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京华烟云》《红楼梦》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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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京华烟云》·《红楼梦》转自《北大中文论坛》

阎 浩 岗

作为中国古典小说的巅峰之作，《红楼梦》对中国现代小说创作影响深广，或隐或显受其影响或对之有所借鉴的现代小说难以尽数。举其显者，茅盾的《霜叶红似二月花》甫一面世，便有人说它象《红楼梦》。这部未完成长篇中的某些人物如张恂如、张婉卿使人联想到《红楼梦》中的男男女女，作品对日常生活琐事的描写亦颇得“红楼”神韵。张爱玲毕生酷嗜《红楼》，晚年作有专著《红楼梦魇》；她虽未创作与《红楼梦》类同的长篇，但从她的中短篇中人们仍可发现《红楼梦》潜移默化的影响。然而，在中国现代小说中，最明显与《红楼梦》有对应关系、显示出“红楼”血缘的长篇，当首推巴金的《家》和林语堂的《京华烟云》。

一、《红楼梦》与《家》：哀悼与诅咒

读过《家》的读者，首先感受到的是它与《红楼梦》在人物与情节上的对应。高老太爷类似贾母，钱梅芬类似林黛玉，李瑞珏类似薛宝钗，鸣凤类似晴雯或鸳鸯。贾宝玉一角在《家》中则分化成了觉新与觉慧兄弟二人，他们分别在爱情婚姻与异端精神方面与宝玉类似。两部作品都展示了封建大家族由盛而衰的过程，表现了包办婚姻对青年男女爱情自由的禁锢，以及封建家长对青年一代非正统思想的忧虑、恐惧与压抑，同时表现了对下层青年女性的同情，甚至都是以男主人公的最后出走为结局。
但是，相似并非等同。任何文学史上的优秀作品都不可能没有其独特原创之处。《家》虽与《红楼梦》有些类似，但这是暗合而非有意模仿。正是那些差异决定了《家》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值得注意的是，巴金在其有关“创作谈”及《家》或《激流》的各种序跋中从未谈及《红楼梦》的影响，他谈的较多的反而是对于外国文学的借鉴。在晚年，巴金曾表示：“在中国作家中，我可能是最受西方文学影响的一个。”①他又说：“我对《红楼梦》可以说是‘一无所知’。十几岁时翻看过它。我最后一次读《红楼梦》是在一九二七年一月，在开往马赛的法国轮船上，已经是五十年前的事情了。”②尽管如此，两部作品之间的血缘关系是存在的。巴金第二句话可以看作其自谦。事实上，巴金从小就受《红楼梦》熏陶，他全家都酷爱《红楼》，藏有三种不同版本。他说“最后一次”云云，恰恰证明在写《家》之前他已读《红楼梦》多遍。另一方面，他不谈《红楼》，也可能是为避免读者把《家》看作对前者的模仿。
确实，《家》在许多方面与《红楼梦》不同。激发巴金创作热情的不是模仿古典名著的欲望，而是强烈的生活实感。象《红楼梦》一样，《家》有明显的作家自叙传成分。虽然作者一再辩白他本人并不就是觉慧，但巴金的经历与觉慧十分相似；至于觉新，巴金就明白地说写的是他大哥。小说对高公馆及其周围环境的描写，就是以巴金故宅为蓝本的。
