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俊生：“文章治市”要不得

烟民

上证指数到达5000点以后，市场上的多空分歧又大了起来。这是一种正常的市场现象。但是，在这种争论中，有关市场风险的文章在一些报章上又开始占据主要地位了。久经股市“炼狱”的投资者都知道，这样的处理，后面大有来头。


当市场终于摆脱“5·30”造成的阴影，人气渐渐恢复，并推动股指创出新高的时候，管理者的“恐高”思维似乎正在复苏。显然，管理者深陷于以指数高低来论市场之是非的泥潭，瞻前顾后、投鼠忌器，使他们处于两难境地。于是，指定某些报刊发表一些皮里阳秋式的文章，来向市场传递某种并不很确定的信息，便成了调控市场的一种手段。在股市的诸多“中国特色”中，“文章治市”可谓是一个被娴熟使用的手段。

但是，这种“文章治市”的做法与资本市场的本质特性却是格格不入的。资本市场要求的是法律法规的公开性和一贯性，让投资者在明确的 “游戏规则”之下进行投资活动。如果说中国股市限于特殊的国情，还离不开政策的适当调控的话，那也需要政策的公开性和连续性。而“文章治市”却抛开了法律，以管理者的好恶来看待市场，他们认为指数太低了，就布置一篇文章来进行所谓的“吹暖风”，而一旦他们认为指数高了，就又布置一篇文章大谈市场风险。投资者不得不在 “游戏规则”之外，时时看着市场管理者的脸色，揣测报刊上有关文章的 “微言大义”，实在让投资者无所适从。它的直接后果是使一些真假莫辨的传言在市场上大行其道。

本来，在报刊上发表有关资本市场的评说文章，是公民的权力，鼓吹也好，示警也罢，投资者会根据自己的经验来阅读和思考。但在“文章治市”的背景下，某些文章被赋予了特别的色彩，而由于这些文章是根据一时一事的需要拟制出来的，其论点有一定的片面性，形而上学泛滥，其文风也往往不够端正。这种气势汹汹、来头很大的文章在中国股市不长的发展历史上并不少见。

“文章治市”之所以能够大行其道，在中国有着深刻的文化土壤。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刀笔吏”的一篇文章是传达“指示”的最佳通道，国人只有认真学习、深刻领会的义务。可喜的是，在资本市场改革深入以后，不符合法治精神的文章治世法，其市场已越来越小。希望今后在市场经济特性最为鲜明的资本市场上，不再出现一篇文章来管指数的咄咄怪事。如此，则是中国资本市场的大幸。

目前的中国股市，存在着许多急需解决的问题。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缺少严格的规制，内幕交易不断，都对市场的健康发展产生了严重的危害。但解决这些问题，绝不是依靠一两篇文章就可以大功告成的，而是需要管理者严格按照法律来管理市场、规范市场。我们需要的是“法律治市”，而不是“文章治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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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