伪国民政府主席汪精卫之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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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动荡不安的现代历史上，汪精卫绝对是一个大名鼎鼎的人物。他曾经叱咤风云、权倾一时，却最终落得个千夫所指、遗臭万年的下场。当了汉奸的汪精卫国人皆曰可杀，但是其死亡的原因却至今众说纷纭。有人说他是日本人害死的，有人说他是蒋介石派人毒死的，还有人说他是病死的。真实的情况到底如何，就成为民国史上的一桩疑案。在历史的重重迷雾之后，在汪精卫复杂多变、惊险和耻辱并存的一生中，他最终的死因是他留下的最后一个疑团。

　　从领袖到汉奸

　　在中国，像汪精卫这样背叛祖国的人是最让国人痛恨的。抗日战争胜利后，许多原来姓“汪”的人都去掉三点水，变成了“王”姓。翻开资料，汪精卫祖籍安徽婺源，按现在省界的划分，今属于江西。元代末年，其祖先从婺源迁至浙江的山阴(今绍兴)。绍兴在明清是个出“师爷”的地方。所谓“师爷”也就是为官员出谋划策的人，即幕僚。汪精卫的父亲便以此谋生，先后在广东的番禺、三水等县署做过幕僚。汪精卫在汪父的十个孩子中排行第十，在四个男孩子中排行第四，所以汪精卫又常被家人唤称“四哥”。

　　汪精卫生于1883年5月4日，当时汪父正在广东省三水县任职，汪精卫的出生地应该是广东三水，但翻阅汪精卫个人填写的履历，出生地一栏却填的是广东番禺。汪精卫本名兆铭，字季新，号精卫。“精卫”也是他在同盟会机关刊物《民报》上发表文章使用过的笔名。汪精卫少时生得眉清目秀，且聪明伶俐，曾一度被称为民国“四大美男”之一。他于1902年春考中秀才，1904年又考取了官费留日生，东渡日本政法大学留学。在日本，他开始投身革命，成为孙中山最得力的助手。他演讲时口齿清晰，条理清楚，抑扬顿挫，一时成为许多年轻人的偶像。在南洋演讲时，有一个华侨巨富的女儿名叫陈璧君，竟抛开学业，追逐汪精卫的行程，聆听汪的精彩演说。1908年两人结婚，当时汪精卫26岁，陈璧君只有17岁。

　　1925年3月，孙中山逝世前，汪精卫代孙中山起草遗嘱。孙中山去世后，他和胡汉民、廖仲恺一起成为最有望担任孙中山接班人的三个人。1925年7月1日，改组孙中山生前的大元帅府为中华民国国民政府，汪精卫、胡汉民、廖仲恺等16人为政府委员。国民政府主席选举前，汪精卫听到有人要选他，便一再谦让、推辞，正式选举时，却急不可耐地投了自己一票，结果以全票当选，成为国民党领袖。

　　1925年8月20日上午，廖仲恺被刺杀。汪精卫紧急召集军政部长、粤军总司令许崇智和粤军参谋长、黄埔军校校长蒋介石组成一个特别委员会，调查廖案。调查的结果表明，是右派领袖胡汉民背后策划的。许崇智、蒋介石主张除掉胡汉民，汪精卫却让胡汉民以赴莫斯科考察为名，出了国门。不久蒋介石又以汪精卫与许崇智之间的矛盾，借汪精卫的势力把许崇智赶到了香港，蒋介石由参谋长爬上了粤军总司令的位置。汪精卫虽然是军委主席，但军权实际却由蒋介石掌握。随后，蒋介石又借“中山舰事件”打击汪精卫，汪精卫被迫于1926年4月请假出走香港，然后赴欧洲。蒋介石不失时机地召开中国国民党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联席会议，自己被选为国民党主席、军事委员会主席，彻底取代了汪的位置。

　　汪精卫回国后，他的政治思想发生转变。1932年春，蒋汪再次合流。汪精卫上台任行政院院长，提出“一面抵抗、一面交涉”的对日方针，主张中日发生冲突时，中国应该在“尽可能范围内，极力忍耐，极力让步，表示我们无意开衅”。在这种思想主导下，蒋汪政府先后与日本签订了《淞沪休战协定》、《塘沽协定》、《何梅协定》等，大肆出卖中国主权。而汪精卫在这种卖国思想下，也最终走上了一条被人唾骂的不归路。

