戏里戏外陈晓旭

罗珠达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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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晓旭(图片来源：南都周刊)

　　二十年一梦红楼，二十年出个林妹妹。从1962年越剧电影《红楼梦》至今，两个二十年，两代人相继谢幕。到如今陈晓旭的出家，为后二十年对林妹妹的诠释划上了一个感叹号。而即将出世的第三代林妹妹或许已不在我们的审美范围之内……
　　《红楼梦》是个无底洞，一入误终生。
　　其中，第三十回《宝钗借扇机带双敲 椿龄画蔷痴及局外》中，宝黛斗嘴，有这么一段：黛玉道，“我死了呢？”宝玉道，“你死了我做和尚”。
　　最终黛玉撒手红尘，宝玉悟尽好了，倒是了却了那段“金玉前缘”。
　　当年，陈晓旭演绎林妹妹的时候，年仅18，正花样年华，宝黛那段“金玉前缘”多少看得有些懵懂。但她却在当年的日记中写道，已经把演黛玉作为了人生追求，完成一种使命似的夙愿。
　　林妹妹戏里这个痴人，最终让陈晓旭全情投入的诠释。这一入戏，再回首二十载匆匆过隙，红颜老矣，如今的陈不仅看透了“金玉前缘”，还跟着悟出了人间好了。
　　2月23日，正月初六。陈晓旭在长春落发，遁入空门，这一消息令听者无不唏嘘。二十年来，没有人把陈晓旭当成她自己，她已经和那个时代的《红楼梦》一起进入人们的收藏夹，承载着那一代人对于林妹妹这个自由女性的所有诠释。
　　如今，陈的出家，与其说是一个时代林妹妹谢幕，不如说是那个时代对自由女性的诠释已经过时，已然作古。
　　林妹妹拿得起放得下，而世间多是看不透的人。陈对此已是早有预料，她对身边好友说，一切并无所谓。
　　3月2日，记者来到陈之前的公司里。她的痕迹正在消逝，办公室里一桌一几，供着观音，林妹妹的剧照已被取下，却像极了大观园内的妙玉栊翠庵。工作人员说，这里还有新人要来，不好长久空着。
　　陈的老公郝彤更是个看得开的人，《红楼梦》里甄士隐同疯道人出家，其妻封氏哭了个死去活来。而这一位不仅乐得道喜，还要紧随其后，也要出家。
　　夫妻双双携手遁入空门，古今罕有，亦喜亦忧。
　　记者问及他与陈晓旭何时结婚的，这个男人，先是一怔，然后说，忘记了。
　　“说不定我们就是一个人”
　　男人比较健忘，而让一个女人忘记自己的过去却颇难。
　　陈晓旭曾多次表示：自己在演林黛玉这个角色上，可能在外形与演技上并不拔尖，但在气质上是最贴合的。而这些在她早期的生活轨迹中竟都能找到种种相似的印证。
　　在她出生前，母亲曾梦到一位老人，说将要生一女儿，取名为芬，后因生在凌晨，就取名晓旭。长大后的陈才知道芬是南方的一种香草，由此开始相信前世今生。
　　12岁陈就开始读《红楼梦》，早年读古诗激发的想象力和放弃舞蹈后身体的静止，在这部著作中爆发了。她开始在日记中写诗，满纸悲天悯人。15岁发表诗作，虽没谈过恋爱，写的却全是情诗。
　　3年后，陈晓旭成为了辽宁鞍山话剧团一个不起眼的小演员，没演过任何重要角色的她，毛遂自荐地进入87版红楼梦剧组。当导演说 “不能演林黛玉，还可以演晴雯或者惜春”，她说那我就回鞍山去，“如果我演其他角色，观众会觉得林黛玉在演另外一个女孩的角色。”
　　陈心中的黛玉，是一个真实的女人，敏感、多思、不谙世故。寄人篱下的自卑感使她对一切充满戒心，而孤傲的个性又使这种自卑上升为强烈的自尊。
　　这个女人经常被历史误会，她保卫着做人的尊严，不流于世俗，被人们理解为孤芳自赏。她随时向虚伪开枪却因此树敌太多。
　　经过几轮筛选，在最后一轮定角面试时，陈着一袭蓝裙，以自己理解的黛玉面容出现在众人面前，与她一起的还有另外3名候选人。陈朗诵了自己的诗作《柳絮》，她83斤的瘦弱身材和几分病态和忧郁的脸，最终打动了王扶林导演，后来也打动了观众。
　　当导演开始宣读角色名单，陈晓旭在心里几乎与导演同时念出：“林黛玉——陈晓旭扮演。”
　　王扶林后来表示，选中陈是因为她诗人的气质与黛玉的吻合。作为导演，王对当时社会的文化水平并不乐观，他评价在刚刚经过文革的80年代，一个小姑娘，读过《红楼梦》，还会写诗，并不多见。在来剧组前，陈已经熟读了两遍《红楼梦》，笔记也做了一大本。而其他演员大部分对《红楼梦》还很陌生。
　　陈晓旭之后在日记中这样写道：“我能够在上万名竞争者中得到林黛玉的角色，也是因果缘分。十几岁时，我就开始理解她、感受她，还把她的诗抄写在日记上。如果追溯到前世，也许会更奇妙，说不定我们就是一个人呢。”
　　这句话，成全了陈晓旭演绎林妹妹这个角色的终生夙愿，也差点耽误了她一辈子。
　　梦里三年
　　定了角，跌进红楼，一梦就是三年，这段时间，让很多人一辈子都走不出来。
　　从圆明园到香山，再到全国各个拍摄地，87版《红楼梦》剧组开始了一次次大迁徙般的辗转拍摄。期间，王扶林导演对这些年轻人采取半封闭培训。请红学家讲课，反复做小品练习，从头学习古人的举止作态。
　　“这里弥漫着一片返古情绪，每个人都在有意使自己更接近那个时代。”陈晓旭在日记中这样描述这段快乐时光，姑娘们把一头披肩秀发编成了直直粗辫子，高跟鞋被扔在角落里落满了尘灰，录音机里不时传来幽雅的古典乐曲。每天，大家早早起身，到楼下的操场上练习走路、请安跪拜及各种各样的礼节，奶奶小姐们被这些没完没了的礼节搞得手忙脚乱，不禁暗暗笑过去的人活得未免太仔细了。
　　她与宝钗的扮演者张莉住在一起，因为觉得张莉和宝钗的性格很相像，陈就把对宝钗的怨恨都发泄在张莉身上，刻薄挖苦她，每次都是张莉主动和解，剥橘子给陈吃。央视《艺术人生》中《红楼梦二十年再聚首》曾播过一段二十年前对她们那时生活的采访，戏外的黛玉和宝钗，两人的对白及神态都像极了戏内，举手投足都有些古人的矫情，令人印象深刻。
　　宝黛二人的初次相遇就火药味十足，宝玉一上来就表示了自己对黛玉这一角色的反感，遭到了陈晓旭的一阵连珠炮：“你根本就欣赏不了她的美，不过是个凡夫俗子罢了。你认为你那个宝玉可爱啊，到处留情，是个须眉浊物，泛爱主义者，黛玉怎么会爱上他，奇怪。”两人在排戏的时候总是争吵，但并不影响两人在私下一起搞恶作剧捉弄别人的盟友关系。
　　“葬花”是黛玉的重场戏，为此陈晓旭准备剧本到很晚，才凉冰冰地上了床。闭上眼睛，要拍的镜头却连连在脑海中闪现，挥之不去。
　　一夜大雨，拍摄地的梅花在泥泞中。红红白白地落了一地，其中还有未放的花蕾，真正红消香断。目睹一切的陈晓旭木然而立，树上有两只麻雀很悲凉地叫着，好像在告别，然后各自飞走了。陈的心猛然给牵动了，一阵酸楚从心中展开，于是这一天的所有感触，所有凄冷一下子泛滥了，眼泪已流了满脸，竟连肩膀也抖起来了。此时摄像师从镜头里发现了这哀伤的一幕，连忙喊开机。
　　后来陈在文章中写道，这是她第一次深深地理解了黛玉那份伤花感己的情怀。但可惜，这个经典的场景被很多人评价为意境不够，未能超越62年的越剧电影《红楼梦》中的葬花。
　　但陈的演技在剧组还是被众人肯定的，平儿的扮演者沈玲感觉陈的表演一直很理性，有一种凌驾于角色之上的平稳。而贾琏的扮演者高洪亮则直接认为，陈根本没在演，因为她自己就是黛玉。不论言谈举止,还是走路轻飘飘、弱不禁风的感觉,以及她的清高与自闭。
　　正是这份独树一帜的气质，吸引了贾瑞的扮演者马广儒。虽然导演禁止谈恋爱，但在几百号人的剧组里，还是有秋波暗动。而马广儒为了陈几乎达到了痴迷的程度，为其割腕自杀；被救活后自知无望，心灰意冷，此后的爱人也难脱陈的影子。
　　走出林妹妹
　　1987年，走出《红楼梦》剧组的陈晓旭做了两件事：先是跟男友结婚，然后再跟这个男人离婚，这差不多代表了那个年代民众集体的仓皇心态。
　　和陈结婚的这个男人叫毕彦君，也是鞍山话剧团的。二人算得上青梅竹马，毕之所以在陈晓旭生活中出现，现在看来所有的意义皆在于成全后者进入《红楼梦》剧组。
　　当年，是毕彦君在《大众电视》上看到《红楼梦》剧组挑选演员的消息，鼓励陈晓旭一试。起初陈并不为所动，还是毕的一再激将，建议她去尝试一把，遂成就了之后的林妹妹。
　　后来两人离异，陈晓旭仍然对此充满了感激，她说，是毕彦君发现了我的潜质，没有毕，我真不知道将来会怎样。
　　毕彦君后来在《大宅门》中饰演白家二爷的角色颇入人心。记者打通他的电话，他已不愿多提往事，只说，当他得知陈晓旭出家的消息后，起初很平淡，后来很激动。
　　此时，《红楼梦》已然热播，陈晓旭的名字从此被林黛玉取代，陈俨然成了戏里戏外的林妹妹。观众虽对剧本中的角色颇多指摘，但对于陈的演技除了叫好，并无话可说。
　　谈起《红楼梦》粉丝对于87版中林妹妹的角色的诸多不足，倒算是当年的一桩公案，这些人觉得编剧把这样一个古今尤物改得过于尖酸刻薄，自怜自艾了。
　　后来，凭着对自己的不断认识，陈晓旭对林妹妹的理解逐渐深入。2001年，她在北京大学的讲座中谈到，《红楼梦》中，悟的有两个人，一是甄士隐，二是贾宝玉，如果有第三个人，那只能是林黛玉了。
　　《红楼梦》的主题，在于一种无常，一种觉悟，如“好了歌”，如“枉凝眉”中的“水中月，镜中花 ”。林黛玉是以泪还债，了悟之后她的死应当是怎样的呢？陈晓旭并不同意高鹗及许多戏曲中的处理。
　　她认为黛玉也算是对贾府衰落结局的一个敏感者了，她的死其实是一种淡然的、无牵无挂的离去，而绝不应该是在一种凄楚断肠，对宝玉的埋怨、绝望的心态下惨然离去的，若这样看待黛玉未免太小看她了。
　　当时参加讲座的还有导演王扶林，陈的这番言论，事实上已经是对87版《红楼梦》角色设计的一个否定，也是对传统观念中林妹妹认识的一个挑战。
　　在那一刻，她其实已经走出了先前林妹妹的角色。
　　2003年底，红楼人重聚大观园，陈晓旭看着潇湘馆内依照自己当年抚琴时制作的蜡像，颇有感触。周围的人都说蜡像做得极为逼真，像极了陈晓旭当年。而陈若有所思，“只形似而神不似罢了”。
　　《红楼梦》之后不久，陈晓旭接拍了电视剧《家春秋》，扮演剧中女主角“梅表姐”。 但这一次，“林妹妹”却没给大家带来多少惊喜。在观众眼中，他们只是看到了一个现代版的林黛玉而已。
　　事实证明，“林妹妹”已成为陈晓旭演艺途中一座不可逾越的山峰。从此之后，陈的星途日益暗淡。她虽是众人眼中的明星，但却没有导演敢请她演其他角色。陈晓旭的名字被林黛玉取代了。
　　最后，连她自己都承认，《红楼梦》为我打开了一扇窗，让我发现了精彩的大千世界，却又向我关上了一扇门，使我不能继续演艺事业。
　　从诗人到佛教徒
　　陈晓旭和那个叫毕彦君的男人离婚后，三年时间，无事可做。在北京漂泊，走穴，多次面临搬家的窘境，直到1991年遇到了新男友，即后来的老公郝彤。
　　郝当时还是北京电影学院摄影系的学生，一文不名。这个穷学生为了完成毕业作品，主动找到陈晓旭，希望陈在他的作品里面扮演一个角色。
　　后来不知道怎么的，两人就走在了一起。其中细节连当事人郝彤至今都含混不清。
　　郝彤毕业后先是在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干了一年，随后和陈一同下海做广告。
　　下海后的陈晓旭，外在表现得更像宝钗，起先连她都未察觉。她觉得，黛玉是个在精神方面很饱满的人物，但并非适合于现代社会。而宝钗或许游刃有余，但黛玉的这种精神自足也正是这个社会所最为缺少的东西。那是一种在心灵上、精神上的怡然自得，一种忘我的境界。
　　他们的第一个客户，就是冲着“林妹妹”来的。对方张口就说，“我知道林妹妹不会骗我的。”这句话让陈晓旭心里不是滋味，她说，“林妹妹”的名气对生意没有什么帮助，有理性的人绝不会因为你的名就与你合作。
　　话虽这么说，“林妹妹”仍无形地为陈晓旭后来的生活带来了一些宝贵的机会。当时，中国只有几百家广告公司，规模都不大，客户不知道做广告该信任谁，纷纷慕其名而来，她的公司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
　　从商之后的林妹妹性格多少发生了变化，用她自己的话说，从商以后改掉了许多与黛玉相似的坏毛病，比如骄傲、小性儿、刻薄。
　　现在，在心中的一小块地方，还保留着林黛玉，就是“和自然的东西对话”。在现在这个物质高度发展的时代，更需要林黛玉那样一颗与自然息息相通的心。
　　于是，这些年陈晓旭不去学着开车，不去学着摆弄电脑，保持与自然息息相通的心最终致使陈皈依佛教。
　　到了1999年，陈郝二人的经济状况已经相当好了，买了大别墅，把全家接来住在一起。2006年，他们公司的营业额已达到2亿元。
　　而此时，陈晓旭却体会到了另一份不快乐。她对记者说，有了钱，本以为可以用物质回报周围的人，却发现适得其反，人际日益疏远。
　　这个时候，陈与佛生缘，逐渐转变成一个虔诚的佛教徒。
　　在她内心深处，林妹妹已然远去，后者重情已然不具备参透生死的能力。
　　然而，在2003年，当被人问及“董事长”和“林妹妹”非要选择其一时，陈觉得还是放不下林妹妹。
　　2004年，陈接受《纽约时报》采访，后者对其连续使用了四个称呼，“诗人”“演员”“广告人”和“佛教徒”。当时，她考虑再三，唯独将“佛教徒”的称呼删去。
　　从2000年到如今，这对夫妇在家修行已经7年，在家、出家对于他们来说只是迈个门槛的距离。春节后的一天，陈突然感觉机缘已到，随即做出了落发的决定。
　　决定出家的陈晓旭，约定几个圈中同好一同见证她重生的这一刻，这些人几乎都是当年《红楼梦》剧组里的故旧，显然在她心底，那段日子还是她前半生最难以割舍的一部分。
　　陈放得下富贵却放不下容颜。她剃度时的那些照片是专门请《红楼梦》剧组当年的摄影师李耀宗专程亲赴拍摄的。编剧周龄说，陈细心地挑选了每一张照片，在她心里是对容颜的无法割舍，还是对当年那个镜头的无法割舍？
　　《红楼梦》里出家的妙玉的扮演者姬玉，不久前曾陪陈晓旭在其出家的长春住过一段时间。她告诉记者，陈晓旭现在一切都好。
　　姬玉的博客上有一张陈晓旭近照，照片中，陈低眉顺眼，右手托腮，做林妹妹状，让人不由得回到了二十年前…… 本刊记者/孙冉

