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长篇连载:消失在中越边境的记忆(第一章 1、2、3、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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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说苏联好行吗?有150万那么大的地方让他们强去了,一汽买他们的图纸是一米图纸换一米黄金的价格买的,他们的专家是按我们县级干部标准发饷的,

红河谷

对于苏联专家问题，我们不应只看到给他们的待遇，还要看看他们在中国做了哪些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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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chinese163.com/lunwen/2004/5-17/71711.html

对在华苏联专家问题的历史考察：基本状况及政策变化

沈志华

　　向国外派遣大量专家和顾问，是战后苏联从政治、经济、军事、外交和文化各个领域不断扩大对社会主义国家和第三世界的影响的一个重要方面，也是冷战时代社会主义国家之间关系中的一种特别现象。人们注意到，无论派出国的动机和初衷怎样，其结果都是事与愿违。以苏联为例，1948年斯大林对苏南冲突的第一反应就是撤退在南斯拉夫的所有专家，1956年波苏关系危机时哥穆尔卡首先采取的措施也是要求苏联撤出在波兰的顾问，而1960年中苏分裂展示给世人的信号又是赫鲁晓夫宣布召回全部在华专家。同样现象一定程度上也存在于南阿、中越、苏匈、苏阿关系当中。仅此一点就值得引起历史学家去思考社会主义国家关系中派遣专家问题的方方面面。

　　本文专门讨论1949-1960年在华苏联专家的问题。苏联派往中国的专家人数最多，时间最长，对于在中国建立斯大林模式的经济体制也起到过非同寻常的作用。所以，加强这方面的研究，不仅对于理解派遣专家现象、探讨社会主义国家关系特点、分析中苏同盟破裂的原因和美国分化中苏关系的战略具有特殊意义，而且有助于启发人们去思考中国走向现代化发展道路的诸多历史因素。

　　为了满足中国的政权和经济需要

　　早在1948年夏，苏联已经派遣专家技术小组到中共建立的东北根据地帮助修复铁路，第二年刘少奇访苏后，又带回一批制定经济恢复计划的专家。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在华苏联专家已有600余人。据中国的档案文献，1949-1960年来华工作的苏联专家总计至少应超过2万人。

　　这么多的专家是如何到中国来的？如果说战后苏联向东欧国家派遣专家（主要是军事、安全顾问）是出于控制和渗透的目的，因而多少有些强加于人，那么，到中国来的苏联专家，无论是在经济、文教部门，还是在军事或行政单位，则完全是为了满足中国共产党巩固新政权和发展经济的需要，完全是中国政府请来的。

　　中国共产党长期从事武装斗争和农村工作，而管理城市和进行经济建设的经验和人才则严重缺乏，因此，掌握政权以后就特别需要学习，尤其是向苏联学习。在这方面，聘请大量苏联专家来华工作，无疑是一条重要而快捷的途径。正是为了满足中国的需要，20世纪50年代初莫斯科提供的直接帮助之一，就是派遣大批工业技术和军事训练专家以及国家行政管理顾问来华工作。

　　缺乏可靠的科学技术人才是新中国恢复经济和发展生产所面临的一个严重问题。1949年10月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主任陈云告诉苏联大使罗申，恢复国民经济的一个重大障碍是缺少懂专业而又忠于人民政府的技术干部。新中国从国民党那里接收下来的工程师和专家总共只有2万人，而他们大多数人的政治观念是反动的、亲美的。以最大的鞍山钢铁企业为例，那里的70名工程师中竟有62名是日本人，他们在心理上仇视中国人，尤其是中国共产党。据中国有关统计资料，作为全国钢铁工业中心的东北，在日本人被遣送回国后，其技术人员占该行业人员总数的比例已经降至0.24%.到1951年7月，周恩来仍然认定，技术干部严重不足"将是中国工业化的一个主要障碍".尽管中国政府正在努力"组织训练班和技术大学，派大批学生到苏联留学，但目前战争还在继续，这个问题很难解决".由于缺乏专家，中方甚至无法提出要求苏联提供经济援助的货物清单，以至毛泽东提出要求设立中苏共同委员会，请苏联专家"来华与我们共同商定全部或主要部分货单".显然，大量苏联专家和技术人员来华，对于中国国民经济的恢复，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急需的。据中国档案材料，自1950-1953年先后到中国帮助经济建设工作的苏联专家共计1093人。如果按照苏联的统计材料，1951-1953年到中国工作的高级专家已有1210人。这些数字大概都没有把铁路专家计算在内，据铁道部1953年的工作报告，仅1950年5月长春铁路公司正式成立以来，就先后聘请苏联专家1500人。

　　在经济建设的起步阶段，首先需要技术支持的就是基建工程的设计力量，而在这方面中国确实无能为力。到1953年，全国总共只有78个设计单位，每个单位一般不足500人。如此单薄的力量根本无法满足中国全面恢复经济和建设的需要。于是，应中国政府要求，苏联派遣了大批设计专家来华。与确定第一批苏联援建项目相适应，1950年2月毛泽东和周恩来访苏时聘请了第一批16个苏联设计组。朝鲜战争爆发后，为了建设东北部地区工业基地，中国政府又聘请了第二批3个苏联设计组。第三批23个苏联设计组是1951年聘请的。这样，到1951年夏，仅设计专家，苏联就派来了42个小组，其中30个安排在东北地区。为了执行一五计划，中财委决定再请求苏联政府派出5个综合专家组于1952年下半年来华进行全国性规划、配置和设计工作，其任务是全国电气化规划，全国钢铁工业的发展远景和产品品种方案确定，全国机械制造工业现有工厂调整和新厂建设规划，全国船舶工业工厂及铁路机车车辆制造厂的调整、扩建和新建规划，同时还有6项地质勘察工作需请求苏联帮助。

　　建国初期中共对苏联还有一个急切需求，就是派遣军事技术和训练专家。中国军队虽英勇善战，但武器装备实在太落后，炮兵数量有限，空军根本不存在，仅有的一些海军舰只破旧不堪，甚至还保留着清朝末年的战船。这样的装备，既要保证国家的空防和海防，又要渡海解放台湾，还要出兵朝鲜与美军作战，显然力不从心。而从苏联大量购进飞机、军舰及其他现代化武器后所面临的问题是部队文化素质太低，自己无法立即掌握和使用新式武器。据统计，1952年中国军队128万排长以上的军官，达到大学文化程度的只有2.14%，具有高中水平的占12%，还有27.21%的人是文盲。刘少奇后来向苏联大使尤金承认，那时中国军队的一些指挥员不是其所辖兵种的内行，有些空军团长没当过飞行员，炮兵军官没当过炮兵，他们"应该接受培训，以便能够管理机械化的部队".于是，苏联不仅需要提供武器，还必须派遣教官和军士来帮助中国军队掌握新式武器。

　　为了帮助中国建立6所空军学校，1949年底根据双方协定，苏联派出了从校长到地勤人员的全套人马，总计878名专家。与此同时，苏联海军顾问711人也分三批先后来华。朝鲜战争爆发后，中国领导人更是频繁地向斯大林提出派遣军事顾问的请求，既是为援助朝鲜对美作战，也是为改善中国军队素质，苏联基本上满足了这些要求。如1950年8月，在中国尚处于战略防御阶段时，苏联便增派了38名空军顾问来华，1951年2月又派出15名军事顾问。同年9月，战争进入僵持阶段，毛泽东要求苏联派83名顾问到志愿军部队工作。尽管斯大林不太情愿，但在中方一再坚持下，苏联还是同意派遣以陆军大将扎哈罗夫为首的5人专家小组进驻在朝志愿军总部工作。此后，1951年11月苏联再次应中方要求派出19名空军顾问。直到战争接近尾声，对于1953年1月中国请求派12名海军航空兵顾问的电报，斯大林答复可补派3人，其余从已在华的顾问中派出。

　　中共在国家管理方面的主要难题也是干部文化水平低下。根据1950年3月中共中央组织部长陆定一接见苏联驻华代办谢巴耶夫时通报的材料，当时华北有150万党员，其中130万是文盲或半文盲。在区委以上领导人员中，近50%没有文化或文化不高。中共准备用2-3年时间在党的基层干部中扫除文盲，用5年时间在一般党员中扫除文盲。依靠这样一支干部队伍当然是无法对偌大中国进行有效管理的。因此，中共一方面动员各部门干部到苏联学习、参观，一方面聘请大量苏联专家来华协助政府进行管理。苏共中央的档案提供了1954年第1季度苏联顾问在华工作范围和地区的证据：当时在中共中央和政府各部委的顾问达403人，这个数字大约占当时在华经济专家人数的1/3，而且其中318人，即3/4以上的顾问集中在北京。这些顾问遍及中共中央和政府所有部门，从安全、军事、情报，到体育、卫生，无所不在。由此可以想见，中共对国家尤其是城市的管理，最初是何等地需要和依赖于苏联专家传授的经验。