《家》与《红楼梦》的不同，首先表现在作者的创作目的方面。关于《家》的创作意图，巴金明确指出：“我写《家》，也只是为了向腐朽的封建制度提出控诉，替横遭摧残的年轻生命鸣冤叫屈。”③至于《红楼梦》的创作意图，则要复杂得多。在小说第一回中，作者提到“敷演出一段故事来，亦可使闺阁昭传”，这似乎与“替横遭摧残的年轻生命鸣冤叫屈”类似，但巴金所指“年轻生命”并不限于女性，曹雪芹的“昭传”也重点不在“鸣冤”而在赞美。另外，曹雪芹写《红楼梦》似乎也不意在控诉封建制度、封建家庭，而是为封建家庭的衰落唱挽歌，为无材补天而痛悔遗憾。创作目的的差异，导致了两部作品主题的不同。《家》的主题比较简单明了，就是鞭挞封建家庭制度，赞美对黑暗势力的反抗，批判妥协。《红楼梦》的主题则复杂隐晦，“红学”研究的历史其实也是对《红楼梦》主题阐释的历史。在各种阐释中，笔者无法赞同“反封建”说，而倾向于“挽歌说”。《红楼梦》客观上为我们提供了许多批判封建制度的资料，“文革”期间的“红学”研究者从作品中发掘出的“血泪账”④也不能说毫无根据。然而，如果把《红楼梦》作为一个有机整体看其思想情感倾向，我们印象最深的却不是“批判”或“控诉”，而是作者对大家族衰亡的痛惜、伤感，对青年女性（不论是“正统派”还是异端）的赞美或同情，对无法扭转大家族衰亡趋势的遗憾、自责，在无可奈何之际对尘世人生的幻灭和由此导致的内心痛苦，以及对解脱痛苦之道的探索寻求。书中贾宝玉寻求的解脱之道是出家，是对世俗生活的弃绝，而作者曹雪芹的解脱之道是艺术创作。
《红楼梦》中的贾宝玉与《家》中的觉新、觉慧在人生态度及价值观念方面有很大不同。他的人生态度是纯粹审美的，或如王昆仑先生所言，他过的是“直感生活”。⑤他毕生所追求的是美。由于独特的生长环境，他的审美理想是阴柔之美、女性之美，确切说是少女之美、处女之美。他的“重女轻男”完全是从其审美理想出发，并不是要讲男女平等，也不是要反封建（虽然客观上有反封建的意义）；他也并不像有些人说的那样具有人道主义思想，他喜欢袭人、晴雯及金钏儿等主要是因她们是漂亮少女，他对于其乳母李嬷嬷及刘姥姥就未必肯给予多少疼爱或同情。他是封建等级制的既得利益者，若无这种制度，他就不会被那么多美貌青年女子簇拥伺候。在封建大家族中，他因被最高权威贾母娇宠，享有无人可比的自由，甚至可以逃避正统教育。因此，被骗成婚后，他虽极度痛苦，却从未表示对导致林黛玉死亡的贾母、王夫人、王熙凤的怨恨、不满，他只把这些归之于“金玉良缘”的宿命。
金钏儿、晴雯、黛玉，这三个青年女性之死都与宝玉密切相关。笔者特别注意到他对这三个事件的态度与行为。三人之中，宝玉与金钏儿关系最浅，但金钏儿之死毕竟与他直接相关。得知金钏儿被逐，他没有为之说情，甚至没有出来澄清事实；获悉金钏儿投井，他虽感痛苦，但即使在内心里也丝毫未表示对王夫人不满。晴雯被逐时，他“不敢多言一句，多动一步”；他很伤心，却将此事解释为“过于生得好了，反被这好所误”。为平息袭人的醋意，他又说“全当他们（指晴雯等）三个死了，不过如此。况且死了的也曾有过，也没有见我怎么样”。⑥他对晴雯确实有情，在其死后专为之作了篇《芙蓉女儿诔》以示悼念。但得知晴雯死讯，他首先关心的是晴雯最后一刻是否惦记着他，因为他以天下美貌女子都为自己垂泪为最高人生理想；他作这篇悼文时专注于雕琢词句，过后还与黛玉研讨；念悼文时虽曾“泣涕”，念完后听到黛玉称赞