土著狼

今天报纸己登出她老公在深圳剃度之消息。

suiping

人生如戏。

既然要剃度出世，何必要让天下人皆知？！惺惺做态，真可谓此地无银三百俩。

不过，渐悟也是修行的法门，有觉悟就好。佛说：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又说：人人皆有佛性。

陶陶宝贝

佛教是高度理性和冷静的宗教，“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不是那么轻易能真切顿悟到这个境界的。
一个人于事业顶峰，急流勇退，空门不空，虽退实进，出世是为了再次入世，可喜可贺啊。
随喜净空法师心愿圆满，也静静期望十年之后她脱胎换骨，凤凰涅槃，让我亲遇法师普渡众生，开坛宣讲佛法大意。

陶陶宝贝

郝彤将随陈晓旭一同出家 发表出家声明(全文)


《中国科技财富》官方网站接受委托正式发布“出家声明”，声明全文如下：

至诚感谢大家这段时间对妙真法师以及末学释开诚（俗名郝彤，陈晓旭夫婿）的关怀。在此，我以诚挚感恩之心向大家报告，自从2000年我接触到净空法师的教学光盘后，人生有了极大的改变。在追寻生命价值与人生意义的过程中，无疑的，佛陀至善圆满的教育，指导我走向幸福圆满的光明大道。
古云：“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在这个大时代中，我怀着无尽的感恩与神圣的使命感，选择了出家学习，全心弘法利生的道路。我的指导老师—净空法师二十六岁时，获得哲学大家方东美教授的启发，认识“佛是大哲，是圣哲。佛法是哲学的最高峰。学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因而发心出家弘法，至今讲经教学四十九年而不辍，年高八十一岁，仍然每日讲授《华严经》。我在他老人家会下学习七年，也深刻体验，佛法森罗万象，含赅古今中外一切圣哲“伦理、道德、因果、哲学、科学”的教育。今日世界所有复杂纷扰的问题，诚如英国历史哲学家汤恩比先生所说：“唯有孔孟学说与大乘佛法能真正解决”。

净空法师曾跟随哲学大家方东美教授、藏传高僧章嘉大师与儒佛大德李炳南老师学习儒佛十三年。融会三位大师的教学，法师的讲学，使我对学儒、学佛、学道都有清晰而深刻的方向目标。能在他老人家的指导下，深入圣哲至善圆满的教育，是我生命中最正确而有意义的抉择。然而，学习的道路绝非一帆风顺，我将以无比的毅力与决心，贯彻今日所发的誓愿。所谓“纵使身止诸苦中，如是愿心永不退”。更希望在十年学成之后，能与大家共同分享学习心得。这将是人生最究竟美好的胜事。

