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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激战在西区桥头堡
就在守军撤出佩斯前，德军发现苏军的南部战线兵力由于北方的战事而不断薄弱，这无疑是一个值得一试的机会：于是他们于1月14日秘密抽走了在北部地区激战的党卫军第4装甲军主力，然后由铁路悄悄在17日急调至110公里以外的南部地区，这次他们将尝试之前被放弃的南部进攻方案。又一次的，苏军无线电监听部队没有侦听到德国人的行踪。1月18日，德军从南部和北部开始代号为“康拉德3号”的解围行动。在北面，德军党卫军第4装甲军和陆军第3装甲军的4个装甲师（党卫军第3“骷髅”装甲师，党卫军第5“维京”装甲师，国防军第1装甲师和第3装甲师）突然向毫无防备的苏军苏军第3乌克兰方面军第135步兵军发动进攻，在防线上撕出了一个24公里的大口子。德军装甲部队在当天就深入红军战线20公里，守军第135军几近全灭！。1月20日，德国人又发动了他们在战争期间最后的大规模坦克奇袭战：第3装甲师的先锋部队几乎已经突入敌军后方110公里，攻到了多瑙河附近的多瑙巴拉顿, 将敌人的河运交通线落入自己的直接火力范围内。“老牌劲旅”第1装甲师在由匈牙利人组成的党卫军“尼依”战斗群步兵伴随下在23日重新夺回了塞凯什白堡，动摇了整个红军战线。
这是苏军在整个战争期间的最后一次重大危机：在5天内德军攻势撕开了托尔布欣元帅的防线，锋头直指多瑙河。前进的德国先头部队离苏军横跨大河两岸的主要运输线甚至仅有几公里！托尔布欣元帅马上察觉到事态的严重性，他向莫斯科请求将部队撤过多瑙河—这也是德军整个“康拉德”计划的最终目标，并且布达佩斯守军也能暂时得救。最初，斯大林几乎都要同意这项建议，但是他随即还是严令托尔布欣元帅死守阵地。（就在1月20日，由苏联扶持的匈牙利临时政府和苏联，美国以及英国缔结了一份停战协议，同意赔款并且同德国开战）
而在包围圈内部，“统帅堂”师的士兵们已经占据了布达南区的阵地。现在所有残余的德国和匈牙利炮兵都聚集在一起统一指挥，根据克莱恩上尉的回忆：“当时包围圈3/4的防御阵地都由2支“统帅堂”师坚守……由于严重的弹药短缺，所有的火力都由一个炮兵司令部来指挥……因此各地段的重型火器全部都附属于它们各自的炮兵部队，例如在“统帅堂”装甲炮兵团第1营的阵地上就集中了包括匈牙利部队，一个党卫军骑兵师和高炮部队的72门火炮。”攻城苏军也在试图从北面杀出一条血路，以求最终击溃守军抵抗。整个北区和西北区立刻陷入一片混战，最初抵抗者还能不惜代价地顶住浪潮——例如以马切梅中尉指挥的“统帅堂”装甲炮兵团第2连和布达佩斯大学突击营的年轻学生们一道对南部的玫瑰山发动了一次成功的反击：不仅驱逐了敌人，还缴获了大量的机枪和迫击炮，并且将苏军的突击部队司令阿方茵将军击成重伤。反击部队之后安全地回到了原阵地。但是几天后守军防线还是在苏军优势力量的压迫下变得千疮百孔。
多瑙河心的玛格丽特岛也在进行着一场激战，这里曾经是布达佩斯运动场，著名的咖啡馆和浴场聚集地。现在是一块最理想的补给空投地点和最后一条飞往“血野”广场的运输机路线。德国人和匈牙利人正守卫着这块仅有230米宽的狭长岛屿，他们在战壕中向试图登陆的红军部队拼死反击，机枪将渡河的苏军成片成片扫倒在水中。昔日宁静安逸的小岛现在已化成了交战双方的“搅肉机”！