宝玉听了，不觉红了脸，笑答道：“我想着世上这些祭文都蹈于熟滥了，所以改个新样，原不过是我一时的顽意，……。

听了黛玉的修改意见后：

宝玉听了，不禁跌足笑道：“好极，是极！……。”⑦

可见他作此文虽不乏真情，却也出于游戏之意，是为了自我欣赏，欣赏自己的“公子多情”；虽不能说是“为文造情”，却也不纯是“为情造文”。文中“钳 奴之口，讨岂从宽；剖悍妇之心，忿犹未释”之句显示，他把几位美女离他而去迁怒于“ 奴”、“悍妇”，丝毫没有对真正的罪魁反抗的意思。
笔者以为，《红楼梦》表现的是曹雪芹对自己一生经历的反思。小说中对贾宝玉的贬词固然是反讽，不能代表作者真意，但曹雪芹对贾宝玉也不全然是赞美。贾宝玉的“意淫”固然不同于贾珍、贾琏、贾瑞之流的“皮肤淫滥”，然而贾宝玉类型后代的出现同样也是封建大家族败亡的预兆。冷子兴评价贾府“主仆上下，安富尊荣者尽多，运筹谋画者无一”，贾宝玉肯定属于“安富尊荣者”而非“运筹谋画者”。我认为，写作《红楼梦》时的曹雪芹肯定对自己青年时代、对贾宝玉类型的人物不能将大家族挽狂澜于既倒而感痛悔羞愧，“举家食粥”之时，他肯定对自己“过去的好时光”无比怀念，为今日家道败落而无限伤感。虽然他不满于社会的腐败黑暗，不屑于去做禄蠹国贼，但他不会认为大家庭、认为整个封建制度是罪恶的。他痛恨的是捉弄人的命运。也许，他的理想是让王熙凤、探春式的改革家重整乾坤。
与此形成对照，巴金的《家》由于是彻底、鲜明地反封建，对封建大家庭采取的是彻底弃绝的态度，小说中人物的性格、命运及人物之间的关系亦与《红楼梦》明显不同。觉新、觉民、觉慧三兄弟在家中虽也有欢乐时光，虽然物质上也很富足，但精神上基本处于被压抑状态。高老太爷作为家族最高权威与贾母不同，他决不娇宠孙辈，只有威严而无随和风趣的谈吐。说一不二是他与贾母的共性，但贾母尚且阻止贾政管教宝玉，高老太爷却唯恐克字辈对觉字辈管教不严。在《家》中，“贾宝玉”分化成了觉新、觉慧二人。贾宝玉对长辈绝对尊敬、绝对服从，但又恃宠恣意，时有越轨；觉新、觉慧的父亲不象贾政那么严厉，祖父又不象贾母那么可亲，缺乏了家中的润滑、制约机制，他们便走向两个极端：一个只信“无抵抗主义”，另一个则公开反抗。觉慧对造成鸣凤、梅和瑞珏三个女性之死的罪魁有清醒认识，并发誓“让他们也牺牲一次”。觉新、觉慧虽也从小与姐妹、与丫鬟们相处相交，却均无贾宝玉式的“处女崇拜”。他们都受到“五四”新思潮影响，受到西方人道主义思想影响。觉慧便自称“人道主义者”。他不分男女贵贱，把一切人当人看。觉慧兄弟对其奶妈非常尊敬，因为他们的生母教导他们厚待下人。觉慧不坐轿子。他还对丫头鸣凤说：“鸣凤，我想起你，总觉得很惭愧，我一天过得舒舒服服，你却在我家里受罪”。⑩正月里，他看到五叔克定对着玩龙灯的放花炮时，愤愤地说：“难道人就没有一点同情心吗？”并对琴说：“你以为一个人应该把自己的快乐建筑在别人的痛苦上面吗？你以为只要出了钱就可以把别人的身体用花炮乱烧吗？……”。11 性别在觉慧的心目中不是一个“关键词”，他被高老太爷监禁不是因为生活不检点，而是因为参加政治活动；觉慧的出走不是因为失恋，不是因为家道中落，也不是因为对尘世人生的幻灭，而是因为对封建家庭罪恶的痛恨与对创造新生活的渴望。
《家》中的人物有一定的复杂性，如觉新既喜读《新青年》，行动上又没勇气反抗旧势力的迫害；觉慧信奉人道主义，潜意识中却仍不能把鸣凤与琴同等看待；觉慧痛恨封建家长对青年一代的压抑，对高老太爷却仍未完全丧失人伦情感。但是，总体来说，与《红楼梦》相比，《家》的内涵要单纯明了得多。《红楼梦》是“形象”远远大于“思想”，人们从中发掘出的东西肯定远远超出了曹雪芹的创作意图；《家》则是“形象”与“思想”基本一致，不论谁读这部书，都无法否认它的主题是“反封建”，是对大家族罪恶的控诉。

二、《红楼梦》与《京华烟云》：模仿与新解


林语堂的《京华烟云》写于1938年，1939年以英文由纽约约翰·黛公司出版。关于这部小说的创作意图，作者在给郁达夫的信中说是为“纪念全国在前线为国牺牲之勇男儿”。12 这句话显然不宜从字面来理解，因为书中主人公姚木兰是女性，她并未像花木兰那样亲自到前线杀敌。小说上卷《道家女儿》和中卷《庭园悲剧》写的主要是家庭生活。下卷《秋季歌声》13 的最后写到了木兰与莫愁的儿子参军抗日，但抗日内容在全书中篇幅很少，阿通、肖夫又是性格模糊的次要人物。作者的真正目的，是“介绍中国社会于西洋人”，14 也就是向外国人介绍中国社会和中国文化。
与巴金不同，林语堂创作《京华烟云》是有意识地模仿《红楼梦》，而且并不避讳这部作品与《红楼梦》之间的血缘关系。作者在给郁达夫的信中明确交代了《京华烟云》与《红楼梦》人物之间的对应关系：