释开诚
二00七年三月五日

http://www.fa-in.org/film/jk/

海阔天空

我佛慈悲。

陶陶宝贝

大年初七，陈晓旭出家的第二日，见证她剃度的编剧周岭、摄影师李耀宗、一起学佛的“妙玉”姬玉召集《红楼梦》剧组在北京的成员聚会，此前他们很少见面，这次聚会是为陈晓旭一人而设。“尤氏”王贵娥是当年遴选报名信件的工作人员，陈晓旭就是那浩如烟海的自荐信中唯一雀屏中选者。

记者◎孟静

“震惊、不理解，在座的女同志都哭了，我们脑海里一直闪回着她以前乖巧、单纯、诗人气质的样子。”王贵娥形容着聚会现场的激动，“我们一直追问她的轨迹，周岭仔细讲了她的情况，方觉释然。无论做什么都有她的不得已处，这条路也算符合她的轨迹。她是个感情丰富的人，经商不像文学般诗情画意。过去我也参加过她组织的新闻发布会，总觉得和她女经理的感觉不对。”

可是出家呢，和陈晓旭的感觉似乎也不那么全对，在朋友的回忆里，她爱打扮，总是穿着裙子，黑色的丝袜裹着小腿。“从来没看出她悲观厌世过，怎么也想象不出她那样追求完美的人会一袭袈裟，洗尽铅华。”王贵娥叹息着说。

陈晓旭在剧组里最好的朋友、常常住在她家的姬玉提起“出家”则是一副轻快的口气，她笑着说: “你们等待着吧，妙真法师修成大德后，会出来宣讲佛义的。”俞平伯说过:“人不可真的做和尚，亦不可断了做和尚的念头。”陈晓旭身边最亲近的人——郝彤和姬玉，都把这次出家看做一次职业转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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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晓旭的“宿命论”

1990 年，接受《大众电影》采访时，陈晓旭讲过这样一个“秘密”:妈妈生她之前，做过一个梦，梦中一老叟为腹中胎儿取名为‘芬’，醒来后查《辞海》，才知这个字喻意是南方的一种香草(此说法有误，编者注)。她出生时正值凌晨4点，于是起名晓旭。陈晓旭长大后查玄学方面的书，“晓旭”的笔画蕴意是“万朵红云连旧府，一轮明月照前川”。从那时起，她就喜欢用命运解释生活中的种种偶然:“我不认为全国只有我一人能演林黛玉，这不过是命定的偶然。”在一次采访中她说: “我能够在上万名竞争者中得到林黛玉的角色，也是因果缘分。十几岁时，我就开始理解她，感受她，还把她的诗抄写在日记上。如果追溯到前世，也许会更奇妙，说不定我们就是一个人呢。”

仅仅用命运的安排解释她能在以麻袋计的自荐信中心想事成地成为女一号，似乎太过轻易。在王贵娥的记忆里，大批来信是字拙词劣、不自量力的，陈晓旭的信却非常有心:“厚厚的自荐信，两张剪报(是她的作品)，一张画报封面和几张不同角度的小照，画报封面是自荐者本人:一位纤细文静的姑娘，手抚着胸前的辫梢，一只手支撑在背后，坐在一片绿草坪上……”她对人物的分析有自己独到见解，剪报上是她发表的小诗，题目是《柳絮》，不是林黛玉笔下“粉堕百花洲，香残燕子楼”的悲凄柳絮，陈晓旭的文笔带有当时浓郁的汪国真式风格，励志、充满希望:“我是一朵柳絮，长大在美丽的春天里;因为父母过早地将我遗弃，我便和春风结成了知己。我是一朵柳絮，不要问我家住在哪里;愿春风把我吹到天涯海角，我要给大地的角落带去春的信息。我是一朵柳絮，生来无忧又无虑;我的爸爸是广阔的天空，我的妈妈是无垠的大地。”

这首诗的印象是如此深刻，以致陈晓旭第一次到剧组报道时，王贵娥一眼就认出了她，并用其中两句和她打招呼。只要不是陈晓旭的好朋友，都认为她性格内向，“贾珍”李志新和她投资过的电视剧《红衣坊》的导演苏舟，虽然和她打过很长时间交道，仍然得出这个结论。但在周岭、欧阳奋强的记忆里，陈晓旭一肚子鬼点子，头脑灵活，擅长给别人起外号，比如管王扶林叫“寂寞的小男孩”。欧阳奋强刚进剧组时非常拘谨，没办法做到和女演员打打闹闹，王扶林导演批评他是表演上“让我最担心的人”。他只好求助于平时只有点头之交的陈晓旭，她教他捉弄“玉钏”刘冬敏和“湘云”郭霄珍，伪装成副导演，给郭霄珍写假试镜信，害得她从圆明园跑到展览馆等了一天，又给信中的“电影厂”回信，得知真相后还大哭一场。而后欧阳奋强又故伎重施在陈晓旭身上，写了另一封试镜信，陈晓旭起初信以为真，但她还是先理智地分析:《红楼梦》要拍3年，没必要急着找去处，于是没有赴约。欧阳奋强按捺不住，旁敲侧击了一下，陈晓旭立刻戳穿了他的“诡计”。周岭是当时请来的红学家中授课最多的一位，他对陈晓旭的评价就是 “聪明、很有幽默感”。

“小时候有一个女生很强悍，常常带着一群女生孤立我，我就常常仰望星空，请星星月亮帮助我实现她对我的臣服。第二天，她真的来与我讲和，态度十分诚恳。后来她告诉我，她们在编排一个舞蹈，需要我去领舞……从此，我开始相信冥冥中有不可思议的力量在主宰着一切。”这种宿命论在她的访谈中时常体现，她淡化自己的努力，把一切尽量归于命运。

《红楼梦》每个演员的确定都波折重重，“宝钗”原本是演“紫鹃”， “鸳鸯”起初定的是“彩云”，“香菱”又是竞争“袭人”的。从头至尾，只有两个人目的明确——邓婕和陈晓旭，非王熙凤和林黛玉不演。不过邓婕的方式更为激烈，她拒绝了导演的其他安排，而陈晓旭以柔克刚，表现得比较委婉，在导演试探着问她能否演另一个角色时，陈说:“我就是林黛玉。如果我演其他角色，观众会觉得林黛玉在演另外一个女孩的角色。”在20年后的“艺术人生”节目中，她们讲了这样一个故事:电视剧拍完后，剧组主要演员在全国走穴，有一次挣了 2000块钱，陈晓旭数完一半揣身上说:“我有钱了。”邓婕把所有钱锁进抽屉说:“我又没钱了。”这两个被同伴们公认的最成功人士，行事方式不同，结果却是一致的。“邓婕是锐角，具有突破性，陈晓旭是钝角，柔和地把事做成。”那期节目的策划史航这样概括对二人的观感。

陈晓旭在选角中看起来比在竞争中一直处在下风的邓婕顺利，可事实上她从未放弃过努力。在参选前，她对自己的认识就异常清醒，甚至和导演组不谋而合。“我的身体发育不良”，当时她只有83斤，后来有人就据此提出过异议，她的鼻子也被认为有些大，还曾被要求实施削鼻手术。当时绝大多数演员都在十七八岁左右，是只知玩乐的年纪，除了 24岁的邓婕，只有陈晓旭在参选前就读过《红楼梦》，她看这书的时候只有十三四岁。初中毕业的她，在一众演员中居然是文学功底比较深厚的。

直到红学家王朝闻来讲课，提到黛玉的形象时说:你们看，她就特别像黛玉。从那刻起，大家开始默认她从性格到外形，是最贴近黛玉的一个。周岭告诉记者:为什么黛玉的竞争没有王熙凤激烈？一是因为凤姐出戏，二是黛玉其实很不讨好很难演。担任新版《红楼梦》选秀组分组长的“贾珍”李志新也说，现在的“宝钗”远远多于“黛玉”，有古典气质的女孩子很难找寻。和陈晓旭竞争的女孩子们一一败下阵来，沈璐在晚会上一通迪斯科，被导演“发配”去演了秋桐;拉小提琴的王晓洁自动退出了选角;张静林太过活泼被安排成了“晴雯”;形象最美丽的张蕾年龄超过了23岁，导演组成员提出她的皮肤质感不像少女，于是她演了一多半的“秦可卿”后出国留学。

演员由导演组主要成员和央视负责人戴临风、阮若邻共同决定，所有演员都在圆明园的封闭培训班中学习了3个月，经过多方面考察。宣布结果那天，百般磨难的邓婕喜得“长头发都在笑”，失望的女孩子们痛哭流涕，还有人玩失踪，而当上女主角的陈晓旭神色平静，在彻夜无眠的前一晚，唯有她睡得很踏实。很多人都觉得这女孩子不简单，后来有媒体报道，其实是陈晓旭偷偷地进了制片主任的房间，提前看到了演员名单，所以表现得不动声色。幸运降临后，陈晓旭依然很用功，剧组在上海青浦大观园拍摄的间隙，她托人探望了越剧名家王文娟，准备了大量问题。

矛盾的个性

陈晓旭永远比同年龄的女性心智成熟，她的丈夫郝彤对她的概括就是“成熟”，陈晓旭也说过自己的“心理年龄是100岁”。这些成熟、淡定一直贯穿到她的商界生涯，她从不强调创业时期受过多少苦，在少数的几次采访中，她都说公司是很自然地做大，单子是很自然地接到。她说自己从不和客户谈生意，因为每个部门都有总监，她只需用佛教理论指导他们为人处世。