　　替蒋介石挨了三枪

　　在汪精卫的一生中，曾经遭遇多次暗杀，而最终导致他死亡的主因之一，也正是遇刺后，残留在他背上的一颗子弹。造化弄人的是，这颗子弹，原来是打算送给蒋介石的。

　　事情还要从他遇刺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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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5年11月1日，国民党四届六中全会在南京丁家桥中央党部开会。按照惯例，中央全会开幕式之后，全体委员要照一张集体照，同时允许各国记者抢拍新闻照片。那一天，原定到会者一律穿礼服，上午8点钟去孙总理陵堂举行谒陵仪式，然后到中央党部大院内集体留影，9点钟开会。但到会者有的穿中山装，有的穿礼服，有的穿便装，并且拖拖拉拉，这让军人出身的蒋介石十分不满。而且开会的时候司仪看错了程序单，把“默念总理遗嘱”这一项给遗漏了，又为会场制造了一些混乱。

　　开幕式结束，蒋介石很不高兴地进了自己的休息室。全体中央委员在礼堂门口就座以后，蒋介石竟不肯出来照相。作为副总裁的汪精卫亲自去请，蒋介石却直言“今天秩序太乱，恐怕要出事”，还劝汪精卫也不要出去。汪精卫见请不动蒋介石，心中有气，也不相信会出什么事情，就自己一个人出来照相。

　　照完了相，大家正在起立的工夫，突然从记者席中窜出一个身材高大的人来，向汪精卫连开了三枪，分别击中汪精卫的左颊、左臂和后背脊椎骨。中央委员张继沉着敏捷地抱住了刺客，张学良从旁边飞起一脚踢掉刺客手中的枪，汪精卫的侍卫趁势连开两枪，刺客负伤被捕。

　　枪声响后，蒋介石和汪精卫的妻子相继从礼堂内奔出，蒋从血泊中扶起汪精卫，汪妻陈壁君见照相时蒋介石未到场，疑心此事是蒋所策划，顿时大哭道：“蒋先生，你不叫兆铭干就讲明好了，何必下此毒手？”蒋介石无言以对，十分尴尬。但事后详查，证实此事与蒋介石没有任何关系。刺杀活动是由上海暗杀大王王亚樵精心策划的，本来准备在会议期间暗杀蒋介石。在国民党六中全会的前10天，部署了这次刺杀活动，曾任十九路军排长的孙凤鸣志愿执行任务。在行动的前一天晚上，大家于晨光通讯社的小阁楼上还为孙凤鸣摆酒饯行。

　　11月1日，孙凤鸣胸前挂着记者出入证昂首阔步进入会场，他见蒋介石未出场，就按第二方案，冲出枪击汪精卫。怪的是蒋介石那天居然有先见之明，预料到要出事，不肯参加照相，结果就由汪精卫替他挨了这三枪。

　　经抢救，汪精卫总算保住了性命，脸上和手臂上的子弹也都取了出来，背部伤势较重，弹头夹在五、六两肋骨间，并伤及脊椎骨，经过多方努力也没能取出。从此，这颗子弹就留在汪精卫的身上，时时发炎，引起阵痛，并最终成了导致汪精卫死亡的主要原因。

蒋汪彻底决裂

　　在和死神擦肩而过后的第三年，汪精卫又一次成为被暗杀的对象。而这次下暗杀令的居然是蒋介石。

　　1938年7月，日本决定撇开蒋介石，诱降汪精卫，日汪勾结越来越密切。12月19日，汪精卫率陈璧君、曾仲鸣、周佛海、陶希圣等十余人乘飞机逃离昆明，飞抵越南河内。十天后，汪精卫在香港发表臭名昭著的“艳电”，希望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政府与日和谈。第二天，汪精卫建议日本对重庆施以致命的轰炸。蒋介石因此对汪精卫恨之入骨。1939年元旦，蒋介石下令追杀汪精卫。