重要人物约八九十，丫头亦十来个。大约以《红楼》人物拟之，木兰似湘云，……莫愁似宝钗，红玉似黛玉，桂姐似凤姐而无凤姐之贪辣，迪人似薛蟠，珊瑚似李纨，宝芬似宝琴，雪蕊似鸳鸯，紫薇似紫鹃，暗香似香菱，喜儿似傻大姐，李姨妈似赵姨娘，阿非则远胜宝玉。孙曼娘为特出人物，不可比拟。…… 15

不过，我们分析《京华烟云》与《红楼梦》之间的关系也不必完全依作者的指引，正如对其创作意图与思想内涵的发掘不必完全受作者的直接表白拘泥一样。比如桂姐与凤姐不论身份地位还是性格特征并无多少相似之处，桂姐的形象也远不如凤姐那么鲜明、生动，那么重要；将珊瑚比作李纨不如以曼娘拟之；而将体仁（迪人）比作薛蟠亦不甚妥。至于作者所称“远出《红楼》人物范围”的人物，也并非与《红楼梦》毫无关系。读过《京华烟云》之后，笔者有一种感觉，就是《京华烟云》是对《红楼梦》在模仿基础上的重新阐释。据作者的女儿林如斯介绍，1938年春林语堂本欲翻译《红楼梦》，后因觉得“《红楼梦》与现代中国距离太远”，16 所以才决定创作《京华烟云》。与《红楼梦》及《家》的作者不同，林语堂并没有在封建大家庭中成长的经历，他是从介绍中国文化给西方读者的宗旨出发，在模仿古典名著的时候，站在今天的高度，根据作者自己的理解，赋予类似题材以新的涵义。
《京华烟云》的主人公是姚木兰，而我首先要分析的却是被一般评论者所忽略的木兰之兄姚体仁。贾宝玉在《红楼梦》中是一号主人公，我们打开《京华烟云》自然要问宝玉哪里去了。作者给我们指出的是他化作了木兰的弟弟阿非。但阿非在上卷中不过是个道具一样的小孩子，基本未正式出场。只是在中卷中他奔走于红玉与宝芬之间，才有点类似于宝玉与钗、黛之间的关系。其实，那主要也不是因阿非多象宝玉，而是因红玉太象黛玉了。阿非并无异端思想，相反，与他哥哥不同，他是个相当“正统”的“好孩子”。到了下卷，阿非走向社会，领导查毒禁毒，更与宝玉无任何类同处。倒是他哥哥体仁与贾宝玉类似之处更多些：体仁从小在丫鬟簇拥之中长大，与贴身丫鬟银屏发生恋情，除去对自己的妹妹外，对别的女孩子都温柔。虽然生得聪明漂亮，但由于母亲娇惯纵容，也由于意识到自己家庭的富贵，从不下苦功读书，被父亲视为逆子，还因在外惹祸遭父亲痛打。他对银屏的爱超越了阶级界限，也能象宝玉一样为丫鬟喂药并对之海誓山盟；银屏死后他极其悲痛，并为此与父母翻脸。他曾对银屏谈论过他对男女之间、主仆之间关系的看法，认为这些并非天经地义、万古不变的。在第十九章几位青年谈论《红楼梦》人物时，他便明确表示他喜欢贾宝玉。
然而，这个“宝玉”在《京华烟云》中基本上是一个被贬抑的角色。《红楼梦》中的贾宝玉虽然不等于作者曹雪芹，但在这一形象身上作者倾注了最多的情感，这一形象传达了作者最多的体验，作者是用同情乃至赞美的笔调来写贾宝玉的。而《京华烟云》中作者的理想形象是姚木兰，对于姚体仁，在第二十四章之前作者是把他作为一个不务正业、难以成器的渣滓来写的，对他与银屏的爱情也基本持否定批判态度。迄今为止，还没有人发现体仁这一形象有生活原型。笔者认为，这实际是林语堂对贾宝玉形象的重新塑造、重新解释和重新评价。曹雪芹有关“意淫”、有关贾宝玉与薛蟠、贾琏之流本质区别的描写是林语堂视野中的盲点，林把宝玉与薛蟠、贾琏看作一路货色，看作胸无大志、任性纵欲的败家子。读了《京华烟云》，我们似乎听到作者在说：贾宝玉这样的人是不足取法的，如果贵族青年都象贾宝玉这样，大家庭是必然败落的。这种观点若以日常现实生活理性衡量，本无可厚非，这也是不少普通读者阅读《红楼梦》之后的感受。然而，曹雪芹之所以伟大，是因为他塑造的贾宝玉形象所蕴涵的异端思想和客观上的叛逆精神。这一精神不仅在文学史上，而且在中国思想史、文化史上都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尽管贾宝玉或曹雪芹本非有意识地对封建价值观念进行反抗，但由于作者是带着极大同情塑造贾宝玉这一形象，全书肯定异端的色彩非常明显。相比之下，林语堂通过姚体仁而对贾宝玉进行的阐释，实际又回到了“常识”的层面上。
《京华烟云》中的孔立夫则可看作《红楼梦》中甄宝玉的化身。立夫与体仁的相互映衬恰如“真假宝玉”的相互映衬。只是曹雪芹对“真”、“假”宝玉二人的情感与价值倾向令人捉摸不透，而林语堂却是十分明显地扬孔（立夫）抑姚（体仁），亦即扬甄抑贾。他在评论《红楼梦》后四十回宝玉做八股应科举时所说“宝玉到后四十回，所以能深深动人，就是因为他已不似前八十回专说呆话吃口红而已”，17 即可说明林语堂对贾宝玉的基本看法与态度。
《京华烟云》倾注笔墨最多的人物还是两位女性，即姚木兰和姚莫愁。这两个人物是作者理想道德的象征。姚思安虽为“道家”，但我以为他实乃木兰姐妹的一个背景。通过这三个形象，林语堂将《红楼梦》中的悲剧都化解了。莫愁与曼娘是中国传统妇德的化身。木兰则是作者意想中中西妇女优点的融合；是儒道互补的结晶，又是“中体西用”的产物。但木兰与莫愁身上都丝毫没有《红楼梦》中“女一号”林黛玉的影子。被作者当作次要人物、“主中之宾”塑造的冯红玉，在体弱多病、多疑任性、多愁善感方面确实类似黛玉，但也仅此而已，她身上并无多少异端色彩。她爱阿非，是因阿非“家虽富有，但无骄纵恶习，对她则用情至专”。18 而在《红楼梦》中，那些有骄纵之嫌的异端色彩恰是使得宝黛二人心心相印的基础。可以说，真正的黛玉在《京华烟云》中是缺席的，红玉只得其外壳。倒是宝钗、湘云、探春的形象，分别化入莫愁与木兰身上。木兰与莫愁分别给在香港的体仁写信，劝其坚定出国留学的决心，恰似宝钗、湘云、袭人劝宝玉留心于“仕途经济”。虽然这“仕途经济”的具体内涵有变，但实质都是希望他不再骄纵任性，而成为对家庭有用的人。对于《红楼梦》中的女性，林语堂同情黛玉、晴雯，却尊敬乃至崇拜宝钗、湘云。他在《说晴雯的头发兼论〈红楼梦〉后四十回》一文中表示：