这些陈晓旭的“自我描述”与朋友眼中的她并不一样。王贵娥说，陈晓旭有过很艰难的时刻，她的内心非常强势。有一次在发布会上见到她，王贵娥吃惊于她的变化说:“你以前可是小鸟依人。”陈晓旭说:“什么呀？现在全是人家依我。”陈晓旭过去性格矜持，6 岁那年，为了让胆怯的她勇敢起来，父亲让她在众人面前高声念10遍“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困难，去争取胜利！”她被逼得啜泣起来。与郝彤初次合作拍片时，被剧组人员背后叫做“冷血动物”。陈晓旭有一段时间为了出国学习英语，保姆居然被她孤僻的性格吓跑。

广告业是一个需要与人交往的职业，再说不用谈生意，很多人还是看着“林妹妹”的面子才肯签约。有一段时间，因为不善于在逢年过节联络客户，公司失去了不少老客户，陷入最低潮。为了拉广告，陈晓旭学会了打桥牌，用很雅致的方式在牌桌上不动声色地联络感情。业务低迷时候，她四处参加活动，只为结识客户。世邦公司制作的第一部长篇电视剧是《红衣坊》，讲的是“红帮裁缝”的历史，由于罗蒙西服是世邦公司的长期客户，这个剧本的初稿基本上是中国西服业史。导演苏舟看到剧本后，直截了当地告诉陈晓旭:“这本子拍了注定要赔钱，完全是流水账。”陈晓旭拿回去改了一年，找了另一位导演，拍摄中又出现问题，她果断换导演，和世邦影视公司总经理关小红从上海开车到杭州，重新找到苏舟。“那时是大夏天，两个女人开那么远的车。一般导演不愿干擦屁股的活，但她很真诚，而且做事很讲规矩，实在很难想象她那个形象是个商人。”可她的确是个商人，苏舟说，像《红衣坊》这样的本子一般都会拖黄了，陈晓旭却很有毅力，只有在面对一桌荤菜时轻声地拒绝，才会体现她佛教徒的那面。

陈晓旭的办公室里处处是佛的印迹，门上贴着“南无阿弥陀佛”，送客户的礼品与佛教有关，她每天午间要静坐30分钟，携带专门的计数器，规定自己一天念“阿弥陀佛”3000遍，早起念《无量寿经》，临睡前以《地藏经》忏悔一天的过错为结束。世邦公司的前台上，摆着《认识佛教》和南无龙树菩萨摩柯萨的彩色画像相片，供客人取阅。据她自己说，信佛缘于1999年听到净空法师的录音，两个月后，她飞往新加坡专程与净空法师碰面，那时她还为自己起了法号“华严”。不久后，她的丈夫郝彤在她影响下也信了佛，陈晓旭认为丈夫的选择也是机缘，并非自己强求的结果。

外人和郝彤眼中的陈晓旭似乎是两个人，《家春秋》的导演李莉也拍过陈晓旭的第一部电视剧《家风》，那时都是封闭式拍戏，李莉和陈晓旭的相处时间接近一年，她很少听到陈晓旭讲话，即使讲，也是轻轻地，“很爱思考”。《家春秋》里陈晓旭是梅表姐，张莉扮演鸣凤。“她们俩性格差距很大，张莉活泼得多，嘴也甜，更外在一些，陈晓旭内向、清秀。”李莉说。

不知是人的性格太过复杂，还是记忆如此的不可靠。在王贵娥的回忆里，张莉“不大合群，有自我保护意识，因此了解她的人不多，说她装傻、太复杂，她也从不解释”。也许是角色改变了她们，或是她们为角色有意地改变了自己。

陈晓旭在大年初六，在众多亲朋好友的注视下剃下满头青丝，得知消息的邓婕给在场的周岭发短信，试图劝阻这件事的发生。周岭一一转达了，也向他们转述了陈晓旭的坚决。在世俗之人眼中，林妹妹一入空门变妙玉，从此断了尘缘，可是尘缘并不会因为头发而隔绝。就在几天前的大年三十，苏舟还接到了陈晓旭的贺新年短信，这个世俗中人得知她出家消息后一片茫然。

陈晓旭:“脱离”黛玉之后的人生

陈晓旭说自己像黛玉、也欣赏黛玉，是因为“从头到尾她保持了自己的真情，没有被污染，从来没有因为任何一种世间的贪欲或者想得到的东西，来改变自己的真心本性”。

在她看来，世上只有两种人——迷茫的人和已经觉悟的人。“而一个假名的我，就像一滴水珠那样，渐渐地澄清，汇入弥陀慈悲的愿海，成就博大与永恒。”

记者◎吴琪

“我再也没有演戏的冲动”

演完林黛玉之后，20出头的陈晓旭居然并没有超越这个角色的愿望。她甚至不认为自己适合做演员，仅仅因为自己与黛玉太相像、太相通，才有了这样的表演因缘。

她发现生活并不容易。“林黛玉已成为我演艺途中一座不可逾越的山峰。在此之后，是我生命中的苍茫时刻。虽然我是众人眼中的明星，但没有导演敢请我演其他角色。陈晓旭的名字被林黛玉取代了。三年的时间，我无事可做。在北京漂泊，多次面临搬家的窘境。”

因林黛玉得名，陈晓旭自然成为公众人物。但自小只喜欢把自己关在家里看书的她，完全不热衷于社交活动。“比如说有人喜欢请我吃饭，或者有人愿意跟我交往，这些对我来说都没有意义，因为最重要的是要有一个自己喜欢做的事情。我的迷茫来自不能做自己觉得有价值的事情。”

虽然没有多少碰壁的经历，但是陈晓旭在几年漂泊中发现自己完全不适合演艺圈，“我是决不会去讨好导演找戏的”。看到身边一些演员生活非常丰富，八面玲珑，她既然不是到处交际的人，竟然干脆就在家里读书，“没有那种很急切想去演戏的那种感觉”。在内心里，她愿意让黛玉成为自己表演上的经典符号，没有去接其他角色的冲动。

陈晓旭几年前接受其他媒体采访时曾说，她当时就认为自己作为演员缺乏激情。职业演员应该有的天赋她并不具备，除了林黛玉这个角色，其他时候过于理性，很难动情。既然无法超越，就彻底抛离。没有机会的时候陈晓旭可以在家里静下来读书，“去认识自己，究竟我自己适合做什么，我觉得只有真正认清自己，然后你才能选对你自己的路”。很快，陈晓旭就感慨道，“《红楼梦》为我打开了一扇窗，让我发现了精彩的大千世界，却又向我关上了一扇门，使我不能继续演艺事业。为此，我只能重新开辟一条路，却意外地发现它通向更美丽的远方”。

抢得先机的广告女商

1992年陈晓旭和男友郝彤创办广告公司时，只是朋友的偶然介绍，“实际上它是我安身立命的一个机会，但是当时我不知道，因为觉得广告离影视很近，在我朋友的鼓动下我们成立了一个广告公司，没想到从那时候开始才真正的发展，到后来成为一个事业”。

陈晓旭独立承包长城国际广告公司的制作总部时，与她签约的董事长说了这样一句决定性的话，“你是名人，我放心”。后来成为陈晓旭老公的郝彤对记者说，他俩当时什么都不懂，连广告代理是什么都不知道。长城国际当时是一家实力雄厚的国有企业，以做展览为主，在业内很有名声。

1984 年就进入广告策划行业的《广告导报》总编凌平说，上世纪90年代前，广告行业是国家限制发展的，实行批准制，一般一个城市只有一两家。到了90年代开放，实行申请制，一下子需要大量的广告人才。而当时的制作公司、播出平台都不多，也缺乏专业的广告人，所以很多与摄影、美术、影视相关的人大量进入。

在这样的背景下，名人效应在广告行业中有着放大作用。凌平说，那时候广告行业不太规范，人们对媒体信息了解少，也缺乏阅读率、发行量这样的专业数据调查，没有中立调查公司的监督，人脉关系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陈晓旭的第一个客户出现在一个月后，那是一家药厂，客户对她说:“我知道林黛玉不会骗我的。”

陈晓旭最大的客户是合作了11年的五粮液集团。陈晓旭说她是一个喜欢冥思的人。传统的头脑风暴法很有效果，但大多数真正好的想法是在独处的时候产生。后来陈晓旭创办了世邦广告公司。“这印证在我为‘五粮液’——中国最著名的酒业集团做广告的时候。他们想推出一种新产品——五粮春，并希望在前期以‘五粮液’的品牌来带动新品牌。我采用了中国古诗中的经典词汇‘系出名门’来做推广。以‘秀其外绝无奢华，慧其中内蕴悠远’的诗句赋予物化产品以鲜活的形象感。现在，这个品牌连同广告语‘名门之秀五粮春’已经几乎和五粮液老品牌一样知名。”

凌平分析说，陈晓旭刚开始代理五粮春时，正是广告业利润非常大的时期。“一般广告代理费是 15%，现在竞争激烈后，很多公司是零代理。而当时世邦公司一年代理五粮液集团5000万至1亿元的广告，代理费拿个三五百万完全没问题”。对广告公司来说，最重要的是媒介资源和客户资源，陈晓旭有了“五粮液”这个资源后，也就有了稳定的收益。