　　苏联派往中国的专家，不仅是中国要求的，而且往往是应中国临时和紧急之需。建国之初张家口以北地区发生鼠疫，威胁平津，毛泽东请求苏联空运疫苗和血清，并派遣防疫专家来北京。第二天斯大林便回电答应了这一要求。1949年底中国人民大学开学时确定使用50名苏联教师讲课，两天后苏联部长会议便答复立即先行派遣9名教员到人大任教。同时，苏联还满足了中国政府的另一个临时请求：向中国派遣一组海军专家，携带必要的器材，帮助打捞沉没于长江的"重庆号"战舰。1950年1月6日苏联外长维辛斯基通知毛泽东，为排除吉林水电站的故障，苏联政府已决定按中方要求在5天内派出4名苏联专家到中国。1953年7月中共中央党校（马列学院）扩大招生，需要增聘4位苏联教授来校讲课，苏联方面立即满足了这一要求，如此等等。

　　专家派遣和管理工作的混乱局面

　　从上述情况可以看出，20世纪50年代初期很多专家来华是为了解决中国之急需，而且专家的聘请与派遣，往往是在国家领导人之间直接交涉的，没有确定的主管部门统一管理，也没有相应的计划和措施。所以，尽管高层对此十分重视，但向中国派遣专家的工作是相当混乱的。

　　最初在华苏联专家负责人是莫斯科驻中共中央的代表柯瓦廖夫，1950年毛泽东访苏时，斯大林认为此人不懂政治，作为铁路专家，其技术也不全面，所以推荐时任苏共中央人事局局长和有色冶金工业部副部长的阿尔希波夫担任总顾问。为此，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专门做出决议，在苏联驻华大使馆设立经济参赞职务，并批准阿尔希波夫以二级特命全权公使衔担任这一职务。斯大林曾指示，苏联专家的任务就是把所有的知识和技能告诉中国人，直到他们学会为止。苏联专家到中国后由中方分配工作，受中方各级负责人的领导。在苏共十九大期间，苏联国家计委主席萨布洛夫还向刘少奇和李富春建议："苏联专家不能太多，更不要专家包办"，"不一定事事派苏联专家去。派专家一定要专业对口才行。

　　"不过，苏联多年形成的官僚体制使得领导人的良好愿望无法贯彻下去。通过凯佩尔教授对大量苏联专家的采访可以得知，派遣专家的问题最初是由联共（布）中央直接负责的，但具体负责人关注的只是专家的政治背景。而对于专家如何在中国开展工作，却没有任何足够的准备，既没有发给他们一些有关中国的材料，也不要求他们到中国后学习最基本的汉语知识。因此，大多数受聘者对中国的历史、政治和当前形势竟然一无所知，有报告说，马上要出发到中国去的教师甚至都没有看过刚从那里返回的苏联专家写的在华工作总结。

　　实际上，尽管中国迫切需要苏联专家，但并没有及时做好接受专家的各项准备工作。例如，1949年底大量专家来华，一时间住满了北京饭店和解放宾馆，接待单位只能在北京以外设法为他们安排住宿；有时由于缺少足够的翻译人员而不得不减少聘请的专家人数。鉴于这种情况，1950年在周恩来领导下成立了苏联专家工作指导小组，日常工作由外交部苏联东欧司司长伍修权和政务院财经委员会副秘书长杨放之主持。中方最先成立的苏联专家事务管理部门是"北京苏联专家服务局"，专门负责接待、住宿等生活问题。

　　安排专家工作方面的准备同样非常仓促。如中央各部和东北等地区的主管部门纷纷提出聘请专家的要求，却没有事先为苏联专家设计组准备好必要的资料，多数设计组来到中国后还要搜集设计资料，以至不能依照合同如期完成工作，必须延长留在中国的时间。1951年鞍山钢铁厂对收集原始资料工作没有统一领导，零星分散，没有专责，结果使电气、土建、水道、供热、总平面图等方面的设计工作缺乏相互配合，导致返工延误。按中国重工业部统计，1953年以前，除由苏联专家在华直接领导收集资料的项目外，所有各厂矿的文献和资料大都延期交付。据初步计算，延期提交的原始资料，约占全部原始资料的一半以上。此外，由于中方提供的资料不准确造成设计失误的事情也时有发生。其结果，不但增加了设计费用，推迟了建设工期，也因苏方专家延期返国，耽误了他们在国内的原有工作。

　　为了克服在聘请苏联专家方面各自为政的现象，中央财经委在1951年4月发出通知，要求各大行政区有关聘请设计专家事项，应呈由中央主管部核转中财委呈请政务院批准。政务院核准后，经中财委通知主管部及贸易部，由贸易部会同主管部与外国驻华商务代表接洽办理。必要时由贸易部授权驻外商务参赞处在国外洽商办理。4个月后，中央人民政府再次强调，财经、文教、政法等所有系统聘请外国专家的批准权限均在政务院。专家到职后的薪金、待遇等事项亦由政务院通知有关部门统一办理。

　　中苏双方的沟通和联系也十分欠缺。如1954年12月9名苏联女教师来人民大学任教，中方却一直未得到通知；两位国家安全机关的专家已经到达北京，中国有关方面竟无人知道此事。还有，计划专家班高夫刚刚派到中央财经委员会计划局工作不足一个月，苏联总顾问便通知将其调赴东北经济计划委员会工作。既没有同专家本人商量，也不征求计划局的意见。此外，由于中方有些部门在聘请专家方面缺乏计划，考虑不周，往往在报请中央批准后又要求改变专家种类或名额。这些都是造成双方交涉困难，出现麻烦的原因。

　　为解决上述问题，中苏双方加强了高层接触。1953年6月8日，周恩来接见苏联大使库兹涅佐夫和军事总顾问柯托夫、政府部门代总顾问布拉金（阿尔希波夫为洽谈一五计划援华问题回国），接受了苏方提出的今后统一由苏联大使馆办理各系统增聘、延聘、辞聘专家的手续的意见，并表示今后凡带方针政策性和涉及各部门全面计划性的工作问题，都吸收首席顾问或专家组长参加党委会议进行讨论。6月13日，周恩来致信毛泽东等人提出：为统一管理苏联专家工作，并负责对苏联专家的聘请和分配，建议政务院下设以伍修权为组长的专家工作小组，以及专家工作办公室和专家招待处，为专家工作小组的办事机构。拟于月内召集一次中央各部委负责人会议，讨论改进专家工作问题。9月9日，中共中央做出《关于加强发挥苏联专家作用的几项规定》。此后不久便成立了国务院外国专家工作局，杨放之任局长，进一步加强了对专家工作的管理。从1954年起，苏共中央的档案中也开始出现了有关专家工作计划的记载。

　　苏联专家来华的高潮时期朝鲜战争结束后，中国以一五计划为核心开始了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对于苏联专家的需求猛然增加。与此同时，莫斯科新领导人，特别是赫鲁晓夫，也注重调整对华政策，加强中苏两党和两国的合作。苏联专家来华工作由此出现了高潮。

　　仅1954年1月份，苏联即向中国派去343名专家。根据中国技术进口公司统计，是年1-3季度工矿企业新到苏联专家467人。到年底，除期满回国者，在工业部门的苏联技术专家已达820人。据对外贸易部副部长李强估计，中国聘请的技术专家，"1954年比1953年增加两倍多，1955年比1954年可能还要多些".鉴于一五计划主要是为中国工业化奠定基础，所以，从此期来华专家的比例看，主要集中在基础工业部门。到1954年底，在中国各厂矿企业的苏联和东欧各国专家，82.4%集中在重工业部、一机部、二机部和燃料工业部系统。可见，1954年苏联专家大规模来华仍然是根据中国的需要。据苏方的统计，在1954-1957年工业项目建设过程中，按照经济和技术合作协定，苏联除向中国提供了大量机器设备、设计图纸、技术资料和各种制品生产许可证外，还派遣了近5000名专家，其中1954年983名，1955年963名；1956年1936名，1957年952名。到1956年底，在华工作的苏联专家人数达到最高峰，为3113人，其中技术专家2213人，经济顾问123人，科学和文化领域的顾问和专家403人，军事顾问和专家374人。如果按照中方的估计，此期苏联专家人数还要多。