飘逸与世故，闲适与谨饬，自在与拘束，守礼与放逸，本是生活的两方面，也就是儒、道二教要点不同所在。人生也本应有此二者的调剂，不然，三千年叩头鞠躬，这民族就完了。讲究礼法，待人接物，宝钗得之，袭人也得之。任性孤行，归真返朴，黛玉得之，晴雯也得之。反对礼法，反对文化，反对拘束，赞成存真，失德然后仁，失仁然后义──这些话，不能说全无道理。但是人生在世，一味任性天真，无所顾忌，也是不行的。此黛玉及晴雯所以不得不死，得多少读者挥同情之泪。若晴雯撕扇，晴雯补裘，我们犹念念不忘。所以读者爱晴雯的多。但是做人道理，也不能以孤芳自赏为满足。19

因此，在《京华烟云》中，林语堂让红玉早死以为别人让位，虽然他写到此处情不能自已。
在女性崇拜这一点上，《京华烟云》似乎与《红楼梦》是一致的，但细究起来，其中也有重要差异。《红楼梦》中贾宝玉是“处女崇拜”，不论等级贵贱，却看是否已婚，原因是他认为处女不受功名利禄熏染，比男子更纯洁（他为宝钗、湘云等受“污染”而惋惜）；《京华烟云》中的女性崇拜不受婚否限制，却看重女性的文化教养；不在乎该女子是否贞洁，却看重她是否教男子“学好”、是否能干。因为林语堂的出发点是家庭的和谐。这也是《京华烟云》贬抑银屏而宽容华太太的原因之一。
如果说《红楼梦》是封建大家族衰亡的挽歌，《家》是对封建大家族罪恶的起诉书，那么，《京华烟云》就是一张以道家精神与少许西洋文化补充以儒家伦理为基础建立的封建大家族，以图使之起死回生的处方。