陈晓旭的北京世邦广告有限公司，主要负责五粮液在中央电视台黄金时段招标广告的投放。后来另一家广告公司加入竞争，负责招标段以外的广告投放。其中最著名的就是在中央电视台一、二、三套的“著名企业音乐电视展播”栏目。凌平认为，可能是陈晓旭后来又投资电视剧拍摄，而没有潜心经营北京世邦广告有限公司，以致五粮液好些业务转向其他公司。不过以世邦年营业额两亿的实力，“仍然是中国第一线的广告公司”。

郝彤告诉记者，世邦目前的经营仍然非常好，公司过去十年的业绩每年以20%～30%递增，也被中央电视台评选为中国优秀广告公司之一。

陈晓旭虽然在专业上活跃于广告界，本人却非常低调，极少在公众面前出现。凌平说，他所在的广告媒体举行评奖活动，大多数广告公司都乐于参与，非常愿意宣传自己。但是陈晓旭很长时间的答复都是没兴趣。陈晓旭也说，“我跟林黛玉一模一样——太自我了，别人都不欢迎我，记者对我的印象也不好。我不高兴的时候就不理你，或者说是不顾及别人的感受”。

直到2004年陈晓旭才偶尔接受媒体采访，后来偶尔也会提到世邦公司的名字，品牌意识比以前强。凌平说，毕竟1987版《红楼梦》影响深远，不断重播，陈晓旭如果愿意和别人去抢资源、抢客户和名声，是非常容易的，“但这并不是她的性格”。

在外人印象里，陈晓旭比较内向，“就像古典小说里走出的人物，说话也轻声细语”。凌平的杂志社多次采访过陈晓旭，几乎每次都是她提供照片给杂志发表。有一次凌平安排摄影师去拍摄，但她只准拍摄她的侧面形象。当摄影师正面拍摄她时，她就转过脸表示抗议。“她也不会去直接阻拦，但是会转过脸去，我感觉她是那种很坚持自己的人，做事情要求非常高。”最后陈晓旭对摄影师拍的照片全部不满意，还是要求登自己提供的照片。凌平从没有见她笑过一次，“她对陌生人不是很放得开”。陈晓旭自己也说过，虽然在商场摸爬滚打十几年，见到生人仍是拘谨。

顺从真心本性

陈晓旭称自己一度很专注于财富积累，身为家中长女，希望通过努力，让父母家人过更好的生活， “在那段时间里，我不断为他们创造更舒适的家，一次次搬到更大更美的房子里。还送精美的礼物给他们。后来，我发现物的增长并没有给我和家人带来真正的快乐。我变得越发忙碌和烦躁，很少有时间和父母相处”。

1999年，陈晓旭偶然在朋友的车上听到净空法师讲解《无量寿经》的录音带，“那个世界仿佛印证了我从小到大对清净仁爱世界的无限向往。我对经中所描述的一切没有丝毫怀疑，就像有人将你心中多年描绘的蓝图突然呈现在你面前那样惊喜、感激”。

从陈晓旭的性格和经历来讲，对佛法的痴迷也并非偶然。陈晓旭说，“我希望生活尽快过去，像流水一样，然后进入一种特别平静的状态，看书写作，亲近自然。我希望现在就过老年人的生活，希望过我爸爸妈妈那样的生活”。

一向爱书的她，从小痴迷文学经典，经商后唯一的爱好也就是读书。“我没有任何娱乐和体育活动，户外活动很少，我就是不喜欢从电视和互联网上接受知识，我觉得读书实际上是最好的知识来源，因为它可以让你静下来，然后去深入地体味。如果从电视上或者从互联网上去获得知识，你要看很多杂乱的，甚至是垃圾的东西，从中筛选，会浪费很多时间，而且现在电视传递的东西很多已经不是真实的历史，有时候它会误导，经后人编纂的东西实际上有很大偏差，所以我现在的补充自己还是从书上获取知识。”

陈晓旭认为自己学习佛法后，“内心有变化了。一个人一辈子固守性格不肯改变，实际上也是一种愚蠢。当我意识到我的性格有很多缺欠的时候，并不能给别人带来快乐而且很难相处，我觉得应该有勇气去改变。这种改变来自我读到的圣贤的经典。中国传统文化中有很多经典著作，它们会教你怎么做人。虽然我们不能达到这些标准，但是要不断地去追求”。

成为居士后，凤凰卫视主持人王鲁湘曾经与陈晓旭有过佛法采访的接触，一次是在香港，净空法师的电视台邀请王鲁湘去做节目，陈晓旭做主持。另一次是去年在杭州的首届世界佛教论坛，王鲁湘与净空法师又有过一次深谈。“这两次活动陈晓旭都积极运作，她是名人，又是商人，在佛友中号召力非常强。她那些参加佛事活动的朋友，也是各行业非常成功的人。她们在一起相处非常快乐，我和净空法师谈佛，她们在一旁虔诚地听。”

王鲁湘记得，在和净空法师探讨的问题中，陈晓旭关心的多是当下的热点。比如家庭教育，陈晓旭关心，“现在我的好多朋友，他们的孩子3岁之前就被交给保姆或是家中老人，到了上学年纪干脆交给寄宿学校。虽然找的寄宿学校都是很贵、很好的，但我觉得完全交给别人，自己不负担任何父母的责任，您说这有什么恶果？”陈晓旭也关心艺术院校爆满，“家长也向孩子灌输功利主义的教育”，希望一夜成名，付出少，回报多。她还关心企业文化的建立，王鲁湘说，“净空法师是一个非常入世的人，作为弟子的陈晓旭，实际上也变得越来越入世，关心具体问题的解决之道”。

与陈晓旭一家十分亲近的佛友明月居士提到，“事实上，学佛后的陈晓旭一直是个乐观快乐的人，也是一个很智慧的女人。她说话时常常爆出的幽默，完全不是黛玉的风格了。有一次说到我们死后往生到阿弥陀佛的西方净土就可以不受轮回的痛苦，她说:‘我们往生到净土让怨亲债主无法找到吧，就像手机不在服务区。’”

明月居士说:“我唯一看到不和谐的一次是，她忙碌着组织开一个电视剧策划会，当时我明显感觉她那种内心宁静被打破的不情愿。我也有一丝失望，难道她就这么一生忙碌那些没有意义的事情吗？现在，她终于放下了。”明月居士认为，从事业和情感探寻晓旭出家的动机，如同煮沙成饭，是注定没有答案的。在他看来，陈晓旭夫妇舍弃小家，成就了帮助众生离苦得乐的大家。“一个亿万富翁一个上市公司，在历史长河中，不过是个小小的肥皂泡，是无常而短暂的。而一个玄奘一个鉴真，却利益众生数千年而不衰。而今再逢盛世，佛门人才青黄不接，正需要有智慧和能力者献身其中，出家正是献身佛教的专业手法。”他认为陈晓旭夫妇出家的目的，一是了生死，二是度众生。

净空法师在陈晓旭出家后也提到，陈晓旭夫妇知道他希望能培养一些年轻的、真正弘法的人才，因为中国的儒释道在全世界都缺乏师资，真正好的师资都没有了，所以想培养至少10人，儒释道都要学。儒释道现在没有传人了，这是很不好的现象，当他提出这么个意思，陈晓旭和郝彤便想参加。“学经教是不容易的，必须争取24小时投入，要真正发心，要舍己为人，有一点名利心就训练不出来，没想到他们这么快就放下了。”

即将于几天后出家的郝彤对记者说，其实“放下”谈何容易，他和妙真法师也经历了逐步改变的心理过程。今年春节这几天，两人做出决定，“一旦跨出那一步，就瞬间释然了，我们不是出家避世，而是积极与大家分享佛法的智慧，下半生的事业将更有价值”。

从黛玉到妙玉：陈晓旭的红楼梦宿命

◎苗炜

1933 年农历正月，李叔同先生在厦门妙释寺演讲，他说:“今值旧历新年，请观厦门全市之中，新气象充满，门户贴新春联，人多着新衣，口言恭贺新禧、新年大吉等。我等素信佛法之人，当此万象更新时，亦应一新乃可。我等所谓新者何，亦如常人贴新春联、着新衣等以为新乎？曰:不然。我等所谓新者，乃是改过自新也。”他接下来讲述了自己“改过自新”过程，然后总结说:“常人于新年时，彼此晤面，皆云恭喜，所以贺其将得名利。余此次于新年时，与诸君晤面，亦云恭喜，所以贺诸君将能真实改过不久将为贤为圣;不久决定往生极乐，速成佛道，分身十方，普能利益一切众生耳。”

2007年农历大年初六，人们大多还没有开始新一年的工作，陈晓旭出家了。这个曾经扮演过林黛玉的演员，因那部《红楼梦》重播过700多次，而长时间留在人们的视野里。她是一个公司老总，身家过亿，老的家居杂志上还能找到她豪华别墅的照片，去年 10月，新的《红楼梦》电视剧选秀活动开始时，她还接受过中央电视台的采访，活泼善谈。她的出家、她的“改过自新”立刻成为一个热门话题，人们对这位“妙真法师”的内心世界充满了好奇。

最早的佛教故事，讲的就是四个国王离开世俗世界，第一个国王看见贪婪的人砍倒芒果树，他离开了这个世俗的世界。第二个国王看见女人要吸引男人，他离开了这个世俗的世界。第三个国王看见老鹰在吃动物的腐烂尸体，他离开了这个世俗的世界。第四个国王看见公牛在争夺母牛，他离开了这个世俗的世界。