战后在玛格丽特岛上的苏联海军士兵，背景是被完全毁坏的大饭店（Nagyszálló）
包围圈外的战况使守军们的心中再次燃起一线生机：1月24日，援军离要塞只有18公里了，城内的德国人在地平线上甚至可以看到先头部队的炮火了。要塞司令部马上给援军先头部队发去了一封急切的电文：“热切祝愿你们的成功和我们能被解围，一万名我们的伤员在等待着你们。”“统帅堂”装甲师副医官长——胡伯纳军医中校在日记中记下了当时的情景：“每个小时都会有关于吉列将军部队位置的消息传来。我们还收到了元首本人甚至希姆莱的电报。但是就目前状况来看，我们只能坚持几天,甚至仅仅几小时了。”
在同一时刻，德国空军也鼓足老命再次出动：在1月21日和24日两天的空投行动中，“创记录地”给守军送去了235吨给养。然而“奇迹”最终没有发生：已成强弩之末的援军队伍已经在苏军日益增强的防御面前逐渐陷入困境，在接到斯大林的命令后，红军火速抽调3个正在布达作战的军前往南面，控制了布达佩斯通向西南的通道（第5近卫骑兵军甚至在24小时内行军了105公里去阻截德国人的进攻！），而第3乌克兰方面军调来了第26集团军司令部以便集中和指挥巴拉顿湖和多瑙河之间许多分散的部队。1月26日，德军在首都以西的村庄巴拉齐斯卡（Baracska）和瓦尔（Vál）附近耗尽了最后一点力量，开始转入全面防御。不仅如此，党卫军第4装甲军还面临着被侧翼包抄的危险：从1月27日起，它受到第2和第3两个乌克兰方面军的进攻。2月2日，苏军第26集团军向北进攻，恢复了与布达佩斯以西奥多尼（Adony）附近的第4近卫集团军的联系。党卫军第4装甲军被迫全线撤退。至此，德国人为解围所作的全部努力均告失败，他们同时为此付出了惊人的代价，援军在3次“康拉德”行动中战死人数就高达17000人！
对于第13“统帅堂”装甲师师长施密特胡伯少将来说，现在处在一个生死攸关的节点上：从外面解围的一切希望都已经破灭，如果要想打开包围圈，就只有尽快从内部突围。这样才有希望能赶在战线崩溃前和援军前锋汇合。
在接下来的几天内，第13“统帅堂”装甲师参谋部开始拟订突围计划，但是希特勒和最高统帅部一直不予批准，仍旧严令死守。现在布达佩斯之战已经完全变成了一场绝望的战斗：1月底就已少得可怜的空中补给虽然经历了几次反弹，但是到了2月初就几乎完全中断，士兵们的手中的枪支由于缺少弹药而失去作用，第13装甲侦察营的一名士兵不无嘲讽的说：“我们活象中世纪的骑士那样挥舞着没子弹的步枪，把它当成长矛向俄国人戳去。”每人每日的口粮也减至一个150克的面包圈，一勺马肉和5克黄油。疲劳，疾病和营养不良开始在前线和平民避难所中不可抑制的蔓延。匈牙利人的士气也发生了动摇：开始有大批士兵丢下武器，逃向苏军阵地。
四处逃散的布达佩斯平民
更悲惨的情形发生在市内的伤员中：当时大约有1万余名缺衣少药的德国伤兵聚集在布达的废墟中。在一份日常报告中，要塞指挥官维登布鲁赫将军以一种和先前冷静态度截然不同的语气描述了伤员的情况：“由于缺少药品和急救措施，再加上气温降至零度以下，他们（伤员）之中的大部分人将在几天之内悲惨地死去。”
