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9对越自卫反击战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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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背景

　　1974年美国乒乓球队访华，揭开中美关系新的篇章。中美两国从此开始酝酿关系正常化。这对当时仍与中国和好而与美军交战的越南来说，却无疑是个坏消息，因为这将意味这中国将有可能减少甚至终止对越南的支持与援助。越南心中不满，转而全面投向苏联。

　　中美关系正常化对苏联来说，也是一大坏消息。在中美苏大三角中，中苏自六十年代交恶，从此成为死敌。中国也从此成为孤家寡人，环顾四周，并无一个朋友。苏联原本想利用越南达到对中国在战略上实行全面包围，形势对中国极其险恶。老一代中国领导人当然看到这一点，尤其是同越南关系逐渐恶化，越南投靠苏联倾向逐渐明显的情况下，如何突破战略上的不利形势以达到对抗苏联的目的，就日益成为中国的迫切需要了。

　　另一方面，美国在越战中日益不利，失败已成定局，心虽不快，也数无奈。通过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使美国了解到了新中国的力量和在地区事务的分量，美国国内开始有人主张同中国全面发展关系，以谋求在亚洲地区实现和平，同时对苏联在亚洲势力扩展进行遏制。而这一点，竟然同中国的利益惊人的一致，因为中国就是需要寻求这样的战略“盟友”。共同利益使中美一拍即和，接下来基辛格秘密访华，中美开始关系正常化及建交谈判，不一而足。

　　中美接近对越，苏无疑构成重大威胁。苏联加速拉拢越南，促使越南迅速投向苏联，并在南北统一后，立即开始了反华的举动。对内大加迫害华侨华人，对外频频搔扰我边境，打死打伤我边民及边防军，入侵我国土拆毁我界碑。中国政府一向以和为贵的主观愿望对其所行尽力忍让，更进一步强化了越南的自信和野心。然而，中国并非无能之辈，暂时忍让仅仅是由于时机未近成熟，不便大动干戈。当时机来到，便给与越南狠狠教训，这是后话。总之这印证了这样的话：在国际关系上，没有永远的朋友，也没有永远的敌人。1979年中美建交，邓小平随后立即访美，被问及对越政策时，胸有成竹地说：“小朋友不听话，该打打屁股了！”其实大军早就严阵以待，只等一声令下了！

　　1979年惩越战

　　1978年11月底，广州、昆明、成都三大军区的参战部队完成一切行动准备。12月8日，中央军委下达战略展开命令。12月13日，下达开进命令，至12月底，中国军队9个军、22.5万人云集广西、云南中越边境，箭在弦上。

　　我军战役部署：以第41军、第42军、第43军、第54军、第55军和第50军（欠149师）为东线兵团，由许世友指挥，从广西方向出击；以第11军、第13军、14军和第50军149师为西线兵团，由杨得志指挥，从云南方向出击。我之战役决心：有限时间，有限纵深，集中优势兵力，迂回包围，速战速决，歼敌速回。

　　1979年2月17日晨， 集结在中越边境上的中国军队，以9个军的兵力，从广西、云南两个方向对越南6个省11个县发起进攻，空军部份战机起飞，沿边境我方一侧巡逻，海军部份战舰进入北部湾保卫石油平台。

　　一、东线

　　我东线当面为越军第一军区，部署有陆军11个师另9个旅/团。成两线配置。第一线为高平、谅山、广宁省广大地区，部署6个师另6个团。其中，325B师位于先安地区，338师位于亭立县太平地区，3师和473师位于谅山地区，304师位于北山地区，346师位于高平地区，广宁省43团位于芒街地区，244团位于河浍县地区，576团位于茶灵地区，49团位于保乐地区，另外在边境各县各有一个独立营。第二线为河北省和北太省地区，部署5个师另3个旅/团。其中312师位于太原地区，431师位于慈山地区，327师位于东潮地区，329师位于鸿基地区，242海岛守备师位于锦普地区。河北省196团位于谅江地区，38旅位于东幕地区，98团位于陆岸地区。此外，越军中越边境一线有27个公安屯，我钦州地区防城当面6个，南宁方向13个，百色当面8个。公安屯小的几十人，大的百余人，下辖1-4个机动班及侦察组，群众工作组，后勤组等。越战略预备队第一军，第二军在河内地区。东线战斗第一步战斗重点为高平地区的越346师和位于谅山，同登的3师。346师又称“高北师”，师部驻高平南俊，下辖步兵246团，677团，851团，炮兵188团。其中246团是师主力，又称“新潮团”，抗法战争时期组建，当时是越军总参直属主力团，曾担任越共中央警卫任务，参加过边界战役和9号公路战役，擅长运动袭击和防御作战。越3师又称“金星师”，师部驻谅山及以南，下辖2团，12团，141团，炮兵68团，该师原驻南方，76年6月调至陆难陆岸地区，隶属第一军区，战前调至该地，该师及141团曾获越南”人民武装力量英雄”称号，12团是该师主力，曾获“英雄团”称号，擅长进攻，能打近战，夜战，各级干部训练有素，实战经验丰富。

　　我东线兵团编为北集团、南集团、东集团和机动集团共4个集团，于1979年2月17日分14路进入越南境内，3小时后，北集团突破莫隆，歼敌独立营，向通农前进，助攻部队正在茶灵方向与敌激战，呈胶着状态，一线尖刀部队陷入苦战。南集团突破布局关，歼敌独立营，43军坦克团3小时（11时）进至东溪，14时48分42军126师378团杀到，18时376团也与坦克团汇合，巩固了东溪防御，43军坦克团脱离步兵掩护，单独防御东溪3小时，显示我军步坦协同问题较大，如果不是越军处于被突破初期的混乱中，该团处境堪忧。水口方向已夺占大桥，并架好骡马桥。东集团突破同登。

当我主力穿插部队通过那冈河逼近东溪时，越军17日下午扒开东溪以东山区水库，造成纵长800米，宽约70米，泥水深1米左右的泛滥区，这是南集团、军区前指没有料到的（这反映我军对越情况了解不够，事实上，部队是一边向前进攻，一边侦察敌情）。军区急调工兵2团三个连，两个民兵营和700民工紧急抢修。另决定部队改由水口大桥通过，经过复和县城，上靠松山，进入四号公路，追赶徒步进攻的步兵部队。但事实上水口作战部队并未打下复和县城，穿插路线上的要点还控制在越军手中，原担任该地区作战的部队无法继续攻击上述地区和要点，一部份部队被越军击退。军区前指果断命令19日到达龙州的机动部队在水口、复和地区加入战斗。我机动兵团体力充沛，战斗作风顽强，乘汽车成两路纵队边打边进，立即攻打平江架桥地区周围要点。舟桥84团1个营冒着敌人炮火顽强作业，先后付出20余人的代价后架起了浮桥。此时被堵在班翁水障的部队迅速沿水口、复和、靠松山、四号公路向高平城开进，然而临时改变进攻路线，曲折迂回，一路白白浪费一昼夜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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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动兵团在打通四号公路的强攻中，部队付出了许多无谓的代价，特别是搭乘坦克的步兵部队，一路上更是横遭惨祸，一些部队为了让搭乘步兵不被甩下坦克，竟用背包带将士兵固定在坦克上，结果导致穿插部队遭袭击时步兵不能及时下车作战，几乎成了铁板上的鱼肉，有些士兵至死还捆在坦克上，惨不忍睹，笔者在军区内部记录片上目睹了这惨烈的一幕，我军搭乘步兵的坦克部队在一个山口处遭敌反坦克混合部队伏击，狭路相缝，首车被击毁，第二辆坦克接着上，前仆后继，路边一辆被击毁的坦克上四名战死的战士临死尚不瞑目，姿势几乎一样，一根背包带将他们的身体紧紧帮在坦克上。

　　在高平战区执行穿插的两个部队展开了异常艰苦的挺进，“高山下的花环”已经非常形像的为大家展现了其中的艰苦，事实上，穿插部队饱受的磨难有过之而无不及。原定一昼夜穿插到位，合围高平越军，实际上穿插四昼夜，期间穿插部队首长为了按时穿插到位，一路不与军区电台联系，以至于许和尚大发脾气，战后全军通报批评。其实许和尚并不了解四野部队的战斗作风，其实即便与军区联系上了，军区又能给他们什么支援，为什么战前不仔细勘测地形，精选突破地域，为什么战前竟想不到敌人可能破坏道路，扒开水库，为什么因循守旧，拼死去强攻敌重兵守卫的水口，布局关，而不迂回绕过，就好像西线杨得志避开老街正面从两侧插入敌后，虽然夺取时间较晚，但伤亡小，为什么战前对敌情的了解往往与事实不符。为什么没有料到敌人会在我军迂回穿插道路上大量布雷，标定火力打击诸元。事实上一些穿插部队是被越军火力打垮的。一句话，打仗想当然，用老经验套新情况，参谋军官老化，不知己知彼。

