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戈壁胡杨

芦笛：再论“不看或少看中国书”
文章提交者：芦信韵
一、欲知中国事，须看西洋书

在某篇文章结尾，我曾提到鲁迅语录“最好不看或少看中国书”，当时就知道有人要提出疑问。记得两年多前某人就发文批驳鲁老恶毒夫的这一光辉指示，说:“不看中国书，怎么还能知道中国的问题何在？”类似地，有网友跟贴问我：不看中国书，怎么去认识中国？

其实，光看中国书根本就认识和批判不了中国的腐恶传统和现实。只有阅读外国书才能获得这种能力。要论批判中国的腐恶传统和现实、特别是极左文化的深度和广度，我敢不客气地说一句，网上无出芦右者。最常见的无非是海骂一气式的发泄。这种玩意看多了，迟早要如三级片一样彻底败了胃口，正如《大小参考》和各种民运刊物向世人昭示的那样。但老芦的文章可以反复看，决不会让人生厌，因为那是入木三分的理性批判。无论人们如何仇恨我，他们恐怕也不得不承认没谁的文章有我的深刻。

我是怎么获得这种能力的？从鬼子那儿学来的。文革中后期有个遍及全国的地下读书运动，朱学勤等人都在回忆录中提到过。朱写了《省军级与娘希匹》和《寻找当年的思考者》，我就是他要寻找的失踪了的思考者之一。当年看的书很多很杂，但教会我用合理的思维方式分析中国问题的，我觉得是两本书，一本是《第三帝国的兴亡》，一本是美国汉学家费正清写的《美国与中国》。

我看《第三帝国的兴亡》有两个主要收获。第一是发现了纳粹和共党社会组织之间惊人的相似。第二是我注意到，作者在开头化了很大篇幅介绍德国的地理、自然环境、文化传统和历史，以此入手剖析纳粹现象何以会在德国土地上出现。这种思想方法对那时的我来说完全是未之前闻──我知道的只是“历史唯物主义”和“阶级分析”那套“科学”。

看《美国与中国》的收获就数不胜数了。首先是我注意到，作者用的也是那个路数，即从中国的地理自然气候环境、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历史、文化等入手，给你勾划出一个民族心态形成发展的粗轮廓来。其次是作者对中国历史上的各种学说的介绍之精确清晰，让你不能不拍案叫绝。他说的那些玩意我当然并不陌生，但我得承认，在看到他的转述之前，我对儒（含后来的理学）、道、释的理解绝对没有那么深入。看二手介绍居然会比看原著的理解还深刻，当时就给我带来了极大的震撼。他对国共两党的剖析更是令人叫绝，特别是对“思想改造”那威力无穷的法宝的心理学分析，简直让我如闻仙乐，如痴如醉。

最令我震骇的是，费正清其实只在中国呆了短短几年。但人家无论对古代还是现代中国的理解，都远比我这从小浸淫在传统文化和极左文化之中的中国人深刻到无从比较。

由此我想了许多，试图弄清鬼子比我这土生土长的中国人还懂中国的原因所在。想出来的答案是这么几条：

第一，人家的思维方法对头，而中国人、特别是古代中国人根本不具备理性思维能力，越看诸子的书，这感觉就越强烈。

第二，人家使用的是准确明晰的语言进行思考和表述，而咱们的语言特别是古代汉语完全不是合格的思维工具和表述工具。最简单的例子就是，佛教的“大乘”和“小乘”大概谁都听说过，但恐怕没几个人明白那是什么意思。但如果你看鬼子介绍佛教的书，哪怕是白痴也明白“大乘”是超度众生到彼岸的“large vehicle”，而“小乘”是“small vehicle”。

第三，人家持的是客观冷静的态度，竭力按事物的原状来描述和理解它，尽量超脱出主观因素的影响。而且，人家的文风平和，是讨论式而非宣传式，从来没有咱们擅长的那种咄咄逼人、强加于人的武断说教。我读过的所有中国书还从来没见过谁持鬼子那种客观平和的态度。哪怕是文学作品都如此。看过鬼子报告文学的人，恐怕再也没法消受徐迟的《歌德巴赫猜想》、郑义的《自由鸟》那种主观滥情货。

此前我非常崇拜鲁迅，觉得他是最懂中国的人。但看了鬼子的书后，我的崇拜就此轰毁。当时最深刻的一个感觉是，鲁迅其实只是个伟大的现象学家，他对社会弊病的感受非常敏锐，抨击非常准确刻薄。但除此之外，他什么也没发现，这是因为他根本就没有西方学者如老费那些人的思考大框架，不会西洋式的正确思维方法，因而看不出那些弊病的来龙去脉来，更想不出什么解决的办法。因此，他的作品其实只为读者提供一种发泄积郁的快感，特别受不满现状、富于叛逆精神的革命愤青和愤世嫉俗者的欢迎，但除了煽起他们的躁狂之外，根本就无助于解决社会问题。