三、《家》与《京华烟云》：《红楼梦》的不同变体

《家》与《京华烟云》处理的是与《红楼梦》类似的题材，而三部作品却呈现出不同的思想倾向与艺术风貌，这主要是因这三部小说的作者由于生活的具体环境、个人经历、文化修养与思想观念及性格气质不同，采取了不同的创作方法。20
这三部作品都以大家族生活为题材，但对家族制度本身却有不同的立场和态度。《红楼梦》的作者亲眼目睹、亲身经历了大家族的崩溃，他对此感到无限伤感，并希望有人能够“补天”。曹雪芹在作品中客观揭示了封建家庭的阴暗面，但他对那败落前的家是非常留恋的。他通过主人公贾宝玉对男女两性的评价，客观上对封建观念有批判作用，但他主观上不可能否定整个封建制度。与此相反，《家》的作者巴金则是旗帜鲜明地批判整个封建家族制度。他对那个家不能说没有丝毫留恋，因为那里有他爱着的和爱过的人；然而，主人公觉慧的出走不是在家庭彻底败落之后悲观厌世的结果，而是因为他（同时也是作者巴金）看透了封建家族制度的吃人本质与必然灭亡的命运。《京华烟云》的作者林语堂对于封建家族制度却没有多少明显的批判。《京华烟云》中曾姚两家的败落并非由于家族内部的腐朽与后代子孙的不肖，而主要是因为战乱。作者把“家亡”与“国破”连在一起；对家族败落虽有感伤，却并不悲观。他把家的复兴寄托在他所坚信的国之复兴上。
这些不同处理，还是决定于作者不同的创作意图。曹雪芹的创作目的，是借“满纸荒唐言”挥洒其“一把辛酸泪”，以使后人理解其对人生盛衰悲欢离合的感悟之“味”。巴金的创作意图则是控诉、批判封建制度，鞭挞那些害人者、压迫者，号召青年起而抗争。林语堂则是为向外国人介绍中国文化特别是家族文化。虽然在《著者序》中他宣称“本书对现代中国人的生活，既非维护其完美，亦非揭发其罪恶。……只是叙述当代中国男女如何成长，如何过活，……如何适应其生活环境而已”，21 但因该书创作于抗战期间，又写于异邦，为了民族自尊心，对封建家族制度还是明显褒多于贬。
日本学者山口守在《试论巴金〈家〉的结构》一文中指出：“在小说《家》里，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基本形式是‘对立’。虽说‘对立’的原因依场面的变化而各个不同，但我们能够得到这样一种印象：这个故事是由‘对立’构成的。”22 这句话抓住了《家》中人物关系同时也是不同思想观念之间关系的要害。巴金是“五四”精神的忠实捍卫者，他对旧文化抱的是坚决的否定态度，对旧势力采取的是毫不妥协的斗争立场。与此不同，《京华烟云》中主要人物之间及其所代表的不同思想观念之间的关系是和谐或妥协、互补。在这一点上，它也与《红楼梦》有了分野：对于《红楼梦》的解释虽有“钗黛互补”、“钗黛合一”之说，虽然悲剧制造者贾母、王夫人、凤姐与受害者贾宝玉、林黛玉之间并未发生直接冲突，但“互补”、“合一”并未在文本内部实现，钗黛二人并未互相妥协，宝玉、黛玉的思想观念与封建家长们的观念存在着内在的紧张与对立。
在《京华烟云》中，人物之间客观利益上的对立是存在的，因为没有对立冲突难以展开情节。作为头号主人公的姚木兰便与她周围几个重要人物存在着客观上的对立关系：她与妹妹莫愁应当是情敌，与哥哥体仁有正与邪之分，与妯娌素云有温良贤惠与尖酸刻薄之别，与丈夫荪亚的关系，在别的作家笔下，更是展开冲突的素材。然而，在《京华烟云》中，这些对立、冲突却都一一化解了：对于莫愁，她退让并衷心为之祝福；对于体仁，她幼时忍让，长时劝勉，最后体仁在经历挫折之后终于改邪归正；对于素云，她委曲求全，后来以素云离开家庭而最终弃恶从善为结局；对于荪亚，她虽不能全心去爱却能忠贞不渝，荪亚的外遇事件也被她以智慧处理得三全其美。此外，小说中另外几对矛盾也以最终和谐为结局：阿非、红玉、宝珠之间的三角恋情以红玉自杀，主动“让贤”，阿非、宝珠为之惋惜、怀念为结局；曾太太与桂姐一正一偏，本亦为一对矛盾；但二人一宽一让，总能和平共处。
《京华烟云》人物之间关系的“和谐”，根源于作者思想观念上“儒道互补”的理想。这一理想化而为正面主人公的处世准则。儒家伦理重视尊卑秩序与道家哲学顺应自然的精神在作品中融为一体。姚思安信奉道家哲学，他的女儿姚木兰作为“道家的女儿”也体现出道家精神，表现为面对世事变故随遇而安。曾文璞与孔立夫、姚莫愁、孙曼娘则是儒家精神的代表。曾、孙二人的儒家精神表现为遵守礼法、虔信儒家道德理想；孔、莫二人的儒家精神除讲孝道守礼法外，还表现为讲究实际、有强烈的入世精神。主人公姚木兰既是道家的女儿，又是儒家的媳妇。她与孔立夫心心相印，与姚莫愁姐妹情长，与曾文璞翁慈媳孝。另一方面，孔立夫与姚思安亦翁婿相契。木兰身上吸收了一定的儒家思想：她孝敬公婆、相夫教子，处处合乎儒家伦理。道家思想主要是她的一种内心生活，一种内在精神。