尽管局势十分糟糕，“统帅堂”师的军医们还是尽了最大的努力拯救负伤的军人们：“统帅堂”装甲师首席医官长布勒军医中校在自己受重伤之时依然在前线坚守岗位，直到最终殉职。第13“统帅堂”装甲师首席医官长泽格军医中校在缺少药品的情况下全力挽回了第66装甲掷弹兵团团长的性命。另外还有“统帅堂”装甲炮兵团的纳佩军医中尉以及其余的许多德国军医，和少数勇敢的匈牙利护士们一道，为众多垂危的伤员们进行最后的护理。随军的德国牧师也在为濒死的士兵们减轻痛苦和恐惧：阵地上随处可见这些神职人员忙碌的身影，他们在垂死者耳边吟颂着自腓特列大帝时期开始一直在德国军队中流传的祷词：“Kämpfen unter Gottes namen, Wir sind unschuldig.”---“以上帝的名义而战，我们无罪。”
1945年1月1日至1945年2月6日布达佩斯战役示意图
第五章 最后一个弹夹
持续了近2个月的布达佩斯攻防战正在走向终结。2月初，当北面的进攻被阻击后，苏军决定将攻击的焦点放在南区和西区，那里他们投入了新补充的力量——仅在南面的Kelenfold区就集中了2个步兵军。在炮击和空袭的连续打击下，守军的血已经在激战中慢慢流干，尽管双方的伤亡已经高得让人无法忍受，但是德国人仍然把包括参谋部军官在内的一切人员投入作战。然而占有绝对优势的苏联人也很清楚，他们用不了多久就可以拿下这座已化成一片瓦砾的城市了。
惨烈巷战的一个见证：战斗后的马吉特林荫大道，苏军曾经占领着街道北边（右侧），而德军死守着街道南边（左面），双方就在这条不足5米宽的街道上杀得天昏地暗。
巷战中被击毁的“统帅堂”装甲师“豹”式坦克
要塞内的情况现在一片混乱，守军们各自为战，原有建制几乎全被打乱，每一支战斗编队里面都可能包括了来自各方的士兵。指挥官的命令几乎不可能下达到前线，因为“前线”这个概念已经不复存在，每处都在进行着你死我活的混战。
市中心巷战中的一名苏军中尉正在向指挥部汇报战况。
2月5日，白热化的战斗已经延续到了守军的最后堡垒——城堡山上的布达皇宫地区，这里部署着德军的最后一点炮兵。在火炮的协助下，苏军的第一次突击被守军击退。但是几小时后，红军战士还是高喊着“乌拉”不顾一切地在防线上撕开了一条裂口，当天德国空军向守军送去了144吨给养，这也是布达佩斯战役中最后的一次空运，为此德国人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在德国空军最高指挥部（OKL）的一份报告中统计：“在布达佩斯领空总共有49名德军飞行员失踪，而光是第4轰炸航空团和帝国特别飞行中队飞往布达佩斯的73架滑翔机中，就有11架被击落，21架迫降或被迫返航。”
一名叫郎格·霍夫曼的党卫军高射炮兵后来回忆起当时的情景：“整个大地都在瑟瑟战抖，俄国人的迫击炮弹落在了坚硬的地面又弹了起来，在半空中爆炸——这样的杀伤力更加可怕。火箭炮弹夹着烟幕怪叫着从天空坠向阵地，每次爆炸都会把各种各样的杂物掀向天空——碎石、木屑、布条或是残肢断臂。机场已经处在敌人的直接打击之下，布满弹坑的跑道上几乎看不到一样完好的东西，一架小型飞机在密布的弹幕中滑跑着，艰难的离地升空。可是没过多久，它就陷身在苏军的高炮火网中，活象一只被蜘蛛网钉住的飞蛾。机身很快被击中，燃烧起来，随即突然断成两截，里面的人象木偶一样掉了出来，摔向街道。”