　　在短时间内派遣大量专家来华，苏联的管理工作难免出现差错。时任苏联外交部第一远东司司长的费德林1954年1月向苏共中央报告说，答应往中国派遣的50名地质专家，结果只来了21名，而卫生保健专家根本就没有来。更为糟糕的是，某些部派来的专家明显没有能力或身体欠佳。苏联共青团中央书记谢列平也报告说，到中国考察的结果表明，由于选人不当，把一些专业水平不高的顾问派到了中国。一位在冶金部工作的苏联顾问，不仅对中国的冶金状况缺乏了解，甚至对苏联先进的炼钢工艺也不熟悉。谢列平认为这简直是耻辱。1957年外交部的几份报告反映，苏联国内各部委和行政机关对派遣专家问题没有给予足够重视，把一些素质不高的人派到了中国，很多专家事前毫无准备，一些人工作状况很糟糕，甚至有人还触犯了中国的法律。由于对派遣条件控制不严，有的部门把年老体弱无法工作的人派到中国，以至有几个人长期患病，到中国只是养病，直到身体康复又被送回国。教育部门派遣专家在时间安排上有很大漏洞，有些教师到中国后，学校正在放假，根本无事可做，而几个月后又该回国了。外交部还向苏共中央抱怨说，已决定派往中国的39名专家中，至今有31人的材料还被搁置在出国委员会。

　　其实责任并不完全在苏方，中方聘请不当，准备不足，也是造成苏联专家在华期间工作量不足，到期又不能返回的主要原因之一。很多企业没有根据工作进度安排聘请计划，便贸然请来大批专家。如陕西兴平中速柴油机厂急急忙忙发出聘用专家的申请，但8位苏联专家到厂后，发现建厂计划推迟，甚至主厂房还未建起，结果无所事事。还有兰州化工厂、洛阳铜加工厂、洛阳高速柴油机厂及中山大学和西北工业大学的实验室，都因原材料或仪器供应不上而造成专家工作延期。长春汽车制造厂则有16位专家因聘期不当，不能发挥作用而提前回国。还有3位负责职工技术培训的苏联专家已经到厂，而该厂的招工工作尚未开始，只得由苏联调回。

　　这些情况的发生，自然会引起双方的矛盾，特别是在中苏关系出现裂痕的时候，专家工作中的问题便成为双方相互指责的借口。

　　苏联的谨慎政策和中国的少而精原则

　　1956年10月波苏冲突时，苏联被迫答应撤退在波兰的军事专家，并在10月30日发表《关于发展和进一步加强苏联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友谊和合作的基础的宣言》，表示愿意考虑撤退在其他国家工作的苏联专家。此事对在华苏联专家也产生了影响。

　　实际上，中国聘请苏联专家的政策已经开始有所改变。1957年2月6日陈云在国务院常务会议上谈到，我们需要苏联专家，但有些部门过去请得多了些，以后要严格控制。随后国务院发出通知，规定"今后在聘请专家方面必须严格掌握精简的原则，凡可聘可不聘的坚决不聘，凡能缓聘的坚决缓聘".中国改变聘请专家政策的考虑，一方面是从经济角度出发，目的是缩减聘请专家的庞大开支。另一方面，是对某些在军队和政府部门的苏联顾问有意见。早在苏共二十大以后，毛泽东已经开始思考"以苏为鉴"和不能照搬"苏联模式"的问题了，因此再保留大量可能影响中国政策方针或体制建设的顾问显然是没有必要了。当赫鲁晓夫提出撤走所有顾问的建议时，毛泽东表示反对，并主张把所有的顾问都换成专家。随后，中国政府逐渐确定了聘请苏联专家的新方针。

　　赫鲁晓夫尚未离开北京，周恩来即将两国政府关于苏联军事专家在中国工作问题的议定书草案送毛泽东审阅。议定书规定：苏联根据中国政府请求而派来的军事专家归中国政府支配，如果所在单位继续需要他们，应即改为专家，在双方商定的期限内，继续工作。8月23日国务院通知："各部门聘请苏联专家必须严格贯彻少而精的原则，只有工作上确属需要的新技术、新专业和薄弱环节才可聘请专家，同时，要注意凡能聘请短期专家解决的，就不要聘请长期的专家，凡能够几个单位合聘的就要合聘。"10月20日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再次联合发出通知，一方面强调绝大部分苏联专家是优秀的技术人才，对他们应热情相待，并虚心向他们学习；一方面重申只有在非聘请专家不可的部门和技术环节才能聘请专家，聘期以短期为主，一般不要延聘。

　　苏联方面也加强了对聘请专家手续的管理。1958年12月苏联经济专家负责人符明转告中方，今后将严格按照派遣专家的新协定办事。过去中方往往在聘期届满时才提出延期问题，苏方为了满足聘请部门的要求，一般都同意先把专家留下来，以后再补办手续，今后使馆就没有权力这样做了。中方要求延聘专家往往并非是工作十分迫切需要，今后最好不要再延聘专家。确属非延聘不可的专家，希望在专家满期前2-3个月提出请求，以便在专家满期以前办好延聘手续。此后，中方进一步对聘请专家的专业、聘期、来华日期和聘请条件提出了严格要求，并规定了审查制度和相应程序。

　　由于执行新政策，苏联向中国派遣专家的数量逐年减少：1957年952人，1958年915人，1959年699人，1960年410人。再加上不断有专家到期回国，从1957年开始，在华工作的专家人数更呈现下降趋势。有材料说，1957年在华苏联专家共2419人，1958年为1285人。如果与前引苏方统计数字相比，则在华苏联专家1957年减少了694人，1958年减少了1134人。至于1960年4月在华工作的苏联专家总数（约1500人）还多于1958年，其原因在于中国许多单位要求延长在华专家的聘用期。

　　这里应该指出的是，在1957年以后聘请专家的低潮中，并非所有部门都减少了对苏联专家的要求，有些单位甚至还增加或新聘了苏联专家，这主要表现在国防新技术领域。不过，随着中苏关系恶化，特别是1959年10月双方高层领导人之间发生严重争吵后，聘请专家的工作日益陷入僵局。1960年5月国务院再次强调，聘请苏联专家的原则是继续贯彻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的方针；聘请专家只限于为保证苏联援建项目的需要和发展高、精、尖、新的现代技术以及培养高等学校开设新专业或新课程的师资；聘请专家必须严肃认真，全面规划，通盘考虑，严格审查。苏联方面对专家来华则更加严格限制，特别是在中国实际急需的领域。7月3日聂荣臻报告：苏联的援助在国防科技领域已经封口，对国民经济中的新技术则尽量控制，对已经签订的协议采取拖延和推托的态度。对此，周恩来批示："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立足国内"；"专家问题：一、满期的一般不留，热诚欢送；十分必要而专家本人又好，可提出延聘，如不同意，即不再留。二、未满期的我们一律不退，帮助他们好好工作，他要撤走，留一次，不成，即不再留；如不征求同意即撤走，应表示遗憾。三、新聘的，要少提或不提，十分必要的提出后不同意，即不再提。"至此，苏联全面撤退专家的迹象已经显露，而中方也有了心理准备。

　　中苏两国同属社会主义阵营，又有同盟条约做保证，相互之间提供援助本在情理之中。中国需要专家，而苏联也愿意给予帮助，双方最初的热情感人至深，但在具体执行派遣或聘请专家的政策时，中苏都没有从国家关系的法律角度认真考虑问题，缺乏严密的计划、具体的规定和详细的措施，致使矛盾和摩擦不断出现，即使中苏关系没有恶化，这种状态也无法长期维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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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志华，1982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世界历史专业（硕士）肄业。1991年在北京成立民间历史学研究机构，并在中国史学会下设立“东方历史研究出版基金”，一方面资助史学专著出版和其他学术活动（已经资助出版史学专著70余部），一方面继续从事苏联史、中苏关系史的研究。
1996年被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史研究所聘为特约研究员；1997年当选为中国史学会理事；1998年被北京大学历史系聘为兼职研究员，为研究生讲课；2000年被中国人民大学聘为兼职教授，为研究生讲课；2001年被中国社会科学院亚洲太平洋研究所聘为兼职研究员、香港中文大学当代中国文化研究所聘为名誉研究员。

红河谷

世界史教研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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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志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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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2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世界历史专业（硕士）肄业。现任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中国史学会理事，兼任社科院当代中国史研究所、亚太研究所研究员，北大历史系、人民大学兼职教授，香港中文大学当代中国文化研究所名誉研究员。

