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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吃饭与活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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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5-11-15 13:02:54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吃饭与活着——仅以此文就教于李泽厚先生(米继军)

“吃饭”与“活着”,原本并非一个价值层面上的问题。在中外古典哲学史上,“活着”以及“如何活”,无疑乃是其中的一个曾纠缠和困扰过无数位先哲们的核心问题;而“吃饭”,在他们那里,似乎却并不构成为什么问题。当有人问亚里士多德,他到底与“他者”(the other)之间有什么分别之时,亚氏曾如此不假思索地回答说:“人家活着是为了吃饭,而我吃饭则是为了活着。”也许在今天人们的记忆中曾有过严峻的“吃饭”恐慌吧,于是乎“吃饭”的问题从此便登堂入室,并且被堂而皇之地提升为当下的一门 “哲学”——“吃饭的哲学”(李泽厚先生语)。但其中的问题却是,哲学、真正意义上的哲学,难道真的与吃饭很有关系吗?换言之,在哲学与吃饭之间,又哪一个更重要呢?

今天看来,这一将哲学下降到“吃饭的哲学”之作法,无疑是需要审理和辩护的;而且毋庸讳言,这种审理和辩护,务必将在人们吃过了几顿饱饭之后。这正有如古人之所谓“救死而恐不赡,奚暇治礼义哉”?的确,如果连“吃饭”这一关乎人类生存的最基本的问题尚且都搞不定的话,那么哪里还有心思去搞什么哲学呢?然而其中的问题依然是,难道这一切真的应了龚自珍之所谓“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只为稻粱谋”一句话了吗?抑或是正应了古人之所谓“秀才文选半饥驱,著书只为稻粱谋”了呢?问题恐怕没有这么简单。
不管怎么说,没有任何理由可以将“吃饭”与“哲学”联系在一起,而且“哲学”本身似乎也并不特别关怀什么所谓“吃饭”的问题——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哲学”的走火入魔(gone mad),也不意味着它只可以活在天上,因而便可以不食人间烟火。众所周知,哲人苏格拉底不是已将哲学从天上拉回到人间了吗?诚然,“吃饭”的问题的确是颇重要的,但在古今中外先哲们的眼里,它似乎又并不那么重要;或至少说,它并不是最重要的。换句话说,从古典哲学的历史上看,并不是所有的哲人都将哲学与吃饭联系在一起,而且就吃饭问题而言,它似乎根本就没有进入到先哲们的视阈;在他们看来,它根本就是一个不是问题的问题——或至少说,它不是一个哲学的问题。

哲人斯宾诺莎是凭靠着祖传磨眼镜片的技艺维生的,但终其一生,却并没有不辍劳作地一直磨下去,而是磨磨停停,停停磨磨,只要能够吃得上饭、付得起女主人的房租,索性他就不磨了。他似乎并不特别在意“吃饭”的问题。对他来说,思想无疑乃是生命中最重要的事情;而他生活中更多不磨的时间,都在用于不停地思索。此外,谁又能说他的生命之作《形而上学批判》是一部有关于“吃饭的哲学”呢?其实他的整个生活节奏,似乎正应了孔子那句话,“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其中哲学与思想就相当于“志于道”,乃是其生活和生命中的最高境界,而磨眼镜片以及吃饭等,则不过只是“游于艺”,不过只是玩玩而已;或至少说,他并没有把它太当一回事儿。

与“游于艺”的斯氏比,生活中的苏格拉底,更像是一个不务正业的游手好闲者。没办法,谁让他曾做石匠的父亲留给他那么多遗产呢?惟其如此,他才可以衣食无忧,才可以在雅典的广场之上,游走于民众之间并与他们展开不停的对话。他自然也并不关心什么“吃饭”的问题;否则,他完全可以承继祖先的基业并努力使之做强做大,发扬光大。而他的哲学,也绝不是什么“吃饭的哲学”;否则,希腊哲学史上便不会有著名的“苏格拉底问题”——“苏格拉底之死”了。

“苏格拉底之死”是哲人的问题——而且正是这样一个问题,却让柏拉图思索了整整一生,甚至于竟没有离开过他所创立的“柏拉图学园”半步。按照当代美国著名政治哲学家列奥•施特劳斯(Leo Strauss)的意见,这一“死的光荣”之事件,为其所昭示的,乃是“生的伟大”:哲人如何在城邦/政治(politics)的前提和背景之下,更好地“活着”。也许苏氏临终前说过的这样一句话,最能支撑施氏的这一基本意见,“我去死,而你们去活,到底谁会更好,只有天知道。”如此看来,施氏的确真正地找到了“柏拉图的苏格拉底”之思想真谛。

与苏氏相比,亚里士多德同样是幸运的。出身宫廷御医的乃父,同样为他置下了丰厚的家产。因此他也同样不必为“吃饭”问题而发愁,同样可以与柏拉图等等一道,专心致志地思索“苏格拉底问题”。同时比苏氏更幸运的是,在生死关头,苏氏毅然绝然地选择了“死”,而亚氏则“既明且哲”地选择了“活”:当他听说有人要以当年“苏格拉底的罪名”对他进行控告时,他选择流亡了他乡而不是像苏氏一样留在原地,从容赴死。并且对此,他还作了这样的一番解释:“我不想让雅典这个伟大的城邦,对一位哲学家再犯下同样的错误。”这个“同样的错误”,指的就是“苏格拉底之死”。

不管怎么说,“死”总不是一件什么好事的;与此同时,离开原地、远走他乡,也无法让人恭维。康德曾经作如是说,“人的最大痛苦就是被迫离开原地”。也许在对“苏格拉底问题”的理解上,在“活着”尤其是“如何活”的根本选择中,在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这两个学术上“死对头”之间,前者的确比后者要技高一筹,高明得多。然而,这也并不意味着哲人柏拉图的一生便是一帆风顺的——只是他十分幸运地最终逃脱过了“叙拉古”一劫而已;否则,谁又能保证他不会成为希腊哲学史上的第二个“苏格拉底”呢?