　　军统局局长戴笠奉蒋介石之命马上行动，并任命陈恭澍为行动组组长。陈恭澍是军统天津站站长，思维缜密，策划过枪杀张敬尧、绑架吉鸿昌等一系列行动。组员王鲁翘，曾任戴笠贴身警卫，是一名职业杀手。组员余乐醒，曾是军统元老，对特工技术极有研究，而且能讲法语，赴河内十分适合。此外，岑家焯、魏春风、余鉴声、张逢义、唐英杰、郑邦国、陈布云等人，都是杀人不眨眼的老牌特务，加上陈恭澍，共十八人，被称为“十八罗汉”。

　　陈恭澍亲自侦察，了解到汪精卫住在河内的一个高级住宅区——高朗街27号。这是一栋三层西式楼房。陈恭澍对其考察了一番：后门的道路复杂，巷道纵横，对暗杀后的撤离十分有利。

　　在军统磨刀霍霍的时候，汪精卫其实是孤独和失落的。他每天躲在房间里，从不外出散步。当年河内是法国人的天下，汪的侍卫连枪都不能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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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恭澍等人在河内一直在做着准备，但戴笠告诉他们：没有蒋介石的“制裁令”，不可轻举妄动。此刻的蒋介石对汪精卫还抱有一丝希望，为此，他派谷正鼎赴河内，对汪进行最后的游说。结果，谷正鼎无功而返。

　　3月19日，蒋介石命令戴笠：“立即对汪逆精卫予以严厉制裁。”次日上午9时，陈恭澍接到报告，说汪精卫全家打点行装，似乎要外出。陈恭澍决定携带武器驾车追赶。汪精卫一行出门后，乘坐两辆轿车，向红河大桥方向开去。由于天气晴朗，陈恭澍等人看到两辆车上坐着9到10人，除了汪精卫、陈璧君和曾仲鸣外，其余的人都不认识。汪精卫一行发现有人跟踪，加快了车速。军统特务们紧紧尾随，在一个商业区的十字路口，由于遇到红灯，塞车严重，汪精卫一行趁机摆脱了跟踪。

　　3月21日下午4时，在现场监视的特务魏春风报告说，汪精卫和陈璧君在门外的草坪上说话，好像在争吵。陈恭澍立即带两名特务赶往高朗街，等到了汪精卫寓所外边，发现草坪上空无一人。

　　两次机会错过，陈恭澍非常恼火，决定当夜发起一次突击性强攻。21日夜11时40分，陈恭澍驾车带着6人出发，在接近汪精卫寓所的一个巷道时，两名越籍警探拦住了他们。陈恭澍把口袋里的4500元钱全部掏出，警探终于放行。

　　到了高朗街27号后门，陈恭澍对行动作了分工：自己留守车上，张逢义和陈布云留在外边放哨，王鲁翘、余鉴声、郑邦国、唐英杰越墙而入。郑邦国用利斧劈开楼房前面的门，随后4人飞身上楼。特务堵住侍卫居住的房门，对他们说：“不许动，谁动就打死谁！”汪的侍卫们出境后无法带武器，所以不敢轻举妄动。王鲁翘冲上三楼，对着汪精卫居住的北屋撞了几下，却怎么也撞不开。显然，屋里有人把门反锁了。王鲁翘接过唐英杰带来的利斧，将房门劈了个洞，但门没打开。屋里的台灯还亮着，王鲁翘发现屋里一男一女，便对准床下的男子开枪，三发子弹均击中此人腰背，但无法进入房间，以验明正身。随后，王鲁翘招呼特务们撤离。

　　凌晨4时50分，军统的内线传来情报，说汪精卫安然无恙，打死的是曾仲鸣。

　　对于刺汪行动的失败，军统方面后来总结原因，均认为根本症结是情报不准确，误将曾仲鸣居住的房间当成汪精卫的房间。实际上，因为汪精卫为人狡猾，行动诡秘，白天多在北房起居会客，夜晚去别的房间睡觉。刺汪行动组误以为北房就是汪精卫的卧室。暗杀汪精卫失败，蒋介石颇不满意，对戴笠有所指责。戴笠此后又接连策划暗杀行动，但连续五次皆以失败告终。

