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here are we going?
Do we know this society of china? I try but not for sure!2006年，我写的一篇关于“民族主义与中国民主化进程”的文章被朋友在网上通过电子邮件的渠道传播，引起一些讨论。其中一位台湾教授的批评比较尖锐也比较详尽。我当时写信做了回应。
现在我的文章已经在一篇英文学术期刊发表，本博客前几天发表了内容提要和纲目。这里也顺便将我回答那位教授先生的一封信附上。因为原文不是公开发表而只是作为信件传播的（群发的形式），转贴在这里时特意隐去了相关姓名，用字母代替。文中黑体字是对我的批评，后面是我的回应。转贴时为了让读者看得懂，我对回应部分做了一些加工。FL先生： 对S先生的评论，有诸多不解之处。近来有事在身，只能简单谈谈对S先生评论的看法。 S先生说：“他除了試圖從文本中推斷文章作者的人格，似乎反而間接昭示了他自己的人格特質。” 首先，对于学者来说，其著述的文字，表达的思想，无疑会反映其部分人格特征。既如此，我们完全可以通过文本来分析其人格特征。甚至抽掉思想内容的书法本身，也会部分地反映人格特征，如蒋介石和毛泽东的书法。所谓“文如其人”。我这里涉及到的只是民主人格和权威主义人格两种，那么，像KXG给政府打百分（那是政府因为撒谎而造成Sars恐慌的2003年），力主党和党的领导人的专制; PW对民主的极度厌恶; JQ倡导王道政治;这属于民主人格还是权威主义人格的特征呢？是臣民还是公民的人格特征呢？还有些民族主义者的著述不顾事实，不讲逻辑，充斥着情绪发泄，好勇斗狠，战争叫嚣，这是否部分地反映出作者的人格特征呢？ 其次，我主要是在综述民族主义者的民主观时涉及到几位学者，他们是民族主义的理论代表。当我分析民族主义者的权威主义人格特征时，主要不是针对这几个代表性的学者，而是针对这一个广大的社会群体。我谈到“作为一个社会运动”的民族主义，谈到极端民族主义的主体是部分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谈到数千万大学生和更多的网民等。 我的分析的缺陷是没有使用现代科学的调查统计方法来采集数据，如果S先生从这个角度批评我，我是接受的。但我的分析是以我的观察为基础的，也以我收集的文字材料为基础。我的每一个判断，都可以拿出许多证据。比如说他们对历史的偏见，他们的好战态度，他们对内部政治问题的软弱性格等。这些，对民族主义有过观察的人都是非常熟悉的。当然，它不是一篇严谨的政治科学论文，它只是我对当代中国政治现象的一个观察，一点认识。 就在我写这篇文章前，我在美国一次次见识这些民族主义者的表现，我顺便把其中一次的见闻发给你。谈到西方所谓“遏制中国”时，一个学者愤愤地说：中国不用跟他们扯别的，就是多造原子弹就是了。在另一个场合，一个美国学者对中国问题的较为平实的评论，遭到一群中国学生无理的围攻，那场面让人想起文革的批斗会。就在前几天，我在国内还领教了一次，一个参加面试的学生慷慨激昂地对我们评委教师发表演说，主要是讲中华民族是最优秀的，中国要统治世界，准备与美国开战，必须灭了日本等等。在国内，这样的愤青正在一茬茬地被制造出来。对此，S先生恐怕不会有我的感受与担忧。 S先生说，“他對民族主義作家的觀察起點，主要在於各種民族主義主張對民主會產生什麼效果，也就是把民主當成預設的方向。----但是，他是以某種並未明言的民主價值為歷史終點，來衡量民族主義是否會限制中國邁向終點。這個具有規範性質的民主價值具體內涵是什麼？從何處而來？若不交代，等於是暗處放槍。被放槍的人，只能辯論這槍是否打中自己，而不能辯論槍從哪裡放的。 我这文章的主题是民族主义与民主化的关系，并不意味着民主化是终极预设。只是这两个政治现象之间的客观联系。当然，我是积极推动中国民主化的，但是，如果一个对民主保持中立的或反民主的人也可以谈这个题目，民族主义者也可以谈这个题目，也就是说，不把民主作为中国政治发展目标的学者也可以分析这两者的关系。