如今一般中国人看的中国书恐怕绝对不会有鲁迅看的多。如果只看中国书，最了不起的前景也无非就是变成又一个鲁迅，那又便如何？难道那真的就能对中国社会作出深入的理性批判？无非是再罗列大批症状并刻毒地讽刺抨击一番罢了。该怎么改造这个不合理的社会，老鲁夫子连个起码的蓝图都没有。这和他没到过西方，从而没有机会作第一手比较分不开。我想，这就是鲁迅和胡适的最根本区别──老胡见过合理的社会组织，毕生想干的也就是把它搬到中国去。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如今的倒共阵营，其实无非是在干鲁迅早就干过的活，唯一多出来的就是供了个西方民主女神。可惜在大多数壮士心目中，那女神其实不过是咱们的九天玄女娘娘染了金发、戴上项链而已。哪怕就是对寥若晨星的先知先觉者来说，对于这女神是否能请到中国去、应该如何请到中国去等一系列问题，大家还是和当年的鲁迅一样的无知。


二、欲知丑与美，须看西洋书

即使是现象学研究，也离不开和西方的比较。尽管我的启蒙在国内就完成得差不多了，但我出国后，仍然时时无比痛切地感到中国的丑陋。举个最简单的例子：《聊斋志异》是我最喜欢、看得最熟的一本书。我太太也同样如此。在国内不知看了多少遍，从来不觉得有什么问题。出国几年后，我为教育孩子，从国内带了一本《白话聊斋》回来。全家三人轮番攻读，三人都恶心得看不下去。那社会之黑暗腐败龌龊，流氓式的风流士子，简直根本就无法和眼前这文明社会调和在一起。

就连小地方都这样。记得孩子看了《狐谐》问我：“这就是中国人的幽默吗？我怎么觉得那非常粗鲁无礼？这么刻薄地挖苦人，也算是一种机智的表现？”让我无话可答，因为我自己就是这种“聪明人”。

两三年前，太太又从国内带来《镜花缘》。又是三人抢着看，又是三人同时觉得恶心。那些肉麻的儒家说教就不必说了。通篇又是以阴损为幽默，以刻薄为才气，以卑下为机智。我于此悟出，在过去在答赵无眠的文章里，我把开创“骂人文学”的罪责加在鲁迅头上，根本就是不公平的。骂人文学本是中华文化源远流长的一大分枝，鲁迅不过是集大成者。而一般人以为儒家传统代表着温柔敦厚与容忍，其实是一种浅薄的误解。“忠恕”、“温良恭俭让”等教条对许多人而言只是说说而已。谓予不信，请去看《镜花缘》。

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有比较才有鉴别”。要知道中国有些什么丑恶，首先得知道什么是丑恶。不和西方比较，一辈子身在庐山中，便永远也不知道中国有些什么丑恶之处。


三、政治家尤其“最好不看或少看中国书”

这是索尔兹伯里给我的启发。他在某著作中指出，毛的重大局限是他只懂中国历史，而改造中国的蓝图是不可能从24史中找出来的。我由此想到，中国人的政治发明灵感，早从秦朝起就萎缩了。世上如今有这么多的主义，没一个是咱们发明的。到现在，国货里只有老庄孔孟那种两千年前原始幼稚的零言碎语。靠那去改造中国，只会闹出那“井田制＋桃花源＝共产主义”的笑话来。从微观上来说，共产党内部其实也有不同，周和邓治国理念和毛就不同。其所以如此，我看基本是两者的经历决定的。毛毕生未到西方，从来只看线装书，而老周老邓见过西洋景，老邓那中华文化盲恐怕连本古书都没看过，而这正是他们先进的地方。七十年代造出一个“风庆轮”，排水量恐怕还没有20世纪初的“铁达尼（泰坦尼克号）”的五分之一，就嚷嚷得地动山摇。而老周老邓20年代飘洋过海时就坐过万吨邮轮，所以对“风庆轮”不以为然，后来人民的好总理只得为对这伟大的“争气轮”的态度多次在政治局会议上沉痛检查糟踏自己，险些丢了以非凡身手好不容易保下来的乌纱帽。

总而言之，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人已经用一个半世纪的时间，反复证明了自己的政治想象力、发明力甚至学习能力，更决不可能靠读线装书建立西洋式文明（也就是所谓的“现代化”）。咱们唯一可做的，是老老实实地承认自己除了超强的生殖能力和吃苦耐劳精神外，不管哪方面都不如鬼子，琢磨一下人家管理社会、国家的方法，从头培养自己的学习能力，老老实实地把先进文明一点点搬回中国去。