　　3月25日晚，汪精卫一行登上了租借的法国货轮“芳-福林哈芬”号，后转移到了日本货轮“北光丸”上，于5月6日抵达上海。同月，汪精卫赴东京，与日本首相平沼骐一郎会谈，乞求建立伪中央政府。年底，汪精卫和日本秘密签订《日华新关系调整要纲》。1940年3月30日，汪精卫正式成立伪国民政府。

大汉奸之死

　　病死日本  关于汪精卫的死因，流传最广的一种说法是他旧创复发，治疗失败后在日本病死。

　　1943年，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发生了根本性转折，法西斯轴心国开始瓦解，日本在太平洋战争中节节败退。

　　汪精卫心知大势已去，败局已定，心力交瘁，坐卧不宁。这年秋天，侵华日军限令汪精卫调集大米100万石、壮丁20万名，用以支持东南亚战争。这期间，敌占区内反对汪精卫的呼声甚高，大部分地区离城10里就是游击队或地方武装的势力范围，汪伪政府的命令根本没人听。汪精卫左右为难，一筹莫展。

　　11月底的一天，汪精卫正和老婆陈璧君在楼上商量征粮一事，侵华日军总参谋长松井太郎和犬养健上门来催促。汪精卫闻讯急忙下楼来迎接，一脚蹬空，从楼梯上滚了下来，八年前脊椎骨负伤处正好磕在楼梯的棱角上，当时就昏了过去。从此汪精卫旧创复发，一直留在背上的那颗子弹时时发作，疼痛不已。12月19日，汪精卫住进了南京日本陆军医院，由外科军医后藤做手术取出了留在后肋的那颗子弹。弹头取出后，陈璧君破涕为笑，在南京的大小汉奸头目纷纷到医院表示祝贺。汪精卫自己也强打精神，一连几次发表“卧床演说”。谁知好景不长，可能是手术伤及了中枢神经，手术后，汪精卫的双腿变得不听使唤，大小便失禁，病情恶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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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璧君见西医看不好，便乞求于中医单方，经其侄儿陈春圃辗转打听，终于在无锡探悉到一位名医，这位中医姓刘，是江苏吴县人，他用祖传秘方治疗刀伤枪伤和无名肿毒很有名，外号“刘一帖”，意思是再难治的伤，只要他的一帖药，立马就可好。刘一帖替汪做了仔细的检查，并出示膏药一张，命贴于背心。服药贴膏后的第二天，汪的痛楚竟大大减轻。汪陈夫妇暗自庆幸，即派陈春圃去江城客栈，向住在那里的刘一帖送了一份厚礼，并派车邀他复诊。刘一帖收下礼物后，随车再往医院。他见汪病痛减轻，便面露喜色地对陈璧君说：“汪先生创毒不重，只要照原方服上两剂，再贴一帖毒散膏药，便可一劳永逸了。”一面说，一面从小医箱内取出一张同样的膏药交给陈璧君，交代了几句后，便告辞回旅社去了。

　　汪精卫夫妇本以为这一张膏药贴了之后，便可消灾纳福。谁知贴后不到三个时辰，汪精卫四肢抽筋，浑身上下痛似鞭笞，手心、脚心和额心一齐沁出汗来，陈璧君见病情恶化，慌了手脚。她一面请铃木大夫审视，一面命陈春圃去江城客栈接刘一帖到医院会诊。陈春圃气急败坏地来报告说，那刘先生当晚并未回转客栈，眼下已不知去向。陈璧君意识到是刘一帖在膏药中掺了虎狼之药，才引起如此严重的病变。3天后，有人给汪精卫寄去一信。陈璧君拆开一看，见白纸上写着四行黑字：“厚礼不该收，既收亦不愁。平生药一帖，宜人不宜狗。”