实际上，许多民族主义者会说，丛日云说得对，如果我们主导中国政治走向，就是不要民主。另一些民族主义者会说，我们要的就是那样的民主，只不过丛日云用一个贬义词（“暴民政治”）来形容它。我想，民族主义者们读了我的文章，可能很反感，但不会认为我“暗处放枪”，他们知道我说的民主指什么，从哪儿来。從歷史進程看，中國的民族主義發生在前，對民主理論的吸收與學習在後，如果我們沒有先規定中國歷史的終點為民主的話， 这种历史叙述恐怕是有问题的。按我对历史的了解，两者是同时发生的。19世纪80—90年代的改良派那里，西方民主理论已经引进到中国，19世纪末的维新派，已经在吸收民主理论。开议会、行立宪的主张不是受到西方民主的影响吗？甲午战争刺激了中国民族主义的苏醒，也激发了政治改革的要求。那个时代，民族主义者是同时要求民主的。而此一波民族主义兴起是在90年代中后期，西方民主理论在80年代改革开放之初就开始引进中国。甚至70年代末就发生过“民主墙”那样的事件。对于当代中国而言，我们正在民主化进程中，而激进的民族主主义已经兴起。 我关心的是，在这两个相伴而行的现象或进程中，激进民族主义兴起会对民主化进程产生什么影响。 日雲教授文章的一個啟發點在於，可以將他對民族主義如何影響民主的研究倒轉，研究民主理論或制度的引進如何影響民族主義的發展。 这恐怕是台湾学者的问题，不是大陆学者的问题。台湾是先有了民主，然后借助于民主化，民族主义以台独的形式兴起。所以要研究民主怎样使民族主义的发展具备了特殊的表现形式；大陆还没有民主，但已经有了非常有影响的民族主义。研究民主对民族主义的影响，那是以后的事。按民族主义者的思路，中国就不会有民主。民族主义如果主导了中国政治发展，中国不会有民主，最多有暴民政治。那样，S先生要我们研究的课题就不存在了。我们先建立起民主，或在民主制度指日可待时，再来关注民主对民族主义会有何影响的问题吧。這時，什麼是民主，才是課題，這點不同時討論，如何判斷各種民族主義主張與情感如何影響了民主呢？我讲的不是民族主义对民主的影响，而是对“民主化进程”的影响。中国正在民主化的进程中，民族主义会对它产生何种影响，包括在民族主义影响下，中国会建立什么样的“民主”。 中國語境中所熟悉的民主方式就有好幾種。有廣納批判但集中決策的集中制民主；有眾人共同生活，共同參與，沒有特權的公社民主；有水能載舟亦能覆舟的革命民主；有三權分立的制衡民主；有議會獨大的監督民主；有選舉競爭為主要核心的選舉民主；有君君臣臣的德行民主。他們之間竟然有共通性，也就是新左派與自由派之間，東方與西方之間，分享某種理想，那就是反對領導人專斷獨行。 对于什么是民主，我文中开头讲了一句话，“本文所讲的民主是当代主流民主传统所理解的自由民主”，我这文章里讲的民主就是这种民主。难道每篇涉及民主的文章，都要从基本概念定义说起吗？都要从古希腊语中民主是什么意思说起吗？那样，我不仅要论证民主，还要论证民族主义，因为民族主义也是歧义重重。 使我惊讶的是，S教授竟然列出那么多的“民主”。只看他这一段话，就知道民主的混乱不仅在大陆有，在台湾也毫不逊色。看了这段话，我多少原谅大陆一些学者对民主问题的乖谬。就此而言，我们的确应该多讨论一下什么是民主。如果世界上真的存在那么多的民主，我们是要先澄清什么是民主，再谈民族主义与民主化的关系。但在我这里，我想，在大陆政治学界多数同行们这里，尽管对民主有不同理解，但不会有太大差距。有人在推动基层民主，有人在致力于改进选举制度和人大制度发展民主，有人在提倡党内民主，有人在关注公民社会的发育，你去看看他们在向哪个方向推动？将村民自治逐级向上推广，在党内选举中引进更多的竞争，在使人大有更多的权力和行使更有效的监督，推动公民社会发育成熟，在这些问题上，大陆的政治学者没有多大分歧。从这种努力中，可以发现他们理解的民主是什么，他们所理解的中国民主的发展方向是什么。我想请问S先生，大陆与台湾，南韩与北韩，美国与古巴，哪个是民主呢？国际上有人搞民主同盟，会有哪些国家参加呢？中国政府会搞一个民主同盟吗？拉上北朝鲜、古巴作为创始国？按S先生的说法，全世界各国都是民主，只是属于不同的民主。