试验

　　试验车队按计划如期抵达高原试验场，各项适应性试验随即紧锣密鼓地展开。

　　高原试验场在海拔4500米处。这是试验场官兵第一次在这样的海拔高度进行阶段性的试验。

　　试验大队住在高原某兵站。这个坐落在海拔近4300米的小小兵站，也是第一次长时间住着这么多内地试验人员。

　　每天，试验大队六点半出发去高原试验场，中午由后勤人员送盒饭，晚上试验结束后，还要接着忙到半夜。

　　李荣利对记者说：“来一次高原不容易。各项数据的整理，各种问题的分析，各个故障的处理，我们要求尽最大可能做到当日事当日毕。各试验组当日都要拿出小结，试验大队也要把当日的试验情况汇总报北京。”

　　“2007年8月1日，晴。试验情况：系统调试；可靠性行驶……故障情况及排除：(1)左侧履带挂胶板体下凹，更换……”

　　这是高原试车日志的一页。负责记录日志的是季文龙，2003年才到试验场的研究生。这个年轻的科技干部因参与重大科研项目，已获过军队科技进步一等奖。

　　在试验场，像季文龙这样年轻就荣誉加身的，还有几人。

　　是的，这个集体从诞生之日起，曾涌现过战车“黑匣子”专家张发兴、“军中炮王”王治功、人机环专家吴圣钰等一大批蜚声军内外的先进典型，他们都曾为我军装甲装备又好又快地发展奉献了毕生的心血，也在整个后来人心中树立了无形的标杆。

　　如今，这些风华正茂的年轻人，又在试验场这个不平凡的集体里、在迎接军事变革的大潮中，与新型装备一同得到摔打和砺炼，让他们“小小年纪”就切身体会到，多大的荣誉，意味着多大的责任。

　　“当祖国需要上战场，我将是驾驶战车冲在最前面的勇士！”

　　在高原试验场，记者还熟悉了另一个群体——战车驾驶员。

　　在聊天中，记者认识了一个叫申建军的驾驶员。今年27岁的小申，去年在一次寒区试验中，坦克档风盖突然落下，砸在他左手食指上，当时天太冷，没什么感觉。直到摘下手套，才发现食指没了！再看，发现那一截在手套里！小申举着一个假手指对记者说，我左手虽然残了，可右手是好的，不影响我继续做试验！

　　记者还见到了郭青。聊天时，感到这个年轻人天生就是开坦克的。

　　郭青当兵才5年，可各种车型加一块，已开了3万公里以上。

　　长时间被淹没在坦克的轰鸣中，郭青感到很寂寞也很充实。他常常边开坦克边想，这要是开到战场上去多好。“无论将来在哪里，当祖国需要上战场，我将是驾驶战车冲在最前面的勇士！”

　　在郭青和他的战友看来，这将是一个军人的最大荣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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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产99式主战坦克进行高原爬坡试验

　　“扛起更大的责任，才能创造新的更大的荣誉”

　　在高原试验场，还有一个群体很引人注目，这就是 “野外综合测试”小组，由试验场测试室高工刘慧丰、李远哲等组成。

　　据李骏介绍，我军装甲装备由早些时候几年一个型号，到现在一年多个型号同时试验，“野外综合测试系统”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记者也亲眼目睹过“野外综合测试系统”。是2002年，也是在青藏高原。那天，记者所乘的试验车辆突然抛锚。当时的感觉真是天高地远，孤独无助。大家正一筹莫展，远在30公里以外的维修人员已赶到——对故障车实行“远程会诊”，这是刘慧丰他们研制的“野外综合测试车”初试锋芒。

　　这与早年测试人员挤在驾驶室里，靠手掐秒表、怀揣传感器的老办法比，几乎不能同日而语。

　　“如今的新型战车，不但都装了这套系统，而且经过几年的完善，已真正做到了同步测试、功能分层、 综合评价，解决了多个样车的同时测试问题。”

　　根据我军数字化装备建设的需要，刘慧丰和他的小组已经在着手更前沿项目的研究：“我们要迎接更大的挑战，扛起更大的责任，才能创造新的更大的荣誉。”

　　“东风起舞，壮志千军鼓”

　　是啊，只在高原试验场，记者对官兵所面临的挑战感同身受——随时都可能遇到来自环境的、技术的、生命极限的挑战。可那些可爱的试验官兵说：对我们来说，挑战，其实是一种动力！

　　“东风起舞，壮志千军鼓”。在试验场官兵眼里，再恶劣的条件、再艰苦的环境、再危险的境遇，也动摇不了他们为履行使命提供优良战车的信念，更阻挡不住“陆战之王”不断向前的滚滚车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