　　刘一帖的这帖药，将子弹铅毒扩散入骨，使汪精卫的病情一天比一天厉害，不仅脊椎骨和胸骨疼痛难耐，麻痹状态已从两腿蔓延到了整个骨盆，而且高烧的次数也一天比一天增多。

　　1944年2月，日本名古屋大学神经外科斋藤正教授一行来南京诊治，因受条件限制，无法控制其病情发展，当即决定带他到日本治疗。

　　日本，受到东条英机的“礼遇”。

　　1944年3月，近乎全瘫的汪精卫乘坐由日本天皇赠给他的“海鹣”号飞机，从南京飞抵日本名古屋机场，并被立即送进帝国大学附属医院一间特设的病房里，对外叫作“梅号”。日本政府把汪精卫赴日本治病当作最高机密，对外讳莫如深，医院内外军警密布，三步一岗，五步一哨，如临大敌。第二天，由名古屋帝国大学的专家组成了治疗小组，由斋藤主刀施行手术。手术中，医生发现汪精卫的三节胸椎骨已严重变形，骨膜发炎溃烂。手术后，汪精卫的身体和头部全部用石膏固定。此时的汪精卫已元气丧尽，形如僵尸。

一周后，X光检查，汪精卫手术的地方非但没有愈合，反而开始萎缩。他的体温高至38.5摄氏度而降不下来。因为极度贫血，医院每天早晚两次为他输血。后来，医院血库的血用完了，而此时，日本本土不时遭到盟军飞机轰炸，名古屋与四周城市的交通中断，无法从别处运来血液，只好由同血型的汪精卫长子汪孟晋、二女儿汪文彬、三女儿汪文悌为其父亲输血。但这也只是权宜之计，汪精卫的病情日益严重，生命只能以日来计算。汪开始为自己的后事作准备。于是，由他口授，陈璧君记录，留下了《最后之心情》的遗书。汪精卫在遗书中，极力为自己叛国投敌进行辩护，宣称自己是“曲线救国”。

　　11月9日上午9时，盟军出动150架轰炸机空袭名古屋，陈璧君和子女们在一声声巨响和火光中，将奄奄一息的汪精卫连人带床送进地下室。这时，日本的天气已十分寒冷，地下室又无暖气设备。盟军的轰炸从上午一直进行到下午，汪精卫在地下室里熬过了难挨的一天，又惊又吓，再加上寒气侵袭，汪精卫的病情急剧恶化。到了第二天清晨，汪的体温上升至41摄氏度，心跳每分钟128次，呼吸极为困难。日本医生虽竭力进行抢救治疗，但最终回天乏术。1944年11月10日下午4点20分，汪精卫躺在病床上最后抽搐了几下，停止了呼吸。汪精卫1935年遇刺后，医生就说过，他只能再活10年，果然应验。

　　被毒死于虹桥  对上述汪精卫病死日本的说法，多年来一直有人质疑。上海市政协文史资料工作委员会编辑出版的《抗战风云录》中就刊有戴笠买通虹桥医院某护士，每日在汪吃的药中掺入一点玻璃粉，最终将其毒死在虹桥医院的说法。1983年9月16日，香港《广角镜》第一、二、三期刊载的霍实子著的《太平洋战争时期几桩史实的大揭露》一文中，也认为汪精卫不是病死日本，而是被国民党毒死在上海虹桥医院。

　　霍实子认为，1944年3月，汪精卫飞往日本治疗伤病，经日本名医小黑亲自动手术，安全地取出了子弹。此后的汪精卫不顾身体虚弱，就急忙乘飞机返回上海。随后，日本方面打了一份密电给日本驻南京的日寇转告汪精卫，请他回国后静养三个月才好起床活动。这份密电当即由国民党情报机关破译出来，送给蒋介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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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期间，陈璧君不在上海，是因为广东出了一件大案子，需要她亲自处理。而后来证明，将陈璧君吸引到广州，是国民党的声东击西之计。

　　原来，汪伪政权成立，陈璧君的官衔是伪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常务委员、中央政治会议委员，而实际职务，则是“广东省政治指导员”。在陈璧君的一手操纵下，成立了伪省政府。她提议由她的胞弟陈耀祖出任省主席，汪精卫怕陈耀祖年轻办事毛躁，就封陈璧君为“广东省政治指导员”，代表“中央”坐镇广东，像垂帘听政一般，大小事务都要经过陈璧君点头方才算数。

