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的自尊与自卑

罗珠达哇

ZT

多少年来，我们总自夸着地大物博的江山如此多娇，更有无数英雄竞折腰，讲思想有四书五经，讲文学有唐诗宋词，讲科技有四大发明……。不错，这都是事实，曾让多少代身在苦中不知苦的中国人感到自豪和骄傲。然而，进入了21世纪的今天，吃得营养了、穿得洋气了、住得也相对宽敞了的许多国人却日益“郁闷ing”（网上最常见“半中半洋”的表达式之一）起来，似乎再也找不着那种“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的气魄和感觉。于是有人也学着鲁迅先生一篇杂文题目的句式慨叹曰：“中国人失掉自豪感了吗？”

我也曾尝试把这种论调解释给周围来自五大洲的外国同事们听，却招来几乎是众口一词的异议：中国人怎么没有自豪感？10%的经济增长率、1万亿的外汇存底、满世界的“中国制造”、2008年奥运会，还有遨游太空的“神舟”飞船，羡煞了多少“老外”，你们还要怎么着？尤其是来自非洲国家的兄弟，最不爱听我说“中国和非洲都是发展中国家”，比较一下大上海的新天地和拉各斯（尼日利亚最大城市）的贫民窟，怎么能说中国和非洲“同属第三世界”？

其实这些外国朋友看到的只是表面现象。中国有句老话说“人贵有自知之明”，和外国人说不清的事情，我们中国人自己却不可以不自察。我们常常在国内媒体上看到别国“伤害中国人民感情”的事例，有没有想过为什么受伤害的总是我们？中国人民的感情为什么很脆弱？在网上搜索一下，“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感情”这个绕口的词组有超过5万个结果。可是仔细看看这5万个结果，真正经常伤害我们感情的其实只有两个国家。一个是美国，另一个是日本。且不说纵容分裂势力、参拜甲级战犯这些重大和敏感的政治问题，只要这两个国家的商业广告中直接间接地有那么一点点轻视中国文化的意味，或者是它们出售到中国市场的产品有一些质量问题，我们马上会有一种被侮辱、被伤害的感觉。那么，为什么其他国家伤害不到我们的感情呢? 东南亚国家虐待我渔民，我有关部门与之严正交涉，在提出抗议的同时，却绝少抱怨“被伤害了感情”。非洲和南美洲的一些小国长期维持与台湾当局的“邦交”，我们有足够的耐心等待这些国家的转变，但也决不会感觉被“伤害了感情”。同样是利益被他人侵害，但是我们为什么流露出不同的感情来呢? 我认为其中的一个原因是，美国、日本的综合国力强大，人均国民收入超过中国的20倍以上。在他们面前，我们有一种既定的心理劣势，不管嘴上是否承认，我们实际上把自己摆在了弱者的位置，所以才会动辄感觉会被他人“伤害了感情”。

中国人喜欢说“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但在很多中国人的潜意识里，只有西方的特别是美国的才算是世界的。在各类媒体的渲染之下，我们几乎生活在“美”化中国（Americanization of China）的氛围之中。我没有玩文字游戏，想要“美”化中国的中国人实在是太多了。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中国媒体对“奥斯卡”金像奖的炒作了。本来是美国国内的一个专业电影奖，却在中国媒体有意无意的粉饰之下，俨然成为世界电影大奖，而“奥斯卡”三个字也成为了各类竞赛的世界水平的代名词。当今的中国，“美”化现象已经是无时不在、无处不有。随便上网浏览一下，或者翻翻报纸，我们就可以读到这些有关“中国的xx”报道（而这xx又几乎都来自美利坚）：中国的 “时代广场”、中国的“麦当劳”、中国的“迪斯尼”、中国的“格林斯潘”、   中国“空军一号”、中国的“哈佛”、中国的“五角大楼”；中国的“微软”、中国的“盖茨”、中国的“绿卡”、中国的“硅谷”……等等不一而足。前几年国内某报招聘编采人员，有一道知识性的小题，要求考生写出下列18位着名人物的身份：王蒙、许海峰、韩美林、贝聿铭、马寅初、袁隆平、白岩松、袁世海、刘永好、马三立、范长江、何厚铧、柏杨、安南、霍金、戴安娜、斯皮尔伯格、沙龙。结果，参加考试的新闻专业的毕业生们的答案五花八门了，如范长江是小品演员；贝聿铭是足球教练；柏杨是溜冰运动员；何厚铧是香港特区行政长官；马三立是著名的教育家，等等。唯独对英国的王妃戴安娜和好莱坞的导演斯皮尔伯格大都可以给出准确答案。如果说戴妃以其悲剧和绯闻而尽人皆知，不知道斯皮尔伯格知名度是否得益于国内媒体对“中国的斯皮尔伯格”张艺谋的宣传。