众所周知,中国的哲学开端于春秋末年的老子和孔子。而“活着”以及“如何活”(而不是“吃着”以及“如何吃”),同样是老子、孔子等中国先哲们之所共同关心的核心问题——尽管孔子本人曾说过“食不厌精,脍不厌细”,但仅凭这一句话并不能证明他就是一个享乐主义者,一个十足的饕餮之徒。他不仅不关心自己的吃饭问题,而且似乎也并不特别关心其他人的吃饭问题。正如其所谓“不在其位,不谋其政”。他大概是知道,此方面问题乃是“肉食者谋之”的问题,完全已超出了哲学的边界;大概是知道自己“不在其位”而只是研究一点儿哲学而已。同时,纵观整个先秦儒学乃至中国传统文化,究其实,无不在于“正名”二字,在于所谓“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在于固守本位、不失本心以及在于所谓“中庸”或者“中和”——因为只有“致中和”,才能达致“天地位焉,万物育焉”这样一种自然而然、自己如尔的状态;换言之,整个中国传统文化的根本宗旨与核心胥在于:教化人们按照自己初始的样子或本来的面目活着——或者为了穿衣,或者为了吃饭等等……当然,也可以为了哲学。这完全可以五花八门、千奇百怪,林林总总、不一而足。并不一定都是为了什么吃饭,也不一定都为了哲学,就像自然界和人世间的所有一切、万事万物一样,是其所是、为所欲为,大家彼此之间,相安无事;否则,便是不自然的。但其中却又有这样一个基本前提,即:“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或者说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总的来说,这无疑乃是古往今来人类的一种比较好的生存选择和生活方式。

然而,毋庸讳言,“生”即意味着必然要“死”——尽管人并不是为了死而活着。哲学可以说是一门有关于“生”的学问,因此它总是在告诫人们如何生存或怎样活着;但列奥•施特劳斯却认为,哲学是一门有关于“死亡”的学问,而“政治哲学”才是一门有关于“活着”以及“如何活”的科学。并且他还认为,“政治是哲学的核心”,“政治哲学是第一哲学”,“政治哲学是哲学的异乎寻常的核心”——而它之所以是“第一哲学”,是“哲学的异乎寻常的核心”,在本文看来,就在于它是一门有关于“活着”以及“如何活”的学问。其实,这一点,即使在孔子那里,同样可以找到有力的证据。子曰:“未知生,焉知死。”不错的。既然政治哲学是“第一哲学”,是“哲学的异乎寻常的核心”,是一门有关于“活着”以及“如何活”的学问,那么,若首先不明乎于此,则又如何可以知道“哲学”怎样的一门有关于“死亡”的学问呢?这大概就是孔子一句话的根本意指之所在。

被迫离开原地、远走他乡,的确是痛苦的;但在生死面前,流亡也许比单纯的死,更为可取。“树挪死,人挪活”。尽管流亡很不幸,但它毕竟是一种“活”。既如此,我们大概可以理解,为什么老子好端端地放着“周守藏室之史”、国家图书馆的馆长不干,而要义无反顾地西出函谷关并从此而走上了一条不归路?也可以理解,为什么孔子偏要背井离乡、在外先后奔波长达十三年之久?“活着”总是最重要的——无论是“苏格拉底之死”还是亚里士多德以及老子、孔子等的流亡,究其实,则无不关乎“活着”这两个字。死生之事,可无慎乎?然后才是“如何活”——这是哲人的事儿。

但“活着”与“吃饭”却是两回事,二者之间也不存在着什么十分必然的联系。正有如亚氏所言“吃饭是为了活着”,但“活着”却并不必然等同于“吃饭”;当然,所谓“吃饭的哲学”,也不必然即简单地等同于“活着的哲学”——二者间的区别,是根本的。要知道,对“吃饭”的问题,先哲们似乎并不如我们一样感兴趣。子曰:“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论语•雍也》)而《孟子》中也说,“一箪食,一瓢饮。人不堪其忧,颜子不改其乐,孔子贤之”(《孟子•离娄下》)——众所周知,颜回乃是孔子最得意的门生。而颜回在孔门众多弟子中之所以得意,大概并不在于他的英年早逝,当然也不在于一个死了的人就一定是什么都好的大好人,而是在于他清新寡欲,并没有将吃饭与哲学等量齐观,甚至他还为此而感到十分快乐。惟其如此,他才能够搞好哲学,才能够成为孔子门下最得意的学生。也就是说,为吃饭而搞哲学并将哲学作为自己吃饭的本领/职业的人,他的哲学大概是搞不好的——而其结果不是欺人,就是自欺。既不能说服别人也不能说服自己,既不能感动别人也不能感动自己。试问:有谁不会吃饭呢?还用得着什么“吃饭的哲学”吗?然而尽管人们虽都在活着,但却未必每个人都知道“活着”的道理——这正有如《易传》中之所谓“一阴一阳之谓道”,“百姓日用而不知”。

总之,哲学是一种生存方式、一种沉思的生活,哲人们从中会感受到极大的快乐;同时哲学也是一件“奢侈品”,它要求先吃饱饭、先“活着”,然后再慢慢地来消受它。诚然,“吃饭”的问题当然也很重要,而且没有人不知道“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饿得慌”这一简单而朴素的道理,但它却并不是最重要的问题,至少说还构不成什么“哲学”;或者说,它不是哲人们的问题——或至少说,并不是为他们所最关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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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5-11-18 12:30:08 | 显示全部楼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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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喜欢这篇.这个作者不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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