　　汪精卫去日本后，国民党想趁机刺杀汪精卫，但是日方防范严密，无法下手。在戴笠的策划下，搞了一个调虎离山之计，趁陈耀祖在广州文得路古玩店看货的时候，把他给暗杀了。这一招果然奏效，陈璧君急冲冲地秘密返回广东去处理后事。这期间的汪精卫由他的情人施旦料理。

　　关于施旦的来历，自然要提到汪精卫的风流韵事。据说汪精卫当年虽然和陈璧君结了婚，但是并不爱陈璧君，而爱的是同在日本留学的方君瑛。

　　陈璧君小名叫“肥环”，身子肥胖，相貌平平，她出身富豪，从小娇生惯养，性格孤傲任性。方君瑛身材苗条，相貌出众，性格文静温柔，是个典型的贤内助。但是陈璧君先下手为强，方君瑛虽然也深深爱着汪精卫，却晚了一步，只好矢志不嫁，做汪精卫“精神上的妻子”。为此，陈璧君时常和汪精卫吵闹。有一次陈璧君居然当众羞辱了方君瑛。方君瑛气恼之下，竟以一死而明志，汪精卫十分伤心。

　　蒋汪合作以后，汪精卫出任行政院院长。有一天，他在日本留学时代的老同学曾醒家遇见一位长得和方君瑛十分相似的女士，此人姓施名旦，已经结婚，丈夫是曾仲鸣的随员。汪精卫对她一见钟情，施旦也喜欢汪精卫的风流潇洒，两人一拍即合。但是，不久抗战爆发，施旦随丈夫去了内地。

　　汪精卫投敌以后，施旦也从内地来到南京，告诉汪精卫：她已经和丈夫离婚。这时候陈璧君长住广州，不在南京，汪精卫即任命她当自己的秘书，从此可以公开出入公私官邸。从那以后，汪精卫的一切起居饮食，就都由施旦照顾。

　　1944年3月，汪精卫在陈璧君及子女的护送下，乘专机赴日本。行前，汪精卫希望施旦作为护理人员一起赴日，但是日本方面认为施旦名不正言不顺，不同意施旦随行。在日本治疗期间，汪精卫的生活主要由陈璧君照料。陈璧君自小娇生惯养，自己都要靠别人照料，怎么会照料别人？她身体肥胖，特别怕热，不顾汪精卫病重怕风，经常门窗大开。汪精卫病榻寂寞，日夜想念施旦。

　　陈璧君秘密返回广东后，独居日本的汪精卫更加思念起施旦来，坚持也要返回中国。在周佛海的安排下，汪精卫终于秘密返回上海，并把施旦弄来专门护理。为造成汪精卫“仍在日本治疗”的假象，他的子女们暂时仍住日本，并经常在公开场合露面。

当时陈璧君还在广州，汪精卫一到上海，就用中文密电打到广州德政北路陈璧君的寓所，告知他已经返回上海。陈璧君也用密码回电给汪，要他千万别公开露面，必须改名换姓，住进上海虹桥医院，一切等待她到沪后安排。这两份密电，都被重庆国民党中央军委会特种技术研究室中文组截获并破译，送交蒋介石。蒋介石觉得汪精卫既然秘密返沪，又是住在医院里，防卫一定不如以前严密，就命令戴笠趁机暗杀。

　　戴笠派人潜入虹桥医院，买通医生、护士，每次给汪送药的时候，秘密掺进适量无色无味的慢性毒药，汪精卫终于毒发死去。

　　这一突然的变化，也使日本方面措手不及。经过斟酌，直到选定陈公博继任南京伪国民政府主席之后，又把“移尸”的细节作了妥当的安排，通知陈璧君急速赶到日本充当演员，这才在11月12日由南京伪国民政府成立一个“丧典委员会”，发出讣告，并于当天由专机“海鹣”号将“灵柩”从日本空运到南京。用不着多说，从日本空运来的，当然是一具空棺。在礼堂接受吊唁时的尸体，才是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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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汪精卫生前死后，施旦一直都在他的身边护理、守灵。开吊以后，改由陈璧君守灵。那一段时间，陈璧君知道汪精卫一死，即便伪政权还能存在，也不会有她的好日子过，因此脾气十分暴躁，动辄发火。施旦趁她离开灵堂的时候，也曾经身着丧服到灵前最后祭奠了一番。为躲避陈璧君的谋害，她没有参加送葬的行列，就带上汪精卫生前的物品及送给她的财物，更名改姓，到香港定居，还将汪精卫的衣物做了一个“衣冠冢”，终生守墓，没再嫁人。

