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中国的学术界到底有多腐败？（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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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早在六、七十年前，毛泽东就在《论持久战》中明确指出：“武器是战争的重要的因素，但不是决定的因素，决定的因素是人不是物。”而在学术界，“人的因素第一”更应该是妇孺皆知的道理：决定学术水平高低的最主要因素是人而不是钱。设想一下，一个没有创新本领的人，难道能够因为拥有了巨额金钱就突然间获得了创新的能力？这当然是不可能的。相反，具有创新能力的人，按照定义，都是那些能够用最少的钱办最多的事的人。诺贝尔化学奖获得者艾伦·麦克迪尔米德就针对中国的学术界说，“科学研究在于人，人是第一位的。”他还说，“据我所知，中国有相当多的资金”。(王勇：科学研究在于人--艾伦·麦克迪尔·米德访谈录)。那么，中国学术界人士为什么不到自身去找学术水平低下的原因呢？
　　
　　事实是，无论是学术腐败也好，还是学术水平低下也好，它们所反映出的实质都是学术界人士的素质问题：没有搞学术的毅力，没有搞学术的能力，没有基本的道德修养，最后任凭自己的私欲恶性膨胀，於是发展成学术腐败。

(一) 一个学者应该具备什么素质？

1 素质的概念
　　
　　就象“科学”这个概念并不存在于中国的传统文化之中一样，“素质”这个概念的来源也不是很清楚。根据《辞源》，素质一词的来源有三，一是指白色质地；一是指宝刀名；另一个是“犹本质”：“正静不争，动作不贰，素质不留，与地同极。”(《管子━势》)。显然，管子的“素质”概念并不是指人。根据《辞海》的定义，“素质”是“人或生物在某些方面的本来特点和原有基础。”在《汉英词典》中，“素质”被翻译成“quality”。在《中国大百科全书》中，“素质”的相应英文是“constitution”。还有人把中文的素质与英文的“competency”和“literacy”相对应。而美国传教士明恩溥(Arthur H. Smith)于1894年出版的著作《Chinese Characteristics》则被翻译为《中国人的素质》，因此中文的“素质”似乎还等於英文的“characteristics”。还有就是，在中国的大学，所谓“素质教育”又被称为“通识教育”，也就是美国的“普通教育”(General Education)，於是“素质”又变成了“general”。其实，上述英文词汇的意思相差甚远。无论如何，从中可以看出，西方文化中并没有完全与“素质”等同的概念。这是一个成色十足的中国土货。
　　
　　尽管“素质”概念是个土货，但它的内涵却一点儿也不土。它的实际含义有两层：首先，它是生理学和心理学概念，即所谓的“遗传素质”；其次，它是教育学概念，是指一个人，或一个群体“在后天通过环境影响和教育训练所获得的稳定的、长期发挥作用的基本品质结构，包括人的思想、知识、身体、心理品质等”。(柳斌：关于素质教育问题的思考。转引自：陈永杰：素质与知识)。说得明白一点，“素质”就是指一个人的道德水准，知识结构，文化修养，以及各种不同的能力。目前中国社会流行的“素质”概念，基本上是教育学意义上的。
　　
　　一般来说，在一个正常的社会环境中，如果教育系统臻于完善，一个人或一个群体素质的高低主要受其所受教育程度的影响。而学者，由於所受的教育最多，因此应该是社会中素质最高的一个群体。但是，由於某种原因，目前的中国有个非常奇怪的社会现象，那就是学者群体的素质不仅不是社会各个阶层中最高的，相反，他们的一些素质参数要远远低于全社会的平均水平。而在很多情况下，在这个群体中，越是地位高的人，其相对素质就越差。
