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丢失的和平-----美国欲在中国建立两党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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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于1945年的国民政府来说，日本的投降显得意外。在1944年的“一号作战”中，国民政府刚刚遭受了可怕的失败。将近50万军人死伤，中国领土被日本的南北通道切成两半。蒋介石对自己的部下说，多亏有这场大溃败，否则难以察觉国民政府在政治上如此虚弱。

　　进入1946年，突然到来的胜利并没有恢复国民政府对于全国的控制力。共产党军队与国民政府军队在全国范围内展开了竞赛，抢着接受日伪驻军投降，建立地方政权。共产党人刘少奇说，我们可以实行“先到为君，后到为臣”。

　　在对日战争中不断壮大的共产党军队有效地控制了华北地区，而国民政府最精锐的部队还都远在缅甸和云南。更糟糕的是，在工业最发达的东北地区，苏联红军根据雅尔塔条约出兵占领了全境，苏联红军还把日本军队留下的大量装备交给了向这一地区“大踏步前进”的共产党军队。后来，这里成为内战的第一个决战战场。

　　这一段时间里，延安先后接待了美国副总统华莱士，总统特使赫尔利以及美军观察团。延安与华盛顿迎来了蜜月期。1944年7月4日美国国庆日，《解放日报》发表了由胡乔木执笔的社论，称美国是“资本主义世界最典型的民主国”。社论谴责国民党拒绝实行民主制度，而“民主的美国已经有了它的同伴，这就是中国共产党和其他民主势力。我们共产党人现在所进行的工作乃是华盛顿、杰斐逊、林肯等早已在美国进行过的工作”。

　　在新一任美国总统特使马歇尔启程前往中国之前，美国总统杜鲁门发表的对华政策声明，“中国国父孙逸仙博士所以培养在中国走向民主过程中建立一个一党训政治之暂时施策，必须加以修改”。在关系中国未来前途的道路选择上，毛泽东和杜鲁门有了共同的取向。1945年4月24日，毛泽东在中共七大上作了书面政治报告《论联合政府》。他要求立即废止国民党一党专政，成立联合政府。

　　事实上，从形式统一中国开始，所谓的国民政府实质是国民党政权而已。自从进入训政阶段以后，国民党代表民众实行“以党治国”。蒋介石的顾问何廉说：“委员长走到哪里，政府的行政权力就行使到哪里，就职权而言，他领导一切。”

　　蒋介石的国策顾问唐纵提醒蒋介石说，毛泽东在政治报告中主张保持私有制并发展资本主义的提法，是中国共产党的一个很大的改变，这使得工商界人士和国民党内部的失意分子消除了对共产党的恐怖心理。

　　随着马歇尔的到来，对日战争胜利后短暂的政治僵局被打破。杜鲁门和马歇尔设想，未来的中国将建立一个两党政府体制，以共产党为少数派成为合法地位的反对派，在美国看来，这是解决中国问题的突破口。马歇尔明白无误地告诉蒋介石，杜鲁门总统愿意给予中国复兴的一切援助，但这都取决于美国的舆论。而美国舆论如何才能赞助援华，这取决于国民党对一党训政制度的改革。蒋介石和他的国民政府处于巨大的尴尬之中。

　　马歇尔的到来使得从1946年1月11日开幕的政治协商会议成为了公众的焦点。这是自从国民党推行一党训政制度以来，少有的政治多元化的历史阶段。38名代表参加了会议，国民党8人，中共7人，青年党5人，民主同盟2人，民社党2人，救国会2人，职教社1人，村治派1人，其他无党派代表9人。蒋介石私下对担任驻美大使的顾维钧说，中国在国民党以外，除了共产党，其他党派都不算数。

　　政治主张与武力的紧密关系，这是1946年乃至整个民国时期中国政治的主要逻辑。在1946年，被马歇尔称为“中国甘地”的梁漱溟是民盟的代表人物，在政协会议上，“政治民主化，军队国家化”是他们的主要主张。

　　政协会议上，除了国民党人，与会的其他代表几乎都认为，国民党的《五五宪草》是一部“人民无权、总统万能”的宪法草案。与蒋介石关系最为密切的青年党提出，中国如果采取总统制，容易走到民主的反面，中国应该实行内阁制，国会采用上下两院制。

　　然而处于“国父”神圣地位的孙中山却一直厌恶英美的议会政治，希望用直接民主来整合国家的政治生活。他直接运用“国民大会”来构思改造代议制的方案，但是孙中山对于国民大会的设想是极为粗糙的。国民大会由两千人组成，如果作为集会议事的机关，人数太多，无法作为有力量的民意机构代表人民监督政府。如果作为直接民权的代表，人数太少，而且间接行使直接民权，直接民权也就失去本来的意义。