第2天，红军从3个方向发起攻击，终于在6周苦战之后攻取了重要的战术高地—鹰之山。现在苏联炮兵可以从山顶上居高临下的向城堡和格列特山守军进行精确炮击，“血野”广场上的简易机场很快失守。德军的反压制炮火在苏军喀秋莎的怒吼之下变得微不足道，山穷水尽的守军现在被压缩在一块仅仅650米纵深的狭小地段里。
在城堡山附近巷战中被伏击的苏军火炮阵地，左下角是被打死的苏军炮兵 。
被俘的德军士兵
此时的巷战已经白热化到了令人难以想象的程度：党卫军士兵们甚至橇开了法克什雷蒂（Farkasrét）公墓里的墓穴，挖出棺材，再把一切可以找到的物品围在墓穴四周，作为“战壕”继续负隅顽抗，直到战死为止。进攻“墓穴散兵坑”阵地的红军士兵在这里只能以墓碑当掩体，一步一步地向前挪，苏军士兵将手榴弹象冰雹一样砸向德军据守的墓穴，德国人捡起冒烟的手榴弹再扔回去，手榴弹爆炸后横飞的弹片不断给双方增加着伤亡。苏军在前进，但在顽抗的德军火力下不断有人倒下。杀红眼的苏军甚至跳进墓穴和党卫军士兵展开肉搏，双方挥舞着枪托、刺刀和工兵铲在狭小的空间内厮杀，直到墓穴内再次被党卫军或者红军士兵的尸体填满，法西斯的疯狂和红军的顽强可见一斑。
德国人还创造了一种他们称之为“Damebrett”（棋盘）的战术：守卫者占据着布达皇宫附近的每一栋别墅，一旦苏军攻入这些建筑物之间无人防御的街道上，马上就会遭到来自四面的交叉火力堵截，而德军狙击手则埋伏在高处切断苏军的退路和增援——这里就象一个巨大的国际象棋棋盘，先任由苏军突击部队进入棋盘格中，尔后德军利用地形优势将陷入格中的苏军士兵打倒在地，死亡的气息到处弥漫。德军狙击苏军进攻部队的同时驻守在瓦洛什马尤尔广场的残余匈牙利部队同时进行着牵制攻击，在多方打击下，红军先头部队马上被击退至宪法大街。伤亡惨重的苏军此时也杀红了眼：他们立刻把重炮拉上前线，不顾可能造成的误伤，像机枪一样直接朝守军房屋开火！直到那些别墅和据守其中的德军一起化成为废墟和灰烬。
在布达皇宫一带作最后抵抗的德国士兵
激战不单单只发生在地面上，而且还在城堡山一带的地下中蔓延，虽然地铁隧道在包围初期就被封闭了，但是地底还遍布着难以记数的下水道，维修隧道和通道：苏军拿出了自己的在斯大林格勒战役时期就运用过的战术：由狙击手，冲锋枪手和巡逻兵组成小分队从这些密密麻麻的地下通道中渗透入敌人防线，刺杀德国军官：例如1个由6名海军士兵组成的暗杀小组曾顺着下水管道潜入布达皇宫附近，在埋伏了几小时后奇袭了2名德国军官，打死其中1人，捕获了另外一人。随即整个小组押着俘虏由来时的线路毫发未损地返回了自己的阵地。守军也有自己的反地道战术——叫作“Jagdhund”(猎狗)：他们将熟悉市内地下管道的市政工人组成民兵队，派到各个下水道里，一旦察觉到可能有敌人在下水道另一头潜伏，他们就会掷出被尿液浸过的网球，然后放出经过特殊训练的狗把它们找回来，通常这些狗在遇见敌人后会大吠不止或是吸引敌人开火。一旦暴露目标，黑暗中的苏军马上就会遭到四面伏击。除了防御之外，这些熟悉地形当地工人还经常主动出击，他们就象幽灵一样出现在被苏军占领建筑物的地下室里，询问当地居民有关敌人的行踪。有一次，几个民兵队员甚至潜到圣·雅诺斯医院附近的苏军战线，活捉了几个使用苏军扩音器进行广播的通敌者。