　　
　　2 学者的定义
　　
　　那么，学者是什么样的人呢？在《辞海》上，“学者”的定义有两条：①求学的人，做学问的人；②学术上有一定造诣的人。德国哲学家费希特认为，学者的个人使命就是追求真理，他的社会使命则包括教育同代人和后代，以及提高整个社会的道德水准。因此，学者应当成为他的时代道德最好的人，他应当代表他的时代可能达到的道德发展的最高水平。(何怀宏：重温学者志业)。美国哲学家、诗人爱默生（Ralph W. Emerson）在1837年所作的著名讲演《美国学者》（The American Scholar）中指出，社会上的各个行业实际是一个“全人”(One Man)的不同功能，而学者就是“思想之人” (Man Thinking)。Man Thinking 不同于Thinker，后者是一个被动的、靠吸允他人的思想活着的人，而Man Thinking 要形成自己的思想。“学者的职能就是通过展示事物的本质来激发人类的兴趣，提高人类的水准，指导人类的活动。”也就是说，学者的功能就是追求真理，揭示真理，领导人类走向未知的前方。
　　
　　所以，学者是一群追求真理的人，他们是人类、是社会的头脑。但实际上，追求真理只是学者的功能，或者说是职责。什么样的人才能够追求真理呢？换句话说，学者应该具备什么样的素质呢？我们不妨到历史中去寻找答案。
　　
　　3 孔子的学识
　　
　　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学者非孔子莫属。孔子说自己“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可以说孔子从小就立志于学业，追求真理(道)，一生不渝。“朝闻道，夕死可矣”，是孔子追求真理的最好写照。孔子一生“学而不厌”。虽然他是当时中原各国学识最为渊博的人，但他并没有丝毫的傲气，强调“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他“不耻下问”，肯向小孩请教，公开讲“三人行，必有我师焉”。即使是对自己的专业(儒，也就是礼仪方面的学问)问题，他遇到不懂的事情也敢公开请教，别人嘲笑他说，你不是知礼吗，怎么还什么都问呢？他则说，不懂就问，此正是礼也。
　　
　　当然，光有学问是不够的。儒家讲究修、齐、治、平，因此修身立德就是一个人成为学者，也就是孔子所说的君子，的重要一步。孔子说，“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孔子还说，“君子道者三，我无能焉；仁者不忧，知者不惑，勇者不惧。”这些思想后来被孟子发展成“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信条。强调道德为本，强调人格的高洁，可以说是中国学者的最显著特色：一个学者要“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孟子语)。
　　
　　好学修德的目的是完善自身，而完善自身的目的则是要为社会服务。这是孔子精神的一大升华。“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是一个学者的成长过程；“修已以敬”、“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是一个学者从自身做起，然后为他人服务，为社会服务的人生历程；“君子谋道不谋食”，“君子忧道不忧贫”，“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生以成仁”，是一个学者的处世原则。
　　
