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贴]民工子弟的教育为什么总是充满悲情

霹雳油侠

故事的主角当然是民工子弟学校，或者叫打工子弟学校。一样，人们都知道说的是哪一个群体。这个学校选择了在教师节的第二天倒闭，只是出于不影响节日气氛的美好愿望而已。屈指算来，已成为中国社会传统节日的教师节，在这个国度已经排到了第23个了。第23个教师节前后，北京昌平新龙打工子弟学校出现了严重的财务危机，过不去这道坎儿，校长宗宝平正式向当地教委提交了倒闭报告。（2007年9月12日《京华时报》）
　　
　　看上去这似乎是一个孤立的个例。从2007年7月开始，这个已经办了5年的学校先后经历了强拆、重建、资金链断裂。在拿不出10万元租金的窘迫中，房东断水断电，学校只能停办。然而，从更大的背景来看，这个个例或许就是北京300多所打工子弟学校的代表，其中，能够自负盈亏的不足一半，有办学资质的只有62所，几乎所有的打工子弟学校都面临资金困境。很多很多的努力，只是为了能够走的稍微远一点。
　　
　　上边的故事中，蕴藉了太多的悲情。这种悲情每每让人泪流满面。在召集全校教师开会宣布倒闭的消息时，校长宗宝平和老师们一样泪水涟涟，“我是流血不流泪的男人，但是今天，我实在太难过……请各位老师一定要配合，现在有学校愿意接收学生和部分老师。”而在向学生宣布学校停办的决定时，“班主任刘洋再也忍不住了，泪流满面。几名女生也埋头趴在课桌上，小声哭起来，男生们也都红了眼睛。”
　　
　　为什么打工子弟的教育总是充满着泪水和悲情？为什么我们的城市对这个群体就不能多一些呵护和关爱？
　　
　　大约从1999年开始，关于城市外来务工人员子弟学校的报道就逐渐进入人们的视野，那些包裹着沉甸甸的同情和焦虑的文字，一度让社会为之震惊，也引发了很多有识之士的政策建言。然而，快10年过去了，情况依然没有多大改观。国家对于教育的政策之光，很难照拂到这个边缘的群落。以新龙学校为例，困境最后以昌平教委借款10万元得到暂时解决，但昌平教委同时也表示，对于打工子弟学校，教育主管部门并无必须的义务，资助新龙学校是个例外。
　　
　　2000年冬季，我也曾经采访过北京部分打工子弟学校，那些学校大都徘徊在生存的边缘。很难想象，在文教发达的北京市的一些角落里，还存活着如此简陋的所谓学校。特别是，当我看到某年春节晚会上一群民工子女用稚嫩的声音与城里的孩子“比明天”时，我的悲怆难以言表，置身于几乎是原始教育条件下的孩子，你拿什么与人家比明天？仅仅是永不服输的精神么？
　　
　　很有一些论者以适者生存的丛林法则看待这些打工子弟学校，并指责其为什么不利用装备精良的公办学校，这些说辞，大抵超越得很。基本上于事无补。办学的窘迫，求学的艰难，因为其代表了部分公益的价值、文化的传承乃至社会公平的诉求，往往更能够凸显出浓重的悲壮意味。这种悲壮像山野里的草和树一样原汁原味，真切可感，很难以单纯的市场经济竞争理论来进行匡正。
　　
　　来自财政部提供的数据显示，２００６年全国共安排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改革资金３６１亿元，其中中央财政安排１５０亿元。免去了５２００万名学生的学杂费，为３７３０万名贫困学生免费提供了教科书，对７８０万名寄宿学生补助了生活费。（新华社2007年9月9日电）对于以民间投资为支撑的打工子弟学校而言，这些资金却是遥不可及，或者说，这些已经存在了10多年的草根学校的办学主体地位都岌岌可危。何谈惠及？
　　
　　中国的城市化进程正在提速，我们的城市如何来“化”大批涌进城市的人群？以往界域分明的城市教育和农村教育之间，有没有一个融通的好法子？实际上，打工子弟学校在这方面可谓居功甚伟。我们真诚的希望，我们的教育政策设计应该正视这种努力，放弃以往僵硬的界线，也让国家教育的政策性投入关照一些这个群体。既要锦上添花，更应该雪中送炭。只有切实的扶持才能迅速提高这些学校的教育水准，那些民工子弟也才有足够的底气与其他的花朵比试明天。