　　2月18日，越军发现我穿插部队，急调346团，851团2营、3营9连，特工20营和一个冰雹“反坦克火箭炮兵连”进占高平以南博山之651、526、490高地，企图阻挡我军南集团穿插部队，掩护主力撤退，19日我南集团先后战穿插路线上的地雷阵、竹签阵、人工断壁，突破层层阻击，歼灭了上述越精锐阻击部队，其中缴获的越军苏制冰雹反坦克火箭弹现在还陈列在北京军事博物馆里，供人们参观。 2月20日，我南集团从东、南两个方向逼近高平市区，至此南集团穿插部队基本到位。就在南集团穿插企图被越军发现的同时，我北集团的行动也同时被越战区指挥官判定为是穿插迂回。客观的讲，越军对我传统的中间突破，两翼迂回包抄战术的理解决不亚于我军。越346师急调一个连乘汽车抢占天险安乐，企图迟滞我北集团快速穿插部队推进速度。

　　我北集团快速部队由坦克团1营及搭乘的67团2营组成，从通农出发，向河安方向前进，直插扣屯，控制扣屯要点，造成尖刀突破的有利态势。67团主力随后跟进，2营主力当日在安乐地区与越军乘汽车阻击的一个连遭遇，该营及时请示，越级上报军区前指，许司令下令歼灭之。但由于当时三军不佳的通讯指挥系统以及业务人员缺乏训练，传到下面走了样，竟成了原地组织防御，结果尖刀部队没有及时完全占领扣屯地区。

　　我北集团第一歼灭目标越852团，经过扣屯以南公路溜出重围。而当时由于情报不准，以为越852团在班庄。这支部队劳师费时，翻越重重大山，进入天奉大岭时遭敌阻击，道路被毁，前进受阻。至此，我北集团穿插迂回高平敌西侧后的战术企图归于失败，高平敌军只有由南集团歼击之。军区前指另调机动集团龙州旅从西面避开越军阻击，会攻高平城，此时班翁水障经过我工兵、民兵抢修排水，终于在31小时后能够通行，前运后调趋于正常，后勤供给重新畅通。

　　2月24日，龙州旅，南集团准备就绪，东西南三面会攻高平，由军区吴忠副司令员统一指挥，前后7小时激战，25日0时25分占领高平省城，但歼灭之敌只是掩护部队，越346师下落不明。25日，前指下令各部份段清剿扫荡，由南北集团组成铁臂来回搜索清剿，机动集团寻歼346师师直及指挥所。2月26日至3月上旬，346师及地方残余部队基本被歼灭，但没有发现346师指挥机关，估计已经逃出合围圈。

东集团2月17日-2月23日奋战同登，发扬我炮兵火力优势，全歼当地越军全部，创造东线第一个歼灭战范例。2月27日，东集团加强部份师团，进至谅山外围。7时50分进行10分钟炮火急袭，8时各步兵分队展开。29日扫清外围，3月1日9时30分集中300门火炮，30分钟落弹几万发。当时许和尚已经打红了眼，亲自下令“拂晓攻击开始后，谅山一间房子也不能留。”事实上何止许和尚打红了眼，东线饱经磨难、血染征衣的各参战部队早就已经是地煞星附体，怒火三万丈了，命令被不折不扣的执行了。

　　越军自河内增援最精锐之第308师向谅山展开逆袭，并使用化学武器。3月4日，308师被我军击退，我军攻克谅山。谅山以南，一马平川，无险可守。自古越南叛乱，若中国大军破谅山，越南王即自缚请降。

　　二、西线

　　红河是云南中越边境的界河，宽160至200米，水深3至5米，不能徒涉。红河右岸，耸立着230、248、318、489、新官等高地，敌人重兵设防，控制要点，封锁河面。2月16日21时，西线我13军利用夜暗，秘密迅速地运动到河边，用冲锋舟、橡皮舟在七个渡口偷渡红河，至17日7时，成功地渡过了4个步兵团，3个加强步兵营和1个边防连，占领了滩头阵地，控制了要点，掩护后续部队架设浮桥。17日4时，各舟桥部队开始架桥时，敌人始发现我军的行动企图，匆忙组织抵抗，但为时已晚。此时，我穿插部队正迅速向龙金地区前进，各部的先头部队开始了围歼敌人防御前沿支撑点的战斗。111团2营以突然勇猛的战斗动作向230高地发起攻击，于7时30分攻占了该高地，全歼敌人1个营部和1个加强步兵连。该部1营夜袭248高地，经过2小时激烈战斗，歼敌1个连和部分民兵。7时，我军炮击谷柳，敌一片慌乱，8时，3个舟桥渡口开设完毕。10时，13军主力全部渡过红河，投入战斗。109团连续攻占了深店、152、171高地，歼敌一百二十八名；110团连续攻占了果沙、221、218高地，歼敌95名。115团连续攻占波光、251、305高地，歼敌90余名。113团和112团1营并7连，利用夜暗秘密接敌，采取断后路，包围住，先围而后歼的战法，围歼坝洒地区之敌。经过31小时战斗，攻占了坝洒地区，毙敌496名，俘敌44名。边防13团于18日入夜前，相继歼灭了东桑、楠密、谍兰、新官之敌，歼敌200余名。这样，从河口至博河的长达48公里的地段上，我军全线突破，一举歼敌千余人，并向纵深挺进。敌军妄图利用红河天堑阻止我军胜利的计划，全部彻底失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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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街是黄连山省省会，位于红河、南溪河交汇处，既有通往河内的铁路，又有公路和红河水运交通之便，是越西北的重要门户。越军在老街、小曹、475高地地域内组织防御，企图已红河为屏障，依托高地，凭险据守，阻止我军前进。越军在老街外围构筑了大量堑壕、永备性掩蔽部和土木质发射点，并对我主要目标和前进道路做好了射击准备。我14军根据军区赋予的作战任务，令40师集中主要兵力兵器，首先歼灭老街之敌。40师令118团首先以一部兵力偷渡南溪河，歼灭小曹地区之敌，尔后转用兵力，采取分割包围，侧翼突破，侧后攻击的办法，歼灭老街地区之敌。17日0时50分，2营4连顺利渡过南溪河，向457高地穿插。2时50分，1营向小曹以北地区之敌发起攻击，战斗十分激烈。7时，友邻120团7连攻占了3号高地。1连依托既得阵地，连续打退敌人6次反扑，继续向敌人发起12次冲击，于13时40分攻占了1号、2号高地。2连于15时38分攻占了5号高地，尔后协同120团7连攻占218高地。4连于12时15分插到阿曼；5连于9时48分插到36号高地东侧，与敌人形成对峙；6连先敌6米抢占了20号高地，打退敌人11次反扑。12时40分，二梯队（120团 3营）在五条半方向加入战斗，向22、23、24号高地发起攻击。经过一昼夜激战，突破小曹地区敌人防御，为攻克老街创造了有利条件。18日13时40分，3营7连进到10号高地西北侧山脊，遭敌火力压制。该连组织兵力实施多路突击，经过两小时激战，攻占了该高地，连续打退敌人13次反扑，巩固了阵地。19时17分120团2连攻占了37号高地。19日0时25分，军区坦克团2连搭乘120团4连1排，沿7号公路向老街发起攻击，未奏效。11时20分，118团1营加入战斗，向9号高地方向发起攻击。在我强大炮火支援下，迅速攻占了9号、8号、7号高地。120团1连攻占了10号、11号高地。此时，118团2连、3连从两侧向6号高地发起攻击，夺占后直插131高地，控制要点，阻止敌人南逃。11时30分，坦克2连从5号、6号高地之间加入战斗，向老街、铺梅发起攻击。12时9分，5辆坦克进入老街市区，3辆坦克进到铺梅车站，摧毁了敌人7个火力点和2辆汽车。步兵随即进入老街市区搜缴残敌。12时19分，战斗胜利结束。整个战斗，历时60小时45分钟，毙敌433名，俘敌4名。