李叔同先生是1918年出家的，25年后，他的学生丰子恺做过一个演讲——人们都诧异，以为李先生受了什么刺激，忽然“遁入空门”了。我却能理解他的心，我认为他的出家是当然的。我以为人的生活，可以分作三层:一是物质生活，二是精神生活，三是灵魂生活。物质生活就是衣食，精神生活就是学术文艺，灵魂生活就是宗教。“人生”就是这样的一个三层楼。懒得(或无力)走楼梯的，就住在第一层，即把物质生活弄得很好，锦衣玉食，尊荣富贵，孝子慈孙，这样就满足了。这也是一种人生观。抱这样的人生观的人，在世间占大多数。

所以，现在大多数人还会疑惑:陈晓旭怎么能抛舍自己的财产？她是不是得了什么不治之症？她是不是在炒作？但对一些佛法修习者来说，陈晓旭的决定很好理解。一位学佛几年的中年男子说:“以我对一些出家人的粗浅观察，他们忙活着呢，每天功课很紧张，人人精进努力，比起我们这些尘世中人的忙碌，一点不差。只是二者在目标上，有天壤之别。借宗萨钦哲仁波且的话说，‘在物质进步的刺激中，很重要的是不要迷失而忘了心灵的一面……在经济如此蓬勃发展的当下，人们不愿意浪费时间在心灵层面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即使从非常实用的角度看，以心灵为目标的物质主义，比起纯粹为物质的物质主义，更具长远的利益’。我们这些尘世中人，就是为物质的物质主义;而选择了出家的陈晓旭，想必已经冲破这一牢笼，往前头忙活去了。宗萨钦哲仁波且还讲过，‘观察任何现象，不局限于固定一个答案，他就认识了没有结束。体验任何现象，就仅仅是体验(它们是它们)而已，就认识了没有疑问 ’。这也许能为怎么看待陈晓旭的出家提供另一个角度。”

当然，陈晓旭出家，未必能给大多数人一个重新审视世界的契机。很多年前，许寿棠先生说过这样一番话:“现在中国，虽称民国，而外侮益亟，民气益衰，一般国民懦弱、浮华、猥贱、诈伪，视清末或且加甚。自非一面提倡佛教，以勇猛无畏治懦弱心，以头陀行治浮华心，以唯我独尊治猥贱心，以力戒妄语治诈伪心。一面尊重历史，整理国故，以养成民族的自信力。否则，前路茫茫，何能有济。”

佛教真能有改善社会风气的功用吗？郁隽先生，在德国莱比锡大学宗教学研究所攻读博士学位，他说:“许寿棠先生这番话，不过是一种希望，我觉得上世纪20到30年代，中国佛教的问题是如何生存下去，军阀要剥夺庙产、限制僧人的数量，而当时《申报》上的许多报道都是嘲笑和尚、道士的。信仰总先作用于微观，然后可能才会对宏观的东西产生影响。”

莱比锡大学是宗教学重镇，宗教学的创始者麦克斯·缪勒就曾在莱比锡大学学习。缪勒从1876年起开始主持编译《东方圣书集》，完成了51卷，该书比较系统地收集和翻译了东方古代宗教经典。他有句名言是:“只知道一种宗教者，对宗教一无所知。”

世俗之人总会产生疑问，信教有什么好处？这样的考量是庸俗的吗？是合理的吗？郁隽先生回答: “每个人都可以这样考量，信仰是一种理性的选择。信仰与利益之间是有关系，比如获得身份认同、获得愉悦感。一个人再有权力、再有金钱、再有知识，他内心也会有不确定的东西，比如科学家深入研究某一个课题，到达一个高度后可能也会有无法解答的问题，或者有像一个孩子似的恐惧。但他如果有一种对至高至上的东西的追求，就会有一种信念上的保障。具体到陈晓旭出家这件事，我更关心她如何与她出家的那个寺院产生联系。”

沈奇岚女士，在德国明斯特大学宗教社会学系读博士，她说她在那里上的第一堂课，就是讨论给宗教下定义:“结果发现，给宗教下定义是不可能的，只能从功能性与实质性这方面做一个框定，功能性定义看宗教对社会发生了什么作用，马克斯·韦伯的那本《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是代表作。实质性方面的代表作是鲁道夫·奥托的《论神圣》，奥托说，有至高无上、超越世俗的东西存在，追求这个东西的行为就是信仰。”

一位佛教的出家人曾写过一篇文章介绍基督教堂的建筑美，开篇就引用奥托的话，“宗教是一种内心的本能，或气质，它独立地、不借助感觉和理性，能使人们领悟在不同名称和各种伪装下的无限。没有这种才能，也就没有宗教”。《论神圣》有中文本，但在一些专门研究宗教的人来看，也是一本很难读的书，不过有学者做过较为通俗的解读——奥托的论述中，“神圣”是一种完全特殊且不可归纳为任何其他东西的心理状态，是对神既敬畏又向往的感情交织。他杜撰了一个词“numinous”来称谓这种很难定义的心理状态，体验到对神既敬畏又向往的感情交织的 “numinous”就是体验到“numen”(拉丁文元神)的存在，就是人们意识到自己只不过是被创造物。人们感到“numen”是“完全的他者”，具有威严和力量，既可怕又迷人。

沈奇岚女士说:“宗教很难定义，但只要为人的生存提供意义系统与规范，那就是有宗教性的，这个判断相对容易，由此说来，居士的行为就是宗教性的。许多高级管理人员学佛法，也是宗教性的。我在德国采访几个中国年轻人，他们出国之后接触基督教，慢慢有了信仰，我关心的是，为什么中国传统文化没能帮他们解决生命中的疑惑，他们认为中国的关系文化很讨厌，人与人之间很虚伪。一个人有信仰后价值观上会有变化，但他的社会活动是怎么变化的，行为方式上的变化，也是宗教对他生命构成中的影响。”

沈奇岚女士就读的明斯特大学，有过一位校友，就是当今的教皇约瑟夫·拉青格。郁隽先生介绍说:“拉青格刚成为教皇，就去科隆参加世界青年日活动，要与100万年轻人一起做弥撒，德国《明镜》周刊当时就做了一个封面故事，题目是教皇来到了一个没有信仰的国度，因为在德国，去教堂的人数在减少，神职人员需要从外国引进。信基督的人数下降，印度教、风水越来越吃香。拉青格曾主管天主教信义部，规定天主教的基本教条，什么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许多人都有所了解的那个汉斯·昆是一个相对自由主义的天主教神学家，他对一些社会问题提出过一些自由主义的观点，后被革除教职，不许在任何天主教大学里任教。拉青格当了教皇后和汉斯·昆曾共进晚餐，做出和解的姿态。西方的神学院系统，每一代神学家都在阐释和思考社会现实问题，神学一直与时俱进。但是，反过来讲，如果在一个很世俗的世界里，一个宗教什么都可以做，可以堕胎，可以婚前性行为，可以吸毒，它的价值观和这个世俗的世界没什么不一样，那它也很难吸引别人去信仰它。佛教可能没有对消费社会的一些现实问题做那么多与时俱进的解答，但其智慧与准则却依旧吸引人。在陈晓旭之前，有歌手李娜出家、演员黄元申出家，陈晓旭之后也还会有人修习佛法，这样的人很多，这样的故事也很多，最早那个人就是佛陀本人。”

在沈奇岚看来，她的那些访谈对象都获得了一个新的角度去面对人生，但是不是每件事情都能用他们获得的这个新角度去面对，又是一个比较大的考验。他们之所以有了信仰，是因为他们年轻时学到的那些东西还不足以应付这个世界和这个时代。她说:“现在德国的小学里也会开设一些宗教学课程，把它当成一种知识来普及，不要一说佛就是神秘的、遁世的，一说道就是养生的，也许这些都是偏见，也许大家都需要宗教学知识的普及，德国的穆斯林多了起来，印度教也在德国修建自己的神庙，他们要学会和有信仰的人一起生活，学会和不同信仰的人一起生活。”

gnunu

一个红学问题：陈晓旭出家跟演林黛玉有关系吗？有不少人看红楼看出了魔症，何况演呢！

有人说陈出家是为了避税，我看不是。出家便能逃避法律么？即使能，为什么两口子都出家，一个人扛不得了？

演员出家，自然会有议论，不必大惊小怪。奇怪的是，为什么要走这个形式？剃度？我宣布一下，在家戴发修行不也一样？所以，一个逻辑推论是，剃度了之后会有些没有剃度所没有的好处。是广告效应么？

