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君同行——北川6小时
断开，中间一道三四十米长的缺口，阻住了我的道路；同时也阻住了从这里通往茂县的公路。 隧道右上方的山上出现了一群人。是军人。他们在原先显然没有路的地方往上爬。走近了看，似乎还真被他们走出了一条路。哦，不对，原来是一块巨石滚落压出的路，“路”两旁的灌木都伏倒了。
现在才知道，刚才那群难民，就是从这条路上下来的。一个带队的军官告诉我，山的那边有灾民，由于道路被山崩形成的堰塞湖阻断，只好翻山越岭、从原先完全没有路的山上走下来。他们这群军人就是上山接应难民的。而我要看大坝和上面的堰塞湖，也必须走这条路到山顶。
从这里，我已经可以清晰地看到这座山滑坡后的情景了。四五百米高、底座有七八百米宽的滑坡缺口，使得这座山变得出奇的险峻。那些难民们正是从这个巨大缺口的上方山脊上走过来，经历了华山一条路的考验。
“叔叔，我没痛 ”
来自成都的三个年轻电视记者扛着摄像机，企图走上山脊拍摄这条逃生路。但这对他们来说显然是一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在我的帮助下，他们走到了第一段山坡的中段，看到上面山脊上倒塌建筑物的碎块滚落，最终还是放弃了努力。
我走上了山坡，路变得平坦一些了。脚下踩着的，是横卧的断垣残壁——原先这上面还有不少建筑。山脊上，陆陆续续有一些军人在往上走，他们一部分任务是要到上面最危险的路段去保护难民通过，更重要的，是要从这里翻山越岭六七个小时，到山那边的漩坪镇去帮助一座学校的600多名中小学生逃生。
在山脊上一个临时休养所，我碰上了一大群难民，其中包括两个仅六七岁的小女孩。几个大人轮流背着孩子走路，早已疲惫不堪，见到一张铺有毯子的椅子，纷纷趴倒上去。
“上面太危险了，多亏有解放军帮忙，我们才能安全地走过来。”来自漩坪镇敏溪村的难民曾福全说，他们整个漩坪镇在灾难发生后完全跟外面失去联系，甚至到现在也不很清楚北川县城的具体情况。“直到前天（13日）晚上，我们村一个平时爱听收音机的老人，突然收到了一点点信号，才知道总理已经到了北川。昨天下午，我们第一批难民经过十几个小时，才从这条路走出来。”
下面这段路依然危险。尽管我也一整天没怎么吃东西，但体力保存得显然还是要好过这些不吃不喝翻山越岭六个多小时的难民。下面巨石滚出的那段路，必须腾出手来抓住灌木才能下山，一只手抱孩子走下山殊不容易。
放弃继续采访。二话不说，我抱起一个小孩就走。另一个孩子，则由一个解放军负责照料——事实上，这些官兵经过连续奋战，也早已经疲惫不堪。
“快，谢谢叔叔！”孩子的妈妈说。
这是我进入北川后三个多小时以来第一次听到“谢”字——此前我已经多次帮人忙，也看到了别人的相互帮忙。在这里，“感谢”两字似乎纯粹是多余的。
孩子没有吭声，双手用力抱住了我的脖颈。
山脊上的断垣残壁随时可能断裂、翻倒。尽管心里很清楚这一点，但还是不可避免地出了问题。在踩上一块裂开的预制板、往一堵横着的混凝土墙攀爬时，我脚下突然踩空：预制板整个断了。我的身体急剧倾倒，抱着小孩的左手，连同孩子一块重重地砸在混凝土墙上。
“叔叔，我没痛！”我自己和背后紧跟着的孩子母亲都没来得及出声，孩子抢着说。她的双手依然紧紧抱住我的脖子。
——这是这个小女孩与我相伴整个过程、近三个小时中所说的唯一一句话。但我知道，她说的是谎话。她的腿脚一定摔得很痛，很痛。
夜出北川
再次不理智。为抢时间，我带着这群难民冒死走过了这座危桥。解放军已经不再帮忙，我轮番抱、背两个小孩过桥、走路。终于有了一段比较平坦的道路。精疲力竭的我把小孩放了下来，牵着那个我抱下山的小女孩的手，让她自己走；同时，也让其他大人保留体力，让另一个小孩自己走。这时是19点50分，天已经比较黑了。
“坚持，到了县城那一头，你们就有水喝、可以吃到东西了！”我成了他们的指挥官。大家都跟着我，走得很快。我必须抢在天完全黑之前，带领他们走过那个死亡谷。
20点5分，我们走过了广场，前方就是死亡谷。
“孩子，闭上眼睛，不要睁开，叔叔抱你走这段路。”另一个孩子，也按照我的要求，被周围的大人轮番背着走。
情况还好。天还不算太黑，偶然间，还有一些救援人员的矿灯或者手电筒能帮我们把眼前的路照亮。我一只手抱小孩，一只手使劲摁住口罩——但这也只是聊胜于无。小孩的一只手抱着我的脖子，另一只手本能地按住了自己的口鼻，把脸伏在我戴的安全帽上。
我进入县城之前借来的这副口罩已经被汗水浸透，没有多余的口罩给他们。整个队伍人人按住口鼻，以最快的速度通过了这将近一公里长的死亡谷。我很欣慰，我抱着的这个孩子的脸一直没有离开我的安全帽。
“我实在是走不动了！”孩子的妈妈形近崩溃。走出死亡谷之后，在最后不到一个小时的、最后冲刺的山路和土路上，她除了不停问我名字之外，反复念叨的就是这一句话。但不行，这一段距离是山体崩塌带，有危险——这时的我已经恢复了理性。
21点20分，我终于将这群难民送到了接待处。看着他们拿到水喝，我如释重负。
遗憾：我忘了捐钱
23点整，我搭上了几个志愿者的车，赶回成都。
在车上，志愿者告诉我说，今天晚上七点到七点半，还有两人被救出，两个人都还保持完全的清醒状态，其中一个45岁的中年男人，在救援人员挖开废墟后，还是自己从里面走出来的。
让我自己都感到诧异的是，听到这样的消息，我居然丝毫没有为他们感到庆幸的喜悦，反而突然感到一阵悲凉——莫名其妙地为他们感到悲凉。
凌晨1点半，抵达新都。终于要吃今天——不，准确地说该是昨天——的第一顿饭了。在几个人争着要付饭钱的时候，我突然想起来，我忘了给难民捐款。又是一种奇怪的情绪：我当时居然并没有特别强烈的自责感。当我在写作这篇文章时，我感到很遗憾：我应该给那天自己遇到的每一个难民捐钱——他们太需要我们这些幸运的人们的帮助了。
哦，差点忘了，我背出的这个小女孩，名字叫做李桂红，她的父亲叫李顺军，在汶川打矿石，震后音讯全无。她妈妈说，她希望丈夫平安，也希望丈夫早点知道，自己和女儿，还有不愿离开家园而没有随同逃出的公公婆婆，都还平安地活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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