匈牙利平民组成的Vannay集群和“箭十字”民兵也拼得异常凶狠，在泽尔·卡尔曼广场西北角布达邮局大楼的激战中，他们甚至打退了整整一支红军突击群的进攻。这些民兵们随即占据了大楼的下层部分，从而保住了一条日后可以向西北突围的要道。一位名叫雅可夫·斯米切尔的苏军坦克少尉记述了当时的情景：“我们的坦克穿过了满是断壁残檐的街道，德国人的抵抗显然已经变得很虚弱……我小心地探出头四处张望，忽然，我在右前方的一堆瓦砾上看见一个半蹲着的灰色人影……这是一个40多岁，面色饥黄的中年人，穿着一件破旧的连体工人服……我把头转向另一边观察，因为这显然不是令我“感兴趣”的目标……没过多久，我身后突然穿来一声大喊 “Panzerschrecke!!”(坦克杀手—德军的一种反坦克火箭筒)，接着“轰”的一声，火光一闪后一阵灼人的热浪扑面而来——我前面坦克的后部发动机板向火山爆发一样翻了起来，搭载在上面的步兵们全身裹着火球惨叫着滚了下来！——那个半蹲着的灰色人影不知道什么时候手上多了根冒着青烟的反坦克火箭筒！后面士兵的子弹立刻成群得向瓦堆顶扫去，偷袭者被打得浑身是孔得从上面滚了下来，四周顿时枪声大作。这里都是群法西斯疯子！”象这样血腥的战斗几乎围绕着这里的每一栋房屋、每一个街区和每一条地底隧道，昔日壮丽雄伟的布达山此时已是一片人间炼狱！
已迁入克里斯蒂娜林荫大道附近城堡山隧道内的德军司令部前，一名德国传令兵正在向他的摩托车走去，时间是1945年2月7日。
末日的恐惧也在蜷缩于城堡山地下墓穴和隧道的数千名平民中流散着。罗马教廷驻布达佩斯大使助手安哥洛·罗塔神甫后来描述了这段梦魇般的景象：“我们只穿过了蒂兹广场——已经不复存在的罗马教皇使节楼将这里和皇宫分开。这虽然只是一段很短的路，但却是怎样的一段路啊！教皇使节楼旁边的是冒着熊熊烈炎的外交部，广场对面的国防部也同样陷入一片火海。即使是皇宫本身也有好几处在窜着冲天的火柱。广场上到处都是弹坑，战壕和残骸……只有火焰在照亮我们面前的道路。在皇宫里面，我们沿途的每一个大厅和走廊都挤满了受伤的人们，手术就在普通的桌子上进行着，到处都是哭喊和哀号……这简直就是地狱！”在格列特酒店以南，筋疲力尽的守卫者还在近似疯狂的和苏军步兵以及坦克撕杀着。两天后，激战终于打进了城堡山前最后一个主要据点——南区火车站一带。当这里也最终失守后，红军压到了多瑙河西岸的格列特山北面和西面。2月9日，在德军几乎损失了仅剩的火炮的一半后，“统帅堂”装甲师的士兵们终于顶不住了：苏军第83海军旅在发动一轮突击之后，冲上了高地，随即在一片日本人和瑞士人别墅之间建立了一个立足点。与此同时，激烈的白刃战从一栋别墅打到另一栋别墅，其它突击队伍则渗透入了格列特山和城堡山之间塔班区（Taban）的东正教教堂，守军的最终防线即将瓦解，现在苏联的先头部队现在只需10分钟就可以抵达皇宫了！