在经历了彻底反传统的20年代和普罗文学与京派海派并存的30年代前期之后，林语堂小说的价值观念显得独具一格。然而，为表现其道德理想，为表现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看法，林语堂也对现实生活也作了美化、观念化处理，暴露出一定的人为痕迹。这主要表现在：为说明在中国“所谓压迫妇女乃为西方的一种独断的批判”，“所谓‘被压迫女性’这一名词，决不能适用于中国的母亲身分和家庭中至高之主脑”，23 在《京华烟云》中，林语堂有意让男性家长退居二线：在姚家，姚思安潜心修道，不理日常琐事；在曾家，曾文璞也把理家大权交给能干的儿媳；在牛家，牛思道的官是太太帮着“运动”来的，牛太太外号“马祖婆”，是家中的西太后。在《吾国与吾民》中，林语堂曾引《红楼梦》为例，说明中国妇女在家庭中的崇高地位。但《红楼梦》乃一特例，贾府乃封建社会中的一个独特环境。曹雪芹是以亲身经历为依据，借大家族中“阴盛阳衰”为主人公贾宝玉独特性格的成长提供一个客观环境，来表现其“女尊男卑”的惊世骇俗思想。设若贾母之夫贾代善健在，设若贾政、贾琏是精明强干的人，贾母、王夫人、王熙凤的地位决不会如此之高。我们对比一下巴金的《家》即可明白此言之不谬：在《家》中，高老太爷享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克字辈中男人与女人的地位亦不可同日而语，觉字辈中理事的是觉新而非瑞珏。父权制家庭无疑是中国封建家庭的常例。林语堂将特例当常例，以《红楼梦》为蓝本，虚构现代封建大家庭的故事，只是为向西方人指出：你们关于中国妇女受多重压迫的印象和观点是错误的（这与鲁迅小说《祝福》恰好相反）。
当然，《京华烟云》中也有未能调和的对立冲突，即姚太太与丫鬟银屏的矛盾。不过，这两个人在小说中不是作者全力歌颂的正面理想人物，作者对她们持的是带有同情的否定态度，因为她们违反了尊者慈、卑者顺的伦理准则：在作者看来，姚太太对下人未免刻薄，银屏又未免不守本分。联系林语堂一系列小说和散文作品，我们可以看出他的伦理观，那就是基本肯定封建等级制度、家庭制度，但又希望这一制度多少融进一点西方的民主平等精神。他认为长辈与晚辈、贵族与下人之间只要各守本分而又互相体谅，家庭就会和谐安宁。
《家》与《京华烟云》接受《红楼梦》不同方面的影响、对于《红楼梦》的不同变异，说到底既与时代相关，更与作者本人的生活经历、文化教养密不可分。《红楼梦》与《家》的作者都生长于封建大家庭，对家族内部关系与错综复杂的矛盾有切身的、真切的体验，他们的写作不是从理性观念出发，而是从生命体验出发，从强烈的爱与恨出发，笔下倾注着血与泪。林语堂没有在大家族中生活的直接体验，唐 先生说他的《京华烟云》“人物是不真实的，不是来自生活，而是林先生个人的概念的演绎，因此没有一个人物有血有肉，能够在故事里真正站起来”，24 虽然未免责之过严，却也不无道理。林语堂“两脚踏东西文化”，创作《京华烟云》时又远离抗战中的祖国，其创作因而既易观念化（从文化分析出发），又易情感化（因民族自尊心而美化故国文化）。与他不同，巴金的《家》创作于30年代初，虽然此时“五四”高潮期已过去十来年，但大哥的死使他对大家庭的罪恶有切肤之痛。“五四”后的思想界普遍从社会制度方面寻求济世良方，巴金受时代思潮影响，把矛头直指封建制度。为了强化封建制度的吃人特征，他特地虚构了鸣凤、梅和瑞珏三个女性之死。而如果在林语堂笔下，觉新与瑞珏的“先婚后爱”，恰恰是说明包办婚姻未必导致悲剧的一个例证。
林语堂在《吾国与吾民》中也曾揭示国民的劣根性以及家庭之外社会上男女不平等的事实。那么，他为什么在《京华烟云》中更多从正面肯定封建的家庭伦理呢？这是因为他遵循的是理想主义的创作原则。他曾公开宣称，书中的姚木兰是他理想的女性。因而，围绕主人公姚木兰的家庭关系也就往往体现为理想的家庭关系。这种理想的家庭关系，使人联想到王元化先生所谓孔子的未能得以实现的精神理想，即“传统伦理中的抽象理想最高之境”，25 而非现实中的家庭伦理关系。林语堂的《吾国与吾民》在论述家庭关系时，肯定“严格判别尊卑”的儒家学说：“儒家学者觉得这种分别对于社会的和谐上是必要的，他们的这种见解也许很相近于真理。”26 林语堂肯定的其实就是孔子的“原教旨”。
《京华烟云》的作者以西方文化为参照描述中国封建家庭生活，使这部小说具有了前所未有的开阔视野。但理论视野的开阔不等于生活接触面的广阔。直接生活体验的缺乏与以宣传为宗旨的创作方法，使该作品显出抽象化之弊。他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评价，虽有纠“五四”以来全盘否定传统与西方汉学家有意无意歪曲中国文化之偏之功，却又有不合事实实质，过分美化现实，炫丑以为美之嫌。这与他本人在国内时养尊处优、在创作时又远离祖国密切相关。《家》的作者有切身的封建家庭生活体验，在对封建制度实质认识的深度与对其批判的力度方面超过了《红楼梦》，更超过了《京华烟云》；但作者目光焦点只集中于制度层面，又使作品没能向更深处开掘。《红楼梦》的作者不可能了解西方文化，也不懂何为自由、民主、平等，但非凡的艺术感受力、思想洞察力与艺术表现天赋，使得他在小说中涉及了封建家族生活以及更广泛的社会人生的许多实质性问题，客观揭示了某些人生真谛。在思想内涵的丰富复杂深刻与艺术表现的精湛高超完美方面，不论《家》还是《京华烟云》，都还未能达到古典小说中这一顶峰的高度。