论文:
1.《社会主义社会的科学概念及其它》(14000字)，载《未定稿》1979年第5期。《哲学研究》1979年10月增刊、《马克思主义研究参考资料》1979年第12期转载
2.《关于民族问题两个历史趋向理论的学习笔记》(9100字)，载《世界史研究动态》1980年第9期(合作)

3.《新经济政策——列宁在实践中的伟大创造》(9000字)，载《世界史研究动态》1981年第5期
4.《关于历史研究方法论的一点看法》(6000字)，载《社会科学战线》1981年第2期。1981年6月12日《人民日报》摘要转载
5.《英国资产阶级革命保守性辨析》(12000字)，载《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81年第5期。《未定稿》1981年第7期转载
6.《苏联新经济政策时期的农村土地关系》(16000字)，载《世界历史》1982年第2期
7.《论新经济政策初期合作社的性质和作用》(9000字)，载《世界史研究动态》1982年4期
8.《浅谈历史与现实的关系》(13700字)，载《世界历史》1983年第6期(合作)
9.《关于苏联新经济政策的断限问题》(8000字)，载《苏联东欧问题》1986年第4期
10.《新经济政策与苏维埃俄国向社会主义过渡》(21800字)，载《管理世界》1987年第4期
11、《试论苏联新经济政策时期富农问题》(12000字)，载《世界历史》1994年第4期
12、《苏联出兵中国东北：目标和结果》(19000字)，载《历史研究》1994年第5期
13、《20年代苏联对待富农政策的演变》(14000字)，《世界历史》1995年第1期
14、《美国是怎样卷入朝鲜战争的？》(12000字)，载《世界历史》1995年第3期
15、《50年代初美国对台政策的酝酿和武装侵占台湾的决策过程》(18000字)，载《当代中国史研究》1995年第5期
16、《中国出兵朝鲜的决策过程》(26000字)，载《党史研究资料》1996年第1期
17、《毛泽东派兵入朝作战的决心——就10月2日电报答俄国学者质疑》(10000字)，载《国外中共党史研究动态》1996年第2期
18、《周恩来赴苏谈判的目的和结果——关于1950年10月中苏会谈问题的争论》(9600字)，载《党史研究资料》1996年第4期
19、《越过三八线：美国扩大朝鲜战争的战略决策》(20000字)，载《世界历史》1996年第5期
20、《中苏联盟与中国出兵朝鲜——对中国与俄国材料的比较研究》(28000字)，载《当代中国史研究》1996年第5期、1997年第1期。《新华文摘》1997年第4期转载
21、《从大国合作到集团对抗——战后斯大林对外政策的转变》(24000字)，载《东欧中亚研究》1996年第6期（合作）
22、《朝鲜战争研究综述——新材料和新看法》(30000字)，载《中共党史研究》1996年第6期、1997年第1期
23、《三八线的由来及其政治作用》(8000字)，载《上海师范大学学报》1997年第4期
24、《中苏条约与苏联在远东的战略目标》（25000字），载《党史研究资料》1997年第9期
25、《中苏同盟条约谈判：愿望和结果》（27000字），载《中共党史研究》1998年第2、3期；《东欧中亚研究》1998年第4期
26、《俄国档案文献：保管、解密和利用》（17000字），载《历史研究》1998年第5期。136-149，S032
27.《中苏结盟与苏联对新疆政策的变化（1944-1950）》（资料）（45000字），载《党史研究资料》，1999年第2期
28、《中苏结盟与苏联对新疆政策的变化（1944-1950）》（28000字），载《近代史研究》1999年第3期
29、《对1948年苏南冲突起因的历史考察——来自俄国及东欧国家解密档案的新证据》（30000字），载《历史研究》1999年第4期
30、《论1948年苏南冲突的结果——南斯拉夫是如何走上独立道路的？》（22000字），载《世界历史》1999年第5期。《社会科学文摘》2000年第1期摘要转载
31、《抗美援朝战争决策中的苏联因素》（25000字），载《当代中国史研究》2000年第1期
32、《抗美援朝战争中的苏联空军》（8000字），载《中共党史研究》2000年第2期
33、《中美和解与中国对越外交（1971-1973）》（12000字），载《美国研究》2000年第1期
34、《朝鲜战争爆发的历史真相》（12000字），载（香港中文大学）《二十一世纪》2000年2月号
35、《论中国出兵朝鲜决策的是非和得失》（15000字），载（香港中文大学）《二十一世纪》2000年10月号
36、《对中苏同盟经济背景的历史考察》（20000字），载《党的文献》2001年第2期
37、《建国初期苏联对华经济援助的基本情况》（40000字），载《党史研究资料》2001年第3、4、5期
38、《1950年中苏条约谈判中的利益冲突及其解决》（24000字），载《历史研究》2001年第2期
39、《1953年朝鲜停战——中苏领导人的政治考虑》（22000字），载《世界史》2001年第2期。《社会科学文摘》2001年第2期摘要转载
40、《对在华苏联专家问题的历史考察：基本状况及政策变化》（20000字），载《当代中国史研究》2002年第1期。《社会科学文摘》2002年第3期摘要转载
41、《对在华苏联专家问题的历史考察：作用和影响》（19000字），载《中共党史研究》2002年第2期。《社会科学文摘》2002年第3期转载
42、《对在华苏联专家问题的历史考察：生活及工作条件》（19000字），《中共党史资料》总82期，2002年5月
43、《共产党情报局的建立及其目标——兼论冷战形成的概念界定》（23000字），载《中国社会科学》2002年第3期
44、《赫鲁晓夫与苏联归还旅顺基地》（18000字），载《党史研究资料》2002年第9期
45、《赫鲁晓夫、毛泽东与中苏未实现的军事合作——关于远东防空协定、长波电台及联合舰队问题的再讨论》（24000字），载《中共党史研究》2002年第5期
46、《对50年代苏联援华贷款的考察》（16500字），载《中国经济史研究》2002年第3期
47、《苏联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反应及其结果——关于中苏分裂缘起的进一步思考》（27300字），载《中共党史资料》2003年第1期
48、《冷战史新研究与档案文献的收集和利用》（18000字），载《历史研究》2003年第1期
49、《中朝在韩战期间的矛盾、分歧及其解决》（32000字），载《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台北），第40期，2003年6月
50、《援助与限制：1950年代苏联与中国的核武器研制》（16800字），载《历史研究》2004年第3期
51、《1958年炮击金门前中国是否告知苏联？——兼谈冷战史研究中史料的解读与利用》（11500字），载《中共党史研究》2004年第3期
52、《关于中苏条约谈判研究中的几个争议问题——再谈冷战史研究中史料的解读与利用》（23900字），载《史学月刊》2004年第8期
53、《寻找档案文献，探索历史真相——我在外交部档案馆的点滴收获》（18000字），载《党史研究资料》2004年第4、5期
54、《静下心来看档案，踏踏实实做学问（笔谈）》（3200字），载《历史研究》2004年第4期
55、《以苏为鉴：毛泽东对苏共二十大的最初反应和思考》（64000字），载纪宗安主编：《暨南史学》第3辑，暨南大学出版社2004年
56、《中央情报局对中国局势的评估和预测（1958-1959年）》（36000字），载李丹慧主编：《国际冷战史研究》第1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
57、《苏共二十大、非斯大林化及其对中苏关系的影响》（51000字），载李丹慧主编：《国际冷战史研究》第1辑，华东师范大学2004年
58、《中国在1956年10月危机处理中的角色和影响——波匈事件与中国研究之一》（46000字），载《历史研究》2005年第2期
59、《中苏同盟、朝鲜战争与对日和约问题——东亚冷战格局形成的三部曲及其互动关系》（25000字），《中国社会科学》2005年第5期
60、《试论中苏同盟破裂的根本原因——兼谈社会主义国家关系的结构性弊病》（20000字），载《国际观察》2005年第5期
61、《试论1956年初中共知识分子政策的调整》（38000字），载《近代史研究集刊》（台北）2005年第4期（暂定）

论文（外文）
1、The Discrepancy between the Russian and Chinese Versions of Mao's 2 October 1950 Message to Stalin on Chinese Entry into the Korean War: A Chinese Scholar's Reply，Cold War International History Project Bulletin，Issues 8-9，Winter 1996/1997
2、China Sends Troops to Korea: Beijing’s Policy-Making Process，Xiaobing Li and Hongshan Li ed.，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A New Cold War History，New York，1998