霹雳游侠

对呀,在家礼佛,俗称居士~~~~

陶陶宝贝

这几天是春节，朋友告诉我说是“金猪”年，可谓吉祥如金。据一些新闻报道说，今年的华人传统春节在各国主要大城市引起了世人的极大关注，参加“欢庆中国春节”的游客达到创纪录的数字，可谓欢乐之外的振奋。
于我，春节来临，身心本应好好放松一下，可是琐事依然缠身，节日的感觉并不强烈，幸好每日阅读国内外主要新闻的习惯从未间断，从各地华人新闻上感受到了热气腾腾的新春气氛。
值此佳节，新闻匆匆浏览，近日的两条消息却使我难以释笔。
这是两条之间没什么关系的新闻。
一条是有关在北美华人中引起轰动的贺梅（ANNA MAY HE）案。此案经过多年起伏，2007年1月从田纳西州高等法庭传出好消息，判决贺梅亲生父母获得监护权。至此，大家对此案的关注就算靠一段落了。但是没想到（当然只是公众没想到，当事人应该早有预料），最新的消息却是贺梅的目前监护人贝克放出“杀手锏”告诉公众贺梅不想回中国。贝克夫妇邀请和安排美国两大主要媒体ABC和 USATODAY采访贺梅，发布录象，在采访录象中8岁的小女孩亲口说道，不愿回中国！
另一条新闻，堪称赖昌星案的翻版。被中国大陆政府指控贪污公款（约1亿5000万加元）在大陆失踪、但是却以移民身份进入加拿大的、前中国银行哈尔滨河松街支行分理处主任高山，在温哥华被移民部门拘留，移民局指控高山入境加拿大时谎报在中国的职业。高山在温哥华被拘留，其人是否能被遣返中国，引起大家极度关注。
高山的移民顾问对媒体说，中国大陆的司法缺少透明性，因此我的当事人不愿意返回中国。这个理由与赖氏长期滞留加国不停上诉，要求停止被遣返回的理由一样。
高山的顾问接着说，高在整个哈尔滨金融案中，只算是个小角色，被遣返后他根本不可能得到公正的审判，当事人非常担心中国政府会采取“各种手段”迫使加国遣送其回中国。这个理由与赖氏的也几近一模一样，当事人不是最大的那条鱼，担心受迫害。
根据2005年事发之际的中国第一财经日报的报道，同样涉案的东北高速董事长被捕，支行行长被撤职，辰能投资公司的一位相关负责人跳窗自杀，单单逃走了一位支行分理处的主任高山，并且携带巨款。专业人士分析对媒体说，按照银行内部的规定和高山本人的职务，他是根本没法提走这样大笔的款项的。
如此讲来，高山在整个涉及数亿资金的巨额公款消失案中，不算是个大人物。但是，无庸质疑的是，高山与赖昌星一样，无论如何喊冤，肯定是深陷其中而且是一个具体经手的关键人物。高山在案发之前，曾经18次到加拿大进行“考察”。
高山的妻子作证说，他们一家全年的生活费用只有33000加元，她是一个照顾儿童的工人，全家收主要来自于她的工资。全家的银行帐头只有11000加元。但是现在他们拥有两套房子，一套自己居住，一套作为投资，两套房子每月供应银行按揭达3000加元。
目前，高山以30万加元得以保释。同样在温哥华的赖昌星祝高山好运，说高山是加国移民情况比自己要好（赖申请加国难民，复杂的程序使赖得以在加国长期居留）。加拿大移民暨难民法庭定于3月初开庭，就高山是否符合入境条件进行审理。如果高山提出上诉，那么整个法律程序可能会历时几年。
加拿大重要媒体之一环球邮报高山案作了重点报道，并且引起不少读者的热烈讨论。
有的读者直接写道，不要送这个人回中国。中国政府残暴，冒犯政府的人是要消失的。总理哈珀在与中国政府打交道时表现了非常好的骨气，希望总理先生继续坚持下去。
有的表示了“欢迎”，欢迎来到加拿大。对加拿大来说，保障人权是非常重要的，大多数中国人的权利经常被侵犯。而且，中国的司法系统是不合格的一种（China's legal system is sub-standard to ours）。
有的读者则表示，这样做太没脑子了，难道我们需要更多的贼吗？简单的作法，交换，把这个贼与加拿大公民交换。一名被中国政府指挥为恐怖分子的玉山江，在加国经过难民收留程序摇身一变成为了加拿大公民塞利尔，此人成加国公民后出现在乌兹别克，被当地警方拘捕并被遗送回中国。为此，加国总理哈珀强烈要求中国送回本国公民塞利尔，两国关系一度紧张。现在有读者提出交换，可称“妙计”。
当然，也有读者表示不同意见指出，假定别国的司法系统是不合格的，无疑是一种傲慢，尽管大多情况下我们是正确的，但是对一些很明显的案例情况，我们却视而不见，这无疑是一种无知。
虽然人少但是可贵，环球邮报的一些华人读者，也积极地表示了自己的看法。
一位来自多伦多的华人读者写道，这个人窃取了150百万，谁会承担这种损失，会是他的雇主――中国银行吗？无疑是中国的纳税人，那些年收低于1000加元的中国人，我敢打赌，如果加拿大政府说只要支付一亿加元就给他们全家自由，我相信他们会毫不迟疑地掏出钱来的。
另一位表示了对移民环境的担心，加国的不少移民，在整个申请过程中需要等待很长时间才能获得绿卡，在加国有很多这样诚实的移民，如果让加国成为罪犯的天堂，无疑对其它移民来说是不公平的，而且请注意，即时是交换，交换回来的也是一个罪犯，加拿大不需要这种行走在法律之外的难民和盗贼。
还有一位华人读者写道，我是来自中国，来加已经8年了，就中国的司法，我并不认为那么差，如同我并不认为加拿大的是那么好，在这里大多数人认为加拿大比中国更公正，同时不少政治家非常喜欢拿出“人权卡”来显扬自己，如果这种对中国的态度持续下去，加国在两国关系上会付出代价的。