　　孔子的学问是具体的，世俗的，他所关心的多是现实社会中的问题，他讲授给学生的也多是实用知识。他不谈“神鬼力怪”，也不擅长抽象思辩，终其一生，除了留下了一部语录体的《论语》之外，他的最大学术成就应该说是他整理了中国的古代典籍，编订《诗》《书》《易》《礼》《乐》《春秋》，由此形成了中国的经典文化体系的核心。司马迁说他“孔子布衣，传十余世，学者宗之。自天子王侯，中国言六艺者折中于夫子，可谓至圣矣！”(《史记━孔子世家》)。
　　
　　从学术的角度来看，孔子的成功之处不在於创新，而在於整旧：整旧一新。他之所以能够如此，最主要的素质是他的学识。从《诗》三百篇中，他能够总结出“思无邪”这个要旨。一部言简文约的《春秋》，却“微言大义”，成为定名分、制法度的规矩。有人说，一名学者需要有三方面的素质：才、学、识。才是先天的秉赋，学是后天的积累，而要有“识”，却极为不易：它是“才”和“学”的最为优化的组合。
　　
　　4 屈原的胆识
　　
　　如果说孔子是中国第一位“集大成”型学者的话，那么屈原就是中国第一位创新型学者。以他的作品为主要代表的《楚辞》，打破了《诗经》以来的四言格局，使用长短句式，为后世的五言、七言诗的形成打下了基础。屈原的代表作品《离骚》不仅是中国第一首长篇巨制，而且是第一首浪漫抒情长诗，第一首政治长诗，第一首理想长诗，并且建立了一个新的文体━“赋”。他的《九章》，开咏物诗、山水诗之先河。中国的诗歌艺术之所以能够成为中华文化中最璀璨、最辉煌、最伟大的篇章，屈原的功绩当属第一。除此之外，屈原在《天问》中总共发出了一百七十多个疑问，问题所指，上至苍天，下至大地，远及隧古，近及当代，日月星辰，花草鸟兽，先贤往圣，风土人情，无所不包，无所不思，无所不疑，无所不问，可以说是中国学者的《独立宣言》。
　　
　　屈原为什么能够有这么大的“学术成就”呢？这首先要归功于他对真善美的强烈热爱和不懈追求。在《离骚》中，他用香草美人先贤往圣象征美好的理想，对它们的追求，他有“路曼曼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虽九死其犹未悔”的决心。 司马迁在评论屈原的《离骚》时说它“明道德之广崇，治乱之条贯，靡不必见。其文约，其辞微，其志洁，其行廉。其称文小而其指极大，举类迩而见义远。其志洁，故其称物芳；其行廉，故死而不容自疏。濯淖污泥之中，蝉蜕于浊秽，以浮游尘埃之外，不获世之滋垢，然泥而不滓者也。推此志也，虽与日月争光可也。”(《史记━屈原列传》)。
　　
　　屈原的第二个素质就是他的独立性。也就是这个独立性，使他敢于质天问地，敢于面鬼对神，敢於出生入死。他怀石自沉，并不是要为楚王殉葬，也不是为了生计无着，他是在为自己的理想、自己的人格而献身。“民生各有所乐兮，余独好修以为常。”他生前曾请太卜占卦：
　　
　　吾宁悃悃款款朴以忠乎？将送往劳来斯无穷乎？
　　宁诛锄草茅以力耕乎？将游大人以成名乎？
　　宁正言不讳以危身乎？将从俗富贵以婾生乎？
　　宁超然高举，以保真乎？将哫訾慓斯，喔咿嚅儿，以事妇人乎？
　　宁廉洁正直以自清乎？将突梯滑稽，如脂如韦，以絜楹乎？
　　宁昂昂若千里之驹乎？将泛泛若水中之凫，与波上下，偷以全吾躯乎？
　　宁与骐骥亢轭乎？将随驽马之迹乎？
　　宁与黄鹄比翼乎？将与鸡鹜争食乎？
　　
　　显然，屈原并不需要谁的指点，他的心中早就做出了自己的选择。
　　
　　屈原的第三个品质就是有强烈的政治抱负和对祖国、对人民的热爱和责任感。在《离骚》中，他“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在《哀郢》中，他的第一句话就是质问苍天：“皇天之不纯命兮，何百姓之震愆？”在诗的结尾，他发出了这样的哀鸣：“曼余目以流观兮，冀一反之何时，鸟飞反故乡兮，狐死必首丘，信非吾罪而弃逐兮，何日夜而忘之！”至死不忘家乡，其情自可感天撼地。