3、Sino-Soviet Relations and the Origins of the Korean War: Soviet Strategic Goals in the Far East in Early 1950，Journal of Cold War Studies，Vol.2，№2，2000

4、苏联与朝鲜战争（韩文），（韩国知识工作所）《北朝鲜研究评论》2000年第3卷第1期
5、中国出兵朝鲜决策评估（韩文），（韩国新亚细亚研究所）《新亚细亚》2000年第7卷第2期
6、中苏条约谈判中的利益冲突及其解决（日文），（日本岩波书店）《思想》2001年8月号
7、Interests Conflicts and Their Solution during the Talks on the Sino-Soviet Treaty of 1950，Social Sciences in China，Vol.16，№3，2002
8、A Historical Examination of the Issue of Soviet Experts in China: Basic Situation and Policy Changes，Russian History，Vol.29，Nos.2-4，2002
9、Khrushchev，Mao Zedong and the Unfulfilled-Soviet Military Cooperation，Social Sciences in China，Vol.20，№3，2003
10、Столкновение и урегулирование интересов в процессе переговоров китайско-советском Договоре 1950 года，ПроблемыДальнегоВостока，№2，2004（1950年中苏条约谈判中的利益冲突及其解决）
11、Sino-North Korean Conflict and Resolution during the Korean War: A Case Study of Socialist Camp Relations During the Cold War，in Cold War International History Project Bulletin，Issues 13/14，Winter 2003/2004
12、Некоторые проблемы китайско-советских отношений в 50-х годах，Отечественнаяистория，2004，№5（50年代中苏关系若干问题）
13、The Great Leap Forward，the People’s Communes and the Rupture of the Sino-Soviet Alliance，Social Sciences in China，Vol.26，№2，Spring 2005
14、China’s Role and Influence in the Incidents in Poland and Hungary in 1956，Social Sciences in China，Vol.26，№3，Summer 2005


专著
《新经济政策与苏联农业社会化道路》（36万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
《朝鲜战争揭秘》（23万字），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1995年
《毛泽东、斯大林与韩战》（25万字），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1998年
《中苏同盟与朝鲜战争研究》（50万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
《中苏同盟的经济背景：1948-1953》（8万字），香港中文大学香港亚太研究中心，2000年
《斯大林与铁托——苏南冲突的起因及其结果》（33万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
《苏联专家在中国（1948-1960）》（32万字），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2003年
《毛泽东、斯大林与朝鲜战争》（40万字），广东人民出版社2003年

编著
    论文集
《关于朝鲜战争研究的新材料和新观点》，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编印，1996年
《冷战与中国的周边关系》，世界知识出版社2004年（合作）
档案和文献资料
《苏联共产党九十三年——苏共历史大事实录》，当代中国出版社1993年（合作）
《关于抗美援朝战争时期中苏关系的俄国档案文献》，载《世界历史年刊》1997年号
《关于毛泽东与斯大林的会谈：俄国档案文献》，载《国外当代中国研究动态》1997年第1期
《关于1949年刘少奇访苏的俄国档案文献》，载《党史研究资料》1998年第2期（合作）
《关于斯大林与蒋经国谈判的俄国档案文献》，载《近代史资料》1998年3期
《关于1950年中苏条约谈判的部分俄国档案文献：条约》，载《中共党史资料》总67辑，1998年9月
《关于1950年中苏条约谈判的部分俄国档案文献：会谈》，载《党史研究资料》1998年第4期
《关于苏芬战争的俄国档案文献》，载《世界历史》1998年第6期
《关于苏日关系正常化谈判的俄国档案》，载《俄罗斯研究》2001年第2期
《〈季米特洛夫日记〉中有关中国革命重大事件的记述》，载《中共党史研究》2001年第5期（合作）
《建国前夕苏联对华经济援助的部分俄国档案》，载《党的文献》2002年第1期、第2期
《关于在华苏联专家问题（俄国档案文献选编）》，载《中共党史资料》，总82、83辑，2002年
《苏联历史档案选编》（34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执行总主编）
《朝鲜战争：俄国档案馆的解密文件》（3卷），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史料丛刊，2003年7月
《关于苏联对华经济援助的俄国档案文献（1953-1959）》，载《国际冷战史研究资料》第1辑，2003年
《关于溥仪引渡回国的俄国档案文献》，载《国际冷战史研究资料》第1辑，2003年
《关于朝鲜停战的俄国档案选编》，载《中共党史资料》2003年第4期
《赫鲁晓夫秘密报告是如何出笼的——俄国解密档案》，载李丹慧主编：《国际冷战史研究》第1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
《回顾与思考——1950年代中苏军事关系若干问题》（王亚志回忆、沈志华和李丹慧整理），《国际政治研究》2004年第1、2、3期和《俄罗斯研究》2004年第1、4期连载

译作
《苏联的马克思主义与非洲的社会主义》(英文)，《马克思主义研究参考资料》1980年6月第36期
《克瓦米·恩克鲁玛与非洲革命》(英文)，载《世界历史译丛》1980年第6期

《

红河谷

译作
《苏联的马克思主义与非洲的社会主义》(英文)，《马克思主义研究参考资料》1980年6月第36期
《克瓦米·恩克鲁玛与非洲革命》(英文)，载《世界历史译丛》1980年第6期