　　封土位于我金平县当面，驻有越军莱州省队741团。该团3个营分别部署在布多、马鹿塘、巴南棍、麻栗坡、班绕散等地。此外，巴南棍驻有公安第33屯；巴山山口驻有139团一个营。敌人依托界河的制高点，设置了3至5公里的防御纵深，在纵深内的主要制高点上，又设置了第二道防御阵地，以便层层防守。我11军奉军区命令，率31师及32师94团，并指挥35506部队和边防某团八个连队，首先歼灭巴南棍、麻栗坡、布多地区之敌，尔后以一部兵力攻占巴丹，前出至南臊，主力攻占封土，牵制敌316A师。2月17日，该部按军区的统一部署，全线发起攻击。当日20时，攻占了西罗楼、金鸡塘、天汛、麻栗坡、巴南棍、马鹿塘、刘发烟、1928高地及布多。18日至20日，以大部兵力搜缴搜剿残敌，前出到白马河、大坪、巴保、布巴保地区。91团一个加强营攻歼了木桑地区之敌，为发展进攻创造了有利条件。经过两天准备，31师在35504部队协同下，于23日向巴沙山口发起进攻，至19时40分，全部攻占巴沙山口和巴东以北、以西的三个高地，就地清剿残敌。从27日起，主力沿公路两侧逐步向封土逼进，先后攻占了11个制高点，并于3月3日19时10分，攻占了封土县城。3月4日，以一部兵力前出至冯登、王宝地区。回撤时，91团和35503部队1营，分别由巴沙山口和达棱地区出发，向班绕散之敌发起攻击。战斗在3月5日18时10分打响，至8日凌晨，全部歼灭该地区之敌。整个战斗，共毙敌710名，俘敌35名，缴获武器弹药和军用物资一批。

敌防御纵深体系被我军摧毁后，下令死守柑塘地区。敌345师仓皇调整部署，将其在红河地区的一个营西调，伙同121团在谷萨、典那、容菏、真尉地区构筑工事，阻止我军南进。同时，敌316A师主力东援，妄图侧击我军，攻占谷柳和老街，以解柑塘之危。2月21日，军区传达了军委首长关于在柑塘地区打一个大仗打一个恶仗的指示，并下达了歼灭柑塘之敌的命令。当晚，13军召开紧急作战会议，进行具体部署，决定以39师担任阻援任务，攻占代乃地区，控制要点，组织防御，抗击316A师东援，保证我主力侧翼的安全；以37师从左翼、38师从右翼进行钳形突击，分割围歼柑塘地区之敌。22日下午，116湍营向代乃地区之敌发起攻击，激战五小时，攻占了代乃及其周围的高地。敌316A师十分惊慌，令其148团进行疯狂反扑。我116□连和117团2、4、9连依托有利地形，顽强抗击。从22日到24日，连续打退敌人30次冲锋，歼敌900余人，敌人始终未能前进一步。代乃阻击战的成功，分割了316A师与345师，保障了我主力侧翼的安全，为歼灭柑塘之敌创造了有利的条件。进攻柑塘的战斗从2月23日7时打响。我军集中强大炮火急袭25分钟，给敌人以重大杀伤。随后，我步兵发起猛烈攻击，仅一小时就突破敌人防御，连战连捷，当日挺进纵深7公里。经过一天激战，容菏、真蔚以北各要点大部被我军攻占，打开了柑塘北边的门户。24日，我37师、38师以钳形突击，追歼向柑塘方向溃逃之敌。109团沿郎箭、春增、郎顿边打边插，直插外波河吊桥。111团2营于19时四十分，对郎仁之敌达成合围。110团围歼郎顿之敌后，于11时占领了郎顿地区。112团、113团攻占312、563高地后，继续向南急进。113团于18时55分插直郎娃东南无名高地，协同37师对柑塘之敌达成合围。114团营直插团结、嘉符，主力围歼柑塘磷矿之敌。25日12时，13军主力胜利完成了攻克越西北重镇柑塘市的任务。除敌345师师长率残部逃过外波河外，全师大部被歼，共歼敌2600余人。这一仗，彻底粉碎了敌人死守柑塘，妄图夹击我军的企图，迎头痛击了316A师的嚣张气焰。

　　越军遭我沉重打击后，345师118团、124团，黄连山省246团，永富省149团等，在龙徽、丰年、□甘、得南、班甘、东家、郎勒、郭参、郎忠、珊嘎、铺楼等地组织梯次纵深防御，妄图扼守7号公路和红河左岸要点，阻止我军前进。为了粉碎敌人的企图，我14军决心以40师一部兵力进攻郎忠直插郎洋，主力向楠宗、班罗方向突击，切断敌人退路；42师先夺取□甘、575高地、班甘、半琴山等地，然后，向郭参、铺楼方向发展进攻；41师为预备队。2月21日，40、42师分别发起攻击。42师于23日19时攻占了□甘、班甘、575高地。108团在歼灭南征南侧之敌后，主力插向班罗，于23日时切断了7号公路。120团于23日前相继攻歼了龙徽、郎忠、428高地之敌。为加快进攻速度，经军区批准，41师于23日在东家地区加入战斗，沿7号公路直插郭参，42师于郎多直插铺楼，控制红河渡口，切断敌人逃路，尔后向北卷击，协同41师歼灭红河左岸之敌。24日6时，各部队向敌人发起了猛烈攻击。120团于25日22时攻占了郎多，3月1日2时攻占了珊嘎东北侧无名高地，协同119团连夜冒雨直插铺楼。3月2日12时，119团进至铺楼西北侧山梁，经过6小时激战，攻占了铺楼，控制了红河渡口。120团由铺楼回师北上，于3月5日攻占了巴米、郎连等地，121团向栋光穿插，切断敌人退路。122团、123团沿7号公路两侧发展进攻，于3月1日17时50分攻占了郎勒、为麻地区。11军32师配合123团在为麻以东公路两侧加入战斗，先后攻占了郭参、春斗和楠卡南侧无名高地。整个战斗历时12天，共歼敌2224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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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巴是越北重镇，是通往安沛的门户。这里自然洞穴和悬崖峭壁较多，地形险要，易守难攻，交通不便，机动困难。敌316A师在代乃遭我沉重打击后，东援无望，在沙巴地区犹豫徘徊。军区决定调50军149师、11军32师95团归13军首长统一指挥，歼灭316A师东援之敌。13军决定以149师447团和445团2营，向新寨和大平地区实施穿插，断敌退路；149师主力在本西爱、龙威松一线展开，沿公路两侧向沙巴实施主要攻击，歼灭沙巴地区之敌。2月25日6时半，447团和445团2营冒雨穿插前进。27日12时半，先头营进至格盖苗，遭敌阻击。该营立即发起攻击，歼敌一部，当夜进至甘菏毛南侧地区。3月1日，该部3营向新寨北侧山垭口发起攻击，激战八小时，由于地形对我不利，未能奏效。445团2营于27日21时进至大平地区，遭敌阻击，迅速抢占有利地形，牵制敌人。27日12时，我117团向奔西爱以东之敌发起攻击，28日前进至吉光胡一线，向446团介绍了敌情，同时，我95团攻占了1663高地。3月1日，446团进入战斗，2营进至四号桥地区受阻，立即组织力量将敌人一个加强连歼灭。为加快攻击速度，3月2日，445团、446团、95团沿沙巴公路两侧分多路展开进攻，于3月3日11时20分攻占了沙巴。此时，445团继续向西发展进攻，接应447团。我447团于3月3日再次向新寨北侧垭口之敌发起攻击。1营利用夜暗插向公路，边插边打，打退敌人七次反扑。后续部队于11时攻占了垭口。4日拂晓，447团同445团会师，胜利完成了作战任务。这次战斗，历时7天，共歼敌2000余人。

至3月4日，东线我军突进敌纵深20至40公里，攻占高平、凉山、河广、茶灵、广和、河安、通龙、石安、重庆、长定、文浪、高禄、禄平和同登等城镇和战略要地；西线我军突破敌防御纵深达40公里，攻占老街、柑糖二市和坝洒、保胜、孟康、封土、沙巴五座县城，前出至郭参、铺楼。越北各重镇被我军控制，威逼河内的态势已经形成，反击作战的战略目的已经达到。3月5日，军委下达撤军命令。各部队交替掩护撤退，途中一路实行焦土政策，能拿走的机器设备全部拿走，能破坏的公产全部破坏，是为惩罚。部份伤亡惨重的部队撤退时拼命盲目扫射放炮，发泄愤懑。我西线部队于3月13日全部撤回中国境内，东线部队于3月16日全部撤回中国境内，对越自卫还击作战告一段落。