一名名叫Peter Zwack的布达佩斯平民回忆了当时的情景：“那真是一段可怕的日子。当时我还是个十几岁的孩子，记得在被围的大部分日子我们都待在点着蜡烛的地下室里，四处堆满了储存的食物和煤。整座城市被震得四零八落。晚上一名年轻的德国士兵进来地下室和我们待在一起，我记得他叫京特，只比我大几岁。他因为想念家人而忍不住抽泣了起来，他说他不想一个人死在布达佩斯。我的妈妈和伯母都尽力去安慰他。可是有一天他再也没有回来。我们全无时间概念，早先我爸爸有时会去街对面的瑞典公使馆打牌。我妈妈被城堡山上向苏联轰炸机射击的高射炮声搞得几乎神经崩溃。每天都会有几枚炸弹会击中我们周围的建筑，回想起来我猜当时我们宁愿和2颗从未爆炸过的“炸弹”住在一起——我的两位昵称分别叫“玫瑰”和“茜茜”的伯母。有一天战斗的声响变得很近，我记得一群年轻的德国士兵在我们的房子里布防，他们叫我们待在地下室里。不久后楼上传来一阵很可怕的喧闹声：呼喊声、手榴弹的爆炸声、机枪的扫射声、来来回回的靴子重踏声和人的惨嚎声夹杂在一起。最后地下室的门被撞开，一名长得象蒙古人或是西伯利亚人的苏军士兵闯了进来，端着枪走下楼梯。我们都在想一切都完了。我爸爸，叔叔和我都坐在一个很大的皮质床垫上——我妈妈和伯母的女儿躲在里面，因为她们当时被认为都比较漂亮，我们怕她们会被俄国人强奸。俄国人要把Mitzi姑妈的儿子带走，姑妈跪下来抱着一位俄国军官，哀求能免他一死。他们最后放了姑妈的儿子，但是随即就当着我们的面在房子里四处洗劫。他们喝着我们的酒，用刺刀挑烂我们的书本和字典。透过窗子我看见在我们的花园里，一名俄国士兵用靴子踩在一个被俘的德国士兵头上，然后用枪口顶着他的脑门扣动了扳机……后来我被一个俄国劳工队押到多瑙河边去修筑浮桥，以替代被炸毁的大桥。”
随着所有解救希望的破灭和弹药补给的耗尽，布达佩斯要塞的抵抗正在划上句号。1945年2月11日15：50，冯·派费·维登布鲁赫党卫军将军违抗了希特勒的命令，向守军发出了如下电文：“我们的补给已经用尽至最后一个弹夹。现在的问题是被俘还是试着拼死一搏逃出包围圈。因此，我将指挥剩下那些还可以作战的人发动突击。”但是对于第13“统帅堂”装甲师师长施密特胡伯少将和其他被围的官兵们来说，这个命令下达得实在太晚了。尽管如此，残余的队伍还是在谨慎地作着突围前的准备。为了轻装上阵和避免资敌，所有耗尽弹药的重型武器都被捣毁。“统帅堂”部队也自毁了全部装甲车辆，根据“统帅堂”装甲师临时师长沃尔夫中校的记录：“……在突围前一晚，仅我师阵地上就有8辆“豹”式坦克，6辆“雄峰”式自行火炮和大约25辆半履带装甲车被师属工兵炸毁……”
2月11日下午，在格列特山附近的阵地上，形同鬼魅的“统帅堂”师残余士兵带着仅剩的步枪、机枪和手榴弹从掩体中缓缓地爬了出来。根据计划，他们和其他友军将组队分为三波，乘夜向城市西北面发动奇袭，冲破包围圈然后迅速抵达在恰姆尔的德军防线。担任这次突围行动的后卫部队是部署在北区玛吉特大桥残骸附近的“统帅堂”装甲侦察营和党卫军党卫军第8骑兵师的第8侦察营
根据1945年2月11日17：50分“布达佩斯要塞”内向柏林发出的最后一条无线电文统计：截止至当天布达佩斯要塞守军70000人中共战死19250人，撤防、被俘和失踪6850人。剩下的43900人（德军23900人，匈牙利军20000人）中有11600名难以行动的重伤员将留在城内，“统帅堂”装甲师首席医官长胡伯纳军医中校（他在布勒军医中校死后继任该职），助手奥斯滕医生以及一些护理军医和罗马教皇的使节自愿留下陪伴。最终守军突围人数在32300人左右。
（待续） | 
发表于 2006-6-14 17:47:1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