这层楼及上面那层楼是从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的网页上复制过来的。

http://history.coldwarchina.com/jszy/sjs/000006.html

红河谷

看看沈志华研究生为什么是肄业？


沈志华，“有钱又有病”的历史学者

作者： 时间：2007-6-19 来自： 阅读： 234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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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采访沈志华之前就已经听说了无数关于他的传奇：以前做大生意，赚过大钱，在很多教授为一点科研经费不停打报告愁眉苦脸时，他却很豪迈地自费数百万去俄罗斯买了大批大批的解禁档案；在很多教授为出席一个学术会议申请赞助时，他却花钱将大批大批的专家请到家里开研讨会，等等等等……当然，传奇的不止这些阔绰，还包括研究生答辩前十几天被抓进监狱关了两年，没学历没文凭，找不到工作在大街上卖水果这些辛酸的故事。
　　“我进过两次监狱。‘四五运动’一次，研究生毕业时因政治牵连进过一次。都是晚上10点多，突然几个人冲进来，噼哩啪啦手铐一铐就把我弄进去了，完全不知道怎么回事。不过这两次我都是进监狱不到半个小时就睡着了。”卒然临之而不惊，被问起监狱的事，沈志华最先聊起的就是这个片段，想来这也是他最得意的事情之一了。“谁一生不出点事，往好的想呗，监狱也有监狱的好处,清闲，没电话，没电视，谁也见不着……”在那段多少文人在监狱发疯、自杀的时期，凭着进监狱半小时就睡着的能耐，沈志华硬是在两年内完成了他的第一篇长达40万字的学术论文初稿《新经济政策与苏联农业社会化道路》。
　　“大概也就写了十个月吧。还都是业余时间，因为你白天还得干活，监狱大多数时间都是集体活动，看电视都是排着队一块儿看，自己控制时间很少。但是回想起来，那两年非常充实。每天晚上狱友们最喜欢做的事就是聚在一起听我讲历史故事，我也乐意讲。当然啦，故事不是白听的，听故事可以，帮我做摘抄。狱警每次来巡逻就看见我们监狱里的人一个一张小卡片在抄书，问起来都说，帮沈志华在做摘抄呢！”尽管对于今后漫长的人生而言，监狱生活的两年非常短暂，但这两年对沈志华几乎是颠覆性的。如果没有那两年，已经面临研究生论文答辩的他恐怕就直接走上了一条平坦的学者道路，不会有后来的南下经商，也不会知道自己还有多大的可能性。
　　从街头小贩到成功商人
　　23岁那年，沈志华以北京市第一名的成绩考上清华大学，却因为是在职工人不被录取；“那次真的很受刺激。我那时23岁，真是忠心报国呀。都是利用下班时间学习，做的习题堆那么厚一摞。不错，我是一个工人，但我想上大学有什么错呢？我又没耽误上班，我想为国家多做点贡献有什么错呀？结果我想，不弄了，我研究研究这个社会。所以我一把火把书都烧了，真的烧了，一把火，连做的习题全都烧了。后来买的都是马列恩著作，政治经济学，哲学，心理学的书，我就想探讨一下，这社会主义究竟怎么回事儿啊，这样才走上了研究更基础更学术的历史学之路。”
　　1977年，沈志华考上了文革后的第一批研究生，却在研究生论文答辩仅剩十几天的时候因为政治牵连进了监狱；出了监狱一无所有的沈志华从街边卖水果的小贩做起，10年时间里摇身一变成了家财百万的成功商人；接着一个回身，他又回到学术界，安安心心地拾起了学问，他的人生总是在跌跌宕宕中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回忆往事，沈志华多少还是有些愤懑。“那个时候整个中国研究生有几个啊？多不容易！眼看着前途就一片光明了。一下子，什么都没有了。”两年后从监狱出来的他，工作、学历、自由，一切都成了过眼云烟。不仅如此，由于档案被特殊保管，公安局无法找到，致使他连平反的资格也被剥夺了。
　　“刚出监狱时，最开始我还是想回学术界的，觉得人家可能还会要我，何况当时还写了论文。结果发现根本不可能，因为没有档案没法平反，我算是劳改释放，每个礼拜都要到公安局去汇报，学位也没有了。找了很久，根本找不到工作。”找不到出路，又必须养活自己，无奈之下，犹豫很久的沈志华只能做起了小生意。“很尴尬的，你想像咱们这样的人，推一小车走到大街上卖水果，什么滋味儿！在北京熟人又特别多，遇上了多不好意思。后来听说深圳刚开放，去那儿的什么人都有，我就一个人南下到了深圳。坦白说吧，赚钱这事还真是很有吸引力的，一看账，哇，多了几万，再一看，又多了几万，那不是挺得意的啊，也有一种成就感。”既然这么有成就感，势头又这么猛，怎么就下得了决心收手回来做学问呢？
　　“这就看你的品性了。是，有的人有钱了，就吃喝玩乐去了。那些人没有一个方向，没有一个追求。咱不同，咱是有追求的人哪！你说咱赚那么多钱为啥呢？我从一开始就想好了，只要赚到一笔够我后半辈子不愁吃喝、够买档案，够坐飞机去世界各地开会的钱，我就停了。在深圳空的时间不多，有客户就得谈，有酒就得喝。但我一边做生意一边还翻译了《匈牙利人民民主制度》，怕丢掉我的英语以后再重新学就难了……40岁生日那天，我算算钱差不多够了，就下定决心不干了。慢慢地我算是回到文化界了。”
　　在沈志华眼里，无论是当初去深圳经商，还是后来回北京做学问，都是再自然不过的事，他早就知道究竟是要做什么。回到北京后的沈志华已经不想去什么单位了，他自己办了个研究所,又建立了一个史学基金，资助学术出版。“我本来就是个读书人，要那么多钱干什么？够我买档案、开会、做研究就行了。”
　　倾巨额家财挖解密档案
　　现在，沈志华在华东师范大学冷战研究中心的玻璃橱窗里，排满了一册册复印装订整齐的资料，这是沈志华倾其家产，自费斥资数百万元从俄美东欧等国家买回来，然后请国内语言专家一起翻译的第一手解密档案。直到现在，每逢周五下午，沪上很多退休的俄语教师依然会聚在沈志华办公室的长桌边，一起翻译档案，一起聊历史故事。沈志华毫不掩饰自己对档案的执著：“过去很多中国学者，特别是搞世界史的学者，从来不利用第一手的档案资料，用我的话说就是：吃的都是别人嚼过的馍，都是转引别人的研究成果。”
　　1994年年底，沈志华自己出资请国内众多学者在深圳展开了一次关于苏联解体的讨论。“苏联解体的事情对中国震动非常大，但我始终感觉，人们仅凭自己现有的知识去理解这个问题，是不行的。因为人的知识是有缺陷的。你原来对苏联历史的了解是在什么基础上呢？在我们原来的历史教科书上；那个教科书是在苏联的历史教科书的基础上编的，而苏联教科书上的东西都是斯大林搞的那套东西。如果你连历史上发生什么都不知道，你谈什么经验呢？”于是，会后沈志华下定决心：趁档案解密，赶紧去俄罗斯挖档案。可是，怎么做啊？谁来做啊？钱从哪里出啊？现实的问题马上堆到眼前。
　　去中国社科院申请基金，得到的答案是：批不批还不知道，光手续就得走两三年，到那时档案说不定就封了，档案的开放是稍纵即逝的机会。不愿眼睁睁看着机会溜走的沈志华当即对中国社科院的党委书记说：你看这样行不行，你立项，我出钱。咱们合作一把。就这样，1995年年中，沈志华带着一批国内中苏关系研究的学者浩浩荡荡地去俄国挖档案了。没想到，即便如此，还是已经晚了。
　　“我们到了俄罗斯人家已经在收档案了，剩下没收的，复印费也极高，印一页一个美金哪！这还是最便宜的，去苏共中央档案馆，价格是2.8美金一页。”除了俄罗斯，沈志华还去了次美国，因为在他们之前，美国已经从俄罗斯印走了大量的资料。
　　“现在，在朝鲜战争、中苏关系这个领域内的档案，连很多俄罗斯学者都倒过来找我复印档案。”虽然花费巨款，但沈志华所有的档案却是免费对国内外学者开放地。因为到他家查资料复印档案的人太多，他索性完整地复印了两套，一套放在北大，另一套放在华东师大，还刻了光盘在香港科技大学。而提供给大学这些资料的全部条件就是：必须免费对学者开放。“资料就是要让人利用的，我就是想让更多的人知道用档案的好处，因为只有这样，学术才能发展。”
　　档案是拼图，历史是镜子
　　看过沈志华在凤凰卫视《世纪大讲坛》的人一定都被他精彩的演讲所折服，惊叹他怎能把历史讲得如此生动和与众不同。有人曾这样评价他的演讲：他的每一个结论后都有大量的史料支撑，没有生搬杜撰，没有枉自揣度。调侃间中苏那段历史本本色色地再现眼前。沈志华不是在讲故事，不是推销自己的主观结论，而是将一片片残碎的史实连缀起来，展现在你眼前供你思考。
　　“当然啦，档案有了不等于历史就有了，档案里捞出来的全都是碎片。玩过小孩那拼图游戏没有？本来是只大象，它给你切割成80块，噼哩啪啦给你打散了一扔，这就是档案库里那档案，你得去把它找出来。找出来你还得拼哪，你不能把那鼻子拼成尾巴了,这历史不就变样了？我记得我上学的时候，老师给我们看一本书爱德华·卡尔的《历史是什么》，里面讲的一段话给我印象特别深，大意是说，所有的历史学家都在寻找他所需要的档案，当他突然发现了一个文件以后，他会很激动，迫不及待地想把这个文件放进他的文章中去。这个时候他就很容易落入档案的陷阱里去。档案是需要辨别的。因为档案的内容都是档案的作者希望后人所了解的，都有当时的主观性，有当时人的目的，你要读懂它，就要比较，筛选，辨别。”
　　听沈志华这么说着，突然就很好奇地问他是不是喜欢看推理小说。他大笑：“对，我就喜欢看侦探小说。找证据很重要，但有了证据你还得找逻辑联系。咱历史好，因为第一，咱证据多，档案多。第二，咱逻辑联系好。”一生受政治牵连的沈志华虽说多次想远离政治，但却始终没能如愿。在他看来，学者追求的只能是真实，没有别的东西，可以研究得不那么深入，可以影响力不这么大。但却必须真真实实地去做。历史也是科学，假的历史就称不上科学。“我认为，历史学的主要功能就是把过程搞清楚：历史上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真实的过程是怎么样的？历史学家的责任是提供给你一个真实的历史过程，还原历史的本来面目。至于说怎么从历史中借鉴，怎么从中吸取经验教训，其实就不该是历史学家的责任了，那是政治学家、经济学家的事。我们的本职工作就是把那镜子造好，别造一哈哈镜，让您照完了模样都变了，历史学者能造一面真的镜子就功德无量了。”
　　“章百家说，在中国做学问有两种人。要不有钱：做学问既花时间收入又少，没钱不行。要不就有病:脑门子里一天到晚就想弄这个，喝糠吃菜他愿意。他说我，老沈，你又有钱又有病，天生就是弄历史的料。”说起好友对自己的评价，沈志华一脸得意的笑
　　
>>>沈志华1982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世界历史专业（硕士）肄业。1991年在北京成立民间历史学研究机构，并在中国史学会下设立“东方历史研究出版基金”，一方面资助史学专著出版和其他学术活动（已经资助出版史学专著70余部），一方面继续从事苏联史、中苏关系史的研究。
　　现为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国际冷战史研究中心主任，北京大学历史系兼职教授。