　　 1979年对越之战对我影响之大超过历次卫国战争，众所周知的原因就不多讲，光就其惨烈程度就直逼朝鲜战争。尽管朝战我军伤亡将近60万人，对越只伤亡2万6千，但60万人多半伤亡于美军优良装备之手。我军对美步兵作战素质向来蔑视，对其战法也呈批判态度。事实上，志愿军当年赢得朝鲜战争胜利，一半靠志愿军优良的战斗素质、大无畏的献身精神，一半靠志愿军高对手一筹的战法，美军始终没有很好的应对战术，更不要说从战法上超过志愿军。但对越作战，使得我军首次面对一个与自己曾经如此相似，不论是历史还是现实，不论是军事作风还是战斗素养，不论是意识形态还是人文思想。

　　有人说两个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战争是最无法理解的，两个东方国家之间的战争是最血腥的。中越在79年的战争中让双方更真实的认识了对方，用血流成河来描述这场边境战争决不夸张，越正规军付出3万9千的伤亡，地方部队，民兵，游击队伤亡多少，还是未知之数，双方合计伤亡绝对在10万以上，从2月17日到3月5日，短短19天伤亡10万，日均5000人。

　　不必忌惮自己的缺点，从那时起，我军建军思想得以拨乱反正，从政治运动时期一味强调人的精神力量第一，转到了并重的正常轨道，79年之战告诉中国军人，光不怕死并不能战胜敌人，精神原子弹炸不死人，正规化建设应当包括优秀的训练素质，出色的指挥艺术（当时中国军队实际上只重视培养士兵，缺乏知识的士兵很难适应现代军官的指挥要求），精良的装备。应该感谢越军，它就好像中国军队的影子，跟自己的影子作战是痛苦的，但只有从影子身上才能更好的了解自己，知道自己的短处，明白提升的必要。 1979年之后，解放军明显开始重视军队的日常正规化训练，加强基层军官的培养训练。一大批军校生被充实到基层连队，石家庄步兵学校鼎盛时期一年毕业近万军官。部队基本上已经停止大量从士兵中选拔军官的做法，而代以从地方高中生选拔军校生，从部队优秀士兵中推荐考试选拔军校生两种途径。军官升任高一级职位必须经过相应军校培训。军官体制的革新带动了军校教育的改革，军校成了吃香的地方。教师政策得到落实，军事思想研讨空前活跃，军事理论成就众多，战法思想研讨更加贴近实战，开始摆脱文革时期僵硬的人民战争理论。粟裕将军在他生命的黄昏时期再次大放光芒，首先提出积极防御的战略思想，并多次用对越作战的经验教训作为理论依据。新的选拔、培养制度，新的理论研究成果，极大的加强了解放军的建设，一批批合格的职业军人充实进来，解放军的面貌出现了惊人的变化，这从81年、84年、87年历次边境战争中得到了充份的体现，一支有知识的部队是最令人畏惧的，何况这支部队还保持着特殊的军人气质，相比之下，对面的越军不论从精神力量、战斗素质、指挥艺术、战法到武器装备都开始走下坡路，而这就是对越作战的最好回报。
　　
两山轮战

　　1984年4月28日，昆明军区（后并入成都军区）第14军40师，49师分别对老山，者阴山一线越军展开大规模拔点战斗。经一日激战，40师一部7分钟占领662.6高地，5小时20分攻上老山主峰。下午，两个主力营向船头，八河里东山方向推进，占领敌10余个高地。49师在师长廖锡龙带领下，以阵亡不到百人的辉煌战绩，占领者阴山全线，前推松毛岭一线，全歼敌两个连，毁灭性打击敌两个营，击溃敌三个团，敌伤亡数字不详，这是因为我纵深重炮部队对敌纵深增援团队（如者阴山之战中，越增援一个团被我一个排阻击时，被我两个重炮团集火密集炮击，敌尚未下车），炮击，使敌伤亡重大，但伤亡数字不详。

　　两山血战，以老山战场最激烈，最残酷，以者阴山之战打得最有魅力。廖锡龙在大战之前，亲自侦察敌情，勘察道路，为迂回部队选择最佳迂回道路。总攻之前，他两度推迟总攻时间，在老山之战开战后40分钟才发起攻击，使得迂回掉队部队得以及时到位，匆忙赶到的部队指战员得以利用宝贵时间调整部署，休整部队。事实证明，两次调整总攻时间十分必要。部队战前准备了200口棺材，战后，100口都多。此战之战果，不仅14军军长，军区首长没想到，许多参战官兵都没想到。须知，当时越军炮兵还是有对等还击的气概的，双方炮弹空中相撞的事情并不罕见。战后，廖锡龙升任14集团军军长，当选84年十大风云人物，数年后，晋升成都军区副司令员，司令员。

　　老山之战则打得十分艰苦，你来我往，拉锯战频繁，比较有名的战事有84年“4.28”之战、“6.12”之战和“7.12”之战。其中“7.12”之战规模最大，越军313师两个团，316师一个团，312师一个团，345师一个团，一个特工团，共计六个团的部队对我14军40师一个团的阵地展开了疯狂的进攻，松毛岭大战打得惊心动魄。

　　7.12敌反扑情况战前我已掌握。凌晨前，我以两个炮连在阵地前300米处进行火力侦察，两轮炮击，击毙敌两名营长。敌伤亡重大，但敌军轻伤员无一呻吟，重伤员致死不动，失去指挥的部队蛰伏如前，不慌乱，不暴露，无线电静默，纪律和素质令人敬佩，颇有志愿军邱少云之精神传统。前指见没有情况，下令除一线保持警惕外，其余睡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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凌晨越军扑上我军一线阵地，来势十分凶猛。我军集中老山地区所有炮群，甚至师属坦克营也一字排开，展开火力封锁，打敌后续梯队，封锁我阵地前沿300米一线，打成3道火墙。整整一个上午，敌军主力没有接近我主阵地。下午，2.5个基数的炮弹全部打光，越军一个营趁机抢占我一个高地。我军一个榴弹炮营配合进攻，一个排45人15分钟夺回。当我军攻上高地时，敌军一个营几百人，只剩下6个活人。越军十分顽强，六个团轮番冲锋，少有的发动了营团级集团冲锋。事后证明，这是本此战斗中最愚蠢的举动，白白遭受灭顶之炮火覆盖。一整天，敌被阻于松毛岭一线寸步难进，阵地前流下了3000余尸体，占整个两山之战越军伤亡总数的43%。

　　84年至89年，七大军区轮番派部队参战，兰州军区47军，沈阳军区16军23军，北京军区27军，38军（侦察部队），南京军区12军，1军，广州军区42军，41军，济南军区67军，26军，20军，成都军区13军均分别参战。其中27军，38军，67军侦察部队表现出色。67军199师担任老山防御作战，取得重大战果，是轮战部队中表现十分出色的部队，14军是参战最久的部队，战斗中先后涌现了“李海欣高地”，孤单英雄陈洪远，史光柱，英勇无畏九战士等光荣集体和个人，老山对越轮战，对我军建设影响深远，众多新星从中涌现，大批部队得到锻炼，更重要的是，越南长期被我牵制，无法修养生息，30年的战争经历，并不是值得夸耀的历史，越南的国力日见空虚，更重要的是浪费了10年的大好时机，错过了起飞的大好机遇，同时越南也拖住了苏联的后腿，每年的大量援助和阿富汗极大的削弱了苏联，这也是苏联解体的一个重要原因。

　　广西、云南边防部队在完成自卫还击战斗任务之后，已于三月十六日全部撤回到我国境内。全国人民同广西、云南边境地区各族人民一起，热烈欢迎祖国英雄儿女们胜利归来，并向他们致以崇高的敬意和亲切的慰问。

　　我边防部队的自卫还击，是在越南武装力量不断侵犯我国边境的情况下被迫进行的，是为保卫主权和领土完整而采取的正义行动。我们在自卫还击开始的时候，就公开宣布，这次行动是有限度的。我边防部队在战斗中打下了谅山、高平、老街等越南重要城镇，打击了越南侵略者的狂妄气焰，打破了它的不可战胜的神话。现在，我边防部队已全部撤回到我国境内。这个事实又一次向全世界证明，中国说话是算数的。我们不要越南的一寸土地，也不在越南留驻一兵一卒。我们要的只是一条和平与安宁的边界。

　　1950年1月18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宣布承认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

　　1951年 1月15日，越南民主共和国外交部部长黄明鉴致电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周恩来部长，称赞中国此举“对于越南民主共和国是极大的光荣”。越南政府“决定以1月18日为外交胜利纪念日——一个越南举国欢腾的日子”。