　　日军的试验品  关于汪精卫之死，多年来一直众说纷纭，除了以上两种说法以外，还有一种说法流传甚广，那就是汪精卫是被日本人杀死的。

　　1944年3月，帝国大学附属医院著名内外科大夫经过紧急会诊，认为汪精卫主要是铅毒入骨导致病变。第一外科部上野博士立即决定进行第二次开刀，做削骨去毒手术，由年轻的副手龟田良宏负责具体手术。龟田大夫早年出生于中国，曾在天津上过两年中学。“七七”事变后，他随父母返回日本，在仙台攻读医学，后来征召在帝大医院任外科医师。他的未婚妻小笠顺子也在该院当护士。在制订手术方案过程中，上野博士建议去掉一节胸椎骨，并同时从病人的骨骼上锯下一块骨头来，仿制成胸椎骨移植上去，以消除原来的病骨对神经的压迫。而另一名骨科大夫黑田久雄则提出了第二方案，主张削骨去毒手术后任其自然愈合，而不必植入仿制的胸椎骨。结果，黑田久雄的方案因为对病人风险太大而被上野博士和龟田大夫否决。

　　但在进行手术前的半小时，院方突然通知：此番对汪精卫的手术必须照第二方案进行。龟田无奈，只好执行。手术就在当天午夜进行。打开背腔后，他发现汪精卫受铅毒感染的三节胸椎骨已经变形，骨膜发炎溃烂，并严重压迫神经。

　　一星期后，经拍照检查，汪精卫削骨处非但没能自然愈合，反而已经萎缩，但要重做“植骨”手术已经不可能了。龟田大夫不明白，院方为什么临时改变方案，硬要对一个过了60岁的人做“自然愈合”的试验性疗法呢？他带着这个疑问，几次三番地问了他的未婚妻小笠顺子。原来，小笠顺子的父亲是日本军部情报处的一名要员，所有机密情报，他都有副本留在手头。顺子在情人的再三恳求下，终于亮出了一份“军部指令”。龟田接过一看，见上面写着：

　　上野博士：

　　陆军117部渡边大佐，因早年枪创复发，患胸椎骨铅毒症，现住东京皇室医院，欲转去你院做自然愈合疗法。为确保削骨去毒手术的成功，限你们于一二天内，先做一名病理试验，无论何人，均可列为试验对象。注意，这是军部和首相府的最新指令。

　　看到这里，龟田完全明白了，原来汪精卫也被列为日军手下的试验品，院方当然想在他的三节胸椎骨上捞一点“自然愈合”的效验。但事与愿违，尽管服了大量的激素和钙片，收效却甚微。半月后，经第二次X光透视，那三节做过削骨手术的胸椎骨仍在继续变形。汪精卫的背肩部疼痛重又加剧起来，且元气散尽，彻夜呻吟，只好苟延残喘，挣扎等死了。

　　此时，陈璧君虽一起跟到日本，但日方以“加强护理”为名，将陈璧君及其子女安排在离医院较远的西山宾馆里。待汪精卫病势严重之后，院方干脆谢绝了陈璧君的探望。陈璧君无奈，只好向另外两个汉奸头目陈公博和周佛海哭诉。经陈公博和周佛海联名向日方陈说情由之后，日方军部才同意陈璧君去医院探视。但院方知道，汪精卫实际上已成为一个断了脊梁骨的残废病人，如果让他与陈璧君面对面地交谈，势必将“试验品”情况暴露在世界公众面前，况且汪僵卧在床上，连一点“病情好转”的迹象也没有。为了应付这一难堪的局面，院方精心设计了一个骗局。他们拆去汪的石膏床，搬进一间隔音的病房里，预先给他注射全身性麻醉剂，待药性发作后，让他侧卧在一张倾斜形的病榻上，脸朝内壁，还在他手上放一本法国小说，形如看书消闲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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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此同时，陈璧君正好赶到医院。院方用种种理由阻拦她进入病房，只许她在大玻璃窗外向内探望一会，既不能说话，也不能敲窗。这一招，使得这个风云一时的女人十分狼狈，只好又灰溜溜地飞回南京。