ZT: http://www.chinese-thought.org/ddpl/003943.htm

ericgum

美好的东西给了外界，可真正留下的对个人都是惨痛的回忆

戈壁胡杨

转贴：自卑情结发作与二战日军的残忍
今天见到网友们就此事辩论，看得我稀里糊涂的，也没怎么明白。好在看过点有关的电视文献片，有部片子就是专门讨论这问题的，所以可以凭模糊印象来说两句。

第一个问题就是要确定，日本军队是否确实残忍？

这似乎是不容否定的事实。二战中的日军和德军不同，德军讲究普鲁士军人的职业道德，一般不介入屠杀平民的勾当，那乃是盖世太保的绝活。至少基本在西线如此，我记得只有党卫军王牌部队在比利时某个村庄搞过这种烂事。当然在东线就一塌糊涂了，不过那似乎因素很多，“斯拉夫人是亚人类”的种族宣传是一条，苏联没参加日内瓦公约是又一条，俄国人抵抗之野蛮残忍是另一条，战线后的游击战猖獗也是一条。当时德军最怕的就是作俘虏，给抓住了必然是在毒刑折磨之后，挖眼割生殖器处死。说到底，世上最可怕的战争是两个极权国家之间的战争，什么人道规矩都不讲究。

但日军特别残暴可是国际上有口皆碑，赖不了的。中国人从来不知道真正尊重死者，纪念国耻，所以对日军的兽行从头到尾都是模模糊糊。但鬼子可就不同了，人家一笔笔记得非常清楚。令人气短的是，就连我写此文，都得靠引用鬼子的报导来证明日军那比野兽更甚的凶恶残暴。

太平洋战争期间，日军在南洋俘获了将近２０万大英帝国军人（包括澳大利亚士兵），这些人给根本就没像在西线被德军俘虏的盟军军人一样，享受日内瓦公约保障的基本人权，不是被驱赶去进行死亡长征，因饥饿、疾病、营养不良、过度劳累而被活活折磨死，就是被发去劳改，在缅甸修建“死亡铁路”，稍有触犯看守之处，立刻就被抓出来，逼迫下跪后用大和魂斩首。据说按日本武士道传统，让军人斩俘虏的头是对该军人的一种表彰，被斩首的人官阶越高，刽子手的荣誉也就越高。

具体的统计数字我记不得了，大概是战争结束时活下来的人不到三分之一吧。如此残暴的军队，对中国人那个他们认为是“劣等民族”能干出什么事来不难想见。

我记得看过的一部文献片中就有日本老兵们口述，说他们在中国是怎么杀人的。一老兵说，他开头也不敢杀人，后来被老兵笑话，说你们这些东京来的新兵真没用，让我杀给你看，于是就演示了怎么砍中国人的头。在这种传帮带之下，他不久也就练得胆大了，一共杀了４００多平民的头。另一位老兵说，他们当时管中国人叫chankoro，那意思就是畜生一类的亚人类，随便你怎么处置都不过份。还有一个老兵回忆，他们到了某地，轮奸了一位妇女后，没按惯例将她杀了，却把她带着随部队走，一有时间就又轮奸她，三四天后，那位女的给糟蹋得再也走不动了，妨碍了部队的行军速度。她带着个吃奶的孩子，某军曹就把她的孩子夺了下来，扔下路边的悬崖去，那女的立刻就跳下悬崖自杀了。这事一直压在他良心上，云云。

另外一部片子则是英国人回忆日本占领香港后的兽行。某医院是教会医院，不但门口高挂红十字会旗帜，就连屋顶也涂上了醒目的红十字。按理说在空中决不会忽略，但日军飞机就是故意扫射轰炸该医院，造成大量伤亡。日军占领香港后，竟然冲入该医院，把所有的男性集中起来，带到医院后面的一个小山头上，逐一枪毙后踢入水沟。唯一的幸存者见事不妙，立刻装死自己栽进水沟去。饶是如此，日军还一一补枪，他挨了一枪昏迷过去，到天黑才苏醒过来，悄悄爬下山去，得以逃生。人家那可是在现场讲述的，那水沟至今还在，镜头还展示了他在何处受伤，死亡的又是谁谁。

另外一位当年的女护士则回忆她们如何被日军轮奸。老太太回首往事时，以典型的英国人轻描淡写的口气说道：“一个完了又是一个，最后我都不知道是多少个了，那情景可不是那么愉快……”然而从她的面容上，便瞎子也能看出那是何等不堪回首的噩梦。

所以，日军的残暴，恐怕是一个不容否认的铁的事实。

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日军何以如此残暴？影片也作了自己的解答，我这里不过是转述而已。

据影片介绍，日军在一战期间的表现极端文明。在亚洲战场上俘虏的德国军人，一律享受了优厚待遇。他们不但不受虐待，丰衣足食，而且还能开音乐会，举办体育比赛等等。那待遇之好，使得战俘们对日本深怀好感，许多人在战争结束获释后竟然不想回德国，就此留在日本，开商店的开商店，作啤酒的作啤酒，据说德国啤酒就是这么引进日本去的。

但在一战后，日本朝野的态度却突然改变了，用某网友的“协和语”来说，便是“军国主义暴走”（这“暴走”倒也生动）。这里面的原因，据影片作者的分析，乃是日本自尊心受挫使然。

此前日本非常崇拜欧洲文明，发誓要脱亚入欧，加入白人俱乐部。不料首先在限制军备会议上受挫，在巴黎和会结束后继开的裁军会议上，列强分配给日本海军的舰队比例似乎是最小的，挫败了日本效法英国成为海上强国的梦想。最大的打击还是满洲事变。在日本看来，他们入侵中国东北，无非是效法英法殖民者的榜样，可白人却实行双重标准，自己干可以，别人干就不行。国联以４２票对１票通过决议（数字不敢保证准确，请指正），谴责日本侵略，要求日本退出东北。

这无异于国际社会给日本一个有力的耳光。于是日本外相面带微笑地宣布退出国联，引起全会愕然，回国去却受到国民的狂热欢呼，一致赞扬他干得好。在这欢呼声中，其实不难读出日本人的辛酸：全国奋发图强几十年，拼命要挤进欧洲文明世界中去，最后却让人家逼得从第一个世界性的国家组织中退了出来。

就是这种刺激，使日本的自卑情结大发作，从此不再把欧洲视为师傅，要走出自己的强国之路来，也就是我们后来搞的那一套。其实那完全是热日本的冷饭，尽管因为无知没认识到这点，但中国面临的难题和日本当年的也差不多：自己国际地位低下，被白人国家看不起，财力物力实在有限，只好“打破常规，反对爬行主义”，搞自己的一套，特别强调“主观能动性”，提倡“人的因素第一”，用“精神原子弹”去创造只有金钱才能创造出来的奇迹，最后的极端就是“神风特攻队”，用人体携带的炸弹去打败美国人的工业实力。

在这种大背景下，日本推出了大量的仇外宣传，特别强调民族自尊心，吹嘘大和民族乃是世上最优秀的民族，跟咱们当年也差不多。影片还剪辑了一段当时日本拍的故事片，非常有意思：

一位奶油小生扮演某个欧化了的日本艺术家，在某咖啡馆里顾盼自怜地弹着曼陀铃，另一硬汉派演员（高仓健他爷爷？）进来，不小心踩在某女士脚上，赶快道歉了一声。那奶油小生却不饶，说这还不够，让我作个文明的样子给你看看，于是便跪了下去，以兰花指掏出手绢来，温柔地在小姐的脚背上擦拭。高仓健他爷爷大怒，一把把那小生揪了起来，怒斥曰：这是日本，不是欧洲，你这没男子气的奴才滚回欧洲去！当场就博得广大革命群众的高声喝彩。

于此似乎可以窥见日本军国主义“暴走”的心理转变是怎么发生的：效法强者被拒，导致自卑情结侵略性发作，不但自我膨胀，而且将西方文明当成虚伪的做作彻底抛弃，代之以野蛮的兽性，以为那才是真正的英雄气魄。

随着日本疯狂扩军备战，这种暴走当然就更汹涌澎湃一泻千里了。看过《啊！海军》的同志大概都还记得所谓的江田岛精神。日军训练士官或士兵的方法极度野蛮，完全是用肉刑来锻炼出官兵的brutality（残忍）来。有个老兵回忆道，他刚入伍时天天挨打，打完了就给罚在大雨里站着，或是举枪多少次。如果哪天例外没挨打，就连他自己都觉得惊奇。