时隔十年以后，1961年7月3日，越共中央主席胡志明发表《中国革命与越南革命——为庆祝中国***40周年而作》一文，盛赞中越友好关系史。

　　胡志明说，越南和中国是两个相邻的国家，多少世纪以来就有着密切的关系。当然，中国革命和越南革命的关系也就特别密切。例如：

　　——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大都是经过中国而后传入越南。

　　——“越南青年革命同志”会(1925年)，统一越南的各个共产主义组织成为一个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的会议(1930年)，印度支那***第一次全国委员会(1935年)，都是在中国成立和召开，并且得到了中国同志的全力支持。

　　——中国抗日的胜利也为越南八月革命的成功提供了良好的条件。

　　——1946年以后，中国***和中国人民在美(国)、蒋(介石)的重压下十分困难，但仍然全力支持越南人民抗战，直到取得完全的胜利。

　　——中国无私援助越南进行北方的社会主义建设，以作为越南实现和平统一的稳固基础。

　　胡志明由衷地说：“中国革命和越南革命的关系真是： 恩深、义重、情长。友谊之光，万世辉煌。”

　　巨大而无私的军事物资援助

　　支持越南的统一事业，从1950年起，也即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第二年起，中国开始对越南北方进行军事援助。

　　1956年前，限于中国的国防工业基础的薄弱，中国力所能及地向越南提供旧杂式装备，未计数，也未计值。

　　1956年以后，随着“一五”计划的顺利完成和国民经济实力的不断增强，我对越南的援助数量与质量两方面都开始大幅度增加和增长。

　　1956—1963年，中国对胡志明领导的越南北方的军援价值为 3.2亿元人民币，其中包括各种枪27万支(挺)，炮1万余门，枪弹近2亿发，炮弹202万发，有线电机1.5万部，无线电机约5000部，汽车1000余辆，飞机15架，舰船28艘，单军服118万套。

　　从1962年起，中国向越南南方革命力量提供无偿军援，根据越方要求，1962—1964年主要提供各种旧杂式武器和中国生产的无汉字新武器，三年间共提供枪 9万余支(挺)，炮466门，枪弹2103万发，炮弹7.64万发。

　　1965年以后，中国援越的武器装备，数量进一步增加，质量性能也有提高。同1964年相比，1965年援助北方的枪枝增加1倍多，火炮增加三分之一，枪弹增加1.6倍。炮弹增加3.5倍，无线电机和有线电机增加2.5倍。援助南方的枪炮弹药成10倍的增加，且全部提供新制式装备。

　　1950—1974年中国援助越南的军事物资计有：枪213.8万支(挺)，炮7万余门，枪弹124440万发，炮弹1807万发，舰艇176艘，中型和水陆坦克552辆，装甲输送车 320艘，飞机170余架，汽车1.6万辆，炸药18240吨，有线电机6.5万部，无线电机 3.5万部，军服1117万套……可以装备200万人，约合人民币42.6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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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南战争期间，中国生产的大型武器装备，许多供应了越南，人民解放军换装需要的坦克和一部分大口径火炮很少得到补充，储备数量也很少。中国共向越南提供122毫米榴弹炮 280门，57毫米高射炮960门，各型迫击炮20237门。而1961—1972年的11年间，人民解放军军以上几种装备仅分别增加了约200门、2000余门和1.7万门。许多新型装备研制成功后，人民解放军尚没有配备使用，就优先大量向越南提供，以保证越南抗美救国之急需。1968年之前，中国生产63式电台3000余部，其中绝大多数支援越南南方，自己仅留下少数样机试用。

　　人民解放军1965年开始建立战略储备，到1972年底，储备各种枪枝 150余万枝，炮2万余门，车辆3000余台，工程机械260部。与此形成对照，仅1972年一年中，中国即援助越南枪18.9万支，炮9166门，车辆8558台，工程机械380部。

　　中国对越军援的无私性还表现在：当越南提出的要求超过中国的生产能力时，人民解放军不仅动用库存，甚至抽调现役装备满足越南的急需。1971—1972年间，属于这种情况的主要武器装备有：飞机1百架，红旗2号地空导弹 3个营的地面设备及导弹180枚，警戒雷达2部，水陆坦克20辆，舟桥2套，大口径加农炮204门，炮弹 4.5万发。

　　1968年 6月，中国副总理李先念与越南副总理范雄会谈1969年援助问题时，越方提出急需 107毫米火箭炮，当时中国已停止生产老型号的这种火箭炮，但为了满足越南的要求，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决定毫无保留地将库存的该型火箭炮全部给了越南。类似的例子不胜枚举。

　　1965年，中共中央决定成立援越运输工作领导小组，组长由总参谋长罗瑞卿担任，组员有李先念、薄一波、杨成武、李天佑、方毅、李强、刘晓等。从1967年开始，中国动用500余辆汽车将经铁路运抵边境的物资运往越南。1972年6月至1973年12月，中国人民解放军抽调3个汽车团，2100余辆汽车分5路运入越南各种物资62.3万吨，总行程3545万公里，运输费用全部由中方承担。

　　值得一提的是，1965年以后，苏联开始援越。到1966年 4月，中国免费转运的苏联等国援越的军事物资达 8.5万吨。在越南抗美战争的十年中(1965—1975)，中国转运苏联和其他东欧国家军事物资63万吨，免收运费(过境)8300万元人民币。苏联方面曾称赞中方的转运工作是“认真的，搞得好，搞得快”。

　　除此之外，中国还投入大量外汇开辟了一条通过柬埔寨抵达越南南部的交通线( 即“胡志明小道”)，把对越军援直接输送给越南南方的人民武装力量。

　　1975年5月1日，越南南方完全解放。由于形势的变化，中国逐步减少、停止了对越军支援。但中国援建的鱼雷快艇修理厂、轻重机枪厂、高射机枪厂以及枪厂扩建、枪弹厂扩建等工程仍在继续进行。

　　中国对越的军援是巨大而无私的，其产生的作用是不容低估也是难以估量的。直到1977年11月20日，越共中央委员会书记黎笋也不得不表示：“越南人民永远不会忘记毛泽东主席情至义尽的讲话：‘七亿中国人民是越南人民的坚强后盾，辽阔的中国领土是越南人民的可靠后方。’”“越南人民的胜利是与中国***、中国政府和兄弟的中国人民的强有力支持和巨大援助分不开的。越南人民永远不会忘记中国的这种慷慨的支援。”“越南***、越南人民过去、现在以至将来，将永远十分珍视由胡主席和毛主席悉心培育起来的越中友谊，决心尽力使这种伟大的友谊世世代代牢不可破。”
　　
越方开始自毁“越——中长城”

　　1972年，尼克松访华，中美关系开始走向正常化。 1973年，越共中央委员、越南祖国战线中央主席团主席、越中友协会长黄国越在答日本记者问时开始毫无根据地攻击我国的外交政策，说什么中国邀请尼克松访问是“向快要淹死的尼克松扔救生圈”，“大国间的行动有时会牺牲小国，把它压垮”。日本记者迅速利用先进的新闻媒介，将黄国越的讲话要点散发到世界主要大报上，造成了很不好的影响。但越共对西方的报道竟没有任何否认的表示。

　　无独有偶。1976年，越共中央委员、党报总编辑、中央宣传部副部长黄松又对一个叫埃里克DangerCode;皮埃尔的瑞典记者发表了对中国很不好的谈话。他说：“在越战期间，中国和苏联尽力帮助北越，这对越南来说，是重要的。现在，越南不再需要执行这一政策了。诚然，越南同中国这个大国的南部接壤，这种邻国关系既有积极方面也有消极方面。无论如何，来自北方的政治和文化压力必须消除。因此，今天同苏联的和睦对越南来说，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苏联强烈地希望削弱中国在世界的这个部分的影响，这一点正好同越南的利益相吻合。” 这清楚地表明，1975年越南抗美战争取得胜利后，迅速地倒向了苏联的怀抱，地区霸权主义野心与苏联全球霸权主义紧密吻合，由此破坏了“越中情谊深，同志加兄弟”的中越关系。

　　越南暴力驱赶华侨

　　由于历史原因，中国在越南有一百几十万侨民，约有90%居住在越南南方。

　　1955年，中国党和越南党曾经就旅越华侨的国籍、权利、义务等问题交换过意见，其后经过多次商谈，双方确认：旅居越南北方的华侨，在和越南人民享有同样权利的前提下，经过长期、耐心的思想说服和教育工作，按照自愿原则，可以逐步转为越南籍公民。至于居住在越南南方的华侨问题，则须等到越南南方解放之后，再由两国另行协商解决。这些原则是中国方面从增进中越两国人民兄弟友谊的愿望出发提出来的，既符合中国关于鼓励华侨按照自愿原则选择居住国国籍的一贯政策，也符合国际上关于不得强迫侨民入籍的一般原则。