凭心而论，就北美本地主流社会的读者而论，除了一些喜欢鼓吹意识形态并且喜欢把国与国关系政治化的人之外，大多数人对中国政府人权的批评确实是出于一种本心，他们本能支持作为“潜在受害者”所应享受的正当权益，这源于他们生活的环境感受、所接受的教育背景及长期以来以来新闻舆论对他们的影响。这种虽然陋闻并带有偏见但是并无恶意的批评，这种支持弱者批评权力滥用的言论，对中国的发展来说，应该是有一定积极意义的。
对于高山本人来说，其人之所以能涉及如此金额庞大的贪污案是“得益于”中国当地的法律社会体制等诸多环境，现在案发，那么有勇气回到中国社会接受当地的司法制度审判。换个说法讲，案发地点在中国，那么依情依理，应该回到中国去接受审判，你不能寄希望于别国司法系统，企图通过喊冤来免除自身责任。除非高山没有涉案。我个人认为这种可能性很小，在我眼里，高山未来在法庭上的角色起码是一个污点证人。即，高山有可能是一个“潜在”的受害者，但是在得以证明之前的现在，高山应该是一个被通辑的罪犯，这一点是明确的。对加国来说，维护“潜在受害者”的权益是应该的，但是如果先入为主地就认为他国的司法系统不合格，再加上一些泛政治化的作法，那么加国处理此类案件的作法是无法令世人信服的。
高山案是由个体犯罪所引发的涉及双边国家关系的案例，此类案件能否被遣返回原住国成为两国争论的焦点。此类案子暴露了两国在社会法律制度等多方面的差异。加拿大本地居民和华人团体在谈论此类案件时，也涉及到了不同文化和文明之间的交流和冲突。
两种文化或者说文明体系在交织过程中，产生碰撞是必然，无论是在当事人内心还是在外部的司法处理过程中。这在贺梅案中表现的很突出。
我想中国人是特别注重“亲子“关系的，还是很信奉“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之信条的。这些内在的东西是支撑着贺梅案中华人团体不停地去努力。贺梅父母（贺绍强夫妇）即是华人又是外来居民，在美国当地社会存在着一个取信于人的过程，有没有能力、有没有责任感来保障一个孩子生存条件，整个案件过程可以说是对贺绍强夫妇的强烈考验。这种取信于社会的考验，同样也对贺梅的目前监护人贝克夫妇适用，据有地利人和条件下的这对当地主流社会夫妇，在整个案件中又有如何的表现呢，这些都影响着整个案件向着不同的方向发展。
在ABC NEWS播出的对贺梅采访报道中，有这么几句话引人注目：
The girl, who was born and raised in the United States, has rejected her Chinese heritage, saying she "never" wants to go to China. She won't eat Chinese food anymore, and tells people that she's Mexican.（她说，她从来没有想过要到中国去，她也不会再吃中餐了。她告诉人们她是墨西哥人）（这是在贝克夫妇问一句，孩子答一句的情况下说出来的）
一个8岁的小孩子能说出这样的话，应该是直接与其受教育环境有关的。
一段时间以来，出于“对孩子的保护和避免其可能受到的伤害”，贝克夫妇把贺梅这一案例放到了一个称作HEAR MY VOICE的非政府组织的网站上，这个非政府组织旨在提供给孩子一个安全的、永久的家庭，其主要针对涉及收养（Adopt）及抚养（foster）的孩子，希望通过组织的宣传和活动来影响法庭的判决。这说明在整个贺梅案中，贝克夫妇强烈地向外界表明，他们是在为了保障一个孩子拥有安全的生存环境而斗争。这种“道德优势”是影响法庭判决的重要因素。
随着案件的发展，贝克夫妇一再地放大这种道德优势，特别是在现在，在即将归还贺梅的前夕。在受ABC NEWS的采访时，贝克夫妇这么说道，贺梅可能完全不清楚将要发生，不清楚自己将要被送给陌生人，不清楚将被送上汽车来到飞机场然后回到中国，在哪里她什么也听不懂……
注意在贺梅案中贝克夫妇不是Adopt而是foster贺梅，foster表明贝克夫妇与贺梅不具备合法的收养关系(adoption)，贺梅在贝克夫妇那里得到了如同父母般的照料（从贺梅三个月到八岁，这是一个很不容易的抚养过程），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任何人有权剥夺贺绍强夫妇的合法抚养权，所谓别人不能夺走你的孩子你也不能剥夺别人当父母的权利。除非，有证据来证明贺绍强夫妇是不合格的父母，并证实孩子贺梅的生长环境是不安全的。
现在法庭的最终结果是要求贝克一家把贺梅归还其亲生父母（Biological Parents），这项判决贝克夫妇是不能公开违抗的。但是贝克夫妇采取了在主要媒体曝光孩子的手段，并在一些非政府组织的帮助下，希图改变和影响最终判决结果，希望间接证明贺梅将要处于不安全的境地(placement)。
贝克夫妇在曝光孩子的同时，又通过其律师向贺绍强夫妇发出和解信，提出他们帮助贺家获得美国永久居留权，以达成和解双方共同抚养贺梅。贺氏夫妇已经拒绝了贝克一家的建议。
从ABC NEWS的录象来看，贺梅与贝克一家的关系是融洽的，贝克应该是喜欢并且呵护这个中国小孩的，这是无须置疑的。
但是贝克夫妇却对中国、对中国人有一种根深蒂根的“看法”，这点可以从访谈中孩子的那番讲话看出来，也可以从贝克夫妇认定贺梅将要面临着一个不可靠的归宿（陌生的父母、不可靠的中国环境）的声明中听出来。
贺梅对着镜头说出我不是中国人的话，一个解读是由贝克夫妇的“不善教育”而导致的，另一个解读是，而且是存在很大大可能性的一种解读是，当一个小孩子突然面临将要失去熟悉的家庭环境的压力，出于本能脱口而出的，想表达一种对激烈变化环境进行反抗的情绪。
无论如何解读，贺梅能说出这样的话，我们不能说是贝克夫妇诱使了孩子这么讲，但是无疑是与贝克夫妇长期的潜移默化的教育有密切关系的。
贝克夫妇，在漫长的与贺梅亲生父母打官司的过程中，在漫长的教育孩子过程中，难免带有主观偏见性的教育，宽容地讲也还算是“常理”。
但是，我们也知道，在北美有不少白人夫妇收留有外国小孩，其中也有不少中国孩子，特别是中国女孩。不少收养人为了让孩子记得自己民族的根，想尽办法搞来民族服装去打扮这些孩子，有机会就让他们参加一些本民族团体的活动，接受本民族文化的熏陶。
同时，我们也记得，贝克夫妇自称是虔诚的基督徒，而且贝克夫妇是通过一所基督教会接触到贺绍强夫妇并收养了贺梅的。在整个案件发展过程中，可以证明其并不是一个真诚的信仰者，或者说是带有偏见的信仰者。
对于贺梅案，早年前与朋友闲聊天时，我简单地说了句话，估计这对基督夫妇具有强烈的优越感，因此下意识地带上有色眼镜，结果双方越搞越僵，只有上法庭了。基督文化是强势文化，不仅在基督国家在全球亦然，拥有强势文化背景的贝克夫妇，对贺强夫妇发生误解是必然的，随着事态的发展，双方无法沟通，那么只有对证于公堂之上了。
对于贺梅一案，人们的一个焦点集中在贺父母身上，贺父有性侵扰之嫌，而且有人指出此人善变不可靠，网上传言说当初贺梅刚生下不久，贺绍强为了让贝克收养贺梅，曾经吓唬贝克，说要把贺梅送回中国，而中国婴儿的死亡率是50%。（贺绍强针对此传言曾经写公开信表示反驳）
在贝克夫妇眼里，这对外来的中国夫妇并不可靠。优势文化下的本地主流夫妇面对此种不可靠外来移民夫妇，优越感和不信任感的产生，应该是自然和必然的。而对于中国的认知，我想贝克夫妇对中国并不了解，正如大多数美国人一样，而了解的一些中国事实，也以负面消息为主，比如中国的一对夫妇一个孩子的政策。这样，在贝克夫妇眼里，中国有害于孩子生存的地方。
可惜，他们不愿意面对外界情况正在发生的变化，不愿意正视这对中国夫妇正在发生的变化，依然固执地坚持着，并且怀着强烈的排他和排外性。贝克夫妇对中国人和中国有这种看法，不是一个家庭的问题，而是不少美国家庭流行的看法。
因此，面对着法庭的判决，贝克夫妇充分利用当地社会的流行看法，通过主流媒体的采访，来表达自己的声音。无疑贝克夫妇的这种策略是成功的。同时，想通过帮助贺氏夫妇获得绿卡来取得和解也是一种很好的策略，其言外之意是，你们作为外来人，不就是想获得长期居留权吗，贺氏夫妇早年的表现不就是与居留权息息相关吗？
策略是成功的，但是却忽略了对孩子的长期影响。如果说现在让贺梅离开熟悉的环境回到亲生父母身边，是对孩子的一种打击；那么，等到孩子长大成人，又如何面对自己是中国人的事实？这种面对，无论孩子最终是在贝克夫妇家庭下长大还是在亲生父母家庭下成人，同样是不可避免的，那么，孩子在8岁时所接受的媒体采访必然成为孩子心中的一个心结。成功的策略后面却是对孩子成长的不负责任。
对于贺梅案，一些美国母亲也发出自己的声音，一位名叫Janna的网友写道，作出决定的是成年人们而不是孩子，我本人也收养有孩子，两个已经在高中上学了，如果我问他们是否愿意被亲生父母养大成人，我想，如果孩子们是从心里发出的声音，那么他们的答案应该是YES。人们与其血缘家庭有种天然的联系，我们经常可以看到人们找寻他们的血缘之根（Biological Roots），这种情况经常发生在收养家庭中间。我认为，贺梅与亲生父母团聚后，会在并不长的时间里，调节自己适应新的环境，这种适应已经在许多收养家庭发生过。我们知道，很多孩子是在5岁以后被收养的。这些都是事实(Fact)，我们必然接收。
这位美国母亲是从自己的亲身体验，来乐观地看待贺梅回归亲生父母家庭后的生活的。当然，肯定会有不少人，以中国人、以中国的环境作为理由，消极地来看待贺梅以后的生活。

在以上两个案件的讨论中，我突然想到一些与文明有关的话。
在外族侵袭下，在物质环境受到极大破坏，在生活水平极剧下降后，百多年来，中国人的精神面貌已经大大下降了，精神的面貌下降与文明的落后息息相关。反观西方文明，在开疆拓土收掠他国广大资源的过程中，得以快速的发展，其民的精神面貌已经不可同日而语。当在19世纪末，同样作为北美的移民，其他民族以“辫猪” 之谓来称呼中国人之时，我们就可以感受到这两种精神面貌强烈对比给人造成的强烈刺痛。
在贺梅案中，同样可以感受到中国人的精神面貌不如对方，幸而在整个案件的中后阶段，有见义勇为的华人志愿者，有积极转变中的当事人。贺绍强在接受USA TODAY的采访时，能大声地说道：
"The war is over," Jack He says. "The end of war brings love, peace and happiness." He says he looks forward to getting to know his daughter and telling her: "You are a lucky Chinese girl. You have two families to love and two families that love you."（我们可以告诉孩子，你有两个家庭，两个需要你爱和爱你的家庭）
Jack是贺绍强的英文名字。不管贺绍强以前的表现如何，现在他作为一位父亲，能以孩子的幸福未来为出发点，积极地说出这种话。贺绍强现在的这种精神状态，是华人应该具有的振作而强健的精神面貌。
在讨论高山案（以及赖昌星案）和贺梅案时，海外的华人，表达了不同意见，但是在流言到处飞、各种观点激烈交锋的网上言论环境中，不少华人总是感到一种鱼刺在喉，但是又不知如何痛发的感觉，或者说具有一种隐隐作痛欲大喊以泄通但是却乏然无力的感受。
这些感受和感觉，也不是一天两日，而是由此以久。从北美的第一代移民开始，到现在第二三代移民;由只关心如何活下来，到现在建立的平权维权组织以及逐渐兴起的华人政治团体，华人的精神面貌确实在发生着积极的改变。比如，在讨论高山一案时，在主流西方媒体上，不少华人移民表达了自己强烈的不同意见，这些都是非常可贵的。
高山案、贺梅案，可以解读为社会体制差异，也可解读为文化差异，但是从更大范围来看，背后是不同文明的衰落和兴起。
中国文明在近代的失落，固然是外部客观造成，但是有其内在的必然原因，一个封闭和保守的体系，反而是一个更容易被击破的体系。
以工业化为标志的西方文明几百年来一直具有勃勃生机，特别是在以美国为代表的北美大陆，当今世界的这种强力和优势文明可称天下无敌。但是，从高山和贺梅这些普通的案件中，我们隐隐可以看到一个新兴了不过百多年的文明却面临衰落的微症以及这种文明背后所隐藏的封闭和保守的特点。我们无法批评他族的文明，最好的办法是这个新兴文明能自我更新，在变革中弃陈出新，永保创造性和活力。我们知道，美国社会是具备这种创造性和活力的，希望能一直保持下去。
华人在识知和认同外界的过程中，在与他人讨论自己观点之时，往往陷入一种进退失据的地步（这种进退失据不仅个人存在，治理国家的华人政府同样也存在）。又如，我们的一些学者专家，在讨论问题时，在提出观点时，中华传统的典籍对他们来说是遥远的，而好象就在手边的现代思路对他们来讲却又是实实在在的夹生饭。遥远，带来的是虚无和西化；夹生饭，带来的是独立性和创造性的丧失，因为缺少原创的基础和对未来的洞识。
当西方结束中世纪宗教一统的局面后，当人开始思考作为人的力量和自有特点时，西方文明摆脱某种局限，创造了今天的工业文明。
那么坐守东方的中华呢，能否在保持有自信坚定的精神面貌下，积极在自己的肌体内培养创造更新的力量，从而完成中华文明的复兴和开辟新纪元呢？

陶陶宝贝

信仰无贵贱，人品有高低。
反思近来一段时间里，大陆陈晓旭的信佛，加拿大温哥华高山的信教，美国的贺梅案，加拿大6胞胎案，深有感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