“中国的xx”使中国的国粹陷入困境，中医中药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中医学可以说是中国古人对于生命和宇宙的哲学思考在治病健身领域的具体实践和运用。早在战国时期就出现了内容系统的医学理论著作《黄帝内经》；汉代医学家张仲景写成《伤寒论》；明代的医学家李时珍完成了《本草纲目》。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中医中药就是实行了几千年的廉价“健保体系”，在中华民族的繁衍和发展中功不可没。然而，如果用西医西药的标准来评价中医中药，传统中医（尤其是少数民族传统医生）没有经过现代科学训练、没有行医执照，“君臣佐使”“辨证施用”的中草药有效成分不清，疗效没有经过严格的“双盲”效果对比试验，传统的“望、闻、问、切”更无法与电脑CT抗衡。长此以往，西医西药已经逐渐成为中国人看病治病的首选，国人对中医中药的信任降低到了冰点，几乎是万般无奈时的“安慰剂”。在这种情况下，有学者发出了“告别中医”的郑重呼吁，也有部门提出要把中医中药作为“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申请保护。不论是“告别中医中药”，还是“世界历史文化遗产”，都说明了中医中药正面临着“二千年以来所未有之变局”。 中医中药的窘境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今中国人心头那番剪不断理还乱的滋味。在英语中，“自尊”和“自豪”乃至“傲慢”都可以用pride这一个词来表示，但是当今中国人的复杂心态，又怎一个pride了得？清末民初的国学大师辜鸿铭在他用英文写成的代表作《中国人的精神》中刻画了中国人的性格的几大特征，除了deep（深沉），broad（博大） 和 simple（纯朴）之外，还有delicacy。这个delicacy可以是“细腻”，也可以解释成“敏感”。上下5000年传统文明的潜移默化，使中国人基因中产生了强烈的自尊，或者说是 “文化优越感”。然而，近代西方列强的欺侮加上经济和科学的落伍，又使得中国人的自信心受到损害，觉得处处技不如人。借用鲁迅先生在《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一文中的句式，当超自尊与低自信并存， “就会疑，一个转身，也许能够只相信了自己，倒是一条新生路，但不幸的是逐渐玄虚起来了”。国人的心理因此变得十分脆弱和敏感，患上了“民族自尊官能症”。“民族自尊官能症”的典型症状是小题大做，常常是说者无心，听者有意，过分在意外国人对中国人说的只言片语。听见一句好话就飘飘然起来，连“老外伸出大拇指连声说OK”都觉得是莫大荣耀。于是，一些国人陶醉于“21世纪使中国人的世纪”、“中国人最早发现美洲大陆”、“计算机的发明是根据中国的八卦”、“太空唯一能看到的地球上的人工建筑是中国的长城”、“中文将超越英语成为国际强势语言”这样的说法。反之，只要稍一听见负面的语言感情就受到伤害，总觉得人家居心不良。前一段网上辗转流传着美国兰德公司一篇报告的内容，有一个耸人听闻的标题《2020年，中国会非常穷》，引起国内舆论哗然和专家学者的反驳。但是，如果仔细阅读一下兰德公司的报告英文原稿，我们发现全文基调平和，充分肯定了中国经济发展对世界经济的正面影响。至于那句让国人耿耿于怀的“2020年，中国会非常穷”的原话是这样的：In 2020, China will still be a very poor country by our standards（“按照我们的标准，到2020年，中国将仍然是一个非常穷的国家”）。显然，这只是对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预测，而且其前提是“以我们（美国）的标准”，算不得“中国崩溃论”，也不值得我们紧张。


我们应该如何调整自尊心与自信力的落差，追回正在失掉的民族自豪感呢？这个问题让我想起了一件看上去不相关的往事。上世纪50年代末北京建设人民大会堂的时候，工程设计人员遇到了一个棘手的难题。在西方，传统的教堂建筑有意识地将礼拜堂做得高大，前面神坛又做得高耸尖挺，使信徒们一进教堂就有诚惶诚恐的感觉，在心理上觉得自己十分渺小。而在中国，建设一座人民代表行使民主权利的大会堂应该如何避免这种人为的落差，颇费思量。当时，周恩来总理听了汇报以后，以唐代诗人王勃的《滕王阁序》中的名句“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说明人在海阔天空的大自然怀抱中，非但不觉得自己渺小，反而觉得心旷神怡，悠然自得。设计人员由此得到启迪，将大会堂的顶棚圆曲而下与墙体自然连接，如同水连天，天连水，水天一色，浑然一体，所以进入人大会堂的人并没有渺小和失落的感觉。同理，走向世界的中国人需要以平衡的心态审视大千世界，用开放胸襟体验西方文化，在西方现代文明的精髓与中国传统文化基因碰撞中，融合出更有创造力和包容力的新中华文化。只有当中国人不论以什么标准来看都不再“非常穷”，而且中国切实地为人类做出较大的贡献，我们的民族自豪感就会油然而生，再发“欲与天公试比高”的诗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