　　当时，越南党和政府对此表示赞成和支持，并曾在一些文件中反复强调：“华人转为越南籍应由他们完全自觉自愿，绝对不能强迫”，“有人还不自觉自愿地转为越南籍公民，则仍给予一切权利，不得歧视，也绝不能急躁地用命令方式强迫他们或轻视他们”；并确认旅越华侨在政治上享有与越南人民同样的权利，并尽同样的义务，在经济上享有依法从事工商业活动的自由，在文化上享有办学、办报的自由，其风俗习惯应受到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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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从1976年始，越南政府完全违反中越两党协议，强迫华侨加入越南国籍，加紧推行歧视、排斥、迫害华侨的政策，严重损害华侨的正常权益，使广大华侨难以为生，直至把他们大批驱赶回国。

　　在越南南方，越南政府背弃自己曾经公开宣布过的立场，竟然继承前南越反动政权的作法，采取十分粗暴的手段对待华侨。

　　1956年 8月21日，南越反动政权曾颁布法令，强迫华侨放弃自己的国籍，加入越南国籍。

　　1957年4月17日，南越反动政权又宣布华侨的华侨身份证一律作废。

　　可是，1975年南方解放以后，越南政府却突然改变过去的立场，并违背两党协议的精神，不同中国政府协商，于1976年 2月，在南方人口普查和选举国会代表时发布一项决定，强迫越南南方的华侨一律按美国占领期间的南越反动政权强加于华侨的国籍进行登记。随后，又公然对保留中国国籍的华侨施加种种苛刻的限制，进行打击和迫害。自1977年初，越南方面就在与中国毗连的省份推行“净化”边境地区的方针，把很早以前从中国迁居越南的边民成批驱赶回中国境内。同年10月，越方即开始在越南西北地区的黄连山、菜州、山罗等省驱赶华侨，以后又逐步扩展到大批驱赶越南北方各地的华侨。中国政府为此曾一再劝告越南政府采取措施，制止驱赶华侨的行动，维护中越友谊。但是，越南方面非但不听劝告，反而在全国范围内制造了更为严重的排华事件。成千上万的华侨被越南从陆路运至中越边境的老街、同登、芒街等地，然后赶回中国；也有大批华侨被迫从海上乘小船回国。据统计，1978年 4月初被驱赶回国的华侨每天达数百人，5月下旬增加到数千人，到5月底总数已超过10万人。

　　越南当局对中国侨民的种种迫害是难以尽述的。1977年初始，越南地方当局和公安人员随时都可以非法闯入华侨住宅，强令华侨填写“自愿回国书”，并乘机进行搜查和敲诈。大批华侨多年辛勤劳动所得被非法没收，多少家庭颠沛流离，无处安身。

　　被赶华侨在离越途中受尽折磨和凌辱，不少人还被无故殴打，有的人甚至遭到越南军警开枪射击，被打死打伤。中国侨民在越南的悲惨遭遇，是国际关系中罕见的，骇人听闻的。

　　中国撤消部分援越项目 与越南驱赶华侨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我国对待越侨的态度。长期以来，中国政府对待旅居中国的数千越南侨民，不但从未有过任何歧视，而且对他们正当权益一贯予以照顾和保护。他们在劳动、工作、升学、医疗方面，都同中国人民一样，享有同等的权利；在物资供应方面，则享受着高于中国公民的待遇。

越南的背信弃义，昭然若揭!

　　越南的排华政策，导致大量的华侨被驱逐回中国，这突然而又必然地给中国在财政和物资上造成了很大的困难和负担。中国政府按照“保护华侨利益，扶助回国的华侨”的一贯政策，亟需立即对被越南驱赶回国的大批难侨作妥善的安置。为此，中国政府不得不作出决定，撤销一部分援越成套设备项目，以便抽出这部分资金和物资，用来安置被驱赶回来的难侨的生产和生活。事情很清楚，中国撤销部分援越项目，是不得已而采取的必要措施，这完全是越南方面排华政策所造成的。

　　众所周知，1975年越南战争结束后，越南的国民经济在恢复中增长。与此同时，中国由于天灾(唐山大地震)、人祸(十年动乱)的严重破坏，遇到非常巨大的困难，国民经济已接近崩溃的危险，百业俱废，百业待举。即使在这种条件下，中国仍然继续向越南提供多方面的援助，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继续承担很大数量的援建项目。自然，在战后和平时期，中国每年向越南援助金额，同战争年代的特殊情况相比，是有所减少，但这个原因是不难理解的。中国方面为此曾反复向越方讲清楚自己的困难，希望越方能给中国人民一个缓口气的时机。

　　1975年，周恩来总理在重病中还曾对越南领导人说：“在战争期间，你们最困难的时候，有很多东西，我们是从部队中抽调给你们的，为了支援你们，我们尽了很大努力。现在在援外方面，援越总金额仍占第一位。你们应该让我们缓一口气，养一养。”越南领导人当时也多次对此表示谅解。

　　1976年11月15日，越南总理范文同致信中国，提交了一份对越援助的巨额清单，我国无力，也没有满足越方的要求。对此，1977年 2月24日，李先念代表中共中央和中国政府在与越南外交部副部长阮筝的会谈中作了合理的解释，说明由于“四人帮”反党集团的干扰和1976年严重的自然灾害，给我国的国民经济造成许多困难；同时指出：过去我们已答应向越南提供的援助，至今还有20多亿人民币的金额尚未使用，有100 多个成套项目尚待建设，在今后一段时间内，我们还要作出很大的努力，才能完成这些任务，所以实在无力向越南提供新的援助。李先念请阮筝向范文同总理报告中国的情况。1977年3月17日，阮筝向中国转达了范文同的回答，对此表示了理解。然而，1978年前后，越方却借机对我国进行诬蔑和攻击，传言“中国支持柬埔寨反对越南，中国和越南之间将爆发战争”，“中国号召进攻越南”。以此作为恫吓和欺骗华侨回国的一种手段；同时也作为对中国实施武装挑衅的无理借口。

　　血染情义邦交

　　1975年，美军败退越南后，越南缴获了价值超过 200亿美元的军事设备；加上长期以来中国给予的巨大而无私的军援；再加上苏联出于全球霸权主义的战略考虑而给予越南的鼎力支持……刚刚走出战争之穴的越南又做起了“世界第三军事强国”的春秋大梦!

　　历经战乱，国内经济凋零不堪，越南领导集团未思量休养生息以发展经济，却想出军事扩张，以掠夺邻国财力缓和经济困难的下下之策。1978年，越南遭受百年不遇的大水灾，粮食欠收430万吨。于是乎，越南再次绑上战车，穷兵黩武几达登峰造极的地步。

　　1977年12月至1978年初，越军采取“速战速决”的战略，妄图一举吞并柬埔寨，却招致国际舆论的强烈谴责和柬埔寨军民的坚决抵抗。从1978年 2月起，越南转换战术，采用逐步推进的办法继续对柬实施侵略。

　　1978年7月8日，越人民军总政治局颁发《关于新的形势和任务的教育提纲》，以不言自明的“DangerCode;国”为“敌国”，强调作战方针要采取早已确定的进攻战略，出其不意、主动地“在边界以外”袭击敌人，要准备打持久战，要争取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的最大同情、支持和帮助。当前要加强侵柬，越军首先必须集中力量来完成紧急的军事任务，争取保卫西南边界战争的胜利。越早越好。言外之意，下一步再集中力量对付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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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越南当局一面扩大对柬“战果”，扬言“24小时就能占领金边”( 越外长阮维贞语)，一面加剧中越边境的冲突，狂言“一个兵能对付30个中国兵”。

　　从1978年下半年开始，越南当局在苏联的支持下，自认为有恃无恐，把中国方面的克制和和平愿望视为软弱可欺，越来越肆无忌惮，对中国边境地区的武装侵犯行动不断升级。越南当局沿中越边境集结了大量武装部队，一再侵犯中国领土。他们公然在中国的土地上埋设地雷，修筑工事，任意开枪开炮，毁我村寨，杀我军民，抢我财物，袭我火车，酿成严重流血事件。仅半年多，越南的武装挑衅就达 700余次，打死打伤中国边防人员和边境居民300余人。

　　鲜血染红了中越边境，玷污了中越友谊。

　　“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 中国人民，中国军人耳畔不断回响着毛泽东主席的这句名言!中国已忍无可忍!