　　
　　可以说，屈原的上述三个品质，造就了他的特殊“文人气质”：对所爱，他炽热如火；对所恶，他视如仇雠。而这个气质的延伸就是屈原的非凡之胆：除了自己坚信的真理，他什么都敢於去怀疑。如果说成就孔子的素质是“学识”的话，那么成就屈原的素质就是他的“胆识”。也可以这么说：胆识是一个具有创造性的学者所不可或缺的素质。
　　
　　5 蔡元培的人格
　　
　　近代中国最重要的学者有两个人，一是蔡元培，一是胡适。蔡元培生于1868年，比孔子晚两千四百多年，比屈原晚两千二百多年，但他却是中国第一位具有西方特色的学者。为什么这么说呢？
　　
　　与中国的学者相比，西方学者最大的特点就是自己的独立性：学术本身就是事业，就是职业，它不需要依附于政府或某种其它社会势力，它有自身的存在价值，它也能够独立地存在下去。由於从事的是独立的事业，所以西方学者是一个独立的社会阶层。而中国的学术经过春秋战国时期的短暂独立之后，两千年来几乎完全消失。即使是春秋战国时期，中国的学术也带有强烈的实用主义色彩，不论是政治学派如孔子的“仁政”，孟子的“王道”，墨子的“兼爱”，韩非子的“法术”，还是哲学学派如老庄，他们都以社会现实作为探讨的对象，而学者如果想要实现自己的理想，就必须依靠社会的力量。这就基本上决定了学术的独立性问题：实用学术必须“有用”才能够被接受，而被谁接受呢？不是学术界自己，而是现实社会。学术不能独立，学者当然也就难以独立。前面说屈原具有独立性，那是指他的个人而言，并且也以悲剧告终。实用学术的另一个问题就是难以进入高深的、抽象的、形而上的境界。没有抽象的学问做基础，任何学术都是肤浅的。
　　
　　虽然很难说蔡元培先生是最早意识到中西文化这个巨大差异的中国人，但他却是最早致力于消灭这一差异的中国人，并且可以说是唯一在这方面取得了成就的人。他使与“太学”无异的北京大学变成了“研究高深学问”的现代化大学，他要求大学生“以研究学术为天职，尤当以养成学问家之人格”。这些，可以说是深得西方文化之精髓。而要达到这个目的，他又强调教育独立，学术独立，讲究学术自由，兼容并包，更是抓住了办学的关键。蔡元培先生后来创建中央研究院，基本因循这一套原则，为中国正统学术的建立打下了深深的基础。人称蔡元培先生是“中国现代教育之父”，他当之无愧。
　　
　　蔡先生的成就有目共睹，功在千秋，当然不需要我来为他歌功颂德。我要探讨的问题是，作为学者，他怎么能够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就呢？他有什么特殊的本领吗？有人把蔡先生的特殊本领总结为“正大的宗旨，博大的思想，伟大的人格”三条(袁瑜：教育呼唤蔡元培)，我深以为然。
　　
　　第一，蔡先生有坚定的信念。他坚信救国之道在於教育，而教育之道在於独立，指出“国家富强，恃乎人才，人才陶铸，端赖教育”，“自人文进化，国家之贫富强弱，与其国民素质之高低、学问之深浅成比例”。这些观点，在今天看来，也不过时。
　　
　　第二，蔡先生学贯中西。他是前清的进士，后来到德国和法国留学多年。这些经历，加上他不懈的思考和若谷的胸怀，最后形成了自己的办学思想。他的学生傅斯年说：“蔡元培先生实在代表两种伟大文化，一曰，中国传统圣贤之修养；一曰，西欧自由博爱之理想。此两种文化，具其一难，兼备尤不可觏。先生殁后，此两种文化，在中国之气象已亡矣！”
　　
　　第三，蔡先生有崇高的人格。蔡元培先生非常注重道德修养。他性情温和，雍容高雅，温良恭俭让五德齐备。他说，“若无德，则虽体魄，智力发达，适助其为恶，无益也。”早在辛亥革命之后，他就参与组织了“进德会”，要求会员不嫖不赌不当官。在给北大学生的第一次讲演中，他就告诫学生要“立志、立德、立言”。他在北大建立了“进德会”，自己也身体力行，堪称表率。对下，他谦恭有礼；对上，他自尊自重。他有权，但用权皆出自公心；他有势，但从来都是以理服人；他有才，但从不侍才傲物；他有高薪，但却生活俭朴。身居高位的蔡先生能够脱帽向门役行礼，能够为北大的校工办夜校，能够在天安门前喊出“劳工神圣”的口号，都说明蔡先生的胸膛里装着一颗圣人般的心。有这样的人格做保障，蔡元培先生才能够在短短的几年时间里，令行禁止，完成改造北大这一今人永远也完成不了的伟业。“学界泰斗，人世楷模”，是一贯瞧不起知识分子的毛泽东对蔡元培的评价。