这套方法当然可以训练出强悍的体魄和顽强的斗志来，但也使得官兵习惯了残忍，将狠毒当成生活方式，养成心狠手辣的作风。再加上日本人特别讲究集体主义，特别强调上下尊卑，个人服从集体。个性长期被社会压制之后，一旦到了无法无天的战场上，自然就要狂暴发泄出来，演成普遍的大规模的集体兽行。

在我看来，这确实能够解释日军超过一切其他军队的空前绝后的残暴。此文的写作目的倒不完全是揭露日军战争罪行，还在于提醒国人：中国人和日本人的相似之处，或许比我们认识到的要多。在日本历史上发生过的烂事，未见得就不会发生在将来的中国。

morriconean

都扯远了！

Ruibin

真是百花齐放，各位都是“遇强愈强”的辩手哇~~~

还是等老狼来续接中越间几十年纠缠离合的故事吧。

北美枫叶

历史只有4个字：颠来倒去

北美枫叶

看看加拿大的越南人，有很多都来了20多年了！都是79年后偷渡来的，以华侨居多。那场战争让很多人无法生存！再次冒着生命危险飘洋过海偷渡来了加拿大，所以，对中国人很敌视！

土著狼

［原创］

长篇连载：消失在中越边境的记忆

4

导火线 ……

1972 年，中美关系出现极具戏剧性的变化。

在周恩来的“乒乓外交”推动下，中国乒乓球队于当年成功访问了美国。禅联三届世界男子单打冠军的中国球手庄则栋，在美国见到了他的老球友科恩；他是一位大学生运动员 ---- 他们一年前在日本名古屋举办的第31届世界锦标赛上相识；他们彼此紧握住对方的手，久久没有放下。善于政治联想的中国民众，立刻从新闻纪录影片那意味深长的画面上，捕捉到来自大洋彼岸的敏感信息 ---- 美国人对中国发出了善意的微笑 …… 。也正是通过“中国乒乓球队访问美国、加拿大”这部彩色记录片，才使“既无内债、又无外债”的中国人民有幸从官方的银幕上，第一次目睹了资本主义腐朽的本质 ---- 小汽车穿梭如流；摩天楼高耸入云 …… 就跟现在的深圳一样。不是说“ 敌人一天天烂下去 、我们一天天好起来” 吗 ？当时以“三转一响”（自行车、缝纫机、手表、收音机）为嫁姑娘条件的中国人民，看到美帝资本主义残酷压榨下的人民只有“一转一响”（汽车、彩电），心里着实给吓了一跳。

中国人把期待和惊奇的目光，投向原来恨得咬牙切齿的敌人。事情出奇的顺利，中美间的和好，浪漫得像罗米欧与朱丽叶；而且充满了传奇 ---- 由巴基斯坦总统叶海亚 . 汗将军牵线搭桥，掩护美国务卿基辛格博士从伊斯兰堡启程秘密访问了北京；最终促成美国总统尼克松与夫人帕克的中国之行。

昔日在战场杀红眼的死对头，转眼间、双方的手就紧紧地握在了一起。尼克松与周恩来的“世纪之握”，结束了东西方阵营老死不相往来的敌对状态；社会主义真老虎与帝国主义纸老虎的手爪刚握完放下，人们便听到尼克松在人民大会堂宴会厅轻松的答谢致词：“感谢伟大中国人民的友好款待；我和我太太从来没有听过这么好听的美国音乐 ……”他是指解放军总政军乐团为他精心准备的美国乡村音乐 ---《 故乡小路送我回家 》以及他在总统就职典礼曾奏过的《 美丽的西比利亚 》等蓝调名曲。腐朽资本主义国家的靡靡之音，第一次在社会主义中国的政治心脏里响起来 ……

以上当然是尼克松的客气话啦。不过，为了欢迎总统，中方确实做足了功夫：北京的学校与工厂，晚上八点前不得放学下班，免得大街上人多阻碍尼克松的车队；周恩来总理和姬鹏飞外长全程陪同总统；当发现尼克松家人偷偷将宾馆客房里的“大白兔”奶糖装进自家口袋时，保卫人员密报总理 ---- 周恩来指示：别惊动他们！他们拿走多少，你们放回多少。几天下来，好几斤的“大白兔”又悄悄进了总统一家人的口袋。离开中国时，总统夫妇还领走一对美国没有的大猫 ---- 黑白分明、憨态可鞠的那种国宝熊。

此时此刻，越南人心里十分不爽。也许在黎笋看来：两年前你毛大哥会见我时，还拼命鼓励我多杀美国敌人；与我谈话的内容，还被整理成“520声明”向全世界公布；咋转眼间你就私下与美帝和好了呢？你那著名的“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败美国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的革命口号，岂不是骗人把戏 ？

在这种情况下，越南小兄弟倒向另一位社会主义大腕，就成了顺理成章的事了。实事求是地说，越南若没有两位社会主义老大哥帮忙，要想取得抗美战争的胜利是困难的；举两个简单例子：美军的 B — 52“同温层堡垒”远程轰炸机，以及F — 114“鬼怪式”战斗机，没有苏制萨姆导弹，你如何打得下来？没有中国工程兵修路搭桥，越南的战争保障系统岂不早就瘫痪 ？

黎笋自己也十分清楚：离开老大哥，他这个一穷二白的小兄弟将一事无成。为了击退美军，寻求越南统一，他利用中苏不和，自己站在中间玩了多年的跷跷板……中美倾刻间握手言欢，黎氏跷跷板玩不转了；他不倒向苏联，又该怎么办呢？他别无选择。因此，背信弃义，恩将仇报一说，不过是中国大哥当时的气话罢了。

越南全面倒向苏联，是中国所不愿意看到的。于是，兄弟间的指责终于公开化，白热化；就像当年的中苏论战一样。越南官方媒体称昔日的老大为“北京反动当局”；中国斥责过去的小弟为贪得无厌的“东方古巴”……俩兄弟你来我往，针尖对麦芒，互不相让。中国与越南这对友好相处几十年的难兄难弟，终于结束了非常时期的政冶蜜月，走到了尽头。

1975 年，黎笋迎来他几十年政冶生涯的重大胜利：美军撤出越南，千疮百孔的国家终于实现了南北方统一大业。昔日的小兄弟长大了，他要娶媳妇当爷了 ……解放南越，可以说是黎笋娶的第一房媳妇；但他觉得不过瘾。为了显示新贵气派，这位社会主义大家庭里的暴发户，犯下一个常见的膨胀错误 ---- 想包个政治二奶玩玩。他看中的二奶，是与他世代为邦的邻家女孩 ---- 柬埔寨。

敏感的新闻从业人员，从越南官方“河内之声”的节目中，隐约听到越南准备迎娶新娘的鼓乐声。先知先觉的国际战争事务观察家 ---- 美国《 纽约时报 》著名栏目主持人 R . 史密斯对时局发表评论说：“柬埔寨是一根可怕的导火线；线的另一头连向发明火药的中国大陆……”在文章的末尾，他叹道：“唉，淘气的孩子总喜爱玩火。”事实证明，擅长黑色幽默的史密斯先生，不愧为研究国际间战争纠纷的行家里手；他猜中了 ---- 正是这根导火线，直接引发了中越之战。而拿打火机点燃导火线的淘气男孩，正是黎笋。

后来，《 纽约时报 》的管理层为 R . 史密斯先生加薪。因为他的大胆预测获得了证实；由于他一系列的精彩评论，报纸的销售收入全面飘红 ……

（ 待 续 ）

suiping

历史经过狼和诸位的剪辑、截肢，怎么看都是蹦蹦跳跳的。

战斗多久打响？

土著狼

图 1：厨房辩论


尼克松曾担任艾森豪威尔的副总统。在一次博览会的 “ 活动厨房 ” 展位上，他听赫鲁晓夫说：“ 我们一定要埋葬你们！” 于是反唇相讥；引发著名的厨房辩论。

土著狼

Post by suiping;708161
历史经过狼和诸位的剪辑、截肢，怎么看都是蹦蹦跳跳的。

战斗多久打响？

报告大师：

战斗很快打响 ！请党和人民等待我们胜利消息吧 ！

土制坦克

Post by 土著狼;708164


报告大师：

战斗很快打响 ！请党和人民等待我们胜利消息吧 ！

党和人民一定会等到你们的胜利消息的。

土著狼

尼克松在飞往中国的空军一号上

土著狼

图  3：尼克松来中国之前，专门练过筷子功

土著狼

图 4：美帝纸老虎吓唬北京女孩

土著狼

图  5：总统夫人帕克与孩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