　　邓小平语出惊人

　　1979年1月28日，邓小平应邀访美。

　　1月29日，美国总统卡特在致词中邀请中国同美国一道“共同走向亚洲和全世界的和平与稳定”。邓小平在答词中郑重指出我们这个世界“很不安定”。

1月30日，在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举行的一次秘密会议上。有人问：由于柬埔寨得到北京支持的政府被推翻以后出现的紧张局势，中国是否可能进攻越南? 邓小平回答道：“我们不能允许越南到处捣乱，为了世界和平与稳定，为了我们自己的国家，我们可能不得不做我们不愿意做的事情。”

　　同日，邓小平在休斯敦同新闻界人士共进午餐时，再次强调：“尽管中国条件有限，但我们一定尽最大的可能支持民主柬埔寨。”

　　同日在与卡特的第三次会谈结束后，邓小平在白宫的玫瑰园对卡特说：“中国人民坚定不移地站在柬埔寨一边反对越南侵略者。中国永远站在被压迫被侵略的国家和民族一边，反对霸权主义的侵略和奴役，为了国家和平与稳定的长远利益，我们将坚决地履行自己的国际主义义务，甚至不惜承担必要的牺牲。”

　　如果说到这里，邓小平所表明的中国对越南武装挑衅的态度还不十分明了的话，那么几天后，邓小平访日时的激烈措辞则吸引住了全世界的目光。

　　1979年 2月初，邓小平飞抵日本，与田中首相会谈。邓小平明确指出：“对侵略者不给予惩罚，就有发生连锁反应的危险。”“正在考虑，为了惩罚，冒某种危险也要采取行动。”中国“有必要对越南加以制裁。”

　　在东京的记者招待会上，当有记者问到越南侵略柬埔寨，中国如何看时，邓小平份量很重地说道：“越南同苏联签定的条约具有军事同盟的性质，越南对柬埔寨发动了大规模的武装入侵，并正在中国边境地区挑衅。……对付这样的人，没有必要的教训，恐怕任何其它方式都不会收到效果。”

　　当有记者问到中国军队向中越边境调动时，邓小平直言不讳地说：“必要的军事调动是有的，这点你们很清楚。”

　　记者问中国军队可能采取什么行动，邓小平幽默地说：“我们得等着瞧。” 最后一句，语惊四座，邓小平讲得铿锵有力：“我们中国人说话是算数的。”

　　邓小平道出了对越南背信弃义的痛心，说出了中国对世界和平与发展的真诚愿望，表达了中国人民对越南武装挑衅的极度愤慨!

　　一个声音随着电波传遍了世界：中国已忍无可忍!

　　此时，全世界的空气变得紧张、冷峻，全世界的眼睛盯住了中越边境……

　　美国记者评述：“美国人很喜欢听到(邓小平)副总理关于苏联和越南侵略的谈话，虽然由于种种原因，我们自己不便这样讲。”

　　2月7日，法新社自河内报道：越南对于邓小平最近连续发出的威胁，保持沉着，表示“决不惊慌”。

　　2 月12日，越南《人民军队报》的社论指出：“企图给我们教训的人，应该记取美帝国主义在越南的教训。”

威慑，还是真打?

　　邓小平震烁环宇的讲话抓住了全世界的新闻界。从莫斯科的红墙到美国的白宫，从柏林到东京，从金边到河内……无数人在猜测：邓小平的讲话，是威慑越南，还是打一场正义之战!

　　号称“世界第三军事强国”的越南也在胆颤心惊的推测。

　　据一位越南政府官员后来回忆说：1978年秋天开始，越南就开始研究中国将怎样惩罚越南的问题。并确定如果是“武力惩罚”，越的策略是三部曲：

　　第一步，不惜出让金兰湾，不顾一切地倒向苏联，赢得大批援助，同时尽快签署名为友好合作实为军事联盟的苏越条约，以此限制中国的武力惩罚。1978年11月3日，越与苏联正式签订了两国友好合作条件，并吁请联合国安理会制止中国宣布要进行的惩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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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步，集中力量，用大兵力作战加速夺取金边和柬埔寨广大地区，建立亲越政权，在中国军队完成集结以前造成既成事实，从而迫使中国取消武力惩罚。1979年1月 7日，越军攻占邻邦柬埔寨的首都金边，翌日(1月8日)其外交部便发布指责中国当局在中越边界加紧集结大量军队的声明，并由其常驻联合国代表向安理会递交。

　　第三步，“破釜沉舟”，在全世界面前展览一下其所谓“第三军事强国”的“面目”，与中国大打。实际上，越南情报机构始终密切注视着自1978年第四季度集结到北部正面中国云南广西的解放军精锐之师，认定这支数量大约为20个师的力量，已具有随时给予一重击的能力。

　　越方高度警觉中越边境上中方的军事状况，几乎达到了草木皆兵的程度。这也从反面印证了一个道理：在战争中，非正义的一方，无论外表是多么威武有力，多么狂妄自大，其内心则永远是虚弱和恐慌的。

　　越方情报机构频频发出神经质般的警告：

　　中国军队将于1979年元旦发起进攻；
　　1979年1月5日中国军队将“大举入侵”；
　　1月10日中国军队将要全面开拔；
　　1月28日，越南战争警报再次奏响，再告失算……

　　进入1979年2月份，越南实施先下手为强战略，开始了变本加厉的武装挑衅活动。2 月8日—12日短短5天里，越军侵犯中国广西壮族自治区防城、宁明、龙州、靖西、那坡等县和云南省富宁、马关、麻栗坡、河口等县所属边境地区近30次，打死、打伤中方人员34人，其中被越方潜入埋设的地雷炸死者10人、炸伤者10人；被开枪打死者4 、打伤者2人。

　　2月12日17时零6分和18时30分，昆明铁路管内云南河口到开远的8704次和2992次列车，分别在距河口 2.5公里处遭到越南武装部队用步枪和冲锋枪猛烈射击。列车多处中弹，损失严重。该段中国铁路运输受阻，人民生活与旅客生命受到严重威胁。 2月13日，中国无战事。

　　战争爆发前的平静引起了世界舆论的猜测，联系邓小平访美措辞激烈的谈话和日益升级的中越边境冲突，人们不禁问到：“威慑，还是真打?”

　　2月10日，《马来亚通报》以《中国会惩罚越南吗?》为社论标题，指出：“中国副总理邓小平前日完成美国日本之行返回北京后，中越边境局势显得更加紧张，双方剑拔弩张，大有山雨欲来风满楼之慨。”“自越南驱赶华侨，侵占柬埔寨，并在边境与中国军民经常发生小规模的武装冲突后，中国显得不能不有所行动了。” 社论指出：“邓小平所说的惩罚、教训，就像当年中国攻打印度一样，是有限度的打了就撤退而不占人领土的。这种闪电似的一战，既可大快各国人心，也可压一压越南这个东方古巴的气焰。”

　　同日，香港《远东经济评论》发表《集结兵力准备在边境上打一仗》一文指出：“中国在边境一带集结了16万军队、700 架飞机和大量装甲车辆、大炮，上星期有充分证据表明，北京很可能把它‘教训一下越南’的扬言变成行动。河内也表明它认真对待这种局势，迅速在边境防御网中增加了一个新的导弹发射场，并把一些米格 -21飞机从南方抽调到北方。”“北京领导人现在将在下最后的动手干的命令之前，先听听邓对全球形势的估计以及世界各国对中国打击越南的可能反应。西方情报机关人士说，中国人是认真的，他们花了那么大力量不仅仅是要吓唬越南，他们会付诸行动的，不管在我们看来这是多么不合理。” 2 月12日，日本《每日新闻》报道说：“据一直在追踪中越边境军事形势的美国政府人士说，看来，中国已具有发动军事进攻的现实可能性。中国是否开始大规模进攻，还要看今后一周的动向而定。美国政府判断，集结的中国军队大约在10日前完全作好了战斗部署，根据一个月来中国军队集结及后勤兵站动向、各部队之间通信联络判断，如今后一周不对越开始大的攻势的话，以后相当期间，发动这样攻势的现实性就将变得微乎其微了。中国军队将选择两条路线进攻：(1) 从友谊关到越南同登这条路；(2) 在此西北约一百公里，与越南高平连接的公路，这在美国专家之间已成为固定的看法。”

　　纵观 2月上旬的国际舆论，大抵一致的看法是：中国正在酝酿、准备反击越军的武装挑衅!

　　全世界再次睁大了眼睛： 进攻，将起于何日?