　　
　　所以说，一名学者如果想要把“知”变成“行”，必须要用自己的“德”来作为保证，否则就会流于形式。换句话说，如果只靠信念和思想就能够办好一所大学的话，今天的北大理应比蔡先生时代的北大更好，因为时间已经过去了八十多年，而蔡先生的信念已经成了国人的共识，蔡先生的思想在学术界也被喊得震天价响。但实际上，今天的北大不仅没有长进，反而可以说是倒退回到了“太学”时期的北大。为什么呢？主要原因之一就是今天北大的领袖们没有蔡先生的人格魅力。蔡元培改革北大的最早举措，除了聘请新锐之外，就是拿恶势力开刀：解雇了率领学生逛妓院的教师；辞退了后台强硬但不学无术的英国教师；废除了学校教务会议讲英语的“常规”。把这些与北大今天专拣软豆腐下刀子的“癸未改革”比一比，高下优劣不就立刻水落石出了吗？
　　
　　6 胡适的见识
　　
　　在近代中国的学术界，胡适的名气比蔡元培要高、要响。谁不知道以首次主张用白话文代替文言文的胡适？谁不知道“胡博士”在26岁就成为北京大学的教授？谁不知道他的《中国哲学史大纲》？谁没有听说过他提出的“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治学名言？可是仔细一想，人们也许会发出疑问：盛名之下，难道就这些？
　　
　　是的。胡适的学术贡献大致如此。他自己就说，“设若不是蔡先生，我胡某人还真不知道在哪家三流小报做编辑！”在他的那篇被誉为“文学革命第一枪”的《文学改良刍议》中，他只是怯生生地提出了“文学改良”的“八事”：“一曰，须言之有物。二曰，不摹仿古人。三曰，须讲求文法。四曰，不作无病之呻吟。五曰，务去烂调套语。六曰，不用典。七曰，不讲对仗。八曰，不避俗字俗语。”也就是说，他只是提出在形式上“改良”文学，而“不敢提起‘文学革命’的旗子”。倒是在《文学改良刍议》发表一个月之后，陈独秀在《文学革命论》中提出了“三大主义”，才把文学革命的性质和内容做出了明确的阐述。
　　
　　胡适的学术领域包括文学、历史、哲学，据他自己说，哲学是他的职业，历史是他的训练，文学是他的娱乐。确实，奠定了胡适在中国学术界的地位的，是出版于1919年的半部《中国哲学史大纲》。这本书是胡适根据自己在哥伦比亚大学的博士论文扩充而成的，而那部学位论文却没有能够使胡适在1917年得到哥伦比亚大学的博士学位。其实，这并不奇怪。这部著作基本上没有什么深刻的见解和重大发现，其长处在於“证明的方法；扼要的手段；平等的眼光；系统的研究”。(蔡元培为这部书写的序言)。不仅如此。胡适一生著述总量超过两千万字，但却一直没有把这部著作的下半部续完，结果使它成了一部真正的“掐头去尾”的中国哲学史。
　　
　　胡适的另一个学术特色就是非常注重做学问的方法，据说光这方面的著述就达百万字之谱。这其中，最著名的就是那十字箴言：“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但这并非他的首创，而是他在美国读书时从《大英百科全书》中偶然发现的。
　　
　　尽管如此，胡适还可以被认为是上个世纪中国最有影响的学者，也是最成功的学者。国民党元老戴季陶曾经送给胡适一副对联：“天下文章，莫大胡适；一时贤士，皆出其门。”胡适的弟子唐德刚先生说：“胡适之先生是现代中国最了不起的大学者和思想家。他对我们这一代，乃至对今后若干代的影响，是无法估计的。”(唐德刚：写在书前的译后感)。李敖则说：胡适之是我们思想界的伟大领袖，他对我们国家现代化的贡献是石破天惊的、不可磨灭的。(李敖：播种者胡适)。著名大陆学者李慎之先生甚至宣称：“二十世纪是鲁迅的世纪，二十一世纪是胡适的世纪”。(见李普：悼李慎之━我们大家的公民教师)。确实，胡适是“近代中国惟一没有枪杆子作后盾而思想言论能风靡一时，在意识形态上能颠倒众生的思想家”。(唐德刚语)。