更重要的话我昨天已经说过了，一部中国历史，其实是一部阴谋诡计的百科全书。政治家尤其不可读，否则必将有害于国家民族。

这在毛表现得最明显。他动不动就要说谁谁是“汉文帝”，“你当了皇帝一定亡国”，“这是哪个皇帝搞的”，甚至不许人家骂皇帝。无论是什么当代政务或事件，他都有本事从历史中找出等价物，忽而“二王八司马”，忽而“宋江投降，搞修正主义”，忽而“请诛晁错，以清君侧”，忽而“位尊而无功，挟重器多也”，忽而“评法批儒”，忽而“阳春白雪，和者盖寡；盛名之下，其实难副”，忽而把枚乘《七发》选为八大会议文件，忽而把《封建论》印发给高干阅读……。历史上还从未见到过这种特殊病例，病人完全丧失了时空感，失魂梦游两千年。在这种人领导下的国家要实现现代化，宁不求我于枯鱼之肆？！

这段文字其实是为某人写的。请您停止阅读24史，学着看看老美的报纸杂志，获得点起码的现代文明常识。如果想真正地明白中国，请去看汉学家们的书。那才是正道，因为人家是以西方为参照坐标作的比较研究，在阅读过程里，你也就能发现中国有哪些不足。如果光是看古人写的书，你就是白首穷经，除了积累了一肚子的阴谋诡计和其他糟粕之外，绝对只会一无所获。


四、“整理国故”也得看鬼子的书

老芦是票友，谈这种题目实在是僭越。只是恍惚记得某位史学家说过，西学东渐前，中国其实根本没有什么真正的史学研究。当然我也不知道是真是假。不过比较新旧红学研究的成就让我倾向于相信这个说法。

因为时代局限，年轻时根本看不到胡适的书。文革后期，为响应伟大领袖“学习理论”的伟大号召，工厂里设立了“工人理论小组”。小芦忝列其中，荣幸地看到了内部发行的胡适的《红楼梦》考证论文，给我留下了无比深刻的印象。

最深刻印象便是，所谓“旧红学”的“索隐派”，无论如何学富五车，统统是白痴。论记住的死知识的丰厚度，青年胡适根本不是那些老头子的对手。但因为掌握了先进的思想方法，胡博士如摧枯拉朽般地荡涤了那些污泥浊水，大破他们走火入魔的邪说，使“旧红学”从此彻底退出历史舞台。他用的基本方法其实很简单，无非是版本互校。但因为思路先进，他第一次考出了《红楼梦》的作者是谁，身世怎样。从那些文章里，我再一次感到：“思维是个纲，纲举目张。”哪怕要搞国术研究，也得靠鬼子发明的先进考证方法才行。

现在许多人说胡适的学术成就不过是二流水平。老芦是外行，不配置喙。但我的印象是，他影响了整整一代知识分子，例如吴晗就是听了他的话才专治明史的。正因为他影响太大，“解放”后才专门借批俞平伯来批他，以肃清他的“流毒”。但他那种考证方法特别是思路其实并没有失传。文革后期哄传发现曹雪芹诗文，后来证明是伪造的。在我看来，那证伪者使用的方法就深得老胡神髓。

郭沫若似乎也是靠西洋武器出奇制胜的。我至今还模糊记得他鉴定青铜器年代时使用的方法。那似乎是选中一个年代明确的青铜器为时间坐标原点，然后再根据工艺水平的先进或落后程度、以及铭词、装饰风格等等逐一推出年代不明的青铜器皿的大致出产年代来。这方法一望即知是鬼子的发明，老祖宗绝对没那本事想出来。

当然，在今天的国学家看来，上面这些例子大概不值一哂。不过请别忘了，胡、郭作出这些重大发现时不过是年轻人，其实是沾了大多数国人对鬼伎还不熟悉的时代的光。如果几个年轻人靠外国学来的先进思维方法就能在本行之外搞出重大成就来，则我看今天的国学界仍然有必要随时引进西方最新研究手段。


五、结语

一篇杂文，为了强调某个侧面，总难免流于偏激。本文题目标明的命题就是如此。其实我想说的并不是到底该不该看中国书，而是怎么去看中国书。全面的表述应该是这么两句话：

在学术领域中，必须使用先进的西方思维方式和研究手段去研究中国的事物。

政治家首先必须全面掌握西方的价值观念，然后再以此作准绳去审查中国的历史和现状。

合起来似乎可以用老祖宗擅长的模糊语言表达，道是：“西学为体，中学为用。”

ouyanganwei

yangly_3

在言论自由的环境下的百家争鸣好过整个社会一个调调，一种思维方式。。。

chenyanyan

受教了.....以后我只让孩子看诗经和唐诗.

chenyanyan

"中国人的政治发明灵感，早从秦朝起就萎缩了"

深有同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