先礼后兵

　　1979年 2月16日，中国外交部照会越南驻华大使馆，最强烈抗议越南当局接连派出武装人员侵犯中国领土，杀害中国人员，枪击中国列车，制造新的严重流血事件。

　　2月17日，新华社奉我政府之命发布声明，郑重指出：“越南当局无视中国方面的一再警告，最近连续出动武装部队，侵犯中国领土，袭击中国边防人员和边境居民，局势急剧恶化，严重威胁我国边疆的和平与安全。中国边防部队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被迫奋起还击。”

　　中国人民热切地关注着中国方面的战况。

　　备受十年动乱破坏的人民解放军默默地担起了10亿人民的重托。

　　捷报传来，全国人欢欣鼓舞。

　　我边防部队自 2月17日起，经过28天的作战，连续攻克了谅山、同登、禄平、高平、复和、七溪、广渊、下琅、脱浪、和安、东溪、重庆、茶灵、通农、朔江、老街、柑糖、孟康、坝洒、沙巴、铺镂、郭参、封土等20多个越南城镇和军事要地，摧毁了越南针对我国构筑的大量军事设施。给越南正规部队和地方武装以歼灭性的打击，先后共击毙37300多名越军，俘敌2200多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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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军强大攻势下，越南“世界第三军事强国”的美梦被彻底粉碎了。1979年2月27日，邓小平在会见陪同美国财政部长访华的美国记者时说：“越南说他是世界第三军事大国，我们除了要打破它这个神话以外，没有其它目的。我们也不要他们的领土。我们还要使他们懂得，他们不能任何时候都为所欲为。”

　　失道寡助

　　1979年 2月19日，越南总理范文同给越国防部长武元甲打气说：“我方有苏联跟着，毫无畏惧。”

　　中越开战以后，苏联作何反应，一时间成为世界关注的热点。

　　战前，美国国务院的一位专家说：中国集结的军队，超过了它只是为显示一下力量所需要的实力，中国攻越很可能引起河内在莫斯科的保护人的报复，莫斯科在中国边境上驻有44个师，虽然中国有几百枚核弹头和导弹，但它的武装部队——尽管数量庞大——装备太差，以致无法阻止俄国人入侵。

　　与此同时，《纽约时报》也发表一篇名为《苏在中国边境上可以有多种选择》的专文指出：苏向中国进攻最有吸引力的路线是西北部的准噶尔盆地，但也是最没有好处的进攻路线，没什么工业目标和政治目标。而满洲是一个始终吸引着苏联入侵的地区……

　　中国方面对苏的反应战前也做过充分预测：第一，恶骂；第二，恐吓；第三，局部入侵。由此，中共中央确定的方针是：根据事态发展，将充分揭露，据理驳斥；坚决顶住，决不示弱；本着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原则，从最坏的可能设想，做好充分准备。

　　期间，为防不测，东北、华北、西北“三北”我边防部队均进入战备状态。

　　正义的战争是无所畏惧的。

　　后来的事态表明，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苏联由于其世界霸权主义的战略考虑，慑服于国际舆论的中立导向，没有采取武力入侵中国的举动。

　　2 月18日，苏联政府发表声明，说“苏联将履行根据苏联和越南友好合作条约所承担的义务。”但莫斯科的反应到18日晨为止，只限于在沿中国边界地区增加侦察飞行的次数和增加了在南海靠近越南海岸的间谍船的数量。

　　2 月24日，两架苏联运输机抵达河内机场，卸下首批苏制军援。西方分析家注意到：苏联对越南的援助，规模和速度均远不及它对安哥拉和埃塞俄比亚的紧急空运。

　　纵观国际舆论，大部分国家采取了中立态度：

　　2 月18日，华盛顿。美国国务院发表声明：在亚洲***国家之间的斗争中，我们不偏袒任何一方。美国国务卿万斯会晤中国驻美大使柴泽民，要求中国撤军。美国政府发言人说：我们正在劝告中国、越南和苏联保持冷静。美国国务院同时否认苏联指控的卡特总统事先对邓小平副总理表示赞成中国进攻越南。

　　2月22日，新华社汇总了各国对我自卫还击的态度：

　　第一，谴责我国，支持越南，要我撤军、停火的：苏联、古巴、捷克、保加利亚、东德、匈牙利、波兰、蒙古、阿富汗、埃塞俄比亚、莫桑比克、阿尔巴尼亚、安哥拉和柬埔寨亲越的韩桑林政权。基本上是苏联及其卫星国。

　　第二，对我表示遗憾，要我撤军的：老挝、印度。

　　第三，反对中国、越南在越南和柬埔寨的军事行动的：加拿大、瑞典；并要我撤军的：新西兰。

　　第四，要求中国从越南撤军、越南从柬埔寨撤军的：美国、日本、东盟五国、澳大利亚、罗马尼亚、南斯拉夫、英国、意大利、荷兰、挪威、芬兰、伊拉克。

　　第五，对我和越都表示遗憾、希望越南和柬埔寨都能支配自己命运的：欧洲共同体的其他的国家。

　　第六，呼吁谈判解决问题的：埃及、马里、利比亚、马达加斯加、孟加拉、塞浦路斯和北欧其他国家。

　　第七，公开声明不表态的：葡萄牙。

　　第八，支持中国的：民主柬埔寨。

　　在以中立为导向的国际舆论中，中国显得十分冷静、从容，有理、有利、有力、有节的战略运用地十分娴熟、得当。北京平静如初，人民安居乐业，新闻媒介仅限于播发一些有关的外交文件和社论等。前方的捷报使中国人长期忧患的脸上渗透出喜色和光彩。与此形成对照的是：越南乱了!

2月21日，两位美国参议员飞抵越南进行实地考察，他们看到的是这样一副景象：老街和谅山一带，大批越南难民从两市撤离，人群长达数英里。在老街通往内地的公路上，大批越南伤兵躺在路边，等待运往医院。谅山的越军已经全部撤走，只留下一些民兵和不愿走的居民，很多建筑已被炸毁。谅山如同一座死城。在越南首府河内，气氛十分紧张，火车站挤满了急于离开首都的居民。

　　穷兵黩武，只能咎由自取，祸国殃民!

　　正义班师

　　1979年 2月24日，中国一位领导人在回答共同社记者问时指出：还需要再给越南一点“教训”；同时又强调了邓小平副总理在战前表明的中国还击行动的三项原则：第一，有限的；第二，不长期化；第三，不扩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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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4日，我军经过浴血奋战，占领越南首都河内东北部边防重镇——谅山，此间仅距河内 130公里，通往河内已无任何险隘。中国正义之师就此打住，没有乘胜进军河内，充分表明了中国为维护世界和平而战的诚意。

　　3月5日，新华社奉我政府之命发布声明指出：“由于越南侵略者不断对我国进行武装挑衅，中国边防部队自 2月17日起，被迫自卫还击，现在达到预期目的。中国政府宣布，自1979年3月5日起，中国边防部队全部撤回中国境内。”

　　“中国政府重申，我们不要越南的一寸土地，也决不允许别人侵犯我国领土。我们要的只是和平和安定的边界。我们希望中国政府这一正义立场，将受到越南政府和世界各国政府的尊重。我们正告越南当局，在中国边防部队撤出以后，中国方面保留继续自卫还击的权利。”

　　然而，中国的正义和诚意并没有换来越方的醒悟和反省。越南已自缚于战车之上，一意孤行，不能自拔。

　　3月5日，与中国方面发布撤军令的同时，越南发布全国总动员令：要求男性18—45岁，女性18—35岁，符合条件的全部公民，都要参加民兵游击队、民兵自卫队。

　　即后，越方恶态复萌，再次占领边境上大多数骑线点，公然修筑军事设施，重新燃起了武装冲突的导火索，迫使中国再次拿起正义之剑，开始了新一轮的自卫反击战争。我边防军先后在云南、广西的法卡山、扣林山、老山等地，多次打退越军的侵犯，为保卫边疆、保卫祖国的现代化建设做出了巨大而无私的贡献，“新一代的最可爱的人”由此光荣诞生。

　　1989年9月26日，最后2600名侵柬越军列队开过了柬越边境的得胜门；与此同时，鉴于形势的变化，中国野战军向英雄老山吻别北上；1992年12月，中越关系终于正常化。

　　中国对越自卫反击战取得了最后的光辉胜利。

　　愿历史不再重演。

老杨

柬埔寨占了便宜

黑小子

这一仗打的好，打的及时，缓解了十年动乱给中国造成的危险局面，稳定了人心，稳定了共党地位，此战很内涵多多，很只得推敲。

FHC

不错

土著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