　　这部宪法草案还规定，各省可以制定省宪，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这意味着可以以省宪的方式保障解放区的政治地位。

　　在这次会议上，现政府改组是另一个重要的议题。国民党代表王世杰提出，国民政府委员会是政治的最高指导机关，国民党委员应该在其中占绝对多数，并且政府委员的任命应该由国民政府主席提请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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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种继续延续一党训政的做法立刻遭到了反对。中国共产党在向政协会议提出“改组后的政府，应脱离国民党的直接领导。”对此，最为强硬的国民党代表陈立夫发言说：“国民党以党治国是效法苏联。”共产党代表陆定一回击说：“苏联并不是一切事情都由党包办的，而是党领导人民工作。在中国则一党专政是办不通的，中国只应实行多党政治。”

　　在激烈争论的时候，马歇尔曾经向蒋介石提交了一份“临时政府组织法”，核心内容是，由一个国务委员组成临时政府，“在立宪政府成立之前，非经国务委员会十六之同意，国民政府不得发布影响各县各行政区纯地方性质事务之法令”。这等于是取消了国民政府的存在。蒋介石在自己的日记中感叹说，这个美国人在实行民主的道路上比共产党人更过火，完全不了解中国的现实。

　　46年1月31日，政协会议在“极度和谐兴奋”的气氛中结束。马歇尔感到困惑的是，国共双方对立了十八年，短时间就妥协了，战争全面停止，实在是件出人意料的事情。

　　蒋介石把政协会议视为失败，他不能容许以武力取得的国家权力却在党派协商和议会政治中丧失一半。在政协会议之后的国民党六大上，蒋介石对代表们说，自己九岁时就死了父亲，跟随着母亲受尽了土豪劣绅对自家产业的觊觎，还有亲戚朋友的冷淡。在这种凄凉孤苦的环境中，他养成了忍辱负重的性格。然而这种忍耐并不意味着宽容，他要求民众“必须坚定地，勇敢地为团体和国家做出牺牲”。而作为领袖，既是基督徒又是老式儒家的蒋介石相信自己的无私和道德纯正，因此自己的权力利益就是党的权力利益，也就是国家的权力利益。

　　比起蒋介石，他手下极端的国民党徒更缺乏理性和耐心。在重庆校场口，他们残暴的摧毁了各界人士庆祝政协召开的大会，后来又暗杀了两名最著名的公共知识分子李公朴和闻一多。没有证据表明蒋介石与这些暴行直接相关，但是这些具体行动的执行者们都认为，他们采取行动是因为那些人的言行惹怒了自己的委员长。

　　很快马歇尔就开始抱怨，国共双方总是在细节问题上绕来绕去。他开始相信国共合作是没有基础的。梁漱溟也有同感，国共谈判转移不定。政协会议没有解决军队国家化以及错综复杂的东北问题，这成为谈判的焦点和战争的触发点。

　　马歇尔严厉地指责蒋介石用军事行动破坏了他的调解工作，并把70％的预算用于军费，使国家经济陷于崩溃，这样做只会为共产主义的蔓延提供肥沃的土壤。

　　蒋介石回答说：共产党从来就没打算与国民党合作，在苏联的影响下，他们的目的就是要搞垮政府。惟一的办法只有消灭共产党的军队，至于经济形势，他无比自信地说，不会有崩溃的危险，因为中国是农业经济。

　　马歇尔勃然大怒，他决定给蒋介石及其政府和军队重重一击，劝美国政府对中国政府实行全面的武器禁运。但事实上，蒋介石的军队已经得到了39个陆军师和8又1/3个空军大队的军事装备。武器禁运只不过使政府军队的全面进攻暂缓了几天而已。蒋介石不打算理会马歇尔了，他甚至躲到了庐山，马歇尔为了解决问题，不得不九次上山。

　　军事行动很快在东北展开。8月19日，政府军轰炸了延安。10月10日，政府军占领了共产党掌握的第二大城市张家口。“和平死了。”梁漱溟听到张家口被占领的消息时说。

　　研究过1920年代到1940年代中国政治的钱端升早就判断说，在中国一旦一个军事派别取得了政治权力，政治上的反对党除了求助于武器之外，别无他途。这是一个残酷的论断，但是争取和平的努力，以及在中国施行英美式宪政的失败无不印证了这一论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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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不是华盛顿，
中国因其私利，

痛失至少100年的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