2001， 4，18。

注释：

①《巴金答法国〈世界报〉记者问》，《巴金论创作》第684页，上海文艺出版社1983年版。
②《我读〈红楼梦〉》第3页，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③《〈探索集〉后记》，《巴金论创作》第156页。
④见解放军报社编《红楼梦研究资料》，《解放军报通讯》1975年（增刊）。
⑤《红楼梦人物论》第231页，三联书店1983年版。
⑥《红楼梦》第七十七回。
⑦《红楼梦》第七十九回。
⑧⑨鲁迅《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鲁迅全集》第9卷第338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⑩《家》第十章。
11《家》第十八章。
12 15《林语堂批评文集》第252页、253页，珠海出版社1998年版。
13 译文均据作家出版社《林语堂文集》，1996年版。
14 16 林如斯《关于〈京华烟云〉》，《林语堂文集》第一卷第4页、第6页，作家出版社1996年版。
17 《林语堂文集》第十卷第480页。
18 《林语堂文集》第二卷第490页。
19 《林语堂文集》第十卷第303页。
20 本文所谓“创作方法”是指作家进行文学创作时总的指导思想、艺术追求和基本方式，包括创作目的、创作对象与创作原则三个方面。
21 《林语堂文集》第一卷。
22 《巴金的世界》第63页，东方出版社1996年版。
23 《吾国与吾民》第123页，岳麓书社2000年版。
24 《林语堂论》，《文艺报》1988年1月16日。
25 王元化《杜亚泉与东西文化问题论战》，见许纪霖编《二十世纪中国思想史论》上卷第293页，东方出版中心2000年版。
26 《吾国与吾民》第117页。

hattie

爱看这样对比分析的文章。特别是小说类的

樱花雪

路过

rachel

新近拍的《京华烟云》电视剧,改编得太可笑.似乎要让木兰变成长今第二.她的潇洒劲全没了.

bluecan

读《京华烟云》以前，没看过有关介绍文章。但一读小说就知道作者是仿照《红楼梦》写的。因为作者小说原文是英文在国外出版的，不过是写给外国人看的。后来才又被人翻译成中文在国内出版。

hattie

还是红楼梦好看，每每读来都有不同的感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