如果是那样，民主这个概念还有什么存在价值呢？ 顺便说一句，S先生说，新左派与自由派分享某种共同的理想，就是反对领导人独断专行。这话说得有点儿离谱。许多新左派都欣赏或推崇领导人独断专行。 不過因為方法迥異，導致權力分配方式迥異，他們彼此視若仇讎，認為對方是反民主的。 如果S先生相信我引用的材料是真实的，他就会知道，所谓彼此都“认为对方是反民主的”判断并不准确，因为民族主义者中有一些人是公开拒绝民主的，包括任何形式的民主。民主在他们那里并不是一个正面价值。有的人甚至听到民主这个词就反胃的。所以他们不会指责自由派“反民主”，而是指责自由派对民主的“迷信”，或骂他们是“民主愤青”。根據日雲教授的方法，可以研究這些不同的民主主張，會導致民族主義往哪個方向發展。如果把“不同的民主主张”换成“对民主的不同态度”，那正是我的文章要谈的。因为民族主义者有些人主张一种特殊形式的民主，如民粹主义的民主，有的断然拒绝民主。根据这个，我认为民族主义的兴起，对中国的民主化进程是有害的。不仅他们反对民主的思想，还有他们一些人所主张的那种“民主”，对中国民主化进程都是有害的。在中国大陆，今天真正需要关心的秦晖先生所说的“真问题”，并非对民主的不同主张支配了民族主义的发展方向，而是民族主义的发展会使民主化走向何方？是使民主化搁浅还是产生暴民政治式的“民主”？這樣，就擺脫了日雲教授因為暗藏了某種民主終點或民主參照點，變得最後必須針對民族主義作家的人格來發言。但是，顛倒他的研究議程並不影響他繼續關注他心中並未明言的民主，只是讓他能夠與不同的民主主張認真對話，在知識論上將民族主義與民主理論都當成對象。這樣反而有助於他檢查民族主義對民主的影響。他必須取得諸多民主理論的同意，提出衡量民主程度的共同標準。其中一個值得他考慮的標準，是在什麼樣的民主制度之下，民族主義的發展，不會形成少數被壓迫的結局。 這個研究議程，既尊重民族主義作家的歷史文化脈絡，又警惕民主理論家自己的歷史文化脈絡，才能達到對話與提升的效果。 閣下過去從被動性來分析中國的民族主義，頗有啟發性，加上對台灣形勢的嫻熟掌握，是否可以恭請吾兄繼續為文，深入探討不同民主制度如何影響民族主義的進程？ “就擺脫了日雲教授因為暗藏了某種民主終點或民主參照點，變得最後必須針對民族主義作家的人格來發言。”对极端民族主义者政治人格的分析，是我最得意的部分。如果我有精力，还会继续深入研究下去。我为何要摆脱它呢？政治人格的分析是政治学研究中一个重要内容，可惜在中国这方面的研究还很差。 “他必須取得諸多民主理論的同意，提出衡量民主程度的共同標準。”如果这里讲的“诸多民主理论”是指刚才石教授所列举的，那么，我实在无法获得它们中的多数的同意。并且我觉得也没有必要获得它们的同意。 “其中一個值得他考慮的標準，是在什麼樣的民主制度之下，民族主義的發展，不會形成少數被壓迫的結局。”这个问题非常简单，在民粹主义民主、以民主形式出现的暴民政治下，少数就会被压迫。只有宪政民主、自由主义民主才会保护少数。这也是我对民族主义思潮表示担忧的原因之一。 “是否可以恭請吾兄繼續為文，深入探討不同民主制度如何影響民族主義的進程？”我不理解，为什么S先生认为，探讨民主制度对民族主义的影响才是合适的话题，而我探讨民族主义对民主的影响却不是合适的话题。如果我是将民主作为暗含的终极目标，那S先生岂不是将民族主义作为终极目标了？ FL先生，对S先生的评论，有一些我还不能懂，这里谈的看法，可能也有对他误读之处。读了S先生的评论，我更担心，我对民族主义者的政治人格特征的分析，会被一些持民族主义立场的学者认为是对他们的人身攻击。而你把文章都发给了他们，我不希望由此引起不快。我理解你推动不同观点间对话的动机，但民族主义问题在很大程度上不是能够理性探讨的问题。所以我对这种对话并不乐观，所以也没有多大兴趣。我只是把自己的想法表达出来而已。 祝你愉快！ 丛日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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