　　
　　那么，排除外界的、偶然的原因，成就胡适作为学者的内在因素有哪些呢？最主要的，当然是他的见识。胡适的一个条幅就是，“做学问要在不疑处有疑；待人要在有疑处不疑。” 什么是“不疑处有疑”呢？那就是能见他人所不能见，有自己的见识。当年，陈独秀发动新文化运动虽然也曾轰轰烈烈，但面对“旧文化”的铁壁铜墙，未免感到有些无处下手。而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则为新文化运动找到了突破口，开辟了新战场，并且使它成为主战场。在那篇文章中，胡适明确指出，“以今世历史进化的眼光观点，则白话文学之为中国文学之正案，又为将来文学必用之利器，可断言也。”其见识，真的是非同一般。
　　
　　胡适知道中国历史资料庞杂，真伪难辨，於是独辟险径，在《中国哲学史大纲》中撇开没有真实史料的上古时代，单刀直入，从春秋时代开始讲起，结果成为一家之言。尽管这本书的长处在西方世界根本就不值一提，但在当时的中国，颇有使人耳目一新的作用。他的学生顾颉刚说：“这一改把我们一班人充满着三皇五帝的脑筋骤然作一个重大的打击，骇得一堂中舌挢而不能下。……胡先生讲得的确不差，他有眼光，有胆量，有断制，确是一个有能力的历史家。”
　　
　　即使看似简单的“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也能够显示出胡适不同寻常的眼光。如果从根上深究，中国的学术和西方的学术有一个极大的差别，那就是，在中国，学者重师传而不是重实证，重感性而轻理性，重形象思维而轻逻辑推理。研究方法的不系统、不科学是阻碍中国学术发展的根本上原因之一。胡适一眼看到中国学术的病根，因此提出了这个口号，使它“成为本世纪中国最响亮的学术口号”(陈平原语)。
　　
　　所以说，尽管胡适的成名有其偶然性，但假如胡某人没有自己的本事的话，蔡先生虽然能够让他当北大的教授，也绝没有能力把他扶为中国思想界的领袖。
　　
　　总之，一名杰出的学者除了应该具备广博的知识之外，更重要的是要有“识”：学识、见识、胆识。没有这些素质的学者，实际就是一堆书虫。而要把自己的崇高理念亲自付诸实践，他还要具备高尚的人格。
　　
　　7 科学家的素质
　　
　　在二十世纪以前，中国几乎没有现代科学。即使是在整个二十世纪，对中国学术界发生重大影响的人物也大都是些人文学者。科学之于中国，是在它显示出能够产生巨大的物质财富(及提高国防实力)之后才受到充分重视的。中国至今没有产生影响如蔡元培、胡适那样的科学家。
　　
　　科学的基础就是理性思维，而人类进行理性思维的动机就是要寻找问题的答案。这些问题，很大一部分就是对自然现象的困惑。很显然，在科学处於萌芽状态的古希腊，对自然现象的探讨并不一定能够带来象今天那样的物质财富。这也是科学研究的另一个属性：没有功利性，它是人类处於“自由”状态的纯粹的精神活动。
　　
　　所以，一个科学家的基本素质就是要具有好奇心，这是他追求问题答案的原动力。第二，他要具备进行理性思维的能力，这是他能够达到彼岸的唯一途径。第三，他要摆脱物质利益的束缚，因为物质因素的考虑能够破坏一个人的好奇心，并且使一个人拒绝理性。第四，科学是人类学术活动的一个组成部分，因此一名科学家也必须具备一名学者所应该具备的人文素质：道德修养，文化知识，独立人格，以及自知，自尊，自律，自省，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