[作者：胡印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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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高于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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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贴]一人贫穷，整个国家都不富有




新京报社论

　　9月9日，温家宝总理到北师大与几百名学生和老师座谈，在强调教育事业是人类最崇高的事业的同时，也谈到了“穷人教育学”。他指出，尽管这些年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很快，但很不平衡，很多地方特别是农村还很困难，因此必须大力发展教育事业，努力使教育体现出最大的社会公平，让所有贫困家庭的子女都能上学，真正享有受教育的平等权利。(9月10日《新京报》)

　　人们或许记得，两年前的记者招待会上，温总理在回答有关“三农”问题的提问时，曾引用经济学家舒尔茨有关“穷人经济学”的论述。一是“世界大多数是贫困人口，如果你懂得了穷人的经济学，那么你就会懂得经济学当中许多重要的原理”。二是“世界大多数贫穷人当中，又主要是以农业为生计的。如果你懂得了农业，那你就真正懂得了穷人的经济学”。

　　教育公平是起点公平。如果我们承认“知识改变命运”，就不难发现，“穷人教育学”的着重提出，体现的不仅是一种价值观，而且为“穷人经济学”的贯彻提供了进路。

　　不可否认的是，中国当前的教育还存在某些不公正、不平等现象。东部与中西部，城市与乡村，大城市与小城市之间的经济失衡同样体现在教育资源的分配上。有些政府部门和教育单位，并没有摆正“穷人教育学”的位置。

　　尽管国务院出台的《关于解决农民工问题的若干意见》指出，要保障农民工子女平等接受义务教育，输入地政府要承担起农民工子女义务教育的责任。可在执行过程中，一些输入地政府要求农民工子女进入公办学校必须有“五证”———身份证、暂住证、务工证、孩子在老家无人监护证明和现居住地证明，忽略孩子这张渴求知识的“人证”。诸如“城市免责说”、“民办学校误人子弟说”不约而同地挤压适龄孩子的入学机会。

　　正因为此，有关“穷人教育学”的新闻总是能触动人心。两年前，香港中文大学在内地取消了面试，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校方意识到这种面试并不公平：面试需要一定的支出，对大城市的学生来说，这可能不是问题，但对于偏远地区的学生来说，却是笔不小的费用。为了推进教育公平，除取消面试外，他们还将内地招生名额比较均匀地分配到落后的省份，给穷孩子更多一次机会。

　　然而，中国历史上并不缺少“穷人教育学”的传统。尤其是在上世纪初以来，让每个孩子都能走进学堂，让每个孩子都能在学校里感受到人文的温暖，自由的空气以及智慧的光芒是几代中国人的梦想———将“免于愚昧无知的自由”视为人类“第五大自由”的晏阳初，号召知识分子“走出象牙塔，跨进泥巴墙”，倡导“人民贫，非教育莫与富之；人民愚，非教育莫与智之”的陶行知，同样将全民教育视为一个国家收获希望的基石。

　　这些身体力行的平民教育家深深知道———不懂穷人，就不会懂得中国。正如两年前温家宝总理在记者招待会上指出：“没有农村的小康，就不会有全国的小康。没有农村的现代化，就不会有全国的现代化。”

　　显而易见，提出“穷人教育学”的目的在于维护社会起点公平，在于让每位公民都有机会站到知识巨人的肩膀上创造。从这方面说，无论是“穷人经济学”，还是“穷人教育学”，归根到底都是在践行“穷人政治学”。任何有所作为的政治，都不能抛弃穷人，都应该知道本国最贫困的地方在哪里，并补足这块短板———有良知的政治家都知道，一人贫穷，整个国家都不富有。

老中

知识越多,想的越多;想的越多,......!

安迪

老中是不是想说----知识越多越反动，嘿嘿！

这个国家要跟台湾那样全民都接受过大学教育，明白了这个制度是咋回事，可了不得了

所以厉以宁说：12亿农民和下岗工人是中国巨大的财富，没有他们的辛苦哪有少数人的享乐，他们的存在和维持现在的状态是很有必要的！

santer

如果失去机会

世界将会怎样？？！！！！

玫瑰金

教育产业化嘛

greecanada

悲情也总比被遗忘好。悲是喜的必经之路

donew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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