　　经过这一番折腾，汪的胸椎骨又一次受到挫伤，不仅胸椎骨随时可能折断，颈椎骨也渐渐变形了。本来尚可勉强坐卧，后来，连头颅的重量也支撑不住了。

　　为此，日方又想出了一个绝妙的主意。他们用一个特制的钢圈，套住汪的下颌，将他的头颅凌空吊起来，用机械的方法，将头颅与颈椎骨拉直，就像投环自尽一般。

　　汪自知死期不远，只好任凭日本人的摆布，一直到1944年11月10日，终于无声无息地死在日本人设下的“绞刑架”上了。

　　汪精卫死后，小矶内阁假惺惺地发了讣告，连天皇也说了几句“痛惜”之言。在南京一班汉奸的请求下，日本军部特地用“海鹣”号飞机将汪的尸体运回南京。

　　炸墓焚尸

　　尽管汪精卫死因扑朔迷离，至今众说纷纭，但是他死后被国民党炸墓焚尸却是一个人所共知的历史事实。

　　早在1942年清明节，汪精卫在众汉奸陪同下祭扫中山陵时，就对众人说：他死后若能葬在孙中山陵园旁的梅花山上为孙中山守陵，就心满意足了。于是陈公博、周佛海众汉奸便决定在梅花山上为汪精卫举行葬礼，并决定1944年11月23日沦陷区放假一天，凡愿参加送葬的南京市民，每人可领取20元的中储券，这个数字相当于当时职工月收入的四分之三。经过一番冷冷清清的“悼念”活动，11月23日，在日寇军警的严密监视下，汪的尸体被埋葬在梅花山麓。

　　梅花山是紫金山(又称钟山)的一小部分，因宋代时在此种过梅树而得名。紫金山上有孙权、朱元璋、孙中山的陵墓，而梅花山刚好在明孝陵与中山陵之间。陈璧君自知汪精卫的尸体日后难免被人毁棺鞭尸，便亲自布置，用了5吨坚硬的碎钢块掺在混凝土里，然后浇灌成厚厚的墓壳。她满以为这样就能安全地保护好汪的尸体。没想到仅仅过了10个多月，抗日战争就胜利了，在全国人民的一片呼声中，南京人民对汪精卫的坟墓留在梅花山十分不满，纷纷要求铲除。蒋介石在舆论的压力下，派何应钦扒掉此墓。

　　何应钦又派陆军总部工兵指挥部马崇六和七十四军军长张灵甫，找到当年建墓的专家，经过认真研究，命南京某部工兵营用了150公斤德制TNT炸开墓壳，劈开棺材。炸坟是秘密进行的，提前三天，往中山陵方向的交通即被封锁，对外放风说是为了抓汉奸。工兵爆破分两步，第一步炸开外层混凝土，第二步炸开内窖。工兵们从墓基下打入一条地坑，然后在坑内装上大量炸药。引爆时，只听得一声巨响，泥石飞天，坟壳裂成数块。开棺时，由当时的南京市市长马骏超亲自检查，发现棺内的尸体经防腐处理、依然保存完好。另外，除了陈璧君亲手盖上的“魂兮归来”的白幡外，还发现一本汪精卫手抄的诗稿，虽已发霉，但字迹还可辨认。稿本中的多数诗作，先前都曾在一些报刊上发表过，只有最后一首《自嘲》，字迹歪歪斜斜，不具年月，估计是汪精卫死前的绝命诗。诗中写道：“心宇将灭万事休，天涯无处不怨尤。纵有先辈尝炎凉，谅无后人续春秋。”

　　汪精卫的尸体随后连同棺材被运往清凉山火化，骨灰被丢弃于路边的一个水坑里。工兵营当夜平整好坟地，在坟地上建了一座小亭，两边修建了长廊，随后又种上花草树木，使这里成为一处风景点，与中山陵遥相映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